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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枣矮化;超高密度;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S665.1 文献标识码:A
1 种植方法
传统的红枣种植技术,种植规格:株行距3m×3m,74株/667m2,种植时间在12月。而柯坪县枣农采用宽窄双行模式直播酸枣、套种棉花,在3月25日~4月20日播种,第2年的同一时间段进行红枣嫁接。播种规格是宽行240cm+窄行60cm。其中宽行中要套种4行棉花,667m2保留8500株棉花;窄行中种2行酸枣,22cm的株距,定苗大约在酸枣幼苗长到5cm时进行,最终保留约1200~1600株。由于有酸枣成本低、嫁接后植株生长快、效果好的优点,因此快速建园最好播种酸枣。
2 嫁接技术
嫁接需要对品种选择、接穗准备和嫁接时间进行严格的控制,同时需要掌握嫁接技术。
首先选用大果型品种骏枣为主栽品种,并尽量采取同一地区同一品种,来保证红枣的统一性。并且需要保留一些酸枣或嫁接一些其他品种的枣类,增加授粉结果的机会。
嫁接准备需要在入冬前就开始准备。选取枝条成熟度高、品种纯的采穗圃采穗,用石蜡油封闭,放入冷库保存新鲜活性,需注意选穗的要求是必须带1个主芽。一般不选用二次枝作为接穗,因为二次枝会形成木质化的枣吊,影响枣苗成活。
嫁接时间一般选在种植后的第2年,和播种的季节一样,在3月25日~4月20日进行,就经验而言嫁接的时间宜早不宜晚,以免影响成活率和产量。
嫁接方法同其他枣类品种的嫁接一样,采用根部劈接。接穗后将接口绑缚严实。
3 接后管理
3.1 树体的管理
包括抹芽和摘心。抹芽在嫁接后15d左右,这样做可以节约养分,供给证接芽营养,全年需要进行3~4次的处理。摘心大约在5月底6月初,不同地区不同气候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但是总体来讲越早,产量和质量会比较高。在接口完全愈合后,取消对嫁接接口的绑缚。但如果在风比较大的田地中应适当延迟,以免折断。
3.2 水肥的及时供给
首先生长期的地面施肥。在嫁接前在苗木旁开条状沟并进行第1次施肥,此次施肥要足量,并且要包含多种营养素,以农家肥主,1m2约需4.5kg的农家肥,同时需要补充尿素和重过磷酸钙。第2次在嫁接后4月20日~5月10日之间,以尿素和重过磷酸钙为主。在5月20日叶片淡绿色之后进行第3次的补肥。接着从展叶开始进行叶面喷肥,约20d1次,1年喷5次即可。主要用磷酸二氢钾和硼肥。浇水大概需要3~4次,大多集中在开花时期。8月15日以后要停止浇水,直到9月20日以后进行最后1次浇水,而且水要足,避免落果。
3.3 幼株安全过冬
红枣树在幼株时期为安全过冬,一般在6月底不再施肥,9月底不再浇水。同时最好用至少30cm的干土保护红枣树的基部,并且在冰冻前完成这项工作。在春季土壤解冻以后再撤除。同时,还可以在枣树周围铺设地膜,以减轻红枣树的冻害。除此之外,有稻草的地方可以在秋季过后,用稻草将主干的树体包裹起来,这样有利于树体保暖。尽量在大雪过后及时摇掉树上的积雪,防止在树枝上冻结。
4 培育树形
5年以下树龄的枣树可以只摘心不动剪由于是双行种植,因枣树喜光,可让其形成一高一低,有利于吸收阳光。矮行为阳光直射行,树高大约1m左右,高行可为其2倍。树形可以依据红枣特性修剪成圆柱形主干。它的要求是骨架要牢固健壮,主枝粗壮,尽量保证每个主枝上都有一定数量的健壮侧枝,主、侧枝保留40~60°的角度为好。当树体长大后可能会互相遮挡,影响吸光,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间伐或其他方式逐渐减少枣树数量,以667㎡为例可以将株数调至300株左右,来保持高产量。
5 枣树防病
6月下旬~7月上旬为枣树防病的关键时期。枣树一般容易患枣锈病、炭疽病和烂果病等。枣锈病一般的化学防治方法为6月底~7月初树上喷1:2:200波尔多液。炭疽病的防治,可于6月下旬,先用一次杀菌剂消灭树上病源,再于7月中下旬喷一次1:2:200波尔多液或可杀得;8月中旬,选用农用链霉素混入代森锰锌中或采用其他方法。其他枣树病害也要及时防治,保证果子的产量和质量。
6 注意事项
播种时土不能覆盖太厚,以免影响种子的萌出率。红枣树在幼株期特别不能缺水缺肥,否则影响成活率。生长期内也要保证水肥的充足,这样才能保证有好的产量,同时保证红枣果实的质量。红枣树不适合种植在过分盐碱的土壤中,同时也尽量避免种在粘性土壤。应种在偏沙的土壤里,并且先浇水后施肥,施肥量要适宜,以免过多刺激枣树萌发新枣头。由于枣树间还有棉花,应注意对棉铃虫的防治。品种尽量统一,这样可以简化种植技术。在果实变为红色,自然成熟落果达到20%以上时再进行采摘。
7 总结
红枣矮化超高密度栽培使柯坪县的广大枣农受益,这种栽培技术越来越受到关注,这项栽培技术将会越来越成熟,并推广到更多的地区。在掌握这项技术的同时,还希望枣农朋友能够因地制宜,视情况而综合分析,切勿盲目随波逐流。
参考文献
[1] 王海英,邢燕,江于瑞波.铁干里克地区发展红枣种植业的气候条件分析[J].新疆农垦科技,2010(6).
[关键词]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皮瓣厚度;选择;皮瓣坏死
[中图分类号] R73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8(b)-0038-02
广大女性患上乳腺癌的几率很大,乳腺癌的发病率在逐年提高,并且发病人群年纪越来越年轻。在化疗过程中,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结合术得到广泛的应用。乳腺癌手术较常见的并发症是根治术后皮瓣坏死,它的成功治疗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此手术技巧与围术期处理紧密相关[1]。为探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皮瓣厚度选择,预防皮瓣坏死,该院自2009年9月―2011年9月对100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采用了预防皮瓣坏死的改良方法,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对100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这些都是女患者,年龄在19~70岁之间,平均年龄(40±5.9)岁。病程2.5个月~17年,平均病程为(4.6±2.7)年。将其按照住院号尾号的奇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40例,治疗组60例。
1.2 方法
40例对照组患者在进行手术时,皮瓣不带皮下脂肪。她们的手术缺口呈现纵梭形或斜形,在手术完成后,在患者的腋下和胸骨旁置双管引流,并且用普通绷带包扎住这些部位。60例治疗组采取的改良后的治疗方式,为了保留皮下血管网,皮瓣厚度带一薄层大概2 cm的脂肪;切口呈现的横切口形状;患者腋下和胸骨旁置双管引流;于胸壁组织上,安置皮瓣间断;最后利用弹力绷带包扎等[2]。
1.3 统计方法
该研究资料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治疗组的术后皮瓣坏死率为13.33%,对照组为27.50%,两组患者术后皮瓣坏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P
3 讨论
乳腺癌越早发现越好,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才能提高手术的成功率[3]。主要的手术方式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手术后皮瓣的合理选择才能防止其术后皮瓣坏死。根据相关的文献[4]里记载:肥胖、行扩大根治术、引流液较多等因素引起皮瓣坏死。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当皮瓣厚度适中及保留皮下血管网游离皮瓣的情况下,它有利于维持血液的循环作用和防止皮瓣坏死。当患者的皮瓣太厚和皮下脂肪过多,会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皮肤的新陈代谢功能。相反皮瓣太薄,会直接影响到皮瓣的静脉回流,造成皮瓣坏死。治疗组为了保留皮下血管网,皮瓣厚度带一薄层大概2 cm的脂肪,它的皮瓣坏死率为13.33%,对照组为27.50%,两组患者术后皮瓣坏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P
另外,皮瓣张力过大是导致皮瓣坏死的关键因素。所以缝合切口后用吸引器吸引引流管,并用清洁的纱布按压皮瓣,完全排除出所有的积液积气。在扎紧引流管的时候,如果皮瓣下的潜在腔隙不合适,手术完成后,该院可以采取负压持续吸引方式[5]。为了保持皮瓣与胸壁紧贴状态,完成乳腺癌根治术后,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加压包扎方式,不但可以改善皮肤组织缺血坏死及皮下积液等不良症状,还有利于创面内组织生长。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弹性绷带效果最好,具有均匀性和稳定性。选择合理的皮瓣厚度,皮瓣无张力缝合,提高患者的满意程度,缩短住院时间,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秀芝,张秋红.乳腺癌术后皮瓣坏死原因分析与防治[J].山东医药,2008,46(35):83-89.
[2] 伍传新,陈树群,张文勇,等.乳腺癌术后皮瓣坏死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J].吉林医学,2009,27(3):275-276.
[3] 林礼,高翠霞,崔立春,等.乳腺癌术后皮瓣坏死原因及预防措施探讨[J].中国肿瘤与临床与康复,2010,8(4):327-328.
[4] 刘伟.乳腺癌术后皮瓣坏死125例分析与处理[J].中围现代医药杂志,2010,5(7):31-3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2.008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2-0112-05
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阅读发展所需的基本技能以及不同文字系统本身的特性都影响着阅读获得过程和加工策略,这不仅表现在认知层面上也表现在阅读加工的脑机制上。拼音语言的研究证实语音缺陷是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1-2],汉语的研究发现阅读障碍的正字法和语素缺陷比语音缺陷的比例要高[3-4],而且汉语阅读加工的脑机制也有特异性[5]。在本质上,阅读障碍是多因的,阅读障碍单一原因的研究范式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阅读现象。阅读障碍的异质性推动研究者找出各种亚类型 [6],亚类型的研究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阅读障碍的成因。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干预研究也发现,局限于某种干预手段并不能对所有阅读障碍者的阅读产生效果[7],因而,明确亚类型的特征和形成原因对阅读障碍者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也有重要的意义。
1 阅读障碍亚类型的理论框架
纵观阅读障碍亚类型的研究,多数研究(见表1)都是在以下两种理论框架下进行的:
1.1 基于认知加工缺陷划分的阅读障碍亚类型
这种理论框架通过分析认知技能上存在的不同缺陷,得出了阅读困难的口语和语音加工缺陷等亚类型。稍早的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划分方式是Boder(1973)提出的:语音阅读障碍和图形阅读障碍。视觉和听觉两通路加工问题(或两个通路都受损)被认为是这两种以及混合性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原因;在高时间频率的情况下,阅读障碍者的空间对比度的敏感性下降,这些亚类型常用巨细胞理论来解释[9]。因为巨细胞系统与高时间分辨、低对比和低空间分辨有关,而阅读障碍者存在的视觉方面的缺陷多集中在巨细胞通路上。后来根据阅读症状和脑部激活状况发展出Bakker(1990)的方法,该方法分为3种类型:P型(知觉和分析策略问题导致阅读慢或不流畅),L型(阅读依赖语言策略,阅读流畅但出现阅读语境错误)以及M型(阅读慢且不连贯并出现错误)[10],P型与右脑激活有关而L型常与左脑激活有关,M型属于混合型,这种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左右脑加工不充分,也和胼胝体传递缺陷有关[11]。另一类研究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亚类型,如杨志伟等把阅读障碍分为三型:单字识别障碍型(解码障碍)、词句理解障碍(所占比例最小)和混合型(其比例最大、情况也最严重)[12]。Morris 等[8]和Shu等[13]测查更全面的语言学因素和非语言学因素,通过聚类得到相对同质的七种亚类型,证实阅读障碍的语言特异性,但语言特异性造成阅读加工方式不同,阅读障碍亚类型的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Morris的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支持语音核心缺陷假设,即阅读障碍的主要缺陷是语音表征和加工缺陷;而Shu等人的研究[13]得出语素缺陷在阅读障碍中的比例最高的结论。刘文理等人同样考察了不同亚类型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识别模式,发现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以语音缺陷型、快速命名缺陷型及两者结合的双重缺陷型为主,与已有研究中的双重缺陷假设一致[14]。King 等人的研究用重复采样(Resampling)的方法,以数据驱动取得最优聚类结果来拟合模型,证明亚类型的存在[15],并在理论上支持Schatschneider等人提出的阅读障碍双重缺陷理论[16]。该理论认为不仅存在语音缺陷和快速命名缺陷阅读障碍亚类型,而且还存在语音加工和快速命名缺陷并存的阅读障碍类型。而针对双重缺陷理论,Vukovic 和 Siegel发现鉴于抽样、阅读障碍界定标准、统计谬误、缺乏对照组等问题,已有研究尚未能得出快速命名是独立于语音加工的核心缺陷的结论[17]。
基于认知加工缺陷划分的阅读障碍亚类型有两个不足:第一,亚类型种类受测查的任务以及构想概念的制约,聚类的信度和稳定性很难得到验证。第二,无论是语音核心缺陷、双重缺陷还是巨细胞理论都还无法完全解释阅读障碍亚类型缺陷的根本原因。
1.2 基于阅读模型理论的阅读障碍亚类型
这种理论框架是从阅读理论模型角度预期阅读困难的个体差异,并探索阅读障碍亚类型。依赖于各种阅读理论模型,如双通路模型(dual-route model)、联接主义三通路模型(connectionist triangle model)等理论划分的亚类型,一般用例外词和非词阅读成绩回归差异的研究范式,形成语音阅读障碍(phonological dyslexia)、表层阅读障碍(surface dyslexia)和深层阅读障碍(deep dyslexia)等亚类型。双通路和联接主义三通路模型在词汇表征、学习和阅读机制上并不相同,因此对亚类型的解释也不相同。
双通路模型提出了阅读的两个主要机制:音形规则策略和词汇策略,这两个机制成为表层和语音阅读障碍阅读困难的根源所在[18-19]。在双通路模型下,阅读障碍者被划分成语音阅读障碍和表层阅读障碍,混合缺陷类型及不符合划分标准组[9,18]。另一方面双通路模型受到一些挑战: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词汇和非词汇通路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20],如Han等人(2005)的个案WJX在字词命名时两条通路共同作用[21]。研究也发现阅读障碍者在例外词和假词阅读方面都存在缺陷,词汇和亚词汇通路之间存在高度相关[18,20],说明双通路范式下划分的两种阅读障碍亚类型不是双分离。面临质疑,该模型修正通路分离的机制,如加法假说(summation hypothesis)提出两通路相互作用以正确输出语音[20]。
联接主义三通路模型是在双通路基础上增加一条非语义词典通路,理论上预期三通路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2]。模拟研究表明[23],这种模型不仅能模拟出规则性、一致性及其与频率的交互作用、假同音效应、词长以及启动命名等效应,并能拟合表层和语音阅读障碍的行为模式。然而,这种模型无法解释法语和阿拉伯双语深层阅读障碍语义错误的双分离现象(法语的语义错误率更高,而阿拉伯语的翻译错误更高)[24]。由于病人大脑的功能损伤造成非词汇通路、词汇语义通路和词汇通路缺陷。从理论上说,法语的语义错误可以解释为法语语义到语音通路之间的联结出现问题,但是法语到阿拉伯语两种语言之间翻译也经过语义通路,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相当比例的错误。联接主义模型是一个计算统计模型,模糊了两条通路的划分 [25-26]。它应用形音(O-P)连接的不同程度来解释阅读障碍对各种频率词的拼读困难。表层阅读障碍在联接主义理论框架下被解释成其词汇语义通路受到限制,从而更多依赖亚词汇通路来阅读,而语音阅读障碍是亚词汇通路受到损伤造成的。联接主义模型也被概化到其他文字系统中,能解释汉字阅读加工的语言特异性,成为阅读的普遍加工机制 [27]。
另一些研究把理论和认知缺陷结合划分阅读障碍亚类型。如,陈洪波结合Osgood心理语言模型,用聚类分析把阅读障碍儿童分成三类[28]:I型(与左半球功能障碍有关),II型(与推测及脑功能混合缺陷有关),III型(右半球功能障碍较突出)。阅读三步理论认为阅读发展需要三个阶段:语音阶段,解码阶段和正字法阶段,Chen 等人 [29]以此理论为基础把阅读障碍亚类型和阅读阶段结合,认为阅读困难的产生和不同阶段形音之间转换规律的获得关系密切。理论模型的缺陷在于理论对复杂阅读机制解释程度和跨语言的适用性。Ho (2007)的研究未发现语音阅读障碍,汉语的词汇、亚词汇通路和亚类型是否存在受到质疑[30]。Manis 等人提出语音阅读障碍是语音表征缺陷导致的,而表层阅读障碍是学习资源限制导致视觉经验缺乏和正字法缺陷[18],然而有些研究发现表层阅读障碍的语音并无缺陷。还有研究者认为语音和深层阅读障碍是同一种阅读障碍,除深层阅读障碍犯更多的语义错误,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被认为是连续体,因此较好的区分方式是阅读缺陷程度[31]。
2 阅读障碍亚类型研究中的问题
大多数阅读障碍亚类型的研究是基于上述两种理论框架进行的。可以看出研究结论的差异和理论框架有关。并且鉴于阅读障碍的异质性和理论的不足,仍然不能对阅读障碍亚类型形成一个清晰又可靠的理解。此外,亚类型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亚类型的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这些差异不利于研究的推论和跨语言的比较;其次,认知任务水平匹配也可能导致结论的差异,在匹配阅读水平中,用的是词、句、识别任务或是理解任务,这些都可能成为后续分析和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最后,筛选任务的合理性问题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但并没有太多进展。对于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划分,应收集其他行为研究、生理心理研究、基因研究中的人文资料、学业成绩、教师评定、脑区激活模式、基因的遗传作用的相关证据进行信效度验证。
由阅读及认知特点或由模型理论驱动划分的亚类型只是研究视角的差异。理想的阅读模型能预期和解释各种阅读障碍亚类型,而阅读障碍亚类型各种认知特点的研究也有助于修正阅读模型。区分亚类型、探索亚类型的认知和行为表现背后的阅读机制,对阅读障碍的干预研究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eij A, Morfidi E. Core deficits and variable differences in Dutch poor readers learning English[J]. J Learn Disabil, 2006, 39(1):74-91.
[2]Goswami U. Phonology,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dyslexia: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J]. Annals Dyslexia, 2002, 52,141-163.
[3]Ho S, Chan D, Lee S, et al. Cognitive profiling and preliminary subtyping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J]. Cognition,2004,91:43-75.
[4]Shu H, McBride-Chang C, Wu S, et al. Understanding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s a Core Cognitive Construct[J]. J Educ Psychol,2006,98(1):122-133.
[5]Siok W, Perfetti C, Jin Z, et al. Biological abnormality of impaired reading is constrained by culture[J]. Nature,2004,431(2):71-77.
[6]Sprenger-Charolles L, Cole P, Lacert P, et al. On subtype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Evidence from processing time and accuracy scores[J]. Can J Exp Psychol, 2000, 54(2):87-105.
[7]Fletcher JM, Foorman BR, Boudousquie A, et al., Assessment of Reading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Research-Based Intervention-Oriented Approach[J]. J School Psycholy, 2002, 40(1):27-63.
[8]Morris RD, Stuebing KK, Fletcher JM, et al.Subtypes of Reading Disability:Variability Around a Phonological Core[J]. J Educ Psychol, 1998, 90(3):347-373.
[9]Borsting E, Ridder W, Dudeck K, et al. The Presence of a Magnocellular Defect Depends on the Type of Dyslexia[J]. Vision Res, 1996,36(7):1047-1053.
[10]Bakker DJ. Neuro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dyslexia[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35.
[11]Lorusso ML, Facoetti A, Pesenti S, et al. Wider recognition in peripheral vision common to different subtypes of dyslexia[J]. Vision Res, 2004, 44:2413-2424.
[12]杨志伟,龚耀先,李雪荣. 汉语阅读障碍的临床评定与分型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 6(3):136-137.
[13]Shu H ,Meng X ,Chen X, et al. The Subtype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Chinese:Evidence fromThree Cases[J]. Dyslexia, 2005,(11):311-329.
[14]刘文理, 刘翔平, 张婧乔.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初步探讨[J]. 心理学报, 2006,38(5):681-693.
[15]King WM, Giess SA, Lombardino LJ. Subtyping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via bootstrap aggregated clustering and the gap statistic:comparison with the double-deficit hypothesis[J]. Int J Language Commun Disord,2007,42(1):77-95 .
[16]Schatschneider C, Carlson CD, Francis DJ, et al. Relationship of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early reading development:Implication for the double-deficit hypothesis[J]. J Learn Disabil,2002,35(3):245-256.
[17]Vukovic RK, Siegel LS. The Double-Deficit Hypothesis: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vidence[J]. J Learn Disabil, 2006, 39(1):25-47.
[18]Manis FR, Seidenberg MS, Doi LM, et al. On the bases of two subtypes of development dyslexia[J]. Cognition, 1996, 58:157-195.
[19]徐光兴. 认知神经心理学中“二重通路模式”与阅读障碍关系的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5,23(4):59-64.
[20]Hillis A E, Caramazza A.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the interaction of semantic and sublexical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accessing lexical representations for spoken output[J]. Cogn Neuropsychol,1995,12:187-227.
[21]Han Z, Bi Y, Shu H, et 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mantic and sublexical routes in reading: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J]. Brain Language, 2005, 95:235-236 .
[22]Coltheart M, Rastle K, Perry C, et al. DRC:A 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aloud[J]. Psychol Rev,2001,108(1):204-256.
[23]Zevin JD, & Seidenberg MS. Simulating consistency effect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onword naming:A comparison of current models[J]. J Mem Language, 2006,54(2):145-160.
[24]Be′land R, Mimouni Z. Deep dyslexia in the two languages of an Arabic/French bilingual patient[J]. Cognition, 2001,82:77-126.
[25]Snowling MJ, Hulme C, Nation K.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kills in children[J]. Connectionism Read Skills, 1997,1(3):88-90.
[26]Zorzi M, Houghton G, Butterworth B. Two Routes or One in Reading Aloud? A Connectionist Dual-Process Model[J]. J Exp Psychol Human Percept Performance, 1998,24(4):1131-1161.
[27]杨剑峰. 汉字阅读的联接主义模型[J].心理学报,2008,40(5):600-700.
[28]陈洪波, 杨志伟, 唐效兰.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能力[II][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16(1):52-54.
[29]Chen X, Shu H, Wu N, et al. Stages in learning to pronounce Chinese characters[J]. Psychol Schools,2003, 40 (1):115-124.
[30]Ho CS, Chan DW, Chung KK, et al. In search of subtypes of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J]. J Exp Child Psychol, 2007, 97:61-83.
[31]Crisp J, Ralph M. Unlocking the Nature of the Phonological-Deep Dyslexia Continuum:The Keys to Reading Aloud Are in Phonology and Semantics[J]. J Cogn Neurosci, 2006, 18(3) :348.
[32]Bailey CE, Manis FR, Pedersen W C, et al. Variation among developmental dyslexics:Evidence from a printed-word-learning task[J]. J Exp Child Psychol,2004,87, 125-154.
[33]Borsting E, Ridder W, Dudeck K, et al. The Presence of a Magnocellular Defect Depends on the Type of Dyslexia[J]. Vision Res,1996, 36(7),1047-1053.
[34]Manis FR, McBride-Chang C, Seidenberg MS. Are speech perception deficits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J]? J Expl Child Psychol, 1997,66, 211-235.
[35]McDougall P, Borowsky R, MacKinnon G E,et al. Process dissociation of sight vocabulary and phonetic decoding in read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surface and phonological dyslexias[J]. Brain Language, 2005,92, 185-203.
[36]Milne RD, Nicholson T C, Michael C. Lexical Access and Phonological Decoding in Adult Dyslexic Subtypes[J].Neuropsychology,2003,17(3):362-368.
[37]Wydell TN, Butterworth B.A case study of an English-Japanese bilingual with monolingual dyslexia[J]. Cognition, 1999,70,273-305.
[38]McPherson W B, Ackerman PT, Holcomb PJ, et al.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licited during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Differentiate Subgroups of Reading Disabled Adolescents[J].Brain and Language, 1998,62:163-185.
[关键词] 食管癌;营养支持;肠内营养;肠外营养;并发症;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7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2(a)-0041-03
食管癌患者术后须持续胃肠减压,禁经口进食5~7 d,常致低蛋白血症与水电解质紊乱。术后早期给予营养支持已成为临床共识,这对于纠正营养失衡,促进伤口愈合,减少并发症意义重大。临床常用的营养支持方法有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与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两种方法,有报道长期应用PN会导致肠道黏膜萎缩、肠道菌群失调、胆汁淤积与肝脏损害[1],相比之下EN则更符合生理需求,有助于维持肠黏膜结构的完整性[2],临床营养模式已由PN为主转为EN为主[3]。近年来,也有单纯EN不能满足危重患者高能量消耗的报道[4]。根据多年临床护理实践经验,笔者未发现短期内应用两种营养支持方式的临床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为此,自2009年始,笔者对部分食管癌患者术后短期内早期应用EN与PN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对比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来自我院肿瘤外科2009年10月~2012年2月入院的食管癌手术患者92例。男54例,女38例;年龄45~62岁,平均(54.3±3.4)岁;上段食管癌22例,中段食管癌41例,下段食管癌29例;腺癌30例,鳞癌34例,小细胞癌28例。排除术前营养状况差,合并糖尿病、心肺疾病及肝肾功能不全患者。所有患者按照住院号随机单盲分为A、B两组,A组48例,B组44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患病部位、病理分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术后营养支持方法
所有患者术后均行早期营养支持7 d,第8 d开始予流质饮食,逐步过渡到半流质饮食,最终予普通饮食。术后早期营养支持方法为A组予鼻肠内管EN支持,具体为术前将鼻肠管经患者一侧鼻孔置于胃内,术中将鼻肠管送至十二指肠降段。术后1 d生命体征平稳后,遵医嘱给予EN支持。第1天试探性分3次给予600 mL温开水,每次200 mL左右,每次间隔3 h,观察有无胃肠道不良反应;第2天分3次给予能全力混悬液600 mL,每次间隔3 h;而后在患者耐受前提下逐步加量至1 000~1500 mL能全力混悬液,第6、7天最多可加至8 000 mL。患者状况允许下,第8天拔管,开始经口半流质饮食。
B组予静脉导管(PICC)PN支持。患者术后第1天按照热量125.5 kJ/(kg·d)、氮0.2 g/(kg·d)的日需量配给营养,肠外营养液由葡萄糖注射液、脂肪乳、乐凡命、多种维生素和电解质组成,按照与A组鼻饲量热量对等的原则确定每日滴注量,所有患者均24 h内匀速滴注。
1.3 观察指标
理化指标:分别于术前1 d、术后第7天检测患者血清白蛋白(ALB)、血清总蛋白(TP)与总胆红素(TBil)含量。康复指标:记录两组患者术后排气时间与住院时间。并发症指标:记录两组患者有无腹胀、呕吐、腹泻等胃肠道并发症及营养液反流致误吸、导管置管处静脉炎发生率等特发性并发症。满意度指标:采用5分制从舒适性与经济性两方面分5个等级(差、较差、一般、较满意、满意)访谈患者对营养支持方法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经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成组t检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不满足条件者采用Fisher 精确概率法,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有关理化指标
两组患者ALB、TP、TBil术后7 d均较之术前1 d有所下降(表1),其中ALB、TP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7 d B组ALB、TP、TBil指标均高于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术后康复指标
A组患者手术排气时间与住院时间均少于B组,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EN组患者胃肠蠕动功能的恢复要早于PN组。见表2。
2.3 并发症与满意度指标
并发症方面:术后7 d内,A组发生腹泻的比例要高于B组,B组出现腹胀、切口感染的比例要高于A组,以上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此外,A组患者发生营养液反流致误吸5例,B组发生置管处外周静脉炎2例。满意度方面:B组患者对舒适性的评分要高于A组,A组患者对经济性的评分高于B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论
食管癌患者体质进行性下降,术后机体处于应激状态,分解代谢尤其是蛋白质的消耗增多,多数患者处于负氮平衡状态,术后早期的营养支持可有效预防营养不良,提供好免疫功能,改善患者预后。传统的PN方法,可导致患者出现医源性饥饿综合征,长期使用会导致肠蠕动减慢,肠黏膜细胞群减少,肠道菌群移位、胆汁淤积及肝脏损害等缺点[5]。 近年来研究表明,胃肠道麻痹仅限于胃和结肠,小肠的蠕动和吸收功能在术后几小时即已恢复,早期实施EN能改善和维持肠道黏膜细胞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提高机体免疫水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6]。王平等[7]对EN、PN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对比,认为术后早期EN支持可以降低术后感染概率,减少切口愈合时间;同时患者会产生餐后饱腹感,有利于心理需求的满足。故而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提出,对胃肠道功能正常术后患者,EN是首选的营养支持手段[8]。
尽管实施EN方法有诸多优点,但易出现腹胀、腹泻等胃肠道并发症。由于鼻肠管体内开口端位于十二指肠下端,而十二指肠对渗透压、浓度、温度的刺激比较敏感,常引发肠痉挛的发生,最突出的症状便是呃逆;加之不适宜的鼻饲速度与营养液温度,可引发肠道菌群失调,继而出现腹胀、腹泻等临床表现,EN组中腹胀、腹泻发生率分别为6.3%、20.8%。同时,若鼻饲中,营养液输注速度过快或患者不合适,有可能因胃肠痉挛而致营养液的反流而吸入气道,由此可引发呛咳或呕吐,严重者引发吸入性肺炎。本例中EN组,有5例(10.4%)发生误吸,及时处理后未发生严重并发症。因此,护理人员应着重掌握EN的输注速度与营养液温度,操作中应尽量保持营养液控制在35~37℃的前提下,取半卧位或其他适当,遵循由少到多、由稀到浓、宁慢勿快的鼻饲原则,减少胃肠道反应与误吸的发生,增强患者的舒适度。
从PN组来看,术后7 d PN组TBil的含量与EN组差异不是很明显,提示肝损害程度相近;相反在ALB、TB方面略优于EN组;PN组在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时间明显长于EN组,但发生腹泻的比例小于EN组;同时,短期内PN组4.6%的患者发生静脉炎,9.1%的患者(对照组为4.2%)出现切口感染,在临床安全性方面略低于EN组。此外,PN组的成本明显高于EN,患者对PN的经济性满意程度不高。是不是因此就否定PN方法的临床价值?郑荣慧[9]对30例食管癌术后患者采用EN+PN方法,证明二者结合能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吸收功能的恢复,并减少二重感染的发生;姜英俊等[10]研究表明,EN+PN方法术后7 d患者血清内毒素、IL-6及TNFα均明显降低;董永红等[11]认为,EN+PN联合应用可及时补充液体和电解质,弥补肠道对EN的不适应,有利于短时间内扭转负氮平衡,增加蛋白质储备。
综上所述,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短时内应用EN与PN均可减轻术后体内蛋白消耗,二者的临床效果相仿,前者安全性略优。EN的主要优点集中在胃肠功能的早期恢复与经济性,PN的主要优点在于胃肠道反应较少, 舒适性较高。若将二者联合使用,临床效果更佳。
[参考文献]
[1] 邱文娟,陆爱文,钱霞芳.食管癌切除术后早期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的观察对比[J].齐鲁护理杂志,2009,15(20):74-75.
[2] 王丽娜,韩健美.食管癌、胃癌患者术后肠内外营养支持观察及护理[J].山东医药,2009,49(24):117.
[3] 黄世英,王楚华,李桂宝.45例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应用空肠内管饲的护理[J].中华护理杂志,2007,42(9):783-784.
[4] 罗玉华,黄红燕,张亚男.食管癌术后早期两种肠内营养方法的对比研究[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9,6(16):10-12.
[5] 刘海深.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研究进展[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1,27(24):77-78.
[6] 樊秀叶.食管癌和胃癌患者术后肠内营养支持护理体会[J].中国临床营养杂志,2008,16(2):111-112.
[7] 王平,韩继彪.早期肠内营养在食管癌切除术后应用的效果及护理[J].护理杂志,2008,25(9A):7-9.
[8] 朱明炜.规范化的围手术期肠外和肠内营养支持[J].临床药物治疗杂志,2008,6(2):52-55.
[9] 郑荣慧.食管癌术后患者肠内外营养并发症的对比观察及护理干预[J].山东医专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8(4):291-293.
[10] 姜英俊,孔心涓,田字彬.消化道术后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联合应用与单纯肠外营养的比较[J].中国临床营养杂志,2006,14(1):18-21.
西站路小学091班 王Z瑜莹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四年级一班的王Z瑜莹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书,真好!》。
我爱读书,从小就爱。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缠着爸爸妈妈问他们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一年中为什么有时冷,有时热?”“为什么妈妈能生娃娃,爸爸那么高大却不能?”他们常常被我问得哭笑不得:“快长大吧!书,会给你满意的回答。”爸爸不耐烦地说。于是,在每个夜晚,在柔和的灯光下,妈妈开始给我讲书上有趣的故事,听着听着,我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在悠蓝色的夜空中,我仿佛成了一颗长着翅膀的小星星,在宇宙中自由自在地翱翔……忽然,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故事中的小鹿斑比、善良的小矮人、可怜的流浪狗、流浪猫……
我爱读书,因为书还能使我懂得做人的道理。通过读书,我知道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丑恶。当白雪公主逃脱了恶人的诡计之后,我禁不住大声叫好;当神农重获新生时,我快乐无比;当福尔摩斯巧妙地揭穿骗局时,我的心才渐渐平静……
我爱读书。书是知识的宝库,是她,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生活;书,是人类的阶梯,是她,帮助我不断提高,不断进步;书,是快乐的源泉,是她,带给我幸福,带给我满足。读书,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