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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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范文第1篇
遗址展示和文物展示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两种重要方式，我国也已经从过去重视遗址展示，逐渐地朝着并重遗址和文物展示的方向发展。例如：西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直都非常注重遗址展示工作，广泛地利用景观营造、数字手段和轮廓表示展示模式；一些遗址目前也开始了相关的文物展示方式，如大唐公主出嫁仪式，就是在丹凤门前按照唐代风俗习惯展示皇室嫁娶活动。文物展示可以借助于遗址展示提供的场所，利用相关手段展示与遗址相关的传统文化内涵，其有益于全面诠释一个遗址的传统文化特色，加深人们对考古遗址和相关历史文化的认识。例如，英国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是英国重要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它将遗迹展示和文物展示协调统一起来。该考古遗址公园展示了部分古代遗迹出土时原貌，借以展示给游客古代遗址埋藏状态，同时也唤起人们对遗址的保护意识。同时，它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文物展示手段，如考古培训、实验考古、历史文化活动、多媒体演示等手段，使游客从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二、文物展示有利于文化旅游的发展
文化旅游是旅游现象中最为古老的形式，在当今国际旅游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遗址公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何将传统文化信息展示给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文物展示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可以弥补遗址展示的缺点。文物展示可以将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展示给大家，从而避免了文物带给受众的静寂感，使受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或者亲身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文物展示还具有无限扩展性，可以不断地衍生新形式和内容，吸引旅游者再次游览，为遗址旅游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资源。
三、文物展示有利于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
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给考古遗址的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给遗址保护带来了挑战。事实上，中国诸多考古遗址都采用了完全展示遗址发掘现状的方式进行遗址公园建设，将珍贵的遗址置于各种腐蚀因素之下，遗址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文物展示可以减少游客对文物实体的关注度，有效地减少文物面临的保护压力。
四、文物展示在考古遗址文化产业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园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文化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可以形成集创新、孵化、管理投资、后勤和产权交易等系列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产业组织形式。
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开展了文化产业园建设计划，其中很多都是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如西安建设五大文化产业园计划，涉及考古遗址就有临潼文化产业园区、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法门寺文化园区和华夏始祖文化园等。历史文化发掘和展示过程是一个重现性过程，会再现一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项目，为文化产业提供发展方向和必要支撑。同时，考古遗址的文化积淀为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资源，能够推动特色文化产品的形成。古建遗址公园网络平台可以同数字化博物馆和虚拟遗址公园网络化建设结合起来，利用网络平台构建相关展示系统。数字博物馆是一个运行在网上的博物馆。它也是集供网民参观、学习、休闲及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同时，它又能提供有关藏品更多的、现有研究所得的相关信息。而虚拟遗址公园通过计算机技术及相关技术创建一个三维虚拟环境，用户通过用户接口感受虚拟环境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信息，可以同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从而使人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五、考古遗址文物展示体系构建
（一）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内容遗址展示以展示原真性的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目的，而文物展示的内容以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因此，文物展示必须以遗址展示为基础，以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对象，将它们再现于世，使人们了解我们具有历史特色的文化面貌。文物展示可以先从标志性文化建设入手，即以衣、食、住、行、娱乐、艺术、文学和建筑为线索，分别构建和恢复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成一个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不同层次文化构成的文物展示体系。
（二）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方法历史文化具有显性和隐形的特点，文物展示可以依据不同特点的历史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展示设计，涉及的方法很多，主要有陈列展览、行为再现和媒介传播等方式：
1.陈列展览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陈列展览与遗址展示不同之处在于文物展示是以特定的文化内涵为线索，以特定的遗址为平台，将抽象的文化主题通过显性的形态展示出来。陈列展览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以文物实体、仿制品、展板、模型和文字说明为主的传统展览方法，也有以多媒体技术为辅的媒体工程展览，如井冈山革命历史展馆序厅中的多媒体立体画。媒体工程是集合声、光、像为一体，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最终实现表演来传达特定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是陈列展览的新趋势。
2.行为再现考古遗址文化行为再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利用影视和舞台艺术表现历史场景。影视形式几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着很高的传播效率，可以在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宣传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相比而言，舞台艺术虽然受到时空限制，但也绝不能忽视它在考古遗址文物展示中的作用，它们可以形成文化旅游优势资源。其二，实施观众参与性项目。参与性项目的建设能够直接地搭建起连接游客和古代文化的桥梁，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消费需求，提升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水平。
文物考古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考古发掘；损坏因素；保护措施
以前，文物保护大多数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提高，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更受考古界重视。文物在现场的损伤大多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引起的破坏和潜在的问题，是在出土文物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在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非常必要的。
一、造成文物损坏主要因素
（一）温湿度急剧变化
出土文物对保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敏感。温度和湿度的作用是各类文物遭受损害的根本因素。一般相对湿度的变化会可以马上造成文物自身结构的收缩效应，如：一些出土的漆木器表面外观良好，实际上表面还是有大量的微裂纹。在相对温湿度的不稳定的情况下，温湿度急剧变化将会使漆皮起翘，木质胎体开裂，甚至会引起甚至漆皮与胎体相剥离，导致材料中可溶性盐的潮解结晶，导致纤维素分子结构断裂。同时，环境温度变化范围太大，木材的干燥，失水速度太快会引起文物收缩开裂，会造成文物表面严重的油漆脱落。
（二）微生物霉菌的侵蚀
实践中，考古学家早就觉察，出土文物才出来是有其自身的色泽，一旦暴露在空气中，过一段时间后，木材类的颜色会逐渐加深。出土文物变色通常分为三类：微生物变色，化学变色，物理变色。研究发现，一般的坟墓，密封性好，器物在埋藏环境中不会出现微生物变色，微生物最易引起并造成文物色彩变化，文物受空气中的真菌、细菌作用，微生物色素或木质组与微生物分泌物反应的有色化合物相互作用而导致变色。
（三）害虫蛀食
由于出土文物组分中有机质成分有丰富的养料和养分，是昆虫的最爱，所以害虫对文物所造成的损害是很严重的。另外，虫蛀，特别是害虫幼虫期对文物的破坏性最大，其主要的破坏作用是蛀食。
（四）酸性介质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大气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空气中往往含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酸性氧化物，与空气中的水分结合时，会产生很强的腐蚀性酸，这些酸对金属、石质文物表面所造成的腐蚀，易使器物表面发生酥解、粉化。
（五）空气氧化
在潮湿的条件下，空气中的氧气在紫外光下，分解成新生氧，发生光氧化。这些出生态氧一方面可以氧化有机物质，让文物发黄、发脆，还与水分子结合成过氧化氢，氧化金属类文物，让彩绘文物颜料出现褪色、甚至改变颜色。
二、发掘现场常见的保护措施
（一）湿度控制
保持文物出土的含水率，因物而定。处理办法是含水率大于100 %的竹子，木材，漆器可采用清水浸泡；含水率低于100％的器物要保持其原有湿度，可以是酌情采取密封措施，防止环境湿度变化太快，损害文物。
有的文物需要保持干燥，干燥剂控制是其主要手段，目前国内外的干燥剂产品是有很多种的，实验室一般用硅胶干燥剂。硅胶除与高氟或强碱物质反应外，不腐蚀、不溶于水，即使吸满水，还是觉得干燥，硅胶干燥剂无毒、无味，对文物无污染，干燥后可重复使用，是理想的干燥剂，因此，发掘现场控制保护环境湿度建议使用硅胶干燥剂。
（二）密封处理
文物出土后易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还有灰尘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氯，虽然它们具有不同的化学性质，但也会对文物会造成一定危害。因此应避免出土文物和大气开放环境直接接触。例如，可用于食品保鲜膜材料对一些出土的文物的腐朽木材密封处理，使其与大气环境之间保留或存在一定的缓冲空间，直到慢慢地和外界保存环境相适应。
（三）虫害的早期防治
在考古挖掘过程中，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的存在和活动已经威胁出土文物和遗址的安全。例如，有些墓葬出土的文物是腐烂的木材和其他有机物构成的文物，文物丰富的有机营养物质有利于各种昆虫和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直接导致了对出土的文物和遗址进一步损害。因此，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害虫，会使出土文物受损程度的增加，所以害虫的防治和研究在考古挖掘中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
害虫具有喜温畏寒，喜湿怕干，喜暗怕光的习惯，生命力强大，可以长期在恶劣环境中生存，能耐干、耐饿，虽然通过破坏其生活环境能抑制害虫生长，但不是与被熏蒸物的接触面广而均匀，十分有效。怎么办？——用熏蒸剂。熏蒸剂渗透性，挥发性，扩散性非常强大，可以渗透到固体药物所达不到的缝隙，由于吸附较小，很快就会从被熏蒸物内部分散，无残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和有效的杀虫方法。
（四）氮气保护
氮气常用于食品保鲜、中西医储存、塑料生产等行业，近年来在文物保护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北京房山寺石经回藏就是利用氮气保护，有效地阻止了进一步风化，湖北博物馆荆州尸体也是用氮气保护法保护的。国内已有文献报道，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相关科研机构合作研制出了适用于考古发掘现场的空气制氮机——XDN-B型，此机型属于袖珍型的制氮设备，外形尺寸500毫米×300毫米×800毫米，重量为15～20千克，下设胶轮，一个人可随意移动，而且直接利用空气来分离制氮，是特为野外考古发掘现场而设计生产的，适合短时间刚出土的文物被隔绝空气、水分。可以在考古遗址可以进行金属、石头、纺织品、纸、竹、木材、油漆、树脂、陶瓷、骨、皮肤和其他各类文物的氮气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出土文物。
（五）避光保护
实验表明，黑色塑料袋屏障，双波长紫外分析仪（254纳米/ 365纳米）照射的双色荧光粉，观察荧光粉的颜色，其结果是在波长254 纳米的波长到365纳米的情况下，没有刺激变色，说明黑色塑料袋阻挡紫外线功能强。此外，黑色塑料袋本身是不透明的，可以阻止可见光。因此，在发掘现场使用黑塑料袋可防止外界开放环境中的可见光对出土文物的危害，且黑色塑料袋材料范围广，价格便宜，易于推广。
参考文献：
文物考古范文第3篇
文物考古工作的起步和发展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密不可分。而在这其中，虽然经历了许多物是人非的变化，但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考古研究室主任张建林为代表的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足迹却一直在高原上延续。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兴邦先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之后陆续的张建林、张仲立、段清波等学者，再到2000年以后开始涉足考古的张博、田有前等年轻一代，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高原上。 br>
20世纪70年代末卡若遗址的发掘是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次涉足高原；80年代他们又参加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乃东普努沟吐蕃墓葬考察、古格故城遗址调查、日土岩画调查等重要的考古项目；90年代则有著名的托林寺调查与发掘。
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里，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参与或与文物部门合作进行了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和发掘、阿里地区文物调查、萨迦北寺考古发掘、青藏高原吐蕃时期石刻遗存调查等。而且，随着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室的成立，陕西与的文物考古工作建立起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研究室成立以来多次与文物部门合作，萨迦北寺的发掘便是其中之一。近年，又开始着手进行唐蕃关系考古的相关调查与研究。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又一次让陕西文物考古人的身影出现在了高原。
三普工作中的指导队
2008年5月中旬，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刚刚褪去“3.14”事件阴影的高原全面铺开。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虽然已有2007年第一次普查培训和试点积累的经验和培养的人员，但一方面各地市参加人员有限，另一方面，这有限的学员也无法完全承担起对各自地区三普人员的培训和指导任务。因此，自治区三普办决定在今年正式普查全面展开前再举行一次培训和试点工作，逐地市进行普查培训和现场试点指导，然后趁热打铁，以地市为单位，全面开展正式普查。
受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室张建林主任派遣了由颜泽余、袁明、席琳3人组成的协助组，于2008年5月16日赴藏，与自治区文物局工作人员罗布扎西和司机尼玛次仁共同组成了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现场试点指导队，辗转全区6地1市。
3名陕西队员中：颜泽余是绝对的老，协助组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进藏，参加过的文物普查、青藏铁路段考古调查等项目，经验丰富，此次主要负责指导普查学员绘图和寻找文物点。袁明，组长，研究室工作人员，此次是他的第一次之旅，主要负责指导普查学员GPS测点和照相。虽然一直都很担心身体，常常把自己有高原反应挂在嘴上，但他还是很快适应了高原缺氧环境，并且在高原中的高原――阿里创造了一种高原反应的新类型：醉氧、睡不够、吃不饱，尼玛师傅的“沙漠野狼”4500成了他的活动卧室。席琳，即笔者，组员，组里老小，刚刚跟随张建林副院长攻读考古的博士仅一年。2007年年初第一次入藏拜谒人文史迹，旅游体验。此次算是第一次到高原干本行――文物考古，主要负责指导普查学员进行文字信息的采集。因此，总是能跟着学员们与当地群众接触，往往能比他俩多喝几碗酥油茶，多吃几块风干肉。
此外，在我们的5人指导队里，藏族大哥尼玛次仁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坐在他的“沙漠野狼”里，大家都很放心，更重要的是他诙谐幽默的语言成为大家将近两个多月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味调料。藏族小伙罗布扎西是指导队里的老小，却也是大总管，天生一副好嗓子。虽然并非文物考古专业出身，但凭着兴趣和勤奋，已经俨然一个准文物考古工作者了。这次他主要负责指导学员绘图以及GPS软件的使用。
指导队先后转战六地一市
5月18日，指导队抵达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乃东县，与以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布副所长等培训授课组一行4人会合。由于我们两个新人的关系，连师傅也被“株连”，一起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被迫”休息了两天，以适应高原环境。20日，正式进入工作阶段。
从5月20日到7月11日，指导队先后转战6地1市的7个试点县：山南地区桑日县、乃东县――阿里地区噶尔县――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林芝地区林芝县――昌都地区昌都县――那曲地区那曲县――拉萨市墨竹工卡县。
此次普查试点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地市参加培训的学员中专业人员相对较少，不少学员在对文物本体的认识上限于专业知识的欠缺而比较困难，记录的语言组织和专业术语的运用也都存在很大问题。而这些方面要想在短短的一周时间掌握又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每个学员的特点和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及时检查并指导资料的整理，对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在指导学员进行采访记录的过程中，我们对“教学相长”有了深刻的体会。特别是从山南地区文物局强巴次仁局长、日喀则地区文物局拉巴次仁局长、昌都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永忠达瓦科长等地市的文物部门领导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因为他们不仅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还现场向学员讲解有关各类型不可移动文物的历史知识，与指导队的方法相结合，达到了更好的试点效果。
一个多月的试点中，我们和各地市学员一起，对地区6地1市8个试点县的50处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了调查。其中，新发现点22处，复查点28处简列如下：
（一）山南地区1、桑日县（1）恰嘎曲德寺，古建筑，复查；（2）巴廊却康，古建筑，复查；（3）永卡布巴塔，古建筑，复查；（4）恰嘎宗遗址，古遗址，复查；（5）浦拉康遗址，古遗址，复查；（6）陈坝沟石塔，石刻，复查。2、乃东县（7）赞塘村墓群，古墓葬，复查。
（二）阿里地区噶尔县（1）扎西岗寺，古建筑，复查；（2）纳恰墓群，古墓葬，复查；（3）琼隆银城遗址，古遗址，复查；（4）故如甲木寺，古建筑，新发现；（5）芝达布日寺，古建筑，新发现；（6）噶尔宗遗址，古遗址，新发现；（7）噶尔县老县城遗址，近现代史迹，新发现。
（三）日喀则地区 江孜县（1）紫金寺遗址，古遗址，复查；（2）香波墓群，古墓葬，复查；（3）雄寺庙遗址，古遗址，新发现；（4）玛尼拉康，古建筑，新发现；（5）格西拉康，古建筑，新发现；（6）那如寺庙遗址，古遗址，新发现；（7）夏普寺庙遗址，古遗址，新发现。
（四）林芝地区 林芝县（1）布久色吉拉康，古建筑，复查；（2）则拉岗宗府遗址，古遗址，复查；（3）甘丹曲林寺遗址，古遗址，复查；（4）喇嘛岭寺，古建筑，复查；（5）雍珠则村吐蕃石刻碑，石刻，复查；（6）达则寺，古建筑，复查；（7）琼果林寺遗址，古遗址，新发现；（8）
珠曲登寺遗址，古遗址，新发现；（9）甘丹曲林寺活佛寝宫遗址，古遗址，新发现。
（五）昌都地区 昌都县（1）强巴林寺（昌都寺），古建筑，复查；（2）小恩达遗址，古遗址，复查；（3）热底隆墓地，古墓葬，复查；（4）扎普拉康，古建筑，新发现；（5）西大桥摩崖石刻，石刻，新发现；（6）萨王府，近现代史迹，新发现；（7）解放委员会旧址，近现代史迹，新发现。
（六）那曲地区 那曲县（1）巴绒寺，古建筑，复查；（2）那曲烈士陵园，近现代史迹，复查；（3）孝登寺，古建筑，复查；（4）贡日墓地，古墓葬，新发现；（5）泥扎古战场遗址，古遗址，新发现；（6）古露十四村石刻，石刻，新发现。
（七）拉萨市墨竹工卡县（1）赤康拉康，古建筑，复查；（2）赤康古城墙遗址，古遗址，复查；（3）霍尔康庄园遗址，古遗址，复查；（4）夏拉康，古建筑，复查；（5）孜孜荣岩画点，石刻，新发现；（6）同布日寺遗址，古遗址，新发现；（7）同盖古墓群，古墓葬，新发现。
调查中，对于复查文物点，将重点放在补充其所缺的三普信息和描述保存现状上，同时对之前的文物本体记录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这期间，往往可以发现许多之前为人们所忽视的信息，为建立准确完整的文物点档案以及今后的学术研究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新发现的文物点，除了完整收集三普信息以外，将重点放在对文物本体的观察记录上。最后，根据每一处文物点的历史文化价值及保存现状提出普查建议。
的藏传佛教及苯教寺院是此次普查中数量最多的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之一。然而，寺庙与防御设施相结合的形式却并不多见，阿里地区噶尔县试点中调查的扎西岗寺是其中之一。该寺由达格章创建，原属拉达克赫米寺系统，15世纪后改宗格鲁派，原寺建筑现仅存墙体。整体建筑布局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寺庙和防御工事相结合，是典型的吐蕃时期建筑结构。一周为壕沟，沟内是略呈矩形的夯土防护墙，墙的四角及两中腰有凸出的角楼及碉楼，西南及西北角上还建有两座圆形的碉楼。现西南角的碉楼保存较好，墙上开设有三角形或长条形射孔。殿堂位于护墙内中央偏北处，周围环绕一周转经回廊。1996年扎西岗寺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佛塔在十分普遍，但圆雕风格的石刻塔却并不多。此次在山南地区桑日县调查的陈坝沟石塔即属此类。塔位于绒乡陈坝村南，雅鲁藏布江南岸一南北向山谷中，由四块整石分别雕制后镶接而成，分别为塔基、塔瓶、塔尖、塔顶，现存塔基、塔瓶两部分。塔基平面为16边形，分为两级向上收分，上面以插隼承接弧顶圆形塔瓶。造型与桑耶寺附近的松卡石雕塔接近。
关于岩画的发现情况，张亚莎撰专文《岩画的发现》进行了系统总结。除了集中分布区――阿里和那曲地区以外，拉萨、山南、日喀则、昌都和林芝也都有发现。不过，后面5个地市的岩画最初都是由国外学者注意到并发表出来的，国内发表的资料很少。拉萨地区的岩画更是尚未见到有详细的调查资料发表。此次拉萨市试点中，普查队在墨竹工卡县甲玛乡甲玛沟孜孜荣村村委会以东约10米处的觉布山西面山崖半山腰处新发现了一处岩画点。由于当地老百姓炸山取石建房，已经导致岩画大面积破坏，仅残存3幅画面。内容以动物为主，有鹿、马以及佛教符号万字符、六字真言、佛塔等；制作方法均为敲凿，凿点密集，凿痕很深；表现形式均为粗线条轮廓式。这处岩画点处于松赞干布出生地到吐蕃王朝政治中心――山南雅砻河谷的古道上。从颜色、制作方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分析，时代相差不远且较早。岩画在整个拉萨地区也是不多见的。因此，孜孜荣岩画点是研究该地区早期历史的珍贵考古资料。
文物考古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考古文物研究 邢窑遗址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
考古文物研究是众多科学研究之一,有其自身系统的研究过程与方法。通常不是该领域的人很少涉足,更多人仅是关注考古文物研究的成果,并且也只是关注跟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成果。其实考古文物研究成果对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和中学历史教学都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1928年著名的殷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与《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证明了商代文明的存在,后来甲骨文成了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之一。又如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出土青铜器利簋,该器铭文记载甲子日周武王伐商,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胜利的事实。这与文献《尚书・牧誓》《逸周书・克殷解》《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武王伐商纣相吻合。于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便有了文献与物证双重依据,学生理解起来就更深刻了。再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该项科学研究制定的夏商周年代表,改变了中学历史教学中对于发生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大事没有明确纪年的局面。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总的来看,随着考古文物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其研究成果有的已经被写入中学历史教材,丰富补充了教材内容,甚至是修正历史教材的说法。但是有的考古文物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却不能及时被应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邢窑遗址研究及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邢窑是我国古代以生产白瓷著称的窑场,与以生产青瓷著称的越窑齐名天下,古陶瓷界誉两个窑场成“南青北白”格局。邢窑最早见于唐代文献,目前为止至少有八处唐代文献记载邢窑,这些文献有的直言邢窑在内丘,有的言说邢窑在邢州。可是多年来,考古文物工作者在古邢州境内包括在内丘,均未找到唐代窑址。基于此有人称其为“邢窑之谜”。世人言及邢窑多是直接采用文献进行大致界定。中学历史教学亦不例外。
为了解开谜团,真正把邢窑遗址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起来,笔者业师杨文山先生付出了辛勤劳动。他1950年就学于校址在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受业于李光璧先生,后来杨先生到邢台地区从事中学历史教学,李先生指引他在教学时注意寻找邢窑遗址,还历史一个本相。从1953年起到70年代末,杨先生在内丘、邢台、沙河三县境内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未果。1980年8月到11月,他作为邢台地区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历史顾问,赴临城指导窑址考察时,在岗头、祁村和西双井等地发现了唐代古窑址。1980年11月18日,新华社记者胡承清以《“邢窑之谜”初步揭晓》为题,第一次向国内各大报纸播发了新闻电讯稿,公布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接下来1981年4月25日至27日,“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在临城县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来自文化部、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北师范大学等多个单位。会议期间,杨文山先生与冯先铭、傅振伦等专家,首先参观考察窑址,对出土器物进行鉴定。
后来邢窑遗址探察研究工作又取得了新进展。从1984年春到1985年秋,以贾忠敏先生为首的“内丘文物组”在内丘县境内的南岭、北大丰、中丰洞、张家庄、西丘、冯唐、白家庄和城关等地,发现了唐代古窑址。其中位于内丘城关的窑址出土了大量白瓷残片和残件,还出土了进贡大明宫的刻有“盈”字款的十多件细白瓷残片。经专家们探查研究,大家认为内丘发现的窑址也是邢窑遗址,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1996年12月,临城和内丘发现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5月到8月,在内丘县原县委礼堂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邢台市文物部门对该处的邢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最可喜的是这里除了出土八十年现过用于进贡的“盈”字款白瓷标本外,还出土了同一功用的“翰林”款、“官”字款白瓷标本。
对于以上两地发现的唐代古窑址,考古文物专家通过实地考古与学术研究形成以下认识:内丘、临城处于同一地质条件区域,白瓷产品使用同类原料,造型、装饰和装烧等工艺也是一致的,在地域上两地接壤。两地的唐代古窑址在那个时代形成了跨州连郡的邢窑群。为中外学者一直关注的“邢窑之谜”已完全揭开,唐代邢窑遗址就位于今天的内丘、临城一带。本世纪出版的关于邢窑的专著《邢窑遗址研究》《千年
邢窑》《邢窑研究》对于窑址定位均采用了
这种说法。
可是邢窑遗址研究的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的并不好。中学教材讲述唐代陶瓷业发展时候,提到邢窑时多是说邢窑产白瓷,外观“类银类雪”。对于邢窑遗址范围,教材编写有如下现象。比如九十年代初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订的一直到2001年还在出版,并供全国使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在讲述唐朝经济时注释邢窑遗址在“今河北内丘、临城一带。”这一结论在初中生心目中本来已经留下深刻印象了。可同时期的该出版社编订的全国通用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选修)却没有此注,并且该教材中的《唐代手工业分布图》,标注邢州(今河北邢台)产白瓷,这样初高中教材就不能前后照应。
后来,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中国
古代史》提到邢窑时引用“内丘白瓷瓯”,并作注“内丘,在今河北内丘”。显然没有结合邢窑遗址的研究成果。
又如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历史》下册把邢窑遗址定位在“今河北内丘。”忽略了“临城作为邢窑遗址的重要部分”的事实。
由此可见历史教材未与邢窑遗址研究成果及时结合。在实际教学中,多数历史教师也没有利用邢窑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教学,仍然将教材中那些说法传授给学生。这样做既掩盖了已经有历史本相邢窑遗址,也不能激发学生对考古文物研究的兴趣。
邢窑遗址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的结合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的众多考古文物研究与中学历史结合点也是如此。教师在讲述此类知识点时,通常仅是以教材和教参为依据,极少利用已有的可是并为被教材和教参吸纳进来的考古文物研究成果,对当前的研究状况更是不了解。这样学生接受起来就比较空洞乏味,教学效果也势必会受影响。
文物考古范文第5篇
商周青铜器中的蝉纹，有饮食清洁之意
蝉纹在青铜器上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东晋著名学者郭璞有《蝉赞》云：“虫之清洁，可贵惟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是说蝉有出污秽而不染，吸晨露而洁净的天性。可见，蝉纹被广泛地用于青铜器纹饰，可能代表有饮食清洁之意。商周时期饮食卫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上层贵族阶级更是如此。这一时期，在鼎、爵、觚、盘等一些青铜器上，就铸有蝉纹，蝉体大多作垂叶形三角状，腹有节状条纹，无足，近似蛹，四周填云雷纹；也有长形的蝉纹，有足，也以云雷纹作地纹。
商代举方鼎，出土于济南长清小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该鼎为炊食器，体呈长方形，立耳，略束颈，微鼓腹，四柱足，四隅有扉棱。其腹内壁铸铭文“举祖辛禹”铭文。这件器物的足部饰有阴线蝉纹。
商代京鼎，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该鼎为炊食器，立耳，深腹，圜底，三柱足。其名来自于腹内壁铸一“京”字铭文。腹部饰有三角蝉纹。
商代射妇桑鉴，盛水器，直腹，双附耳，方角足。其名来自腹内壁铸刻阴文三字“射妇桑”，是一件传世品，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曾著录于《西清古鉴》等书。口沿下饰连续的倒立三角蝉纹。
西周“鱼伯己”觚，侈口，尖唇。、腰俱细，腰腹部饰有横置三角蝉纹，部以下饰云纹。圈足较高，外撇，圈足内侧铸阴文“鱼伯己”三字。此觚现藏于青州市博物馆，从其形制和纹饰观察，尤其是腹腰部所饰横置蝉纹，表明其应属西周早期之物，是带有蝉纹的酒器。
仅从现有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看，商周青铜器中无论是炊食器、水器，还是酒器，都有蝉纹的存在，这就表明古人注重蝉意，从蛹成蝉后，登高饮露，露水清洁，此中便蕴含着饮食清洁的意思。
菩萨冠上的蝉纹，蕴含着轮回之意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两汉之际，此时道教长生文化、民间神仙思想也在本土上盛行，于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因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蝉意的理解，早期道教把“蝉蜕”看作是羽化成仙，于是蝉成为道教的灵物。佛教受到道教的影响，佛教徒在雕刻佛像时掺杂了道教思想，将蝉这一灵物运用到了佛教造像上，菩萨头冠上的蝉纹就是典型代表。另外，蝉冠也具有一些世俗的意义，如广饶北魏根法师碑即有“昂藏峻绪，渺漫长滴，缤纷组带，蝉联缨冠，或智或愚，能危能安”之句，就代表了佛教神像高贵和令人仰止的气质。
1996年，青州佛教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重点，就是因为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在青州市博物馆馆藏的400余尊造像中，有一尊北魏时期的石雕菩萨像，头冠中央饰以蝉纹，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尊北魏菩萨造像，有着睿智和微微带笑的面容，身着飘逸舒展的衣服和流畅乱真的璎珞。虽然头部原有莲花背光已失，但因其宝冠的正前方，雕饰着一只形态极为精致写实的“蝉”而显得格外独特。无独有偶，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也出土了一尊东魏时期的蝉冠菩萨石雕立像，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博兴出土的这尊蝉冠菩萨像的头后有巨大圆形头光，戴高冠，嘴角微翘，面含笑意；菩萨身躯修长，上身穿袒右衣，双肩覆搭披帛，下身穿着长裙，衣服稍薄而贴体，整个形体显得十分轻灵。菩萨身上装饰品十分华丽，配有圆形饰件、项链、宝珠等相对繁复的装饰品，但最为引人注意的还是菩萨宝冠正中装饰的蝉纹，“蝉冠菩萨像”也由此得名。至今在山东境内发现的这两尊蝉冠石雕菩萨像，其宝冠上特有的蝉纹装饰，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因此弥足珍贵。
佛教的本土化，使得佛教徒将菩萨也视为神仙，于是在道教“蝉蜕”思想的影响下，在雕刻菩萨造像头部时，饰以蝉冠，蕴含了一种蝉意，即轮回之意。
蝉形玉，既有幻化复生之意亦有品德高洁之意
蝉具有脱壳现象，使人以为蝉能复活，因此，古人对蝉寄寓了灵魂不灭的祝愿。如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的称为蝉形玉，寓着精神不死、再生复活之意。玉是古代死者含在口中的葬玉，多为蝉形，又称为“蝉”。蝉在中国古代象征永生和复活，这个象征意义来自于其漫长而隐秘的生物生命周期，蛰伏数载一朝飞升，恰恰与道家毕生追求的羽化升仙的最高境界相一致，因而蝉被赋予“永生”的涵义；《论衡・无形篇》中“复育转而为蝉”，可见蝉纹还有象征死而转生之意。
两汉时期，玉蝉的出土量非常多，发现于死者的口中，作为七窍塞或九窍塞之一。在道家思想为主导的汉代，用玉陪葬是祈求永生和复活的手段。《抱朴子》即有“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之说。《汉书・杨玉子小传》又有“玉石，欲化不得”的记载。这是古人对玉的崇拜，以为玉随葬可以达到尸体不腐的目的。玉中之玉蝉是九窍玉之一种，古人认为它能为生者避邪，为死者护尸，含之可以成仙得道。扬州博物馆藏有典型的汉八刀玉蝉，该玉蝉透明莹润，精湛的工艺将玉蝉表现得详实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