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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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英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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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8月27日，一名流浪汉坐在夏威夷火奴鲁鲁阿拉莫纳海滩公园沙滩上

关于夏威夷，马克・吐温曾说过：即使逝去，也不过是在天堂里睡着了。

夏威夷物价和房价都高，在美国排行榜上列第三，仅次于纽约州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区;这里的物业账单是美国本土的3倍多。人们戏言，这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代价。

然而，在这个“天堂”里，随处可见无家可归者。你见或不见，他们总在那里。眼见难过，心中疑惑。

只要上街，就会大开眼界。十字路口的连帽衫青年，20岁左右，四肢健全，却举着牌子要饭：“我很饿，无家可归，求帮助”;散发着酸臭味的老汉在公交车站旁，被人拿喷水枪驱赶，他赖着不肯离去，骂骂咧咧;站在马路中央骂街的泼妇穿着内裤，在警车来后大义凛然地抬头背手，对警察撩起上衣后，做出举起双手准备戴手铐的惯性动作;从垃圾桶里找食吃的残疾老人，双腿失足处溃烂淤紫，令人不忍直视……流浪汉就算了，残障人也没人管吗？ 人道和人权，在天堂里，似乎没有兑现。

中国城“被攻陷”

中国城就在檀香山市中心，如今却已被无家可归的人群“攻陷”，街道转角处酸臭入鼻，流浪汉集中。三五一群，七零八落，从中年到老年，男女都有。他们或坐或躺或摇摆，呓语的，交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不少人身旁都有一个超市购物车，里面装满了破衣破鞋等全部家当。

在“中国城”三字横匾下，本刊记者看到，一个上身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将横匾下方作为临时驻扎地。青瓦白屏上用红字写着中英文：“为了所有来中国城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好不讽刺。

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家，是因为中国城里设有善堂，常有人做慈善，不时给他们派送些衣物和食品。本刊记者曾见过二三十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街道的转角处排长队、领食物。

夏威夷的无家可归率在全美“屈指可数”。尽管失业率低于5%，但昂贵的房价甚至让不少工薪阶层无家可归。檀香山市是美国房租最高的地区之一，两室商品房的房租每月1800多美元。

根据夏威夷大学2013年报告数据显示，夏威夷各岛流浪人数为13639人，州府檀香山所在的欧胡岛有9526人。其中，58%的流浪者在夏威夷生活了10年或更长，76%在积极寻找就业机会。

无家可归，那么就露宿街头吧。看看星空，吹吹海风，也算活在天堂。为什么“天堂”里流浪者多？

美国东西方中心负责慈善项目的王培培告诉《t望东方周刊》，夏威夷气候宜人，冻不死人，“有的流浪汉是从美国本土各州买单程机票来的，有的是政府空运他们过来的。加上游客多，施舍机会多，总归饿不死”。原来，度假“天堂”夏威夷，不只是你我心向往之，也是破产者攒钱买机票的终极目的地。

除了中国城外，还有不少无家可归者被集中安置在当年关押日本二战战犯的桑德岛所建的住房过渡中心。

旅游业不要面子吗

沙滩落日下，旅游区威基基海滨（waikiki beach）的人行道上，神志不清的长胡须老大爷在熙熙攘攘的路口手舞足蹈，这让一些初到此地的旅行者，顿时紧张起来。当地媒体报道称，不少来自亚洲国家的游客抱怨假期被脏兮兮的流浪者影响了心情，表示“不愿意再来”。

作为全球闻名的度假胜地，流浪者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城市管理者一直袖手旁观吗？专项政策和资金呢？

2014年12月2日，檀香山市长柯克・卡德维尔签署一项禁令，禁止无家可归者在早5点至晚22点在最繁华的街道逗留。违反规定者将被罚款1000美元和拘留30天。然而，露宿的禁令让无家可归者流动性更大，社会服务机构更难找到他们。本刊记者发现，还有不少无家可归者睡在机场。

自2013年以来，美国有将近13%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根据处理无家可归及贫困事务的国家法律中心的信息，有越来越多的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露营、以车为家、乞讨、游荡。

过去两年时间里，美国有20多个城市认定，在公共场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为非法行为。国家流浪者联合会主管杰里・琼斯称，这样的法律只会产生反作用。

街边露宿非法，酒店业人士担心这会影响旅游景区的形象和吸引力。而出台法律禁止睡在路边，却是有违早期夏威夷王国的文化传统，卡美哈梅哈国王在任时曾鼓励岛民，“可随意躺在街边，不要怕受伤害”。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无家可归的人数也急剧上升。美国全国终止无家可归联盟公布的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为63.6万人，其中纽约就有4.3万多名无家可归者，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在美国，蓬头垢面蜷缩在街头的典型流浪者仅占总流浪人数的20%，大多数无家可归者是属于买不起房，或者无法支付房租的人，其中还有几十万是拖家带口的。

檀香山市政厅会议上的引用数据是，“70%无家可归的人有工作”。

回不去的比基尼岛

美国记者凯斯告诉本刊记者，“其实，一半以上的流浪汉不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那是谁？是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民。 2015年8月27日，夏威夷火奴鲁鲁，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无家可归的人准备的居住地

凯斯介绍，当年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一些岛国签订协约（COFA），为促进这些岛国自治和经济发展以达到自给自足，给予他们在美国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权利。“但他们需要缴纳当地、所在州和联邦的税，且需要服兵役。”

这些岛民向夏威夷涌来。他们失去家园，又在异乡失魂落魄。碧海金沙上的美女比基尼，和他们无关。其实，两者曾鲜为人知地紧密相关。

比基尼，意为椰树之地。比基尼环礁位于马绍尔群岛北端，由23个小岛环绕着一个面积达594.1平方公里的湖组成。

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了23次核试验。1954年3月1日在比基尼岛礁上的“城堡Bravo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氢弹核试验，产生的高达1500万吨爆炸当量，比当年投向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大1000多倍。

比基尼泳装与那次核试有关吗？没错。与当年核爆同时，时装界发明了一款和女士内衣相差无几的泳衣，暴露程度完全突破了当时人们的传统思想底线。发明者认为其影响力无异于一次核爆，故跟随比基尼岛礁取名泳衣为比基尼。

从1946到1958年，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共试爆了67枚核弹和氢弹，6座岛屿“消失”，上百人受到辐射。40年后，许多岛至今仍荒芜人烟，核爆受害者流离失所。

“家园被用作军事基地，将我们置身于没有经济来源和住房的土地”、“（美）军队把我带到新泽西州，但我不会说英语，我的家人在这，所以我来夏威夷找他们”，“没工作，也回不了家”……密克罗尼西亚岛民流浪者说。

日本二战战败后，密克罗尼西亚被美国接管， 包括关岛、塞班、马歇尔岛等11地行政上属于美国的“太平洋托管地”，成为华盛顿加强太平洋地区实力和优势的棋子，和美国军事活动的重要领域。

在夏威夷通过的《无核和独立的太平洋人民》中说，西方殖民者从事的这场战略，没有赢家、也没有被解放者、伤害所有人类生存。“太平洋岛屿是我们的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拒绝被滥用和无视。”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管家》；融合；女性生存；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14305

一、引言

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国作家之一”[1]。她的处女作《管家》获得了海明威笔会最佳小说处女作奖，并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提名。2003年，该小说入选为Guardian Unlimited选出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小说”名单，并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232005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在耶鲁大学英文系《1945年后的美国小说》课程中，《管家》与纳博科夫、莫里森、品钦等人的作品一道被列为必读书目。无疑，《管家》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一部“现代经典”[1]。

《管家》是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主的小说。书中很多细节都体现了女性对传统和父权制压迫的反抗。正如凯维拉（Kaivola）指出的，“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被近来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挖掘，挖掘得淋漓尽致，这些批评家对探究当代女作家如何颠覆和重塑压迫女性的现存文化观念、结构和意识形态充满兴趣”[2]。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提出了“女性书写”这一概念。女性书写理论批判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消音，号召女性言说身体和欲望。然而，将《管家》仅限定为反对父权制压迫、争取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权主义著作略显狭隘。当我们跳出这样的预设，细读作品便不难发现，《管家》虽不是宏大叙事，却包罗了很多一直被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大问题。罗宾逊在她散文诗般优美的文字中，呈现的不仅是她对女性生存问题的探究，更有她对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思考。而她的这些思考主要通过“融合”这一核心主题来体现。现有的评论对该核心主题少有提及，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见，因此有必要就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物质层面的融合

《管家》中罗宾逊对物质层面的描写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边界”或“界限”的消融。在她描述的世界里，自然界中物与物之间、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边界线都是模糊和动态的。罗宾逊巧妙地运用水和黑暗两种媒介，弱化和模糊各种边界。作为小说主要意象的芬格波恩湖，从一开始就和周遭的事物，如山脉之间没有明显界限。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露西尔搬出去和家政老师居住之后，有一晚露丝和姨妈西尔维流浪归来，在芬格波恩湖上坐小船飘荡，露丝感觉到湖水与空气的融合。她说：“如果我跨一步出去，我的脚会落在哪里呢？毕竟，水几乎是虚无的。它除了有发洪水、倾覆和淹没的倾向之外，它和空气之间的差别让人怀疑，即便这样的差异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3]164这样的一种认识在之后露丝回忆起其外祖母的时候又出现了，“就好像淹没在空气中一样，她跃向苍穹”[3]164。露丝用了淹没（drown）这个形容水的特性的词来描述空气。同样的，在西尔维的认识里，物与物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她在水中行走就仿佛在陆地上行走一般，“她走到岸边，站着远眺的桥片刻，然后她小心地，一步一步，走向湖中”[3]81。“它（《管家》）描绘的自然物质都处在一种转换变化的状态中”[4]，正是水的存在使自然界中的物体没有那么固定，而是具有水一般的流动性，没有固定边界。自然界中物物之间的融合使罗宾逊笔下的自然界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整体，物物之间不是对抗，而是和谐共存。这样的描绘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自然的和谐之美，更是与小说描绘的人类社会形成了反差，因为后者充满了对抗和排斥。

水不仅消融了自然界中物与物之间的界限，而且还消融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界限，使自然和人类社会完美融合。在《管家》中，罗宾逊不止一次地描绘了水涌入福斯特家各个角落的场景，屋里和屋外的界限消失，房子和外界融为一体。“《管家》采用了爱默生最强大的意象，水的流动和包容的特性”[5]，使房屋的边缘伸入广阔的自然之中，并与自然相融合。除了水之外，罗宾逊还使用黑暗这一媒介来消除里与外、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界限。流浪者西尔维厌恶像电灯这样的一切人工的东西，因此她们的晚餐时光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我们面对着窗坐着，一边吃饭，一边听蟋蟀和夜猫子的叫声。”[3]86黑暗让屋子和旷野融为一体，还让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露丝和露西尔在野外度过的一晚，让他们经历了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界限的消融。黑夜里各种动物来到离她们仅几英尺远的地方，跨越了人类意识中人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界限。在罗宾逊的视野中，人和动物仅仅只是自然界中的生物而已，这也打破了长久以来的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认识。

事实上，小说中还有很多细节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融合状态。习惯流浪生活的西尔维不懂得传统概念里持家的真正涵义，也无法区分公共和私人空间。在代表公共空间和社交场所的会客厅和门廊处，西尔维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和废纸。因此，“在《管家》中，从房子的外观组织上我们看到公共和私人的汇合”[6]107。不仅如此，她还将房子和果园连接起来，把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邀请进家里，房子已不仅仅是人类的避难所。西尔维的房间“充满了绿草、泥土、花朵和水果的味道，以及蜜蜂的嗡嗡声”[3]89。“食品间里有蟋蟀，屋檐下住着松鼠，阁楼里住着喜鹊”[3]99，燕子“开始在二楼定居”，“猫的数量达13、14只”[3]181。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里和外、自然和社会空间之间界限的混淆”[6]107。房子俨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各种生物可以在同一屋檐下共存。罗宾逊对细节的描述细致入微。当描述房子角落里的落叶时，她提到树叶中夹杂着的一些小纸片，有些小纸片上还写着“我想你”等字词。代表人类文化的语言文字和大自然中的树叶融合在一起，“语言和树叶在屋子角落的相遇象征宇宙中的各种力量汇聚到了一起”此处引文来自耶鲁大学Amy Hungerford教授在其《1945年以来的美国小说》课堂上对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的评论（参见http：//oyc.yale.edu/english/engl291/lecture15）。。

另一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美妙融合的例子便是外祖父的字典。在每个字母类别下，他放着以该字母开头的植物的花瓣。比如，在字母P这一栏下，露丝找到了五片干了的三色紫罗兰（pansy），而在字母R这栏下，她发现了玫瑰（rose）花瓣。自然和人文就是这样被巧妙、优雅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罗宾逊的笔下，无论是自然界中的物与物之间，还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处处体现着一种融合的状态。这样的融合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罗宾逊通过展现自然界中万物不分彼此、和谐相融的状态，揭示了自然的宽容、和谐与美好，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类社会的反思。罗宾逊的不少文章里都透露了她对自然和旷野的热爱。在《放弃旷野》一文中，她强烈谴责了美国建核实验室并将放射性垃圾丢弃于中西部的行为。她说：“事实上，我从东部的一所大学里开始写作，部分原因是我希望那儿的朋友能够明白那些令人生畏的、边缘的，没有人口和历史的，没有他们认可的文化的地方是那么丰富和充满力量。”[7]另一方面，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融合，尤其是作为人类文明和家庭生活象征的房子与自然的融合，使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得以延伸。罗宾逊“破坏了家庭的定义和规则，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家”[8]。家不再是人类与外界隔离开来的保护罩，或是象征某种约束、压迫，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在这样的家中可以和万物和谐共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也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希冀。

三、精神层面的融合

在《管家》中，除了物质层面上显现的融合之外，精神层面也显现出融合状态。这里的精神主要指人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性。在这部女性小说中，虽然出现了不少女性角色，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女性主体性，即盖伊（Geyh）所谓的定居（settled）主体性和流浪（transient）主体性[6]105，而林迪克维斯特（Lindqvist）则将它们概括为固态（solid）的和流动（fluid）的两类[9]。无论是哪种命名，它们实际上指的就是传统的居家女性主体性（定居、固态的）和非传统的漂泊女性主体性（流浪、流动的）。在《管家》中，前者的代表是家政老师，后者的代表则为西尔维。事实上，除了露丝一直跟随姨妈西尔维获得了漂泊的女性主体性外，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女性均属于前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非常直白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不是生理、心理或经济命运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中展现出来的样子，而是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制造了这样的生物。”[10]或者说，是父权制社会根据男性的需求创造了传统的居家女性。美国一直以自由国家自诩，事实上，那里的很多地方依旧是保守和传统的。《管家》中出现的芬格波恩小镇便是这样的一个社区，它拒绝差异，“不能容忍任何程度的‘他者’”[11]。因此在这样一幅充满各种女性的画面中，除了非传统的西尔维和露丝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清晰的轮廓，是模糊的。邻居主妇们在露丝的叙述下都以“某人”代替，或者被称为“一个”、“另一个”，没有具体的名字。当然这有可能是叙述者露丝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也有可能是罗宾逊采用了“无名女人”“无名女人”是汤亭亭《女勇士》中第一章的标题。在该章节，一个违背中国传统道德的女性的名字被剥夺了，以示对其的批判和讨伐。这里，罗宾逊似乎也通过这样的手法进行批判。不同的是她批判的不是这些女性本身，而是造就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力量。这样一种叙事技巧，刻意没有区分她们，从而批判父权制压迫下的女性就像是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失去了原本的独特个性。在学校教育和镇上其他妇女的影响下，露西尔开始涂指甲、做裙子，依据传统女性准则来生活。当露丝和西尔维再次见到已搬出去的露西尔时，“穿得和其他人一样，运动衫、运动裤和裤管卷起的牛仔裤，当她从背后看着我们的时候，她两手插在臀部的口袋里”[3]173。穿着上的趋同昭示着思想意识上的同化，露西尔已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是又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合格女性。

传统势力对个性的扼杀在露西尔身上可见一斑。然而，罗宾逊批判传统女性主体性中个性的被磨灭最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对姨奶奶莉莉和诺娜的描述了。莉莉和诺娜一辈子都严格按照传统的社会习俗生活，没有任何个性可言，“莉莉和诺娜都有着淡蓝色的头发，穿着黑色的大衣，翻领精致的图案上有亮闪闪的黑色开口。她们厚重的身体从臀部往上前倾，胳膊和膝盖臃肿”[3]29。两人不仅外表一致，而且还有相同的爱好、疾病，甚至连声音都无法区分。这并不完全指她们音质一样，而更多的是指她们相同的思维。露丝在叙述她们的对话的时候又一次只能以“一个”、“另一个”指代。当露丝没有用“一个”和“另一个”记录她们对话的时候，读者是无法区分这是一场对话还是独白[3]36：

你看，我们不能出去找你们。

我们怎么找你们呢？

我们也许会迷路，或是摔倒在路上。

这儿的风太糟糕了，且路上也没有路灯。他们从来不在路上撒上沙子。

狗没有被拴住。

且天寒地冻。

我们两个会被冻死的。即便在家里都感觉要被冻死了。

尽管提到诺娜和莉莉的时候，罗宾逊用的都是复数代词“她们”，读者依然很难辨认出这是两个不同个体，因为人的个体性已被磨灭殆尽。

通过精神层面的两种融合，罗宾逊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保守、传统的小镇一方面极力维护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地位，女性仿佛是既定模子铸造出来的，缺乏个性；另一方面，小镇排斥非传统女性，各种力量的干涉使得过流浪者般生活的西尔维和露丝不得不弃家而逃，开始流浪、漂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宾逊在批判传统的女性主体性的时候，并没有支持后者，即流浪者主体性。实际上，这一点无论是从罗宾逊选择叙述者的名字还是从小说的结尾都可以看得出来。细心的读者看到小说叙述者的名字露丝（Ruth），就很容易联想起《圣经》中的《露丝之书》（The Book of Ruth）。在这个故事中，露丝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跟随哪一位？而《管家》中的露丝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罗宾逊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尽管写作之初她无意比拟《露丝之书》的创作，然而事后她本人也惊讶地发现《管家》确实为《露丝之书》的一个类比故事。 在她看来，圣经故事中的露丝所作的决定是很激进的，“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你的人民便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12]2。《管家》中露丝选择跟随姨妈西尔维也是一个激进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她接受了西尔维的生存模式，而非大众的生存模式。正如罗宾逊自己评论的那样：“当她跟随西尔维，那么她从一个文明走向了另一个文明。”[12]2

另一方面，在小说的结尾处，叙述者露丝想象了两种露西尔的生活场景：一种是在原来的那个家里，露西尔在厨房，逗着怀里可爱的女儿；一种是在大城市波士顿，衣着华丽的露西尔在餐馆等待朋友。这两个场景都透露着露丝对传统生活的怀念之情。罗宾逊以这样的想象结束小说，似乎在提醒读者，尽管我们反对传统的女性角色，但流浪者的女性角色并不是那些反对传统束缚、寻求女性解放的女性们的理想出路。罗宾逊无意于评价两种角色孰优孰劣，“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一般不制造对立。当冲突出现的时候，我尽量让双方平等”[12]4。似乎在她看来这两种角色只是现实的两种形式[12]1。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女权运动作了回应。生长、生活于爱荷华州的罗宾逊虽然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但还是较为传统和保守的。

罗宾逊钟爱19世纪美国的伟大作家，如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狄金森等，她的创作受到了这些作家的很大影响[13]。尽管风格不同，他们都提出了事关人类生存的严肃问题，并引发人们的探讨和争论，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个理解模式然后又摧毁它”[12]3。然而在罗宾逊看来，19世纪的这些作家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大家普遍热衷于流行文化的社会中被冷落和忘却了，“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写《管家》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努力参与他们曾经持续过的而我认为现在已经被抛下的对话”[12]1。即她要继续的对话内容之一就是女性的生存问题。那么，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她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她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发展到现在，没有谁能给女性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四、结语

谢有顺先生在谈及中国文学现状时曾指出，现在的很多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和阅读经验写作，也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14]。他将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私人的、自我的、内向的和琐碎的书写喻为密室写作；而将与之相对的书写比喻为旷野写作。当代美国作家罗宾逊的小说《管家》，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旷野写作”思想，且“融合”主题贯穿全书。书中呈现出来的物质层面的融合是积极的、褒义的，而精神层面的融合又是否定的、贬义的。两个层面的融合并不是一种冲突和矛盾，而是事物呈现的真实状态。正是融合这一主题使小说摆脱了关注身体、关注自我经验的狭隘女性书写桎梏，展现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物质层面的融合使家这一核心概念的意义得以延伸，不仅展示了自然的包容，更体现了作者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生态思想。从精神层面的融合可以看出，作者肯定对差异的尊重和对个性的追求，否定抹杀差异的成规陋习。通过融合这一主题，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对人与自然相处、对女性生存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让读者看到作家感官视野和灵魂视野上的广阔。从这个意义上讲，《管家》值得中国读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FAY S. Marilynne Robinson，The Art of Fiction[J/OL].The PARIS REVIEW， 2008（186）[20140405].http：///interviews/5863/theartoffictionno198marilynnerobinson.

[2]KAIVOLA K. The Pleasures and Perils of Merging： Female Subjectivity in Marily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 [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3（4）：670.

[3]ROBINSON M. Housekeeping[M].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1997.

[4]BOHANNAN H. Questtioning Tradition：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Images in Women’s Narratives and Housekeeping， by Marilynne Robinson[J]. Western Folklore，1992（1）：73.

[5]HEDRICK T. The Perimeters of Our Wandering Are Nowhere： Breaching the Domestic in Housekeeping[J]. Critique， 1999（2）：141.

[6]GEYH P E. Burning Down the House？ Domestic Space and Feminine Subjectivity in Marylinne Robinson’s：“Housekeeping”[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3（1）.

[7]ROBINSON M. Surrending Wilderness[J]. The Wilson Quarterly， 1998（4）：60.

[8]WILSON C. Delinquent Housekeeping： Transforming the Regulations of Keeping House[J].Legacy， 2008（2）：299.

[9]LINDQVIST K. Fluidity and Solidity in Marily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M]. Diss： Karlstads Universitet， 2006：2.

[10]DE BEAUVOIR S. The Second Sex[M]. PARSHLEY H M，Trans. New York， London and Totonto： Alfred A. Knopf， Inc.， 1993：281.

[11]RAVITS M. Extending the American Range： Marily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J].American Literature， 1989（4）：661.

[12]ROBINSON M， HEDRICK T. On Influence and Appropriation[J]. The Iowa Review，1992（1）.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3篇

这就是艺术区难逃的宿命：在开始阶段，它名副其实，是社会审美和思想动态的标杆;慢慢地它被鸠占鹊巢，成了反思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的标本。

7月底去北京798，本意当然是去找艺术家，但找到的只有艺术品经纪人，想感受艺术，但感受到的主要是价格。艺术家已经出局，有的已经离开，有的转移到了租金稍低的周边。 北京798，它一开始就是以资本的角色出现的

国内许多城市的艺术区，都面临相同的命运：物理层面依旧存在，精神层面早已虚无。 艺术区素描

7月中旬，我在宋庄见到了艺术家老吴（姑隐其名），统计数字说宋庄有5000多名艺术家，但老吴在此生活多年，他认为应该有好几万名。

对主流社会而言，这是神秘的。由于对平庸生活的过敏，艺术家一般被认作是不合群的人，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些人却自觉聚集起来，在各大城市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个个艺术区，以群居的形态存在着。

一大批独立、敏感、有表现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另类”，扎堆一处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表面如此），这是怎样的一种氛围？正是这种神秘感，调动了社会大众的窥视欲，这是798这样的艺术区游客如织的心理条件。

是游客，而不是自觉寻求艺术滋养的求知者，至少大部分不是。人们去798和去南锣鼓巷，在心理诉求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游客需要的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启发，而是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比如在798，各个入口处写着“798”的招牌下是人们争相留影的“圣地”。

很多艺术区，其实已经变成“艺术区遗址”，但它们依然是城市里“逼格”最高的地方，人们仍然将其作为自豪感来源之一。

今年1月到上海，当地朋友推荐我去田子坊，到了之后发现，餐厅、咖啡馆和工艺品商店是其中的主角，这里最适合用餐和谈恋爱。田子坊也曾是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的艺术区，起始于1998年画家陈逸飞在此租用闲置厂房建立工作室。

不管怎样，商业对艺术这一旗号的需要，本身不是坏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社会审美能力和物质承受能力的提高。在798的一家画廊，一名艺术品经纪人告诉我，因为供应充足，艺术品已经平民化，一幅画作原件，低端的只需要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一般家庭都可以承受，因此它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家装行业的一部分。

然而商业与艺术无论如何相互渗透，仍然抹不去两者之间基因上的排斥。商业最强大的能量就是推高地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制造以喧嚣为外在特点的繁荣，而这些都会赶走艺术家。

从经济关系上开始思考，就能慢慢指向艺术区的社会性起点。 精神流浪者的“收容所”

从被组织的程度上看，艺术家分两类：体制内艺术家和自由艺术家。自发聚集而形成艺术区的，绝大部分是后者。

在艺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时代里，基本不存在自由艺术家，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和农民工、个体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

国内外的知名艺术区，一般都脱胎于城市里废弃的厂房，或者郊区的村庄。从群体特性上看，艺术家的天赋让他们总能“变废为宝”，同时再前卫的艺术家在生活空间上大多都对老旧和传统有解不开的热衷―社会叠加在自然之上，而艺术家的价值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叠加于社会之上。

物质原因则更具有解释力―因为艺术家大部分都很穷。无论是北京的798、草场地、宋庄、上苑、酒厂，还是上海的莫干山、田子坊，广州的小洲村，深圳的大芬村，成都的蓝顶，重庆的黄桷坪，艺术区早期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都是低廉的租金。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宋庄，是在1994年开始形成的。最早到来的包括栗宪庭、方力钧在内的数十名艺术家，原本在圆明园旁的村子聚居，后来被赶走，四处考察后看中了交通相对便利的宋庄。

据栗宪庭回忆，如今艺术家最集中的小堡村，当时1/3的房子都已倒塌，当地人生活贫困，老吴则说，到今天为止，宋庄还有吃不饱饭的农民。艺术家和农民，一方承受能力有限，一方租金要求不高，两者因此互相需要。

农民工、个体户、自由艺术家在历史舞台上一同出现，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价值位置却有天壤之别，农民工仍然继续着社会机器的“螺丝钉”使命，个体户作为一种逐渐被认可和鼓励的身份而正当地存在，而自由艺术家则一直被视为新的结构中的异质体。

这批艺术家被从圆明园艺术村赶走，正是因为他们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到达宋庄之后，他们的奇怪外形及莫名其妙的作品，也不能被当地农民接受，最终停留下来，是因为当时小堡村书记崔大柏目光长远，力排众议。

宋庄这才成了自由艺术家的“根据地”。关于根据地，有过一个很有趣也很精准的比方：根据地就像人的屁股，有屁股，人才能坐下来，而不是一直走或一直站着，最终垮掉。宋庄就是早期漂泊在北京的那群自由艺术家的“屁股”。

位于朝阳区的798工厂闲置的包豪斯风格厂房，也在2002年引起了艺术家们的注意。它和宋庄的一致之处的是租金低廉，不同之处则在于，798的厂房出租整体控制在一家企业手上，一开始就是以资本的角色出现的，这也就注定了它与宋庄后来的命运分化。 并不神秘的群居

艺术区留给社会公众的神秘感和向往感，是因为“艺术家”这一名词。英文“Artist”，如果按本义翻译为艺术工作者，就是一种普通职业。而一个“家”字，在中国社会心理中长期代表着一种高级荣誉，艺术区于是给人一种“大师荟萃”的感觉。

事实上，身在艺术区的艺术家，大部分就经济地位而言其实处于社会底层。八九十年代那些主动放弃体制内身份，或者从“单位”离开的艺术家，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家，而在新世纪以后，“自由艺术家”很大程度上是“艺术失业者”的同义词。

各大城市的知名艺术区，主要形成于新世纪初到2008年之间，其实就是这一时期艺术专业人才极端过剩的结果。起于大学扩招，终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萎缩。

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高校数量剧增，到2004年，全国有2000多所高校，其中有700多所设立了艺术类专业，当年招生人数达到26万多人。广州小洲村最早成为艺术区是因为岭南画派关山月、黎雄才等大师在此建立工作室，而后来则因为靠近广州大学城而成了艺考学生租住备考的大本营。

画家西茜对我谈及绘画的“学院派”问题时说，以往“学院派”是少数，而在新世纪以后“学院派”每年毕业几十万人，已经不是一种专业主义的代名词。相反，爆炸性增长造成教师、学生质量不断下降，一部分艺术毕业生甚至连基本功训练都不充分就毕业了。而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直到2005年的一次井喷才形成于一定规模，这一规模依旧不足以容纳如此之多的艺术生就业。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2005年艺术类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不足30%。

未能就业者，要么转行，要么就成为“自由艺术家”。而此时，早期那批进入艺术区的艺术家中有少数人已经实现个人的“成功”，可以凭借自由的创作获得巨大的回报，他们于是成了一个个“神话”，将那些未能就业而又不甘心转行的艺术类毕业生吸引到了艺术区。

老吴说，在宋庄，半年卖不出一幅画的大有人在，于是一些人失望地离开，一些人兼职其他行业，但每年仍然有很多人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个地方就成了流水战士的铁打营盘。

所以，艺术区里的生态一点也不神秘，简单地说，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艺术领域的提前版本。我在2014年专门调查过义乌的“淘宝第一村”青岩刘，其内部社会生态和人员流动的心理机制与很多艺术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老吴所说的“宋庄有几万名艺术家”，其实是“产业链”意义上的，他把从艺术作品生产到策展人、经纪人以及画廊、承销商等一整个链条上各环节的成员都称之为“艺术家”了。

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社会印象中“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们为什么看上去总是热衷于群居？

其中一部分答案是，因为在群居条件下，一种产业生态可以围绕艺术品生产这一核心而形成，从而帮助艺术家们连接他们不熟悉的艺术品流通环节。 商业是只杜鹃鸟

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艺术家群体的同类聚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特异性，反而有加强作用。

他们的性格、气质与价值观，在主流社会很难找到共鸣，因此他们需要一个身份相似或相同的群体，来共同确认一些不同于主流社会的喜好、行为、规则的正当性，艺术区就满足了这一心理需求。然而群体对个人特质有淹没倾向，容易消灭自我，为了在群体中证明自我，很多另类的“作品”就出现了。

在老吴的艺术家朋友中，有吃大便的，有当众的，还有把自己的一根肋骨手术取出后镶金展出的。在“艺术行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乐于显露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道扬镳。

考虑到艺术表现方式的千门百类，这些行为与价值都可以以艺术的名义予以理解。而且因为艺术家群体与社会大众的天然疏离，他们对社会的真实影响也十分有限，主要目的是在圈子内获得认知度。所以，艺术家群体内部的各种“醉态”，并不会从根本上杀伤艺术区这一社会生态。

真正可能瓦解它的只有商业。

798和宋庄，作为从城市内的废弃工厂和远离城市的农村分别改造而来的艺术区各自的代表，都在商业面前难以招架。最突出的矛盾是商业制造了高地租，使得相当一部分作为“精神流浪者”的艺术家无法承受继续逗留的成本，只能离开。

最具破坏性的商业是地产业，位于城市里的798，在地产业包围下，租金以极快的速度攀升，艺术家已无容身之所。宋庄远离城市，有一些栗宪庭所说的“私地产”出现，但毕竟没有成为规模地产商觊觎的目标，虽然房租也已经从早期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艺术家们仍能勉强支撑。

艺术评论人仇海波在分析宋庄的蜕变时感慨，“艺术家似乎常常是在给资本、商业或政府作嫁衣……往往容易被利用，利用完了、没有价值了，就不了了之了。”

不得不说，这是艺术区几乎无法逃脱的命运，现在如此，未来亦如此。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林怀民；行草三部曲；创作思维；个性化肢体再现

林怀民，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岁开始发表小说，22岁出版《蝉》，大学就读政治大学新闻系，留美期间一面攻读学位一面研习现代舞。1972年，自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小说创作班毕业，获艺术硕士学位。他是自60年代末开始留学海外的那批青年中第一位返回故土的舞蹈家。也是60、70年代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

1973年5月，他恭请书法家董阳孜为云门舞集题字，自此，云门舞集开始以一个职业化的舞团之面目问世，而台湾舞蹈界则开始拥有了第一代的职业舞者，并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并经常出国作职业性演出，获得佳评无数。他上演近百个新舞，自编自演30多出：《哪咤》、《奇冤报》、《寒食》、《小鼓手》、《薪传》等，各具特色，深获好评。曾三度率团访问欧美，得到世界舞蹈权威的赞许、曾获第一届吴三连文艺奖、1975年列名台湾十五届“十大杰出青年”，1983年当选第一届“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又如《红楼梦》、《春之祭礼》、《梦土》、《我的乡愁，我的歌》、《九歌》、《流浪者之歌》等等，并最终成为整个台湾在海内外的一面鲜艳夺目的文化旗帜，还出版了《云门舞集与我》、告白之举《高处眼亮》更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M成部分。

舞蹈创作思维是舞蹈艺术创作者一种特殊的意识能力，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意识进入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幻想时产生的联想和想象，它是舞蹈创作意识、创作方法、创作情感的综合反映，是舞蹈创作者与艺术之神合为一体的神秘心理的直觉体验，是舞蹈者深刻意识到艺术之神实实在在的一瞬间的顿悟，这种思维往往伴随着一种神圣的冲动感和欣慰感；同时也可以这样认为舞蹈创作思维是舞蹈家在艺术创作思维活动中心、肌、力、神等要素合而为一获得的感悟及伴随的情感反应，它是一个心路历程。每一次舞蹈创作思维都是创作者对某种客观现实存在的心灵触及。也可以这样通俗的认为：创作思维就是创作灵感，那林怀民《行草》灵感来自于王羲之的《奉桔帖》、坡的《寒食帖》、张旭的《行草》、怀素的《狂草》等古代名师的书法作品中融合在一起，距今已多年，在艺术的道路上他并没有停歇，仍在寻求突破。林怀民对演出要求完美，每一场都是经过修改整合再次上演。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5篇

她向每个人主动伸手：“HI,Lm Sarah，”淡灰的眼睛带着笑意。

作为Sarah，她是一名衣着低调、基本素颜的女士；除了因为要拍照，她特地拿出一支口红抹了下。在人群里，若不是因为她格外瘦且高的身量，很难一眼就发现她。

名叫Sarah的女性也许数以万计，但是加上Randt这样一个还算冷僻的姓，同名的几率就下降了很多。尤其这位Sarah Randt还有一个中文名雷婷，这位Sarah，应该就是独一无二。

Sarah Randt，美国驻华大使Clark T Randt的夫人。Sarah冠上这个姓的时间，几乎就相当于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从他们结婚起，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她不再是泛美航空的一名空乘，而开始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82年到1984年，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北京：尔后是香港，她的三个孩子都在香港出生及长大。2001年起，因为丈夫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她又重新回到北京。她的中文名字，正是对她的中国生命的见证。

2009年1月，Randt先生任满，Sarah将和丈夫离开北京。“不希望空着手离开中国”，这是Sarah目前最大的愿望。正因此。致力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她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在北京大兴区，她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所“蒲公英学校”，为家境贫困的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并且想通过自己的倡导与宣传，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在这个计划中，她想留在中国的，并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发动起中国社会中上阶层的慈善之心。

《新世纪周刊》

VS

Sarah Randt

慈善是一种乐趣

当时是怎样成为蒲公英这个慈善项目的创始人的?

2004年的时候，我通过我的朋友叶小玮，知道了郑洪女士正在筹划为外地来京的打工者子女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和我丈夫结婚以后，一直生活在香港和北京，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在我丈夫任期满后。我们将离开中国，但我不希望空着手离开，而想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发动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04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蒲公英项目，05年在大兴区创办了蒲公英中学。

学生来自大兴区的外来打工者家庭，基本都比较贫困。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就是发动自己的资源去寻找一些捐款，捐献一些物品为他们进行义卖，来筹集他们的教育费用。

在北京之前，你从事过什么类型的慈善活动?

我在纽约的时候。会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比如念书给盲人听之类的。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唱诗班，这也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慈善组织，成员都是女性。我们通过唱歌来募集资金，在婚礼、葬礼或者各类节日的时候，然后把募集来的钱捐助给一些机构或个人。

你刚才谈到不同地区之间慈善的不同，能谈一下你对中国慈善的看法吗?

我的想法可能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世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实行的是家长制，家庭、村落、城邦主要都是由家长来照料的。人们依赖有一个富裕的男士来照顾某个小家庭，并由此扩展到整个家族。而慈善的种子在于，这种照顾可以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后来，政府承担了家长的职责来照顾社会。当政府为一切买单的时候，人们就不一定会做出行动。在美国情况也是一样的。就像有人会给私立中学提供赞助，但是不给州立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州立学校应该是由政府来负责的。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当政府能运行一切的时候，人们并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现在的情况又变化了，政府并不为一切买单，比如说，医疗或者教育。一些学生上学的花费需要自理，包括他们的入学，以及购买校服、课本、午餐及其他方面。这对于现在中国的个人或公司来说，是他们得以与社会分享他们的收益的时候了。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而我相信他们是乐意分享他们的收益的。比如在我们的项目里，他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捐赠的走向，被用在哪里，发挥了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团体，成员之间互相了解，他们可以信任我或者其他成员。

你认为中国的慈善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人通常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教育方面筹到钱。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领域还没有被照顾到，还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帮助，但是比较不容易为他们筹到资金，比如说街头流浪者，家庭暴力下的妇女，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等等。

能简单介绍―下你们项目成员的情况吗?

我们目前有82个成员，都是女性，并且基本上都是职业女性，比如医生、律师、大学老师，等等。我们的成员并不都在北京，甚至有一个女孩子在美国，而她可以做的是一些统计之类的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种乐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帮助。我们只要求成员能够尽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太多义务。大多数的成员都能说英文。我觉得这是大家照顾到我的关系。不过我马上要走了，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即便不能说英文的女孩子也能够参与进来。说英文不是--必须的，我们的组织可以变得更本土化。

这么多中产女性聚在一起，对她们的人际关系的拓展也很有好处吧。

是的，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交活动。我们可以使很多女性聚在一起。一起做一些有用的事，同时也能彼此成为好朋友，甚至可以联系到她们各自的丈夫。这样的交友是在学校或工作范围以外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的成员里有一个中国女孩，她是长沙人，15岁就去了美国。而当她现在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她不认识什么同龄人，或者志同道台的人，因此她没有交到知心朋友。而当她加入我们之后，她发现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伙伴，她自己也工作很努力，结交了很多好朋友，我认为人们是能享受作为一个团体一起工作的乐趣的，不是作为某个个体，而是合为一个群体，一边做好事，一边享受这过程。

这也是你们蒲公英项目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会员加入的原因之一吧。

有个例子。我们这有个女孩子，她和她丈夫是在山西经营煤矿的。在加入我们之前，她自己就资助了300个中学生上学，并且继续资助他们之中考上大学的人。她之所以对蒲公英感兴趣，是因为她发现，本来是她个人所做的事情，在这里却发展成一项公共的事业了。个人的慈善变得更为社会化。而且这个活动是在北京，在大都会，对她来说能获得更多的乐趣。又因为和大家一起做事，能拓展她的人际网络，对她来说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她很慷慨。

我觉得，中国的个人和公司中，有很多爱心人士，他们乐于行善，有志于慈善事业。我们要做的是去发现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加入我们。

北京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你在香港生活将近20年，尔后在北京待到现在，也有七八年了。能否谈一下对这两个城市的看法?

我无法比较这两个城市，因为我在这两个地方有两段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我只能说，我来到北京是因为我的婚姻，因为我丈夫需要我的支持。作为大使，他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必须尽我的全力支持他，在北京的七年和我以前的生活有很大不同，大使夫人对我来说是一种职业，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尤其对我的丈夫来说。在两个地方。我的生活方式大为不同。在香港，我的生活更有乐趣些，我的主要任务是操持家庭，教育孩子；但是在北京，我就得全力支持我的丈夫工作。

这两个城市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是个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地方，相较而言，北京还是比较新的，常常会碰到新的东西，每天都可能在发生变化，这一点令人激动。

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Randt先生的工作关系，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你对那时候的北京印象如何?

那时候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我那时候，只能待在宾馆里，不能去任何地方，不能做任何事，吃饭的时候只能吃到猪肉和大白菜之类的。也不能随便和中国人交朋友，因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而现在的北京，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生活非常方便。人们也表现得非常友善，很乐意同我们交朋友。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在北京哪儿也不能去，而现在我可以自己开车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那时候北京的路只有三环，但是现在已经是六环了。真是巨大的变化。

这20多年的中国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说到影响，那大概就是，我的孩子们都能说中文，不过我不能。

我很喜爱中国的时尚、中国的食物，也很喜爱中国的女孩子和她们婆婆的相处之道，她们通常对老人们很友好。我只是不喜欢有些中国人破坏环境，他们会乱扔垃圾。

在你的丈夫任期结束之后，你们是否会回美国?

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决定，有可能回纽约，也有可能去香港。我认为在香港的话，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