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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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维新派；档案；思考

一、康有为的档案鉴辨成就

康有为“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学”。所以，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他的成果主要有：

（一）《新学伪经考》

1、《周礼》辨伪。康有为认为，该书是刘歆伪撰，以欲“附成莽业”，因为书中“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就是证明。康有为有简述《周礼》行世后，历代学者尊、黜不一的情况。指出在刘歆伪作诸经中，《周礼》之伪，“最易见”，“早为人窥破”。此外，他还指正《周礼》“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的几条证据，并指出刘歆“多见故书雅记”，所以作伪详密、“证据深通”，这也是后儒因此“惑溺”的症结。

2、《汉书》辨伪。康有为认为：“《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他以为，刘歆伪窜《汉书》，可姑且不论，但是《史记》中不见有“古文经”的记载，就极遭人质疑。《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言，司马迁曾向孔安国“问故”，又《史记・儒林传》中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这是针对孔壁发现《古文尚书》而言。又《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此外，《史记》中也不止一处引述古文经说。对此，康有为都避而不谈。

（二）《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的序言长达千余言，其中集中表达了康有为作书的目的，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统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书中，康有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人类大同理想要到遥远的太平盛世才能实现，“方今椤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然而，康有为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大同之世，而是主张积极争取。实际上就是用维新变法的“孔子”打到因循守旧的“孔子”，从而为期维新变法打好基础。

二、梁启超档案鉴辨成就

一是提出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梁启超认为，文献学各个领域“各门有各门的特别资料和特别的研究法”。具体说来，文献学的研究有五大原则：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第二，用耐烦功夫去搜集资料；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第四，用细密技术去整理资料；第五，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据此五条原则，文献学的研究才可客观、科学。

二是提出“史学革命”，提倡新史学。梁启超对封建传统的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痛斥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和“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病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量大弊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难读、难别择和无感触的三大恶果。他还介绍了西方史学，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

三是分析伪书出现的原因和鉴辨方法。梁启超分析了伪书出现的原因，主要分为“有意的”和“非有意的”两种。有时辗转流传、散乱或误解等也会造成古籍文献的失真。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归纳了鉴辨档案史料的12条公例。这12条公例，是历史上最具体和周密的鉴辨方。

四是总结了校勘史料的四种方法。梁启超对历代学者的校勘做了总结，、提出四种校勘方法：第一、那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征引，记其一同，择善而从。第二、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第三、发现著书人原定体例，根据它刊正讹误。第四、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者之错或遗漏。

五是归纳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与步骤。梁启超对考据学家的学风和方法进行了概括归纳，如孤证不立，多方求证；广搜证据，相互比较；喜好窄而深的研究，提倡朴实简洁的文风等。梁启超还总结了清代考据学者的治学步骤：一、必先留心观察事物，看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二、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三、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四、根据此意见，从各方面博求证据。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第2篇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抛开康有为传统的“保皇党”的形象，客观地探讨他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人对于慈善事业的理想蓝图，在康有为著名的《大同书》所提出的“大同世界”里面，已经有了详细的描述。这种理想，如同他的书名“大同”，实际上延续着中国古老的传统。

“大同”的理想，源自战国末至汉初的儒家学派。《礼记·礼运》这样解释“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中所言尽管很细致，但是概括说来，其实就是对于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圣人的一种社会化的具象描述。

圣人是什么？他是与天地融合为一体，“外不窥乎宇宙，内不有其己身也”。这是道德的至高理想，一种完全“无我”的状态，是所谓的“天人境界”。这种人格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大同世界”。而大同世界中的慈善事业，就是属于这个“理想国”的具体领域。

尽管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学习和借鉴了很多西方民主、人权的因素，但是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本质，其实还是中国传统的关于理想世界的构想。只不过他通过一种现代性的语言进行表述而已。这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大同书》中所涉及的对于慈善事业的看法，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一个样本。

早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时，康有为就提出将涉及慈善事业的“恤贫”，与务农、劝工、惠商作为救国养民的四大政策。由于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所以“恤贫”的慈善活动，必须立足于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思考的问题是在取得强大的经济基础之后，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种具体构想。这其中包含了“公养”、“公教”、“公恤”等慈善公益体系，简言之，就是通过国家，在“养”、“教”、“恤”等方面，广泛地惠及一切国民的慈善举措。

这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慈善的一种批评。中国传统的慈善模式主要局限于地域与宗族，例如族田、义庄等等，都只是针对某一宗族或者某一地域的成员范围内而实施的济贫解困，在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私”。中国人的宗法观念绵延已久，“重宗族而轻国家”，尽管传统儒家说理想人生应该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但是“修身齐家”尚且不可得，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所以，很多慈善行为，就只能局限于一隅，不能推而广之。在康有为看来，西方人恰恰与此相反。他说：“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但是以“仁”的标准而言，“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而“小不如大，狭不如广”。

为此，康有为提出了大同社会，其核心就是“去家界而为天民”，也就是废除宗族、家庭的界限，成为平等的天下之民（天民）。所谓“人各私其家，则无从得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康有为就是在这种立场上研讨如何最大范围地谋求公众的大福利。

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打破家族的界限，一切公有。成年男女自由婚配，儿童公有，一生下来就由社会所办的“养婴院”、“怀幼院”来抚养，然后再由“小学院”、“大学院”等来“公养之”、“公教之”；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平等的、优质的文化教育，使其“长有专门生计之学”，然后再为社会服务；而到了老年，则有社会的“养老院”、“养病院”来“公恤之”。这样，就能最终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这个构想，其实已经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回顾中国慈善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慈善之行，尽管有细微的差别，但几乎都是据此而立论。只是从来没有像康有为这么大胆而直接地表达出来。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第3篇

废除“国家”，从各国“大联合”做起

康有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非常有害的，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兵祸惨剧，欲拯救百姓，首要之务，就是必须把“国家”给废除。至于废除国家的办法，康有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1.力量均等、利害相关的两三个国家先搞“小联合”，然后逐渐发展到同洲、同种的“大联合”;2.由德国、俄国这样的强国，来吞并像丹麦、瑞典、荷兰、瑞士、阿富汗、高丽这样的弱小国家。

康有为在时期的行事，可知其曾通过自己的心腹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多次向光绪皇帝上奏，煽动其“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按康的设想，中美英日合为一国后，包括清廷在内的各国现政府，就全都不存在了，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对华久有侵略之心的日本，在戊戌年对康有为的这一幻想最感兴趣。

所有人种都须“进化”为白人

康有为觉得，白种人是最好的，世上所有人种，都应该变成白种人。黄种人是智慧人种，只要“加以二三代合种之传”，百年之内可以“尽为白人”。只有棕色人种和黑色人种该如何处理，很为难。对棕色人种，康的办法是1.迁徙，把他们从热带迁往寒冷的地方;2.通种，对愿意和棕色人种结婚生子的白、黄人，厚加赏赐，“赠以仁人宝星，名曰‘改良人种’”，这样，可以让他们先“进化”为黄色人种，再慢慢变为白色人种，所需时间约“经大同后三数百年”。

至于非洲的黑人，康有为觉得“几无妙药可以改良矣”，即便重赏，也不会有白色、黄色人种愿意与之通婚。按康有为的推算，非洲黑人要变成白人，“速则七百年，迟则千年”。为了不耽误“大同世界”的到来，康想出了四个办法来加速这个进程：1.赤道地区不许设育婴院、学校等，当地黑人全都迁往温寒带地区，以免他们“世守其热地以世传其恶种”;2.给白色、黄色人种高额奖赏，鼓励他们和黑人通婚;3.改变饮食;4.“性情太恶、状貌太恶”和患病的黑人，“医者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简单说来就是将其“化学”。康认为，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因为“千数百年后，大地患在人满，区区黑人之恶种者，诚不必使乱我美种而致退化。”

父母与孩子必须隔绝，以便彻底摧毁家庭

康有为觉得，应该废除婚姻，只许男女之间“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该合约的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期满后双方觉得好，可再行续约。至于家庭，康有为认为，其存在“害性害种”、“大有碍于太平”。要想获得美好的“大同世界”，必须把家摧毁。其办法是：妇女怀孕后，统一集中送到设置在温冷带地区的“胎教之地”，孩子生下来，全部送入公立养育机构，至20岁再进入社会工作。如此，子女“与父母隔绝不多见”，互相“展转不相识”，家庭自然也就被摧毁了。父母与子女不接触，就不存在施恩受恩，也就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了。

剥夺私产等

康有为认为，要实现“大同”，必须剥夺所有人的私产，凡农业、工业、商业，都应该“公有”、“公办”。大同世界的人，不论男女，自头发而下，眉毛、胡须乃至“五阴之毛”，必须全部剃光，“一毛不留”。只有鼻毛允许“略剪而留之”。精神生活方面，只剩“神仙与佛学”，若有人想进深山隐居修仙，必须工作20年，年满40岁。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第4篇

一、马建忠伪造合影事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光绪十年（1884），距今已有120多年了。据刘体智《异辞录》卷四记载，光绪十年，上海轮船招商局购得外商旗昌洋行的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总办，沈能虎为副总办。但马建忠十分嫉妒这个副手，一心要将他排挤出局，而沈某办事谨慎，一时间又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当时的上海已有多家照相馆，将两张照片合二为一的技术也并不复杂。于是马建忠便托人把沈能虎的照片和某的照片移花接木地合为一帧，私下呈给李鸿章。本以为李中堂一定会大怒，沈某不会有好果子吃了，因为按清朝的规矩，官员狎妓乃是大忌。没想到李鸿章雄才大略，对此生活作风的小节不以为罪，召见沈某时只是斥责了两句就完事。沈能虎内心纵有说不出的冤枉，但自己本是末秩微员，在中堂大人面前丝毫也不敢作任何申辩。可事后他还是忍不住对别人说道：“如果把李相爷的照片加在上面，也没有不吻合的。”一时传为笑柄。

马建忠是留学法国的海归派（据说沈能虎也留过洋），在汉语语法学方面卓有建树，著有《马氏文通》。但他用伪造合影来排挤同僚的做法，如果刘体智所记属实，则未免大德有亏矣。

二、假照片计陷岑春煊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岑春煊的假照片事件发生在1907年，曾被多家笔记记载。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之“谋倾岑云阶”一则中说：和岑春煊都被慈禧太后所宠爱，袁氏受宠是由于戊戌告密，岑氏受宠是因为庚子护驾。特别是岑春煊当时勾结中贵，有太后身边的大红人李莲英作奥援，更是不爽，必欲除之而后快。深知老佛爷最恨康、梁维新党人，遂上密奏，硬说岑春煊曾加入保国会，是康、梁死党，不可重用。慈禧太后虽然恼恨康、梁，可岑春煊庚子忠心保驾，不应当是康、梁的同伙，因此对岑氏宠信如初。一时间无计可施。

的亲信蔡乃煌（1861-1916）此时正赋闲在天津，暗中打听到其中情由，认为这是向袁总督献媚求进的好机会。于是便从照相馆找来岑春煊和康有为的照片，通过合成手法，制作成两人聚首密有所商的模样，然后献给。得之大喜，转交庆亲王奕劻密呈慈禧，作为岑春煊交通乱党的铁证，于是乎岑氏之宠遂衰，很快就从两广总督的任上罢职回京。而那个献假照片的蔡乃煌不久便当上了上海道。后至1916年，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两广将士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岑在就职宣言中说：“生，我必死；死，我则生耳！”由此可见岑春煊与的恩怨由来已久。

刘体智《异辞录》也记载了这件事，但说岑春煊失宠是他后来得罪了李莲英，在广州又受到舆论抨击，最终蔡乃煌“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除将康有为的照片换成梁启超的之外，其余无甚差别。如今网上文章有说是奕劻密使人伪造岑与梁启超等人合影的，有说是两江总督指使人伪造照片的，但献假照片的都是蔡乃煌。

然而，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载，其中有《假照片计陷岑春煊》一则，却与上述说法有所不同。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依仗慈禧对他的宠眷，为政酷烈，一上任就奏参查抄了数十名官员和巨绅富商，顿时舆论大哗，吓得广州的富商大户纷纷逃亡香港避其锋芒。留在广州的官员富商遂合谋赶走岑春煊，但顾虑慈禧宠信岑春煊，难以撼动他，于是便悬赏港币百万，招募能够出奇策赶走岑春煊的人。时任香港分会会长的广东新会人陈少白（l869-1934），自以为身怀奇计，便说：“先付我三十万作为活动资金，等事情办成后再付剩下的七十万。”

康有为此时正流亡日本，在《清议报》上撰文大骂西太后为武则天、杨贵妃，特别是“那拉氏者，先帝之遗妾耳”一句，更是刺痛了慈禧之心。而在1906年7月清政府颁“预备仿行”上谕时，岑春煊就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立宪，并秘密派亲信到上海，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还与流亡海外的立宪势力颇有来往，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就为岑春煊充当过谋士。

陈少白利用慈禧痛恨康、梁的心理，而岑与立宪派的确又有些瓜葛，便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三人各自照片找来，制成多张联座的合照，岑居中，梁在左，麦在右，并将照片在上海、天津、北京乃至香港和南洋各地出售，还贿赂京、沪大小各报的记者，登载其事。保皇党人在海外见此报道，也声称岑春煊是其同伙，并编造照片的故事，闹得沸沸扬扬。陈少白还重金收买太监，暗中将合成照片传入宫禁，西太后见照片果然震怒，即使李莲英也不敢替岑氏说情，京城中那些岑春煊的政敌也纷纷引以为口实，不久，岑春煊便被开缺了。

岑春煊回京之后，急于为自己洗刷罪名，便通过李莲英澄清假照片之事。李莲英也很快想出了计策，拿慈禧的照片扮作观音装，把自己的照片扮作韦陀装，慈禧中座，李莲英立于慈禧身后，合成后呈给西太后御览，说：“奴才何曾伺候老佛爷同照此相（但是传世的慈禧照片中确有一张扮作观音、李莲英扮韦陀立于身后者，似乎不像合成的），民间随意伪造，此风不可长。就像岑春煊与梁启超、麦孟华的合照一样，不过是奸人借以赚钱罢了。”慈禧闻听此言，意遂释然。

康有为梁启超范文第5篇

这份“证婚词”，便是梁启超在其爱徒、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婚礼上当众讲说的。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6岁中举，18岁拜康有为为师并参与“”，23岁发起“公车上书”，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身为新月诗派代表的徐志摩对梁启超极为崇敬，便在北大拜梁启超为师。

梁启超虽爱才如命，但却性格刚耿，率真诚挚，他喜欢爱徒徐志摩，但却看不惯徐志摩的私人生活。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结识了好友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徐对林一见钟情，便向发妻张幼仪递交了离婚通知书。

梁启超闻讯后，写信对徐志摩的草率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徐志摩离意笃定，一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便将恩师的规劝置之脑后。 后来，因林长民父女均对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虑”，林徽因便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随即转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际花、北京大学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

徐志摩经常陪陆小曼出入灯红酒绿的场合或游山玩水，一来二去，两人便产生了感情。陆为了徐而同王庚离了婚。不久，陆小曼便同徐志摩举行了婚礼。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坚决不同意儿子娶陆小曼。一是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人品行轻薄;二是觉得儿子离婚已属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

后经、刘海粟等人斡旋，徐父才勉强同意儿子再婚。但他提出：婚礼必须由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梁启超霍然站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证婚词：“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