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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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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范文第1篇

香港导演的北上之旅:从票房与口碑的反差到两者皆输

2012年以来,虽然《大魔术师》与《逆战》先后取得过亿的票房,但成绩差强人意,就算是杜琪峰导演的《夺命金》及《高海拔之恋2》,也仅是在2000万元左右,这与去年的《单身男女》的近亿成绩有着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的北漂之作,不断陷入了信用危机里,叶伟信的《新倩女幽魂》与《开心魔法》,陈木胜的《全城戒备》与《新少林寺》,刘镇伟的《新东成西就》,陈可辛的《武侠》,严浩的《浮城大亨》等,虽然可能票房还不错但备受口碑之累,这让内地影迷发出疑问:香港导演,及合拍片,究竟怎么了?

合拍片工业

自从CEPA在2004年正式实施以来,内地市场已经成为了香港电影,特别是合拍片的兵家必争之地,不少影片都唯内地市场是望,如6月1日在内地上映的《醉后一夜》、《37》及《热爱岛》,但在香港本土还未定档期。

表1是香港电影这三年数目及合拍片数目,可以看出2009年尽管合拍片数量仅三成左右,但是票房过半,这也无形中促使了随后合拍片的急剧发展,如这两年合拍片都已经占了香港电影的大半数量,包括在香港市场的票房成绩,也同样表现喜人,如今年在香港市场票房突破2000万港元的三部华语片,《逆战》、《桃姐》及《春娇与志明》,都是合拍片。

内地票房

2011年,内地票房突破了130亿元,其中国产片占有过半的份额,且不少都是合拍片,但票房与口碑的差距往往不小,就以票房过亿的11部合拍片来说,在豆瓣平均评分不足6.0的有《新少林寺》、《白蛇传说》等七部,其中《画壁》低至4.2分。

另外,《新东成西就》、《孤岛惊魂》、《开心魔法》、《杨门女将》、《嫁个100分男人》、《八星抱喜》等合拍片的评分也都很差,甚至曾获得金像奖影后的张柏芝被批为无演技的票房毒药。

类型结构

近半世纪来,香港电影的主流类型是动作片或喜剧片,再加上一些都市爱情片。而香港导演在北上神州后,不时地“食老本”,无形中使得合拍片的类型比较集中。

表2也列举出了票房过亿的合拍片的类型,可以看到除了《最强囍事》之外都属于动作片,其中古装或魔幻动作又占了九部,除此之外还有《杨门女将》、《竞雄女侠·秋瑾》等古装动作片。喜剧是另一种重要类型,《最强囍事》、《无价之宝》是现代爱情喜剧片,《财神客栈》是古装动作喜剧片,而《新东成西就》是魔幻爱情喜剧片等,票房不一但也占有主流。

影响

因为CEPA开始实施时对于内地参与者的刚性规定,香港导演的北上有形无形地培养了不少内地人才,也为内地导演的商业化试水进行了引导,毕竟整体上不少香港导演的水准不俗,如刘伟强、陈可辛等。

但对于观众来说,这些合拍片既促进了内地观众走进影院,又因为自身质素的低俗而无形地“赶走”观众,特别是近几年叶伟信、陈木胜等中生代香港导演一再陷入信用危机后。

背景板

当下香港电影扫描:自身难保,谈何输出?

2009年年底,陈可辛北上与保利博纳合作的《十月围城》在海峡叫好叫座,2010年则有《志明与春娇》、《打擂台》、《前度》、《分手说爱你》等年轻导演的作品相继上映,而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在一次座谈会上大赞是“香港电影走出了围城的困境”,甚至《香港电影》杂志连办两场座谈会,将这群年轻导演及作品赞为“特区新浪潮”(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相对应)。

可惜,座谈会上的高谈阔论与现实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困境并行不悖—仅是2011年,香港电影便再次陷入了低潮,尽管合拍片大幅度扩大(参见表1)。以香港票房来说,2011年香港电影在本土取得将近3亿港元的票房成绩(华语片则约3.8亿),比2010年及2009年时都要高出一些,但票房突破1000万港元的只有《3D肉蒲团》、《窃听风云2》等七部(这还包括了《让子弹飞》),《龙门飞甲》、《夺命金》等票房不足850万港元,程小东的《白蛇传说》、刘伟强的《不再让你孤单》、王晶的《财神客栈》、叶伟信的《倩女幽魂》都只是在三五百万港元之间,《梦游》、《开心魔法》、《竞雄女侠·秋瑾》、《鸿门宴传奇》等都不足300万港元,《画壁》甚至不足100万港元;而今年来,虽然三月份时的《桃姐》与《春娇与志明》都取得约2800万港元的本土票房,但随后还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票房过300万港元,包括严浩导演的《浮城大亨》。这也可见,香港电影在本土市场只有少数深受欢迎。

而如果就这些导演来看,问题同样是很显著。王晶、徐克、许鞍华、尔冬升、杜琪峰、严浩等都早已在香港影坛浸三十多年,新作虽然还可见其试图创新的痕迹但有点力不从心,特别是在剧本方面问题不少,即使是今年备受好评的《桃姐》,从纵向来看还不如《女人四十》或《天水围的日与夜》,横向对比更是被伊朗电影《一次别离》所秒杀;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名的一代香港导演,叶伟信的《新倩女幽魂》及《开心魔法》无法让人满意,陈木胜的《全城戒备》与《新少林寺》徒有噱头;而新世纪成名的“特区新浪潮”,彭浩翔导演的《春娇与志明》较之《志明与春娇》多了不少做作,叶念琛的《隐婚男女》、《人约离婚后》等无法相比之前的“爱情三部曲”……

当年在讨论2010年上半年的香港电影时,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前会长朗天就提出“捍卫香港精神”的说法,并指出,“今年也出奇地多励志片。《打擂台》、《岁月神偷》、《72家租客》、《月满轩尼诗》、《飞砂风中转》、《叶问前传》、《人间喜剧》都是励志。承接‘围城论’,我们过去几年一路说要冲出围城,我觉得现在冲出了,电影人望到一片天,重新肯定了一些精神,鼓励大家向前走”,但就随后这两年的香港电影及创作者来看,这话显然言之过早,也过于乐观,更何况,对比台湾地区“超过世代”的活力,香港老一代导演的食老本、年青一代导演的缺创意成为了明显的问题,即使是在香港本土市场,也缺乏叫好叫座的力作,如王晶的《嫁个100分男人》,被诟病“拍出零分水准”,杜琪峰的《高海拔之恋2》被批“剧情牵强画质差,广告突兀融合烂”、黎妙雪的《情谜》“不自量力”等。

即使在本土市场,香港电影也难以为继、生存艰难,又何谈输出、影响呢?

对比论

香港电影的输出异同:曾经是输出文化,如今是攫取金钱

电影既是文化,更是工业。好莱坞是全球电影工业的老大,并不仅是因为它在北美本土取得约100亿的票房,更是因为它在全球市场占有绝对性的霸主地位。而香港地区迄今也只是一个约700万人口的城市,要撑起“东方好莱坞”这个电影工业,不仅需要香港本土市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外埠市场。

50~60年代:输出文化

香港电影早已注重于外埠市场,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香港电影往往难以进入内地市场上映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便成为了香港电影“走出去”的重要选择。特别是1947年由吴楚帆、白燕等主演的《郎归晚》在香港及新马地区的大受欢迎,使得粤语片逐渐打开了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泰国的电影市场。香港电影市场的研究者钟宝贤在《香港百年光影》一书里便直言“粤片工业兴盛的根源其实源于新马市场的蓬勃”,电影人蔡澜也回忆,“香港电影还没起飞时,新加坡和马来亚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所以,大家在电视上看深夜粤语片,常有少爷由南洋来的情节……当年香港要拍的电影,多数征求南洋片商的意见,有些独立制片公司为了要讨好南洋观众,就把谢贤的角色写成南洋回来的”。

而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新马资金的注入,邵氏与国泰(包括后来的电懋)便由原来的发行商摇身一变为制片商,更是注重于新马市场的开拓。国泰机构本身是在1947年建立于新加坡,而当时国泰出品的《空中小姐》、《情场如战场》、《曼波女郎》等,带给当时观众非常“中产”的感觉,“在银幕上展现了推动当时香港(及亚洲)社会经济变迁背后的动力,而国泰跟邵氏的竞争,亦引领了六十年代电影文化的‘黄金岁月’,令香港电影的市场拓展至全球的华人社区”(傅葆石语)。

80~90年代:输出类型

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依然在亚洲地区引领,特别是在台湾地区。从1980年的180部香港电影在台湾地区上映,到1993年的195部,每一年都保持在160部以上的数量,并在台湾市场上占有绝对性的优势,甚至在票房上占有80%的市场份额,这与台湾本土电影的叫好不叫座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上相关政策的支持,无形中使得不少台湾片商纷纷将资金注入港产片中,而促成了香港电影在九十年代初的盛世,但也出现了不少作品跟风严重、电影人薪酬暴涨等怪象。相比起五六十年代时国泰、邵氏的输出台湾的作品,八九十年代显得更加多元化,既有《警察故事》、《英雄本色》、《新龙门客栈》等非常主流的商业片,也有像《僵尸先生》、《地下情》等类型不一的作品,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只不过,到了1994年时,虽然香港电影向台湾地区输出了139部,约占年度上映总片数的37%,但市场份额仅约10%,成绩非常不理想。

如今:攫取金钱

小狗包弟范文第2篇

关键词:异地;担保机构;支持;中小企业;探讨

中国人民银行明溪支行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不断加强政银企沟通,深入金融部门和中小企业开展调研,提出引进异地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的思路。

一、“嫁接”异地担保公司的背景

(一)现有担保平台亟待壮大

明溪县现有2家担保机构,其中一家为行业性担保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另一家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担保基金余额仅30万元。担保机构规模小,担保能力有限,即使金融部门与担保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放大担保倍数至上限也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二)有效担保不足,急需解决担保困难

受建设期突破投资计划、生产成本上升、资金回笼周期延长、销售下降、产品库存不断增加等不利因素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因无法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而难以获得银行授信。

(三)大量的资金需求为异地担保公司拓展业务提供了条件

一些中小企业主由于原始积累有限,加上民间融资成本高,迫切需要金融部门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扶持。企业融资需求座谈会显示,10家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量达5510万元。而借助担保机构平台能提升中小企业“资格”,解决有效抵押不足问题,使之达到银行信贷准入“门槛”,从而获得足额信贷扶持,满足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

(四)担保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延伸担保空间

担保公司为进一步做大担保信贷总量,增加手续费收入,不断提高资本实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异地寻找项目合作伙伴。

(五)各种有效载体为“嫁接”异地担保公司提供了平台

针对县域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难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明溪支行多次与异地担保公司进行沟通,邀请其参加银企项目签约会、金融产品推介会和企业融资需求座谈会等,并介绍担保公司业务经营情况,促进了异地担保公司与县域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的交流,加强了金融同异地担保公司的合作,既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又促进项目与信贷的对接。

二、异地担保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做法

(一)签订银担合作协议,放大担保倍数,做大信贷规模

由异地担保公司同县域金融部门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贷款和保证金比例,金融部门同意以1:5的比例发放贷款,异地担保公司以担保额的20%作为保证金留存贷款金融机构。

(二)建立“企业+异地担保公司+银行”的信贷运作模式

企业经过与银行和异地担保公司的沟通,取得银行同意贷款和异地担保公司同意提供贷款担保意向。经由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担保公司向金融机构出具董事会同意贷款保证意见书办理贷款手续。

(三)反担保防范风险

异地担保公司在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同时,也同企业签订反担保合同,有效防范担保风险。

(四)地方政府政策扶持

地方政府为进一步鼓励异地担保机构做大县域信贷规模,按照担保额的5-8‰比例补偿风险金,有效提高了异地外担保机构跨区域担保的积极性。

三、异地担保取得的成效

(一)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企业在发展初期由于“两证”不全,担保抵押困难,加上县域担保公司担保能力有限,通过引进异地担保公司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有效解决了企业在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

(二)促进担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异地担保公司在提供贷款担保时可增加担保手续费收入,同时,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的风险补偿金又可增加担保公司资本实力,提升抵御风险能力。

(三)增加银行收益,提高金融对经济的贡献度

一方面通过异地担保公司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做大银行信贷规模,增加利息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与异地担保公司进行合作,借助担保平台,实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扶持。

四、促进异地担保公司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搭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通过政银企座谈会、金融产品推介会等有效载体,促进企业与银行、企业与担保公司、银行与担保公司的有效沟通,促进项目与资金的有效对接。

(二)降低担保合作门槛,做大担保规模

从商业银行了解的情况看,县域各银行对与担保公司合作都设立了一定的“门槛”,明确要求对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必须具备的资质。金融机构能否根据实际状况,找准最佳结合点,适当降低与担保公司合作条件,从而进一步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增加县域信贷供应,走出一条相得益彰、互利互赢的新路子。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小狗包弟范文第3篇

土地利益保障问题。通过对浙江省十个城郊结合部的乡村进行调研,十个村共有耕地面积7729亩,已征用耕地4830亩,其中100%征用的村有2个;80~90%有4个;40~50%有2个;5%以下有2个。土地征用数和“失地”劳力数比例为1∶2.1。据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对国家和政府征用土地并不反对,他们不满意的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保障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反映征地补偿标准低于期望值。调查的十个村征地价格最高为每亩8万元;最低为每亩1万元;平均每亩3.5万元。其中有5个村的征地价格低于平均水平。尽管经济发达、地处城郊的土地征地补偿标准相对较高,但不少村土地一次性全部被征完,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预期收益和目前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及相对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从总体上看,现行的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确实难以维持农民长远的生计。二是普遍反映土地增值收益得不到惠及。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及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日渐稀缺珍贵,其商品市场价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了解,目前当地的工业用地市值每亩可达四五十万,商业用地每亩可达一百多万。在通过对我省十个城郊结合部的乡村进行调研的被征用的土地中,用于经济开发区建设的占35%;房地产开发的占41%;公共建设占24%。其中,工业和商业用地占多数,还不包括一些有收益的准公益用地如高速公路等。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则不能分享这些增殖收益,相比巨大的差异,难免会产生不公平、不合理的想法,再则有些村征地补偿款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

养老保障问题。据调研表明,农民被征地时最强烈的要求就是能够集体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只要拥有土地,就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养老就有保障,而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便无所适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多数农民已不在坚信和依赖“养儿防老”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为了解决后顾之忧,更多的只能转而寻求社会保障。目前集体办理养老保险存在四个问题:一是现行的社会理养老保险存在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投保年龄段、缴费方式等,农民不易理解和接受;二是农民对政府、集体、个人按比例负担保费的方式不满意,认为个人承担的比例过高;三是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少经济薄弱村无法承受全村参保的巨额保费;四是投保的养老金标准偏低,只能够解决吃饭问题,而忽视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可见目前“失地”农民集体社保还存在覆盖面窄、负担重、险种少、标准低等问题,农民反响强烈。

医疗保障问题。目前全省正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因保费低廉,比较受欢迎,村集体基本上都能够出资统一办理。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对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农民“看病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补助额偏低,个人看病仍需承担不少的费用。对于一个没有多少收入的家庭来说的确不堪重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对他们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因此“失地”农民怕看病,看不起病,有的即使得了大病也不敢住院,因为拿到的土地补偿款只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生了大病,就必须从“吃饭钱”中拿出一部分来看病,很可能花了,病没看好,吃饭又成了问题。

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失地”农民表面上成为城镇居民,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适用的范围仅限于非农村户口的城镇居民,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使“城中村”的农民无法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过去依靠土地可以自给自足,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现在土地被征用,年龄大了找不到工作,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又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一旦有限的补偿安置费用吃完用完后,维持基本生活必然会成问题。

就业保障问题。随着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早期“谁征地,谁安置”的政策已很难执行,目前各地普遍采用货币安置即征地时一次性支付安置费,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我省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民营企业和个体作坊众多,因此“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相对比较容易,且还有不少农民失地前已经弃农经商,如调查资料显示:十个村劳动力年龄段经商务工的占61.3%;无业的占18.3%;其他占20.4%。但就整体而言,尤其是那些纯农业的,文化偏低,年龄偏大,身体残弱,无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因此就业保障问题是“失地”农民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

“失地”农民保障问题引发的负面效应

“征地难”、“拆迁难”、“进场难”成为普遍现象。目前基层政府最困难的就是“征地难”、“拆迁难”,旧城改造计划实施难。虽然经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后,土地被征用了,但是施工企业“进场难”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不满,导致对施工企业进场进行阻扰,群发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征地难”、“拆迁难”、“进场难”现象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瓶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发展的速度。

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发达地区及城镇郊区的“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相对较高,外出务工的机会相对较多,有些还能合理地运用补偿资金自主创业,生活稳定并有所提高。但经济欠发达及偏远地区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比较普遍,据调查资料显示,46%的“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群体,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的现象日渐增多。从部门掌握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各地因土地征用引发的集体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因征用征地补偿安置以及享受保障问题而导致次数更是大幅攀升。“失地”农民这一现象的存在,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就极有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

干群关系无法得到改善。“失地”农民要求得到更多的征地补偿和和享受最低的生活保障已成为他们的愿望,但征地的政策、政府的财力又无法满足“失地”农民要求,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再加上有时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足区域特点,着力构建“失地”农民的长效保障机制

我省具有民营经济发达,土地利用率和市场价值高,经营意识强的特点。随着城市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失地”农民的群体势必不断增加。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确保和谐稳定是建设小康新农村,推进城镇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足区域特点,着力构建“失地”农民的长效保障机制,按照“维护基本权益,保障可持续生计”的原则,逐步建立“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失地”农民的长效保障机制,实现一次性补偿向长期性保障的战略转变,使“失地”农民“失有所补,劳有所业,病有所医,贫有所济,老有所养”。这个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的、科学的征地安置补偿机制。目前征地安置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能获得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保证,同时也是最容易引发征地矛盾的焦点。因此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征地权的运用,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坚持从实际出发,寻找政府、用地单位、“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联结,建立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

政府要充分考虑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基础上,适当降低税费,调整土地出让收益,逐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同时可实行土地征用分类补偿办法。对公益性项目用地如城市道路、广场、绿地等,可按照“片区综合价”统征统补;对工业、商业性项目用地如房地产开发、标准厂房、各类商品市场等,除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外,还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失地”农民同征地单位平等协商谈判,使“失地”农民在所征土地的收益中分享利益。

健全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一是要健全完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机制。要让失地”农民向城镇居民一样进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即便在失去生产资料、经济来源后仍然能够“老有所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要健全完善“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机制。医疗保障机制要及早进入城镇社会大病统筹医疗,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让“失地”农民“病有所医”,防止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三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要打破城乡壁垒,扩大覆盖面,使“失地”农民有最基本的经济来源保障,享有从政府中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实现“贫有所济”。

“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资金财力问题,从政府角度讲,应当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多方筹资建立“失地”农民保障专项基金,制定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村集体组织角度讲,一是要想方设法壮大集体经济,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留地自行开发建设各类市场、标准厂房等,用于租赁经营,发展三产,提高村级集体收入,增强村级集体的调控能力。二是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由集体按适当比例统一提留,专项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险。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将包括土地再内的集体资产核资折股,量化到个人,组建村级股份合作社,通过运作土地等资产资源的收益,让“失地”农民获得长期稳定的土地收益。从“失地”农民的角度讲,要更新观念,树立大局观念和发展意识,合理支配土地补偿安置费,科学理财,积极参保,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上,还可以参加商业保险,为自己多留一份保障。

小狗包弟范文第4篇

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情况下,可以对上期留存的内部交易产生的存货和新增的内部交易增加的存货分别考虑:对于本期发生内部购销活动的,参照初次编制合并报表时的处理。(1)将内部销售收入、内部销售成本及内部购进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予以抵销。即按照销售企业内部销售收入的金额,借记“营业收入”项目,贷记“营业成本”项目;对于未实现内部损益部分,借记“营业成本”项目,贷记“存货”项目。(2)抵销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贷记“所得税费用”项目。(3)考虑存货减值的情况,如若存在,则按照减值金额,借记“存货――存货跌价准备”项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对于上期留存的内部购销产生的存货,应将上期抵销的存货价值中包含的为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对本期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进行抵销。(1)按照上期内部购进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借记“未分配利润――年初”项目,贷记“营业成本”项目;对于本期期末库存的内部交易产生的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借记“营业成本”项目,贷记“存货”项目。(2)综合考虑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对因内部交易产生的存货的增减变动及其相应的减值情况,借记或者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贷记或者借记“未分配利润――年初”。(3)综合考虑存货减值的情况,对因内部交易产生的存货的增减变动或者相应的减值情况发生变化,借记或者贷记“存货――存货跌价准备”,贷记或者借记“未分配利润――年初”。(4)在实际处理时,对递延所得税的处理和对减值损失的处理往往相互交叉。

[例]2008年1月1日,P公司以银行存款购入S公司80%的股份,能够对s公司实施控制。2008年S公司从P公司购进A商品400件,购买价格为每件2万元。P公司A商品每件成本为1.5万元。2008年S公司对外销售A商品300件,每件销售价格为2.2万元;年末结存A商品100件。2008年12月31日,A商品每件可变现净值为1.8万元;s公司对A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万元。2009年S公司对外销售A商品20件,每件销售价格为1.8万元。2009年1月30日,s公司又从P公司购入b商品100件,购买价格每件5元,P公司每件成本为3元,s公司对外售出50件。2009年12月31日,s公司年末存货中包括从P公司购进的A商品80件,A商品每件可变现净值为1.4万元。A商品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为48万元,b商品没有发生任何减值。假定P公司和s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均为25%。要求:编制2008年和2009年与存货有关的抵销分录(应考虑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P公司2008年和2009年编制的与内部商品销售有关的抵销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2008年抵销分录:

(1)抵销未实现的收入、成本和利润

借:营业收入(400×2)800

贷:营业成本 750

存货[100×(2-1.5)] 50

(2)因抵销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50×25%)12.5

贷:所得税费用 12.5

(3)抵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20

贷:资产减值损失 20

(4)抵销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所得税费用(20×25%) 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

2009年抵销分录:

对于本期发生的内部购销

(1)抵销未实现的收入、成本和利润

借:营业收入(100×5) 500

贷:营业成本400

存货[50×(5 3)]  100

(2)因抵销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100×25%) 25

贷:所得税费用 25

对于上期留存的部分

(1)抵销期初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50

贷:营业成本 5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2.5

(2)抵销期末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营业成本

40

贷:存货[80×(2-1.5)] 40

借:所得税费用 2.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3)抵销期初存货跌价准备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2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0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

(4)抵销本期销售商品结转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营业成本(20÷100×20) 4

贷:存货――存货跌价准备4

(5)调整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数。2009F12月31日结存的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为40万元,存货跌准备的期末余额为48万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可抵销的余额为40万元,本期应抵销的存货跌价准备为24万元[40-(20-4)]。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24

贷:资产减值损失 24

2009年12月31日存货跌价准备可抵销的余额为40万元,应抵销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10万元,本期抵销递延所得税资产计人所得税费用的金额为5万元。

小狗包弟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才培养质量;协同治理;质量保证体系;切实

面向区域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地方高校的核心使命,也是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旨归。人才培养质量不仅取决于教学系统纵向上的组织、控制和科学管理,在复杂的环境中,质量绩效还取决于横向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科研系统、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用人单位等的合作。可以说,人才培养质量是一种多方“合作生产”的结果。因此,构建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各种资源和要素围绕人才培养发挥积极作用,协同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确保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

传统的人才培养质量保证的实践路径从学校自身的视角可划分为“自上而下”的控制路径和“自下而上”的促进路径。“自上而下”的控制路径包括两个层面:政府对高校人才培养效率和效益的追求、对评估结果的报告和对责任的控制;高校内部对二级教学单位的绩效评价与责任控制;“自下而上”的促进路径中,过程管理信息被用来促进理解与学习,进而改善管理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两种路径,学校以及教学管理部门很少与横向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作为一种新的质量保证范式,“协同治理”以“善治”为目标追求,强调由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学校及学生家长形成网络,在学校内部则要求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协同互促,合作构建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谋求人才培养质量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承担责任。

一、基于协同治理的人才培养质量体系构建思路

遵循协同治理的理念,按照校内与校外协同、课内与课外协同、学术系统与行政系协同、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协同的原则,抓住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按照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设计和质量生成的基本规律,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应涵盖教育教学工作全程并关涉全员。

1. 以质量标准为起点实现各方利益的协同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的前提是质量观及相应质量标准,质量标准是高校人才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制定质量标准,必先明确什么是标准。一般说来,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无外乎培养目标系统与条件保障系统,两大系统质量标准主要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而高校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孤岛,人才培养活动也不是高校的纯粹“内部事务”,更不是教学系统的一家之言,而是学校内外各利益相关方以及学校内部各群体和各层面的共同事务,是一种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生产”过程。人才培养质量涉及政府、学校与社会、家长与用人单位,以及学校内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因此,质量标准不能由高校单方面闭门造车,而要顾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是各方利益协同的结果。

当然,在质量标准的具体制定过程中,既要关照各方利益,也不能等量齐观不分主次,而是要根据学校自身定位和实际条件,凸显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分步骤有重点研制。

2. 以教育价值为主线统领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从学校所处的层次与类型来看,地方高校主要是面向区域经济社会生产建设一线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因此,治理理论运用于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主要是围绕人才培养对教育教学工作各要素、全过程进行有效组织与安排,凸显高等学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机构的教育价值导向,用教育价值统领学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职能,确保学校各项活动紧密围绕高素质人才培养而进行。基于此,学校以确保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明晰切实性质量标准,以协同治理为手段,运用系统理论的概念与方法,对人才培养活动各主要环节与方面实行制度化、结构化、持续化的监控、评价与诊断,构建目标、任务、职责与权限清晰且协同互促的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作为地方高校,应倡导教学是立校之本、科研是强校之路、实践是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必要途径的理念,倡导探索性教学,把专业建设及课程建设落实在学科研究中,提升教师教学学术,建立教学科研的互促机制;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广辟发展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第二课堂。对于地方高校,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都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与手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科研反哺教学是提升创新力的重要手段,开展社会服务是锤炼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及发展个性的第二课堂。为此,在办学过程中学校倡导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协同,以是否有利于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作为衡量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风向标。

3. 以良好的治理结构确保内部质量保证理念的实现

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人才质量目标不可能自动实现,而需要凭借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就是治理结构。一个良好的质量治理结构应该保证人才培养过程始终不偏离学校办学理念,不偏离人才培养基本质量目标。如果高校内部没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如果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关涉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目标就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也就是治理结构的建设。

实践证明,高校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有三个门径:一是相关制度建设,二是培养模式与过程创新,三是合理监控。

治理的本质是制度创新,其核心是尊重各主体在参与人才培养质量决策与事务中的话语权,其目的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为此,一方面,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自由探究的制度与氛围,为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级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同时,评估与督导结合,构建有效的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质量评价体系是内部质量监控体系的内核,而过程督导与评估相结合,是确保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抓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学校形成了以过程督导和目标管理综合评估为抓手、从质量标准契入、靠制度建设落实的人才培养质量治理结构。

培养目标影响着学生的成长走势。学校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契机,把面向区域社会需求办学和面向学生需要教学具体化;同时,狠抓过程落实。在过程管理上,通过评估与督导结合建立人才培养过程的全程动态跟踪机制,促进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施;另外,抓反馈环节。学校建立了两种反馈机制:一是建立院(部)、学生宿舍、课程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二是建立学校、院(部)、教研室、学生信息员四级质量监控体制,充分发挥了教学督导员、教研室主任、教学管理人员、学生信息员等各相关主体在质量保证中的积极作用,其中教学督导团和学生教学信息员主要负责质量运行的常规秩序,教研室主任主要负责课堂教学质量,教学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处理以及协调工作,四者协同互补,共筑质量保证体系。

二、基于协同治理的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运行及成效

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学校以协同治理论为指导,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运行机制。

1. 确立以培养目标为核心的切实性人才质量标准

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关涉社会各方的利益与需求。因此,在质量观的认定上,无论是高校内部所强调的学术质量观、市场所认可的需求导向观,还是政府所注重的绩效观、抑或是社会及家长所关注的综合素质观,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需求,且均是高校在制定质量标准时应参照的重要指标。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学生个人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期望各异,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只有通过多样化的标准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才可能是高质量的。对于高等教育大发展后各方面参差不齐的高校,必须确立切合自身实际的特色质量标准,引导人才培养走特色发展之路。

质量标准的起点是人才培养方案。一方面,学校按照“一般标准”与“个性发展”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社会需要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通过修订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了实践教学环节,在加强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着力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与实践技能,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有机结合,鼓励学生在达到专业基本质量要求前提下发展个性。

课程是教学的心脏,课程教学是实施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点。为有效落实专业培养方案,学校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编制切合学情的各专业各门课程的具体质量标准和绩效目标,同时,围绕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研制了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将质量理念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为确保质量标准的切实性,在标准研制中,学校注意吸收企业行业、学生家长、学生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以确保质量标准的协同性。

2. 实践“宽基础、柔方向、重实践、扬个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不会自动实现,而需要凭借一定的培养模式去落实。学校在各专业实践“宽基础、柔方向、重实践、扬个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这一培养模式更加贴近地方社会现实需要,有效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活动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协同。

我校以凸显教育价值为主线,按照“基础平台+专业模块”的方式具体构建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坚持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开设了多门有特色的校本课程,把学生引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努力培养能服务地方、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为促进学生实现人文素质与专业技能的协同发展,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嵌入了文化素质教育,注意在培养方案设立人文科技素质课程模块。

3. 完善制度,对人才培养质量实施全面、全员、全程治理

治理的基础是坚持多元对话,协同是指系统中诸要素或子系统间的相互合作。在协同治理理论的视野下,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强调政府、社会用人单位、高校、学生家长等的广泛参与及其相互间的共同合作与协商,主张建立由多元主体共同负责管理、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体系。学校把特色化质量意识与切实性质量标准贯穿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和人才培养的始终,努力实现对教学质量从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变,要求教学质量管理从以往的“事后把关型”转变为“事先引导型”和“过程监控型”,把视野由校内延伸到校外、从课内拓展到课外、从教学覆盖到科研与社会服务。学校根据实际建立了“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要,实践导向、涵盖全程、惠及全体”的质量保证机制,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全程、全员、全面治理,质量关涉学校内部所有利益群体,面向所有学生,面向教学全程,使每位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成功、取得进步。

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与质量观要靠制度落实,有效的质量保证离不开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学校加强了相关制度建设。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了课程教学评价制度、教学院部年度主要教学改革与建设目标任务分解制度、教学院部年终综合评价制度、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制度、教育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等五项关键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确保了切实性质量标准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每一环节,并最终转化为学生的个性素养以及学校的整体人才培养质量。

4. 狠抓课堂教学,提升教学研究

课堂是实施人才培养的主渠道,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学校以本科教学评建工作为契机,建立课程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狠抓课堂教学。在这方面,学校注意抓好两项工作:一是狠抓以基本规范为基础的学风建设;二是狠抓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风建设。

学风建设方面,主要是抓学生课堂到课率、听课情况、教师教学计划执行情况等课堂常规秩序;教风建设方面,主要是抓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科研服务课堂教学以及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与创新的情况。学校对科研促教学提出明确要求,并构建了学校、院部与学生“三位一体”的课堂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明确学校教学督导团与学生教学信息员主要抓课堂学风建设,院部教学督导组主要促教风建设、提升课堂教学学术水平,教学管理干部主要负责教学常规以及动态信息处理,并在学校教学督导团、院部教学督导组、教学管理干部、学生教学信息员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共享与关联机制。这些举措,保障了课堂教学的秩序与水平,学生课堂到课率高、教学满意度高。从每学期的教师课堂教学测评看,学生对教师课程教学的满意度稳步提高,近年来学生课程教学测评优秀率平均91%以上,学生平均到课率在9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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