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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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范文第1篇

第一：一般情况下，男人的是乳白色的，并且带有灰白色凝块。；射出体外的过了将近十几分钟后就会自行液化，变成半透明混浊的稀薄黏液。

第二：如果是黄色，那么就不正常了。其中一种原因可能是禁欲时间过长，如果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的话的颜色就会变成黄色。因为时间久了的质量在体内发生了改变，于是就是黄色的了。

第三：颜色不正常，也可能是因为得了前列腺炎或者是精囊炎，应该要及时治疗，否则可能会影响男性生育。

（来源：文章屋网 ）

长征精神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儿童;微小躯体异常; 脑室; 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认知功能;病例对照研究

中图分类号:R749.94,B8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9-0700-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14

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神经发育障碍在精神分裂症发病中起重要作用[1-2],脑室扩大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发育异常的证据之一[3-5]。微小躯体异常(minor physical anomalies,MPAs)是发生在皮肤的微小形态学异常,主要表现为颜面部、眼、耳、嘴、手和足等多部位形态结构的微小改变,主要发生在妊娠的前3个月或/和前6个月[6]。这些MPAs与神经系统同起源于外胚层,且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室扩大与MPAs有关[7],所以MPAs是潜在性早期神经发育异常的标记[8-9]。认知功能主要反应大脑额叶和颞叶功能,有研究发现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认知功能损害[10],并且White[11]报道儿童少年期起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成年期起病的患者有更显著的认知损害,但认知功能损害与神经发育异常之间的关系报道尚少。作者所在的课题组成员对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及与神经发育相关指标进行了系列研究,发现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的MPAs、脑室扩大及认知功能异常[12-14],还发现脑室扩大与MPAs之间有显著相关[15]。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与神经发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研究组:来自2005年2月至2006年10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少年精神科住院的患者,符合以下标准:①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16];②年龄≤16岁;③未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或系统治疗不超过4周、病程不超过12个月;④汉族;⑤排除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⑥排除癫痫、多发性硬化等神经系统疾病,无头外伤史;⑦排除精神发育迟滞及全面发育障碍。共有70例首发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研究样本,其中男36例,女34例;城市38例,农村32例;年龄10～16岁,平均(13.8±1.7)岁;病程1～12月,中位数4.0。

对照组Ⅰ(用于与研究组进行CT值比较):来自新乡市某小学、中学及技校的学生,汉族。排除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精神发育迟滞、全面发育障碍、学习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及抽动障碍,无头外伤史。共42名,男19名,女23名;年龄8～16岁,平均(14.1±1.7)岁。与研究组比较,性别(χ2=0.403)及年龄(t=0.90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Ⅱ(用于与研究组进行MPAs比较):来自新乡市某小学、中学及技校的学生,符合以下条件:①汉族;②通过父母进行家族史询间,二系三代均无精神病家族史,无自杀行为;③其余排除标准与对照组Ⅰ相同。共170名,男80名,女90名;年龄6～16岁,平均(13.65±1.6)岁。与研究组比较,性别(χ2=0.379)及年龄(t=0.43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获得所有对象或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1.2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病例对照研究。

1.2.1 认知功能评估

采用《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手册》(Chinese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C-WISC)[17]为测评工具。此量表包括11个分测验,其中5个言语测验(包括知识、类同、算术、词汇、领悟)和5个操作测验(填图、排列、木块、拼凑、编码),数字广度不计入分量表分和总分,用言语智商(VIQ)、操作智商(PIQ)和全量表智商(FIQ)表示。每项分测验得分及总分越低,则认知功能缺损越严重。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医院经8周的非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利培酮、奎硫平或奥氮平)治疗后,由专业的心理评估人员在安静的环境下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认知功能评估。

1.2.2 微小躯体异常评定

用Ismail[6]修改躯体异常量表(waldrop scale,WS)和Gourion[18]增加的新条目中选出3条(面部不对称、不对称手、不对称足)进行评定。共34条,分为6组,主要位于头部(7条):头颅畸形、头发异常卷曲、眉毛融合、前额隆起、小颌、鼻孔前倾、面部不称;眼(3条):眦距过宽、内眦赘皮、上睑下垂;耳(6条):畸形耳、耳廓不对称、耳座位置过低、耳赘、耳窦、耳廓曲软;口(5条):上嘴唇单薄、唇裂、腭弓高而窄、舌沟过深、粗大而扁平的舌斑;手(8条):第五指弯曲、通关掌、显著的锥形手指、手指发育不良、不对称手、过度弯曲的手指甲、手指甲过小、手指重叠;足(5条):第1与第2趾间大的裂口、趾发育不良、第3趾比第2趾长、双足不对称;WS分为0~3分制:0=不肯定,1=有一些,2=肯定存在,3=非常典型。

所有MPAs的评定均由2名参加过WS评定培训的儿童少年精神科医生完成。在评定前2名评定人员对20名当前的研究对象进行独立评定,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因“上嘴唇单薄、过度弯曲的手指甲、手指甲过小”3个条目一致性较差,Kappa值≤0.70,未被列入本次调查内容。其余MPAs条目Kappa值均≥0.74。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WS评定时,均由以上2位评定人员共同参与并评分。

1.2.3 脑CT测量

采用日本岛津50T-100N机常规平扫脑CT,以眶耳线为基线向头顶方向连续扫描,层厚与层距为10 mm。将病人与对照组CT片随意混合,然后由一名主治医师与放射科医师在盲式下测量。测量项目:两前角间的最大距离和最小距离、三脑室最宽横径、侧脑室脉络丛球间距离、两顶间距离、侧脑室体部最大外径、头颅最大内横径,所有对象均矢状层测量。将上述所有测量数据均按吴恩惠[19]脑室测量方法计算下列值:哈氏值、三脑室宽度、脑室指数、侧脑室体部指数、侧脑室体部宽度指数、前角指数。

1.2.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均由SSPS11.5统计分析。研究组与对照组之间脑室值和WS总分、MPAs明显组与不明显组患者之间C-WISC评分比较用t检验;C-WISC分与WS总分、脑室值之间的相关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所有方法均用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之间脑室值和WS评分比较

研究组哈氏值和三脑室宽度均高于对照组Ⅰ(P

研究者WS总分高于对照组Ⅱ[(3.77±1.29)vs(1.70±1.47), t=10.27,P

2.2 研究组C-WISC评分与脑室值的相关分析

研究组全量表智商范围为71~106分,平均(82.03±9.38)分;相关分析显示,哈氏值与领悟和木块呈负相关(r=-0.26, -0.28;P=0.034,0.020),侧脑室体部指数和侧脑室宽度指数与图形排列呈正相关(r=0.33, 0.32;P=0.005,0.008),其他各脑室值与C-WISC评分之间相关分析显示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2.3 研究组MPAs明显组与不明显组患者之间C-WISC评分比较

根据WS评分,将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MPAs明显组(WS总分≥4)和MPAs不明显组(WS总分≤3)。MPAs明显组患者男21例,女17例,平均年龄(13.7±2.0)岁,病程中位数4.28月;MPAs不明显组患者男15例,女17例,平均年龄(13.9±2.1)岁,病程中位数4.27月。两组患者年龄(t=0.407)、性别(χ2=0.489)、病程(Z=0.52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MPAs明显组患者算术、木块、操作总分及全量表分均低于MPAs不明显组患者(表2)。

2.4 研究组C-WISC评分与WS评分相关分析

研究组WS总分与填图、操作总分及全量表分呈负相关(r=-0.29,-0.24,-0.25;P=0.010,0.034,0.033),与其他各条目之间相关分析显示均无统计学意义(r=-0.06~0.12,均P>0.05)。

3 讨 论

为了避免长期的疾病过程损害、抗精神病药物和精神症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了未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或系统治疗不超过4周、病程不超过12个月的首发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在经过8周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症状基本缓解后进行认知功能评定。为了消除年龄对认知功能评定结果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量表转换手册:韦氏智力量表作为研究工具。结果显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哈氏值与领悟和木块呈负相关,侧脑室体部指数和侧脑室宽度指数与图形排列呈正相关。哈氏值、侧脑室体部指数和侧脑室宽度指数均能反应侧脑室的容积,侧脑室越大则哈氏值越大,而侧脑室体部指数和侧脑室宽度指数则越小。Osuji[20]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对照组有显著的脑室扩大,并且这种脑室扩大与注意和语义记忆障碍有关。Laywer[21]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显著的神经心理学测验错误和脑室扩大,并且脑室体积与视觉运动速度、词汇和执行功能有关。Toulopoulou[22]用MRI、智力、记忆和执行功能对56例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样精神病的患者进行了大脑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全量表智商和言语智商与整个大脑体积、右侧海马体积呈正相关,右侧海马体积与操作智商呈正相关,左侧海马体积与言语智商和全量表智商呈正相关,患者的延迟言语记忆与小脑体积呈正相关,与左侧海马体积呈负相关。这些结果提示患者的延迟言语记忆与左侧海马体积呈负相关。精神分裂症失去正常的大脑结构-功能的关系,可能反映了患者出现了继于早年神经发育异常之后的功能代偿。以上文献支持本研究结果,且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脑室扩大和认知缺损,并且认知缺损与脑室扩大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认知功能与MPAs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见公开的相关报道,本研究发现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WS总分与填图、操作总分及全量表分呈负相关,MPAs明显组患者算术、木块、操作总分及全量表分均显著低于MPAs不明显组患者。提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认识功能损害与胚胎期神经发育异常有关。因C-WISC也是一种智力测验工具,所以本研究结果同时也提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智力水平可能与胚胎期神经发育有关。

总之,本研究结果和文献报道均提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脑室扩大、MPAs和认知缺损,并且认知缺损与脑室扩大及MPAs有关,脑室扩大与MPAs均是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发育异常的表型特征。进一步提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与神经发育异常有关。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正常对照组也可能出现与研究组相似的C-WISC与脑室值相关性,而本研究未设对照组中二者的相关性分析。并且在脑室测量与智商指标的相关分析中存在多重比较问题,如果按照最严格的Bonferroni校正,最大的r值所对应的P值也将变得不显著,所以还需扩大样本,并设正常对照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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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范文第3篇

一、审计市场供给方主体

审计市场供给方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其参与市场竞争首先要受到当前我国独立审计市场机制的制约。

从供给方来看,供求机制主要包括资格准入机制和主体独立机制。

资格准入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注册会计执业资格取得的规定,二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取得执业资格的规定。我国目前允许设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和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事务所的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由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或者协议以各自的财产承担责任。

主体独立机制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以独立的第三者身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它表现为双向的独立,即既独立于委托人,又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为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中国证监会与财政部于2003年11月初联合了《关于证券期货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规定“签字注册会计师和审计项目负责人为同一被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五年”。

二、审计供给方的市场竞争

(一)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

首先,表现在为争夺客户而进行的竞争。由于审计市场上客户资源有限,如何争取到业务员,收取较多的审计费用,从而取得良好的效益,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优质客户资源的争夺尤为激烈。所谓优质客户资源是指那些经营稳健,内控制度完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一般审计风险较小,审计成本较低,审计收益稳定。况且,能成为知名企业审计业务的提供者,本身也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肯定和提高。

其次,表现在对素质较高的审计人才的竞争。规模较大,操作规范,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对注册会计师个人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高的报酬,在稳定和吸引人才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优秀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会计师事务所要稳定秘客户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要靠主审审计师在与客户审计过程中所建立的相互信任来维持。特别是有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由于其良好的胜任能力,与一些客户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拥有这样的注册会计师就等于拥有了客户。

(二)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既有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也包含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的竞争,一方面要靠其良好的品牌声誉,较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稳定和争夺来实现。注册会计师在不同事务所之间的竞争要借助于自身的处理社会关系能力政治游说能力,体现为不同的事务所团队之间的竞争,是事务所之间竞争的最终体现;而同一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则表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包括业务能力,沟通能力,客户资源,与同行的关系等的竞争,直接目的表现为争夺客户,提高审计业绩,提升自己的职位和收入。

(三)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的程度

一个审计市场供给方竞争的程度,是竞争不足,还是适度竞争,主要看事务所之间为争夺客户资源而进行的竞争的程度而定。竞争不足,主要表现为审计业务地域性过强,形成条块分割,外地事务所很难进入;或者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双向选择动机不强,被审计单位选择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根源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不完善,不同审计服务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体现。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客户的动机不强,主要原因可能是会计师的激励机制效率较低,事务所之间审计收费与服务质量之间相关性不强。

而智谋的竞争却表现为有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竞争模式下,价格、供求机制发挥调节社会审计资源配置的作用。这里的审计资源既包括供给方提供的审计服务方面的资源,也包括需求方提供的审计客户资源,他们最终表现为物质资源。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收费合理、适度良性竞争、适度集中。

对于过度竞争需加强监管,制定最低价格标准,惩罚违规审计,提高审计失败成本,引导审计市场的良性竞争。

三、审计供给方市场竞争的结果

审计市场竞争结果表现为审计师的变更,这一问题一直是注册会计师监管部门和有关人士关心并研究的问题之一。曾有美国学者对一些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公司管理当局和审计师在对于运用会计原则持有分歧意见时,会出现变更审计师的情况,而且变更审计师当年的收益比变更前有明显增加。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更换审计师有“为了获得更有利会计处理”的假设。为了限制管理当局通过频繁更换注册会计师以达到会计报表造假的目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了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更换注册会计师时,必须以8―K格式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之间是否存在重要意见一致的情况及具体内容。注册会计师也应当及时客观地以书面形式说明上市公司的陈述是否属实。

长征精神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神经介入；并发症；处理

[中图分类号] R74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11）04（b）-161-02

神经介入治疗也称血管内治疗，是治疗脑和脊髓血管性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由于介入材料的改进及介入技术的进步，神经介入治疗创伤小、恢复快，使患者能够接受，但也是一种高风险的治疗方法，可能发生各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为提高神经介入治疗水平，减少并发症，笔者就近4年在我科诊断并采用血管内神经介入治疗的患者共计95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并就所出现的并发症及处理方法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5年4月～2009年12月在我院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明确诊断的脑血管病住院患者共计95例（男41例，女54例），就诊时年龄为9～76岁，平均年龄（50.6±1.2）岁，治疗时间距起病时间最短4 h，最长50 d，平均（8.0±0.5） d。

1.2 神经介入资料

95例介入治疗患者中诊断为动脉瘤行动脉瘤栓塞术58例、动-静脉畸形行栓塞术6例、硬脑膜动静脉瘘行栓塞术6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行栓塞术7例、颅内外动脉狭窄行支架置入术5例、脊髓血管畸形行栓塞术2例、头面部及椎管内高血运性肿瘤行术前栓塞术6例、急性脑梗塞行动脉内溶栓术5例。

1.3治疗方法

所有治疗均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美国GE公司Innova2100）下进行，根据疾病类型采用全身麻醉69例，局部麻醉26例。常规右侧股动脉穿刺置入6 Fr或8 Fr鞘，全身肝素化。在导丝辅助下放置导引导管，再将微导管或球囊导管（法国Balt公司MagicBDTE）放置到病变处，根据病变情况进行治疗，或放置电解弹簧圈（EV3电解弹簧圈或水解弹簧圈）注入栓塞剂（法国Balt公司NBCA胶或意大利胶、ONYX胶等）或释放球囊（法国Balt公司可脱性乳胶球囊）等。

2 结果

95例患者中，动脉瘤栓塞术中血栓形成1例（1.0%），经接触溶栓复通；术中出现血管痉挛4例（4.2%）其中动脉瘤治疗3例，动静脉畸形治疗1例，经局部注射稀释的尼莫地平（尼膜同）或罂粟碱后缓解；动脉瘤栓塞术术中微导管到位失败2例（2.1%），改为外科手术夹闭1例；1例动脉瘤栓塞术术中弹簧圈移位（1.0%），经手术处理好转；动脉瘤栓塞术术中弹簧圈解旋2例（2.1%），采用皮下包埋处理后无不良反应；动脉瘤栓塞术术后24 h出现脑梗死2例（2.1%），1例经内科治疗后恢复良好，1例病情稳定后转回当地治疗，3个月后随访患者生活基本自理；动脉瘤栓塞术术后6 h突发再出血死亡1例（1.0%）。

3 讨论

血管内介入治疗是微侵袭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脑和脊髓血管性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通过介入治疗，很多血管性疾病可以治愈，且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越来越被多数医生和患者接受。但是介入治疗仍有一定的并发症，严重者同样会危及生命。本组患者中并发症发生率为13.7%（13/95），危及生命的1例，占1.0%（1/95）。常见并发症包括：①血栓形成：常见原因有导引导管或微导管滴注不通畅、栓塞剂突入载瘤动脉或正常血管内。对于前者，助手要时刻关注滴注速度、压力等情况，一旦出现血栓形成，要即刻接触性溶栓，常用尿激酶50万单位微泵泵入[1]。本组1例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同侧血管血栓形成，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术后未有神经受损体征。后者一旦发生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应预防为主。要根据瘤体大小选择合适的弹簧圈，避免过度栓塞。②血管痉挛：多与操作不当有关。在前进导引导管或微导管时必须在导丝导引下进行，使用导丝时操作要轻柔，速度要缓慢，避免快速前行或强行前进。如果出现局部血管痉挛，可采用尼莫同5 ml+生理盐水20 ml通过导管缓慢注入，或使用罂粟碱稀释液缓慢注入，同时要密切检测血压变化。③微导管到位失败：常见原因为患者血管迂曲、细长或转角时角度过小及严重血管痉挛。为避免此情况发生，术者术前应详细评估患者血管状况，并作出相应处理。如使用长鞘或柔软性更好的导引导管。本组1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患侧颈内动脉颈段有一环形迂曲，导引导管难以前行，致使微导管无法到位，介入治疗终止。④弹簧圈移位：常见于宽颈动脉瘤治疗时。对于宽颈动脉瘤栓塞时需采用球囊或支架辅助。一旦出现应及时将弹簧圈取出，如果失败，应使弹簧圈尽可能进入远端，术后给予扩容、抗凝等处理[2]。⑤动脉瘤破裂：有报道发生率为1.4%~8.0%[1]，在微小动脉瘤和血管扭曲明显的动脉瘤中发生率较高[3-4]。常出现在麻醉诱导期、栓塞过程中，预防应做到麻醉平稳，安全插管、术中血压平稳、术毕应自然清醒、少用催醒剂，术者操作要轻柔、仔细，技术要熟练。一旦出现动脉瘤破裂，因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外科手术或介入治疗。⑥脑梗死：常见原因包括血管痉挛、术中、术后低灌注等[1,5]。本组1例术后出现脑梗死考虑与血管痉挛有关，1例为高龄老人考虑与术中术后低灌注有关，经内科积极处理后病情好转。因此要避免上述因素出现，尤其低于高龄患者，麻醉过程中及术后均要避免低血压和低灌注。⑦其他并发症还包括微导管断裂、血管夹层、破裂，支架的移位等[6]。并发症的发生主要与操作者的熟练程度、适应证的选择、患者的个体状况等有关。发生并发症后患者的预后主要与术者对病情的判断、对并发症的处理方法有关。只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练掌握神经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血流动力学及神经影像学，熟练掌握各种疾病的介入治疗技术，正确掌握手术适应证，及时妥当处理并发症，神经介入治疗的效果就能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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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范文第5篇

    李二在与李某争吵拉扯后，让某医院的医师赵某为其出具了骨折的报告单，并以此为据状告李某索赔，后经鉴定，李二当时并未骨折。李某遂将赵某和其所在的医院诉至法院。日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李某精神损害1000元。

    1999 年9月13日，李某与李二发生争吵，相互拉扯，李二当天到某医院做X光摄片检查，接诊医师邓某做X线检查后认为“左肘关节未见异常”，并出具检查报告单。事后，李二找到医师赵某，让赵某为其出具“左肘肱骨内上髁撕脱性骨折”报告单，赵某开具报告单。据此，公安局、法院作出司法鉴定，认定李二属轻微伤三级。 2001年7月、9月，李二先后两次以李某造成其轻微伤三级伤害的事实为由，向沙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03年1月，沙县法院委托南平市第一医院对李二伤情重新鉴定，认定李二当时没有骨折。

    2004年5月24日，李某向沙县法院起诉，要求赵某赔偿精神损害3万元，某医院对赵某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其行为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医师不得出具与自己执业范围无关或者执业类别不相符的医学证明文件。被告赵某虽为放射科医师，但没有亲自为李二诊查病情，为此其签署的李二检查报告单，属于超范围执业行为，违反了执业医师法的规定。赵某的签署的诊查结论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且已经某医院盖章认可，故其行为应认定为某医院行为。被告作为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在履行医疗职责过程中，违反有关医疗法律规定，出具与病情不符的诊查报告单，他人使用后给原告造成损害，其行为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赵某的过错系履行医务职责过程中发生，系职务行为，应由其医疗管理单位被告某医院承担责任。原告因为被告的过错行为，长期工作生活陷于被动，名誉与身心健康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被告应予精神抚慰，适量支付精神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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