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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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范文第1篇
我国经济法在很多方面均是后来居上，其原因何在？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现象均是由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诠释。随着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发展，经济法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且越来越成熟，国家管理经济思想的不同，导致经济法的内容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可以将我国及前苏联等转型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以及比较西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进而明确国家管理经济思想和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一)我国及前苏联等转型国家的国家管理经济思想以及经济法研究水平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通过相关研究表明，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混合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因为没有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进而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在二战之后，尽管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没有被全部否认。例如，汉森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化公共经济，进而出现了“公私混合经济”概念。一般而言，混合经济主要就是政府与私人企业并存的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当然，大部分西方国家均是以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为主，国家干预只是一种对自由放任模式的纠正。而我国于前苏联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我国以及前苏联等一些有着传统经济的国家，将管理经济当成是国家的一种职责。从这些国家角度分析，国家管理经济不再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而是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国家需要对经济进行全面、合理的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思想非常全面。通过我国及前苏联等转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研究水平相比可知，经济法体系与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国家管理思想，其主要呈现一种正比关系。无论是我国还是前苏联，经济法体系与研究水平均要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二)西方不同国家管理经济思想以及经济法研究水平的比较
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济思想均是以自由放任为主，辅助以国家干预，但是因为国家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各国之间的经济法研究水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与英国的经济最为自由。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自由放任思想，但是，也只是将国家干预当成是一种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德国经济思想的来源主要就是弗莱堡学派，其主要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其代表人物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理想的经济体系就是自由竞争为主，辅助以国家干预。法国的管理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德国管理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二战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并且还掀起了一些国有化。在管理经济思想中，尽管凯恩斯主义、弗莱堡学派均主张实行国家干预，但是前者是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而后者则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所以，德国、法国的经济干预要宽于美国、英国，相应的经济法研究水平，尽管均是世界经济法体系的来源，但是德国经济法研究要优于美国经济法研究。日本管理经济思想在美国与欧洲的双重影响，主要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其经济法研究水平也是处在两者之间。尽管日本经济法对国家投资经营法内容有所涉及，但是也是主张反垄断的，其经济法研究水平与体系要比美国发达一些，但是和欧洲国家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
二、结束语
经济思想范文第2篇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重要道德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是天地的根本规律法则。追求诚信，则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孔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辊，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说的是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像车没有轮子一样将寸步难行，更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先哲荀子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肯定了诚信在商业兴旺、国家繁荣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现代商业社会中诚信作为商业道德尤为珍贵。谚语云：“生意人讲信誉，栽花人讲节志”、“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在先”、“诚招天下客，财从信中来”，说的都是诚信的重要。经商之人无论生意大小都应该将信誉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有长线发展打算的人。因为，信誉得来绝非一朝一夕，得靠一点一滴慢慢累积，一旦建立则能成为商家宝贵的无形财产、金字招牌，直接关系到自身在行业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而违背道德，失信于消费者的人，不但赚不到钱，使个人名声受损，甚至会招致灾祸。在经济交往中诚信体现为经商者要诚实，不讲假话，童叟无欺，不弄虚作假，不做短斤少两、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哄抬物价的事情。“公平交易有口皆碑，亏心买卖信口瞎吹”、“自古买卖有规矩，交情为重价合理”、“秤平斗满，顾客心暖”。交易中明码标价，称平尺准，是诚信的体现，而那些破坏电子称等计量器具，“短斤少两”欺诈消费者、坑蒙拐骗的行为则是对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的违背。“生意经，一字真”、“经营要诚，货物要真”、“山货不掺假，心眼不掺杂”，在交易中故意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都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近年来，市场上假烟、假酒、假药、假化肥、假名牌等泛滥，毒奶粉、染色馒头、注水肉等事件层出不穷，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勤劳生财
韩愈在《进学解》中告诫世人：“业精于勤，荒于嬉”，学业在勤奋中精通，在嬉笑玩耍中荒废。其实不仅仅学习需要勤奋，做任何事情或想要做成一件事情都需要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好逸恶劳的人终是成不了事的。谚语云：“生意有经一字真，兴业有经一字勤”、“若要富，买卖公平多主顾；若要富，手脚不停做活路”，于生意人而言，勤劳是创业、守业必备的条件，是致富生财的正道。“勤堵坝塘为灌溉，勤走地方为经商”，很多经商之人长年背井离乡、走南闯北，辛苦异常，却始终坚信要创业就得不辞劳苦，奋志经营，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明白要做成生意就得多跑动，不跑不活，多看多了解，才能获取市场信息，找准商机，获得利润。“店铺开得早，赚个金元宝”、“店铺关得晚，银钱顺手拣”，勤快的人为了有所收获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辛劳，起早贪黑，踏踏实实；而慵懒的人惯于在想象中发财，懒散拖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
外行人通常看到的是做生意能赚钱，但却不能真正了解赚钱的不易。生意场的波涛汹涌、明争暗斗、起起落落毫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谚语“生意八只脚，神仙摸不着”、“十年读出个举人，十年学不出个生意人”，道出的就是生意场的诡谲和谋生的艰辛。生意人要想站稳脚跟并有一番作为不仅要劳力更要劳心，手脚勤快，脑袋也要勤勉。谚语：“买卖不思不想，就像小孩玩雀蛋”、“生意不盈教人悟，教而不悟穷上穷”、“深钻细研生意经，货物畅销利自生”，包含着以智求财的道理，只有多看多想多分析多动脑的人，才能在商场中知进知退，才会成功。
三、崇尚节俭
经济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经济学；教学；渗透；措施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62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8-0-01
1 在经济学教学中渗透经济思想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趋势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效开展经济学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在教学中适时渗透经济思想也非常必要，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1 适应市场需求的必然途径
教学的实质是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因而加强教学的实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电子商务及国际贸易不断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各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要及时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帮助企业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传统的经济学教学理念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加强经济思想的渗透可改善教学现状，适应市场的发展需求。
1.2 经济学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方法
经济学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专业性人才，帮助人们客观分析当前的经济环境，为下阶段的经济活动做准备。虽然当前的高校教学中现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实际教学质量仍然存在较大不足，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方法单一等弊端，导致经济学教学的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出来。经济思想的渗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经济学的教学现状，突破传统的经济学教学。
2 经济学教学中的不足
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实现，教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能力、教学设备及教材等都会对教学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1 教师自身不足
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专业能力上，同时也表现在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上。教师自身的专业经验对教学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经济学教学需要教师依据自身经验，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内容。这就对专业教师提出较高要求。
2.2 学生个人意识的影响
经济学在高校中比较普遍，其作为一门基础性较强的学科往往无法得到学生的重视，学生仅出于对学分的需求，侧重于对考试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统性知识与思维的培养中存在较大。
2.3 经济学自身教学特点的影响
经济学对师生的要求比较高，且涉及的知识面也非常广，在实际教学中，部分理论知识过于抽象，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师个人教学习惯的影响，无法充分发挥当前先进教学设备的优势，在营造课堂氛围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学生个人兴趣的培养。
3 经济学教学中经济思想渗透的措施
3.1 加强重视，改进教学理念
经济学是一门较为实用的学科，在具体的教学中可结合实例具体分析，从而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经济学的作用，转变意识。经济思想的渗透可帮助学生了更好地实现角色转变，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3.2 教师的自我完善
由于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因而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定期扩充专业知识，更新教学理念，发挥先进教学设备的优势，重视新思维的学习与分析，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从学生感兴趣的地方着手，有针对性的进行经济思想的渗透，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3 教学重点转移到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
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中，应将教学重点转移到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在讲授经济学课程时应把教学重点放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经济学课堂上多穿插一些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包括近来的经济学思想与早期理论的联系。
3.4 采取融合的教学思维模式
教师在讲授原理之前要为学生提供各种背景材料，在解释过去文献的基础上介绍最新的理论，并依据不同背景点评经济学家的处境和思想，从而引出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差异性。结合原理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据此讲解经济学基本原理，使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定义和实质，总结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简单的方法和模型解读经济学原理，理解其内在规律。
4 结 语
经济思想在我国的发展比较久远，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提升经济学教学质量非常必要。在经济发展的需求下，要逐步将经济思想渗透到日常教学中，转变教学观念，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正确认知经济学，使其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科学掌握经济学原理及技巧，成为新时期的全能型人才。
主要参考文献
经济思想范文第4篇
江涌：中美经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单向依附关系，即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远远小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在国家关系上，依赖小的一方就能获得一种特权来敲打依赖大的一方。中国在经济、技术、市场、营销、品牌、融资、投资、人才、思想、秩序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十分明显，比如：中国依靠美国的投行、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美国为中国培养许多高端人才；中国继承美国整套经济思想，比较典型的就是“芝加哥男孩”、“伯克利黑帮”；中国依靠美元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是全方位、不对称的，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可以替换，美国随时可以将生产地转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这也是导致我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之一，比如：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下滑20-30%，原因就是美国企业搬出。中美这种不对称的单向依赖关系是不可能平等互利的，美国的特权使它任意敲打中国。多年以来，中美战略对话体系诸多，但对话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比如：美国敲打中国人民币汇率不公平。
《经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您是怎么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江涌：“比较优势理论”由大英帝国输出美国。但美国、德国、法国等国都拒绝接受。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发达国家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发展的。恰恰只有后进国家依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现今，中国发挥低端制造业特长，在劳动力、资源密集方面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整个国家基本论调都是“自由经济”，但在自由经济上是无法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大门和国家经济安全防火墙。国家经济安全的指导思想绝对是国家主义思想，这是底线。且经济安全并非纯学术研究，而是强烈的政策导向。
工业的发展跟初级产品制造业不同。一个国家富裕的秘密就是工业化，越是高端的工业化，越能使一个国家能迅速地致富。“比较优势理论”把大卫·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全部颠覆。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使一个国家致富的、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直到大卫·李嘉图经济学理论表明，强者不断地向弱者灌输“自由贸易理论”、“自由经济理论”、“贸易创造效应”，看似交换经济就可以实现富裕，但这是根本性错误的。生产比贸易重要得多，生产才能创造财富。但生产是有所讲究的，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和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也在搞生产、搞实业经济，可为什么勤劳却不能带来富裕，因为这些国家所从事的劳动是报酬递减的。比如：农业生产。
真正能摆脱国家发展困境的就是工业化，工业化能够带来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能带来协同效应，比如：意大利。制造业产生报酬递增、规模经济、协同效应，这是一个国家致富的秘密。
《经济》：尽管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美国朝野将增加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振兴制造业上。
江涌：奥巴马上台后，就开始实施了制造业复兴计划，有些成效但并不明显。现在我认为，世界工业化并不是一个趋势。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三股力量：周期性力量、趋势性力量、结构性力量。我越来越认为工业化、城市化是趋势化力量，它很大一部分有一个周期性力量，城市化也是一样。
现在，美国也是产业空心化，发达国家都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美国现在意识到只有工业才能创造财富、才有规模经济、才有协同效应，所以必须要走实体经济道路。这方面现在虽然有些成效，但成效并不明显。对于美国来说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很难恢复。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下滑。美国金融、法律的发展，让白领精英大量从事金融、法律。美国法律条文太细，所以需要大量的律师和人才，导致这个国家严重不经济，什么东西都诉诸于法律，但律师收入都很高。律师不创造财富，如果一个社会都是打官司，那成本太大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哈佛、斯坦福大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它们都是开金融、法律专业，优秀的白领精英都去搞金融、法律，这两种行业的收入、就业前景比理、工、农、医前景光明得多。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一直在下滑，很难把科技创新搞起来。制造业的复兴没有科技创新就不行；二是技工队伍短缺。世界的产业革命都是工程师推动的，而不是科学家。像瓦特、珍妮，还有对美国工业化产生巨大作用的惠特尼，他们都是工程师。工程师就是技工，一批工程师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美国产业的转移，工程师也就消失了，技工队伍没有了都到国外去了，企业都搬走了，技工队伍就萎缩了；三是企业家精神不足。像乔布斯、福特这样的灵魂人物减少，一个企业家就把整个企业整合了，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利润。
其实以上三个方面也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有些企业已经往国外迁了，有的迁到美国，因为美国有些鼓励措施。美国已经认识到虚体经济不断增长，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对美国的发展很不利。德国制造业很发达。德国制造业占全国GDP比重27～28%，很高的比重，世界上很少国家有这种比重。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起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中流砥柱作用。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德国，欧洲现状也不会这么糟糕，德国制造业的发展盖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比如希腊和南欧。南欧的制造业，低端的竞争不过中国，高端的竞争不过德国、也竞争不过东欧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制造业面临困难。因此，德国制造业的强大也是欧债危机中的一个因素。
经济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因之”政策的实施，《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內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贾谊的论“积贮”；晁错的论“贵粟”；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供养匈奴之归顺者；且尊显卜式以讽百姓输财助边，等等，都属于“利导之”和“教诲之”的内容。然而，丞相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终不免“县官大空”，尊显卜式也无助于“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之际，就只好“整齐之”并“与之争”了。
就“整齐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告缗令的颁布了。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盐铁官营已经是“与之争”范围的事了。实际上，“整齐之”和“与之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武帝时期的具体实施上，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继之而来的措施是：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也即归农；“而万物不得腾踊”，也即物价得到了稳定；同时还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预期目的。然而，这里所蕴含的司马迁的真实看法却是：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天下用饶也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因此，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所说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这甚至不亚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那样对夏桀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对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缘故。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中见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平准书》)。
以上所述，仅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而不是他经济思想的全部。司马迁的这些经济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间，与三家俱有渊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列。
先说儒家。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论语·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同时他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这说明，孔子对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司马迁的“欲望论”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礼论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观念。《荀子·王霸篇》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恶篇》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仅认为“人生而有欲”，而且认为这种欲望是“穷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荣辱篇》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对欲望的这种看法，是与司马迁颇为相近的。
在义、利观上，司马迁没有什么明确的论述，只说过“本富为止，末富次之，奸富为下”的话。(所谓“本富”，就是指由农牧业而致富；所谓“末富”，就是指由工商业致富；所谓“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给”而致富。所谓“危身取给”，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而荀子在义、利观上则较之孔、孟更加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从经济思想的总体上看，荀子的这种义、利观是应该能够被司马迁所认同的。不过，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客观的全民意识，而荀子则时时刻刻地不忘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就是两个人的大不同处。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老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的“无为论”。“无为论”既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最高原则。老子认为“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要以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马迁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经济思想以管仲和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韩非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他的“自为心论”。虽然韩非与管仲同称法家，但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差别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载其论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已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的这种“自为心论”，把他的老师荀卿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韩非把这种“自为心论”运用到一切经济的与非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为国家、国家为一人(国君)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经济上的只求富国不求富民的思想。韩非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截然对立的。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的经济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反面参照系。
在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们便可以来谈谈他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一次则是近代的康梁变法。这三次变法，只有商鞅变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们便以商鞅变法为例，来探讨一下司马迁的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从司马迁自述《商君列传》的作意上看，关键是“强霸孝公”这四个字。商鞅适秦，先后曾两次变法，所围绕的，也都是这四个字。而且与之相陪衬，在《商君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还特地记述了其以帝王之术进说孝公的情节。蒋礼鸿先生认为：“以帝王进说，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人《列传》，失审谛矣。[3]但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写法，还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挟持浮说”而“非其质”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则正是商鞅用坚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谓欲擒之，故纵之。
《史记·商君列传》正面叙及变法的是这样两段话。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于是以鞅为人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尽管变法的措施有多种，而要在“农”、“战”二字之上，《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变法的这种农战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农业提供战争的兵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便于运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从而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国君得到最高的尊崇。这里面，自然包括历来最被人们所称道的“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及“为田开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讲农战，但他主要是讲寓兵于农，是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他的政治谋略，目的是为了“帅诸侯而朝天子”(《国语·齐语》)，因此他并非用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商鞅则不然，他几乎把秦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经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都围绕着战争服务。由此，笔者不得不对长时间以来盛行于史学界的一种看法提出质疑，这种看法就是：商鞅变法是为所谓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与一切阻碍和反对变法力量的斗争，都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商鞅变法使一部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旨在使国君一人独尊的极端专制的国家(这一点，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与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启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而车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却是旧奴隶主贵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当作何解释?“后世遵其法”不独是司马迁一个人的看法。《韩非子·定法篇》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贾谊《过秦论》也说：“孝公既殁，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实，那么车裂商鞅就应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应当另外做出解释。
这里顺便谈一下商鞅之死的问题。
关于商鞅之死，《史记·商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敞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纳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商君列传》的这段记载，情节有点像小说家言，很有传奇色彩；然而却未必不是实情。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吕氏春秋·无义篇》：
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将公子卬事一一笔者按)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无道知君”。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说：“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记·商君列传》则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战国策·秦策一》说得更甚：“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按照上古人的语言习惯，所谓“秦人”，有全体秦国人的意思，这里是应该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在内的。甚至与商鞅同道的所谓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也不得不在《韩非子·和氏篇》中实事求是地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十)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用很大篇幅记载赵良见商鞅时的谈话，并非出于无因，它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马迁本人的看法。赵良谈话的最后部分说：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子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泰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泰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赵良之所以能将商鞅的下场说得如此真切，恐怕还是鉴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当时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则与商鞅的个人品格和推行变法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赵良的谈话只代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实上，赵良的谈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篇末论赞中所说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还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经济思想的问题上来．
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还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但是《商君书·说民篇》却又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
积粟。国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对照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张重农贵粟，主张可以用粟来买爵捐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家不积粟”，这明显地是一种“国富民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韩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仅如此，商鞅还主张通过“刑”、“赏”来控制人们的贫富。《商君书·去强篇》说：“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实际上，这里说的“贫者使以刑则富”是假；因为对于贫者来说，能够维持生计就算不错，他们很难达到用粟来买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赏则贫”却是真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强迫的手段来使他们买爵捐官，从而让他们“家不积粟”。商鞅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賊，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秦国，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之取得这样的成效也就无足为怪了。不过，所谓“家给人足”，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是通过“刑”、“赏”等强制手段来达到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同被称为法家人物，为什么管仲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着重谈一下司马迁对管仲在齐国为政情况的看法。《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段话要言不烦，对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这说明，管仲任政相齐所有作为，都能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另外，司马迁将管仲与晏婴合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也决不是偶然的行为。这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尽管管仲与晏婴的个人风格很不相同，但他们作为齐相，却都得到了司马迁极高的尊崇。司马迁在传末的论赞中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法家人物，为什么司马迁对管仲的态度与对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的态度竟有着如此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经济思想的差异。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带有一种民本主义的倾向，他的富国强兵是以这种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条近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司马迁与管仲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差别极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二人的认同之处还是很多的。而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则不然，他们时刻不忘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一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的。他们间或也曾想到过编户之民，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难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在财政方面的目标，也几乎都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这一点，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刘晏理财，王安石变法，都一个样。然而，既然“民不益赋”，那么“国用”何从而“足”?这自然就要靠“与民争利”。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源，舍去给民加赋，就只剩下“与民争利”了，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而从“与民争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贫富的。过去那种认为某朝代某人变法代表的是某阶级利益的说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说的商鞅变法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变法，因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性质，则就应当另作别论了。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导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国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作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并联系比较了以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经济思想及其革新措施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差距，从而探讨了司马迁在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管仲这个例外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还对过去史学界不恰当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变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议。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可能会存在不少偏颇和疏漏的地方，笔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内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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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