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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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范文第1篇
为什么要重点讨论这一问题？目的是为了国内金融诸项改革在确立重大原则时，不偏离方向。
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与机遇，结合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现实的金融供给――“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的两大特征，进一步的改革必须聚焦于这两大特征。
现实中国金融的一系列问题现象，如果单纯从国内事务角度看，可以归结为金融机构及金融产品准入限制的市场化问题、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统一与完善问题、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建设问题、中国目前特定阶段政策性金融（包括“三农”金融）的扶持问题、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市场不断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建设与调控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问题等。
诚然，只有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才能改变目前“金融滞后”状态。但是，鉴于过去30年改革的经验，尽管这一系列改革只能置于政治、社会、经济等复杂的矛盾关系下，统一考虑、稳妥推进，即要强调社会整体的稳定性。然而，客观上迫切要求中国必须准备全面融入以商品、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汇率自由浮动为特征的充分市场化的全球经济。舍此，中国经济不可能崛起。
因此，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原则，从最难推进的意义讲，必须在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回避不了的首要原则、核心准则，也是中国经济真正要实现历史性伟大复兴的要领。尽管在战略过渡期内的某一时期，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可以带有行政的、政策性的痕迹，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暂时的、不得已的、过渡性的。
“金融弱国”向“金融强国”转化的过程，将始终与笔者指出的战略过渡期相伴随。因此，面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和可能再次发生的剧烈动荡，中国在着手汇率更趋浮动、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区域化等更为开放的改革中，必须始终关注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始终不忘构筑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又能充分应对外部冲击的风险防范网。因为在中国成为“金融强国”之前，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及其他治理机制对外部风险的传递，仍是甚为敏感。这一风险防范网可以与当今西方金融强国所讨论的“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相似，但又必须清醒认识到，不能完全满足、等同于金融强国（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所讨论的内容。
正如前面所述，西方金融理论讨论中，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非平等的或客观上存在的结构主义。正是由于非平等性或结构主义，可以让全球金融体系出现这样的现象：当世界主导货币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必然会影响非主导货币国家，而当后者发生危机时，未必会影响前者。而且，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如果世界非主导货币国家的政策稍有不慎，将政策风险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将立刻遭受灭顶之灾。世界主导货币国家“稍有不慎的政策”，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反映在汇率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和问题的积累上，谈不上“灭顶”危机。
金融改革范文第2篇
金融改革本身，以及金融改革所宣称的要达成的目的，不足以提供改革的正当性。金融改革的正当性取决于改革的实际成果，而这取决于改革的时机、实体经济状况，更取决于决策和监管水平。
在实体经济昂然向前之时，及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可以通过资金成本的差异化更充分地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实体经济的发展更为健康。然而金融改革的吊诡就在于，实体经济向好之时，那些利润丰厚的制造业部门尚有余力承担偏高的融资成本，而受行政干预颇深的金融体系，也得以苟安于以此利润调剂那些效率低下的部门。
等到实体经济乏力时，一方面银行惜贷，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贷款意欲低下，此时推进的金融放开，能否真正实现合理配置信贷资源的初衷，大家反而心存疑虑。历史经验证明，资金供给方式的“自由化”叠加实体经济不振，往往加剧整体经济的泡沫化程度。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镜鉴即来源于此。
20世纪80年代，面对来自新兴市场的不断竞争和美欧等国家的开放压力，日本为提振实体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在这一放松管制的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大企业银行贷款相对降低，而从资本市场调用资金的比重急速上升。
当时的日本大企业不仅在国内融资，在海外也积极发债，通过直接金融来筹集资金，并将剩余资金用大额定期存款或股票投资方式运作，大量的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带来了股价的飞涨。企业筹资手段的多样化，加之非银行机构的入场，激化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银行为了开拓新的顾客群不得不将贷款目标从大企业转向中小企业及个人。这些企业以从银行的融资获得的资金为本金，向房地产业进行投资，推动地价大幅攀升。日本后来“失去的十年”就此埋下伏笔。
除了与实体经济节奏错配导致时点上的后发劣势，金融后发国家高歌猛进的金融改革，还面临一种别样的后发劣势：放松管制过程中的监管乏力，导致“被俘获的自由化”。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在其《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开始人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主流解释是国际性的，即过度借贷和过早地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接踵而至的金融崩溃的必要条件，或许甚至是充分条件。不过，即使那些强调国际联系的人也意识到，有效监管的缺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政治学者而言，监管乏力不单纯是一种政策失灵，它反映出政府遭到了俘获。金融体系自由化的努力产生了风险，而监管机构缺乏监督新的活动的能力。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为寻求放宽监管和置身法外而游说，它们试图将自身活动的成本转嫁到政府以及最终到纳税人头上。
是什么导致后发国家的监管机构能力的匮乏呢？答案在于，在后发国家经济赶超阶段，国家经常性直接干预到金融资源的配置，阻碍了拥有独立监管能力的监管机构的发育。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能够引发道德风险，这些问题要么表现为“失察之过”，要么表现为“有意为之”。
在第一种情况下，意图良好的改革的开展并没有足够的立法、行政或信息能力制止个人的愚蠢、渎职或欺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政治干预到了改革的设计或执行环节，使得改革的既定目标遭到破坏。前者可以通过加强官僚机构的能力加以解决，而后者需要更加根本性的制度乃至政治改革，比如增强中央银行和监管者的独立性方能走出困境。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年轮回”令人唏嘘。从2003年至2013年中国金融改革的“十年轮回”，更让人感慨系之。事实表明，面临各级政府的政绩冲动和利益集团牟利冲动的双重压力，仅靠技术层面放开利率汇率和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无法走出金融改革的两难悖论：不改革，则旧利益集团“坐地分赃”，资金配置效率难彰；推进改革，则监管层易被俘获，新利益集团先蒙其利。
金融改革范文第3篇
长久以来，民间融资头上一直高悬“非法集资”、“拢乱金融秩序”的利剑。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垄断金融资源，对民营经济支持不足，部分民企不得不游走于灰色地带，融资成本畸高，制约了民营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放慢了结构调整，最终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
温州金改试验的意义，首先是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摆在了最显著的位置，认可其为中国多元化金融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建立民间金融的监测与统计体系、信用查询与风险防范平台也便顺利成章。以往被“非法”笼罩的民间金融，资金贷放者无法查询借款者资金的借贷与偿还活动，也便无从评估贷放风险。结果，那些拆东补西式的骗局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过去一年频发的“跑路”事件便根源于此。值得欣慰的是，去年10月以来，相关部门曾担心“跑路”引发局部更大的金融风险，所以因势利导建立了民间借贷的相关制度和技术支持，这一态度转变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温州综改试验对金融改革全局的影响。
其次，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将成为决策层越来越关注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经营形式的现代金融体系。此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陆续起步，但对民间资本的金融业准入仍限制重重，如村镇银行只能由原有金融机构主发起设立；只贷不存严重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流动性，也制约了资金上的互通有无功能；在“多种所有制形式”探索方面，中国金融机构也进展缓慢。
此次温州金改相关内容表明，村镇银行由原有金融机构垄断主发起设立的局面将被打破；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可打破此前“只贷不存”的局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既可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也可提供贷款服务。由于目前小贷公司主要参与者是民间富余资本，温州试点成功后，可能会有大批小贷公司转型，村镇或社区银行等将大量涌现，这将对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解决农村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其三，强化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稳定的职责。
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试图在幅员辽阔、地区禀赋和发展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建立一个大一统的金融服务供给与监管体系，其结果是金融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脱节。同时，在金融监管与稳定方面，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相关职责，地方政府并无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的直接职责。一旦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全由中央政府做善后。如，由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责，对问题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予以流动性援助，或直接剥离不良资产、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
这导致在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和升迁体系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而掠夺“公共”金融资源，问题不少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即为一例。
也因之，此次温州金融改革强调，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以探索央地至少两级金融监管与稳定的新机制和体系。
从已公开信息看，地方政府承担何种范围的金融稳定职责仍没有清晰界定。若在温州试验中，只是浙江省政府或温州市政府承担着诸如民间借贷、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之类局限于本地金融活动的稳定职责，那么，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的公共问题仍无从化解。所以，如何建立更系统性的地方政府金融稳定职责，减少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活动的诱导、干预，尚需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金融改革范文第4篇
2006年是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年，12月11日，我国将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承诺，中国金融业将更大范围地对外开放，与全球金融市场接轨。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是机遇与挑战、竞争与发展。
2006年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之年，宏观金融政策将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促进金融市场创新发展为出发点，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从而保证中国经济有效、均衡、快速的发展。
作为“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06年对于中国的金融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工作会议召开，1月13日全国保险2006年工作会议召开，1月16日银监会2006年工作会议以及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在这些金融管理部门年度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中，可以寻找到2006年金融领域改革的共振点――
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继续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 应对流动性过剩的困局
人民银行2006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2005年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资金供应过剩，这使得利率面临着单方面向下的压力。在目前利率水平已经很低的情况下，我国极有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这就对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以调控货币供应和信贷供应来实现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货币政策方式受到严峻挑战。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供应量实际上是由货币当局和商业银行、企业、居民、国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且后者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正是货币当局常常不能如期“管住闸门”的原因。为此，货币政策应加强透明度。
同时，为减少过多的流动性，金融部门从源头和流向上也加强了合作。首先，外管局继续深化外汇体制改革，使市场形成合理的人民币价格预期，减少国际热钱的流入；同时将继续支持“走出去”的战略，放开国内资金走出去的限制，在外汇资产结构和流向上都将有所动作。
在资本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时，就是新股开闸之日，届时新股的发行和新的融资将会分流部分流动性。在渠道上，相关的法律为合规资金入市创造了条件。
保险资金2005年在股市上获利颇丰。2006年，保险资金在股市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总额将接近150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春节前保险资金获准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设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2006年，保险外汇资金将在海外住房抵押贷款债券(MBS)、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境外H股等投资品种上一展身手，并可采用一级市场申购(包括配售、定向配售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配售)和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参与H股市场。这些都会缓解银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走向金融控股公司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控机制”是中央经济工作的指导精神。人民银行在2006年的工作任务中把“扎实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作为其第二重要的任务。就银行内部而言，在央行领导下的汇金公司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对于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以及强化内控有着内在的天然使命。就外部监管而言，银监会将从监管层面对国有商业银行提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控机制”的监管要求。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特别是交、建两行相继在境外成功上市，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迈出了历史性步伐。对于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银监会2006年将出台《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引导改制银行着力更深层次的内部改革，逐步建立以市值增长为目标、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加快落实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协议，推进合作成果和引进技术的转化。
“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中外资银行互利共赢”是刘明康主席在2006年工作会议中就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表态。他透露，2006年银监会将适时修订《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监管法规,全面清理外资银行监管政策。
在外资纷至进入我国银行业的时刻，为了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增强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金融控股公司将成为各类机构追捧的目标，而且在未来的版图中，银行系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将独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分析说。
金融控股公司将对分类监管产生严重的冲击。“首先是要立法，然后才涉及到如何具体监管，以及银、证、保三家如何协调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分析说。在没有现成相应法规的前提下，协调分类监管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将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底 重点企业股改年内基本完成
“要着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实现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转换”是证监会2006年四大任务的首要任务。尚福林要求2006年内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突破了制约市场其他各项改革的最大“瓶颈”，打开了资本市场后续制度变革的空间。股权分置问题得不到解决，资本市场很多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将无从谈起。
根据证监会会议精神，2006年将在保持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尽快完成重点企业股改，年内基本完成股改；尽快推出包括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股票公开发行非上市、证券融资、证券衍生品管理等方面的配套规章，构建适应多种投融资需求和风险管理要求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市场创新发展准备条件。
金融改革范文第5篇
油价预测分歧巨大
在骄阳似火的盛夏，石油价格也冲上了历史最高水平，9月原油期货合约创出每桶67.10美元的纪录。大宗商品领域最大金融交易商之一的高盛的研究报告预计， 2010年前，美国基准原油价格将维持在每桶60美元以上；报告指出，石油市场已进入“超高油价”时期，价格可能飙涨到105美元之高。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指出，该行没有调高油价预测的计划，预计今年下半年油价在每桶54美元，而明年则将会回落至50美元。他认为，国际油价上涨主要受市场投机炒作及需求增长所致，油价高涨当然对全球经济增长有影响，但在没有调整油价预期前，他们无意改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看法。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长期看空油价，理由是油价上涨最终将打压全球经济。他认为，石油价格高涨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向好中最脆弱的环节。2004年，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是700万桶，因为油价高企，中国全年要多支付200亿美元；如果2005年中国在进口石油上所付出的成本超过2004年的话，有可能要影响中国GDP达2%。
高盛中国经济学家梁红则表示，50美元每桶的原油价格仅仅使中国GDP增长率下降0.3个百分点。但如果原油价格上升至60美元每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将会更加明显――GDP增长率下降1.2%。
中国经济减速几成共识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再次向房地产行业发难。他在《减速已经开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的放慢已经开始了，房地产的投资存量堆积如山，在建项目增长正在减少，商品价格在下降，住房的投机性需求消失了。谢国忠预期对房地产存量的清算和在建项目的取消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房地产商很有可能会遭受现金短缺的打击。商品价格的下降将迫使很多在建项目被取消。这可能标志着经济减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陶冬也认为上海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缩量阴跌的第二阶段之后，第三阶段的走势将进入急跌的市况。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学家马骏指出，德意志银行的出口驱动指数表明在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长将会出现适度减速，这也有可能带动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减速阶段。
陶冬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达9.5%超过了他的想象。但当仔细读过GDP数据后，他认为增长已经出现减速的观点并未改变，原因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是靠贸易顺差拉动，233亿美元顺差为经济增长贡献5.3个百分点，远高于去年贸易所贡献的1.9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国石油需求增长仅为2%，水泥增长为0%，交通流量、船运增长都出现放缓，购买经理信心明显转弱，建筑机械滞销，这些微观经济减速将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减速。
花旗集团经济学家撰写的报告则认为，中国的低成本融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从事低端产品加工制造的各种小厂遍地开花，同类产品的竞争也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股改为A股带来魅力
伴随着股改的逐步深入和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A股市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雷曼兄弟公司的研究报告就指出人民币升值是“中国为自己和全世界带来了一份非凡的意外礼物”，这使得外资对A股等人民币资产投资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高盛(亚洲)执行董事邓体顺指出，从趋势上来看，中国A股市场在未来将进入一个持续的回报期。他认为，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一些优质公司的估值已与国际市场接轨，如果再考虑股权分置改革所包含的20%至30%的对价补偿，A股市场进一步向下的空间有限。
邓体顺认为，高储蓄率带来的低成本资金、消费升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出现，是推动公司盈利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邓体顺还引用了日本和韩国的例子，从这两个国家历史上的资本市场表现来看，在举办奥运会前四年起的20年中，股票市场的年均回报可达到10%左右。他预计,这一状况有望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再演。他表示高盛继续看好能源公司，但同时推荐消费品及基础设施类企业。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在《A股成为焦点》的报告列举了看好A股的四大理由：一是与国际市场估值差别日益缩小；二是支付对价降低了投资者持股成本；三是流动性大幅提高，目前银行存款对流通股市值的比率已由2001年中期的7倍上升到26倍，一旦投资气氛好转，资金供应环境十分理想；四是相信出台支持股权分置改革的一系列政策终将发挥效应。而他们不久前已在给客户推荐的投资组合中将中国A股和B股的比重由原先的4%调高到了15%。
金融改革即将成为热点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加快的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即将于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步伐加快，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乃至整个金融改革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了国际投行们关注的重点。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的新闻和研究报告将成为经济生活谈论的热点。
瑞银集团亚太研究部集体撰写报告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进行了全面分析，此报告在国际市场引起重大反响。他们在总结中国银行业创造的奇迹之后，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国际金融市场现在普遍担心的“银行业危机”，原因是中国对外部资本流动的控制、金融渠道的限制、对利率的直接控制、国家的担保和高储蓄率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将会支撑中国银行业度过难关。
瑞银的研究报告还指出，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大型国有银行和上次的表现完全不同，它们所遭受的呆坏账压力将不会如上次那么大，政府部门对其具体业务干预的减少，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的健全将使得这些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报告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改革进程：通过削减呆坏账继续努力清理资产负债表；以引入外部所有者和管理为目的的快速股份化改革和对金融体系充分市场化。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越快越好，具体的顺序大致为：首先资产重组，然后股份化，最后是市场化经营和管理。最后，他们认为，对国有银行最大的威胁是政府部门仍然对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采用类似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任命方式来进行管理，银行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困难就会非常大，这正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出现“信贷狂潮”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