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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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91-02
在阅读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碰见名目繁多的人称代词。上古汉语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的显著差别上，上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和现代汉语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人称代词就是上古汉语语法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笔者在比较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后，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从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开始说起，比较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从而得出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同时看出了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继承，这些方面不仅是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认识，也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现在仍然蓬勃向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一、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简要介绍
不同的用字是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最大的差别。在第一人称代词中，现代汉语只说“我”，而上古汉语除了“我”外还会使用“余、予、吾、台、朕、”这些字。再看第二人称代词，我们现在只说“你”（敬称用“您”），而上古汉语中常用的有“尔、汝、女、若、而、乃”。最后看第三人称代词，现在我们用“他、她、它”，上古汉语中只有借代第三人称的词，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现在用“我”，可以做主语、宾语，没有格位。但是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时代使用情况很复杂。 “”字只在《尚书》、《诗经》中出现，《论语》、《孟子》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将它看成是古语词。“朕”大多用在《尚书》，而在秦始皇使用后，它就变成了古代帝王专用的人称代词了。郑玄注《周礼》说：“余、予古今字。”也就是说“余”和“予”其实是一个字，按周生亚的说法“‘台’是‘余’（予）的变体。”因此“余”、“予”、“台”这三个字都是一个字。上古汉语中还经常使用的“吾”，在《论语》和《左传》以后都还经常被人们使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是“你”。使用敬称“您”的时间不久，而且只有在北京口语中用得较多，并且只限于在单数情况下使用。上古汉语的情况就很复杂了，“女、汝、乃、尔、而、戎”等都是上古使用的。“尔”是上古汉语比较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并且“尔”还属于“雅言”系统。“女”和“汝”是通假字的关系。第二人称代词还有“而”和“乃”，可以看成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乃”主要用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就不用“乃”了。只有《左传》还有少量的“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乃”也是古词语。
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用“他”。因为受到西方语法的影响，现代汉语还有了表示女性的“她”和表示事物的“它”，也就是分成了阴、阳、中三种性质，但是这种分别在我们的口语中是没有的。上古时代汉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常常使用“厥、其、之”等来代替，所以第三人称代词没有上古第一、第二人称复杂。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上古汉语“彼”的使用情况，“彼”在上古汉语中是指示代词，和“此”相对，但是被借用成第三人称代词时，上古汉语中“彼”字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的“他”，而且“彼”字还可以做句子的主语。
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特点
我们知道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都属于人称代词的范畴，它们的分类、功能方面有相同点，但是它们的差别也很显著，尤其是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特点上。以下几个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就是通过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较得出的。
首先，我们从数目上看，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数量比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要多。以第一人称为例，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的第一人称代词。上古汉语有六个第一人称代词，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我”、“我们”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只使用“你”、“您”，而上古时期第二人称代词有五个之多。由于第三人称在上古时期没有正式的用字，所以这里我们不做讨论。
第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感彩十分鲜明，而我们现在只有“您”用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其余的人称代词是没有感彩的差别的。这种人称代词的感彩也可以说成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比如在上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朕”有尊敬的意思，用在君王的自称之前大多是在提到祖先时用到。还有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原来是称呼对方的词，但在《论语》中，孔子只有在称呼他的学生时才用“尔”、“汝”。而“彼”在借作第三人称代词时通常含有轻蔑之意。以上都说明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一般都会带有褒贬的感彩，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很少带有明显的感彩。
第三，上古汉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一般都是借用指示代词来表示，经常使用的指示代词有“之”、“其”、“彼”、“夫”。指示代词的临时借用的作用是可以显得语气相对委婉，而且在修辞的层面上看，这种借用还带着尊敬和谦逊的意味。这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所没有的特点。
第四，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是不区别单复数的，只有特定的情况下区别。我们现在要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通常是在人称代词后加“们”，“们”是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固定形尾。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改变语调来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个别方言中，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汉语情况。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单、复数没有特殊的情况是不加以区分的。
最后，一个特点表现在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会出现兼类的现象。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若”还可以做假设连词，表示“如果”的意思，也可以做副词，当“乃”、“才”讲。同样第二人称代词“而”还可以做连词。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中很常见，但是我们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词性就都比较单一，不会出现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这种复杂的兼类现象。
三、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和现在我们使用的人称代词有差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笔者认为，首先，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没有民族共同语的约束，普遍的现象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当时用很多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词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人称代词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人称的指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上古汉语中，无论是第一人称代词还是第二人称代词，它们有很多字都是读音相近，意义相通的同源字。
其次，先秦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并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书面语的使用范围很小，只局限在统治阶级；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变，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开始接触文化，使用文字的人不再局限在上层统治阶级，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秦始皇进行了书同文改革，这种情况才进一步得到改变。而我们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其中就有一条，必须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标准。
第三，古代文人之间兴起了创作的仿古之风，使得上古汉语各种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在古代的创作中，这样语言使用的不规范和这种差异性的影响就更加深重了。上古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基础是当时人们的口语，所以在当时“言”、“文”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汉代以后，口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出现在文人的创作里的还是先秦时代的书面语，造成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加上后来的统治阶级的提倡更加加深了这种风气，使得书面语和口语一再分离，书面语完全脱离了口语的存在。
四、结语
从上古时代数目繁多、用法复杂的人称代词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简单明了的“我、你、他”人称代词系统，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汉语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继承是必然的，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选用的是上古汉语中使用最为广泛、被人们约定俗成选择下来的“我”。“我”字原来的本义是一种兵器，但在上古时代它就用来表示第一人称的意思了。在很多古注、辞书中的“我”都是作为第一人称通用语，用来解释其他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你”，其实是“尔”字的俗体字。“尔、你”古代读音相近，古日、泥母准双声，之韵，同时它们也是同源分化字。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上古汉语中多被写为“佗”，本义是指负荷。“它”字也是“蛇”字的初文，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假借的用法。上古时期，“他（它）”常借来表示泛泛的别指，相当于“别的，另外的，其他人”，可作定语、宾语、否定判断句谓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成为人称代词的一些条件。
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词语的发展将会更加缜密，更加规范化，所以人称代词的发展也将遵循这个规律，简单明了且有完整的语义是人称代词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来在方言中使用的一些人称代词就会被淘汰掉。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是在汉语的漫长发展中得到优化的结果，它使我们的语言方便简单又减少了歧义的产生，这套系统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依然会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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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
1 引言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专书词汇和断代词汇的研究，给词汇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在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做出了持续的努力，他们力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词语考释和词汇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汉语词汇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各种词汇现象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这对把握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古汉语研究的一个中心点――人称代词入手，对人称代词中的一个小类――第三人称代词在上古汉语中的演变和使用情况做一个考察。
2 中国古代第三人称代词
2.1 国人对第三人称代词的不同看法。与现代汉语相比，先秦的人称代词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不仅数量多，用法也很复杂。正是因为这种繁复性以及与现代汉语人称代词较大的差异性，在对古汉语研究中，人称代词的研究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与其他人称代词来源不同，蕴藉于指示代词之中，随着指示代词的转化，渐趋丰富，直至逐步定型。其转化的过程是词类分工趋密的反映，属于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分化现象，虽没有特别明晰的历史界线，但渐变的形成过程自有其独特的表现脉络。
第三人称代词的问题是古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很基础也很重要的问题。郭锡良先生认为上古汉语还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洪波先生把人们通常视为第三人称代词的词都看作“兼指代词”；姚振武先生认为上古汉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只有“古指称词”。这三家都不认为上古汉语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而下引五家则认为上古汉语有第三人称代词，他们的看法如表1所示(0代表认为有这个代词)：
由此可见，目前大家对上古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之所以大家有如此多的分歧，主要原因就在于，一直以来，大家对第三人称代词的认定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统一的判断依据和标准。因此，即使面对同样的语言事实，依据和标准也不同，可见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结论当然也会有所不同。
2.2 中国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之所以会产生上面的分歧。主要原因是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前较为客观、合适、能够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以语用频率统计作标准来解决问题。
一般认为，上古汉语中没有和现代汉语“他”(或她、它)词义、功用完全相当的第三人称代词。当需要指示第三方时，常常借用“之、其、厥、彼、夫”等指示代词去表示。在这几个词当中，“厥”和“其”是古今关系，在西周金文和时代较早的《尚书》《诗经》里“厥”用得较多，春秋以后逐渐被“其”所代替。
在古汉语的代词系统中，西周汉语语料里就见不到“夫”、“渠”做代词的例子。“他”虽然作代词，但却是“别的、其他的”这样的意思，为旁指代词，不作第三人称代词用。除“厥”、“其”、“之”、“彼”外，在西周汉语的语料中还可见到“诸”，例如：
①今帷新语命尔，敬诸!(《逸周书・商誓》)
②予亦无敢违天命，敬诸!(同上)
所以西周汉语中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当是“厥(单)”、“其”、“之(止)”以及“诸”中所含的“之”；而“彼”则是准第三人称代词。
这五个第三人称代词的出现频率如表2所示：
由表2看来，在西周汉语语料中，第三人称代词主要有“厥”、“其”、“之”三个。这三者都有用作真正第三人称代词的确证，而“彼”还没有。不但如此，可视为准第三人称代词的“彼”也很少见，仅出现13次。这种“彼”仅见于《诗经》《雅颂》和《周易》《卦艾辞》中，不见于其他西周语料中，显然是晚出的。
3 中国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指代
3.1 “之”、“其”、“此”、“厥”、“彼”①维鹊有巢，维鸩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诗经・召南・鹊巢》)②维此二国，其政不获。(《诗经・大雅・皇矣》)③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尚书・周书・无逸》)④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3.2 “它”、“佗”、“他”、“渠”、“伊”。秦汉以降，在不同时间、地区出现了第三人称代词的新形式，除“渠”外，大多仍由指示代词渐变为第三人称代词。其转化缘由，仍是其自身称代作用趋强势所致。这些转化使第三人称代词范围呈全面扩张的态势。
上古汉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语拼音声母zh；历史变迁；日语吴汉音读；对照
中图分类号：H11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37-02收稿日期：2016-05-10
作者简介：彭丽萍（1975―），女，江西余干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一、引言
1汉语古音对日语音读的影响以及两者进行对比的意义
历史上，由于汉字的传播和利用，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不仅仅给日本文字带来了契机，而且汉字读音也对日语发音的影响颇深。现代汉语读音和日语汉字音读已经有了较大差异，但是某种程度上日语汉字音读仍然保存着古汉语的痕迹。因此，在研究古汉语时，借鉴日语音读不失为一种科学方法。
2汉语语音发展的几个阶段
通常把汉语语音数千年来的历史划分为下列三个阶段：第一时期，先秦时代及秦统治时期（公元前207年以前）；第二时期，汉唐时期（公元4～10世纪）；第三时期，宋元以后（公元11世纪以后）。第二时期相当于中古期，大致经过四个阶段，即汉魏、晋、南北朝、唐。日语的吴汉音正是这个时期传入的，因此主要受这个时期的语音影响，其语音形成变化都与此时期古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汉语拼音声母zh的历史变迁
现代汉语拼音声母zh是不送气的清音塞擦音。普通话的zh是翘舌音，国际音标拟作[t 瘙 D ]。世间万物一直在变化发展中，语言也一样，但是它的变化不是杂乱的，而是有规律可循。我们根据古人流传下来的研究资料可知，现代汉语的zh是由古音声部的知组、庄组以及章组演变形成的。下表是我国唐宋间研究汉语音韵的学者对汉语声母归纳的结果，俗称36字母，是切韵的代表声母分类。
zh的发音演变较为复杂，古往今来各学者众说纷纭，其中主流的观点有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学说，由此引出照三归端、照二归精等推断。
现代汉语拼音zh是由中古时期知组的知母、澄母，庄组的庄母、崇母以及章组的章母、禅母发展演变来的。
（1）知母是全清不送气音，上古时期归并于端组，为舌尖前塞音[t]。中古受知三介母的影响，变为舌面前塞音[]，到了近代中原音韵时期，分化为舌尖后塞擦音[t 瘙 D ]及舌叶塞擦音[]。直到明末清初，才终于完成了演化，形成了现代普通话翘舌音的[t 瘙 D ]。现代汉语的摘、展、张、长、帐等字的声母发展都属于此类。
（2）全浊音的澄母上古拟音[d]、中古拟音[]，中古后由于浊音清化运动，全浊音的澄母发生了很大变化。浊音清化中一个很大的规律就是平送仄不送。中古的平声转为送气音，仄声（即上声、去声、入声）则转为不送气。这样澄母的仄声就分化为不送气的t
瘙 D ，即现代汉语拼音zh。
（3）庄组的庄母是全清不送气音。上古时期属于精组，拟音舌尖前塞擦音，中古进化成舌叶塞擦音的，及至中原音韵时期，和知二及章三部分合流，最终演化为舌尖后塞擦音[t
瘙 D ]。
（4）庄组浊音崇母也有少数后来演变成现代拼音zh，其演变过程如同澄母。
（5）章组的章母是全清不送气音。上古发音近似端组，拟为舌面前塞音[]，而后经过中古时代的舌面前塞擦音和中原音韵时代的舌叶塞擦音两个阶段，最终演变成现代汉语拼音[t
瘙 D ]。古汉语的章母很大部分变成现代汉语的zh。如振、震、蒸等都属于此类。
（6）最后是禅母，禅母也是浊音，只有极少数后来演化成zh。它的变化规律如同澄母。
五、小结
汉语和日语自古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本文另辟角度，着眼于争议较大、使用率较高的汉语拼音声母zh，通过研究古汉语音韵的历史变迁，与日语吴汉音进行逐一对比，力图找出其中隐藏的规律，从而为日语爱好者学习日语提供一个平台，并且对于古汉语的研究也不失为一种科学手段。
参考文献：
[1]（日）虮具M吉国Z音の研究|京：岩波店，昭和二十五年.
[2]（日）沼本克明日本h字音のs史|京：|京堂，昭和六十一年.
[3]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4]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上古汉语范文第4篇
处于古汉语和官话所代表的汉语两个发展时期的过渡阶段；〈二〉古汉语同官话、台湾话在否定词上的差异
，是词汇中和与句法压缩的结果，词汇中和是“相竞性变化”造成的；〈三〉“中和”和“压缩”应是所有
语言简化变化中若干共有方式中的两种。
关键词官话台湾话问句否定词
＊＊＊
1.引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台湾话和官话的特定疑问句中各种否定成分的用法及作用。这些疑问句主要包括
以下几种类型：A不/没A、普通话正反型、附加型、带疑问语助词型以及反诘型。句中的否定词并不限于出
现在否定句的那一部分。关于否定的讨论还涉及到上述几类疑问句中带否定成分的动词和名词短语。本文主
要目的是：通过台湾话和官话的句法比较来探讨否定成分的历时发展。
本文研究的是仍在官话和台湾话的疑问句中使用的古汉语否定词，这些否定词中有七个存留在台湾话中
，两个存留在官话中。在台湾话里，所有的选择疑问句基本上是正反型的，这些句中使用“无（bo）、未（b
ue）、否（bo）、móu＠①（m）、fiào＠②（buai）、fò＠③（be）、mài＠④（mai）”这样
的一些否定词。在官话中，疑问句的否定词只有“没”、“不”两种，其中有正反型“没，不＋V/A＋”和
“V/A＋没”，不＋V/A（A代表其他任何动词），有A不/没A型“有没有”、“要不要”、“是不是”，还有
疑问语助词型“是吗”。在台湾话中，类似的疑问句形式更明确，它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台湾话否定词，如正
反型“有抑无”、“有抑未”、“是否”、“欲抑fò＠③”、“爱抑mài＠④”；A不A型“是móu＠
①是”等。以下几个部分，首先讨论古汉语疑问句中的否定词，然后讨论并比较在台湾话和官话疑问句中否
定词的使用，阐明他们共时上的差异，从而说明一些有关词汇中和与句法压缩的历时观察结果。
2.古汉语的否定
在古汉语的各种句法和语义的语境中，大约有20个否定成分（chou1961,Dobson1966,Kenney1964
underT.Y.Li）。虽然，在现代汉语的方言里，比如，台湾话和北京话里，无论是在疑问句中，还是在其他
类型的句子里，这些否定成分大部分都消失了。几组不同的否定成分出现的句型也是相互区别的（如陈述句
、祈使句、疑问句和等同判断句），而且，与这些否定词同现的词的词类都不同（如动词、名词），无论在
古汉语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是这样。例如，我们知道，在古汉语中，“勿”、“毋”用在命令句中，“
否”用在疑问句中，“非”用在等同判断句中。而在台湾话里，“móu＠①好”（m（h）o）用在命令句
中，“否”只能用在疑问句中。我们说一定的否定词只能用在一定类型的句子中，并不排除其他否定词出现
在同一类型的句子中的可能性。无论在古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里，尽管“否”只能用在疑问句中，但在疑问
句中还能出现其他否定词。
古汉语的20个否定词在现代汉语中减为有限的几个（在各种语境里），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在大部分现代
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否定词中和的现象。这里我们选用疑问句来观察台湾话的7个否定词和官话中的两个否定
词。根据台湾话和古汉语否定词的成员状况，以及疑问句类型的相似，我们可以假设，台湾话处于古汉语和
官话所代表的两个时期的过渡阶段，并且通过比较官话和台湾话各自否定词的多少，我们看到语言进一步发
展是通过否定词中和及其数量的减少实现的。
关于词汇中和以及句法压缩的假设，我1986年在有关台湾话的主要句子结构（非疑问句）以及官话历时
发展的文章里已论述过。在对官话和台湾话带否定词的疑问句进行句法比较的研究中，我认为我们对官话也
可以进行同样的考察。关于这个问题，另一不可忽视的考察是1961年由王士元先生作出的，他认为，语言
发展中发生的“相竞性变化”（competingchanges）是词汇上的渐变，其变化的结果是不同的词（可能）
留存在不同的方言中。
3.古汉语中的疑问句
现代汉语疑问句的类型从其古汉语的来源看，基本上有三种：带疑问词的疑问句、带疑问语助词的疑问
句和选择疑问句。正如我们所要讨论的，古汉语问句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具有反诘性。下面是古
汉语中带有否定成分的各种疑问句的例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例子中正反结构占着优势。
1、害huàn＠⑤害否？归宁父母。《诗经》
2、招招舟子，人涉yǎng＠⑥否？《诗经》
3、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汉书》
4、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诗
5、无父何怙？无母何悖？《诗经》
6、能无及此乎？《左传》
7、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吕氏春秋》
8、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庄子》
9、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国语》
10、而不克此，可乎？《公羊传》
11、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左传》
12、王故尚未之知邪？《吕氏春秋》
13、王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庄子》
14、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
15、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
16、汝曷弗告朕？《书经》
17、子盍（何不）为我请乎？《左传》
18、莫我知也夫？《论语》
19、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老子》
20、尔时罔敢易法(定)，矧(kuàng＠⑦)今天降戾(定)于周邦？
《书经》
21、神罔时怨，神罔时恫！《诗经》
从古代典籍的古汉语疑问句和其他类似的句子中，我们发现了12个否定词。如果时间允许，在相似的古
汉语来源中发现更多的否定成分是完全可能的。句1和句2说明《诗经》中“否”的用法。这里“否”作为否
定动词，意思为“不”，并与句1中的“huàn＠⑤”（洗）以及句2中的“涉”（横渡）相对应。句1也
展示两个结构完全对称、词义相反的动词构成的短语，其肯定式是“害huàn＠⑤”（洗什么东西），
否定式是“害否”（没有洗什么东西）。在句2中“否”也是一个反义的否定动词，它是和主要动词“涉”
相对应的部分。句中的“人涉”表明“其他人横渡”、“yǎng＠⑥否”表明“我不涉（横渡）”。
句3和句4出现的时代稍后，是汉朝和唐朝间的句子。他们在句末使用“未”和“无”，至少表明两点，
第一，他们的正反结构仍是古汉语句式（如句1、句2）中“否”的类化；第二，句3中的“未”和句4中的“
无”词源相同，并且“未”后来可能先发展为“没”，然后发展为“么”和“吗”（pan,1982shi1986）。
这些都是官话中主要的疑问语助词。台湾话现在仍有“未”和“无”存在，同时又存在一种“无”的非重读
形式“bo”作为古汉语“否”的同质替代物（但它并不意味着和古汉语的“否”相同）。这些类型的句子在
我们进行官话和古汉语比较时，促使我们能假设台湾话是汉语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句5和句6表明了“无”在古汉语中的另一种用法，这里它并不作为一个表反义的否定词出现。句5是现代
汉语选择类疑问句的前身。句6到句10引入了一个新的疑问语助词“乎”。在上古，疑问句带“乎”的情况很
少见，而且上古有些不带“乎”的句子在稍后被引用时，有时会在近古句子的句末附上“乎”。例如，“我
生不有命在天”（见于《诗经》）在《史记》中引用时，就有“乎”加之于句末。
句7表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另一种正反问句，在这种句子中，肯定部分和否定部分实际上因“乎”的重复
使用而被分割为两个问句，否定部分还用了另一否定词“勿”。句7与众不同的另一地方是：主要动词“言
”（说）也重复使用，这种重复是由于疑问句形式上的要求所致。这种句子可能是现代汉语正反问句的较早
形式。在官话中，这一形式进一步简化为A不A型，而在台湾话中却并非如此。句8在四个名词后分别重复使
用“乎”、“邪”，因而它就不再是正反问，而是变成了多重选择问。句9的选择疑问句由于添加了一个新
词“抑”（或）而使选择意味更为明显，并且其选择是被看作语义上的相对，而非句法上的对立，因而没有
带否定词的必要。句10仍是一个带“乎”的疑问句，但既非正反问句，也非选择问句，句中用了否定词“不
”。句后的短语“可乎”看起来和现代汉语的“可以吗？”“行不行呢？”这样的附加问句相差无几。因此
，尽管“乎”和官话的疑问语助词“吗”或“呢”并无词源上的联系，但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乎”是“呢”和“吗”的前身（但并非同语源）。
句11到句13说明了古汉语另一否定词“未”的用法，在这三句中，与“未”同现的分别是“乎”、“邪
”和“也”。“邪”看起来是一个后起的疑问语助词，但“也”未必是疑问语助词，可是“也”仍可以出现
在句末。句13语义上并非疑问句，但从句法上看却象一个正规的正反问句。
句14是上古汉语正反问句的例子，句中“邪”以“是邪”（对吗）和“非邪”（不对吗）的形式重迭出
现，很明显，这里的“非邪”在功能上是作为否定动词使用的。
句15展示了否定词“未”的另一少见的用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用法的“未”是出现在其他句子中
的。句16是“弗”的一个用例，这句是反诘句和命令句“你居然敢不告诉我？”混合而成的。句17说明一种
特殊的合音词“盍”，它可能是由“何不”（为什么）融合而成的。
句18和句19是否定词“莫”的用例，句20和句21是否定词“罔”的用例，在所有古汉语的用例中，它们
的意思都是“没有人”。在其他一些特定时期的古文中，我们至少能发现另两个意义相近的否定词“亡”和
“靡”，它们的意思都是“没有人”。在古汉语中，这四种否定词有时被称作不定代词，并都具有名词性，
其他否定词则被认为是否定动词。名词性的否定词在台湾话里中和为“无人”，在官话里中和为“没人”。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讨论大部分古汉语否定词如何消失，以及台湾话中7个否定词、官话中的2个否定词如
何存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还将看到官话中各种疑问句形式在句法上是如何压缩的。
4.台湾话和官话中带否定词的疑问句
按照1—21中古汉语的普通句型，我们也能在官话和台湾话中造出类似（或不同）的疑问句。
T(,1)有洗衫（抑）无？/否？/（抑）未？/未？
洗无（了）。（犹）无洗/未洗。
M(,1)洗衣服了没有？/吗？
没洗著。（还）没洗。
T(,2)*洗m洗衫？衫洗（抑）m洗？
衫欲洗无？/抑m？/抑fiào＠②？/否？
M(,2)洗不洗衣服？衣服洗不洗？
衣服要不要洗？/要洗吗？
T(,3)你知影伊了解抑未？/未？/抑无？/否？
伊犹未/无了解。
M(,3)你知道他了解了没有？/吗？
他（还）没了解。
T(,4)会饮一杯否？/fò＠③？
一杯也fò＠③饮。
M(,4)能喝一杯不？/吗？
一杯也不（能）喝。
T(,5)无父母欲靠甚么人？
甚人拢fò＠③/fiào＠②/mài＠④靠。
M(,5)没父母要靠甚么人？
甚么人都不要/不会/别靠。
T(,6)去看电影，欲抑fiào＠②？/抑m？
好（抑）m好？/好否？/*欲fiào＠②去看？
M(,6)去看电影，要不要？/好不好？/好吗？
要不要去看？
T(,7)欲说明抑fiào＠②？/否？
欲说明抑是fiào＠②/m/mài＠④说明？
M(,7)要说明不要？/吗？
要说明还是不要？/还是别说明好？
T(,8)有天理抑无？/否？有人情抑无？/否？
*有无天理人情？
M(,8)有天理没有？/吗？有人情没有/吗？
有没有天理人情？
T(,9)伊是真有理解的人，是否？/是m是/*m是？
M(,9)他是很通情达理的人，是吗？/是不是？/不是吗？
T(,1)说明三种可能的否定词“无”、“否”、“未”在台湾话一般正反问句中的用法，而在M(,1)中与
之同义的否定词只有“没”。应当注意T(,1)的答句“洗无”（与“洗有”相对），其中的“无”具有明显的
动词性。T(,2)表明在台湾话中A不A句型的使用限制极严，不象M(,2)那样使用，因为在M(,2)中它经过句法上
的压缩已成为A不A＋V＋O，而台湾话则把宾语话题化才能使用A不A句型（A必须也是动词）。在台湾话中没
有“去móu＠①去洗”这种说法。在T(,2)中，除了“无”和“否”外，还可用另外两个否定词“móu＠
①”和“fiào＠②”，然而在M(,2)中，只有否定词“不”可用。
在T(,3)湾话用了三个否定词“未”、“无”、“否”，而在M(,3)中只有“没”与之对应。T(,4)中
的“否”、“fò＠③”和M(,4)中“不”对应。台湾话的否定词“fò＠③”（be）可能是“无”（bo）和
“会”（e）的合音形式，不过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T(,5)用了四个否定词“无”、“fiào＠②”、
“mài＠④”、“fò＠③”，M(,5)中只用了两个否定词：“没”和“不”。正如“fò＠③”（be）可
能是“无”（bo）和“会”（e）的合音形式，“fiào＠②”（buai）可能是由“无”（bo）和“爱”
（ai）融合而成的。“mài＠④”（mai）也可能是“móu＠①”（m）和“爱”（ai）融合的结果。T(,
6)到M(,9)主要说明了两点：（1）台湾话和官话在否定词的使用上还有其他的不同；（2）在运用A不A型问
句时，他们在句型上有差异。
T(,9)和M(,9)说明在附加疑问句的使用上，台湾话和官话有明显的差异。官话用了两个附加语“是吗”
和“不是吗”，而台湾话只用“是否”而没用“móu＠①是”。以上这些句子说明了台湾话的7个否定词
的使用情况，即使采取“fiào＠②”（buai）是“无”（bo）和“爱”（ai）的融合，“fò＠③”（b
e）是“无”（bo）和“会”（e）的融合，“mài＠④”（mai）是“móu＠①”（m）和“爱”（ai）
的融合的分析，台湾话中至少也有4个否定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台湾话中使用2、3个否定词，而在官
话中与之相应的否定词只使用1个。
5.古汉语、官话、台湾话的正反问句型
通过以上官话和台湾话带否定词疑问句的比较，从T(,1)到M(,9)，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否定词和正反问
句型。
古汉语的正反问句型大致有以下三种：〈1〉(V/N＋NEG)，〈2〉(V/N＋QP)(NEG＋V/N＋QP)，〈3〉(V/N
＋QP)＋抑（或）＋(NEG＋V/N＋QP]。句型〈1〉看来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句型，句中只有一个与“否”、“
无”、“未”三者之一相对立的动词。句型〈2〉看来略微严格一些，这里主要的谓语（VP或NP）重复出现
，否定词居于第二谓语之前，同时，疑问语助词（QP）“乎”、“邪”、“哉”在谓语后重复出现。句型〈3
〉加上了一个更明晰的语素“抑”，从而使选择意味更加突出。有关这些句型的例子，我们在1—21中已作
了列举。
官话和台湾话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古汉语句型的演变，有必要进行周密研究。首先，这些语料表明，句型
〈1〉中较早的句末否定词“否”，因“未”和“无”的使用而推后出现，而且它们在古汉语中一直得到使
用，并在大部分古代作品中大量出现。这可以看作是“相竞性变化”（compegtingchanges）的一个例子。
这些特殊的“相竞性成分”（competingelements）稍后中和为“无”，直到官话早期才在语音上转化为“
么”和“吗”，并延用至今。然而在台湾话中，句型〈1〉里的“未”、“无”不仅存在而且能独立使用。
但正如我们在T(,1)到M(,9)中看到的那样，台湾话中“未”的使用更受限制，而且在大多数语境中能被台湾
话的“无”和“否”替代。由于台湾话里“未”在如下的句子中的使用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比如，吃未了，
吃无了，*吃未，*吃无，所以，台湾话里句末的否定词可能最终会被“无”和“否”中和。
在古汉语中，另一组“相竞性成分”（competingelements）是句型中的疑问语助词“乎”、“邪”、
“哉”。尽管在上古汉语的少数例子中能看到“乎”，但这样的疑问语助词在疑问句中是很少见的。疑问语
助词“邪”、“哉”等出现得较晚，而且在先秦时期（classicperiod）他们大都是作为“乎”的对立
物存在着。尽管各种疑问语助词出现的语境不同，但从大部分作品来看，“乎”出现的频率占优势。在官话
中，这些古汉语的疑问语助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如“吗”、“呢”这样的疑问语助词，可是台湾话
至今仍没有诸如“吗”“呢”这样的疑问语助词，而是依靠句末否定词“无”、“未”、“否”、“móu
＠①”来表疑问。
句型〈3〉在台湾话中也是一个常见的结构，它和句型〈2〉的主要区别是句中有一个明显表选择的语素
“抑”（或）。T(,1)到M(,9)说明台湾话的正反问句大部分和“抑”的使用有关，然而，官话却倾向于避免
使用“抑”或“还”，而且把句型〈2〉进一步压缩为M(,⑵2)：V＋NEG＋V（现在可能是副词或助动词的V除
外）。
台湾话和官话中带否定词疑问句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官话已不再使用句型〈1〉（它带有相
竞性选择的否定词），因为这一句型中的否定词在官话中已中和为“吗”，换句话说，官话已把〈1〉V＋N
EG变更为M（1）VP＋QP（吗、呢）。与此相似，它也把句型〈2〉变为M〈2〉（如上所示）。在句型〈1〉中
，官话采用了古汉语的肯定谓语和否定谓语，并把他们压缩为一个句子，正象把古汉语句型〈2〉中的两个
独立的问句压缩成M〈2〉中的一个句子一样。
6.方言比较与“普遍”句法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台湾话在词汇中和与句法压缩上都未达到官话那种程度。台湾话保留着古汉语
句型〈1〉VP＋NEG，其简单正反问句的句末仍使用“无”、“否”、“móu＠①”。这些否定词仍可被视
为“相竞性变化”，而且“否”在出现频率上占优势。从保持肯定部分与否定部分句法上的独立以及持续使
用“抑”来看，台湾话许多疑问句的正反性或相对性是十分明显的。
显而易见，台湾话和官话在诸如正反问句这样的句法结构上的基本差异，使我们对主要汉语方言的“普
遍”句法的假设持怀疑态度。通过对古汉语、台湾语、官话进行历时和共时比较，我们发现官话与其远亲古
汉语的差距显得更大了，而且在不同结构的差异方面，“普遍”句法这一概念无法调和官话和台湾话的主要
分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台湾话和官话在正反疑问句及其他语言现象上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台
湾话和古汉语之间有较近的亲合关系，且没有发展到官话那样的程度。
观察语料及其他语言事实可发现：官话的否定词要少得多，而且在形成问句（尤其是正反问句）和用否
定词回答问题时，结构选择上的变化也较少。官话中更为压缩的A不A疑问句显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构，这
恰恰是台湾话中尚未出现的一种创新。
总之，支配台湾话句中否定词使用的语言标准是共时上的句法和语义，正如上面所论及的，台湾话的“
否”只在疑问句中出现，“mài＠④”在祈使句（及其他一些有限的语境）中出现，“móu＠①”（m
）在等同判断句（及其他特定的语境里出现）。即使在台湾话的“未”、“无”所能出现的句末位置，“否
”也不能出现。“mài＠④”可用于命令句，可以在与其他否定短语同样的语境中出现，如“你mài＠
④/免/未使/móu＠①通去”。但是台湾话的“无”、“未”、“否”、“móu＠①”等，完全不能或
不能单独在命令句中使用。“móu＠①”除等同判断句外还可用于其他语境中，只是等同判断句中要求出
现的否定词只能是“móu＠①”，而不能是其他否定词。
很明显，从语义上来看，“无”的意思是“没有”，“未”的意思是“还没有”、“否”的意思是“不
”，“móu＠①”的意思是“不要”，“fò＠③”的意思是“不能”，“fiào＠②”的意思是“不
想（要）”，“fò＠③”的意思是“最好不”，所以他们用得是否恰当也明显地受制于他们的语义。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台湾话否定词的句法和语义功能是一系列历史演进的结果，这一演进使他们保持目
前这种状态。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台湾话至今保持了20个古汉语否定词中的6、7个，而在官话中，除两个与
台湾话不同的否定词外，其他所有的否定词都被舍弃了。同样，没人能解释为什么相竞性变化和其后的选择
会造成如此不同的成分和结构。为什么官话否定在词汇上进一步中和，并且在正反问句中句法上也出现进一
步压缩？作为一种语言观察，对这一点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不同程度的中和以及压缩看起来发生在
汉语方言的发展过程中，其实这些现象被视为发生于语言变化中的语言简化方式的一部分。不过要证实或推
翻这一结论，只有通过其他语言的研究才能实现。
（责任编校：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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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英文标题是AspectsofComprativeSyntaxBetweenMandarinandTaiwanese:UseofNeg
ativesinQuestions.现译成汉语发表出来，对认识台湾话与普通话的历史关系以及语言发展的模式与研究
方法有比较大的意义和价值。李英哲，夏威夷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教授，国际著名语言学者、汉学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口加母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勿加要左右结构
＠③原字为勿加会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勿加爱左右结构
＠⑤原字氵加擀去扌左右结构
上古汉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系词；判断句；是；指示代词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系词，是在判断句中把名词谓语联系于主语的词。这一概念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判断句，只有在判断句中出现的词，才能称为系词。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里的“是”虽然是众所周知的系词，但在此诗中与副词“若”共同构成一个复合词“若是”，并不表示判断，而表示假设，所以此处的“是”不能单独拿出来看作系词，只是连词“若是”的一个语素。
二、名词谓语，系词的作用是联系主语和名词谓语。这一点在现代汉语中有些难以理解，判断句如：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玫瑰是红色的。
前者中“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是谓语，后者中“红色的”既不是谓语更不是名词，该如何解释呢？这是由于，汉语中的系词自古就有，其概念是基于古代汉语判断句中系词的产生特点而提出，下文将会对此详细论述。如果将这两个例句还原成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形式，如下：
台湾，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玫瑰，红色的。
这两例的后半句都作为名词谓语出现，后者“红色的”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如此“是”就可以联系主语和名词谓语作系词使用。
一、汉语中真正的系词只有“是”
现代汉语中，表示肯定的判断词是“是”，表示否定的判断词是“副词不+是”，“是”是唯一的系词。但在古代汉语中除“是”之外，“惟（维）、为、乃、即、皆、非”都曾表示判断语气，许多学者将这些词也当作系词，但笔者比较赞同王力先生的观点，认为它们只是偶尔表示肯定判断的含义，但译法不定，而且只是一般的叙述句而非判断句，不能归为系词，而是包含一定判断语气的副词。系词属于基本词汇，按照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系词一旦产生就应该固定地流传下来，不应轻易被新兴词代替，但“乃、即、皆、非”单独使用表示判断的现象却很少，前三者通常与“是”连用，或是修饰行为动词，而“非”表示否定判断的现象更是被“不是”取代，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汉语中真正的系词只有“是”一个。
二、系词“是”的产生时间
系词“是”的产生时间，王力先生认为大约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理由是先秦时期判断句多直接用名词谓语，系词无使用必要。
个人认为这种论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任何语言现象的产生，都会经历一个从个例到普遍的过程，不能因为先秦时期判断句多直接使用名词谓语，就否定这一时期系词存在的可能性；二是口语的发展远远先于书面语，先秦典籍中常采用“……者，……也”等形式的判断句，不代表口语中也不存在系词。
有人认为系词“是”产生于《诗经》时期，理由是《诗经》是民歌总集，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口语状况，其中两个典型例句被当做“是”作系词的证据：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骊是骖。《诗经・秦风・小戎》
笺云：中，中服也；骖，两骖也。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
笺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
不过，郑玄作笺是东汉的事情，用后人的注释来考证这两例“是”作系词还不够科学。另外，将两处“是”当做宾语前置的标志，作复指宾语的指示代词，也是可以说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处“是”作复指代词没有下例这么流畅自然：
舟人之子，熊罴是裘。《诗经・小雅・大东》
足以判断“是”作系词的确切证据在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一副帛书上：
是是苫慧，是是帚慧，是是竹慧，是是蒿慧。
第一个“是”作指示代词，第二个“是”绝不可能再作指示代词，又没有作形容词的可能，因此一定是系词。根据裘锡圭先生鉴定，这副帛书成书于战国时代。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战国时期，系词“是”就开始出现了。然而诚如王力先生所言，先秦时期的判断句可以直接使用名词谓语，无需系词，所以系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展，只作为个例存在。
三、系词“是”的产生过程
关于“是”充当系词的说法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但关于系词“是”的产生过程，不同学者存有不同的观点，主要分为四种：一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认为系词“是”由指示代词“是”发展而来；二是以洪成玉先生为代表，认为系词“是”是从形容词“是”引申而来；三是以Sian先生为代表，认为表示“对”的肯定词“是”与表示“错”的否定词“非”对应发展，从而促成肯定词“是”发展成系词；四是以佟学良先生为代表，认为“是”本就是系词，不存在演变问题。
学界多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系词“是”由指示代词发展而来。上古汉语中，名词不需要系词的帮助就可以构成判断句，例如：
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万章上》
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逍遥游》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
天下者，高祖天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古汉语常以“……者，…也”“……也”“……者，……”的形式构成判断句（很多判断句并不出现“者、也”，还有很多带“也”的句子不是判断句，因此这种外在形式不能作为判断句的标志），不需要使用系词，但“是”在古汉语中早已出现，说明“是”作系词并非一蹴而就。
上古汉语中，主语加上复指代词“是”再加判断语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王之不王是折枝类也。《孟子・梁惠王上》
《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教》
由于“是”经常处于主语和名词谓语中间，于是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有一组例句可以充分体现这种演变过程：
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篇》
关于同一件事的记载，春秋《左传》用的判断句以“也”煞句，到了东汉《论衡》就增加了系词“是”，就是由于“是”原本作为指示代词常出现在主谓之间。王力先生是系词“是”产生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笔者虽不赞同，但相信这一时期，系词“是”在指示代词的推动下，由个例变成普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
指示代词“是”转变为系词“是”，主要是基于上古汉语判断句的构成中，主谓之间必定有一个固定的语音停顿。在日趋增多的新型判断句中，主语位置上“是”的指代功能不断弱化，复指功能的弱化导致了主谓之间的停顿形式逐渐消失，以致许多副词先后出现在弱化了的“是”之前，最终停顿让位给“是”，“是”变为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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