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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艾特玛托夫;纳博科夫;神话;神话创作的背景
艾特玛托夫・钦・托(Айтматов・Чингиэ・Торекулович, 1928-2008)是前苏联著名的吉尔吉斯族作家,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进行创作。艾特玛托夫认为“每个作家都应与自己的土地相连接”;[1]“从两种民族文化中吸取养分”[2],由此可见,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吸收了俄罗斯、吉尔吉斯两种文化传统。弗・弗・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Набоков, 1899-1977)俄裔美籍作,用俄语和英语进行文学创作。通过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本文笔者发现两位作家笔下的神话特点十分突出,那么,两人神话创作有何异同之处呢?本文主要从神话创作的背景及作品的分类进行分析。
一、神话创作的背景
艾特玛托夫的早期文学创作皆用吉尔吉斯语写成,1966年,他的首部俄语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出版,由此,开始了他的俄语文学创作,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他中期创作的开始,艾氏先后写出了《白轮船》、《花狗崖》等小说。这与纳博科夫的创作历程有所不同,纳氏早期以俄语创作为主,但在1940年,开始停止用俄语进行创作。所以,艾特玛托夫的神话创作开始于中期,而纳氏则始于早期。
艾特玛托夫认为:“传说和神话是人民的记忆,是他们生活的结晶,是用神话―幻想形式表达出来的哲学和历史的结晶,是人们对后代的遗训”[3]196神传达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写照。吉尔吉斯的神话历史传说是其创作的源泉,如《白轮船》(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 1970)中,有关长角鹿妈妈的传说,这是典型的吉尔吉斯神话,小说主要讲述了布古族(吉尔吉斯的一个民族分支)起源的故事,长角鹿妈妈是该族的救主与圣母,她孕育着这个民族的发展。长颈鹿救了两个濒临死亡的布古族孩子,并用自己的乳汁将其喂养长大,自此,该族又开始繁衍生息。“布古族人将长颈鹿妈妈尊为圣母,布古人的帐篷门口上方都有鹿角的标志”。[4]然而,人类的贪欲与虚荣心促使人们背弃了长角鹿,开始肆意地捕杀鹿群,故事到这里并未戛然而止,作者将神话与现实结合起来,以一个小男孩的自杀,说明了人类背弃自然,必然受其惩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具有一定的生态文学意义。
纳博科夫的神话创作又具有怎样的背景呢?纳氏善于综合运用世界各国的神话,在其笔下,既有对本民族斯拉夫神话、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描写,又有对日耳曼、挪威等神话的描写。如短篇小说《雷神》就是取材于斯拉夫的传统神话,雷神是众多神话中的重要形象之一,笔者在本文主要分析斯拉夫神话中的雷神形象,斯拉夫神话中的雷神就是先知伊利亚,他代表着丰收之意,是人们的保护神,保护人们一切平安,远离疾病与灾难。与艾氏不同,纳博科夫并未直接引用雷神的神话故事,而是对其进行变形,创造出一个新的雷神形象。
通过对上述两位作家神话创作背景的简要分析,笔者认为,纳氏的神话创作先于艾特玛托夫,而后者的神话世界更倾向于传统的神话,纳博科夫则的创作是倾向于新神话。
二、神话作品的分类
“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帮助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看我们遥远的祖先……传说、神话、民歌,所有它们的结构都在帮助我这种多层次、多节奏的表现方式”[5]146艾特玛托夫不仅善于运用吉尔吉斯族的传统神话,也通过寓言、民歌、图腾崇拜、宗教神话等来构建自己的神话世界,而纳博科夫笔下的神话世界也是丰富多彩,既有民间传说,又有基督教神话。两位作家笔下的神话世界是包罗万象的,笔者主要从图腾崇拜和宗教神话两大方面进行概述,以描述二人作品中的神话特点。
(一)图腾崇拜
图腾,代表着某个原始部落群体的标记。弗雷泽写到:“图腾崇拜是半社会半迷信的一种制度,它在古代和现代的野蛮人中最为普遍。根据这种制度,部落或公社被分成若干群体和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物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崇敬。”[6]在两位作者的笔下,图腾崇拜在其神话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两者的图腾崇拜有何特点呢?
吉尔吉斯族(突厥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狼是该民族最为崇拜的动物之一,狼本性凶残,喜欢群居生活,它们之间配合默契,这些都是人类对其有着敬畏之心。自古以来,突厥人都将狼视为荣誉与权力的象征,将狼作为自己的族徽标志。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断头台》,通过对母狼阿克巴拉及其家庭被人类所猎杀,草原狼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而这实质上是人类自食恶果,一切都源于人们自私、贪婪的本性。与此同时,小说细致的描写了母狼对于小狼的那种母性情怀,这在小说的结尾描写的淋淋尽致,当小狼在河边饮水,不小心失足落水时,母狼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这种狼之母爱的伟大,亦如人类一般,这是人与狼的相通之处,也是二者能够和谐相处的契合点。有学者认为,《断头台》是前苏联生态文学的经典之多,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如对大自然过分地索取,终将自食恶果。
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龙》(Дракон,1924)讲述的是一条近千岁的龙爬出洞穴来到现代社会因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而回到洞穴中,最终暴毙身亡的故事。纳氏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龙形象:既有斯拉夫民间传说中的恶龙形象,又有呆板稚气的龙形象。
小说中的龙形象与原始社会的龙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能够兴云布雨、腾云驾雾,化身为具有人形的龙王,为人们施雨造福,受到人们的尊崇。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文明的进步,龙身上的王权和神性逐渐弱化,而演变为一种具有祥瑞之兆的象征。总体来说,我国的龙形象体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交合、多元文化并行的文化观,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而在西方的神话重,龙通常都是形如蟒蛇、力大无穷、残害人类的恶神,由此,在西方人眼中龙象征着邪恶,这都是东西方文化对龙图腾的不同见解。
本文笔者通过对《断头台》和《龙》中图腾崇拜的分析,可以发现,两篇小说都具有人文思想,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图腾崇拜并不只限于动物,也包括植物,如纳博科夫的小说《小鬼》,描写的就是树之崇拜。
(二)宗教神话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宗教神话亦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圣经》中的创世纪、伊甸园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神话。本文以艾特玛托夫的《花狗崖》(Пегий пес,бегущий краем моря,1977)和纳博科夫的《词语》(Слово, 1923)为例,分析其宗教神话特点。
“从地下写到天上,从现今写到远古和未来,从人类写到宇宙,多层次结构与象征、意识流等手法相融合,现实线索、神话线索、幻想线索相交织”[7]415艾特玛托夫的艺术手法是多样的,结构是多重的,如在《花狗崖》中,既有对渔女故事的描写,又有对野鸭造陆地故事的叙述,后者与《圣经》中的创世纪神话颇为相似。在《创世纪》中,上帝耶和华为了惩戒作恶多端的人类,计划用洪水消灭坏人,但他发现,一个叫诺亚的好人,于是他让其造了一艘方舟,ё偶揖臁⒛窭嗟榷物带入方舟,当洪水退去之后,诺亚一家人与动物们走出方舟,如此,一个新的世界便诞生了。《花狗崖》中野鸭用自己的羽毛建成了一个窝,在水上一直漂浮,直到他到达新的陆地,而这个小窝就如同诺亚方舟,带着人们的希望,迎接新的生活。
《圣经》中对天堂即耶路撒冷城的描写不胜枚举,如“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8]而《词语》的天堂却更像一个世外桃源:“明镜的天空,不寻常的山区里完全是金黄色……大簇的花朵像装满阳光会飞的酒杯从树上落下,鸟儿们怡然自得地发出尖细金属般的叫声。”[9]主人公在睡梦中来到这里,正巧看见一群正准备参加天堂节日的天使,他想向天使诉说:曾经最美丽的祖国已淹没在黑暗之中,这实际上正是作者本人想说的话语,与其流亡经历密切相关:虽漂泊于德国,但心中仍不舍祖国,自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国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陷入了困境之中,作者认为这是祖国的黑暗时期,而此时的欧洲宗教文学十分繁荣,众多作家都借助天堂等宗教形象来开导人们,如但丁的《神曲》等,纳博科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来表达其内心的感受。
笔者通过对上述两篇小说的分析,艾特玛托夫与纳博科夫笔下的宗教神话主要以基督教神话为主,特写是对《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天堂意象的描写,但两位作家有所不同的是,艾氏的方舟是对诺亚的变形,而纳氏则是直接运用了圣经中的天堂形象,这是表现手法的不同之处。
三、小结
本文主要选取了《白轮船》、《雷神》、《断头台》、《龙》、《花狗崖》、《词语》六篇小说,从神话创作背景和分类对艾特玛托夫和纳博科夫的神话创作特点进行分析。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不同之处主要是第一,创作阶段的差异,艾氏的神话创作始于中期阶段,而纳氏始于早期;第二,神话创作手法的不同,艾氏善于直接运用神话、民间传说,即直接性,而纳氏则对传统神话进行变形,是新神话;第三,神话作品的体裁不同,艾氏倾向于中篇小说,而纳氏则偏爱短篇小说。
由此,可以大致两位作家笔下的神话世界。
参考文献:
[1]Точк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Чингиэ Айтмат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ёх томах.М.1984.с.400.
[2]Взаимосвязь традиций.Чингиэ Айтмат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ёх томах.М.1984.с.392.
[3]史锦秀.艾特玛托夫在中国[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4]艾特玛托夫,力冈译.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中卷)[M].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
[5]艾特玛托夫,陈学迅译.精神之柱: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6]海通.图腾崇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13.
[关键词] 民间文学;动漫产业;地位;价值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0Fwx020)和河南省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编号:B764)成果之一。
动漫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需要借助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表现虚拟的时空现象。因而,它具备假想性、幻想性等诸多特点。与文学、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较,动漫的历史非常短暂,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这便决定了动漫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动漫要想迅速走向成熟,必须千方百计地吸纳和截取其他艺术形式的诸多元素为自己所用,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而其中,民间文学是其重要的文化来源。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历史悠久,融汇和浓缩了数千年的民间百姓的智慧等精神文化,这正弥补了动漫艺术先天的文化性缺失。而民间文学自身所具备的幻想性、假想性又与动漫有不谋而合的共通性,这先天地造就了民间文学与动漫艺术密不可分的源流关系。从20世纪初到现在,动漫艺术源源不断地对民间文学题材进行着吸收和借鉴。可以说,对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民间叙事形态的截取或改编一直是世界动漫剧本创作的主流形态。从客观上来讲,民间文学题材不仅是动漫剧本创作重要的来源,也是众多动漫编剧灵感来源的重要凭借。它一方面促成了大量知名动漫艺术家的诞生,同时也在大量重量级的优秀动漫作品的催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民间文学题材是动漫产业在世界上迅速走向繁荣的巨大推动力 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孕育而逐渐形成的艺术形式,它在结构、形象、情节、语言等方面都日臻完善,这为动漫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来源,它犹如一眼活泉,为动漫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营养。纵观中外各国的动漫历史,从动漫的早期制作到最后的成功成熟,期间离不开民间文学养料对其的滋润和滋养,应该说,动漫产业从最初的低迷期逐渐走向繁荣,民间文学题材是其巨大的推动力。我们从美国、日本等动漫产业的发展中可以发现这个规律。
美国堪称是动漫王国的龙头老大,这种世界级的地位主要是由沃尔特·迪斯尼奠定的。把沃尔特迪斯尼推向世界级动画电影地位的动漫作品大多来源于民间。他在1937年推出的动画长片《白雪公主》标志着迪斯尼在动画制作中的最顶峰,它在整个电影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电影《白雪公主》的素材来源于民间文学,它是根据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搜集的民间传说故事《白雪公主》改编而成的,故事情节完美、神奇、浪漫,人物形象优美动人,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这些民间文学因素恰恰契合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审美心理和审美期待,为《白雪公主》的一炮打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对民间文学元素的融入,动漫电影《白雪公主》一改往日动漫以形象的逗趣来吸引观众的短篇动漫格局,使动漫人物形象的深入挖掘、情节故事的浪漫神奇成为动漫制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可以说,成熟的民间文学题材的截取极大地扩大了动漫的表现空间和表现领域,为美国动漫开辟了崭新的创作之路。其后,迪斯尼公司及其他动漫制作者纷纷从中寻找经验,为更多更优秀的动漫作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日本是世界动漫大国之一,它在世界动漫界的地位在近几年大有赶超美国动漫龙头老大的趋势。然而,它的动漫历史何其短暂!因何日本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能在动漫界有这样的地位?其关键仍然离不开民间文学题材的影响。可以说,日本动漫产业的起步是从借鉴中国的民间神话故事开始的。这种借鉴是与日本的民族特点相关,它非常善于吸收外来的文化为自己所用。正是这种吸纳他国文化传统的习惯使日本动漫在起步阶段就有了重大起色。“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与战争相关的题材是当时动画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暴力与低级充斥整个日本动画创作领域。”①日本动漫在起步阶段是极为低迷的。而其后,50年代创建的日本东映动画公司迅速改变了这种落后的局面,其途径正是对中国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素材的运用。1958年他们以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为素材制作了彩色动画长篇《白蛇传》,这部动画的问世,在当时的日本本土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得到了观众的众多好评。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这是“东映动画”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电影,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内容极为曲折动人,想象丰富新奇,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而其中的许仙、白素贞、小青等众多人物形象鲜明突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东映动画推出的动漫《少年猿飞佐助》则改编自明代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西游记》的素材则源于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相关话本等民间文学,因此,可以说这部动画依然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片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两部取材于中国的动漫作品无疑在日本动漫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扭转了日本动漫在起步阶段不景气的局面,为日本动漫题材选取上开创了新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动漫产业的催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文学,正如高有鹏老师所说,“在文学品格发生裂变、文学格局发生转折时,民间文化常常成为文学自信自救的灵药”②在文学中体现的这个规律,同样在动漫产业中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动漫剧本题材的选取方面更是如此,成熟的民间文学题材的开拓使动漫产业克服了起步阶段的彷徨和迷离,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最终促使其迅速走向成熟和繁荣。
二、从民间文学素材在传统题材动漫作品中所占的比重看它的资源优势 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交融迅速带动了世界不同文化的汇合,文化侵略文化霸权的现象日益严重,怎样在这种文化危机中树立自身独立的文化品格显得尤为重要。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势在必行。动漫产业的发展必然走民族化的道路。这种规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行之有效的。
美国在世界文化霸权中起主导性的地位,美国以迪斯尼为代表的动漫产业在世界动漫界的支配性地位,是其文化霸权的重要体现之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青少年就对《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等美国动漫有了强烈的认同感。但事实上,美国是一个历史非常短暂的国家,这导致他们自身的文化资源极为贫乏,然而,善于吸纳他国民族文化资源,并注入美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创作出“美国化”的动漫产品,又使他永远在动漫界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花木兰的重新加工创作出迪斯尼版的动画片《花木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部影片在全球放映后,创下了极大的收益,成为迪斯尼公司生产的利润最高的影片之一。对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掠夺暂且不论,但这足以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学作为动漫资源的重要价值。
我国与美国恰好相反,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尤其是以民间故事为主体的民间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就给我国的动漫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生产环境。其实,我国动漫产业从起步阶段到现在,历代动漫制作人都没有放弃过这种先天条件。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动画界有了“中国学派”这一动画流派。“中国学派”的诞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动漫为了摆脱外来影响,开始向我们自己的民族化道路进行探索,尤其是上海美术电影厂厂长特伟提出了“走中国民族之路,敲戏剧风格之门”的创作理念,终于《骄傲的将军》《神笔马良》两部动画片应运而生,成了“中国学派”的开山之作。而这两部动漫电影的素材都是取自于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它们的成功不仅使我国的动漫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增强了独立性,更给后来的动漫制作人提供了一种范式。随之,到60年代、80年代直到21世纪,中国动漫在题材上不断对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挖掘和开拓,制作了众多优秀的动漫佳作。高薇华、靑语潇曾在《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动画片创作的历史、现状及趋势(1926—2008)》③一文中统计了我国从1926~2008年近一个世纪传统文化题材(包括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动画片的数量。指出这期间我国大约生产了520部动画片,其中在制作完成的146部传统题材的动画片中,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动画片的数量占据前三甲之位。其中,取材于民间文学类的动漫作品占传统题材动漫数量的一半以上。
三、对民间文学素材的截取间接影响了世界级动漫作家的创作之路 对民间素材的截取不仅促使动漫制作更加成熟,而且也由此导致更多优秀的作家被激发起了动漫创作的兴趣和灵感,从而为动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创作出了更多更优秀的动漫作品。
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骏便是其鲜明的代表。毋庸置疑,宫崎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因他的《风之谷》《千与千寻》等作品而风靡全球,成为全世界不仅是儿童还包括更多成年人所热衷的动漫大家,他在全球动漫界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动漫大师是怎样走上了动漫之路的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中三年级15岁的宫崎骏正是因为看到了东映动画的日本动漫《白蛇传》,才猛然间对动漫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因而他放弃了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进入了动漫公司工作。而《白蛇传》是1958年东映动画制作并公映的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电影,它是世界上惟一一部以“白蛇传”为题材的动画电影,这个故事正是以我国家喻户晓的流传了上千年的“白素贞和许仙”的传说为蓝本的。
除此之外,被称为“日本动漫之父”的日本动漫第一人——手冢治虫正是在看了中国动画片《铁扇公主》之后毅然放弃自己在大学时候所学的医学专业投入到了动漫制作之中。而《铁扇公主》正是取自于中国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而明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的素材源于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相关话本等民间文学。所以,归根结底,《铁扇公主》故事也是起源于民间。由此可见,手冢治虫走上动漫制作之路与宫崎骏极为相似,都是受到取材于民间文学的动画片的影响。这些成熟的动漫电影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兴趣,使他们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有了极大的创作热情,这对动漫制作是极为重要的。
注释:
① 彭玲:《动画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② 高有鹏:《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③ 高薇华、青语潇:《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动画片创作的历史、现状及趋势(1926—2008)》,《现代传播》,2010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彭玲.动画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 佟婷.动画艺术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她是喝着苍山的溪水长大的白族女人,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大理三月街的大青树下听赶马人讲传奇故事,美丽的湖光山色云蒸霞蔚,云雾在日月的光辉中变幻成无数美丽的云彩。这些云霞飘在苍山顶上,引动过她儿时的无数梦想,她总在想,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理,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有没有赶马人讲述的那样精彩……从1981年她离开大理,到鲁院深造,再后来留在京城,如今30多年过去了,她由一个羞涩的美丽少女变成一个睿智的中年知识女性,她的照片登上了《中华儿女》杂志的封面,而且该刊在头条专访中还称她为“最会讲故事的金花”;同时,她被新浪网评价为“堪称中国民族题材电视剧的首席编剧”!
她,就是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社长、著名白族女作家景宜。
如今,景宜集作家和电视编剧、总制片人于一身,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篇小说《古代民歌和十四岁的孩子》,短篇小说《雪》、《骑鱼的女人》、《岸上的秋天》。长篇报告文学《金色喜玛拉雅》、《节日与生存》、《东方大峡谷》,《茶王》。《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小说集获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一等奖。由她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20集大型民族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2005年5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她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另一部25集的民族题材电视剧《金凤花开》于2009年底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作为当年央视压轴大戏,该剧以民族史诗般的恢弘气势,震撼心灵的精彩故事,成为近年来优秀电视剧中的扛鼎之作,也是近年来第一部登陆央视黄金时段的云南大片。三年之内两部电视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景宜创造了建国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最高收视率,被称为“当下编剧界可望而不可及的标新人物”!
“我能走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我故乡大理的父老乡亲!我经常把自己比喻成是苍山洱海的女儿!我从小生活在苍山洱海间,我的母亲用白语教我吃奶、走路,告诉我花的名字,告诉我苍山十九峰每一座山峰的名字,给我讲述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的许多趣事!”景宜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颇多感触。
景宜记得,她的老保姆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守寡的白族老妇,她姓严,是大理喜洲人。她从小没有父母,兄妹三人都在白族商帮永昌祥家帮工,两个哥哥在账房里工作,而她因会绣花和做一手白族的好菜成为严老爷身边的佣人。她17岁嫁人,出嫁不到半个月她的男人就给严老爷家赶马,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去了缅甸,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景宜母亲的老家在大理鹤庆,景宜童年的时候经常跟外公到一个叫做松桂的地方去卖骡马。松桂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古驿站,从大理去往迪庆、拉萨的马帮都要路过这里,在她老家的鹤庆城里,和她外公一样的老人很多是茶马古道上的老藏客。因此,景宜家门前的两条路构成了她后来写作小说和电视剧的生活基础。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可是景宜还清楚地记得,她小时候在苍山脚下的村头大青树下,那位著名的民间艺人、大本曲演奏家杨汉老先生,弹奏起凄美的三弦,在那些聆听者中,有一个如痴如醉的小女孩就是景宜。她还记得,剑川县有一位叫陈永发的民间美术家,他专门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图案,最早是他让景宜知道了一个民族的视觉审美,这些对她以后从事电视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景宜在大理参加了工作,她成为大理州民族歌舞团的一位演员兼创作员。初涉文坛的她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并没有满足于这份当时被人羡慕得不得了的好工作,而是在执着地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1981年,景宜因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有机会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在学校她得到了丁玲、玛拉沁夫、艾青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大师的帮助指导,聆听了他们的教诲,使她受益匪浅。她的中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骑鱼的女人》在全国获奖以后,就完全开始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涯。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景宜的作品主要是写以苍山、洱海为背景的白族人的生活故事。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她被调到了国家民委电视宣传中心从事电视工作,同时又被派驻中央电视台,去分管该台的一档少数民族节目《中国民族》节目,于是她就开始了面向全国少数民族工作的历程。她开始从一个土生土长的白族作家进入到一个更开阔的疆域,一个更高的平台。她创作的“民族题材”概念从白族转变为“大民族”或者说整个中华民族,她穿行在各民族的文化境界里,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去思考民族的精神、民族的交融、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或喜或忧,或欢笑或流泪,但她感受得更多的是振奋与希望。
正是这段经历,使景宜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大舞台。从初期的获奖作品《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骑鱼的女人》到九十年代出版的纪实文学和长篇小说都是这样,如《金色的喜马拉雅》写的是藏医和藏药,《东方大峡谷》写的是怒江傈僳族,《节日与生存》写的是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直到后来写的长篇小说《茶马古道》、《白族世家》已由过去单一的描写一个民族的生活到多民族的融合。
关键词 聊斋俚曲 历史渊源 音乐特点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俚曲是蒲松龄把自己创作的唱本以俗曲形式演唱而形成的一类曲调。聊斋俚曲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俚曲所表现的内容,大部分是写农家百姓日常生活,而且是人们所关心的生活热点问题,所以它贴近时代又切入生活,为平民百姓所关心所理解。俚曲一改过去用南北曲作剧的传统而以时调俗曲入戏,使人们感到既熟悉又新鲜,为人们喜闻乐见,成了广泛传唱于街衢里巷的传世之作。
1历史渊源
从写作时间看,除较短的几种写于作者中年外,其余多作于暮年。从写作动机看,作者是为“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用以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大多数作品写于西铺的直接动因,是为取悦于毕际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渔洋的从姑母)。
从写作形式看,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的发展过程,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演变进程。
2音乐本体特点
(1)曲体简洁、精炼、富有艺术个性俚曲中的许多曲牌都是单乐段体,他们的结构极为精炼。如《山坡羊》《呀呀油》都是上下结构。《莲花落》《梆子腔》则是上下句的基础上的自由伸展,有的长达四五十句,直到表述完一个情节。
(2)旋律优美动听,艺术性强俚曲中的许多曲牌都是中国民歌的母曲,由他们繁衍出了许多民歌家族。又因为他们优美动听,不少流传至今,经历三五百年而不衰,他们千锤百炼,不愧为艺术精品。如:《茉梨花》就是当年俚曲中的《采茶调》。如:《叠断桥》是一首只有五句的抒情小曲,他却调动了“叠”、“断”、“桥“等艺术手法,细致而又明显的强化了表情功能,真可谓是艺术歌曲的典范。
(3)鲜明的中国传统作曲大法俚曲中的音乐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是完全的中国传统。从几首较长的多乐段的曲牌中可以看到“一曲多用”、“换头合尾”等手法的巧妙运用,或节奏节拍的变化,或曲调繁简不同的处理,或句幅结构的扩缩增减,也或音乐材料用不同方式的组合,也常常在一个核心音调或一个单乐段的基础上因情因趣的自然展开,等等这些手法在《玉娥郎》等曲牌中均有各自的不同的表现。
3艺术特色
(1)俚曲所表现的内容,大部分是写农家百姓日常生活,而且是人们所关心的生活热点问题,所以它贴近时代又切入生活,为平民百姓所关心所理解。即使是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爱情故事、传奇轶闻等,也大都是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的
(2)用于演唱的曲牌是风靡当时社会的时调俗曲。本来这种形式活泼的有说有唱就足以吸引人了。这些时调俗曲又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俚曲一改过去用南北曲作剧的传统而以时调俗曲入戏,使人们感到既熟悉又新鲜,为人们喜闻乐见,成了广泛传唱于街衢里巷的传世之作。
(3)通俗性即是俚曲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它在总体上的特点。其通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的生活化;二是语言的大众化;三是声腔的世俗化。
4传承与保护
4.1生存现状
现存聊斋俚曲手抄本15种(原著佚失),均已整理、出版。遗存较原始曲牌五十余支,1962年搜集十余首,近年从古籍文献中查寻、翻译三十多首,尚有部分失传曲牌有待查找。现在会唱俚曲的人已渐衰老,俚曲研究者也寥若星辰,有必要加以抢救和保护。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聊斋俚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关于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基本存在两种声音:(1)传统戏剧已跟不上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可将其放入市场自生自灭;(2)传统戏剧是文化遗产、地方标志,应由政府“包养”起来。聊斋俚曲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既要大力保护,又要使其集聚发展动力。
4.2保护措施
4.2.1积极培养专业人才
适当增加区文化馆的编制,通过聘请、招考等各种方式引进戏曲专业人才,专职负责聊斋俚曲的传承与保护。注重人才培养,依托地方大学或艺术院校建立培训基地,培训聊斋俚曲知识,培养聊斋俚曲专业演员,并可参与聊斋俚曲传统曲牌、音乐的挖掘、整理和继承。组织老艺人或传承人走进校园,在地方学校设立有关研究课题,开设聊斋俚曲课程,做好聊斋俚曲传承工作。
4.2.2借助媒体,加强宣传
聊斋俚曲是我区地域文化和民俗精神的结合体,是我区人民的共同财富和宝贵遗产。宣传和保护聊斋俚曲,要充分发挥媒体的重要作用,可在地方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宣传园地,制作聊斋俚曲专题节目,借媒体宣传唤起更多仁人志士的关注,共谋聊斋俚曲保护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玉琛.聊斋俚曲溯源[J].中国传统音乐学,1992(3).
一、显示人物性格
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手段的文学作品,其获得成功固然与作者的艺术表达能力、艺术修养密不可分,但一个细节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样能给人物性格增添异彩,使其富有生气,更加鲜明、具体、生动。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军大衣,这个细节描写就十分精彩,小说中前后四次写到军大衣,每次都有不同妙用。第一次是开头,写“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军大衣是沙皇警察的特殊标志,再配一个小包,便活画出了奥楚蔑洛夫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不可一世的态度。第二次是听说狗是将军家时,奥楚蔑洛夫忙叫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暴露了他受到震惊、害怕权势、外强中干、恐慌万状的胆怯心理。第三次是再次听说狗是将军家时吓了一跳,忙叫巡警“给我穿上大衣吧”,露出一副浑身发抖、胆战心惊的可鄙状态。这两次一脱一穿,虽然动作完全相反,却正反映了不同的心理状态,加上奥楚蔑洛夫那种自欺欺人、弄巧成拙的掩饰(借天气变化),更暴露了他虚伪、卑微的心理。第四次是结尾,写奥楚蔑洛夫恐吓了赫留金后,“裹紧大衣……径自走了”,这表现了他虽然得到了充分表演,灵魂得到了充分暴露,但仍然恬不知耻,向群众发泄,然后扬长而去的丑态。这篇小说,作者虽然注重了人物语言的描写,但是加上这四次对军大衣的细节的描写,就把奥楚蔑洛夫那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媚上欺下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无情地鞭挞了沙皇走狗的丑恶灵魂。这样的细节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谁能忘记阿q临刑前画圈的细节?谁能忘记朱自清的父亲爬月台时的背影?谁能忘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些细节描写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刻画人物离不开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这些常规的手法,但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有细致入微的细节,就会使作品锦上添花,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突出、更典型。
再看著名女诗人舒婷的代表作《神女峰》:
……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
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
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
唤醒普遍的忧伤
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
惠安女子千百年来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美丽被当作“封面与传奇”,但她们所有的青想苦难忧伤,都被一个“咬着头巾一角”的美丽造型坚忍地深锁于内心的千重门内。她们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自古而然地存在和绵延着,只是没有倾诉,苦难被坚忍封锁,和内心的美丽一样不被言说,不为人知。只有在某个瞬间被轻轻地触动时,忧伤才被从沉睡中唤醒,在内心深处雾一般地浮起,然后又落下。那个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的动作,生动而传神写出惠安女子对于自己表面风平浪静之下,内心深处波澜的克制和容纳的努力。
二、推动情节发展
细节描写在短篇小说不仅能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主题深刻,它还能起到连接故事情节的作用。神话故事《愚公移山》中,在全家人都支持移山的情况下,愚公的妻子从关心愚公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正是这一问,才有下文大家的献计献策“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移山开始“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乃至最后神仙背山,移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等情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多处的细节描写也赖此妙用。开头细致描写陆虞候等人鬼鬼祟祟的言谈举止,暗示他们是在密谋害人的事,而且和林冲有关系。这些细节引出了李小二给林冲报信,林冲寻敌复仇的情节。林冲要去沽酒来吃,离开草料场时,“将火炭盖了……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草厅被雪压倒后,林冲“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便“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这才“把门拽上,锁了”,到山神庙里去安身。这些细节描写,一方面表现了林冲安分守己、办事谨慎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告诉读者,草料场起火的原因并不是林冲疏忽,使情节发展合情合理。林冲离开天王堂时、到市井买酒时、奔山神庙安身时,都有关于随身携带尖刀、花枪的细节描写,最后,才有“挺着花枪”冲出门去杀死仇人的情节。这个细节描写,既符合林冲禁军教头的身分,表现他细心、谨慎的性格特点,又使故事情节天衣无缝。
三、揭示文章主题
这从孙犁的代表作品《荷花淀》里可以看出。一场激烈的伏击战,发生在清香四溢、色彩鲜艳的荷花淀里,发生在妇女们探望丈夫的归途中,这种描写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当战斗打响以后,几个妇女“渐渐听清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寻找着自己的丈夫。这一细节描写是十分生动的。丈夫在瞄准敌人射击,妻子却在紧张的战斗中寻找自己的丈夫,使紧张的战斗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写打捞战利品的过程中,作者对许多细节作了生动的描绘,如“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争着打捞战利品。这里,作者把打捞战利品与日常生活中的摸鱼揉合在一起了。又如水生说她们是一群落后分子后,“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后来“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这一丢过来丢过去的描写,渲染了胜利后欢乐的气氛,表现出了夫妻之间那种相亲相爱稍带戏谑的感情。总之,作者把战斗情景与生活细节揉合起来写,使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和浓厚的生活气氛。作者也就是通过这些传神的细节描写,既使作品情节富有生动性,又使作品主题得到深刻地显露,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白洋淀地区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英雄气概,谱写出了一曲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