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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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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总集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1篇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2篇

高处的是学问家引经据典的著作。等按数字顺序把各条注解都参考钻研一遍,品诗的兴致也淡了一半。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

低处的是“唐宋诗词三百首”一类,家家都有,从小即读,摇头晃脑,滚瓜烂熟。但时间一长,几乎能忘个干净。

当然,这也是一种借口,掩饰和诗歌的无缘。

安意如算是诗词歌赋的知音,那些古诗词在她笔下有了字字珠玑的容颜。三本书,这个小女子几乎横跨整个诗歌史迹,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清代独步一方的纳兰容若。她所拥有的洞穿能力是惊人的。

当然,写出这些旖旎文字之前,是非得耗费大大的工夫埋头钻研那些高低学问的。但在她这样的“小小”年纪,苦功之外,必有独特性情才能出挑。

《人生若只如初见》里有一段隐约提到:翁美玲1984年自杀,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作遗言。感慨美人清嘉的同时,安意如顺便说出那年自己还没出生。算下来,今年她也不过二十出头。而她所背靠的成长年代,正和古典文学渐行渐远。所以,她也算是个异数,和那些古灵魂有那么点通灵的意思。

凭一颗诗心,喂养了一双慧眼,能看到发生在那些古诗词背后的故事,这才是安意如的本事。

这颗诗心,安意如自己已经做了注解:因为懂得可以循借着文字,慢慢找到内心需索的光亮,很多事情就可以从容不迫地理解。

安意如放下了钻研的态度,松弛地平伏在诗词的海面上,任它荡漾,心向往之,而游弋之。

因为先有内心的定数和索求,她才没有沉迷字词本身,而总能保持静观的姿态,在用情倾吐之外客观地评判。比如她评价纳兰容若情思虽美,却是作茧自缚之人。可见她的冷冽平静。

平静的人,懂得平易所以动人的道理。平易动人,恰恰是安意如解读古诗词的最大法宝。那些只言片语的短句注解往往只告知一段形态干枯的历史,仿若纸人。安意如对他们吹口气,纸人就有了魂,成为温润的影像,动起来。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3篇

    在《大学语文》的教材中包含着美术、音乐、历史、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在教学正,教师在同一个年级的使用的是同样的教材,可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学习爱好,不同的修养的教学对象。在大学中,理工科学生有理工科的认知和喜好,文科学生有文科学生的知识兴趣,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那就需要从事汉语言教学的教师要讲究教学有侧重点。美术专业的学生追求的是“诗情画意”,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们就必须给他们搭建一条“诗”与“画”的桥梁。比如在学习诗经《采薇》后,利用借鉴“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纷满天飞”,无论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以及后来的唐代社会生活文学《唐诗》,到宋代的《宋词》,还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的《元曲》,这些令人称道的作品,既是古人吟唱的歌,同时也是值得现代人学习的精美诗篇。孟浩然的《幼学故事琼琳》中,记载着诗人“踏雪寻梅”足迹和身影:“岭南梅开最早,将花入酒杯,饮之甚香,遇有骑驴者,寄此梅花于人,百花来开而此花独占先开”。这首诗曾经被着名的曲作家刘雪庵谱曲,一度成为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例如:歌手毛宁所唱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大家都会曲调优美,歌词如诗,实际上,这首歌的歌词却是来自于《枫桥夜泊》的诗作中。从古诗《枫桥夜泊》到现代流行歌曲《涛声依旧》,这种演变不能不说体现着词曲作家极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音乐功力。中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是丰富社会内含的教育史。其中的优秀人物就是文化中的杰出因素,从孔子到墨子、从司马迁到张衡,中国历史上那些闪动着思想光辉的人物,可以说不计其数。笔者在讲《先秦诸子语录》时,自然会把孔子做为讲授的重点,虽然这位伟大教育家距离当代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其教育家的魅力依然闪光。教师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形式,让大学生针对孔子的教学思想,结合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让大学生提出我国现阶段存在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从结果看,大部分学生只是模糊地提出一些普通的问题,对那些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涉及的很少,着也足以说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程度不够,对社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样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程度,提高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这种激情的变幻设问,对学生们来说充满了极大的挑战。

    2、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以文学作品的丰富文化内涵,让大学生学会分析和思考文学的精神内质,以此来充实了他们的思想空白,让他们的文化素养有一个较好的提升。在讲完《管晏列传》课文之后,不能仅仅解决了重点和难点,同时要让学生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相友最深”,被世人誉为交友思想达到了最高境界,一直成为历代名传佳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通过思考,学生们会懂得去在与人交往时,面对不同的认识和思想观点,去转换自己的思维,懂得去换位思考,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去相互理解,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在相互理解的理解中建立了深厚友谊,正象管仲回忆时说的:鲍叔牙曾经与我一道做生意,在赚钱之后我常常会多难一些,可是鲍叔牙却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的家庭很贫穷;我曾经为鲍叔牙出主意,想办法,结果把事情办得更加糟糕,就是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鲍叔牙却不认为我更愚蠢,包括我做官,在战场上失败,对于这些屡屡的失败,鲍叔牙总是会看出我的问题,并且能够给我以巨大的鼓舞,假如鲍叔牙对管仲的不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会建立友谊,通过学习,同学们准确地认识到事物本质及其内含。通过学习,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在人际交往看到别人的有点,同时要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只有做到了相互理解才能获得真正的知己。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者;文学家;寂寞;决裂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38-02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革命家,爱国志士。《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是他研究古典文学的起点,而《庄子》则是闻一多先生用其心浇灌的学术之花。闻一多先生最喜欢《庄子》,以至于“倾倒、醉心、发狂”的地步。但是,人的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闻一多先生对《庄子》的态度,由开始的醉心、痴心到最后的决裂。文章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论述闻一多先生对庄子的贡献以及其中存在的偏颇处。

一、对《庄子》的诠释

闻一多先生对《庄子》付出很多,《庄子内篇校释》、《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庄子义疏》都是他的特殊贡献,是他用尽心血的成果。这些文章不仅为我们疏通《庄子》文意,校正辞义,而且为我们了解庄子提供了依据。

闻一多先生认为,《庄子》的语言独具特色,分为人言与物言。记言与记事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两种重要文体,它们在发展上有先后之分,先记言后记事,是从以记言作鉴戒为主开始的,记事后来虽然发展成为独立的史传体,而鉴戒成分终居主导地位。《庄子》主要说理,鉴戒成分寓于文章之中,语言却独具特色。它的语言包括假托黄老之言和记物的寓言,分人言与物言两种。其中人言又分为虚实两类,虚比如赋中的子虚与无是公等,实比如历史存在的人物黄帝孔子老子等人物的语言。如庄子鄙视儒家,称其为假儒,于是便借儒家之口,还世人以真面目(张周生:2007):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频,儒以金锥控其颔,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庄子以儒家之口痛斥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行为却卑鄙龌龊。黄帝老子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他们说的话为真言,而子虚、乌有先生是历史上虚构的人物,为虚言也。再如《庄子》中徐无鬼运斤成风、修与惚相遇于混沌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这些都是庄子虚构的人物。物言的情况则比比皆是,庄子自己曾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整部《庄子》内篇就是一部寓言的传说,如葫芦小大之辨,到底是有用为大用,还是无用为大用?于是庄子借一个葫芦的口,辩述了无用之为大用的道理。

《庄子》中的神人、真人、至人等都是指神仙,庄子只是把他们加以理性化了。《逍遥游》中写到列子御风而行、写邈姑仙子之不食五谷卓约若处子。其他如《大宗师》《应帝王》《在囿》《天地》《秋水》《徐无鬼》等篇,都有关于神仙的理想描写。

“仙”,古字作“仟”,《说文释千》,升高也,是说人升高为迁。而写为“仙”,乃是由西方观念传入后而造作的新字。以字义说,神仙一词的概念是这样:神是指本来就有的,仙则是由人修炼而成,修炼成功的人,就如同神明一样,故称为神仙。神仙的另一种别称叫“真人”,这是古人以为活人仅是人的一种手段,肉体死后才算达到永久不死的目的,故名字曰“真人”,以对待肉体的假人。因此古人认为凡能够死的人皆可以成仙。所以说按仙,有飞升的意思。以闻一多先生的理解,“真人”,则是能飞的“仙人”。

二、闻一多对庄子的认识

闻一多先生认为,庄子的处世哲学:不追根寻底,当顺应天地循环。人,生死有限,不必苦苦追寻为什么,自然之理,不必探究,生死是人生的必然循环过程,不必悲哀。人人皆惧死,而庄子却视死生为自然。当面对死亡等人生大问题时,庄子把它看作一个始卒若环的持续过程,“死生为一条”、“死生存亡一体”,因而对儒家的种种死生之饰都淡然视之。在《大宗师》里,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子桑户逝世,孔子听到死讯,叫子贡去处理丧事时,子贡看见死者的两位莫逆之交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刘建国,顾宝田:1993)

好朋友死了,生者应当“相和而歌”!在庄子看来,死亡在本质上所代表的意义在于“返真”――回归到宇宙之际。生死是气的凝结以致于消散的一个过程,世间存在的万象乃是“假于异物,托于同体”,整个宇宙是一个气化流行于不同侧面所显现的总集合。死生并不可怕,我们应以之为乐,以旷达之心对之。

三、对庄子理解的偏颇

闻一多先生在讲庄子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果真庄子一生都是寂寞的?那么惠施将置身何地?我以为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

从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困,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系腰履而过魏王。” 这些可以看出庄子确实有一些贫困,但是要说庄子寂寞,绝不赞同,我们知道,庄子有个辩友,惠施。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寂寞,是因为没有对手。然而,惠施,不仅是他的对手,更是庄子的朋友。最后在《庄子・徐无鬼》篇中,惠施死后,庄子送葬,对惠子的逝世无比痛惜(张周生:2007):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

可见,庄子不曾一直寂寞,因他有可质之人,他寂寞,是自惠子死后。相交满天下,知己一何求,有惠施这么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庄子怎会寂寞。闻一多先生说庄子不止寂寞,还寂寞了一生是有失偏颇的。

另外,庄子著《庄子》,有内七篇是庄子亲笔,还有26篇,是庄子以及其门人所著,一个有如此嘉言,有如此多弟子的南华真人,会如此寂寞么?

四、闻一多与庄子的决裂

在后期的《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对长期以来占据人们头脑的儒、道、墨三家做了批判。他说:“至于骗子表示道家,起初我颇怀疑那微号的适当性,但终于还是用了它。无为而无不为也就等于说,无所不取,无所不夺。而看去又像是一无所取,一无所夺。这不是骗子么?”他斥骂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他说“讲起穷凶极恶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为何曾经一度迷恋,却成就了如此激进的闻一多先生?

这与当时的社会关系有关,闻一多先生旨在批评当时如骗子偷儿一样的特务,他的矛头,并不是庄子,就算说道家,也从未有提到庄子的不是,也只是指责怀有道家避世思想的人。所以说后期同庄子的决裂,是同道家避世思想的决裂,并不是同庄子的决裂。他虽然是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兼收老子、杨朱、庄子、宋趼等人的思想,后又与名、法合流,形成“黄老之学”。道家的后学也融合了儒家的思想。闻一多先生批评道家,固然也有庄子的份儿,但不等于全归咎于庄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杂文,从头到尾都没有单独提到庄子,说有庄子的份儿,是指“无为而无不为”本是庄子倡导的学说,避世本是庄子带头的处世观。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 中国书局,1961.

[2]王康.闻一多传[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3]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4.

古典文学总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茶语;茶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悠久灿烂。上起神话传说,下至清末小说,都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不论是《诗经》中的先民歌唱,还是盛唐的诗歌艺术,或者宋词的婉约豪放,抑或《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都昭示着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和绮丽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同时也是囊括中国文化的大宝库。茶,作为一种饮品,最早被饮用和种植是在中国。因此,中国有着漫长的茶历史,并最终形成了形式各异的茶文化。中国的茶饮品发展成茶文化,得益于中国文士的参与。“文士饮茶是一种雅趣,只有雅士才懂得饮茶。”[1]正因为中国雅士文人的创造,将回味甘醇的茶演绎成了内蕴丰富的茶文化。当然,在浩若星海的中国茶文化中,“茶语”作为独特的存在形式,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底蕴和内涵。“所谓‘茶语’指的是一种茶文化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茶文化信息传递的基本载体。”[2]由此可见,“茶语”作为语言表达形式,是一种文化意义,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而中国茶文化正是中国文人的文学创造,因此,中国的“茶语”更多的体现在中国文学中。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曾出现王旭峰“茶人三部曲”这样的茶文学巨著,但其“茶语”的内涵基本上还是延续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因此探寻“茶语”的意义和内涵,还是要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寻找。当然,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漫长悠久的发展历史,作品中的“茶语”也有着流变和融合。

1先秦时代的“茶语”

先秦时代是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年代,古代先民总是有着强大的歌唱热情,几乎世间之物皆可纳入到歌唱的行列。中国的《诗经》集中容纳了先秦时期的先民歌谣,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国诗歌的开端。当然,中国的茶元素也便进入了《诗经》的创作视野。《诗经•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3]但先秦时代的还未出现“茶”字,而是茶的通假字“荼”。尽管先秦时代的《诗经》已经将茶作为文学素材加入创作,但是先秦时期的“茶语”还十分简单。《诗经》中的“荼”还只是作为一种植物的代号呈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之中,没有更加广度和深度的内涵。也正是以《诗经》起点,中国文学才开始了真正的“茶语”形式。

2两晋时期中的“茶语”

中国茶文化到了两晋有了新的发展,无论体量和容量都有了开拓。两晋作为中国历史朝代可谓昙花一现,但两晋时期的茶文学却异常发达。两晋的茶诗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小说与散文也有了长足发展。正是两晋时期的茶文学繁荣,才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茶语”。两晋时期,茶诗出现了张载《登成都楼》,左思《娇女诗》。前者的诗将茶作为关照对象书写,暗示了西蜀繁荣的茶贸易。后者则记录了煮茶的全过程,并将茶作为文学对象书写。两晋时期的茶诗已经摆脱了《诗经》中单纯的植物名称,茶在诗人的创造中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两晋时期的“茶语”开始呈现出文人思考和诗人关怀,显示出了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当然两晋时期,除了茶诗,还存在小说和散文。干宝所著《搜神记》、陶渊明的《续搜神记》都涉及到了茶人采茶的情节,这样的文学手法一方面显示出两晋时期茶文化的流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茶已经作为文化载体,有了“茶语”,有了特殊的文化象征。两晋时期,杜育还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完整记录茶事的大赋《荈赋》。杜育将茶提到了文化高度,赋予了茶以极其明显的“茶语”,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唐朝时期的“茶语”

中国茶文化到了唐朝呈现出空前的发展。“茶圣”陆羽写成了《茶经》,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最全面的茶著作。因此,中国“茶语”到了唐朝呈现出集大成的形式。陆羽的《茶经》更像是专门论述茶文化的茶专著,也正是因为此,才体现出了专业性和体系性。当然,唐朝的文学也异常繁荣,唐诗几乎代表了唐朝繁荣灿烂的文化艺术。由于唐朝国力强盛,文化也兼容开放,因此,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茶诗占据着重要地位。单《全唐诗》来看,就是一百一十二首之多。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写过与茶相关的茶诗。也正是由于这些流芳百世的大诗人、大文豪对茶的书写和关照,使得唐朝的“茶语”呈现出更加多元、复合的精神意蕴。“诗仙”李白有一首《赠玉泉仙人掌茶》,赞扬了饮茶的益处,成为了茶诗精品。杜甫有《重过何氏五首》,以茶作为意象,抒发对生活的怀想。杜甫的茶诗清新脱俗,意味深长,成为其沉郁顿挫的诗风之下的一道明丽风景,代表了诗人的精神维度和艺术追求。除了李白、杜甫,唐朝写茶诗最多的是莫过于白居易。白居易有一首茶诗名为《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出现了许多与茶相关的术语与称谓。白居易茶诗中出现大量的茶用语,一方面说明诗人对茶文化的喜爱和熟稔,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茶语”已经有了基本共识和固定形态。唐朝的茶诗,有着浓烈的文学气息,但同时也显示出了特殊的茶语茶言。由此可知,“茶语”到了唐朝已经成为相当成熟的语言表达,这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有中国文人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4宋朝时期的“茶语”

如果说中国茶文化在唐朝得到空前发展,那么宋朝的茶文化便是顶峰。宋朝的茶文化已经融到了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成为他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朝很多人都写茶诗、茶词,但是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坡都是第一人。在坡的茶诗中,他记录平生遭际、艺术理想;他书写君臣关系、父子情深;他表达人生感悟、文学哲思,可以说中国的“茶语”到了坡时期,到了海纳百川,无所不及的地步。从体量和广度上说,以坡为代表的宋朝文人已经实现了超越和自我超越。同时,从作品中对茶的描写和表达上,也可以看出宋朝的独特与不凡。唐朝的茶诗更像是借茶来抒发个人情愫,茶诗到了宋朝,则更加细腻和深入。文学作品中不但注重对茶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开始细腻描写茶的形态和泡茶、煮茶的详实经过。这种经过艺术加工的茶活动,既不同于杜育《荈赋》单纯关照,也不同于陆羽《茶经》的单纯介绍,这是带有科普和诗意的结合,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黄庭坚的茶词《品令》便是具有典型茶描写的精品。黄庭坚以独特的艺术感官,将生活中的寻常之物捕捉进文学创作,将茶的精神向度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达到了妙不可言的审美体验。秦观的《满庭芳》也是茶词经典。词人在书写茶文化时,不但在乎内容的详实细致,更注重韵律的和谐和统一。因此,秦观的茶词《满庭芳》达到了韵律与情思的完美结合,堪称精品。宋朝的“茶语”,在众多诗人、词人的开拓下,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不但在精神向度上越来越深化,同时在描写上也注重细节和精准,使得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兼具了科学性和艺术性,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5明清时期的“茶语”

时至明清,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分支,并且呈现出了诗词所不具备的优势。小说作为长篇写作,可以将故事、诗词、戏剧融为一炉,成为中华文化汇聚融合的艺术载体。明清时期小说中的“茶语”,也开始变得多元而丰富。不但有唐朝时对茶的别称,如“雀舌”、“麦粒”等茶名的延续,同时也大量使用茶成语、茶谚语、茶歇后语等语言表达。明清小说中的“茶语”首先是特别注重将“茶联”、“茶诗”作为小说回目或开篇诗词使用,使小说形式新颖,内容独特。如明末清初小说《风月梦》便有回目“吃花酒猜拳行令打茶围寻事生风”,《情梦柝》也有与茶相关的回目。小说中直接使用茶词、茶诗作回目和开头,既能提高小说的文学性,又没有束之高阁,增加了市井气息和生活趣味。除了小说中使用“茶”作回目、开篇诗词,还有的小说则在故事中大谈饮茶之道。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便有诸多的对于茶的谈论。妙语在下雪天收取梅花之上的白雪,将其埋入地下,为招待贾母一行所用。曹雪芹将饮茶之道引入小说,不但看重的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向度,同时也在乎其亲民色彩。将饮茶之道作为故事情节处理,是一种寻求雅俗之间的平衡,而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茶语”便是中国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最好证明。除了回目和情节,明清小说中还将“茶语”演绎成了“茶俗”、“茶风”。明朝烟水散人的《桃花影》、清朝白云道人《赛花铃》的故事中都涉及到了饮茶习惯和喝茶之道,并且作为默认的大背景呈现。中国茶文化中的“茶语”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概略到详细的过程。中国茶文化殊的“茶语”表达,正是基于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壮大。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造就了中国丰富多彩的“茶语”表达,同时中国意蕴丰富的“茶语”艺术也成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意蕴和美学追求。从先秦时期只是作为植物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化之中,到两晋的建构和发展,再到唐宋的开拓和丰富,直至明清小说将历朝历代优秀的“茶语”形式融为一炉。中国的“茶语”艺术经历了漫长而波折的发展史,同时也见证着中国茶文化的荣辱兴衰。中国“茶语”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不断演变、发展,这是中国文学创作进步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陶宗仪.说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252.

[2]史小建.略谈我国茶语的文化修辞[J].福建茶叶,2016(6):385-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