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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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汇率范文第1篇

美国《2011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下简称《2011法案》)由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等人发起，其意图通过国际行动渠道的间接方法，即依据美国受WTO约束的国内反补贴法和反倾销法来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调查主要贸易伙伴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压低本国货币币值以及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它规定。如发现有国家刻意直接或间接压低本国货币币值以及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美国可对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2011法案》并没有明确针对中国，但实际上可看做是在《2010年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以下简称《2010法案》)基础之上的更新和加强议案，矛头仍然直指人民币汇率问题，是针对人民币汇率迈出实质性立法步伐的第二部法案。

二、法案内容的主要特征

如前所述，美国《2011法案》是对《2010法案》的更新和加强版本。两者的相似之处主要在于都倾向于将一国汇率低估的严重偏差与贸易补贴挂钩，从而以美国国内反补贴法为依据对汇率低估国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关税。旨在间接地通过国际贸易法指控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与去年的法案相比，《2011法案》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修改和更新，意图对人民币汇率施以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其具体内容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11法案》修改了“货币低估的严重偏差”概念，新增了“需采取优先行动的货币”这一重要概念。在《2010法案》中将货币严重低估定义为“出口国政府长期的、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而在《2011法案》中对这种干预增加了“伴有部分或全部对冲操作”这一要素。此外，《2011法案》新增的“需采取优先行动的货币”概念具有重要地位，依法案规定，它是对出口国发起反补贴或反倾销调查以及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的基础。依《2011法案》规定，认定为“需采取优先行动的货币”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伴有部分或全部对冲操作的长期、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二是以平衡收支为目的过度的、长期的官方或准官方外汇储备积累和对外资产积累：三是为平衡收支目的而对资金流向加以限制或者予以刺激，或者实质性地改变这种限制或刺激措施。而与实现完全的货币自由兑换目的背道而驰。

其次，《2011法案》明确规定了“需采取优先行动货币”的认定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和相应的制裁。依该法案的规定，特定国家货币一旦被认定为“优先货币”，且该国90日内未采取合理的措施，那么美国相关行政机构有权对其施加诸如反倾销调查、禁止联邦政府对该国的采购、请求IMF采取行动、限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跨国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向该国提供新的融资等一系列制裁。进一步来说，如果该国在360日内仍未采取合理措施，那么美国贸易代表有权诉诸WTO解决，且美国财政部有权联合其他金融机构甚至IMF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救济性”干预而要求该货币升值。这些制裁措施很强硬，既包括贸易制裁，也包括金融制裁，一旦实施，很容易引发与出口国的“贸易战”和“金融战”。

第三，《2011法案》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呈现出限制美国财政部和总统的权利，而扩大美国国会权利的趋势。首先，该法案加强了美国财政部对国际货币政策和汇率的报告义务。依法案规定，财政部每年需两次向国会提交关于国际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书面报告，且在提交报告之前必须与美联储主席以及国际汇率政策咨询委员会进行磋商。此外，如果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相关委员会提出要求，财政部必须向这些委员会就报告的有关内容作出详细解释和证明。其次，该法案限制了美国总统在对特定货币采取“优先行动”的放弃权。依据法案规定，如果对特定国家货币采取的“优先行动”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那么美国总统有权决定放弃这项行动或制裁。但总统必须及时向国会通知这项放弃的决定，且如果是以维护美国经济利益为由而放弃的话还必须向国会进行详细解释。国会参议院或众议院自收到总统放弃决定的通知后90日内还有权提出否决案。由此可见，该法案虽然赋予了美国财政部和总统在决定对特定货币是否需要采取“优先行动”的相关权利，但最终的决定权交由了美国国会掌握。

三、对法案的评价

《2011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反映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态度日趋强硬。由于《2011法案》仍试图从贸易法角度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审视和采取行动，该法案一旦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很可能会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大开绿灯，不仅解决不了美自身经济和就业问题，到头来只会严重干扰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使得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和增长的努力白白付诸东流。同时，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是否符合美国在WTO规则项下所承担的义务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经济层面和法律层面来看，该法案都是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的。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人民币汇率并非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之根源在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这是与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相一致的。也正因如此，美国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和其他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中国。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美贸易下中国出口产品的份额。而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出口市场并不开放，特别是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是造成其近年来对中国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也并无关联可言。造成美国目前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是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深层次的原因应为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30％左右，而同期美国的失业率则从7％升到了9％以上，可见，美国失业率上升并不能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从国际法规则层面来看，《2011法案》允许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即《1930年关税法案》对人民币征收特别关税，而美国作为WTO主要成员国之一，其国内法行动也必须符合WTO规则才能具有合法性。《2011法案》直接将汇率低估等同于出口贸易补贴，规定“即使该项补贴并非仅仅向出口行为提供，但不能就此断定该项补贴就不会偶尔适用于出口行为，因而仍然可认定为出口补贴”。而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以下简称《协议》)的相关规定，禁止性补贴中的“出口补贴”是指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条件”的补贴，且《协议》的附件1专门列举了禁止使用的出口补贴例示清单，其中并未包括“汇率低估”这一情形。因而美国一旦依据该法案对人民币汇率征收反补贴税，由于缺乏《协议》的明确授权，可能构成其对WTO义务的违反，中国完全可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驳斥。此外，根据《协议》的规定，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属于不可诉补贴，不会基于WTO相关规定而引起任何反补贴措施。我国人民币汇率并不是瞄准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也并非有选择地指向我国经济的某一特殊领域或部门，而是适用于我国所有的居民和企业，而不论其出口与否。可见，人民币汇率属于政府调控经济的广泛的政策措施，不具有“专向性”。所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也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

四、结语

《2011法案》的出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指控人民币汇率的又一轮浪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法案遭到了多方诟病和指责，其最终正式成为一项法律的前景黯淡，但是仍然会对国际社会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氛围产生催化和发酵的作用。因此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保持我国汇率体系的稳定仍然是需要我国予以密切关注和研究的。

货币汇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202-01

2011年10月11日，全球聚焦美国，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调查，是否有压低本国货币币值，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并对其出口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项议案主要是针对中国，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已经陷入谷底的美国经济。这项议案的通过将人民币问题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它不仅不能名挽救低迷的美国经济危机，还会给世界经济的带来巨大的振荡。美国这种美元霸权和歧视性的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会在中美贸易之间引发摩擦，在世界范围内爆发“贸易战”。

一、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议案”，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转移其不可解决的国内矛盾，转移经济危机。美国正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一季度GDP的增长率为0.4%,,二季度为期1.3%,经济增长几乎停止,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处于9.1%的高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丙轮经济刺激计划，仍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疲软软的现象,美国旧债未还又发新债,,延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美国民众对美国经济丧失信心,美国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在纽约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断扩大,,美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美国为了摆脱其国内矛盾濒濒打出”人民币汇”,率”牌,缠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就是要转移其政治矛盾,美国以为通过人民币升值就可以,美元贬值就可以刺激美国商品出口,,增加就业,,使美国对外贸易由逆差变为顺差,从而保护本国经济,保护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恢复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由其内部的经济问题造成的，由房地产泡沫造成的美国的经济危机，说明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内控不严，不良资产较多，运营不安全，金融机制搞风险性较弱，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应对经济危机上，没有很好地通过三驾马车来抖动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出口减少的情况下，没有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良性循环。“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不仅对美国经济复苏不利，而且，它不符合“国际条约和义务”，贸易保护主义严重，造成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陷入谷低，外部环境不好，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

二、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

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2011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达到11655亿美元，占当月美国国债总额的25.9%,,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必然导致美元账面缩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保守估算,中国购买的美债预计遭受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20%至,30%,如果以最低下跌20%计算,将会损失约2304亿美元..面对美元账面缩水,,各国都已开始将外汇储备转移出美国,,显示出各国对美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中国是继续增持美债还是抛售美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中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达2.1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7.6%,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设计咨询三项合计年营业额从1978年的0.3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463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11%,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大量地抛出美元,很可能无法收回投资的利润,还可能导致外需急剧收缩,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影响

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缓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影响。进入新世纪，我国GDP连续5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今年中国GDP预计增长速度为9.9%，出现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加调现象，世界经济衰落也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是个对外贸易依赖性很高的国家，外贸顺差很大，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很大，世界经济的低迷给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境外需求萎缩，最近丙个月中国对外出口经济增速放缓，前几年，我国出口的增速为20%，而今年9月份，我国出口增长为17.1%,9月我国货物进出口的增长比8月有所回落..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出口企业经济利润没有明显提高,人民币每每次的升值,都使得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受到损失.有的企业已将商品的价格提高了20%,但仍不能使企业的经济利润有明显的提高.,相对消极地应对,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国际环境的新变化要求我们也必须做出变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产业结构优化，依靠自主创新来实现缓流增长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应运挑战，他们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产品成本的优势，生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品来提高企业的经济利润。提高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塑造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同时，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高，如果只靠出口拉动力经济增长，很难很难满足人民群众对消费的需求，因此，必须解决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把消费作为拉动力，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调动积极因素应对人民币升值来的挑战，经受住国际经济风险的考验，增强抵御危机风险给企业和国家经济事业的影响的能力。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货币汇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洲货币危机；资产市场联动模型；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1-0107-03

[作者简介]郭颖（1992-），女，汉族，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风险预警。一、欧洲货币危机简述

（一）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情况

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硬通货币德国马克持续坚挺，此时的法郎、英镑等货币对马克的汇率却不断跌入低谷。1992年9月8日，欧洲货币市场出现爆发动荡的最初信号，芬兰当局突然宣布芬兰马克实行自由浮动、脱离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接下来，意大利里拉对德国马克的汇率突破了欧洲汇率机制所规定的浮动下限，迫使意大利当局宣布里拉对马克贬值7%，这一贬值幅度也突破了欧洲货币体系规定的浮动限度，也是意大利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制度的标志。在芬兰和意大利之后，英国遭受庞大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在维持英镑与德国马克汇率过程中遭到重创，于9月16日英镑被迫贬值，并宣布暂时与欧洲货币体系划清界限，9月16日也被称作金融史上的“黑色星期三”。 此外，法国法郎、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爱尔兰镑、丹麦克朗等均遭受猛烈冲击而纷纷贬值，贬值幅度均超过了欧洲货币体系所规定的上下225%的浮动限度。在外汇市场上，法郎、英镑、比塞塔等疲软货币成为人们抛售的对象，坚挺的德国马克引得人们竞相收购，欧洲货币危机愈演愈烈。

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总的来说，该危机的表现主要是外汇市场上法国法郎、芬兰马克、瑞典克朗、英国英镑等货币连续遭受庞大投机资本的猛烈攻击而汇率不断下浮，劣币频遭抛售，进而导致劣币“再下浮―再抛售”的连续恶性循环。

（二）利用资产市场联动模型分析欧洲货币危机

在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镑危机，因此，以欧洲货币危机中的英镑危机为例，利用资产市场联动模型分析德国高利率政策对英国的影响。

如图1所示，最初货币市场在点1达到均衡，利率为R1，给定汇率和利率，这意味着外汇市场在点1’处达到均衡，汇率为E1。

德国统一后，为了支持东德经济发展，德国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口，从1991年开始，德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表现为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量下降，即由图中（MS/P）1移动到（MS/P）2，若此时货币需求不变，货币市场的均衡点由点1移动至新的均衡点（点2），相应的德国马克利率提高，即图中的R1移动至R2。

由于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最初的汇率E1由货币当局给定，新的德国马克利率给定R2，此时德国马克存款的预期收益高于英镑存款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德国马克存款更具有吸引力，人们纷纷买进德国马克，卖出英镑。当人们为了买进德国马克而竞价时，德国马克升值为E2，汇率由E1下移至E2，外汇市场又一次在点2’处达到均衡。英国作为欧洲汇率机制的一员，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在人们纷纷进德国马克，卖出英镑时，英国政府不得不买进英镑，卖出德国马克，但英国政府的德国马克储备量有限，直到1992年9月，英国再也没有德国马克可以卖出，只好任由英镑贬值，并与欧洲币体系分清界限。

二、欧洲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欧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

欧洲货币体系的各成员国都将欧洲统一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但首要目标仍是解决国内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于是，经济状况的差异使得各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

长期以来，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自身的经济状况迥异。一方面，英、法等国经济堪忧，迟迟未能摆脱衰退状态，短期内也看不到经济复苏的曙光；另一方面，德国经济虽属欧洲翘楚，但由于1991年两德统一后，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东德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资金缺口猛然加大，德国政府在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方面压力颇大。于是，经济运行堪忧的英国等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经济状况良好的德国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最后便出现了英、法等国一再要求降低利率而德国却一再提高利率的状况，英镑、里拉等货币的贬值与德国马克的升值成为必然。

（二）欧洲货币体系各方力量的不均衡

汇率制度稳定的基础是各方力量的均衡，然而由于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各方力量的均衡，从而造成各方汇率失衡。

德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不仅造成维持固定汇率举步维艰，而且带来了更多的投机行为。德国长期保持着“低通胀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为保持低通胀不会大幅降低利率，因而在外汇市场上投机者便会大量抛售英镑、法郎等货币，同时抢购德国马克，大量投机资本最终引发此次货币危机。

（三）德国货币政策的“不适宜”

政府当局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宜”是相对概念，角度不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判也不同。从欧共体的角度而言，强势货币德国马克作为当时欧洲货币体系事实上的核心，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到整个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转。德国紧缩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者提供了机会，是不适宜的。

如前所述，通过资产市场联动模型可以看出，德国高利率的做法使人们强化对马克升值的预期，在外汇市场上的表现就是看好而抛出其它货币收购德国马克，进而德国马克汇率水涨船高，外汇市场混乱加剧。

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是联系各国货币的纽带，在欧洲货币体系内货币汇率必须在特定的波动幅度内浮动。里拉、英镑、比塞塔等货币均钉住德国马克，这些国家为维持整个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不得不跟随德国一起提高利率。但当时的英国等国处于经济萧条阶段，应该降低利率，增加市场上的流动资金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欧洲共同利益的高利率政策和为了英国经济增长的低利率政策相互矛盾。最初，英国等国选择了高利率政策，但却苦于外汇（即德国马克）储备不足无力支撑该政策，最终只能采取脱离中心货币自行贬值，德国紧缩性货币政策诱发了此次席卷欧洲的货币危机。

三、固定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的关系

通过上述对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爆发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欧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欧洲货币汇率制度的固有缺陷。欧洲货币汇率制度不仅未能对此次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还诱发了循环危机，这无疑与欧洲货币汇率制度的内在缺陷有关。

固定汇率制度被定义为货币当局以强制手段（行政或法律）确定、公布并维持货币间固定比价的一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固定的比价关系让国际贸易中汇率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开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性不断提高，保持固定汇率更容易受到外汇投机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

（一）外汇风险集中，外汇储备不足

将本国货币的汇率固定在一个名义锚的汇率制度会将外汇风险全部集中于中央银行，这部分风险由市场交易主体转嫁给货币当局。当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充足、风险防范体系成熟、应对风险的决策机制稳健时，货币当局便能够成功化解风险，维持固定汇率。然而，事实上，英国等国由于对德国马克的储备不足，加之风险防范体系的不健全，引发了货币危机。

（二）外汇风险积累，货币政策失灵

由于货币政策调节失效使自由市场固有的风险不能及时化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的市场利率水平不仅取决于国内的可贷资金供求状况，还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因此，国内市场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趋同。当国内经济紧缩，政府需要降低国内利率刺激本国经济，这会导致巨额资本外逃进而导致可贷资金供给锐减，国内市场利率会重新上升到国际市场利率的水平，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货币政策失灵。

图2说明了货币政策失灵的这一过程。在资本完全流动且本国实行固定汇率的情况下，若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则LM线右移至LM1，利率I降低，货币量Y增加。此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货币当局动用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减少与货币的增加相互抵消，LM线左移直至本国利率恢复到与国际利率相同的水平，LM线回到原来的位置，即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完全无效的。

四、Y语

抑制货币危机的关键在于本国经济位于何种运行状态、一国政府采取何种经济制度。由于固定汇率制度“固定汇率”的承诺使得外汇风险具有累积和集中的特点，进而导致货币政策失效，诱致大量投机资本，从而引发货币危机。

尽管固定汇率制度容易引起货币危机，但并不能不顾当前经济状态武断判断哪种汇率制度绝对好或者不好，重点在于分析该汇率制度在当前经济状态下是否更有利该国抑制货币危机的发生。

根据IMF的统计数据，1975―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过116次货币危机，其中1975―1981年、1982―1989年以及1990―1997年的三个时期中，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分别占435%、388%、556%，平均为46%，而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分别占565%、612%和444%，平均为54%。从平均数来看，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发生货币危机的比例较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固定汇率制度更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而浮动汇率制度在抑制货币危机方面优于固定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张晓京，张玉喜货币危机理论和汇率理论：发散与交融[J]2013（5）：69-72

[2]孙晓青德国的经济政策与欧洲货币体系危机[J]1994（8）：6-10

货币汇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通货膨胀 汇改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8-020-04

一、引言

2007年以来，我国国内物价水平不断上涨，以物价指数的上升速度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出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在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短暂的下行态势后仍在高价位上持续攀升，其内外部诱因应作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剖析。而2005年7月,我国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汇改后的通胀高企时期扮演着与利率、准备金率等相同的平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角色。

既有国外文献在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上，主要通过“汇率的物价传导效应”（Menon，1995），如汇率变化最终可以显著传递到国内价格变化（Choudhri and Hakura，2006）。但在经验研究上，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导效果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Leith（1991）认为，汇率波动将国际市场价格完全地传递到了博茨瓦纳的国内价格，Kim（1998）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元汇率与美国价格指数之间在长期内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McCarthy（1999）通过回归模型对1976―1998年主要工业化国家汇率对物价指数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汇率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是适中的。

国内研究在人民币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的研究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贝多广和朱晓莉（2007）的研究认为，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存在潜在影响，但人民币对外升值会导致国内资产价格的膨胀，而不是体现在传统意义的CPI上涨。这与Li和He（2007）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人民币升值会促成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资产价格，但并未显著影响通胀率变化。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汇率的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即认为汇率的持续升值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并提出应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建议，如“应以较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唐东波，2008）；“人民币加速升值是对抗中国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方式”（哈继明，2007）；“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是解决中国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否则中国必须接受高通货膨胀”（Liang和Qiao，2007）。

由此可知，对于人民币汇率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关系存在着诸多争论，若“人民币升值能够抑制国内通货膨胀”，那么在 2005 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应具有较汇改前更强的统计上的显著性。但从新汇制运行60多个月的宏观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持续升值，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但通胀压力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国内的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为解开这一谜题，本文拟从汇改前后两个阶段的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走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系统地研究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度量新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改善效应。

二、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模型构建

Takatoshi Ito，Yuri N.Sasaki & Kiyotaka Sato（2005）认为，汇率波动对价格的理论传导路径主要通过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渠道。汇率波动通过影响国内外资产的相对价格,刺激跨国投资和热钱的流动, 从而影响外汇储备, 在央行货币冲销不完全的情况下, 货币供给将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将最终传导到国内价格中去。据此，本文构建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之间的宏观传导模型如下：

其中，LER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LFR为外汇储备，LM2为广义货币供应量，LCPI为通货膨胀率，各变量均为月度数据（由于分时段进行验证, 要求样本比较大, 所以采用月度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2010年12月。将整个样本区间分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时期（2000年1月-2005年8月）与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时期（2005年9月-2010年12月）两个阶段。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广义货币与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IFS)，是一种加权汇率, 权数为各国与我国的贸易额占我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并经过了指数化处理(以2000年1月为基期100),采用间接标价法标价,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为消除季节影响因子，各变量均用 X-12做季节调整。

如果当期的LCPI与当期的LER、LFR、LM2、LCPI以及前期的L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且它们的线性组合为平稳序列，那么我们可以求出误差修正序列，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是进行协整检验以及建立模型的前提。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详见表1、表2。

在检验时,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 的最小化原则选择趋势项,以及确定常数项是否存在,确定最优滞后变量的阶数,即设定单位根检验的基本类型 (c,t,q)。通过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LCPI,LER,LFR,LM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为非平稳变量。其次,分别对它们取一阶差分,结果确良LCPI、LER、LM2、LFR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为平稳变量,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

（一）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效应研究

由于VECM模型构建的前提是协整序列，所以应先进行协整检验，在获取协整信息的基础上构建VEC。 由于各变量都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本文采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LER、LM2、LER与LCPI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了汇改前与汇改后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均为5，即VAR（5），经稳健性检验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经数据生成检验得到系统没有线型趋势, 协整方程有截距项没有趋势项。

由表3可知，汇改前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表明以上变量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LER、LM2、LNEER与LCP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LCPI=0.590709LER+0.282277LFR+0.497007LM2

（2.3912）（-3.1573） （3.6774）

从上式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通货膨胀膨胀呈正向关系，即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货膨胀率有一点的驱动效应，外汇储备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动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

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VECM) 为:

D(LCPI) =- 0.1860* ECMt-1- 0.0926*D(LCPI(-2)) + 0.08887*D(LCPI(-4)) + 0.1046*D(LER(-2)) + 0.1204*D(LER(-4))+ 0.0689*D(LFR(-2)) + 0.0216*D(LFR(-4)) - 0.1208*D(LM2(-1)) - 0.04107*D(LM2(-3)) + 0.0042

模型稳健性良好，对模型中不显著的差分项进行了剔除，所有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值，说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动态调节机制。从该系数(-0.1860)来看，系数的绝对值比较小，说明通货膨胀与汇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在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模型对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较小，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的均衡时，将以0.1860的调整力度拉回到均衡状态,这说明CPI是趋于自我稳定。

汇改后的迹检验量以及最大特征根检验量表明LER、LM2、LER与LCPI四变量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为：

LCPI=2.6373*LER+0.2603*LFR+ 04988*LM2+13.8326

（6.2912） （4.6952） （2.8329）

协整方程显示，与汇改前相同，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外汇储备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呈正向变动。

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VECM) 为:

LCPI= - 0.0718* ECMt-1+ 0.0575*LCPI(-1) - 0.1173*LCPI(-3)- 0.2185*LCPI(-4)+ 0.2554*LER(-1)+ 0.0471*LER(-2) - 0.0911*LER(-3)- 0.0163*LFR(-3)- 0.0751*LFR(-4)+ 0.0245*LM2(-2)+ 0.0925*LM2(-3)+ 0.1199*LM2(-4)+ 0.0003

误差修正项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检验, 说明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显著。从估计系数来看,名义有效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显著。模型的短期调整系数达到- 0.0718,各变量向均衡方向的调整速度较慢。同时，方程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均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汇改前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的负向影响要比汇改后小，二者之间短期波动的引致关系在汇改后的时期较为密切。

（二）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传导效应

为进一步观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动态影响过程，本文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分析汇率变动在短期对通货膨胀产生动态影响的路径以及程度。这种脉冲分析方法不依赖变量在模型系统中的排序，因而结果更为稳健。分析结果如图1与图2。

图1显示，汇改前，在整个分析期内，短期内汇率的波动对通货膨胀率形成持续逆向冲击，冲击效应在第3期上升至零后开始快速衰退，逆向效应增大。由图2可知，汇改后，汇率波动在前3期对通货膨胀形成正向冲击，但从第3期开始快速衰退，之后保持长度约为9个月的负向效应，衰退的速度与幅度均要大于汇改前。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为敏感，且逆向影响强度更大。

由汇改前后两个时期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在汇改前还是在汇改后的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形成的逆向冲击占主导地位，因此，从短期来看，汇率对通胀预期的冲击符合利率平价理论，即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名义利率水平上升和国内通货紧缩，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接下来以累积脉冲响应函数来量化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传递效果。用汇率冲击发生T个月后通货膨胀的累加变动率除以T个月后人民币汇率的累加变动率，得到汇率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见表4。

其中，是汇率冲击发生j个月后的通胀变动率，是相应的汇率变动率。

由表4可知,汇率冲击发生后，汇率变动初期对通胀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汇率波动对通胀逐渐产生逆向效应。汇改后的名义有效汇率的通胀传递效应在总体上要比汇改前的传递效应更强,且在不同的滞后期较汇改前的传递效应都要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传导理论模型，对汇改前后两个阶段的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实证结论。

1.研究表明，在长期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向协整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无论在汇改前还是在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的逆向冲击，这种逆向冲击在汇改后的程度表现得更强。

2.从我国的实践经验与数据来看，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状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有助于缓解部分外来输入型通胀压力，而对于来自内部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大。由于近年来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根本上驱动了本轮通货膨胀，因此，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并未有多大的效果。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完全性导致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度相对较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抑制作用有限。

3.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正向均衡关系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驱动通货膨胀率，这与汇改后的实践经验相符。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的物价指数也一路走高。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波动较为频繁，并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人民币汇率逐渐从低波动向高波动转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升值的冲击显示出明显增强的持续性，体现出了升值预期的作用和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趋势对通货膨胀率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持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加上人民币的单一方向升值使得热钱及套利资金流入，中央银行在进行被动对冲的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持续上升，导致持续不断大量流动性推高了国内的相关物价水平。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上涨的持续推动效应远大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紧缩效应 。

4.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新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改善效应有限，主要是货币政策受制于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尽管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与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相同的角色，但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思路在通货膨胀高企时期是不可取的，汇改后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这一结果暗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转轨时期，汇率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从现有的汇率政策而言，应增强汇率弹性，进一步放宽现有汇率波动幅度，在现有波动区间内加大各币种币值兑换的市场化程度，从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驱动效应。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绩效评价与政策搭配研究:兼政策搭配管理当前通胀预期研究”(10YJA79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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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货币汇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升值；通货膨胀；替代效应；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46-0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7全年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其中11月更是创下了同比上涨6.9％的131个月来最高记录，如何应对通胀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除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部分学者建议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此减轻通胀的压力。高盛(2007)进而预测：如果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0％，那么1年内消费价格涨幅将减少1.2个百分点，2年内累计将减少1.5个百分点。

以升值来抑制通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在中长期升值与通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以肖耿(2007)为代表。在这样的观点下，升值与通胀的幅度均成可以借以调控经济波动的工具。然而，升值与通胀间存在替代关系并不是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很多学者对此表示质疑。余永定(2007)认为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确实存在相互作用，但理论上并不能得出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升值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替代效应只存在于特定的条件下，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由于理论上尚且存在分歧，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探究升值与通胀问是否存在替代关系，进而决定是否可以选择人民币升值作为抑制通胀的工具便有了重要意义。

事实上对此问题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国外的研究集中于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传递效应，即名义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而对物价水平变化的研究又集中于进口价格。相关的理论极其简单――汇率波动会直接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水平(进口价格)，进而传递到国内整个价格水平。因此，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测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大小。比较典型的文献有：Campa和Goldberg(2004)发现，在1990至2003年问，其所研究的21个国家中有15个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之1975-1989年减弱；Mario Marazzi，Nathan Sheets等人(2005)在针对美国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的传递效应在1995至2004年期间约为0.2，较之以前有了显著下降。他们的研究主要采用线形回归的方法，选取边际成本、名义有效汇率等变量。国内学者管涛(2004)利用Campa和Goldberg所提的模型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24个国家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导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有21个国家在短期和长期存在着升值对价格的紧缩效应，其平均值分别为-0.4508和-0.6850。其中美国的情况为：1990年代以来，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每升值1个百分点，则引起美国进口价格在短期下降0.3个百分点，长期(4年)下降0.74个百分点；考虑到同期美国年进口额占GDP的比例为10％左右，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短期为0.03个百分点，长期为0.08个百分点。

目前，国内尚缺乏直接以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国内价格水平之间关系为对象的研究，与之相关的有施建淮(2007)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GDP具有紧缩效应；王茂林，赵昕(2007)通过实证发现存在着从汇率升值到工资增长率问的单向联系。以上研究虽未直接涉及物价水平，但无论是GDP还是工资增长率都与物价水平有着直接联系。

因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运用线形回归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对升值与通胀间的替代效应是否存在及存在条件下的作用效果的大小进行研究。

二、升值与通胀替代关系的初步判断

首先以1990以来的数据研究人民币汇率与国内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否具有上述替代关系。由于过去10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为考察通货膨胀与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我们选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作为研究对象。

名义有效汇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缩写为NEER)是一国货币与其各个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名义双边汇率的加权平均值。名义有效汇率的权数可以有多种确定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以贸易比重为权数，即权数的确定取决于各贸易伙伴在本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与本币对一两种外汇的汇率相比，它体现了本币对所有(或主要)外币的加权平均比价，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该国货币汇率的总体波动幅度关系。名义有效汇率可以直接影响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进而影响一国国内的总体物价水平，为大多数有关汇率对价格的传导作用的研究所选取使用。因此，虽然在我们的目标区间内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但贸易权重和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也一直处于浮动的状态。

在我们的研究中，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为指数形式(2000年为基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使用的是间接标价法，所以指数上升即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为了减少数据处理中的误差，尤其是异方差，我们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数据取自然对数。中国通货膨胀率(INFL)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由每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l)除以100再减1得出。样本区间取1990年至2006年，为年度数据。图1展示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从图1中我们直观地看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这段时期可进一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至1995年：受1990年、1992年、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的影响，NEER大幅贬值，1995年跌至谷底；与此同时，国内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INFL持续上升，1994年达到24.1％的高峰。第二阶段，从1996年至2002年：此时期内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由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持续升值，NEER于1999年和2002年分别创下高点；通货膨胀率则先是在宏观调控的影响下成功降低，接着由于外部环境压力和国内内需不足转入通货紧缩，INFL于1999年和2002年到达低点。第三阶段，2003年至2006年：此时期内由于美元对日元、欧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名义有效

汇率也随之贬值，同时，国内投资增速加快，加之2003年非典的影响，国内价格水平逐渐走高，走出了紧缩阴影。

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INFL与NEER基本是同步变化的，但在某些时间段INFL相对于NEER似乎有1年的滞后。这就提示我们对二者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我们所借助的工具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1给出了检验结果。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时，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再考虑到样本容量的限制，滞后期长度分别选取1、2、3。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汇率升值的特性，我们计算并使用每年的汇率波动率DNEER来替代NEER(DNEERt=(NEERt-NEERt-1)/NEERt-1)。

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不论滞后期选择1、2还是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了“DNEER不能Granger引起INFL”的原假设；而对于“INFL不能Granger引起DNEER”原假设，只有在滞后1阶时在10％的水平下方被拒绝，其它滞后阶数均未拒绝。这种结果表明，DNEER的滞后项可以作为INFL的解释变量，而INFL的滞后项不能作为DNEER的解释变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初步判断人民币升值具有抑制通胀的作用，而通胀在减轻升值压力的效果上作用甚微。

为进一步研究升值与通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定量描述当期及滞后期累积的替代效应大小，我们在下面的研究中使用线性回归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一)模型与数据选取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升值与通胀之间的替代作用，除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波动率(DNEER)与通货膨胀率(INFL)这两个变量外，我们又引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ROD)这一变量。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劳动生产率提高将引发工资水平提升，最终导致对内物价上升、对外汇率升值，而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应该等于价格水平波动与汇率波动幅度之和。在引入PROD这一变量之后，我们所要估计的回归方程为：Model1：INFLt=C1+C2*DNEER，+C3*PROD，+utModel2：DNEERt=C4+C5*INFLt+C6*PRODt+ut

INFL与DNEER的数据选取如前所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根据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计算得出，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所有变量的样本区间均为1990―2006。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宏观经济数据往往具有时间序列特性，在线性回归中如果使用了非平稳数据往往会导致虚假回归的发生，故在回归前要先对DNEER、INFL、PROD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选用ADF检验与P-P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DNEER与PROD的ADF检验与P-P检验均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它们是平稳序列。对于INFL，虽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IP-P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在ADF检验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假设即被拒绝，所以INFL也可以认为是平稳序列。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Model1、Model2中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的情况下，我们运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为：Model1：INFL=-0.0787*DNEER+0.5749*PROD-0.0323Model2：DNEER=-0.2152*INFL-0.2600*PROD-0.0238

仅就回归结果的系数而言，Model1和Model2的回归结果均符合我们的预期，都可以体现出替代关系，但进一步的检验则显示Model2的系数无法通过检验，具体见表3：

Model2中所有系数的t统计量均无法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R2与调整后的R2均较低，所以该模型应不予以采信。在Model1中，DNEER的系数为-0.0787，表明当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时，同期国内的物价水平下降0.0787％，升值确实对国内物价具有紧缩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较之于升值对价格水平的紧缩效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更大，其系数为0.5749，约为升值的8倍。

四、时间序列模型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前文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所研究的仅为当期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未涉及多期间的动态联系，而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变量的滞后期之间，特别是DNEER的滞后项与INFL之间具有明显的解释与被解释关系，亦即暗示前期升值对后期的INFL存在影响。为了测算这种跨期的传递效应我们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研究。

向量自回归(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相较于其他方法，VAR模型无须区分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而且估计方法简单，常用的OLS方法就可以逐一估计方程。VAR模型要求所含变量必须具有平稳的性质，变量的平稳性在前文中已被检验成立。

具体形式为：

经过试算，同时参考AIC准则和SC准则，我们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取3，即k=3。

由于本部分研究的重点不足所有3个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多期动态联系，而是测算前期DNEER波动对后面各期INFL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忽略VAR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分析，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INFL的脉冲响应函数上。

(二)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模型定变量对各种变量冲击的反应轨迹。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设置脉冲为残差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并将冲击的滞后期间数设置为10(年)。图2和图3给出了INFL关于DNEER和PROD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和累积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中显示，给DNEER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比如升值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INFL在第1年内反应很微弱(为-0.00129)，在第2年末达到-0.018，第3年为-0.011。前三年累计所带来的紧缩效应约为一0.03，此后各年的紧缩效应进一步减少，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三年累计-0.03的紧缩替代效应看起来似

乎微不足道，但考虑到前文中计算所得的当期升值1％所带来的同期INFL0.0787个百分点的减少，紧缩效应共计-0.1个百分点。PROD前三年对INFL的影响效果分别为0.0245、0.021、0.0076，累计为0.053，考虑到第三部分中计算得到的当期系数0.5749，共计0.6279。

五、总结及政策含义

本文综合运用了图表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波动情况与国内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获得了若干有意义的发现。

第一，上述四种方法均指向同一个结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影响却很小，可以忽略从而近似认为二者之间仅有单向联系。因此，严格地讲，人民币汇率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并非是替代关系，因为这种“替代”并非是双向的，价格方面的通胀／紧缩并不能传导至人民币汇率上形成贬值／升值压力，国内某些寄希望于以一定的通胀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第二，综合线性回归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当人民币升值1％，在之后的3年内，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将因之下降0.1％。以此类推，如果在人民币汇率方面能有10％的升值幅度，则在未来的3年内在物价水平方面将会下降1个百分点。这样的预测结果虽然较之高盛所预测的2年下降1.5个百分点较小，但不管是我们的预测结果还是高盛的结果都表明升值不成为抑制通胀的主要工具，而仅仅是对物价水平的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政策制定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