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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陈凯歌的《梅兰芳》以1400个拷贝的投入量超大规模发行上映,仅2008年12月4日上映首日便拿下1500万的票房收入,位列2008年国产片单日票房第四名,首个周末票房已经达到4218万元人民币,在2008年打着贺岁旗号的多部影片中,《梅兰芳》的首部周末票房目前最高的影片。一般而言,贺岁市场是以大投资、大制作、全明星阵容、狂轰滥炸立体式的宣传推介为集体特点的纯商业片为主的,而2008年,作为人物传记类型的艺术片《梅兰芳》却在一片厮杀声中取得不错的战果,这为国产艺术电影实现商业诉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商业外壳与文化取向的有机整合
文艺片一直都是令电影制作和院线发行方比较为难的选择,中国文艺电影往往存在“市场感觉”不到位的现象。随着观众欣赏品位的逐步提升,在经历了一些内容空洞、故事性不强,只追求所谓“视觉盛宴”的大片之后,今天的消费者对于电影的选择越来越理智。而现实生活的高度物化使人们对于那些能够对世界进行审美判断与思考,引领观众进行精神超越的艺术电影更加青睐。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投资方中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中环国际娱乐和英皇电影不惜斥资9000万,搭造了88个大型场景,动用10多万群众演员参加演出,并重金邀请章子怡、黎明等国际巨星担任主演,来打造一部以艺术人物传记为主要题材的年度贺岁巨片。对于中影集团这只电影市场的“大鳄”而言,打出的这张“文艺牌”尽管有些冒险,但是按照电影市场的规律和消费心理来说,这种胆识和勇气其实已经使电影成功了一半。正如导演陈凯歌所说,《梅兰芳》拍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希望《梅兰芳》能为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为中国人留下点东西。由此不难看出,与一些商业大片相比,《梅兰芳》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也恰恰正是对于这种文化意义的选择,让电影《梅兰芳》包括中影集团一下子就提升到了“高品质”、“责任感”、“文化传承”、“主流价值取向诉求”等高度上,这无疑成为该电影最大的营销。
大众一般对于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认识存在有明显的区隔,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分,艺术电影也需要观众和票房,而商业电影也必须维护一定程度的艺术内涵。电影《梅兰芳》无疑是一部华语商业艺术大片,虽然影片充斥着不少京味儿十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但是商业大片与生俱来的商业元素还是处处可见的。《梅兰芳》其实是试图运用现代电影商业营销手段来运作的一部文艺片,与前一段时间文艺片《太阳照常升起》不同的是,该部电影有着准确而明智的市场定位。《太阳照常升起》在影片的艺术色彩上是成功的,但是却遭到票房的滑铁卢,根本原因是投资方硬把一部纯粹的艺术片当成商业大片去打造,结果明明创了文艺片的票房记录,结果却制造出了商业大片票房惨淡的结局。电影《梅兰芳》的票房注定了不会高得离谱,投资方聪明地运用商业途径来全力推介这部艺术片,如果是对票房没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这其实是件并不十分困难的事情,相反,倒是会轻而易举地拔得贺岁档商业艺术片的头筹。
名导演与名演员的双重保险
梅兰芳在中国基本上是家喻户晓的艺术人物,他的生平事迹并不新鲜,稍不留心就会拍成了“英雄”式、“德艺双馨”式的主旋律艺术人物片,在这个没有多少文化耐心的时代拍摄这样的电影的确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情。但是,《梅兰芳》选择的是陈凯歌这个有着较强市场号召力的导演,观众对于沉寂了三年的著名导演的新作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是否能借《梅兰芳》雪《无极》之耻,是否可以超越当年的《霸王别姬》都成为电影《梅兰芳》的重要卖点。在《梅兰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凯歌的真诚,如他自己所说:“这部影片我不是为了拿奖而拍的,我是为了向全世界介绍梅兰芳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的一生。”陈凯歌体现了自己的大家风范,不得不让人对其肃然起敬,这让拍摄和制作影片的商业活动有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让文化薪火相传,让电影走出国门,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艺术家,这就赋予了这部商业电影更加深远的时代责任,成为该部电影的最大的价值所在。当然,也只有《梅兰芳》商业价值的最大化才能创造《梅兰芳》艺术价值的最大化。
《梅兰芳》据说在日本、韩国卖得非常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名导演+名演员”的明星效应,购得该片版权的韩国艺家娱乐有限公司总裁李成硅就曾经坦言,《梅兰芳》对韩国最大的吸引力是章子怡、黎明的人气以及导演陈凯歌在国际上的声望。同时,又有陈红、孙红雷、王学祈、英达、安藤政信等巨星的通力合作,超强的阵容自然就成为岁末国人举目期待的文化盛事。《梅兰芳》的拍摄和制作陈凯歌选择的是一直以来合作的日本精英团队,而这个班底是华人商业电影市场中最具有文艺气息的组合,也是当年《霸王别姬》的制作团队,既保证了电影的文化内涵,又借助了商业片高水准的推手力量,这让《梅兰芳》拥有了最完美的拍摄和制作保障。陈凯歌、黎明、章子怡等众多国际电影人的加盟和优良的制作班底,让《梅兰芳》在影迷心中的认知度迅速升高,《梅兰芳》也从一部题材并不新颖的文艺片迅速升级为值得期待的商业大片。
大投入与全方位的推介宣传
马尔罗在60多年前就已提醒人们:“必须永不忘记,电影是一门工业。”今天中国电影的产业定位和电影产品的商业属性已经不容置疑,中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认为,电影贺岁市场的票房应该在十个亿左右。而影片的竞争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不难发现,《梅兰芳》从筹备之日起,以往贺岁大片用过的宣传推广手段,《梅兰芳》几乎全部都进行了采用。有消息称《梅兰芳》投资9000万,而在广告和宣传前期的预算起码在两三千万元,在拍摄前期,尽管投资方奉行保密策略,但还是“不小心”透露出了章子怡、黎明、梁朝伟、王力宏等候选人,而导演是陈凯歌、李安还是关锦鹏也都成了话题,演员黎明苦练兰花指、章子怡拜师学唱戏等消息的散布又让观众对这部电影增加了不少期待。为配合发行,中影集团还将在中央电视台投放2000万元的硬广告,同时也不放过各大城市的流动媒体、路牌灯箱等媒介。为杜绝盗版发生,《梅兰芳》在正式上映前还进行小范围试映,所有看片人员均需执请帖并接受安检才能进影院。
为配合《梅兰芳》的全球上映,主创特意剪出多个不同版本的预告片在不同的时间段推出,同时制造了一些新闻事件如纸手铐的侵权事件、电影主演章子怡、黎明的绯闻以及阿娇在影片中的留删、陈红打击盗版、官网卖高价、章子怡、黎明深情献唱主题曲等消息以引发人们对《梅兰芳》的关注。北京、深圳、
广州等多家影城还纷纷举办了各种与电影艺术气息相匹配的电影主题活动,纷纷加入了为影片造势的行列。而梅葆玖先生对电影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对梅兰芳做了精准的概括,对黎明和章子怡这两位人选是满意的。这一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最“权威”的评价把整个电影的推广宣传送到了新的。
举办试映会与调整原档期的战术张力
[关键词]电影;《梅兰芳》;评论;取巧
《梅兰芳》电影拍摄的消息在几年前一直在转播着,因此很多观众对该片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当《梅兰芳》真正问世以来,却遭受着一些观众的批评。面对这部毁誉参半的历史正剧,下面从《梅兰芳》这部电影的各个角度分析一下梅兰芳拍摄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影片的情节存在的问题
《梅兰芳》整部片子给人的一种感觉是视觉感受有余,而情感感受不足。这样讲的原因是,整部片子没能够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沧桑之感。从整个情节的构思方面来讲,都不能够达到一定的立意和境界。套路非常陈旧,有些内容是为了显示而显示,走的基本上是多年前郭沫若的《屈原》等一类历史剧的路子。在有些情节的处理上显得非常生硬,也不能够展现出梅兰芳的性格特点。甚至有一些剧情的“原创度”非常高,这样偏离了历史的史实,例如,在《梅兰芳》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是戏迷的刺杀事件,就存在了非常大的错误。本身这一段历史的史实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在影片当中却擅自将齐如山归为刺杀梅兰芳的幕后操作者,这样的胡编乱造不仅仅有失客观,还影响到别人对影片的评价。不仅仅没法从侧面反映出梅兰芳的精神品质,还歪曲了一定的史实,对于影片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另外,前面已经说过,梅兰芳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这部电影只列出了几个故事:与十三燕打对台,与孟小冬的恋爱,蓄须明志。而这些情节处理得并不好,有取巧的嫌疑。下面本文来逐步分析一下。
第一,关于与十三燕打对台的情节。
关于这段情节,稍微对梅兰芳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看出,实际上的十三燕就是谭鑫培作为原型的。这种创造性情节不仅仅没有体现梅兰芳的个性,对于当时梨园行的情理也不符合。这种任意渲染的所谓历史情结,与20世纪50年代的为显示而显示的历史剧极为相似。这部分的情节虽然可以说是精彩。但是要知道“尊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当时的观念当中,师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连最起码的师道也不能够尊重的话,那么梅兰芳本人的名声也就一落千丈了。因此,这个对台的情节很明显是不符合梅兰芳本人的性格特点的,在梨园行中也属于错误之举。本是应该摒弃的情节,却被陈凯歌拿来进行“创新”,不得不说是这部戏的第一大败笔。
另外,梨园行当中,琴师是非常重要的。在名角进行练习、吊嗓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琴师跟在身边。但是《梅兰芳》整部戏都忽略了这些细节问题,在整部戏当中,不乏唱戏的情节,但是却不见一个琴师出现。导演在了解京剧方面很显然是存在着知识上的漏洞,也可以看出,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存在着取巧的思想和态度,没有从细节上面做好,让整部片子更加严谨。
第二,关于与孟小冬的爱情情节。
这一段情节,导演完全没有对爱情的两位主角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对于本应该是史实的情节,却做出了模糊的处理。梅兰芳和孟小冬的爱情故事,并非是虚无缥缈的爱情,他们两人的成婚,是历史上的真实案件。但是,陈凯歌导演在这方面却进行了模糊处理,将两人成婚的史实改为恋人。俗话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传记电影既然是以历史作为根本进行拍摄的话,就必须要尊重人物的历史,反映最基本的史实。否则,越过底线的话,再好的故事也是失败的。
第三,关于梅兰芳对待日军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梅兰芳》这部电影就与以前的一些片子如《关汉卿》有着相似之处了,也是通过伪造一系列的时间,通过这些伪历史事件对人物的形象进行夸大,为求能够树立人物的光辉形象,而忽略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在编写日本军的剧情的时候,无限度将梅兰芳的人物形象高大化。最典型的就是关于的情节。要知道,历史上的梅兰芳在抗战之前,和日本人的关系是不错的。体现在几个方面,在之前,梅兰芳曾经到过日本那里做过演出,并受到了日本人的欢迎。在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也进行过募捐,这些都是梅兰芳和日本人关系友好的证明。而当年的时候,日本兵虽然肆虐我国,但是也不会至于那样骚扰梅兰芳先生的。导演通过这样改写剧本,突出了日本兵的可恨之处,但却没有真正体现到梅兰芳先生的人格魅力。
另外,梅兰芳在抗战的时候也的确是拒绝为日本人演戏,并且做出了蓄须明志的举动,并一直坚持到抗战的胜利,这样的行为为人所敬佩。但是这部影片对此进行了夸大化处理。历史事实并非像影片所说的那样,梅兰芳先生虽然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艺术家,是一位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舞台是他的一切。历史上并没有描述他陷入一个如何有计划如何有预谋的圈套当中,也没有描述他有着视死如归、横眉冷对的革命家态度。相反,像梅兰芳先生那样依舞台而生的艺术家,从备受尊重的舞台艺术生活沦落到远离舞台,从高额的出场费沦落到抗战时期变卖字画维持生计的生活,从表演的巅峰沦落到不能再演戏,要为日后的生计所担忧;正是盛年的他,却不能够演戏,这样的内心,这样的伤痛,这样的经济压力又有谁能够有深刻的体会?然而,面对种种的不济,梅兰芳先生依然选择拒绝为日本人演戏、蓄须明志,这样的精神难道不值得赞颂吗?抗战八年时期,梅兰芳先生所面对的困难、苦楚并不是一两个大义凛然的面孔可以表达出来的。导演没有从这些地方突出梅兰芳先生的伟大之处,却胡乱编造历史,以盲目突出梅兰芳先生的高大形象,这与《关汉卿》一戏对关汉卿人物进行“改造”,通过胡编乱造来盲目突出关汉卿的人物形象有何不同?
关于梅兰芳先生抗战时期的内心心态表现,导演最起码应通过梅兰芳先生的回忆录《梅兰芳舞台生活三四十年》了解一下梅兰芳先生的内心变化。在远离了舞台一段时间之后,梅兰芳先生曾经试过在家中紧闭窗户,偷偷地唱了一段昆曲。但是嗓音已经比不上之前,几不复能唱,梅先生颓然许久……电影在拍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从这些侧面,通过描写梅兰芳的惆怅,来反映梅兰芳的伟大之处呢?
二、影片的内容本末倒置
导演在拍摄《梅兰芳》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彻底地了解到梅兰芳先生历史。因此也只是哗众取宠地凸显出几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而且还是进行了不必要的改编的。梅兰芳被誉为四大名旦,但是这并不是他名气大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35年,他曾经访问了苏联。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但遗憾的是《梅兰芳》这部电影却没有很好阐述这一事件。虽然说《梅兰芳》并不是纪录片,但是与其花心思对历史事件进行胡编乱造,不如将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融入影片当中。导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完全是有能力处理好这些细节的,但是很遗憾的是陈导演并没有这样做。
三、影片的选角方面存在着问题
《梅兰芳》电影选择了著名的香港歌手黎明担任主角。在商业的策略上,这一点是无可反驳,黎明担任主角或许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黎明的气质问题。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黎明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身材上,都与梅兰芳先生本人有着很大的距离。另外,黎明所担任的主角是一位艺术大师。因此这对 于演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不仅要求演员的气质要像,还要要求演员对于以前京剧演员的一些生活特质、职业特质进行深入的了解,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黎明在电影当中的表演不得不说有一些生硬,这也是导演在走捷径、取巧所导致的败笔。
四、影片采用叙事割裂法导致的问题
电影主要是通过三个部分组成的,然而三段的故事叙述存在着严重的割裂现象。例如,在讲到第二个故事的时候,主要讲述了梅兰芳与孟小冬的爱情,上面已经讲了其历史不准确的问题,故此不一一叙述。孟小冬和梅兰芳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这是第二个故事的结局。然而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第二个故事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相关的叙述,孟小冬也再没有出现在观众的眼前。那么,梅兰芳对于孟小冬的感情又是如何呢?第三个故事是讲述梅兰芳的爱国情怀,这一段的故事和前一段爱情故事,并没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其实导演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在《勇敢的心》里面,导演就很好地将华莱士的爱国情怀和爱情相结合,这样华莱士的人物形象也就丰富起来了。
《梅兰芳》当中这样的拍摄手法完全割裂了故事的完整性,这样导致的后果主要有两点。
第一,破坏了影片的整体性。一部电影的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影片的叙事当中,情感要有起伏,才能够避免电影乏味。《梅兰芳》一片当中,没有贯穿整部电影的感情主线,有的也只是分割了之后的小故事情节,在电影当中,三个故事的情节和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电影的分散,缺少统一的情感线索,导致了三个故事缺少必要的联系,换句话说,将三个小故事单独拿出来制成电影是完全可以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电影的内容分散,拼凑感觉明显。这种整体感的缺失,导致观赏上乏味无趣,影响了观众的观赏。
第二,破坏了人物的形象。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演员,黎明的演技在上文已经描述过了,无论是在气质方面,还是对京剧演员生活的深入了解方面,黎明都不是出演梅兰芳先生的最好选择。第二点,就是电影本身的拍摄问题了,就拿第二段故事,梅兰芳先生和孟小冬的爱情故事来讲,在第二段故事当中,梅兰芳先生和孟小冬的爱情来得刻骨铭心,电影当中运用了一切的手法对两人的爱情进行刻画,突出梅兰芳先生真挚的感情。但是当第二个故事结束之后,孟小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在第三个故事当中,梅兰芳转眼之间就与原本不和的妻子患难与共。这样的剧情不免让人觉得非常突然,到底梅兰芳对孟小冬的感情是否真挚呢?
在整部电影当中,每一个故事,陈导演都竭尽全力凸显梅兰芳先生的性格。但是陈导演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每一个故事段突出梅兰芳先生的精神的时候,完全忽略了他的另一品行。因此,梅兰芳先生的形象特点就由本来丰满变成后来形象的单一化,这是影片的又一大败笔。
五、结语
综上所述,《梅兰芳》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商业化的电影,陈凯歌也不过是拍了一部人情电影。并且由于拍摄手法、剧情内容等硬伤,影响了观众对历史的认识,梅兰芳先生如此丰富多彩的一生,被一部电影如此糊弄过去,实在是不应该,作为拍摄过《霸王别姬》的陈导演,拍摄出《梅兰芳》这样的作品,不得不让人唏嘘。
[参考文献]
[1] 叶宏涛.浅谈电影《梅兰芳》的叙事割裂[J].文艺生活,2011(11).
[2] 孙玫.取巧,终究难成大器!――我看电影《梅兰芳》[J].艺术百家,2009(02).
正在上映的电影《梅兰芳》主创者试图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梅兰芳?其意图在影片中实现了多少?带着这些问题,《望东方周刊》于影片公映前夕电话专访了身在台湾的《梅兰芳》编剧严歌苓。
作家身份的严歌苓,以小说《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屡获国内外大奖,也曾担任电影编剧,其编剧的《少女小渔》获得“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天浴》则包揽了台湾第35届金马奖七项大奖。
此前,陈凯歌曾打算拍摄严歌苓的小说《白蛇》,但剧本送审后没被通过。后来陈凯歌请严歌苓给自己的新片《梅兰芳》剧本提意见,那版剧本出自台湾编剧陈国富之手,陈凯歌对严歌苓说:“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想要宏大叙事的那种。”
那是在2006年,再后来陈凯歌看到的小说《第九个寡妇》,正是通过个人经历写大历史变迁的作品,他对严歌苓说:“干脆你来给我编剧吧。”
“不能说我们客观地还原了一个梅兰芳,他就是我和凯歌创作出来的梅兰芳。”严歌苓对本刊记者说,“我只能说我想塑造的是一个非英雄式的英雄。”
“梅兰芳的性格特点是双刃剑”
由于篇幅有限,没办法把当时达官贵人与艺人相结合的这种特殊现象写得更充分,很多东西(素材)不得不被我牺牲掉
十年前,丁荫楠就曾想拍摄梅兰芳题材,找过严歌苓邀其撰写剧本。那时严歌苓从丁荫楠那里看到一本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梅兰芳全传》,这构成了她对梅兰芳最早的了解。
再往前,听到“梅兰芳”这三个字最多的是在外婆口中,所有事情都可以拿“梅兰芳”来说事。比如,“我现在往前弯腰都弯不下去了,梅兰芳到了60多岁还能往后弯腰呢。”在严歌苓的感觉里,这个在自己出生前便已去世的大人物是外婆那一辈的神话人物。
直到接手陈凯歌版《梅兰芳》的编剧工作,在美国住所附近的伯克莱大学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看了梅兰芳生前的演出影像,严歌苓才深深认识了这个时代偶像,“他真是为京剧而生的人”。
《望东方周刊》:谈谈你所理解的梅兰芳吧。
严歌苓:我认为他身上有很多中国古老的美德,比如隐忍、仗义、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这都是中国道德标准里非常令人钦佩的优点。但有时这些性格也像双刃剑,在另一面成为他的缺点,比如软弱。
我在他的自述《舞台生活四十年》里面得到很多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有平常心的人,说的话都很具体、平实,待人也很体贴,不像我们想象中一个人红到那个份儿上就会怎样怎样。记得有个细节是,他去日本出访,衣服上的纽扣是翡翠制的,有个随行的日本人就说自己的夫人很喜欢那个式样。结果梅兰芳回国多年以后,还想着让人买了纽扣寄去。
《望东方周刊》:梅兰芳一生经历丰富,在取舍素材时,你以什么为选择标准?你认为哪些是影片必须呈现的,哪些是可以淡化或者不必涉及的?
严歌苓:梅兰芳跟梅党(当年在北京梅宅里以沙龙性质紧密围绕在梅兰芳周围的戏剧群体。参与者大多是旧文人、戏剧评论家和业界精英。他们是梅兰芳的幕僚团体,从编剧、舞美、唱腔、演出和宣传无一不参与和策划,其间的代表人物是齐如山、冯耿光、黄秋岳和许姬传等――编者注)的关系一定要写。因为没有梅党就没有梅兰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比如电影剧本里的邱如白是以齐如山为主要原型,再杂糅以其他几个梅党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他与梅兰芳之间的感情就非常复杂。但由于篇幅有限,没办法把当时达官贵人与艺人相结合的这种特殊现象写得更充分,很多东西(素材)不得不被我牺牲掉。
至于可以淡化素材的,比如梅兰芳与孟小冬的爱恋。其实他们之间恩恩怨怨的时间很长,其中孟小冬又有几次反复,出走啊,家人介入啊,等等。这些放在一般戏剧上都挺出戏的,都是观众爱看的段落,但放在这部电影的主要躯干上说,孟小冬并不是最重要的,她只是梅兰芳人生阶段中碰到的一个人。
《望东方周刊》:你期望通过你的剧本塑造出一个怎样的梅兰芳形象?
严歌苓:影片最终呈现出什么形象要由你们来说,我只要塑造出一个我认为的梅兰芳就可以了。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幻想主义”的文学式样,我觉得我的剧本就是这样。毕竟这是一个离我们的年代这么遥远的公众人物,我们只是根据历史资料,提炼出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梅兰芳最辉煌的生活都是在
1945年之前”
我觉得影片长度的限制成了最大的难题,如果我们能有电影《莫扎特》、《末代皇帝》导演剪辑版的长度,才足以展示一个人的一生
影片里塑造的梅兰芳温和、认真,有“精神洁癖”,外表看似优柔寡断,内心却十分坚强。少年梅兰芳尤具神韵,锐意创新,且敢于向传统挑战。而成年后的梅兰芳则集中表现其作为普通人的感情方面,因此有观众认为其赴美演出成功和抗战时期蓄须明志的段落处理得不够激动人心。
更有人整理出影片中的梅兰芳与历史中真人的不同,并指出梅兰芳养鸽子练眼神、抗战时期向齐白石学画等重要情节没有得到表现,是影片较为遗憾的地方。
《望东方周刊》:影片中少年梅兰芳与十三燕打对台的段落激动人心,这一段的构思是怎样的?
严歌苓:十三燕的主要原型是谭鑫培,也有一些其他的老辈京剧人物。梅兰芳老年时曾经回忆起打对台这一段,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但这在当时也是难免的,梅兰芳身边都是新派的人物,都希望他能变革京剧,而传统的老人肯定不买账。这其实促成了梅兰芳新派京剧的诞生。
《望东方周刊》:影片中梅兰芳之妻福芝芳的形象似乎有些单薄,你怎么理解这个人物?
严歌苓:在以前阿娇(饰演青年福芝芳)的戏份没删掉的时候,福芝芳的戏多一些。但现在我觉得也不算单薄,(电影)里面也体现出她的大度,与梅兰芳相濡以沫的感情等等。我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很有担待,梨园里出来的女人都有侠骨。
《望东方周刊》:影片对少年梅兰芳对京剧的改革有所交代,但成年之后似乎没有在其京剧创新方面予以表现。为什么?
严歌苓:梅兰芳成年之后的创新原剧本里也是有的,写他怎么排《天女散花》,怎么把歌舞放进去。但现在影片已经很长了,难以放下那么多内容。包括梅兰芳蓄须之后,一段时间向齐白石学画,在家靠卖画为生,原剧本中也有体现。我觉得影片长度的限制成了最大的难题,如果我们能有电影《莫扎特》、《末代皇帝》导演剪辑版的长度,才足以展示一个人的一生。要是让我写长篇小说去写这个人就过瘾了。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把故事结束选择在1945年?
严歌苓:我觉得梅兰芳最辉煌的生活都是在1945年之前,无论是舞台上的辉煌还是个人生活上的。
《望东方周刊》:现在回头再看,你觉得剧本有哪些地方存在不足?
最近,《梅兰芳》激发了公众观影的热潮,以及对于梅兰芳这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的强烈兴趣。而《叶问》和《非诚勿扰》也引发了观影的热潮和媒体的热议。
在经济状况面临挑战的时刻,这样的年底的“贺岁”电影热其实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它在经济方面,意味着对于内需的拉动,意味着今天在消费方面的新的热点的生成,对于文化产业在今天的经济条件下的活跃具有相当正面和积极的意义。在文化方面,则意味着中国从2002年年底《英雄》开始的“大片”已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有了新的境界,意味着“大片”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的空间和新的创造。这在今天的新的情势之下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肯定的新的热点。
这个新热点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在于“大片”在今天已经彻底突破了过去仅仅以武侠电影为中心的固定模式。在中国“大片”起步之初,只有武侠电影类型和奇观式的视觉效果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当初的“大片”都试图以武打为基础来构造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等电影无不是以武打为基础和以绚烂的视觉效果为中心的。而到了《集结号》,“大片”开始有了现代的题材和故事,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产“大片”终于有了全新的形态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武打片变成了仅仅是“大片”的一部分,而不是“大片”的全部。像《梅兰芳》这样的传记电影也可以有“大片”的规模和票房效益,显然是“大片”题材的新的开拓和新的尝试。
《梅兰芳》集中表现了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巨变中守候传统,同时进行革新的艺术巨匠梅兰芳的传奇。这部具有相当浓烈的文艺片气质的电影,既有陈凯歌当年作为“第五代”领军人物的文人的情怀和追求的表现,也有对于当下本土观众的趣味和要求的充分考量。
梅兰芳本人其实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传统和现代的复杂关系之中最能融合二者的典范人物,电影中表现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和他对传统艺术的创新,以及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最终超越,这些都显示了今天的中国人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文化认知所达到的新的层面。梅兰芳本人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而陈凯歌导演的这部电影也已成为一个与电影有关的各个方面都感到认可和赞赏的“最大公约数”,它所掀起的观影热潮和热烈讨论都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也是经历了《无极》的多重波澜之后,陈凯歌导演又一次证实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和当年的《霸王别姬》相比,《梅兰芳》的大气和圆融之美显然证明了中华文化在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意义已经更鲜明地得到了彰显。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则是在“大片”之中第一次有了喜剧的类型。这种喜剧“大片”的出现,则是“大片”表现空间开放的重要标志。它既是冯小刚开创的“贺岁片”类型的新的发展,又是“大片”的新的发展。冯小刚在《夜宴》的“大片”尝试之后,在《集结号》受到了普遍的赞赏之后,又回到了他最得心应手的喜剧类型,回到了和葛优的合作,无疑说明了“大片”的今日几乎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叶问》当然还是传统的武侠片的类型,但其表现的深度和武打方面的新意也受到了观众的肯定。这些多样化的“大片”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了早期“大片”的未必成熟的探索之后,已经渐入佳境。大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已经给了中国电影更加丰沛的生命力,这也说明“大片”所确立的行业标准已经被观众所认可。
另一方面,现在的“大片”几乎都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和土壤之中,并不像早期“大片”由于要照顾到中国和全球两个市场而显得左支右绌。今天随着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的兴起,中国“大片”只要在本土市场就足以收回成本,获得收益,这样就给不同的创作者更大的回旋空间,以及对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表现更多可能。在今天经济面临挑战的状态下仍然能够在年底有一个电影观影的热潮,正是说明了经过多年的打造,一个具有相当强的支撑能力的电影市场已经成熟。
关于读者群体,著名书评家止庵先生有个绝妙的论断:争取拉拢第三种人。他认为世间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几乎不读书,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文化人”在内,向他们做图书推荐完全不起作用;第二种人人数不多,但他们读书很认真,有自己的兴趣点,非常清楚什么书适合自己阅读;第三种人介乎前两者之间,对书籍的判断力不强,一般情况下媒体说什么书好他们就读什么书,这类人是媒体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要向他们推荐那些有品位、本身不很艰深、可以引起阅读兴趣的图书,引导他们向第二种人靠拢。
止庵先生所说的“有品位、本身不很艰深、可以引起阅读兴趣的图书”,现在被一种新名词取代,那即是“中间书”,而止庵先生说的“第三种人”,近来业内也就将其称为“中间群体”了。众多业内出版媒体发表了不少这样的言论:“中间书”是出版业未来“突围”的希望。我认为,止庵先生以及书业媒体的论调不无道理。最近就读到一本“中间书”:《梅兰芳与孟小冬》(蔡登山著,黄山书社2008年12月第一版)。现试以此书为例谈谈“中间书”的特点、优势及发展趋势。
“中间书”通俗不低俗
“中间书”可以称为专业著作的通俗本,它对于提升大众读者的阅读情趣有很大的作用。说起来,“中间书”有三大特点。
一是语言通俗,但不低俗。例如这本《梅兰芳与孟小冬》,虽然是一本文史类著作,但丝毫没有让读者感到艰深。它与学术沾边,也有学术的价值,但它更有文化普及的味道。它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学院派语言,也不是一般通俗读物的粗俗语句,而是雅中见俗,俗只是便于读者接受而已。
二是装帧大众化,但也含着文化气息。《梅兰芳与孟小冬》的装帧比较华美,显得非常大众化,封面是热播电影《梅兰芳》的剧照,显得大气。该书还配以腰封,写明“蔡登山告诉你电影《梅兰芳》没说清楚的旧闻逸事,细数梅兰芳与孟小冬一段乾坤轮转的情缘往事,窥探民国时期国剧名伶的家世渊源和梨园旧影,一代大师,一个圈子,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其中还特意将“电影《梅兰芳》没说清楚的旧闻逸事”放大,读者看到封面就一目了然,看了电影再看到这本书,自然有了购买的冲动。而接下来的文字也概括了本书的内容,读者很容易知道此书的文化气息。
三是“中间书”一般题材宽泛,多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或者将较为专业的题材进行另类写作,换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易于读者接受。《梅兰芳与孟小冬》本是一种文史著作,讲述艺术大师梅兰芳与汉口女人孟小冬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传奇之恋,但它没有按照生硬的学术体来写,而是采用更通俗的方式转写这个颇文化颇喜闻乐见的题材,容易使读者接受。
“中间书”需要策划眼光
为什么需要策划眼光?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大雅与大俗分化得厉害的国家。要么是阳春白雪,要么是下里巴人;要么是学术专著,要么是大众文化。中国很少有将专业著作或学术著作进行普及的情形。现在,文化教育普及了,中间读书群体大量产生,叫他们去啃学术专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而一些低俗的大众化的读物也难以满足他们,更不用说一些违禁读物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策划一些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读物。同时因为中间读书群体,有一些文化知识,也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如果你出的书不合他的口味,他也不会买帐的。所以切合市场口味、切合读者需要等等也非常重要,这就需要策划者的眼光了。
其次,策划者要对书的内容有所了解。能进行包装、打造,知道哪些内容适合读者。将书的内容与市场口味、读者需要进行有效对接,必然有着巨大市场空间。策划出来的图书往往是非常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例如这本《梅兰芳与孟小冬》就很能体现策划者的眼光。在中国,梅兰芳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刚好又赶上这场电影,这个时候策划者及作者蔡登山出手《梅兰芳与孟小冬》无疑正当其时。它不按照传记类文学作品也不按照学术体例撰写,主要是着墨于“梅孟之恋”以及梅兰芳的“戏口袋”“钱口袋”等等做文章,满足读者的了解与窥探欲望。
“中间书”市场前景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