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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不在于你获得了多少,而在于你的内心是否有满足感和幸福感。过一种宁静简单、舒适自在的生活,让心灵获得愉悦,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生活越简单,离这样的境界越近。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他所谓“六一”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宦海沉浮,看透了人间冷暖之后,欧阳修深切体会到人需要返璞归真,回到最简单的状态。物质越是简单,精神世界越是丰盈辽阔。这样的状态,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删繁就简,摒弃了所有负累,只剩下简单。这样的人生就如同一幅写意山水画,寥寥几笔,境界全出,韵味无穷。
美国作家、哲学家梭罗,是19世纪非常有世界影响力人物。梭罗为了自己的信仰,28岁时来到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他在那里住了两年,过着劳动与学习的生活,并在此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著作。隐居瓦尔登湖期间,梭罗在湖水、森林、月光、鸟鸣的世界里,静静地思索着人类应该有的生存状态。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换取奢靡的生活,而心灵的必需品是无需用钱购买的。他倡导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隐居期间,一张床、一张木桌、三只凳子,就是他的全部财富。后来,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村落,仍然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风格。梭罗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生活简单,所以才能够腾出时间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
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金在写作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小桌子、一盏台灯、一些稿纸或者一台电脑,别的都不需要了。这种“小桌子理论”让他很受益,因为简单,他灵感不断,文思泉涌。有一段时间,他尝试换了一张大桌子,还是胡桃木材质的,可是在这张桌子上,他的注意力会被桌子上的小玩意吸引,灵感也跑掉了,只好放弃。因为简单,所以不会被迷惑,更能专注自己的心灵世界。
岁月飞逝,时光流转。不知何时起,这种思想境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看到一位专家说过,当教师有三种境界,做校长的必须明白。
第一种是职业境界,在这个层次上,追求报酬,追求待遇。
第二种境界是专业境界,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追求成就,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要荣誉,要证书。
第三种境界是事业境界,即把教育当成为社会为人类谋福利的一项事业,讲奉献,不怕多干,无所求,无所欲,这是教育人生的最高境界。
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个教育人的人生境界。
从年龄和成长过程来看,年轻时每个人在创业阶段,要成家、要立业,必然要关心报酬的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以及职称评聘等方面的要求,要使自己的专业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并被社会认可,追求荣誉,追求证书,无可厚非。而真正进入事业境界的人生,就在四十岁以上,或是事业有成,或懂得了舍得。达到这种境界的教育人似乎并不多。有些人干到老了,也还为柴米油盐斤斤计较。但还是有一部分老师达到了这种境界,不为报酬而唠叨,不计名利而奔波,能够恬淡从容地生活,成为学生和社会的楷模。
从性格和思维方式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教育人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的递进,还是有一部分年轻的老师在工作中从不计较或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工作中勤于动脑、乐于奉献,干多干少毫无怨言,天天能见到他们快乐的样子,这是一种修养,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天长日久,在这种平凡的劳动中,见证了他们的不平凡,成绩终归会有。人生的得与失,全在心念之中,物质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留给后来人的念想,方可长久。
主题词:职业教育; 人生自由;境界价值
职业教育承载着国家社会劳动者的塑造,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个体人,社会生存规律最关键的是自主生存的路,社会职业工作的劳动者,需要理性协作的做人,严谨有序的做事。每个人面对社会职业的要求,要成为人生自由的劳动者,自主生存的状态,不是天生天赋的,而是在后天成长过程中学习磨砺凝聚形成的。而我们现实的年青一代,他们生存环境是信息发达,经济活跃,物质丰实,家庭溺爱的环境,任性而为已成习惯,寄生享受已成自然,做人做事的成长淡弱无关,崇尚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职业教育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与现实的两难境地。作为职业教育工作者该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对待自主生存的人生自由呢?
笔者作为一名中职教师面对学生人生自由的问题,做了一个探讨和尝试,在从事专业教学的过程中,向学生传递和剖析了人生自由的思考,话题就是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学生对诗歌的答复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宝贵,追求爱情要付出很多所以价格很高,如果不能自由自在的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社会生活,那人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要了。针对学生的理解回答,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学生是站在自身生活阅历的基础上来认识的,理解没有错,但是,对人生自由的认识境界是有限的,对人生自由的价值理解是肤浅的。
“生命诚可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宝贵的认识是对的。但这只是对人的生命自然属性的认识。俗语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自身的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是物质存在的自然现象,新老更替、新陈代谢是物质生存的自然法则,人的生命也不能例外,所以生命存在只有一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生存应该自我认同的,需多多珍惜爱护。但是,人的生命不仅限于自然属性。因为,人的生命物质需要维护,而维护需要的物质条件不是一个人能创造满足的,诸如: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这些需要众多个体人的劳动创造来满足的。众多个体人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在需求和交换活动中形成人类特有的社会属性。人的生命因社会属性而成为具有价值的物质体,即一个人能为其他人的社会需求做出较大的贡献,那么他的生命就体现出社会价值的意义,生命价值高就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生命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生存应该共同认同的,需多多崇尚尊重。“生命诚可贵”,生命是物质体,自然的限制,社会的价值,都表达着生命的宝贵。对于生命的自然属性,我们只能无奈的叹息,因为自然规律的制约,生命物质的存在终结;对于生命的社会属性,我们却要崇敬的惋惜,因为社会规范的塑造,需要生命价值的存在延续。珍惜生命就是奠定自立生存的物质基础,崇敬生命就是自立社会的价值贡献。
“爱情价更高”,爱情要追求,所以价更高。异性的结合可以创造新的生命,这是自然物质延续的规律,人类生存繁衍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个体人来讲,追求异性的爱情也具有自然与社会两种属性。自然属性体现为异性个体两情相悦,相濡以沫,连理开枝。两个异性生命体的爱慕,以至结合,最终的目的是相互支撑,寄托情感,抵御生存压力,延繁新的生命体。也就是说两性之间的爱情不仅是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的需求。个体需求范围的扩张,导致压力增大。所以,爱情价更高。社会属性则体现为异性个体的社会地位、权势和背景的比较,形成以异情的面纱,去权衡利益的得失。“门当户对”是社会属性制约爱情的精神安慰,要冲破这种社会市俗的精神安慰,要经历数不清的感情磨砺,以至于要付出宝贵生命作为代价,比如:国内千古绝唱的爱情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国外家喻凄美的爱情典范――罗密欧与朱莉叶。“爱情价更高”,爱情是人类美好的两性眷恋,自然的结合,社会的契合,是我们人类爱情的理想。对于自然属性,异性自由相吸,两情自主相融,实现生命的升华和繁衍;对于社会属性,志同道合相携,比翼双飞相伴,体现人世的温馨和繁华。追求爱情。享受爱情,是人类生命流传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类社会昌盛的理想期待。
“若为自由故”,什么是自由?对于个体人来讲,就是自主的生存生活;对于群体人来讲,就是平等的生存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生存的自由,是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制约影响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其自身的存在模式:如一年四季、风雨雷电、地震海啸等。个体人要在这样的自然存在模式条件下生活,有选择适应生存环境的自由。因为,个体人生存要抵御自然环境侵害,规避危险,他自主的选择适应生存环境,没有外力的强制和干扰作用。所以,个体人对自然环境的需求选择是自由的。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也有其自身的存在模式,但又有内外之分:如城市乡村、喧嚣宁静、富庶贫瘠等是社会外在的存在模式;而和平安宁、平等和谐、温馨融洽等是社会内在的模式。个体人选择自由的社会环境模式是社会内在的模式。因为,在人类社会,自由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实际的标杆。说抽象,自由是个体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感受和感觉;说实际,自由是个体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总结和评价。所以,个体人的社会环境自由,主要取决于社会内在的个体人平等的人格尊严。“若为自由故”,自由是人类生存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环境,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都不能磨灭人类对理想环境的孜孜期盼。对于自然环境,不懈的探索适应,改造抗争;对于社会环境,努力的变革协调,营建和谐。崇尚自由,赞美自由,是人类与自然同生共存的理念,也是个体人与人类社会相依互伴的愿望。
【关键词】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国梦
冯先生完成《新原人》的著述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写在新理学、新事论之后,被称为“继新理学”。被冯先生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见《新原人》在贞元六书中的地位。冯先生的人生境界说与今天中国人追寻中国梦有共同之处。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需要“觉解”和“行动”,同样中国梦的实现同样需要实干,正如所说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因此,研究人生境界,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自然境界:顺习顺才是践行中国梦的第一境界
冯先生在《新原人》中对自然境界中人的特征进行了这样描述:“在此种境界底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具有“才”与“习”的共同属性。习者,人之社会属性是也,就是指个人的习惯和社会习俗。才者,人之自然属性是也,就是指个人自然天性。此所谓顺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而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遵循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而行事,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以致人尽其才;顺习而动,循规蹈矩,即不自觉的按照传统照章办事。对此,冯先生用古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来描述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的心理状态。“帝之则”可以是天然界的法则,也可以是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的法则。这些法则人都遵奉之。但是,人这种遵奉高于动物之处在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不是完全不识不知,而是“于凿井耕田时,他亦自觉他是在凿井耕田。”不过此时觉解是懵懂的,是不识不知的。在冯先生看来,“有此种境界的人,并不限于在所谓原始社会的人”,就是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此种境界者颇多。虽然他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食”,“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但他却亦是“不识不知,顺帝之人”。同时,“有此种境界的人,并不限于只能作价值甚底的事的人。”在学问艺术方面,能创作的人,在道德方面能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的人,往往也是“行乎其所不得而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莫知其然而然”。这种境界仍然是自然境界。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自然属性是第一属性,首先应该满足的衣食住行,这是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自然需求,任何社会都应该尊重人的基本需求,顺应人自然需求和人性的发展,满足人的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自然境界中作为社会一分子,其本质属性应该是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在自然境界中的表现就是“顺习而为”,照章办事。正如冯先生所说“一社会内之人,必按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底规律以行动,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遵章循据是做事做人的基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中国梦从根本上说也是个人梦之集合与超越,中国梦的实现同样离不开个人梦的实现,个人梦的实现必将最终推动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因此每个人个人梦的实现都在体现着“顺习顺才”的自然境界。身处自然境界中,作为社会个人,能力各异。但是追逐个人梦却是我们整个社会赋予个体的权力。因此对处于自然境界的人,应首先满足个人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个人能够追梦,社会能够做到人尽其才,从而保证“顺才”的社会物质条件,这也是体现对自然境界中人的自然属性的尊重。从当前社会现实看,国家和社会要主动回应与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人们日益关注的房价、就业、医改、儿童教育、养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人生境界中的关于人的自然属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更是跟老百姓的利益、生存与发展密不可分的问题,是广大民众的最基础的需求,也是处于自然境界的人的自然表达和合理要求。所以,对于民众的自然要求,国家和社会不仅要予以尊重,而且还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梦确保个人梦实现的前提。但是践行中国梦仅仅是“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顺习”。顺习固然要吸取传统道德与传统文化赋予国家的优良习俗,而且还须要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废除“旧法”,创立“新法”,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让民众有法可遵,有习可顺,为民众创造一个顺习顺才的优良环境。在这种优良的环境下,个人梦与国家梦相互激荡,共同前进,共同发展、变化。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在变化,这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个体必然去面对,适应,在变化中寻求个人的超越与进步。对此,冯先生有云,“其境界常不变者,只有圣贤与下愚。其余人的境界,则是常变的。”觉解的提高,境界的变化,会带来个体的变化,作为个人主体的变化,面对世界万物的新变化,我们既要遵循又要创新,要善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适应社会,才能做到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才能充分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个人梦与社会梦、国家梦是在自然境界下是互动发展的,个人梦的实现有力地促进社会梦、国家梦的实现,而社会梦、国家梦的实现又为个人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进一步实现更大更好的目标创造更好的条件。古往今来,个人梦在“顺才”的境界中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个人的人尽其才的境界,首先可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亦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中,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环境的制约,所以“遵习”才能确保“顺才”的实现。冯先生的自然境界可贵之处在于它对于前人的超越,他看到了个人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觉解”,那就是个人对自然和社会超越,这个“觉解”和超越就是创新与发展,即个人梦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倡导的中国梦,它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每一个人的梦想的伟大集合。
二、功利境界:生物之理趋“利”――践行中国梦第二境界
冯先生主张“照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说,自然境界不是人之所应该有底”。因此,人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即功利境界。功利境界的特征的表现是:“在此种境界底人的,其行为是‘为利’的。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冯先生认为功利境界中的人对“利”的觉解与自然境界中的“利”是有区别的。功利境界中的“利”包含“名”和“利”两方面,前者指精神性需求,后者指物质性需求。在冯先生看来,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做“自己”和“利”,有清楚的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样一回事。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其行为虽可有万不同,但其最后的目的,总是为他自己的利。而功利境界中的人追求“利”的方式可以是消极的努力,也可以是积极地奋斗,还可以为之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当然,最终的目的但最终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利”。显然,功利境界中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一定的觉解,但是具有局限性,就是只对“自己”和“利”觉解,这种觉解局限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名誉,即觉解到了“生物之理”,但对于作为人的“人之理”却并无觉解。这种觉解的意义在于以自己为中心,即便对是对社会和他人有好处,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自己,正所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财富的需求,所以,作为国家和社会就要重视人们“为利”的一面,也应该尊重人的“私心”的一面。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自我价值,所以我们要积极创造有利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平台,为个人梦的发展创造氛围,这既是对处于功利境界人的内在价值的承认,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因此我们倡导正确取利,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不是唯利是从。对于依靠个人奋斗、合法渠道、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实现的个人梦,国家和社会要大力弘扬和推崇。相反如果以利为一切,为了利不顾一切,损害社会和国家之大利,那么此利应予以杜绝。所以,于利而言,“孰可得,孰不可得”,其理在此,古今如是。
个人梦的实现固然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但是个人梦的实现不能只局限于“自己”和“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和人对现实的觉解。中国梦之所以伟大而宏远在于它对于个人梦的引导和超越。因此中国梦引领下的个人梦必然实现功利境界中的“自己”和“利”的超越。中国梦与个人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中国梦是共性,是基础。也就是说个人的奋斗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国家梦的实现。同时,个人梦是个性,体现每一个个人的价值追求,是国家梦得以实现的力量之源。国家梦的实现,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又有赖于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发挥出来。所以,就功利境界而言,个人梦要突破“自己”和“利”之瓶颈,要学会谋国家梦之“大我”与“大利”,同时,作为国家也应该利用社会发展的大好条件,为个人实现梦想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众志成城,积沙成丘,十三亿中国人共同奋斗必然会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力量。这股力量既可以为民族复兴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可以为自己创功立业创造难得的机会。正如说的那样,“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与个人梦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实现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由之路。只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个人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每一位中国人创造了实现个人梦的机会和条件,只要愿意干,实干,个人梦就会有实现的机会。
中国梦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实现中国梦固然可以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大河涨水小河满”,中国的强大与复兴必然会带来中国人的利益满足的最大化,但具体到每个人的利益的实现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冯先生指出,个人对于“利”的“觉解”在于舍“小利”为“大利”,个人梦服务于社会梦、国家梦,只有确保社会梦和国家梦的实现,才能有个人梦的实现。
三、道德境界:尽伦献义――践行中国梦的第三境界
践行中国梦是一个不断进取,不断超越的过程。它必然要求人实现从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超越。显然,功利境界有自己的局限性,必然会由于人的进取和努力而被超越,这种对自我的超越就会让人进入另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冯先生称之为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从道德境界中人的觉解来看,显然,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功利境界的觉解侧重点在于“取己之礼”,从而造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相反,道德境界的觉解侧重点在于“行社会之义”,这样导致在社会与个人关系上是统一和谐的关系。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知道社会的存在,社会和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社会包含个人,个人隶属于社会,二者不可分离。正如冯先生所言,“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道德境界中的人把行义作为自己最大的觉解,就是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做社会道德规范规定之事,行义之目的在于“利大家”,做“好人”,这种“好人”意识就是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展示了人格的社会性的一面,实现了在功利境界对自我的超越。行社会之义,谋他人之利,此乃真正“好人”也。道德境界中的人是社会的人,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才能得到自我的完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人,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
道德境界中的个人、社会、国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核心在于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观。“义”和“利”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当个人梦与社会梦、国家梦相统一的时候,对于个人而言,既可以得“利”,亦可以获“义”,这是个人的满足、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三者的统一;另一方面,则需要道德的约束和“义利”的抉择,正如孟子所说的,“义,我所欲也,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我舍利而得义者也”。当然,冯先生在这里对于“义”和“利”的觉解在于道德的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道德伦理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国人更是经受中国传统道德熏陶和培育个人,因此在义和利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民族与国家之大义,然后才是个人之小利。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个人之利益的满足,因为离开个人利益的满足,国家大义也是一句空话。所以,冯先生的道德境界为国家梦的实现提高了道德支撑。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与个人梦是辩证统一的。个人梦只有坚持尽伦献义,重“义”和“与”,国家梦才能顺利实现,从而成“社会之全”和“国家之全”,国家梦的实现反过来保证和促进个人梦的实现。正如冯先生说的那样,“人必在社会的制度及政治的道德规律中,始能使其所的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得到发展。”中国梦很大,它可以凝聚亿万人民的心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中国梦很少,它也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尽伦献义”。中国梦的“实力特征”就是国家富强,主要表现就是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离第二个经济强国相差甚远,十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一步目标的实现需要亿万中国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梦的“文化特征”就是民族复兴,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复兴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再现古老的中华文化,而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重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和先进文化之列。这同样离不开每一个华夏子孙对中华文化的再吸收与再创造。中国梦的“幸福特征”就是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之所以上升到中国梦的追求,在于中国梦最终目的还是实现人民幸福,为人民谋福祉。中国梦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和幸福相连,所以献身于中国梦的实现的旅途,不仅是一种道德价值观的抉择,更是为了个人幸福的实现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与国家的最高呼唤。
四、天地境界:天地合一――践行中国梦的最高境界
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毫不利己之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但是,冯先生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还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人应该还可以追求比道德境界更高的境界,也就是冯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只有知道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天地境界高明之处在于它的觉解,这个觉解高于其他三个境界。此即是说,作为天地境界的觉解,他已经完全知性,因其已经知天。既然已经知天,所以他知道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关系,而且与宇宙有关系。天地境界的觉解之宏大在于:人虽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当然,具有天地境界的人格是冯先生的一种人生境界的终极追求和一种人间大爱的展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追求是无止境,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亦是无穷尽的,“超越自我,铸就卓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虽处平凡,但不甘于平庸,追求卓越,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国家才会更加强大。
中国梦不仅仅是个人梦、社会梦、国家梦,还是和平梦、发展梦、和谐梦、世界梦、宇宙梦。中国人追求中国梦不仅要有对个人、对国家要有贡献,更要对世界、对宇宙更要有贡献。作为天地境界中的人不仅具有人的最起码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而且还同时具有宇宙性,这种宇宙性是对其他三种境界的超越,它着眼整个宇宙,展现人的宇宙性的人格。如果说自然境界是一种本能的善,功利境界是一种个体的善,道德境界是一种社会的善,那么天地境界就是一种宇宙的善。因此可以说,宇宙之善,至上之善。处于此境界的人,其觉解也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觉解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人是宇宙的一员,人必须处理好人和宇宙的关系,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然而,放眼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扑面而来,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挑战和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海啸、地震、飓风频发,这些问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骇人的。而且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活环境也随之恶化,人类生存最起码的饮用水、干净的空气,放心的食物都成了难得的奢侈品。人类对于自然与宇宙的恶已经招致大自然和宇宙的报复,所以必须该思考大自然与宇宙与人类的关系了,这种关系的再思考就是一种天地大善,就是一种天地境界。所以中国梦的实现在于求中国与世界的善,善待地球,善待宇宙,实现中国与世界和谐,实现整个宇宙的和谐,这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最高境界。
五、结语
梦和境界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追梦是一个过程,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境界追梦,必将决定我们的梦的实现程度和我们最终所能达到的什么样的境界。梦的实现和我们的人生境界所要达到的高度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觉解。觉解的变化促进我们人生的境界的变化。冯先生的四种人生境界从低到高,给人以不断追求不断超越的欲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学识的拓展,我们可以轻松地达到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从一个自然的人向一个现实的人的转变,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但是追梦是永无止境的,进取是没有上限的。为了我们心中的中国梦,我们需要不断进取,坚持不懈,艰苦奋斗,实现人生与事业的双重超越。因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需经过人的努力才能产生的觉解。为了实现这种更高层次的觉解,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同时具有天地境界的宇宙人。冯先生通过哲学的方式向我们诠释了“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对此,冯先生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教人超越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而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前两者是人生来就有的,而后两者是人经过培养才能达到的,我们既要尊重自然的人和现实的人,又要培养道德的人和宇宙的人。显然,人的境界的提高有利于梦的实现,而实现中国梦,必将有助于我们个人境界实现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跨越。
冯先生的人生境界说不仅从哲学角度界定了人生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更可贵的是他也指出了人生境界实现的途径。“求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的主要功夫,就是致知用敬。用敬靠力,致知需才。”这一点与中国梦的实现如出一辙,那就是行动、实践、道路。“凡物的存在,都是一动。动息其物即归无有。人必须行动。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生境界的提升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陈来.北大哲学经典文萃[M].冯友兰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 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喻国明在多个场合都说过这样一种人生状态: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他以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个新闻人,只要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就一定会有好的成果。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深切体悟,也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这就像一把锁钥,给我们深入了解喻国明,打开了一扇视角很好的门户。
慧者自清明
无论是听喻老师上课,还是和他交谈,他那种常有抽象思维的语句和时不时的幽默智慧,总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综观他的人生履历,把那些遍布于生活经历中的独特片段穿缀起来,更可以对他的这种魅力有深入的理解。
喻国明1957年9月生于上海,从小聪颖过人,记忆力极强。孩童时的喻国明象棋下得极好,每每使大人投子认输,而对弈,也常成为他与大人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早早地开发了他的智慧。
中小学时的喻国明,正好赶上“”。所以,在喻国明的人生经历中,干过许多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站过柜台、卖过肉、当过手扶拖拉机司机和修理工、爬过电线杆、捡过中草药、做过农田水平测试、在北大老图书馆的建设工地做过电工。
在讲述这些色彩斑斓的过往时,喻国明始终带着一丝慧黠的微笑。他说,在五道口商场学习时,我曾经为那些师傅们编制了一个“速算表”,因为那时的物价都是固定的,对照使用起来很方便。后来好多年后去那里,他们还在使用我的那个“速算表”。
高中毕业后,喻国明当兵去了东北。
1979年,距离高考近3个月,22岁的喻国明满脸沧桑地回到母校插班备考。在一位学生记叙喻老师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
校长对大家介绍说:“你们现在不认识他,过半个月就认识他了!”果然,半个月后在海淀区的模拟考试中,喻国明的各科总分竟比原班级的第一名高出115分,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认识他。
来:为什么当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还能有如此好的成绩?
喻:“”期间的教学,并没有对我们产生太大的对文化知识学习的影响。这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周围的环境。我父母的单位当时属二机部九院,在我们家所在的院子里,有很多著名的大科学家,如周光召、邓稼先等人。我家住在四楼,周光召家住在三楼,我的一些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子女,虽然“”期间的世界很嘈杂,但在我们那里都没有改变对学习科学知识的认识。第二点是来自自身的影响。我自小记忆力很好,比如(喻老师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拿起一本书)像这样的一页书,我大概读上十五分钟,整页整页的书就会印在我的脑子里。考试时,只要是书本上出现过的内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抄答案一样。只要是老师讲课时讲过的内容,我就会清晰地记得他当时讲的方式、表情、写在什么位置等等。这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当年高考,喻国明以北京市文科前五名的成绩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此后,由本科而硕士、而博士,一直读了10年,并且,他有幸得以师从著名的甘惜分教授。1989年,喻国明获得博士学位,留校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名老师。
慧者自清明。对于智慧,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曾写到:梦想+现实+幽默=智慧。我们无法准确给出智慧者一种生活的样态和标准,但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常有智慧,使污浊清雅,使混沌澄明。
喻国明认为,真正的大智慧是在一种沉静寂寞的环境中产生的。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大智慧。
据说,喻国明在读书期间曾经看完了人大图书馆中新闻类的所有书籍。有学生当面求证,喻老师说,是真的,那时候的书少,很有限。当然,现在读书一定要分情况,不一定什么书都要读。
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
喻国明讲话很流畅,即使是那些抽象的学术思辨性的话题,他也能保持着很快的语速;与他交流,无论日常事情还是学术问题,思维很快就能与你对接,让你感觉不到接缝;他做事情效率高,办事快;对学术前沿的变化很敏锐,文章常常起引领作用。作为一个处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最前沿的学者,每天都有大量的学术会议、课题、项目、资料、课程来处理,完全是一种“超负荷”的生活。
来:能不能简单描述您比较典型的一天的生活状况。
喻:我基本上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有重要的事情时会更早一些,晚上一点半到两点左右开始休息。凌晨三四点到七点是我的睡眠黄金时期,如果这个阶段休息不好,第二天一天精神都不好。中午不休息,每天大概睡五个小时。
上午我一般不安排上课和其他事情,主要是自己看和写,更多的是看,搜集准备一些资料。下午除了上课,会安排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晚上会通过QQ、MSN等进行一些交流,了解学生们的研究进行到了什么程度,给出一些指导、建议。一般写东西都在晚上十一点之后。其实,对我来说,到外地去,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一般只有讲课、开会等事情,可以腾出大块的时间看书、写东西。很多问题我都是在飞机上思考,落地后在网上再搜一些资料,完成写作。
在周围人的眼中,喻国明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生活情趣和学术高度的人。喻国明的丰富和多元,也正在于他绝不只是在学术上不断获得各种成就,而是有一个综合协调、蕴含深刻并有着悲悯情怀的生活境界的人。
喻:从每周来看,基本上会进行各三分之一的分配,即周一到周三在学校处理事情,周四周五完成一些社会活动,周六周日在家。一般情况下,每周游泳三四次,会坚持每天跑步或者快走,一定要到出汗才行。我喜欢小剧场的话剧,过去经常去看,现在没有时间,不怎么去了。
在其新作《传媒的话语革命》一书中,喻国明这样开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内容就是Web2.0时代带给我们的林妹妹。
如此轻松的语言,精彩的表达,正如同有人在看了他的博士论文之后所评价的:很有才气,非常精彩。喻国明不仅注重好的结果,他更强调到达的方式。
喻: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要通过不断的成功,进行成功激励,积累信心。积累要做到“积小善成大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对大目标进行分解,要做到“功夫在诗外”的积累,否则难以做到突破性的进展。
喻国明还说过一句话: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第一,是社会的良心;第二,是人类智慧的传播者;第三,是神明的亵渎者。一位学生说:“我当初读喻老师的文章,看到这里,非常有感触,后来就一直记住了这句话。”
喻国明还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周围的人,教诲着他的学生。在喻国明的课堂上,经常有很多慕名来听课的学生,将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只在讲台一角给喻老师留出来活动的空间。而在课堂上,他常常中外古今、名家各派,并时不时幽苏格拉底一默、拿自己解解嘲,意趣横生,多姿多彩。学生所濡染到的,不仅是从他那里传递来的知识和思想,还有一位学者的人文情怀。
研究者要进得去,出得来
在同喻老师的交谈中,他花了许多时间介绍自己近些年的学术思路,从他所思考和注重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一种责任感,一种超乎于术业之外的思考境界。
喻:这些年,我们前后做了大概一百六七十个项目,在业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我们注重的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有同世界接轨的问题。
如何同世界接轨呢?一方面是积累,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工具、技术的运用。
现代世界学术的起点,是由西方世界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等等建立起来的,我们要同世界接轨,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一些世界通用的数学工具,再就是通过对一些现代科技仪器的使用。前一方面,比如,我们每年在做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通过对来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央视、工商总局、调查公司等方面所得的数据,进行新的价值挖掘,从而对传媒业当前的发展状况做出深刻地描述,增加对传媒业发展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发现其中的问题,比如当中结构性的落后或者先进的地方。
后一方面,我们注意对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仪器的使用,比如眼动仪和脑电设备的使用,通过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方式,来确定人们在进行阅读时候的信息接收和反馈情况。再比如,我们目前正在使用方正的内容文本分析软件,实现文本搜索分析的人工智能化,通过这样的工具,我们可以对搜索文本进行高相似度的过滤,去除掉大量的垃圾信息。比如学者们在使用一些相同的词语时会有不同的概念内涵,通过这样的文本分析,可以获得一种直接的比较。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之中的扩散路径,可以发现传播的规律。这就是通过对现代仪器的使用而达到传播学研究方式的进步。
来:现在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正如李泽厚所讲,“术在突出,学在退步”,对于这样的情况,在新闻传播研究者中,或者在一些年轻的学生当中,似乎表现得多一些,以喻老师的经历,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状况。
喻:我以为,专业研究要有两个境界,一是进得去,二是出得来。进得去是讲要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成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这是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会做好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够出得来,只有出得来才能具有自觉和创新,能够审视。出得来实际上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待问题。进得去出不来会成为“故纸堆里的奴隶”,但出来不是简单的出来,是更有把握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实现,是以更高的东西来把握,话语权在更高点位上能够实现,你出来了,可以看清它的前前后后、左邻右舍,可以跟其他学科比。
来:这些年,喻老师面对传媒业的问题单子,开出了一系列的方子,做出了很多预测,如何对这些成果做出评价?
喻:应该说,过去这些年,我们的评价、预测等等还是比较准确的,这是建立在我们对传媒业发展长期的跟踪上,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了解和把握,是建立在学术逻辑的基础上的。比如对“必读性”概念的提出,对“影响力经济”的提出,对“拐点理论”的判断,对范围经济、发展路线等问题的提出和关注等等。在中国,实践界的创新是很活跃的,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东西,必须要有对学术背景的“了然于胸”,要有丰厚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