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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园翁莫把秋荷折,因与游鱼盖夕阳。——【宋】周密《西塍废园》
3、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唐】杜牧《秋夕》
4、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5、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 【唐】来鹄《偶题二首》
6、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宋】苏轼《赠刘景文》
7、夜半酒醒人不觉,满池荷叶动秋风。—— 【唐】窦巩《秋夕》
凋谢;凋;零;落;谢;凋零;凋落;凋谢;零落;飘零;枯;蔫;萎;干巴;干枯;枯黄;枯槁;枯干;枯萎;枯朽;萎蔫
凋零:草木凋谢零落。“秋霜过后,草木凋零。”飘零:花叶凋谢坠落。“黄叶驿零,已是深秋时节了。”也比喻遭到不丰,失去依靠,生活不安定。
枯黄:干枯焦黄。“过了中秋,树叶逐渐枯黄。”
相关成语:
秋高气爽秋风萧瑟秋色宜人一叶知秋、春种秋收、春兰秋菊、春花秋月秋风过耳、秋雨绵绵秋意深浓、秋兰飘香、丹枫迎秋、枫林如火、秋风习习、
秋;秋天;秋日;秋季;金秋;三秋<书>(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九秋<书>(九秋风露);劲秋<书>(悲落叶于劲秋);雁天<书>;旻天<书>;旻序<书>(请尊对旻序,高宴有余欢);阴中<书>(秋为阴中,万物以成);白藏<书>
初秋;新秋;早秋;头秋;小秋<书>;孟秋;上秋<书>;仲秋;暮秋;深秋;清秋;晚秋;残秋;季秋;寒秋<书>;凛秋<书>
残秋:秋之末尾。
寒秋:深秋。季秋:秋之末。
孟秋:秋季开始的第一个月。秋令:秋天。也指秋天的气候。
秋收:秋季的收成。秋收季节。
秋景:秋天的景色。同义的有:秋色(秋色宜人);秋光(大好秋光)。“秋景”也作“秋收”解:今年秋景很好。
秋风:入秋后吹的风。秋风萧瑟天气凉。
金风:秋风。还有:商风<书>(商风肃而寒生兮);商飘<书>(岁暮商飘飞);寒商<书>(寒商动秋闺);鲤鱼风(九月鲤鱼风)阊阖风<书>
秋风萧萧;秋风萧瑟;秋风瑟瑟;金风送爽春花秋月;秋月春风;秋月春花;秋月寒江;晴云秋月;天高云淡;红衰翠减;霜天红叶;枫林尽染;一叶知秋;霜叶知秋;秋阳杲杲;丹枫迎秋;秋风红叶;天高气清;秋高气爽;秋高气肃;秋高马肥;金桂飘香;桂子飘香;稻谷飘香;无边落木萧萧下;春华秋实北雁南飞雁是侯鸟,北方进人深秋时,雁便往温暖的南方飞去。
寒蝉凄切天冷蝉不再叫或低声叫,发出的声音凄凉悲切,象征着深秋季节。例:“寒蝉凄切,冷雨初歇。”
金风送爽金风,秋风。秋风送来凉爽,是仲秋以前的气候。金,秋风吹拂过的树叶都逐渐呈现出金黄色,继而脱落、飘零。所以用“金”来形容秋风。也有的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季节演变,秋属金,故称秋风为金风。
秋风瑟瑟瑟瑟,风吹物的声音。秋凤吹物发出瑟瑟的响声,借此表示秋天的景象。秋高气爽秋天空气清新,天也显得很高很蓝。这是秋天的特有景色。也常说成“天高气爽”。例:“秋高气爽,牛羊肥壮。”
(一)管理思维预设决定了管理思维的基本方向
管理思维预设的选择决定了对管理本身在思维中的功能,决定着管理思维要素的选择,进而决定着管理体系的功能导向。理性思维是逻辑思维,它首先必须解决思维的逻辑前提问题,即思维预设或假设问题。管理思维预设包括管理本质预设和人性假设。前者指的是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或手段,也是一种本体性活动。如果仅将管理设定为一种手段,那么管理就成为任由人们支配的对象,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对管理的需要来构建管理体系,管理作用的发挥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随意性。如果将管理界定为一种本体性活动,管理本身便具有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而且这种本质规定性将制约管理要素的选择和管理体系的构建,管理功能的发挥也将在一个规范的空间内波动,管理价值的实现基本得以保障。后者涉及的是管理对人的认知与态度问题,是将人的某个层面或方面特征拿来作为人性假设,还是将人的整体特征作为人性假设,决定了管理对人(员工)的认知是否全面,决定了管理对策选择的合人性与有效性程度。
(二)管理思维路径决定了管理思维的出发点与指向
传统管理思维是一种典型的科学管理思维,其逻辑起点是组织效率,即传统管理思维将保障和提高组织效率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目标追求,这是由科学管理原理的出发点所确定的。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明确阐明了其思想逻辑,即通过企业效率的提升来扩大企业的财富总量,以此来缓解劳资矛盾。为此,泰罗将效率诉求作为其科学管理原理的基本出发点,由此确立了科学管理思维的逻辑起点,并成为日后管理思维逻辑起点选择的基本典范。将效率作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科学管理思维的必然。一方面,实现必要的效率是保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组织主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讲,将效率作为管理思维的逻辑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的本质诉求。另一方面,科学管理原理诞生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整个社会处于物本时代,物质因素、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以此为基础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心理。除此之外,科学管理原理诞生前,管理尚处在经验管理阶段,管理缺乏科学性与有效性,管理效率与实践效率无法满足资本牟利的需要,对实践过程进行科学的设计与规范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从工程学角度入手,对社会实践的行为与工具进行规范,进而对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员选择与管理进行规范,从而开启了科学管理之路。
由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为发端的系列管理思想的提出,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效率,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科学管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以效率导向为基本特征的科学管理思维由此成为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管理的主体思维。尽管如此,科学管理思维逻辑起点的本体性缺失———没有从管理的本体性出发将组织中的人,尤其是员工的生存与发展诉求作为管理思维的逻辑起点,管理思维的逻辑起点呈现重物轻人的严重缺陷,由此奠定了管理异化或物化的基因。思维方法论是管理思维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思维要求选择科学的思维方法来认知、分析问题,进而对问题作出理性判断。思维方法合理与否,直接决定了认知的合理性,进而影响思维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管理思维方法包括一般性方法与特殊性方法,前者表现为管理的一般原理,后者表现为体现具体管理领域特性的专门原理。现代管理普遍选择系统原理、人本原理、效率或效益原理与权变原理作为支撑管理思维的一般原理。作为思维方法论,这些原理提供了思考管理问题的出发点、视角与限阈以及基本原则等。借助这些基本原理,管理思维试图实现对问题的系统、辩证认知与判断,为解决管理问题提供具体目标和路径。当下管理一般方法论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具体原理内涵的界定存在明显的分歧,一些界定明显背离管理的本质。现行系统原理基本上限于从组织内部来认识组织管理面临的问题,对组织责任问题的界定过于狭隘,组织的本体性在系统思维中缺乏充分体现,使命观难以成为组织的核心价值观,组织管理思维常常出现明显的价值取向缺失,组织管理对策选择难以持续、有效地满足社会需要,组织竞争力的提高缺乏有效的思想保障;效率原理体现了管理的本质,但如何界定效率却是当下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与系统原理相适应,当下管理界通常从组织自身出发来界定组织效率,所界定的效率指标更多表现为物的方面和形式上的数据。如此界定效率,最大的问题在于组织的效率追求常常背离组织的基本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组织社会责任缺失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越发引起社会的关注表明我们的管理在社会责任的担当方面尚存在明显的缺失,完善效率观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与关键;现行人本原理基本上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本原理,即以人力资源为本。尽管这种意义上的人本原理体现了当今时代管理转型———从重物的管理转向重人的管理的内在诉求,但从人所拥有的物———人力资源出发来思考管理问题,进而思考实现管理转型的对策却面临明显的管理悖论———工具人思维所选择的管理实践无法有效满足作为组织主体的员工的合理诉求,自然无法有效激励员工认同组织管理对策,自然也就难以激励员工不断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组织人力资源的价值也就无法充分实现;权变原理是管理的情景性对管理方法论提出的基本要求。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各种公共部门,包括国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习惯于根据上级指令、政策开展工作,缺乏自主调整发展战略与对策的思维,由此而来的是,各类公共部门管理与发展转型进展十分迟缓,面对国际竞争,我们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二、当下我国人事管理思维应有的预设与阈限
作为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事管理思维必然体现管理思维的基本特性。同时,随着管理学研究的深入,管理思想的变革也在推动着人事管理思维的变迁。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那样“: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此,从管理本体论出发,认真梳理当下人事管理思维的基本情形,为人事管理思维指明应有的逻辑与阈限成为人事管理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人事管理的本体性与人事管理思维预设
从本质上讲,管理是一种本体性活动,即管理源于人并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诉求。管理的这一本质决定了真正的管理实践必须是时刻围绕人的需要与特性而展开的一种社会活动。遗憾的是,受社会分工及其所引发的分工思维的影响,现实中的管理出现了明显的异化倾向———限于组织或行业的局限,我们为具体管理所确定的前提常常背离管理的初衷,为管理所确定的目标常常背离员工的生存与发展诉求,或用某些局部诉求替代员工的全部诉求。解决现实人事管理异化问题,除了需要创新和完善现有人事管理理论外,完善人事管理思维是十分重要的途径。而选择合理的思维预设则成为完善人事管理思维的首要环节。从当下管理所面对的挑战以及人本管理淤的内在诉求出发,人事管理思维预设应包括如下内容:首先,人事管理存在的前提预设。从管理的本体论出发,即管理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出发来界定人事管理的基本前提是我们科学选择人事管理前提假设的基础。管理同时承担着内部责任与外部责任,要求我们通过对内外责任履行对思维的基本要求出发来界定人事管理思维的基本前提。就内部责任而言,人事管理承担着有效平衡员工利益诉求与组织效率诉求的责任。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人们之所以加入社会组织并接受组织的管理是社会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根本途径,因此,满足员工的利益诉求成为人事管理的根本责任,也是人事管理思维的基本出发点和思考人事管理对策永恒的价值诉求。而员工利益的实现又直接依赖于组织的发展,因此,为组织发展提供应有的效率保障成为人事管理的首要任务,效率思维也就自然成为人事管理应有的基本思维。而满足员工利益诉求和组织效率诉求之间的非完全一致性则决定了有效平衡员工利益诉求和组织效率诉求是人事管理思维经常面对并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否则,人事管理的合法性和功利性均无法得以持续实现;就外部责任而言,组织所承担的社会义务赋予组织人事管理当然社会责任,即人事管理首先必须对员工的社会性进行相应的规范,以确保组织行为的社会可接受性,尤其对于竞争性组织而言,在形象问题越发重要的当今时代,组织社会行为的可接受性直接影响到组织社会功能的实现。其次,组织人事管理必须为准备进入组织的社会人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以确保人的实践性得以公平地实现。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人事管理存在的前提设定为:为组织效率以及人(包括员工、拟进入组织的社会人以及组织服务对象)的利益实现提供保障是人事管理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人事管理合法性的基本体现。人事管理存在的这一基本前提决定了建立在单纯的效率导向思维基础上的传统人事管理的局限性。其次,人事管理人性假设。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预设,人性假设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人在管理思维中的地位以及人事管理思维结果的合人性。
传统人事管理的本体性缺失注定了其所选择的人性假设的片面性。传统人事管理思维所选择的“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自我实现人”假设,都是从人的某方面特性出发来认识人,而且从抽象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人,忽视人的个性差异。“复杂人”假设尽管注意到了人的个性差异,但缺乏从人的全面性出发来认识人、对待人。按照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事管理应选择“全面发展人”作为基本人性假设。“全面发展人”假设体现了管理的本质诉求,即人是管理的目的,从员工的全面发展诉求出发来认识和思考与员工管理有关的各种问题,在思维层面实现手段人与目的人的统一,从根本上保障了管理的本质诉求在人事管理思维中的体现,进而确保了人性化诉求在人事管理思维中得以实现。现实中“,人本管理”字样频繁出现在有关员工管理的各类文献之中。仔细研读可以发现,相当多的作者是从人力资源而不是人这个意义上来使用“人本”这个词的。由此而来的是,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意义上的人本,即“以人力资源为本”意义上的“人本”和“以人本身为本”意义上的“人本”。管理的本位性决定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人本”对人事管理思维的影响是根本不同的。
(二)人事管理思维阈限
思维是围绕对象而展开的心理活动,为思维确定合理的思考范围,确保思其该思,保障思维的系统性,是保障思维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在社会责任伦理驱使下,现代管理的复杂性越发明显,即现代管理正由传统的简单性思维发展为复杂性思维。作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思维的复杂性在人事管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当下的人事管理思维必须做到人与组织的有机统一,组织与社会的有机统一,精神与物质的有机统一,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如此众多的有机统一最终借助于人事管理思维阈限的合理界定来完成。具体说来,人事管理思维阈限包括:
1.关系阈限
人事管理是围绕人事关系展开的一种现实活动,通过特定人事关系的构建、维系或调整来推动组织实践发展,满足员工的合理利益诉求是当下人事管理的基本行动路径。人事关系由职位间的关系、人与职位的关系以及共事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人事关系由静态和动态两方面人事关系组成。前者指组织中可见的职位间的关系、人与职位的关系以及共事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指可感知的组织实践过程中上述关系的互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同时又受制于人事管理理念与原则的影响。职位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静态人事关系的构建主要是围绕员工的有效选择而进行的动态性建设与维系,即围绕员工个人间、员工个人与所在的群体间、不同群体间、群体与组织间以及组织与社会间的关系来选择合适的员工构建、维系或调整特定规格的员工队伍,以确保组织人事关系的活力与效率性、价值性,进而为动态人事关系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必要前提。在构建静态人事关系过程中,人事管理思维需要从人事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确定思考问题的关系阈限,并以此为基础来选择构建具体人事关系的路径与原则。从确保人与职位匹配性角度出发,我们一般立足求职者个人的素质与职业兴趣等来思考问题,遵循的是适才适所原则和公正与公平原则;从提高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和人事关系生产力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立足员工群体结构,贯彻互补原则;从提高人事关系的激励性与价值性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放眼组织和社会,通过贯彻竞争原则和内部调整与外部引入相结合原则来选择合适人选组建新的人事关系,既弱化资历因素对人事关系构建所带来的惰性影响,又为激励组织内部具有潜力的优秀员工发展,进而为优秀员工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提供必要舞台给予前提保障。
动态人事关系的构建所要解决的是组织实践中员工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有效性以及员工间心理与行为互动的有效性问题。构建动态人事关系过程中,我们要从本体论思想出发,将人事管理的的目标界定为将组织打造成员工命运共同体,为员工实现自身价值和不断发展提供平台保障。为此,在思考影响动态人事关系的管理问题,如考核、培训或人力资本投资、激励、职务调整、薪酬与福利、保险、退休等直接关系到员工个人利益和员工间利益关系等问题时,必须尽可能充分回应组织中不同类型员工的利益诉求以及组织能为员工利益诉求实现提供的可能性,在平衡两者的基础上,选择有利于能激励组织所有员工的人事管理对策,构建富有活力、生产力性和价值性的人事关系。受分工思维的影响,传统人事管理在处理动态人事关系时缺乏团队思维,导致员工间心理距离与行为不配合情形普遍存在,建立在人的社会性基础上的被认同、被接受心理,以及渴望在组织中实现不断发展的诉求受到抑制。尤其对年轻员工而言,进入一个组织所怀的各种理想的实现离不开组织中有经验的员工的提携、呵护,在业务上尤其需要融入相应的团队,以使其尽快熟悉业务,并在团队中实现自身工作能力和业绩的的不断提升。鉴于此,当下人事管理思维应从员工个人和组织整体互动关系角度出发思考相关管理问题,以解决现代组织实践发展对团队心理与团队行为的需要问题。
2.内容阈限
人事关系承载着价值,赋予人事关系以应有的价值成为人事管理有效性的关键,而确立人事关系价值内涵的范围则构成了人事管理思维的内容阈限。解决人事管理思维的内容阈限问题,必须立足于人事管理的本质,即人事管理是一种属人的、为人的管理。这里的人不单纯是组织内部的员工,也包括社会上的公众,即组织的潜在员工和组织的具体服务对象。其中,满足员工合理利益诉求是人事管理的首要责任,对员工利益诉求的满足既需要不断提高组织效率来实现,更需要在实现效率过程中对员工进行有效的职务安排、培训、激励、薪酬、保险等直接的人事管理实践来满足;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则主要通过为拟进入组织的社会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在提品与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来实现。对外部公众,人事管理的责任在于从组织的本体价值出发,对员工与外部公众的工作交往行为进行规范,并据此对员工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以促使员工从组织、社会和自身的利益诉求实现的角度出发规范自身的行为,以此来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通过和谐人事关系的构建及其作用的发挥来影响员工的心理与行为,以推动组织发展和员工利益诉求的实现是人事管理发挥作用、实现自身价值的基本途径。为此,人事管理思维一方面必须把握员工心理诉求的基本特征,即当下各类员工的物质和精神诉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另一方面必须把握组织发展和组织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人事管理提出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通过员工利益诉求对人事管理实践的要求和组织效率诉求对员工行为要求之间的临界关系的科学界定,确定人事管理在构建与维系具体人事关系时必须满足的标准与原则,确保所构建的人事关系同时保障组织的效率诉求和组织内外人的利益诉求的实现。在这方面,当下我们的人事管理思维必须回避“服从思维”的负面影响。
受科学管理思维的影响,现实中的人事管理在对人事关系内容的思考上常常用效率来抑制员工的利益诉求,即认为员工的利益诉求应服从组织的效率诉求,员工个人的利益诉求应服从组织整体的利益诉求。服从思维明显背离了人事管理的基本责任,因为管理的本体性要求人事管理思维必须从员工的利益诉求出发来审视具体人事关系的价值,在平衡员工利益诉求和组织效率诉求的基础上选择具体的人事关系。现实中,党政机关更多地把领导职务视为满足员工利益诉求的支点,由此在公务员中形成了只有不断升官才是真正发展的心理(尽管从职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思想出发,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升官对公务员利益诉求的满足毕竟是有局限的。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以及从服务社会中获得价值认同与责任感、使命感的提升不仅是社会对公务员的期待,也是公务员精神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支点。此外,领导指数的有限性决定了上述认识与实践无论是对大多数公务员而言,还是对组织而言都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3.时间阈限
人事管理思维对象发挥影响的时间周期构成了人事管理思维的时间阈限。从组织长远发展和员工发展的历时性出发,人事管理思维应做到现实性与未来性的有机统一,即人事管理在思考具体人事关系问题时,必须兼顾其对组织和员工的现实和未来价值,从兼顾组织和员工现实生存需要与未来发展需要出发,选择相应的理念、原则来构建特定的人事关系,以发挥所构建的人事关系对组织实践和员工发展应有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当下,人事管理在思考和处理员工招募、员工培训、组织人力资源建设规划等直接影响组织和员工发展的人事关系时,明显缺乏应有的未来维度,即人事管理在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时体现出明显的短视性。具体表现在“,命运共同体思想”没有成为思考员工招募问题的指导思想,对准员工,尤其是首次进入社会组织的员工提出过高的要求———当下众多组织要求刚刚离开校门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具有社会经验,这种要求既背离实际,使许多大学毕业生不能尽快进入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同时又背离了有效人事管理的内在诉求,导致组织无法获取有潜质的人才。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机理而言,社会组织面对这些新人,应该看重的是现有素质及其潜能,从是否具有可塑性的角度来选人;人力资本思想没有成为思考员工培训问题的指导思想,组织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组织人力资本提升程度明显滞后于组织发展和员工发展诉求,导致组织实践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支撑,员工发展诉求受到组织的抑制,员工工作动力不足,组织实践缺乏活力,员工队伍生产性低下;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以员工生存和发展为本思想没有成为思考组织人力资源建设规划的指导思想,人力资源建设规划缺乏长期性,组织人力资本储备无法满足组织持续发展的需要,员工自身发展更常常面临能力不足的瓶颈。
关键词:羽毛球;消费行为;形成因素
中图分类号:GS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1-0024-04
“花钱”进行体育健身锻炼正在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消费需求。这种趋势体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行为开始向着多元化方式转变。在这些体育健身锻炼活动中,羽毛球项目是城市居民喜闻乐见的消费选择,且逐渐成为健身活动消费的主流产品之一。为此,本文基于这一社会现象,以羽毛球活动消费行为为调查内容,探索是什么因素与居民体育健身消费行为的形成有关。体育健身的消费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行为,它在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消费的产品。这样,本文在分析羽毛球健身消费行为的形成因素时,主要采用“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模型”理论,把羽毛球场馆健身服务项目作为一个产品来看待,主要考察羽毛球活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的解释理论认为消费行为主要与产品的刺激因素、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反应因素有关。霍华德・谢思提供了一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来解释消费行为的关系。这样,本研究的思路是,通过对各要素的考察,了解羽毛球参与者消费行为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图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在杭州市六大城区的经营性羽毛球场馆中进行消费的参与者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随机抽样。对其中31家场馆中的550名消费者(平均年龄为M=32.4岁,SD=7.4。其中男性=33.2岁;女性=30.7岁)进行问卷调查。
1.2 调查问卷 依托“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模型”理论设计问卷,其中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主要是通过考察消费者对场馆服务、符号认同、社会交流的评估来实现的。进一步,根据该模式,消费行为外在因素定义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闲暇时间等。但考虑到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为分类变量,无法做相关分析,故本研究只把羽毛球参与者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作为消费行为外在因素;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包括参与者对羽毛球运动消费的动机、需求、偏好三个要素;消费行为的反应要素定义为参与者对羽毛球运动消费的态度、打算进行羽毛球消费的意向。而消费行为的操作定义为消费经历、消费频率、消费时间、消费支出。
关于问卷的结构效度,在大量发放量表前,我们首先做了30个被调查者的试验性鉴定,采用因素分析。共剔除3个条目后,总贡献率在75%,符合使用条件。问卷的信度,我们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刺激因素α=0.73;外在因素。=0.67;内在因素α=0.79;反应因素α=0.81;消费行为α=0.74。另外。重测信度相关总分指标为γ=0.8。各分变量分别为,刺激因素的γ=0.81;外在因素的γ=0.66;内在因素的γ=0.83;反应因素的γ=0.80;消费行为的γ=0.70。符合信度的要求。
1.3 研究过程 本研究对随机抽取的消费者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调查550份,收回496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后。最终有效问卷为440份,有效率80%。应用SPSS11.5,采用常规统计、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所获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 根据霍华德・谢思的消费行为模型,消费刺激因素应该会作用消费内部因素,引起消费行为,其中消费刺激因素与内部因素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为了验证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否在这一关系上体现出关联效应,我们把调查所获得的消费刺激各因素的得分(共包括实质刺激、符号刺激、社会刺激三个维度)与内在因素的得分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行为刺激因素各指标与内在因素都存在着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知道是否消费行为刺激各因素都能够预测内部因素,从而验证理论模式对我们调查数据的解释度。我们建立了以刺激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分层回归模型方程,按照消费行为刺激子因素γ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实质刺激输入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然后是符号刺激,最后是社会刺激。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13%的变异(γ2=0.13),接近大的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基本符合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表达式。但是。分层回归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符号刺激和社会刺激的独立预测效应均为0.00(表1),说明不具备统计预测作用,故应从回归方程模型中剔除。这样,实际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中只有实质刺激对内在因素具有预测作用,而符号刺激和社会刺激不能对内在因素产生影响。分析结果说明,在我们的调查人群中,消费者更看中的是场馆实际所提供的服务和场地设施,并以此作用内部因素来决定是否购买。而对场馆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和羽毛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在意。我们的分析结果实际上提示了在现阶段羽毛球运动作为一个休闲产品,其价值结构的概念还处在一个形成时期,消费者在该产品的选择中。更加追求的是务实的消费心理。
2.2 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 根据理论,消费刺激因素应该会作用消费内部因素,间接引起消费行为的反应,其中消费刺激因素与反应因素存在着一定的预测关联关系。相关分析反应因素与刺激因素以及实质刺激因素存在着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实质刺激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8%的变异(γ2=0,08),达到中等的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消费行为实质刺激与反应因素的关系表达式。在我们的调查人群中,消费者更看重的是羽毛球场馆实际所提供的场地设施,服务质量,技术能力和价格方面的因素,并以此作为评价来衡量是否要继续消费。场馆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和羽毛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在意。
2.3 消费行为刺激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根据理论模型。消费刺激因素应该通过消费内部因素,间接作用消费行为,为了验证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否在这一关系上体现出关联效应,我们把调查所获得的消费刺激各因素的得分(共包括实质刺激、符号刺激、社会刺激三个维度)与消费行为各个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显示,刺激因素以及其他的分变量均和消费行为的各分变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前面的研究中已经表明,实质刺激对于内在因素有着较高地预测性,这说明我
们的调查数据符合模型的解释,消费者目前的消费行为基本符合经济规律。刺激因素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内在因素,再引起消费行为。
2.4 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 因为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中的性别、职业及文化程度不是连续变量,因而无法做相关分析。所以,我们将可作为连续变量的:羽毛球参与者的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作为我们的研究指标,检验它们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是否存在着关联关系。结果显示只有收入水平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消费者收入水平作为预测变量输入到回归方程中,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1096的变异(γ2=0.10),接近大的效应值。说明理论模式指标中只有收入水平可以解释羽毛球服务项目消费行为的内在引起因素,年龄和闲暇时间都不起作用。
2.5 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 依据我们引用的理论,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等消费行为外在因素应该会作用消费行为内在因素,间接影响消费行为的反应因素。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测关联关系。为了验证这一关联效应,将三个变量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反应因素的得分先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只有闲暇时间与消费行为反应因素存在相关。接着,我们建立了以闲暇时间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内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表达式。
2.6 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根据我们依托的理论,消费者年龄、收入水平及闲暇时间等消费行为外在因素应该通过内在因素间接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发生作用,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测关联关系。我们将三个变量与消费行为各指标的得分先进行相关分析,筛选出不相关的因素,以便用于下一步的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存在统计学意义,我们建立以收入水平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8%的变异(γ2=0.08),达到中等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表达式。
相关分析还显示:消费者年龄、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消费经历、消费频率存在统计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年龄、收入水平为预测指标的分层回归模型方程,分别与消费行为的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按照γ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收入水平输入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然后是年龄。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年龄与消费经历总方程模型解释了11%的变异(γ2=0.06),收入水平与年龄的独立预测效应分别为0.09和0.02,达到中小效应值(表2);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年龄与消费频率总方程模型解释了6%的变异(γ2=0.06),收入水平与年龄的独立预测效应分别为0.04和0.02,达到中小效应值(表2)。说明以上2种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成立。
相关分析也显示: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者闲暇时间与消费时间存在统计学意义。我们建立以收入水平、闲暇时间为预测指标的分层回归模型方程,按照γ值大小的顺序,首先将收入水平输入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然后是闲暇时间。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6%的变异(γ2=0.06),收入水平与年龄的独立预测效应分别为0.04和0.02,达到中小效应值(表2)。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基本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闲暇时间与消费时间的关系表达式。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各个指标都具有预测性,是决定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收入是维持一定生活方式的必要前提条件,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会有所增加。消费者的闲暇时间只对消费者的消费时间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即消费者收入水平越高,闲暇时间越长,则消费时间也会随之增加。这一现象充分验证了满足体育消费必须具备的外在条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体育消费是满足人们发展与享受需要的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一定的闲暇时间。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高,收入来源越稳定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随之增长,消费心理随之活跃,他们对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感就越强。因而更重视享受型消费,对闲暇生活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从目前的调查看,中高收入的消费者,以及拥有宽裕闲暇时间的消费者是羽毛球消费主要的消费群体。
2.7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 依据我们引用的模型。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会作用影响消费者的反应因素,引起消费行为,其中消费内部因素与反应因素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相关分析显示反应因素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存在着有统计意义的相关关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内部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总方程模型解释了28%的变异(γ2=0.28),达到大的效应值。说明该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成立的,符合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与反应因素的关系表达式。
2.8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如同我们引用的理论,消费者内在因素在外在因素及刺激因素的作用下,引起消费行为,其中消费内部因素与消费行为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相关分析显示,内在因素与消费经历、频率、时间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但与消费支出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
在以上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知道消费行为内在因素是否能够预测消费行为中的消费经历、频率以及时间,从而验证理论模式对我们调查数据的解释度。我们建立了以内在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别与消费行为三个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内在因素与消费经历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效应值(表4);内在因素与消费频率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4%的变异(γ2=0.04),达到中等效应值(表4);内在因素与消费时间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效应值(表4)。结果显示,以上3种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内在因素除对消费支出不具有预测性外,对消费行为其他指标都具有预测性,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要会出现新的趋向,根据西方营销理论的研究,这时将进入感性消费时代。这一阶段的消费者进行消费是为了满足一种情感上的渴望或是追求某种特定商品与理想的自我概念的吻合。在感性消费需要的驱动下,消费者往往消费的是一种总能与其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羽毛球项目具有全面增强体
质,趣味性,娱乐性又有安全性,同时老少皆宜的特点。因而羽毛球消费正好符合了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高层次需要,它能使消费者的精神更为愉悦,个性得以实现,感情获得满足,同时满足人们强身健体,社交娱乐的动机,很多消费者对羽毛球项目具有较强的偏好。基于这样强烈的需求,明确的动机与偏好。消费者的消费经历、消费频率、消费时间,自然会随之而不断增加,尤其是消费频率随之改变的幅度将会最大。而有趣的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并没有随着内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说明羽毛球参与者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基于理性消费,基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消费,而不会因为内在需求程度而随意增加或减少消费支出。
2.9 消费行为反应因素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为了观察消费反应因素与消费行为是否也存在着预测的关联关系,我们把调查所获得的消费反应因素的得分与消费行为各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反应因素与消费频率、消费时间及消费支出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但反应因素与消费经历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以反应因素为预测指标的回归模型方程,分别与消费行为三个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反应因素与消费频率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7%的变异(γ2=0.07),达到中等的效应值(表5);与消费时间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3%的变异(γ2=0.03),达到小的效应值(表5);与消费支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方程模型解释了2%的变异(γ2=0.02),达到小的效应值(表5)。结果显示,以上3种预测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反应因素除对消费经历不具有预测性外,对消费行为的其他指标都具有预测性,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中,这些关系相对重要的是消费态度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态度是指人们对客观实物或观念等社会现象所持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反应倾向可以是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消费者的态度即指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商品或服务等表现出的心理反应倾向。消费者的态度对消费行为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于羽毛球消费者态度的了解,可推断出其行为状况,也可以预测出羽毛球消费市场的前景与潜力。
3 羽毛球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论证了霍华德・谢思的消费行为理论,各因素间的传递作用是存在的。同时根据前面已经阐述的影响因素关系,证实了,各因素间不光有传递相互间还有直接作用,与霍华德・谢思的消费行为模型有所区别。因此本研究构成了羽毛球参与者消费行为过程的模型(图2)。
从我们构建的羽毛球消费者消费行为过程模型看,消费行为实质刺激并不直接作用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内在因素和反应因素间接作用消费。这与假设的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的解释理论有一定差异。这说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处在一种理性消费的状态,他(她)们对于羽毛球场馆实际所提供的场地设施,服务质量,技术能力和价格会进行评价并衡量,由此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消费。场馆是否具有品牌效应和羽毛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外在因素(如收入、闲暇时间和年龄)可以直接作用消费行为。消费行为外在因素中,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于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具有一定作用。同时,消费者收入水平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经历、消费频率、消费时间以及消费支出。这说明,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决定城市居民消费者羽毛球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消费者的年龄对于消费者的消费经历与消费频率具有一定影响,消费者的闲暇时间的直接影响长消费行为反应因素,同时对于消费者的消费时间也有作用。
消费行为内在因素对于消费行为反应因素具有影响作用,说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需求、动机以及对于项目的偏好程度可以影响消费者消费态度及今后购买打算。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内在因素(消费需求、动机、和项目偏好)又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经历、消费频率以及消费时间。但是对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这说明杭州市羽毛球消费者的需求、动机和偏好不能决定消费了多少。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反应因素(消费态度)可直接作用与消费者的消费频率、消费时间及消费支出,消费者对于羽毛球项目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4 结论
1)杭州城市居民羽毛球消费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遵循霍华德・谢思消费行为的解释理论;
2)羽毛球消费刺激因素是通过内在因素和反应因素间接作用消费行为;
3)羽毛球消费外在因素可直接影响消费行为。同时。外在因素中的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会影响消费行为内在因素;
关键词:计划生育;避孕器具;社区服务
二战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比开发我国家低、生产总值反而高,且人均生产总值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呈现两极化,也由此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增长。推估探究其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主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发我国家人口增长加速,而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则减缓,导致劳动力供给量超过需求,就业也产生压力,而伴随著失业和非充分就业, 形成人口增长快速的开发我国家贫穷的社会问题,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环境结构良好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成长很重要的关键。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便是孕育而生的重要国策,其中社区是一个最基础的单元,在社区中满足群众对避孕药具的需要和生育知识的普及、护理是极其重要的。
1调查对象
为了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了解,本人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调查。本次调查对象是社区育龄夫妻(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对象),A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市民交叉居住。社区内有小学校、中学学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便民服务设施。回收的29份有效调查问卷中,以25~40岁的育龄夫妻为主,其中25~30岁育龄夫妻有12对,占调查总数的41.4%。30~40岁育龄夫妻有17对,占调查总数的58.6%。
2结果
其中,年轻女性希望进一步通过社区学习生育健康知识的比例为93.7%,喜欢的学习方式以电视录像和报刊杂志为多,占53.0%~92.0%的人需要生育健康知识咨询和指导服务。育龄夫妻希望获取避孕节育知识服务的渠道依次为: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广播电视、妇幼保健所和医院,他们认为提供这些信息和服务最好的方式分别为:建立免费热线电话、开设未婚青年人咨询点、举办讲座和学习班等。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定期组织宣传,提供免费书籍和读物,尤其渴望能够和专业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得到专业指导和帮助。由此可见,育龄夫妻对避孕节育知识的社区服务渴求程度相当高,他们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更多的避孕节育知识,希望得到更好的避孕节育咨询和指导服务。但同时外来育龄夫妻计划生育、避孕节育的需求较低、表现为50%的人不希望计划生育干部提供避孕措施,有近50%的人对理想的计划生育宣传形式没有做任何回答,88.75%的人表示在计划生育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实际上他们连选择避孕药具的能力都不具备。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和供给矛盾,从居民方面需求方面看,拒绝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三位原因分别是病情较轻、医疗费用过高和看病麻烦时间长,尤其是一些育龄夫妻中的育龄夫妻收入不高对医药费用支出有恐慌心理,并且以这些病为耻,讳疾忌医,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加上居民习惯去药店买药进行自我治疗,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有病不去看,实行自我治疗应该建立在人们具有一定的保健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的基础上,但目前多数人因为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和医生指导,尚不具备实施自我治疗的条件,非常容易造成不利影响,如耽误病情、药品副作用等等。从社区卫生服务供给方面看,目前,缺乏保健教育经费、健康教育、保健咨询等宣传材料费用均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因费用短缺,预防疾病和健康教育的宣传又不能获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使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处于两难境地,致使居民的健康意识不能迅速提高,保健意识淡薄。由于缺少足够的经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把有收益的临床医疗工作作为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重心,几乎80%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都从事着临床医疗工作,存在着较明显的重医轻防现象。
3如何普及计划生育知识控制人口
因此,本文认为,社区计划生育知识普及与避孕药具发放的首要环节是思想教育措施,它关系着计划生育长久维持的关键。社区可以通将计划生育通过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宣传,期望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意义与具体做法传达给大,将其融入生活当中技术措施。
3.1在避孕药具的技术措施方面 应按照生物学生育观念对生育进行科学技术干预,如避孕、结扎、绝孕等药物或医学技术,这在现今医学技术的进步中已经普遍被使用,对于计划生育的推行将有很大的作用,社区应加大通过免费或优惠的医学渠道加强节育的措施。
3.2计划生育推广与管理上的行政组织措施 主要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颁布指示、命令、决议使人民采纳并遵守。另外与有关部门合作配合, 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业发展体系。将避孕器具管理机制带入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项目,将生育与生殖健康视为一种"国家事业"或"社会事业"发展,为此必须规范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品市场,完善产品品质认证、质量管理、以市场监督为重点的管理制度,提供完善良好的避孕药具及优生和谐家庭环境。
3.3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质量监控体系 针对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手术常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规范》为主体的法规规范和标准规范进行实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与职业资格制度审核,完善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估,并强化执法监督。
3.4建立及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创新长期机制 就人口发展研究机制而言强调政府导向、部门合作、专家为主、研究专案运作的人口调控机制。①由政府部门汇集专家讨论设计研究方案,形成科学研究成果,地方与组织配合发挥协调和服务职能。②对于避孕器具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机制上由政府引领企业对于生育与优生保健投入,提供安全与便利的咨询与服务。建立目标一致、主体多元、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意识,明确界定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是公益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整合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模式,畅通政府与社会民意表达和沟通的管道。
3.5为了解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本人认为,首先,政府必须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和正常工作的维持,既要凸显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又要考虑增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身活力的需要和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给予一定的补助,将卫生投入由向大医院投入为主转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倾斜,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配备基本的诊疗设备还应出台针对育龄夫妻的办法和服务细则,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化为民服务的力度,并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支持。要加大对社区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预防性疾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区医疗服务可以深入家庭,使育龄夫妻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可以附近医院或整个社会的压力,因此应当加强与社区之间的合作互助,充分发挥社区的进行宣传教育范围较广,覆盖面较大,以及深入的程度较大的优势,有必要强对他们以及家属的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社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在社区防治中做到查、治、管相结合,对疾病患者实行建立健康档案、科学合理用药、督导规则服药、跟踪健康指导。
4结论
总之,解决社区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我们必须明确社区卫生服务的定位,只有逐步放开社区医疗服务市场,才能有利于供需双方的观念转变,合理引导群众的健康消费,最大程度的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孔建国,阮晓明.强基础重服务和谐计生惠百姓--河南省沈丘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掠影[J].新闻爱好者,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