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省人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不省人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不省人事范文第1篇

这次转型的规模堪与8000多年前的那一次相比。8000多年前，人类从游牧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定居农业社会，并最终创造出城市。10世纪的欧洲再次发生了类似的转型，公会（guild，由控制着某地某门手艺的熟练工组成的联合会）的崛起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即将到来的转型的具体特征尚不清楚。也许它将包括生物、纳米和数字科技革命以及打破地理和文化壁垒的社交网络革命。但是，已经清楚的是，和前几次转型一样，这次转型也将包括一切作为支持基础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主流经济学认为：当科技或其他变革让人们能够因为互相给予好处而获得补偿时（扣除成本之后），以价格为导向的市场系统将会变化。当变革创造出外部性，就带来经济结构重塑――如税收和补贴的调整、监管变化和产权升级――以抵消市场无法补偿的成本和收益。而当变革带来特别高程度的不平等性时，就需要有再分配计划。

这一观点基于一个假设，即如果所有人都因为彼此提供好处而获得充分的净收益补偿，追求自身私利的个人就会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如同被看不见的手”引导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理性人”。

但是，过去的“大转型”表明，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在这些经济中，契约自愿达成而非通过强制。让这些经济运转起来的不是保护商店窗户不被砸的警察，而是人们的信任、公正，以及对荣誉承诺的归属感和对通行规则的遵守。如果缺少这一社会黏合剂，人们就无法利用所有可获得的经济机会。

这一联系显著地存在于大部分个体的经济交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中。当人们购买昂贵的汽车、定制服装和豪宅时，他们总体而言是在寻求社会承认。当夫妻或朋友彼此送礼物或共同度假时，他们在通过亲密关系和关心做经济交易。

简言之，主流经济学――以及理性人的概念――只认识到我们的人性的一半。我们毫无疑问是受私利推动的。但我们从根本上也是社会生物。

从即将到来的将颠覆当代社会基础的转型的角度看，忽视这一点后果很严重。 事实上，从目前看，尽管经济一体化前所未有，新的合作机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的社会互动依然呈现出原子化（atomized）的特征。

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身份认知上。这一认知是分裂的。世界被分为许多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控制着许多公共政策工具。人们的社会忠诚则进一步被宗教、种族、职业、性别甚至收入档次所分裂。

在社会壁垒足够强大的地区，经济壁垒必然会出现。这些壁垒包括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日益严格的移民控制，甚至宗教战争和种族清洗。

显然，经济成功非常依赖于人们如何看待社会亲密关系。一种观点是我们的身份不可变、不可渗透、外生给定，并且内在地相互排斥。这一经典的“我们和他们”两分法导致我们同情群体内的人，而与群体外的人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也是历史上无底洞一般的冲突来源。

但另一个观点是可能的：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表现出哪种身份取决于人的动机和环境。这一观点――其具有牢固的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意味着个体在决定其身份中具有相当的自由意志。

这并不是说民族和宗教身份不具有深刻的重要性。相反，这意味着我们是我们的身份的共同创造者。我们可以不选择分裂我们的身份，从而让多边全球问题难以处理；我们可以选择扩大我们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心的身份。

不省人事范文第2篇

该省则省

我们下飞机后，看到同行的乔治开了一辆老旧的雪铁龙汽车来接我们。他和先生一路闲聊，从工作到家庭，谈得十分投机。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个年纪轻轻的乔治居然是瑞士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月薪高达1万美元。我听后十分不解：“既然乔治这么有钱，为何不买一辆好车，而是开着一辆老旧的雪铁龙？”

乔治笑着解释说：“这车可不是我的，是公务用车。”我心下了然，猜测乔治的私人汽车肯定是价值不菲，谁料乔治接下来说道：“我的车还不如这个呢。”

见我难以置信的表情，先生在我耳边悄悄私语：“瑞士人虽然有钱，但却是出了名的低调，花钱从来不铺张浪费，讲究实用经济。”

瑞士车辆普及率很高，平均两人一辆车。可在瑞士却难见一辆好车，几乎看不到宝马、保时捷和路虎等豪车，满街都是大众、雪铁龙和福特汽车。不仅如此，公路上行驶的大多是中小型客车，私家车少之又少，这实在和我想象中的富有相差太远。

“瑞士人在生活中该省则省，平日上下班都选用火车、有轨电车和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就连很多公司老板、国会议员也时常乘坐公交车，只有节假日才开着自己的车外出休假旅游。”见我一脸困惑，乔治解释道，“在瑞士，开名车会让人觉得有炫富的嫌疑，是要被邻居嘲讽和鄙视的。”

该抠则抠

乔治将我们带到下榻的酒店，告诉我们半个小时后就是晚宴。按照中国的待客之道，我猜想瑞士银行应该会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宴。可一到餐厅我目瞪口呆：竟是随处可见的自助餐！先生看出我的心事，解释道：“瑞士人一向节俭，不会像中国那样设宴待客，一顿自助餐在他们眼里就是对客人最好的招待，既方便又实惠。”

我只好入乡随俗地取了餐盘就餐，可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大吃一惊：乔治不但把炒面吃得精光，还用手指把盘子里的沙拉酱抹起来吃得一干二净，并用面包将菜汁吸干吃掉，脸上没有丝毫的难为情，十分坦然。看着乔治的“舔盘”之举，我终于明白了先生的话，深深为瑞士人的“节俭”哭笑不得。

先生交流学习期间，担心我一个人无聊，托他留学期间的同窗苏娅照顾我。我俩一起逛街闲聊，谁知一谈起瑞士人的节俭，苏娅显得十分激动：“这哪里是节俭？分明就是抠门啊！”

原来，苏娅的先生斯蒂文是个地道的瑞士人，在两人谈恋爱时，她就险些因为他的“抠门”而分手。不仅吃饭、租车统统是AA制，两人同居的房租也要分摊。斯蒂文并不是没有钱，他的父亲是一家电机厂的董事长，仅度假古堡别墅就有三四栋，但这并不影响斯蒂文“抠门”。

同居开始的第一天，斯蒂文就向苏娅说明了分摊原则，苏娅承担1/3的房租，剩下的2/3由斯蒂文承担。同居后，他们每天晚上不是享受二人时光，而是拿出一张张收据“算账”。他们先将一整天的花销算清，然后再按一定比例分摊这些账目。苏娅抱怨道：“在浪漫幽静的夜晚，我们常常手里捏着零碎的纸票或硬币分来分去，实在煞风景。”甚至二人婚后，斯蒂文还经常因为苏娅泡澡而抱怨：“你不觉得浪费吗？淋浴节水又省时，多好。”

斯蒂文的“抠门”让我哭笑不得，很快，我便发现这份“抠门”无处不在。

瑞士被誉为“手表王国”，其生产的“劳力士”“梅花”“雷达”等手表享誉全球。但瑞士人手腕上戴的大多是普通手表，有些人甚至会戴十分低廉的电子表。在饮食方面，瑞士人也是精打细算。瑞士人餐桌上常摆的并非大鱼大肉，只是普通的炒面、果汁。在中国看来，超前消费，大吃大喝，美其名曰：“会过日子，会享受。”瑞士则不然，瑞士人不管在高级酒店还是街头餐馆就餐，不论地位高低，也不论贫穷或者富有，吃饭都很节俭，浪费是会被罚款的。

以乔治的“舔盘”行为来说，瑞士不乏这样穿得像穷人，吃得像工人的人。街头那些穿着T恤、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或者那些看着不太起眼，穿着随意的老人，都有可能是亿万富翁。

瑞士人不但在消费上“吝啬”，而且在节能上也是一把好手。主妇买菜用筐，商店里的包装都是纸袋；家庭用的洗涤用品大都买简装的，回家后往旧瓶子里灌；家庭垃圾按玻璃瓶、塑料、旧报纸和无用废物分类装入塑料袋中，以便统一回收处理；瑞士的水源比较充足，但人们用水一点也不浪费，所有废水都要集中处理后才能排放，净化后的水还会用来洗衣服；通过下水管将雨水接进贮水池里，以供冲厕所之用。

该花则花

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瑞士人的钱究竟花在了何处？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先生趁周末带我去日内瓦郊区探望它的导师德瑞斯先生。德瑞斯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瑞士属于富人阶层。然而，德瑞斯的家却没有丝毫“富贵气”。当然，已经见惯了瑞士人“抠门”的我，已不再对此大惊小怪。

我和先生带了不少礼品登门拜访，并带去不少经济学研究资料。德瑞斯非常高兴，坚决留我们在他家共进晚餐。为了准备晚餐食材，德瑞斯邀请我一起去逛超市，他10岁的孙子小奥姆也跟着我们。

在超市里，德瑞斯挑了一瓶中档红酒和一些简单的食材。正当我们打算离开超市的时候，才发现小奥姆正盯着一个漂亮的文具盒。小奥姆向德瑞斯撒娇道：“我想要这个文具盒……”德瑞斯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不行，上周刚给你买过一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文具盒的价格，不过两法郎。在瑞士，两法郎只是一两块面包的价钱，看来这位有钱的德瑞斯一定是个吝啬鬼。从超市回来后我才知道，德瑞斯买的那瓶红酒是给我和先生喝的，他自己喝的是啤酒。因为在瑞士，啤酒要比红酒便宜得多，买一瓶中档红酒的钱大约能买二十瓶啤酒。而且我们的晚餐也并不丰盛，只有一块三明治和几块炸鸡。

饭后，我们正在闲聊，突然有一位义工前来募捐，他们想对附近一个社区的百年木屋进行修缮。我心底暗想：你找错人了，肯定会空手而归的。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德瑞斯先生听完义工的话，毫不犹豫地开了一张五百法郎的支票交给义工，并说：“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德瑞斯的行为让我十分惊诧。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不仅仅是德瑞斯一个人的秉性，大部分瑞士人的性格都是如此，他们在个人生活上十分节俭，甚至说得上抠门，但在保护历史遗产、公共财产方面，却又出奇的大方！

苏娅的先生斯蒂文也不例外。他曾捐给一所老年活动中心一万法郎，甚至还曾将名下两套房产捐给社区做公益财产。

不仅是斯蒂文和德瑞斯，大多数瑞士人对待公共事物都是极尽所能地慷慨解囊。大多数瑞士人都是慈善家，在募捐这件事上，他们不再像生活中那样精打细算。

不省人事范文第3篇

现将个人工作总结汇报

一、办理新员工入职手续方面

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很能体现人际交往的艺术。刚开始的时候虽然经过一些培训，但是由于心理素质的短板和经验的缺乏，还是有点捉襟见肘，办理过程比较混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办好。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实践，加上自己根据文件认真梳理了办理流程，逐渐熟悉了这项工作，除了安排宿舍之外，其他入职手续办理环节均能独立完成，从XX年10月至XX年1月，办理近60人的入职手续。现已能熟练地独立地完成，并且能够很好地接待各类性格员工，很大程度上锻炼了自己的心态。

人事方面的工作事无巨细，需要耐心、细心、专心，更需要责任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员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需要我们及时调整心态，既要站在公司的立场上严格按规定做好新员工入职手续办理工作，又要从员工的角度做出人性化的安排。就拿安排宿舍来说，新员工总是想和自己熟悉或认识的人住一起，或者不喜欢室友的一些生活习惯而要求调换宿舍，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在按照公司规定安排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如果条件不允许就要做好解释工作，避免产生冲突。人事工作很好地体现了人事行政部作为公司和员工桥梁的作用以及调节公司与员工矛盾的职责，同时也渗透着人际交往的艺术。高尔夫球会是旅游企业，更是服务企业，我们的员工服务客人，那么人事部就是为员工服务的部门，我们必须牢记这个角色。

二、写会议纪要方面

正常情况下，人事行政部在每周一下午都会开部门例会，我的工作是在会议期间记录每位同事的上周工作总结和本周工作计划以及经理对重点问题的指示，并在会后整理成电子文档，经理修改后打印成纸张版，由经理签发与会同事确认签字后进行存档。目前已完成7次部门例会纪要和2次实习生座谈会纪要。通过记录和整理会议纪要，我学会了如何在一次会议中抓住重点记录核心内容，充分锻炼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夯实了文字写作基础，这也是办公室工作必备的一项素质。

不省人事范文第4篇

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化，我很清楚，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是高考失败了，我明明说的毫不在意，却不知道我自己有多么的在乎？

就是因为高考失败，父母、朋友的冷漠，我现在才发觉，他们之前对我那般好，不过是因为对于我还有过一丝希望。或许，我考上高中，他们便会重新原谅我呢？

我不愿，他们不过是像小说里常有的一种人，他们贪图名利，我想，我的那些人和他们大概没有区别吧？我未曾想过，有一天，这带着笑话性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到了今天，我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幼稚，像个傻子似的接受他们的关爱，而后还在哪里沾沾自喜，“瞧，他们很喜欢我呢？”

不省人事范文第5篇

真正的诗歌来源于生活。生活过得像诗的人，本身就是一首诗。

读过李亚伟诗歌的人，都能感受到那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和冷箭般射过来的幽默。他的诗歌跟他的生活就像一块双面胶，诗歌粘着生活，生活粘着诗歌，互为表里，紧密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李亚伟的诗性人生。但是，到底何为诗性人生？

从远古到今天，人类的生命长河中从来不缺少诗意和诗性，有亲情、有爱情、有细致温馨的生活。诗性是人走出蒙昧、走向生命自觉的终极动力。诗性是人摆脱物性、走向精神世界的终极路径。而诗性不是刻意的去寻找，去营造，他就在在我们的栖居之所、生活之中、内心深处。

愤怒出诗人，但真正的诗歌来源于生活。生活过得像诗的人，本身就是一首诗。而只有更加投入地去了解生活，才能体会生活中的种种诗意，诗性人生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生命来书写。诗意与生活并不对立。

李亚伟则把“在天上飞”和“在地上走”的关系处理的诗性盎然。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给了他写作的灵感，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地热爱生活。他认为诗人没必要写一万首诗，但必须行万里路，要去会见最强硬的男人，也要去会见最软弱的女人，要把自己的诗歌献给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诗人应该和生活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才有希望写出更加宽远的生命感觉。

行走和书写是李亚伟生命的主题，它支撑着诗人在凡俗的社会生活中，感知诗歌的美妙，而在世界越来越物质化的背景下，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也许答案就在这里：对我们而言，生命就是一场修炼和旅行，在这个旅途中，不断去感知，去获取四处行走的力量。就像李亚伟说的，来自生活的诗意才是真快活，才容易碰到大快活。这样的人生才是诗性人生。

“莽汉”来了

“莽汉”诗歌是对“吹牛诗”“口红诗”的不耐烦，早已厌倦了他们的虚弱和松软。

李亚伟的诗性人生发端于“莽汉”诗歌，而“莽汉”诗歌的诞生似乎天生就和青春与热血有关。

1983年初夏，后来成为“莽汉”诗歌主力的李亚伟、胡玉、马松参与了一场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的群架，在他们的流派成立之前来了一场身体力行的现实“莽汉”操演。当时仍是南充师范学院学生的他们受到了校方严厉的处理，李亚伟、胡玉被记过处分，而马松则被开除学籍。

毕业后，李亚伟被分配到了酉阳第三中学教书。学校所在地是一个小镇，环境闭塞，生活简单枯燥。一个“莽汉”三个帮，1984年1月，诗情喷薄而又难以忍受无聊和苦闷的李亚伟返回母校，与万夏、胡冬等聚首，提出要创作集英雄与泼皮、好汉和暴徒于一身的“莽汉”诗歌，“莽汉主义”由此诞生。而在“莽汉诗”确立之前，他们曾提出要写“混蛋诗”“阿Q诗”“妈妈的诗”“好汉诗”等。所有的这些标题包括“莽汉”，首先是想确立他们反叛者的身份和形象。

“莽”在四川话里有“莽子”的意思，指一个人行动横冲直撞，性格粗笨鲁莽。而“莽汉”诗歌几乎具备了所有这种“莽”性。由李亚伟执笔的“莽汉主义宣言”开篇即表明要“掏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打破原来沉淀已久的诗歌意象和语词组合方式。不仅如此，“莽汉”们还要向那些虚弱无力且甜得发腻的“吹牛诗”“口红诗”宣战，因为“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要举起手中的拳头，砸掉他们的虚伪看个真。

“莽汉”诗歌的横空出世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它所追求的诗歌语言的亲切平和、连锁式的幽默感有着一股强烈的男子气概，硬气十足。姿态骄傲坦荡，无所顾忌。

“莽汉”诗人们同时十分注重楔入生活，虽然他们大大咧咧甚至有些嬉皮笑脸，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群玩世主义的顽主。但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言：“从一九七八年各种束缚相对解禁以后，三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诗歌流派和主义，能像“莽汉主义”一样把生活和写作理念，重叠得近乎天衣无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到处惹事，追腥逐蝶，都与他们诗歌里的说话口吻和反叛完全是同一理数，一点也不分裂。”

《领御》对话李亚伟

生命的修炼

诗歌来源于生活，生活是生产诗意的大平台。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拥有诗性的人生，抵达精神上的原乡。

《领御》：《中文系》已经成为经典，内容癫狂而又充满黑色幽默的力量。虽然他有不成熟的一面，但是也正是这种不成熟才更加有力。您怎么看这个作品？

李亚伟：《中文系》是我20来岁时写的，内容基本写实，里面的人物都是中文系师生，当然，有的人用的是绰号。上大学时我们一帮人经常逃学出去玩，反正考试都是死记硬背。所以学生们也很好玩，甚至玩得很荒唐。写作这首诗当时主要也是想纪念这样好玩的大学生活，但对死板沉闷的大学教育也表达了不满和滑稽感。

我自己对这首诗的评价不是因为它不留余地地讽刺了我国大学教育，而是因为这首诗在当时以一种完整的形式、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一种和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认识。这种诗歌形式，是五四以来没出现过的，它让人疑惑：诗歌可以这么写？却又不得不承认：诗歌可以这么写。

《领御》：诗歌大多数是优美含蓄的，但您的作品里有一股强烈的“暴力的抒情”。这是有意为之、与“莽汉”、“男人”这些意象相呼应，还是性格使然，反应自己最真实的内心？

李亚伟：个人性格和学养会影响一个人的风格，同样，写作上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性格和学养是风格的基础，没有基础，有意为之也不能形成真风格。这么说可能很多诗人、艺术家不相信，认为自己长期学习、模仿某种风格就能获得独特的文化形态。可是我会问：形成风格最终都是以你一些标志性作品为参照，你敢说你的作品真的支撑住了你的风格吗？

《领御》：诗歌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力量？来自哪里？

李亚伟：诗歌会增强、提高人对时间、生命的认识，能综合你对社会、生死的态度。但我更愿意说，诗歌往高了说，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修炼，是人类文明的高层次繁衍；往低了说，诗歌本质上是一种娱乐，一种大娱乐。哪怕你还没感受到这种大娱乐境界，我也会告诉你，写诗，是很高享受的事情。

《领御》：诗歌除了给人心灵上美的体验，它还有没有其他的现实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亚伟：我们不能被这几年、短短的几十年出现的浮躁和虚假的社会模式所欺骗，这样的社会模式是过渡性的，否则，我们太浅薄了。汉字是方块字，是会意的，和西方文字有差异，西方一直重视演讲、朗诵，这和选举、推销、传教（传播）的传统有关系，较务实；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诗歌倾向于记录光阴、感受生命。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写诗的人对中国诗歌有误解，“诗言志”的“志”其实最早是记录、记载的意思，诗歌最早的功能也是用于记忆的，但两者在核心作用方面是一致的。

应该说，人类没有文字前，就有诗歌了，它是一种朗朗上口的话语，常用来记忆祖先、事件和情感，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至今仍然有道理，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用记忆和情感建立的。诗歌是文字的灵魂，文字作用于社会时其灵魂――诗意无处不在，具体说，诗歌仍然具有、永远具有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命名、记录的作用，具有批判、赞扬、激活情感、激发智慧的作用；具有个人自我确认、民族自我认同的作用等等。

《领御》：您觉得您的生活有没有诗意？平时您较爱喝酒，酒是您灵感的源泉吗？

李亚伟：我们的生活太有诗意了，其实，诗意在人的心中，但也不是每个人随时都有诗意，社会是降低我们诗意的一个大平台，也是生产诗意的一个大平台。我们活在其中，与社会互相折腾，能随时有诗意的人，所谓的幸福指数肯定高些。酒也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高享受的玩意儿，但它不是灵感源泉。如果一个诗人指着喝酒产生灵感，那他极有可能把身体搞坏，却基本上不能把诗歌搞好。

《领御》：平时还会读诗吗？有没有特别偏爱的诗人？

李亚伟：以前读了很多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很多诗歌，尤其是后来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最近不爱读了，最近偏爱看古代诗歌，中国古代的和波斯-阿拉伯诗歌。八九十年代，非常喜欢莎士比亚以来西方象征派、超现实主义以及美国二战后各路诗歌，现在喜欢中国几个当代诗人和一些唐代诗人、古代波斯-阿拉伯一些诗人，人数不少，不例举。

《领御》：在国外，诗与歌是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像鲍勃？迪伦、吉姆？莫里森本身就是诗人。在您看来，唱诗可以成为诗歌的流传形式吗？

李亚伟：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的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交汇，诗歌主流已经变化，它更注重内在的节奏和情绪，基本上抛弃了音韵、响声等外在特性，离歌谣性越去越远，他的主流作品不再适合吟咏、歌唱。但有一部分经改编可以成为一部分音乐作品。

《领御》：您参与过《十三月的唱诗班》的创作，对这次诗歌与民谣结合的尝试满意吗？

李亚伟：这样的尝试非常棒，应该继续下去。能够加强歌手和诗人之间的互相了解和认同。诗和歌两种形式虽然已经差别很大，但有共同的灵魂，他们其实是互相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