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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韧性领域的研究以来,我们发现了大量与韧性有关的内、外保护性因素,也揭示了弹性个体所呈现出的特质。然而,人们越来越发现,韧性的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背景终将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固定模式。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不同民族文化带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与韧性水平有关。这些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早已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印记并不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反而会溶解成为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无疑带着文化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对个体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关于文化与心理韧性的探讨将韧性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提出“文化韧性”一词,用以描述文化因素在应对不利情景时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积极情绪等能有效促进韧性的发展。社会文化背景也常被作为影响韧性的因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家庭和社区功能。综上,笔者认为,“文化韧性”一词更多强调的是韧性的研究领域,类似于“教育韧性”、“职业韧性”等名词,不能恰当显示文化因素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使用“文化特质”一次,用以阐述文化背景下所发展出的独特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心理韧性追根溯源做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早已对韧性进行过研究,以《周易》为证。《周易》的阴阳对立转化思想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辩证思想,也揭示了韧性的顺逆境转化之道。对压力的主动适应也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找到印证。中庸作为中国人核心文化,对国人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认知风格等起着关键作用。“中庸”、“顺其自然”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影响着韧性的发展。儒家文化强调“慎独”“自省"的个人修养,正是韧性的最高层次发展。韧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或是适应过程,其最低层次是“适应”,而最高层次则是在适应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影响也以“精神性”意义延续下来,反映出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对存在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与追求,是中国儒释道“无我”的集中体现。精神性有效促进韧性和心理健康的发展。而国外对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论述,由于所涉及文化、宗教与学科背景较复杂,对精神性的理解也部分贴上了宗教的标签。ShelleyLLong以宗教背景下的精神性与大学生韧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精神体验,价值观或信仰,宽恕,个人宗教行为,积极应对方式,教会支持和总体自我评分等精神性维度与大学生韧性存在显著相关,而组织笃信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与韧性无相关。精神性上的总体自我评分比宗教上的自我评分与韧性的关系更大。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生活背景中。一项对墨籍美国人文化价值观与韧性的研究表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逆境适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责任和威望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因素,显著提高了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激发了学生的成就动机,能够预测大学生韧性,此外,民族认同感、宗教仪式等因素也在适应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民族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及应对策略,帮助非裔美国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压力。在一项研究种族歧视与韧性的研究中,民族自豪感作为保护性因素,也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加强了个体与社会联系。
2韧性的层次性
早期,学者认为韧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只有那些适应良好的个体才具有韧性这种特质,后来对灾后韧性的研究表明韧性是普遍存在的,即使PTSD症状极为严重的群体,韧性个体也不在少数。既然都具有韧性,为什么适应结果却不一样,除非个体选择了不同的韧性策略应对压力,致使韧性出现层次性的表现。Richardson提出的韧性过程模型中,对韧性结果做了不同解释。压力过大时会打破个体原来的身心平衡状态,个体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变得不一样:①达到韧性的重新整合,即韧性增强,获得更高水平的平衡;②回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重整;③伴随丧失的重整;④功能紊乱的重整。这4种结果截然不同,与其说这是一个说明韧性过程的模型,不如说这一模型清晰地展示了韧性策略和结果的层次性。Hunter对职业学校问题学生的访谈也发现了韧性层次性的现象。他发现这些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压力反弹能力,而帮助他们从逆境中反弹的因素却是让人吃惊:拒绝交往、离群索居和情感冷漠等消极的品质。这一发现使Hunter进行反思并提出了韧性的层次模型。他认为,最低层面的韧性仅具有生存意义,人们通过暴力侵犯和情感压抑来保护自我;中间层面的韧性具有防御意义,个体拒绝与别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的不良刺激;最高级层面的韧性才具有健康、成长的含义,他们积极地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灵活地处理生活压力。处于前两个层面的人尽管也在压力中适应,但在成年后往往会出现各种适应不良,甚至心理障碍。这就是说,逆境中的个体具有不同层次的韧性,致使其呈现不同程度的适应结果。有些人只是从压力中度过,而有些人则从压力中获得了成长。具有韧性个体并不是完美的宠儿,尤其当那些知名人物显示出强大韧性的同时,他们似乎还不得不与自身的障碍做斗争。MauriceMiller对10名学业成就但具有不同程度学习障碍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这些学障学生韧性的7个要素:①认同成功经验;②曾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③自我决定;④把握关键性的转折点;⑤拥有特别的友谊;⑥有鼓励自己的老师;⑦了解并具备学障的知识。而Schreiber的研究则发现,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期望获得学业成就,尤其是那些认为学习的能力是稳定、无法改变的事实的学生,他们的韧性水平较低,且抑郁症状比较少。这可能由于认为学习能力无法改变的这种观念,使学生不愿意再去努力、尝试提高能力,从而避免进行一些容易带来抑郁情绪的思维活动。
3韧性的情境特异性
大量学者对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及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不过韧性在不同情境下仍显示出明显差异。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对移民群体来说是个显著的压力,种族认同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缓解种族歧视带来的高抑郁、低社会连结和低自尊,然而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当个体感知种族歧视严重时,他们高度的种族认同和自豪感反而会带来显著的抑郁症状,社会联系减少。也就是说,种族认同感作为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甚至相反。对乞丐的一项研究发现也证实了韧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性。当流浪者回归到正常生活时,他们在沿街乞讨这种特殊环境下所具有的韧性却使他们无法适应体面的生活。情境特异性还反映在一些公认的保护性因素对不同韧性群体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比如对多动症(ADHD)大学生的自我概念与韧性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相比正常学生,患有ADHD的大学生自我概念中的环境掌控力比人际关系这一公认保护性因素在韧性发展中呈现更重要的影响。一项对酒精依赖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韧性的研究发现也使得研究者大跌眼镜,相比其他人,酒精依赖学生并非在学业成就上存在更多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在于焦虑、情绪沮丧和复杂的家庭问题,学业成就与韧性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更让人吃惊的是,学业成就似乎只是一种替代品,一种情感疏离或是一门心思追求着某一特殊成就却得不到的替代性结果。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韧性差异明显具有文化性,主要表现在异文化压力适应中。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感受和成长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东方文化中,一个过分强调自我,关注自我感受的人会在人际环境中遭受更大的压力,甚至还要接受更多道德审判。尽管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强,差异会越来越小,但是文化价值观本源仍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长远影响。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得不提醒研究者注意韧性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和文化下的差异,只有关注差异,才能在韧性的干预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4韧性领域的延伸性
1.个体功能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二、结束语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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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