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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哥哥主持了广东电视台的“中国大画家”栏目。哥哥语言简洁隽永,人也儒雅俊朗,第一次涉猎主持就很成功,那次主持后,他非常兴奋,曾想转型进电视界。
可是,那时哥哥身体已经出现不适状况了,他总感到浑身乏力,出虚汗,肝区隐隐作痛。哥哥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和所有坚强的男人一样,不愿意轻易承认自己的病痛。因此,当新华出版社的编辑让他为新诗精选集《青春在路上》写一份简历时,哥哥写了一份特别长的简历,足有两三页纸,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
2015年2月12日,哥哥去上海出差,突然暴发了黄疸,眼睛及全身都黄了,直接就进了急诊室。2月14日哥哥转回了北京,16日住进了北大医院。
2月17日,加强CT出来了,肝癌晚期。犹如晴天霹雳,我当时就傻了。为了哥哥治疗上的方便,3月2日我把哥哥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3月10日又转到了302医院。可是, 2015年4月26日凌晨2时10分,哥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59岁。
哥哥病重期间,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但他一直相信自己会好,没有一丝慌乱和哀伤,他面容平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架金丝眼镜,每当有人望向他时,他总是微微一笑,是那样的阳光、从容。
哥哥去世后,我和哥哥的好朋友侯军、卢硕一起为哥哥操办了追悼会。2015年4月30日上午8点,哥哥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
7点30分,礼堂门口就聚满了参加悼念的人,这些人中有哥哥的亲人、生前好友,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喜爱他的诗的读者。礼堂门口的广场上分两排摆放着白烨、白雪、庞中华等社会各界人士送的200多束鲜花和花圈,殡仪馆门口的屏幕上播放着哥哥的生活片断和诗作朗诵。
灵堂正中摆放着我们80多岁老母亲给哥哥的花圈。想着哥哥诗画一生,我和亲友们在献给哥哥的挽联上都用诗句写下了悼词。
我在献给哥哥的花圈上写道:“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
哥哥生前好友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觉得作协和诗歌界这些年对哥哥的诗没有足够重视,他给哥哥写了这样的挽联:“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称哥哥是“中国诗史绕不开的人物”。作家张宝瑞写给哥哥的挽联将哥哥的名字包含在内:“国有奇才撼四方,真为诗俊惊天下。”
哥哥的悼词以引用的哥哥的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作结。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关于土族族源的讨论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关于族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竟有六、七种之多,一是“不可知论”,二是“羌人为始族说”,三是“蒙古族说”,四是“蒙古族变异说”,五是“白鞑靼说”,六是“沙陀人说”,七是“吐谷浑说”等等,这些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从学术界目前的探索讨论看,多数土族史研究者倾向于吐谷浑说,同时也被多数土族人所接受,不过吐谷浑只是现今土族这个共同体的主体而已。考据证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多个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到以吐谷浑为主体的土族共同体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土族。土族学者桑吉仁谦先生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认为本文前面列举的六种土族族源说为假说,他强调指出:“我之所以要把它们确定为假说,是因为这六种说法都缺乏坚实的社会和历史的基础,没有普遍性,更没有可信性。”从而以大量的历史考据,来证明现在的土族就是吐谷浑的后裔。不过我们说过,吐谷浑只是土族共同体中的主体成分,除了这个主体成分,尚有其他民族成分。桑吉仁谦先生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考证,从远古开始融合到吐谷浑的后裔土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其他民族成分有氐、羌、鲜卑、阻卜、蒙古、沙陀、维吾尔、汉、藏、回等,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蒙古尔孔”。毫无疑问,这些民族的先后融合形成了土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我们了解了今天土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和其民族成分,就同样不难理解土族在丧葬问题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说,其多样复杂的葬俗礼仪的形成,是由于多个民族成分融合,多种文化形态大积淀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相处的民族发展历史。本文仅就土族的丧葬习俗作一简略介绍。
土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其先民从事畜牧业经济,居无定所,过着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后来因为迂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开始了牧农兼营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因受其他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文化的影响,土族的丧葬方式有了由此到彼的改革,曾先后实行过天葬、水葬、火葬和土葬。有趣的是在现今的土族葬俗中,这四种丧葬方式依然并存,成为整个民族约定俗成的丧葬制度。不过死者的身份和死因不同,其丧葬方式亦有区别。
天葬。近现代土族实行的天葬,其对象主要是因疾病而夭折的婴幼儿。当婴幼儿夭折后,不作任何祭祀和葬仪活动,因为他们尚未长大成人,所以不能给予成年亡人一样规格的丧荣葬礼。婴幼儿死亡后,无论贵贱贫富,不用棺材和灵轿,均用他生前穿过的衣物包裹尸体,再用麦草捆扎起来,请族中男人,在傍晚或黎明时分,将尸体背送到荒山野凹,不解体分尸,等待鹫鹰来啄食,故又称之为鸟葬。
除了婴幼儿一律实行天葬外,也有老人在临终时要求采用天葬的,但这为数极少。家人根据老人的遗愿,将尸体抬送到山上选定的临时天葬台,在喇嘛高声诵经超度的同时,请德高望重的老人将亡人尸体肢解开,抛撒在天葬台周围,让秃鹫连骨头带肉吞下去。吃饱了的秃鹫高高翱翔于蓝天,表示亡人灵魂已升上天国。
水葬。实行水葬的是居住在大河之滨的土族人,如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居住在黄河北岸,为水葬提供了优越条件。居住在这里的土族大多数实行土葬和火葬,而水葬是个补充性的葬俗,因为水葬的对象是因病早逝的少男少女,或者因无子嗣而进不了祖坟的成年人。未成年的少年男女和无子嗣的成年人去世后,一般不举行葬礼,只是给死者换一套新衣,外面用白布裹住尸体,然后移放到铺有胡麻草或柳梢的木板上,由四到八人抬到黄河岸边,将尸体推入水中,让尸体随波逐流,向黄河下游漂流而去。
火葬。土族实行火葬,是继承了远古先民的葬俗礼仪,因为其先民占据辽阔的草原逐水草而牧,居无定所,采取火葬的形式处理死者的遗体是再合适不过的。到了明代以后,土族由畜牧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开始定居下来,但火葬习俗并没有因自理环境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土族信仰藏传佛教,认为人的形体是要消亡的,但灵魂永存,并在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不断轮回转世,反复流转,循环三界。因此认为,人死后实行火化,才能投胎于长寿无烦恼,福报极大的天道、人道和阿修罗道,免坠于饥渴、愚痴、苦难的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而反复轮回。鉴于这种的思想理念,火葬习俗更加盛行不辍,更加巩固流行。
土族的火葬,要视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对高寿正常病故的老人举行极为隆重的火葬礼仪,其宗教色彩极为浓郁,而对非正常死亡者和青少年早逝者则采取最为简便的火葬程序。正常病故老人的火葬礼仪隆重肃穆,火葬程序繁缛。当老人病故后,乘体温未凉,迅速脱去身上的所有衣服,将遗体扶起,使其蹲坐状,双手向前上举合十,两拇指撑住下颌骨,面朝前方,用白布条自下而上地捆绑起来,以防变形。然后身披白布和哈达,小心安放在堂屋的灵床上,为防倾倒,周围用土坏、麻和纸团围固起来。灵床前设供案,供奉各类祭奠物品,至亲子女在灵床两侧守灵。
接下来派人到寺庙请喇嘛占卜火葬吉日,请本族各户家长商议治丧事宜,请能工巧匠赶制灵轿(也有提前做好的)。土族的灵轿,用柏木制作,制作精美,形状就像一座金壁辉煌的宫殿,其正面雕刻悬梁吊柱,花卉图案,有绘“龙串云”的,也有绘“海水朝阳”的,顶部刻有日月图型,其余部分精心图色绘画,修饰华丽,其做工可谓美轮美奂,堪称壮观,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受。
到了第三天,一番祭奠之后,虔心将遗体移下灵床入殓。首先解开固形的白布条,再用左拧黄布条在每个关节处绾一绣球,然后披上黄布外套后殓入灵轿内,关好轿门,在家停放到出殡火葬之日。
老人病故后,请藏传佛教僧侣到家诵经超度亡灵,并做长达数日的经事活动。邀请喇嘛的人数,经事规模和时间长短,根据家境情况而定。喇嘛所诵经卷都是藏文经文,其内容宗教色彩浓厚,都是祝告神佛引领亡魂往趋佛国,投生天道。
举行葬礼的前一天,是集体祭奠日,土语称“日格”。届时本族所有成员,亲戚朋友,庄园友好等前来吊唁祭奠。其间由舅舅以“摆歪”(摊不是)的形式,对亡者子孙的孝道给予褒贬。其后请同村本家到提前选定的吉祥幽静的火葬场砌建火化炉。炉呈圆锥形,周围留有若干风火口,顶端留有烟囱,炉内下方设有放置亡者遗体的灶台。火化仪式一般在早晨五六点钟进行,由亲子和侄子们将灵轿抬到炉旁,儿子或侄子把亡者遗体从轿内抱出,面朝西方从炉缺口移入炉内,再把缺口封住。这时,大丧官叩头祝告道:“不要牵挂家事,踩着红色的阳光一直往前走吧!”孝子们哭诉道:“恩重如山的父亲啊,请您像蜡烛一样地燃烧,像黄表一样地化去,像佛灯一样地息灭吧!”随后从烟囱将烧化的酥油倒下去,用柏树枝从风火口将炉内柴禾点燃,不断向炉内添油加柴,投放五色粮食和祭奠物,直到遗体化为灰烬。过去是隔日或三天后、拣拾骨灰,现在于当日下午就拣拾起来,装入有尺许长的形似棺材的柏木匣内,外用五彩丝线捆扎起来,暂时埋在选定的风水宝地,待到第二年的清明节挖出来葬入祖坟。
土族对于青少年早逝者和自杀身亡、暴死、横死者或因患恶疾死亡和难产亡命的妇女等也采取火葬,但其葬礼简单,程序简便,棺材简陋,不设灵堂,不做正规的法事道场,只举行禳解祛邪的迷信仪式,然后入殓,抬到远离村庄的山间沟壑火化了事。其骨灰装入木匣,埋在野外,不入祖茔。
土葬。土族受汉族的影响,葬俗中也实行土葬。土族崇信今生来世说,认为人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躯体是灵魂暂附之所。寿命是短暂的一瞬,死后才是永生。荣华富贵只是过眼烟云,金钱财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粪土。人的寿命有限,死亡乃是必然。所以,人年过半百,就开始准备丧葬用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做寿材,寿材通常选用柏木。经过长期积攒,买来上好的柏木,请来能工巧匠制作棺材,土族人把它称做“大房”。寿材造就后,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前来贺材,主人家设盛宴答谢。过一段时间后,又请来画匠绘画棺材,男棺画蛟龙,女棺绘凤凰,棺材正前方两侧画执壶掌盘的童男童女,书写挽联:“金童送上西天路,玉女引进极乐界”。
老人病殁后,迅速闭合亡人双目,口中含珠粒等洁物后闭合。紧接着请夫妻健在,儿孙满堂与亡人同性别的老者来给亡人穿寿衣。在穿寿衣前,先脱去生前所穿衣服,用柏香水清洗遗体,解下金银首饰,穿好生前准备好的所有寿衣,并在衣袖中塞进七个“打狗饼”。然后使亡人面朝上,双手并拢在躯体两侧,双腿并拢申直,暂时停放在炕上,等灵堂布置好后,再移到灵堂里。
灵堂设在正房堂屋,正中央设灵床,或在地上垫一层干净细土,将亡人头朝外仰卧于上面,身上用黄纸或被面等覆盖,用黄纸或专门缝制的护面巾遮盖面部。灵床前放一木桌,桌上放有香炉,点燃佛灯,供献各类祭奠物品。桌前放一火盆,焚烧纸钱。灵床两侧铺麦草,供守灵男女孝子坐卧,孝子们在整个治丧期间,要披麻带孝,男柱丧棍,女带长孝布。亡人遗体脚前点一盏常明面灯,以免亡人往趋极乐世界时迷路。
停放遗体和治丧事宜同时进行,经家族主事成员研究后,邀请一位德高望重,办事干练的人当丧官,来主持整个治丧活动。然后分别派人到寺庙请喇嘛或汉族老师傅(念经人)前来念经,人数视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家庭富有的人,汉土结合,喇嘛、法师都请来各自作道场诵经,土族叫做“四门两道”。请阴阳先生前来测算出殡日期:向在外的家人、亲戚、来往密切的朋友家中报丧;特派一稳重的人到“外家”报丧;请乐人前来吹哀乐唢呐;男本家在所有门柱和大门上贴白纸挽联,女本家准备丧宴。
治丧期间属吊唁最为繁忙,吊唁者络绎不绝,每当吊唁祭奠者来到大门口时,坐在屋顶上的乐人吹响喇叭,通知治丧人员接客。吊唁者走进家门先将所带赙仪交到收礼处登记,主持人给一顶白布孝帽戴上,然后烧纸祭奠亡人,孝男孝女哭丧。祭奠完毕后,由本家安排席位吃丧宴。在前来祭奠的宾客中,外家人地位至尊,被称为“骨头之主”的舅舅在整个治丧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影响着丧事的进程和成功与否。
喇嘛或阴阳老师傅的诵经活动,大体与火葬经事相同,其内容反反复复歌颂佛陀,赞颂佛国乐土,超度亡灵,指引亡灵往趋天国成佛。到了遗体入殓之日,其经事规模大到高朝,入殓仪式肃静庄严。入殓时将死者遗体从灵床轻轻抬起,慎重放入棺材,仰面停放,覆盖被面,用柏树枝、干花瓣袋、纸团等将空隙挤紧,然后盖棺盖,用木楔钉紧,这就算是盖棺论定了。
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参加过很多比赛,一提到比赛我们总会想起那句“重在参与,不在乎结果”的口号。然而,有一种比赛是任何人,都输不起的,那就是安全!面对死亡,很少有人能够坦然,无论是谁,总想享受生活更久一些。生老病死,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路程,可是,安全事故却又无形地,给人的生命上了一道枷锁。
安全是什么?安全是企业的效益,是家庭的幸福,是工作的快乐,是伴随我们一生,却永远输不起的比赛!然而随着频频发生的事故,我们却一次又一次,输给了安全。忘不了,建筑工地,坍塌的工棚、松散的脚手架,曾压死、摔死多少强壮的生命,忘不了,生产车间、流水线旁,那些被机器无情卷走的残肢断臂用泪,诉说着一个个不该发生的惨剧,忘不了模板垮塌的瞬间,忘不了塔吊倾覆的惨景,更忘不了3、×事故中那撕心裂肺一样的呼救!忘不了啊,一幕一幕……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多少新婚燕尔的妻子独守空房。在哀乐低回的灵堂,在黑纱挽联之中,我们无法想象事故家属那悲痛欲绝的目光,无法想象可怜的孩子呼喊爸爸的声音……面对一串串血淋淋的数字,我们输掉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输掉的,是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啊!
假如我们的企业拥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假如我们的管理人员不折不扣的,执行安全管理措施;假如我们的员工能够树立足够的安全意识;假如……这太多的假如对于死者已经毫无意义,却给我们活着的人以深刻的警醒。痛定思痛,今后我们该怎样从中吸取教训,杜绝安全事件的发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千里长堤,溃之蚁穴!警惕与安全共存,麻痹与事故相连!安全,虽然只是简单的两个字,却承载着人类历史最大的重量。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经济的腾飞,人类追求的地位、财富、爱情、幸福……所有的美好,都是以安全为基石!只要我们想一想,一次事故将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的灾难,给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我们就可以从内心深处掂量出安全的份量!我要安全,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喊;我会安全,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承诺;我们必须安全,这是我们发自内心而又坚定不移的誓言!
“丧”与“哭灵”
丧葬是古人的四大礼之一,殡葬仪式如同对待活人的礼俗一样,不可草率。从病人“弥留”起,亲朋好友就汇聚一堂,相扶协力筹措后事。古人相信人的躯体虽死,灵魂却是永恒不灭的。出于对乡土的眷顾,病者在确定将死之时,便将其从他处抬回家中,以度过最后的时光。抬回家后,亲属将病者移入正厅中临时搭起的板床上,俗称“搬铺”。在赣西一带,还有在死者身下铺设与其享年同数的谷草,俗称“岁数草”。
殡天时,亲属要记录准确的时间,然后换上丧服,鸣放鞭炮,以示乡邻。孝子贤孙与直系晚辈均需跪聚一堂哭灵,赣北一带俗称“丧”,《广韵》中就载有“,咽悲也,乌朗切”。在赣东北的冥俗中,丧事不能由直系亲属完成,必须请“外人”操办。亲朋前往吊唁时,除了赠送钱财和挽联等丧品外,民间还流行馈送“祭幛”。“祭幛”最早源于《礼记》记载中的“”,包含装殓用的衣与盖尸的衾,如今大多用被面、毛毯与布料等物品替代。丧礼馈送决不能在下葬后补送,民间有“喜事能补,丧事不能补”的说法。
丧服的穿戴也有讲究,五服以内的子孙辈均要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哭丧棒”由上方下圆、齐心高的杨木或柳木棒制成,棒上需粘上白色纸带。相传南宋初年,金国掳掠徽、钦二帝,宋徽宗病故,金国允诺将徽宗灵柩归还南宋,暗地却设计围捕岳飞诸将。岳飞识破奸计,决定将计就计,命将士用白纸裹住兵器,做成哭丧棒的形状,佯作毫无防备。金兵来袭之时,岳家军出其不意,击溃金兵。为了缅怀岳家军英勇抗敌的豪情壮志,南方民间多手执哭丧棒,护灵出殡。
根据各地风俗的不同,亲属还会在死者头边或脚边点上一盏油灯,俗称“脚头灯”或“脑后灯”。在赣西的部分地区,民间还要准备好锣,将其挂在死者床头,死者直系家属需边哭边敲,意在告诉后辈不忘其生前养育之恩。在赣东北,亲属将烧过的冥纸灰装入形似弯月帽内并枕于死者头下,意在后辈增福增寿。帽子的重量也有规定,必须装满七斤四两,分毫不差。
“洗尸”与“穿衣”
在江西的冥俗中,入殓前还有“摊尸”、“洗尸”与“穿衣”三个重要的仪式。“摊尸”即将死者衣服,只在其下身盖块白布或穿短裤置于地上,一说为摊凉尸体,一说逝者能犹如万物一般可得地气而复生。古时的摊尸需耗三日,如今则甚为简约。
摊尸仪式后,就必须进行“洗尸”。所谓“洗尸”,就是为死者擦拭身体,意在干干净净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洗尸所用的水,须孝子到附近的河水中汲取,俗称“出水”。出水的仪式与出殡一样,隆重而热闹,不仅邀请鼓手吹打,沿途还要鸣放鞭炮。亲属用提来的水在死者胸前擦拭三下,并在背部擦拭三下,且有“父死子洗,母死媳洗”的俗规。在新余,洗尸时要前胸揩三下,后背揩四下,俗称“揩前三后四”。
在装殓前,还有一道工序,俗称“穿衣”。“穿衣”就是为死者穿上寿衣,意为体面地前往阴间。各地寿衣的样式也迥然有别。在赣东北,穿衣有“上七下八”的说法,即为死者上身穿七件下身穿八件,也有的是“上四下三”或“上八下七”。修水县的地方志就记载“死者洗抹毕,装着宜穿棉织品和丝织品,上四件下三件或上八件下七件。”在赣西,穿衣时逝者要端坐太师椅上,再穿着“百岁衣”。在丰城一带,还会用丝线穿一块银子放在死者的口里,丝线的两个线头往外挂在口角,寓意后辈人能开口说话。除了穿寿衣外,经济富足的孝家还会为逝者佩戴银饰。
停尸的时间,则多为三日。民间相传人断气三日后,心才会真正的死亡。
“出殡”与“祭拜”
“出殡”是至关重要的仪式,江西的冥俗中,出殡需趁早。出殡大约在六七点钟。第一道仪式为“起灵”,各地颇有不同,有的地方将孝子焚化冥钱的瓦罐掷碎,有的地方只需直系亲属按亲疏尊位拜祭一番便可。然后杠夫们将灵柩头前足后抬出院外,杠夫的人数一般为八人,俗称“八仙”。送葬沿途经过桥梁庙宇时要燃纸焚香,意为“路祭”。途经民居时,孝家均要在门前煨火送行,实为避驱晦气,以防鬼魂入户。在南昌一带,送葬的队伍需率锣队到村主路或主街游行,路街前的户主要引燃鞭炮迎接,孝家便向其分发手巾或其他物什。在九江一带,送葬队伍的最前面需派一人手持祭文,边走边念。
此外,江西的农村地区还存在“骑棺”的风俗。民间流传“爷娘(父母)疼小崽(小儿子),公婆重长孙”。在高安地区,如果过世的老人只有一个孙子,给老人送葬前,必须要先用轿子将这个孙子抬着,绕着村子转三圈,然后再去送葬。在其他地方,则让十来岁的长孙披着一小匹绸缎,左手持“孝子棍”,右手握菜刀,俗称“骑棺”,古礼中有“孙为王父尸”的记载。在丰城地区,还有“母舅大似爷(父亲)”、“娘亲舅大”的说法,丧葬的流程都要由舅舅替代儿子来主持。据民俗学者分析,这是母系氏族遗存的痕迹,因为那时儿女从母居,母亲所生子女随母亲留在外婆家由舅舅抚养长大,因此对舅舅甚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