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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点击量又下降了啊!”看着小说的点击量日渐下滑,颜豆豆又急又恼。90后的颜豆豆在大学是出了名的才女,酷爱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她顺利进入金融单位工作,但她依旧保持着对文字的热爱。下班后,她宅在家里写网络小说,引来很多网友点赞。一年后,她干脆辞了职,租了房子当起了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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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阚读法:[kàn]姓。[hǎn]通假字。
2、阚姓,出自姜姓,以封地名为氏。阚姓是中国的姓氏之一,2017年人口在《百家姓》中排第294位,人口约25万人。
3、组词:阚阚 呼阚 哮阚 虓阚 虣阚 阚月 阚喝 窥阚 虎阚 阚虓 阚吼 城阚 斗阚。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需求 供给 制度不均衡 供销社制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5-0156-01
自1949年以来,我国供销社制度经历了由合作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又进一步蜕变为国有制的变迁;之后再由国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而最终又回归到合作制。1954年,社员股金是资本的主要来源,这标志着供销社在发展初期基本上遵循合作制在运行。1958年,我国把供销社系统变成了两种所有制,即县级以上供销社的国有商业和县以下基层社的集体所有制商业,实现了供销社和国有商业的首次合并。从1962年以后,供销社又与国有商业分离,成为了实质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但是,八年后的1970年,供销社再次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自1976年改革开放后,供销社的改革方向开始被认定并且确定为恢复集体经济。一直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供销社改革的方向才被明确为逐步向合作经济回归。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供销社的体制变迁经历变得这样曲折,最终呈现出这样格局就需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制度需求分析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方面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制度的产生必须要有经济生活对新制度有所需求。同时这种需求源于人们对“潜在利润”的追求。但是“潜在利润”由于现存制度存在经济规模小、风险性大以及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存在,使得原本可以预期得到的利润最终无法获取。这时就需要改变现存的制度,把潜在的利润变成现实的利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供销社制度的变迁完全遵循了这一原理。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建立起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在经过了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结合和融入,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的内容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特别是在供销社制度由原来合作制转变为“第二国营商业”后,在农村流通领域里得到不断的延伸,成为了控制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在此过程中,农村的主要物资由供销社收购,而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它统一分配供应。在高度集中的垄断地位下,供销社所形成的利润事实上就是是计划利润,同时也是中国实现工业积累的一个基本方式。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供销垄断体制的逐步解体使原本由供销社获取的利润转为由多种所有制的各种渠道进行分解。在新的条件下,要想再获取利润就必须进行新的制度创新。
首先,在旧体制下,供销社系统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供销社改革开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把改革目标定为集体经济。而因为集体经济也存在难以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弊端,在这条把国营供销社改革为集体经济的道路上,进展的并不通畅。同时,农村流通领域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公有制性质的供销社日益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最终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量的亏损逐渐出现。
其次,由于农村流通组织不足,农民买卖困难问题日渐显现。原有供销合作社体系的解体,一些农村流通的经济组织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很难有效地兼顾到农民的利益,使得农村的买卖困难问题日渐严重。而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这样下去供销环节最终成为了制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解决这一问题时,需要进行农村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制度创新,也就是重建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农村供销经济组织体系。这一举措表明了把农民组织起来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为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提供了需求。
再次,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现代流通方式不断变革对供销合作社制度创新提出了制度需求。自上个世纪中期,新技术革命得到蓬勃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流通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农村流通度必须进行新的制度创新。
二、制度供给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需求在适合的经济条件下会转变为制度供给,这些经济条件主要包括宪法制度的约束、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决策者的利益以及现存制度等等。
(一)制度供给滞后
在供销合作社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的供给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这种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影响农村改革的整体进程的同时,也贻误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使得供销合作社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困难。
制度供给出现时滞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社会科学发展与研究水平低下。中国那时候的主流意识形态,缺少对现代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经验,同时在对待合作经济的问题上,研究程度也仅停留在关于经济合作的水平上。其次,由于受到供销社已得利益的各种约束,很难选择合作经济作为改革的目的。由于当时并不存在生存危机,这种既得的利益使的供销社不愿意把分享利益机制引入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二)不均衡分析
由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的供给和需求都处于处于不均衡的状态,而这种不均衡在有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的同时,还有制度结构的不均衡。具体的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均衡:
首先,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能够满足制度创新的需求。自中国农村实行承包制之后,在对新制度的创新时,其需求十分强烈。这些创新主要包括流通组织体系的创新、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及方式的创新。可是由于一些合作制改革的办法的不适用,或者是改革成本难以按照合作原则进行筹集,使得最终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呈现出不足的局面。这也表明,供销合作社创新制度的供给暂时还满足不了需求,存在制度供给上的不足。
其次,制度创新供给的过剩还不能满足制度创新的需求。供给的过剩,即供销合作社系统目前存在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严重阻碍了创新制度的生长。当前供销合作社制度创新的主体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其经费主要来自于财政,名义上为政府机构,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一般来说,其工作主要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其下面情况在有充足的了解的同时,制定出新的制度,并且依靠行政力量进行广泛的推行。这种供销合作社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而解决上述供销合作社制度创新中,制度的供求不均衡的方向主要是理清供销合作社各级联合社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运用新的制度去解决供销合作社总社和其各级联合社之间的关系。在制定鼓励供销合作社向着合作经济组织方向发展的同时,要注意一定是在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基础上进行。
在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已经逐渐演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而农民此时的供销活动却依然处于没有组织状态下,这就无疑增加了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成本。我们为了降低成本,中国农村开始开展从事供销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存在和作用表明,供销合作社会被真正的自发产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替代,前提是并不把合作制当成制度改革的目标。这也对供销社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迫使供销社采取制度创新,不断地向农民开放,凸显农民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一、两节《匆匆》教学取向描述
(一)理解内容取向
理解内容取向即选取文本的思想内容作为教学内容,也被称为“得意”取向,“意”即文本的情绪、情感、思想、主旨等。2010年赛课《匆匆》高度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取向。除了课前谈话外,这堂课安排了三个教学环节:第一,“初读,让学生在语言文字中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披文会意”;第二,“品读,静下心、凝聚力、潜入文,读思议练学语言”;第三,“学思结合,以疑结课,意在把学习引向生活,把思考推向深入”。一、三两个环节的教学取向,从小标题的“披文会意”和“把思考引向深入”中便一览无遗。第二个环节是核心环节,教学第一自然段,教师以两个问题组织学生展开交流:“以第一自然段为例,看看第一自然段,你读懂了什么?”“就这段,还有谁读出了不一样的感受?”依然是以理解内容为取向。教学第二、三自然段,教师这样引领:“咱们继续往下品吧。再用几分钟,每个人找准一个点先试着品一品,之后咱们再交流。”[1]“继续往下品”表示,第二、三自然段的主要教学取向,还是教学第一自然段的延续。纵观第二个环节,虽然执教者冠以“读思议练学语言”之名,但主要意图和策略都是促使学生走进文本,从内容方面获得感受,即与作者进行对话。
(二)语文知识取向
阅读教学可以涉及多方面的语文知识,如语法知识、修辞知识、文章学知识、文体学知识等。对此种种,过去的语文教材均有所编及。实施新课程后,语文课程标准配套教材普遍淡化了知识内容,阅读教学实践中也就罕有涉及。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阅读教学中教学修辞知识、表达方法知识开始盛行,主要做法是教给学生或让学生进行识别文本语言现象所蕴含的此类知识,在第九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大赛中多见这种取向。以表达方法知识为例,教写人的文章,就教给学生或让学生识别写人的基本方法,如外貌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等;教写景的文章,就教给学生或让学生识别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教说明文,就教给学生或让学生识别课文运用的说明方法……2012年赛课《匆匆》对于第一自然段的教学就主要持知识取向:
师:其他同学也有收获吗?
生:有!
师:那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尊重作者的写作顺序,谁先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自然段?
生:“燕子去了……一去不复返呢?”燕子、杨柳、桃花都可以再次轮回,只有时间不能。作者用排比的句式强调了这一点。
师:你的感悟真深刻,排比句式的确强调了这种对比。[2]
(三)语言实践取向
严格地说,语言实践包括听说读写,但这里特指说与写。所谓语言实践取向,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说与写即表达训练。这种教学取向并非出现于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颁布之后,但自此明显增多,在第九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大赛中,几乎成为每一节课的“保留节目”,因为这被视为阅读教学中“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高峰和典范。2012年赛课这样教《匆匆》第三自然段:
师:“去的尽管去了……怎样地匆匆呢?”谁来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三自然段?
生:“洗手的时候……双眼前过去”让我觉得无论我们做什么,时间都会匆匆地划过。
师: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你们身上吗?你们能用这样的句式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说句话吗?也可以根据这些提示来说话。(出示提示)
师:请同学们把刚才说的连成完整的一句话。我们来写一首小诗!(整理如下)
写字的时候,日子从笔尖上过去,岁月是匆匆的。
玩耍的时候,日子从嬉笑中过去,回音是匆匆的。
奋斗的时候,日子从汗水中过去,成长是匆匆的。
阅读的时候,日子从思考中过去,时间是匆匆的。[3]
二、不同教学取向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上述教学取向深刻反映着参赛者及其团队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出现于前的取向,是否一定违背或无涉“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出现于后的教学取向是否一定践行或体现“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一)内容理解取向不全背离“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不少人以为理解内容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相悖或无涉。其实,在阅读教学中,“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有多种类型,如,理解文本如何运用语言形式,并吸收内化、迁移运用于语言实践;结合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创设各种情境,让学生调动已有的语言积累进行创造性表达。此外,只要选择正确途径,理解文本内容也可以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因为阅读教学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有两个层面:理解文本的语言形式并内化和运用语言,这是第二层面;阅读主体运用语言文字获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这是第一层面。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4]“获得信息”即获得文本负载的信息,其过程主要是理解文本内容的过程。只要是让学生自己通过文本的语言文字获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属于第一层面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基本理念”中,与语文性质相呼应提出了“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5],而不是像过去的教学大纲和旧版课程标准那样将“理解和运用”并提。对此,有人这样解读:不提“理解”不意味不要或排斥“理解”,因为“理解”是“运用”的基础。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语文课程标准关于阅读教学的总目标,第一句就是“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6],在评价建议中要求:“重点评价学生对阅读材料的综合理解能力,要重视评价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创造性的理解。”[7]理解能力是阅读能力的核心,这为学界所公认;语文课程标准在学段目标要求“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8],这也正是“理解”;“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一般被高度概括为听说读写能力。“独立阅读能力”,简而言之就是读的能力,它正是“语言文字运用”的核心能力之一。换言之,运用语言文字获得对内容的理解,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本身而不是基础。两个层面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互相促进,螺旋上升。
还有两点必须澄清:第一,并非所有对内容的理解都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离开文本语言文字的架空分析,尤其是以教师的架空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尽管学生借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对内容的理解,但那不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因为这时的理解不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其二,阅读教学不能停留于理解内容。因为听说读写互动互促、和谐运行是语文学习的重要规律,阅读教学固然应将培养以理解内容为核心的阅读能力作为首要目标,但绝不能排斥语言形式的理解、内化和运用,多个层面、多种类型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并用,才能综合提高听说读写能力或综合语文素养。再从教材形态看,世界范围内,母语教育课程教材有两种:一是分科型教材,即阅读与语言(含写作)分开;二是综合型教材,以阅读为中心,将语言(含写作)的学习融合其中。我国的主流教材包括现行教材就是综合型教材。使用综合型教材教学,理应有更多类型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2010年赛课《匆匆》,参赛教师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主动性,尤其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课堂处处闪烁着因师生互动、智慧碰撞而产生的火花。学生自始至终在教师引导下,运用语言文字,通过自己的阅读实践,感受时间的短暂和可贵,这也是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但是,不能不说,在教学过程中全面放弃品析文本表达时间“匆匆”的手段,也没有创设情境对学生进行表达训练,“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类型过于单一,在教学取向上显然有失偏颇。
(二)知识取向不等同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与“得意”相对的是“得言”取向,即引导学生学习语言形式——包括语言材料、遣词造句的技巧、修辞技法、表达方式、构段谋篇手段、写作方法等。学习修辞和表达的知识,也是“得言”的一部分,但“得言”既不应窄化为获取修辞和表达的知识,也不应孤立于“得意”的过程。因为学习修辞手段和表达方法不是为了识别、识记和再现静态的知识,而是为了运用于语言实践。
静态修辞知识和表达方法的知识是陈述性知识,而学习修辞和表达方法本应掌握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掌握陈述性知识重在理解和识记意义,测量时就看其能否复述;程序性知识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掌握程序性知识必须形成技能,测量时必须考查其是否熟练操作。
以掌握陈述性知识为取向,与语文的实践性相悖,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相悖。得意、得言结合,使知识携带着形象、浸润着情感,才更具有生命活力,易于内化进心智结构,一旦遇到合适的情境,便易于被唤醒、激活,也才易于迁移运用。
教学《匆匆》第一自然段,让学生辨识和识记排比、对比修辞手法,只是掌握静态的修辞知识。即使学习时能够正确地辨识和判断,考试时能够准确无误地再现,也未必参透个中韵味和妙处,更未必能得当地迁移运用。作者为何要这样进行对比?用一般事物的去而复来,反衬时间的一去不复还,这是其一。其二,对比物用“燕子、杨柳、桃花”而不是用“垃圾、疾病、洪水”等,是因为前者是美好的事物,对生活中许多美好事物的失去,人们往往会敏锐发觉,怅然叹惋,痛心疾首,但对时间的流逝,却浑然不觉,漫不经心,不以为意。以此比较,发人深省,振聋发聩。至于运用排比,主要是因为,只有通过排比才能罗列出三种美好的事物;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三”代表多,生活中许许多多美好事物都可以失而复得,而时间却不能,这就更深一层地凸显时间的弥足珍贵。寥寥数语,意涵却极其丰富,耐人寻味,仅凭识别或判断句子的修辞手法,焉能如此这般地领会其表达之精妙、意味之无穷?又焉能将语言手段内化于心并恰到好处地加以运用?
(三)语言实践取向不必然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相比之下,对语言实践取向,人们推崇备至。诚然,在阅读教学中,结合对文本情感、意蕴的领会,有机地进行表达训练,意与言,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但是,若不能采用得当的手段,不能科学地进行语言实践活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也会落空。
阅读教学中的表达训练有两种类型:一是运用文本的语言形式进行迁移性表达,二是调动已有积累进行创造性表达。而要迁移运用文本的某种语言形式,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不仅要认识这种语言形式——哪怕只是直观地了解,整体上把握其外在形式,更要领会其该运用于何处、如何运用、为何要运用。若生吞活剥,简单、机械地依样画葫芦,所获取、所运用的语言形式就很难为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供“正能量”,貌似也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实则并无效益,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匆匆》的第三自然段,写人们在看得见的“洗手”“吃饭”“默默”等活动时,看不见的时间便过去。外在的语言形式不难识别,那就是化无形为有形。表面上看,作者正是借此表现时间的转瞬即逝,但是,人们看得见的活动随处可拾,举不胜举,如田间挥锄、车间操锤、实验探秘、奋笔疾书、会堂宣讲、舞台演艺……而作者的取舍,深意又何在?文中列举的种种活动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活动——也就是“茫茫然”跟着太阳“旋转”的具体表现。在作者看来,这些活动不会创造价值,没有多大意义;耽于此类活动,就是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就是无所作为,虚度光阴。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的懊悔和自责。这才是这段文字的深层意涵,是这种语言形式的“魂”。所有这一些,2012年的赛课都并未让学生悟得,因此才有机械模仿课文的那首短诗。此短诗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在笔者看来,纯粹是不知所云的东施效颦。
正确理解、深刻领会语文课程性质,才能高瞻远瞩地采用正确的教学取向。同时,各种教学取向,各有其能,也各有其所“不能”,教学时应多种取向“交响”,并选择正确的实施途径,才能真正体现课程性质,将“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何捷.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以提升语文素养为魂——《匆匆》教学实录与点评[J].小学语文教学·人物,2012(10).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