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著名的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顾城著名的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顾城著名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成都市主城区 名胜古迹旅游行业 五大竞争力量模型

旅游业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旅游行业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成都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以名胜古迹旅游业发展最为引人注目。近年来，这种绿色无公害的服务业成为了拉动成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成都市的名胜古迹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因此，针对成都市主城区名胜古迹的竞争状况，从行业内现有对手之间的竞争，新进入者的潜在进入威胁，替代服务的威胁，供方的砍价能力和买方的砍价能力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探讨和分析。

一、行业内现有对手之间的竞争

在成都市主城区名胜古迹行业中，主要存在着三大竞争对手，它们是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永陵博物馆，其均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还有青羊宫、昭觉寺、大慈寺和文殊院等著名旅游名胜古迹。其中三大竞争对手在行业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各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且差异化十分明显。

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大街，处于成都市中心位置，地理优势明显，交通便捷，有超过八路公交车经过，附近站台十分密集，有大量人流。从武侯祠所提供的旅游资源来看，其主要用于满足旅游消费者的怀古动机，是成都古代三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海内外华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地，也是喜欢阅读《三国演义》的读者魂牵梦绕的理想情义之境。武侯祠博物馆更是利用《百家讲坛》热播之际和易中天《品三国》热销之时，定期举办三国文化讲座，请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教授为主的专家学者进行蜀汉文化研究，将实体旅游资源与三国精神相结合，使其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武侯祠临近成都著名的文化名街——锦里，该街客流量十分巨大，对武侯祠经营除旅游资源服务外的相关旅游商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以上武侯祠的区位优势和市场营销策略使之成为主城区名胜旅游行业的佼佼者。

与武侯祠几乎并驾齐驱的行业竞争者是杜甫草堂博物馆。该景点位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由于并非处于成都市中心地带，因此从交通条件来看，其与武侯祠相比具有劣势，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此外，该景点是一处极具文化气息的园林，其主要受众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兴趣的人。可见，杜甫草堂博物馆的目标消费群体范围受到了一些局限。与武侯祠不同的是，成都市古玩交易市场在它的附近，这有利于吸引收藏爱好者前来参观。

成都市主城区名胜旅游行业的第三大竞争者是位于永陵路的永陵博物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永陵博物馆相对较为偏僻，交通相对不便，这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吸引旅游消费者。从其自身角度上看，由于永陵是一座帝王的陵寝，对于一般 消费者来说参观陵寝在心理上有一个接受过程。

除以上三大竞争者外，其它的名胜古迹景点，诸如青羊宫、昭觉寺、大慈寺和文殊院等，也在名胜古迹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它们都是某一宗教的胜地或活动场所，主要受众是具有一定某种宗教信仰的爱好者。如青羊宫是道教胜地，昭觉寺、大慈寺和文殊院是佛教禅寺，因此对于不爱好宗教的人来说，缺乏太大的吸引力。

二、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分析

名胜古迹旅游行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旅游行业，这集中表现在其独特的进入壁垒上。对于想进入名胜古迹旅游行业的企业或事业单位来说，资金、土地、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不是最主要的砝码。其进入前提十分明显，那就是在成都主城区挖掘出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遗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包装。然而，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且考古发掘也有一定的周期，因此成都市主城区的名胜古迹旅游行业一直维持着均势。

但自从2001年成都金沙古蜀文物遗址被发现和发掘以来，这种行业均势被打破。金沙博物馆总投资3.89亿元人民币，是在金沙文物原址上兴建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近30万平方米，于2007年4月16日正式开馆。由于金沙古蜀文物遗址的考古发掘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其出土文物“太阳神鸟”更是成为了成都旅游的标志，因此金沙博物馆作为一个行业的新进入者对原有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具有很大的威胁。

三、替代服务的威胁

旅游产业是一个包含很多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的第三产业。除名胜古迹旅游行业外，还有其他行业，如自然观光、人文公园、游乐公园等旅游子行业。由于旅游服务是一种弹性较大的商品，因此名胜古迹旅游行业面临的来自其他旅游服务业的竞争十分巨大。

人文公园旅游是名胜古迹旅游行业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从消费者的成本方面来看，由于人民公园大都实行免门票，所以当潜在旅游消费者认为名胜古迹景点收费较高时，他们很可能选择游览公园。有一些人文公园有一些文物古迹，如人民公园有四川死难烈士纪念碑，望江公园有薛涛井，青羊宫公园有十二桥烈士墓，这些公园可以一部分满足旅游消费者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因此对名胜古迹旅游区的替代作用较强烈。此外，一些纯自然的公园，如新华公园和海洋公园以及成都动物园对儿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也成为对名胜旅游行业具有很大替代作用的旅游景点。

四、供方的砍价能力和买方的砍价能力分析

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区域的影响，名胜旅游行业在定价上有较大的差异，如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门票价格都在60元左右，永陵博物馆的票价为20元，而其他的名胜古迹景点的门票都在5元左右。这些定价都是景点管理部门和营销部门分析市场供求条件的基础上做出的，这种定价格局充分体现了各个景点在名胜古迹旅游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从买方砍价能力方面来分析，由于门票价格是由旅游景点管理部门制定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买方没有砍价能力，但对于不同的旅游消费者，接受的价格程度不一样，如在校学生是半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票，团体购票可以给予适当的折扣等。此外，如果旅游者认为门票价格过高，可以选择不去游览该名胜古迹，而去参观其它的旅游景点，或者选择人文公园以及娱乐公园游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买方的砍价能力比较强。

经过波特的五大力量竞争模型的分析，我们对成都市主城区的名胜古迹行业竞争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成都市主城区名胜古迹旅游行业内部竞争较大；新进入者威胁已经存在，威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替代服务产品的替代效应很强；供方和买方的砍价能力都很大。以上基本结论是针对成都市主城区的名胜古迹旅游行业得出的，如果把它推广到整个中国的旅游行业竞争中去，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来。

顾城著名的诗范文第2篇

李冶，字季兰，当属女冠中的风流人物。此女早熟，据说她在五六岁时就作出了这样的咏蔷薇诗：“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已看云鬓散，更念木枯荣。”李冶的父亲大吃一惊，断言：“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于是将她送入玉真观修行。这位父亲虽说霸道，但也没有看错自己的女儿。李冶生性风流，即使进了道观，做了女冠，也是不改风流本色，依旧我行我素。

“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唐才子传》），李冶不仅美貌，且才华横溢，加之彼时道观开放自由，她便结交了众多社会才俊、文人雅士，亲密往来的有名士朱放、僧人皎然、茶圣陆羽等人。她的女性身份，她的美丽，她的黠慧，使她成为各色文人聚会中那一抹明艳的玫瑰色。像是外国时兴的文艺沙龙中必不可少的为男性所仰慕的中心女性，如众星捧月。而李冶豪放不羁的个性，也使其和众文人名士交往起来无拘无束，毫无羞涩拘谨之态。甚至，她还与朱放、皎然、陆羽几位都存有暧昧的隐约可见的爱情瓜葛。

唐代的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这样评价：“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这从她五六岁时所作的咏蔷薇诗中可见端倪。成年之后，李冶无论处世还是做诗，则更是放肆。虽为女冠，但她对于男女之情却是颇有洞察，在那首著名的《八至》中，她写道：“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这首诗现在看来，倒是和顾城的《远和近》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敏感，对人情世事的深刻洞察，李冶兼而有之。这个女人真是既明慧又老练。

李冶大胆宣泄相思之苦的诗歌也不在少数，情感最热烈的当属《相思怨》：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一位女冠，却毫不掩饰自己的个人情感，可见其人之坦荡，其诗之放荡。

有一次，她甚至在一个宴会上大讲黄段子。她和诸位名士在开元寺聚会，在座的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中医称为“疝气”，病象是肠子下垂，使肾囊胀大），李冶就放肆地拿他开起了玩笑，吟了一句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与疝气谐音）。而刘长卿则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李冶的大胆与放荡，已完全不输于今日的豪放女。显然，席间的男性也已非常了解她的不羁个性，熟悉她的出位谈笑，所以完全不觉有唐突之处，而李冶自己也全然不觉羞于启齿。一位女冠，竟豪放到与众男子讲黄色段子，也果真是疯狂。

不乏爱情，不乏异性，不乏热闹，虽为女冠，李冶的世俗生活却是多姿多彩。我行我素，自由社交，自由谈笑，自由创作，李冶放纵恣肆的单身生活倒也让人羡慕。性别的芥蒂，道德的约束，在她那里却是不起作用，颇有女性主义者的范儿。这不禁让我想到另一位有范儿的女冠――鱼玄机。如果说，李冶做了女冠也不改风流本性的话，那半路出家的鱼玄机却是在做了女冠之后开始游戏人间，变本加厉的。以此看来，在唐朝，女冠确是相当自由的，在摆脱了父母、丈夫、家庭的约束后，她们甚至比一般女子都来得自由和独立。

顾城著名的诗范文第3篇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诗歌以自身的慢可以赢得它的不朽。余光中先生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了他的《乡愁》，虽广为流传，但也留下了很大的弊端。作者现在不满它对自身的“遮蔽”，但是，最需要“祛蔽”的行为应该是指出这首诗精妙的开端之后的败笔。（汪剑钊）

最近，号称“诗魔”的台湾诗人洛夫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针对余光中有一个评价：“余光中在文坛的地位很高，在诗坛就未必。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诗就是《乡愁》，我还为他打抱不平，其实他还有更好的诗。因为他的诗是民谣风格，念起来都很顺口，读者都很喜欢。我跟余光中在大陆曾被人称为‘双子星座’。我不在乎什么称谓，我们高度、深度和风格不一样，他是诗歌明星，我的诗则被诗评家广泛重视。”就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他对余光中在诗歌上所取得的成就明显有所保留，这是一个看似褒赞实乃轻贬的评价，对《乡愁》一诗更是透出了隐约的不屑。

不知台湾的情况怎样，但在中国大陆，《乡愁》无疑是余光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作品，作者也享有“乡愁诗人”的雅号。这种高知名度实际与其来自两个层面的关注有关。其一，普通读者被首句“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所牵引，进入一个怀旧与伤感混合的氛围所感动，被作者给出一个奇特的陈述牵引着，感受到了“心灵鸡汤”式的抚慰效果，因之进入了某种纤柔的情绪，感受痛苦与甜蜜交织的诗意；其二、有关部门为了宣传的需要，突出了其中的政治涵义，令作品越出了艺术的层面，成为大陆方面表达华夏民族统一诉求的传声筒。对于这种状况，余光中本人也感到不满与无奈，认为它“遮蔽”了自己。这首诗就像一张名片，而这张名片太大，以至于盖过了自己的脸，因此，他希望大陆读者尽可能将其忘却，而诗人自己再也不愿当众朗诵《乡愁》。

“乡愁”（nostalgia）是亘古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通常与游子或漂泊者的动荡生活密切相关，一般指的是因远离故土并难以回归而生发的某种近乎病态的痛苦，在极端情况下则会引起绝望的情绪。

在西方，最早对乡愁进行科学界定的是瑞士医生让・雅各・哈德（Jean-Jacques Harder，1656-1711），他在1678年以希腊文两个单词 ν στο（返乡）与λγο （痛苦）合并而创造出一个新词。这个词汇在其它的语言里分别为：maladie du pays （country sickness，乡间-疾病，法语），Heimweh（home-pain，家乡-痛，德语）和el mal de corazón（heart-pain，心-痛，西班牙语）。据说，关于“乡愁”最早的书面记载应该是荷马史诗《奥德赛》。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重重磨难方才得以回到家乡――伊大卡岛。此后，“乡愁”便以某种原型意识渗透于整个西方文学和艺术之中，并随时间流逝而愈演愈烈，成为一种现代性的症候。如此看来，乡愁源于地理，却超越于纯地理，而更多地与人的内心世界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它并非仅仅囿限于对籍贯或者出生地的地理意义上的怀恋，同时更是一种深度意义上的怀乡病，意味着精神与灵魂的漂泊和对皈依的渴望。正如台湾著名的随笔作家董桥所说：“‘乡愁’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虽有新意，读来总嫌似曾相识，可见此情此思代代都有，好比影印机印出的副本，直说是‘乡愁影印’。”就氛围来说，余光中的《乡愁》也可归入此类。

中华民族虽说有绵延了数千年的落叶归根传统，但“乡愁”一词出现于中文的词汇表中，应该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此前只有“乡思”、“乡心”大体与之相近，在现代汉语中，可称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大概是“乡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它的释义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心情”，其例句为“离家多日，乡愁与日俱增”。由此可见，“乡愁”与生俱来便有现代的印记，往往构成了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模式的文明形态，表现作对田园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人情伦理的追忆与缅怀。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告诉我们，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理，故乡在你离开的一刹那，实际就永远都回不去了。因此，乡愁便如一种现代性的绝症，永远趴伏在人类的内心深处驱之不去。余光中的《乡愁》之流传，除前述两个原因以外，多少也与“乡愁”所弥漫的现代意味有关。

余光中这个名字进入大陆读者的视域，大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恰逢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开始流行，那时，大陆人对被欧风美雨浸润过的台湾现代诗怀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为其中一些“陌生化”的语言表达而钦慕。著名诗人流沙河最早在《星星诗刊》上开辟的栏目“台湾诗人十二家”中予以了介绍。著名诗评家李元洛也曾对这首诗有过很高的评价，将其称作“海外游子的恋歌”。这两位诗坛名家的评点无疑为《乡愁》一诗在大陆的传播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以至于感染了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编选者，将其纳入初三第二学期的课文中。

凭心而论，这首诗巨大的名声与它的实际高度和深度是不相符合的，将它看做是现代诗的典范之作更可能误人子弟。下面我们来逐节逐句品读一下。

诗的开笔非常符合正道，作者试图以具体写抽象，把人们心中可以感到，却难以捉摸的东西进行了点睛式的描述。“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一个天赐之句，它自然、动人，不事雕饰。可惜的是，接下来的诗句大多是“做”出来的，也可说是诗人“苦心经营”的。可以说，上帝给了诗人第一个精妙的意象，但是，他没法找到那妥帖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意象。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洛夫认为余光中是一个“诗歌明星”，言下之意指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成熟的读者知道，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邮票”、“船票”、“坟墓”与“海峡”。就单个而论，这四个意象都有可取之处，但放在一首诗中，相互之间则缺乏内在的情感关联，同时也缺乏语言表达上的逻辑递增或并列关系。在第一个意象里，“邮票”是抒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是感情上的沟通，因为有了托身为“邮票”的“乡愁”，“我”与“母亲”那种血脉的联系有了维持的可能。第二段的“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虽说有所削弱，但还不失为将“乡愁”具象化的巧构。至于第三段，实际就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乡愁”被比作了“坟墓”，转换了“乡愁”的意义，它的内涵转变了方向，“乡愁”被负面化了，成了隔断母子之间的“突兀”之“物”，它与下一段的“海峡”在意义上一致，但失却了“乡愁”牵引游子的引力，犯了逻辑上无法连贯却相互悖离的毛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整体的诗氛围。到了第四节，虽说有现实的“海峡”横亘在面前，可要将“乡愁”附丽其上，实在牵强。这后两个意象的拈出，实际也暴露了作者构思上的随意。相传，《乡愁》一诗是作者在二十分钟内一挥而就的。这里，我们一方面应该感佩余光中的才思敏捷，但另一方面也对他在诗艺上的缺少推敲、打磨与雕琢而略感遗憾，这使得该作品的诗意不能贯通，仅停留在实际上的半成品状态。我想，以这样的半成品来为中学生设立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实在有点不太合适。

其实。余光中另有一首题为《乡愁四韵》的作品：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该诗被台湾音乐才子罗大佑谱上曲之后，更是相得益彰，在声音与意义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取得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我个人觉得，如果一定要选一首余光中的乡愁诗，不妨就选它，而且，就文字的浅易和流畅而言，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绝对不难掌握。

附：

乡 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顾城著名的诗范文第4篇

诗歌难教，这是一线语文教师的共识。诗歌教学，难就难在“诗无达诂”，见仁见智；难就难在当讲者多，而课时却少；难就难在一旦真的讲透彻，诗意也荡然无存了。因此，如何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解决诗歌教学这一难题，值得深思。

我的想法是，把“写意”作为诗歌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写意”教法的创想，是由中国画的“写意”技法取得灵感。“写意，中国画中属于纵放一类的画法，与‘工笔’对称。要求通过简练的笔墨，写出物象的形神，来表达作品的意境，故名。”(《辞海・艺术分册》，(1980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把国画的写意技法迁移到诗歌教学上来，意思是从诗的艺术特性出发，以教师的个性化解读为前提，抓住一首诗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节点作为教学着眼之“意”，从诗的神韵，从意境的向度，去发掘它内在的意蕴，整体上把握它所传递的精神信息。

按照写意的原则进行诗歌教学，不必像鉴赏“工笔画”那样，为追求外在形体上的惟妙惟肖，去逐字逐句评判它的短长；一切机械的、繁琐的、貌似严谨科学的方法，都无法兼容于“写意”的内蕴，相反，只会损害它、败坏它。“写意”，应是一个教学的着眼点，着力点。

(二)

“写意”作为诗歌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具体内涵有三：即“求整”“尚简”“主意”。

“求整”，即从作品的整体去把握，切忌教得支离破碎。内容决定形式，性质规定方法。在诗歌教学中借鉴“写意”原则，说到底是由诗歌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诗歌表现情感的特点是借助意象与意境。诗的意境往往笼罩与渗透全篇，形成和谐的整体。不少现代诗歌中，意象密集，聚合，叠加，成为意象群贯穿全篇。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规定了诗歌教学尤其要立足全篇，确保整体性和写意性。如果仅仅纠缠于某个局部，一鳞半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无从领略诗的神韵和精髓，还会适得其反。艾青写《大堰河――我的保姆》，赞美大堰河时为什么用“紫色”修饰“灵魂”呢?如果不从整体出发，一般意义的紫色是浪漫之色，在此显然很难说通。但如果着眼于全篇，把握了字里行间不断流淌的浓浓的亲情，你就能深刻体味那“紫色的灵魂”的涵义。它既有“高贵”“崇敬”的寄意，又有“悲惨”“苦难”的哀悯。一个至善至美的灵魂遭受厄运，才能那样震撼人的心灵。再如《天净沙・秋思》，如果不首先把握住“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度马，夕阳西下”这些意象群所营造出的整体氛围，所构建的整体意境，怎么理解夹杂在其中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三个意象呢?可见，求整不仅能更好地把握诗的神韵，而且有利于解决局部的难点。

“尚简”，即抽出最关紧要最精髓的内容，高屋建瓴地重锤紧敲，让沉重的音响抵达人心。要大胆取舍，切忌面面俱到。“尚简”不是“苟简”，它是为了花朵更显婀娜多姿而刈除那些冗叶繁枝。尚简，不是简单，不是单薄，是以简驭繁，以一当十，是简练，是所谓“片言而居要”。简练，是诗的艺术所要求的，也是诗歌教学所要求的。

诗的教学，不必都是按部就班，从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字句分析，到归纳主旨；对修辞繁复的诗歌要敢于撮其精要，不必言必修辞，上成修辞课；对篇幅较长的诗，教师一定更要有“尚简”的勇气和眼光。像戴望舒的(雨巷)，最紧要处只有一节：“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教师只需紧紧抓住这一节不放，引导学生体味这个水中月、雾中花般的意象，从而联想到自身久久萦怀并追寻的东西。其他段落只需朗读，学生自会了然于心。

“主意”，即以探求诗的“意蕴”为主，切忌停留在文字表层，浅尝辄止。诗歌的欣赏与音乐的欣赏有某种相似之处。音乐不能须眉毕现地具体反映生活，它所能表现的仅是人的某种情绪与情感，至于欣赏者从中领略了“田园”“命运”“高山流水”“翠堤春晓”之类的画意，那是借助想象探求旋律色彩的结果。诗虽然不完全如此，它的文字符号确指了某些具体的形象，但是，由于诗的高度精练的形式与旨在把握内在生命的要求，它的确定性还是极有限度的，故历来有“诗无达诂”之说，人称诗歌语言是最弹性化的语言，也是说它不像散文语言那样具有确指性，而是更多地带有暗示性与导向性。它的语义通常是模糊的，意象通常是朦胧的，而这样，更加提供了深解与多解的条件，扩充了读者自行创造的空间。读诗教诗，确实有点像欣赏音乐一样，更多的要凭借直觉：从其飘忽的文字语义与极具色彩的情绪氛围中，去体验其旨趣；或者超越它的现实叙述，追寻它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说，诗不能教得太实，要重在捕捉它的情绪或追寻它的意蕴。

何谓诗的意蕴?“意蕴”不是“意思”，而是“意味”，它的涵盖广阔得多，是一种普泛的深度的人生体验，是难以说尽的东西。所以，古今中外的很多文论家诗论家都把诗和哲学相提并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言：“论诗如论禅”。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一书中也认为“哲学的地位比较接近于诗”。虽然，哲学和诗歌两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截然相反，而所要达到的目标则完全一致：都是超越个体、局部，从整体上把握生命、世界乃至宇宙，追寻它们的本原。

诗，我指的是那些真正的诗，它们几乎都能达到这样的哲学的境界。所谓“诗意蕴藉”，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写意”地教诗歌，就是引领学生把解读的重点放在领略蕴藉的诗意上来。例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写了“”中整整一代人不甘沉沦、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若只是到此为止，仅仅是读懂了文字的表层，还读得太实。它更深层的诗意，在于超越地域和国别，超越时间和空间，为所有黑暗年代里的精神追求者画像，甚至是给漫漫长途中探索宇宙寻求真理的整个人类画像。我相信这才是诗人顾城对生命本质的整体把握，这首诗就因了这样的哲学意味而获得永久的生命。同样，成千上百年来流传至今的那么多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打动21世纪的我们，也是因为它们传达了人类某种共同的情感情绪或心理。联想到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看似一个浅显易懂的故事，其实不然。作者在诗的结尾所流露的那种深深的惆怅，岂止是对一件往事的懊悔和内疚，它传述了一种普世性的人类情感：知道忏悔了却又无从补偿的无尽悲哀，从哲理性的高度赋予它以深邃的涵义。

所谓“主意”，就要求教师以自己的透彻之悟，去拨弄激活学生的“悟性”，写意地教，就得教在这样的地方。

(三)

有必要指出，“写意”只是诗歌教学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具体运用到操作层面上，关键是教师要有慧眼，能找准一首诗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节点不放，这个关节点犹如一把钥匙，让你顺利开启进入它的门户，并迅速登抵堂奥。当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什么样的

钥匙，需要视教材内容，“因势赋形”，因诗而异。

有的诗歌，写作背景就是它的关节点，关乎诗歌的整体解读，教师就得牢牢抓住它讲清讲透。比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整首诗是写景，也是抒情，诗中所描写的色彩、景物、节奏，都是明丽、开朗和欢快的，如果不了解诗人写作这首诗时的具体处境，就会肤浅地把它当做一首普通的描写三峡风景的诗歌来读，而不能充分领会诗中那种轻捷欢快的节奏韵致和由这种节奏韵致所传达出来的涛人无限欣喜的心情，那么这首诗最精妙高超之处就体味不出来，这就必须讲清写作背景。还有一种背景是时代背景，它有时对于鉴赏一首诗也关系十分重大，应当讲。例如唐代王翰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语言通俗，没什么难解之处，甚至无可解说。若不将王翰生活的盛唐时期，当时那种国力强盛，人民精神昂扬，许多知识分子崇尚和向往军功，以致歌颂从戎和献身是普遍倾向的时代特征介绍清楚，这首诗的豪迈悲壮的气概不仅不能领略，相反，还可能被理解成“悲伤”“沉痛”甚至戏谑。流沙河的《哄小儿》：“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快来骑马马!／／……莫要跑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不对学生说说的背景，学生难以读懂这个父子嬉戏场景背后的血泪，所以不加点示不行。我每每教《再别康桥》，必得介绍徐志摩在剑桥读书时和林徽因相遇并频繁交往的史实，介绍1928年徐写这首诗的时候，林徽因梁思成正在旅欧度蜜月的背景资料。因为这对解读诗歌实在重要。在徐志摩的经历中，真正能叫他永志不忘的不是康桥的岸柳、碧波和夕阳，而是曾经和林徽因一起在此度过的浪漫时光。所以，看见岸柳，他想到的是正做别人新娘的徽因；撑一支长篙，是去寻找当年记忆中的梦境。正是这些私密性的情感才使徐志摩没有告诉任何朋友，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算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对一段美好感情的告别和哀悼。唯有这样解读，这首诗的忧伤才真像一曲洞箫，低缓，哀伤，不绝如缕。

有的诗，用典就是它的关节点，只要抓住典故，就纲举目张。诗歌中用典是极常见的，遵循写意原则绝不是遇典必讲。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赤壁之战的史实，高中生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加上有直接抒情的句子，点到即可，不必细讲；杜甫《蜀相》中诸葛亮的政治才干和赤胆忠心也不必展开讲；唯独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那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又不能明说的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全托付给了那几个典故，这些典故用得天造地设，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在思想感情上的容量，真顶得上千言万语。这几个典故讲解清楚了，尤其是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讲透讲精彩，诗人的形象就饱满地站立起来，课就成功了。

有的诗，诗中的物象或者说名物就是解读关节点，抓住它，对于领会一首诗的意蕴并正确地评价它的价值，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诗经・苯苡》这是一首优美的民歌，诗里歌唱的是妇女们采摘苯苡时的情景和欢乐的心情。这样来理解这首诗，可以说大体上把握到它的内容和情致了。但如果让学生了解到苯苡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就会对这首诗的理解深入一步。苯苡，余冠英先生据《毛诗》注为：“植物名，就是车前，古人相信它的种子可以治妇人不孕。”闻一多先生也是这样解释的，他据古代有夏禹的母亲吞食苯苡而生禹的传说以及古籍中关于有苯苡“宜子”功能的记载，将妇女采摘苯苡和妇女生子的欲望联系起来，说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原始女性的呼声”。可见，这个植物的特点就非讲不可，这样一讲，妇女们为什么要采摘它，采摘时为什么那样充满喜悦，就十分清楚，这首诗就读深了。

有的诗，语言浅近，诗人的情感节奏却非常鲜明。这时候，通过朗读把握诗的内在情感韵律，就是最“写意”的方法。上海的新教材里选了郭沫若的《天狗》，有的教师就让学生走出教室，到校园里，找一处高的地方，放开嗓子大声读，读他半小时，那种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五四时代的精、气、神就能够体会到了，这首诗还需要讲吗?我自己教《假如优美的文字离我们而去》，诗比较长，备课时发现，这首诗的情感河流随内容的展开，时而激越时而深沉，时而愤怒时而舒缓，就像一部交响乐充满了变化，于是就以朗读为抓手，以读带动体验，费时不多，效果倒不错。徐志摩的名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口／沙扬娜拉!”写的是生活中的一个瞬间，一滴感受，但读来蒙上心头的，竟是浓重的、挥之不去、难以言表的那种人生况味。这种近乎神奇的效应，究竟是得力于文字的语义，还是得力于那音乐般的旋律，很难判辨清楚。只要让学生读出它的韵律和节奏，这首诗也不用教。同样，教李清照的《声声慢》，只需把写作背景轻轻一点，然后以反复的朗读带动学生的情感体验，我相信那开头的七个叠词就能攫住人心，让你情不自禁地跟随词人走进她孤苦无依的悲情世界里。

有的诗，找一个或数个相同题材的参照物比较着教，能凸显诗人的不同气质和个性，也是举重若轻的教法。比如，同样表现愁，李白、李煜、李清照风格迥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这些诗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李白内心强烈的、不可压抑的愁绪，而且还能感受到诗人阔大的胸襟和豪放的气质，从中得到一种美感。“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的愁那么缠绵，那么沉重，那么难以排解，又带有明显的女性气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尽管风格也相当婉约，但他毕竟曾是一国之主，表现的又是亡国之恨，因而多少还呈现出江水东流的大气。这样教，不也是高明的“写意”吗?

还有一类诗，诗中本来就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是现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关节点，抓住这一句重锤敲打，其他内容便迎刃而解。

再有些诗，留给读者的空白特别多，教师可不讲，留出大块的时间让学生沉思默想，感悟体验，写出想象的美文来。

顾城著名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149-02

前言

所谓翻译，即是指把一种语言文学用另外的语言去进行精准而又完整的描述以表达文学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能把同一个词或同一段话的大意内容概括出来（语言转换）。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也就是将中文翻译成英语。也唯有这样，才能将中国文学传播出去，向外国传递我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同时，这也是在响应我国政府所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本文着重讲的就是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并理性的作出分析。

一、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

每个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以及翻译习惯是各有风格的，那么，根据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模式可以划分为：

（一）学术翻译模式：学术派系的翻译者所翻译的文学作品都是针对于出版社、在校学术以及学术研究者进行的，翻译的作品一般都会有注释，导读，或是与原作品相关的背景信息，评论。一般说来，这种类型的作品所附加的内容是挺有学术价值的，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会显得多此一举。

（二）商业翻译模式：这类型作品的翻译者大多是希望能够通过生动的译文来带动读者阅读的积极性，目的是吸引读者以创造争取商业价值的最大化。一般都是译者、文学商或者出版社所推崇的翻译模式。虽说现在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还存在着许多争议，而且，并无多大效果。

（三）政治翻译模式：一般都是有出版社选取原著文学价值非常高或是文学价值并不高却有着很浓重的政治因素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四）个人翻译模式：个人翻译模式一般是因为读者本身对这一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而想将此翻译出来以供更多的人去流传阅览；或是作者本人想要让自己的作品广泛流传并被他人所熟知。这一类型的译者不会是为了商业利益而进行翻译的。

近年来我国的翻译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研究视野也相对开阔。但在理论建构上，研究深度以及创新型仍旧还存在缺陷，很多人在翻译的过程中有着“求全责备”的心理，希望能够通过一本就反射出原著的中心点，这在现在的诸多译作中几乎是没有的。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总是一味地强调研究深度，而违背了研究目的；有的译者片面地强调理论而忽略实践，使得文学研究陷入了“无本之木”的境地。虽说英语在我国是有着一定的统治地位的，但是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之间的，还有各地的习俗、地域风情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水平。

二、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中的所存在的问题

（一）在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者可以划分为3类：以汉语作为母语的译者、以英语作为母语的译者、汉语与英语为双母语的译者。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文化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成为英文译本来传播中国文化，以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将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译者是有着无可忽视的功劳的，但是，从前文对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现状分析来看，是不容乐观的。在外国市场，尤以美国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作品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小的，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亚洲的文学作品在整个美国市场空间都不被外国人所认同。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特殊性，使得美国学术读者对亚洲国家的文学作品有着一定的排斥心理。整个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的小说文学以及诗歌的译本也脱离了原著的文学古典优美的味道，而使得美国读者对这些文学不感兴趣。一般情况下，有些出版商可能因为对中国的某位作家欣赏或是某篇文学有着一定的兴趣而就此出版英译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是，他们能对此投入的热情也远远不够他们在美国市场上进行推销以及拓展市场。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还有一种翻译形式是区别于个体翻译以及共同翻译之外的，就比如是翻译的团队里包含了从事汉英文学翻译却不了解中国文化，并且与会汉语的学者一起进行文学翻译，但是由于受到翻译者能力不一的局限性，也使得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

（二）文学译本缺乏系统性。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现当代众多的文学作家中鲁迅、老舍、萧红的文学作品是相对受到英语翻译人员的追捧的，英译版本里尤以鲁迅的文学作品数量最为突出。如今最典型的文学翻译代表当属张爱玲的作品了，当张爱玲被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誉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后，张爱玲的作品就陆陆续续地被翻译为英文版本。其中还包含著名的外国翻译者Karen Kingsbury，Julie Lovell，Andrew Jones等，经典代表的译本有《金锁记》、《倾城之恋》、《流言》、《色戒》等。其它被重新经典化的现当代作家还有沈从文、钱钟书、金庸等人。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就有《边城》（Border Town）《围城》（Fortress Besieged）《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A Martial Arts Novel）等现当代文学翻译作品。与中国大陆文学作品相比，香港和台湾的文学作品较之文学英译发展空间更为宽广，就有美国翻译家JohnBalcom一直致力于台湾文学诗歌著作的翻译，洛夫的诗集《漂木》（Driftwood）的英语翻译版本就相对繁荣。这主要是归功于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对中国文学翻译成外语计划的支持。目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台湾现当代文学作品就有三十多部，其中郑清文的《三脚马》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就分别获得了美国“桐山环太平洋书卷奖”以及美国翻译家协会年度翻译奖。与此同时，台湾还开设了《台湾文学英译丛刊》以及《中国笔会》两家刊物来就台湾文学英译作品进行刊登，这两个刊物的文学译者大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专家学术学者，译作质量基本是相对优质的。中国现当代的诗歌同比小说的翻译比例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早期朦胧派诗人（北岛、杨炼、顾城、多多等）积极寻找翻译者将其所著诗歌进行英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喜爱，从而自主的将这些诗歌翻译成为英文版本。因为中国文化的限制，有些文学作品的内容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一些敏感禁忌类的话题，以至于在中国大陆被禁止流传。但恰巧的是由于外国人的冒险好奇精神，使得这些禁忌文学作品被西方出版社所吸引。最具代表的文学作品就有阎连科所著的《丁庄梦》被翻译成英文版本（Dream 0f Ding Village）于2011年度入围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决选名单。即便是这样，也不代表是因为外国出版社看重了该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有时候仅仅是利用读者的好奇心理来通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从而获取商业利益。被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选中的文学作者现在主要包括莫言、苏童、余华、毕飞宇和高行健。之所以会选中这些作家还是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影响力：根据他们的著作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也受到了良好的评价，其中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均是因为改编的影片被西方人所熟知后并引起西方人的兴趣才得以翻译成英文版本的。归根结底，虽说翻译作品选材广泛，但是被选的文学作品并不具有系统化（均衡）。一是因为文学作品的选择受到学术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作家的作品能否被翻译学术界对其文学地位加以肯定），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备受外国出版社关注并且被翻译成英文版本，这与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其文学创作的中肯是脱不了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