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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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封建法律思想,儒家,神权政治,宗法等级,百家诸子,德主刑辅

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以法家、道家及阴阳五行家的法律思想，经过上千年的演变至西汉时形成的，又经过从西汉至封建社会末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主体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下面，就以时间顺序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以下解析。

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信奉神明的传统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就普遍虔诚信仰神明，以“任德而不任刑”为主要理论观点的神权法思想就成为适应奴隶制统治的神明、天道观念的主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不断，宗法制渐渐失去主体地位，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政权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掌控。因为刚刚经过混乱的诸侯纷争，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便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强化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司马迁曾经在讲述战国时期的立法时说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受到钳制。

直至汉初，经过连年的战乱法家的思想主张已经不再适用，汉武帝便启用黄老之学的思想，缓和战乱留下的阴影与民休憩。但是安稳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势力逐渐强大的各诸侯王同中央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法律制度方面出现了“上无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混乱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便成为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西汉中期，著名儒士董仲舒所倡导的“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好适应统治者进行集权大一统的要求，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儒家思想经过他的完善，借鉴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阴阳结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实行德刑结合：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于是“德主刑辅”的思想便成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至此，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最终形成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西汉时期——形成阶段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新儒学，它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一种新思想。一方面它把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和黄老学说中有利于当时统治的内容作为补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精神武器和统治工具。董仲舒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神权政治思想、宗法等级制度、阴阳五行说和百家诸子学。

综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主要倡导者的新儒学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他把先前的法律思想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概述，毕业论文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至此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上。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硝烟四起，处于异常混乱的局面，长期呈现出分裂割据的状况，因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礼入律，以经立法。《春秋繁露.精华》中有语：“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体现出了引经注释，春秋决狱的内容。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建设继往开来的性质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是传统法律制度发展至成熟完备期过渡的重要阶段。

（三）隋唐时期——走向成熟和完备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客观上也对法律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隋唐法律达到中国封建法律的高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开皇律》是一部在中国法制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隋文帝时期所编纂的。唐朝时期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应运而生——《唐律疏议》，至此，达到了中国立法史上的巅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及“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都很好的体现出了唐朝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稳定及严明。

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的全面体现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法典《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至完备成熟的里程碑。

（四）宋朝至清末——延伸及消亡

宋朝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一步步加强达到顶峰。与此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一步步走向严明精致。“元时断狱，亦每引唐律为据”，明律则“篇目一准于唐”，可见唐朝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延伸。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封建法制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辗转相承，相当完备。清朝法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法律的完备性，因此可以说清朝的法制建设不仅承上，而且启下，不仅是传统封建法制的最后形态，而且开了近代法制历史的先河。

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败、封建社会的瓦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变革，近代法律制度呼之欲出，逐渐发展。

三、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历史作用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自西汉确立、经过各个朝代的总结发展而形成的、位居我国封建社会重要地位的思想体制。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给予它们发展的指导性与前瞻性，顺应并推动的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但是同时，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的萌芽。它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学会辩证的看待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现代社会所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发展因素在法律领域内“反射”的结果。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随之寿终正寝，但研究其形成及发展的历程对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汉书.匈奴传.

[2]战国，魏国，李悝.法经.

[3]汉书.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科举制度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制度之一

回顾中国发展历史，能与科技沾上边的除了“四大发明”，还剩下些什么呢?几百年前我们讲“四大发明”，几十年前接着讲“四大发明”，而现在还在讲“四大发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循环关系?如果从制度层面上思考此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问题决定了科技的落后：第一，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以帝制为核心的，不是以民主为核心的；第二，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小农为基础的，不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第三，封建社会的文化制度是以人的精神封闭为主的。

除上述的制度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造成了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迟缓、没有形成科技强国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部分研究古代科举制度的文献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观点对科举制度是肯定的，当然一般多的是从人才选拔、人才培育、人才政策的角度上。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内核”是什么?科举制度主要“科举”的又是什么?这种科举方式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

空缺自然科学是科举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在隋朝建立，在唐朝完善的。在史学研究中，因为科举制度在隋朝比较短暂，所以一般都以对唐朝的研究为主。从唐朝的科举制度来看，有四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一是把科举制度上升为中央政府的核心制度之一，成为国家制度的主要形式；二是规定了科举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文科和武科两种形式；三是建立了操作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四是全社会的教育制度和人才干部选拔制度自然地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并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在唐朝时期，国家在完善了文武两种科举程序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读书习武参加科举，国家还规定，凡是科举合格者，国家都要免去其家庭的税赋钱粮和各种征缴，这实际上就使得举子家中大为得利了；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者，当地政府官吏必须礼待他们，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措施，本来是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一种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就使得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的社会身份大为升值了。

但是很清楚，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中明显没有自然科学，也就是没有科学技术的地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理科和工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呢?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制度理念当中，“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几乎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对于所有的有志之士来说，“能文能武”是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的关键指标，而不是技能和对自然科学的掌握程度。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隋唐之后的1300多年当中，不论是读书人还是做官的人，不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的人，不论是有爵位的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把习文习武作为人生追求“仕途和地位”时最重要的动力和手段。

问题似乎已经很简单了，因为国家的科举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任何公民都只能依靠“习文习武”才能有前途，才能有地位，才能有金钱，否则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制度机会”。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制度当中没有自然科学，没有科学技术，所以，稍微有智商的人都自然地会把人生的全部精力放在“习文习武”上面，而不会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背驰而行，更不会去搞什么“科技革命”、“科技创新”之类的了。全社会的“智力”都向“文武”方面“投资”，全社会的能人都向这个方向奋斗，人们的智力全部被这个制度吸引和消耗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之后的1300多年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不能继续得到社会的重视、国家的重视、制度的重视，也是中国没能成为科技强国的真实原因。

可以设想，假设在隋唐时期建立的科举制度中不是文武两科，而是“文科、武科、工科、理科”四科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整个国家的人才自然就会向这四个方向同时“竞争”，而不是只在“文武”两个方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封建社会发展所以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就都能够得到满足，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发展都能够得到其所需要的人才保证了。遗憾的是，事实正好与设想相反。

科举制度等同于政治制度　科举制度的安排，除去前文提及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原因之外，实际上，这个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用制度保证政府官员的选拔和培养，这是一种政治需要。

当然，科举中得到功名的人也并非都能去做官，但是，在科举制度的年代中，朝廷一直高度关怀和干预科举，所以，许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荣耀的，自然会有很多的经济补助，也会被很多人崇敬，他们是一个地方的荣誉象征。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必然会刺激更多的人涌向“科举”这座独木桥。这样的科举氛围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虚名而不注重读书人实际能力的社会后遗症，这样的后遗症恐怕仍残留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社会生活中。

历史上，科举曾经历过一个很长的改革周期。王安石就曾对科举进行过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几条措施：一是罢取各种科举项目，而独取进士科；二是通过考试和举荐，收取一些学子进入国家官办学校，然后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人员去做官；三是统一科举考试中的行文格式，创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经学大义文章的“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严格说来，八股文是一种论文的格式，其本身并无什么问题，这和我们现在写作论文必须遵照一定的格式和规范是一样的。而后来八股文的坏名声，主要是元朝和明朝的科举规定造成的，规定要求学生要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不能是其他范式。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题(类似于现在论说文的论点)、承题(对论点的详细说明)、起讲(简要的论证思路)、人手(进入论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家从这些关于“八股文”的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八股文的思维方式是封闭的，没有灵活性和自主空间，学人必须按照这个程式学文章、做文章，这是文章的格式问题；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内容和由此引起的全社会对一个人“水平”的评价标准只剩下纯粹的文章和所谓的“诗词歌赋”、“对联条幅”了。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中的“文科”也不等同于当今人们所说的文科，它不包括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系统论和控制论等内

容。诗词歌赋和漂亮的文章，固然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仅靠“它们”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吗?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精神产品重在“热闹”有趣，而科技产品重在务实有效。

科举制度的非理性问题

从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操作机制和社会影响来看，确实存在非理性的问题。我们应该肯定地说，中国在汉朝已经先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而进入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十分不发达，中国文明的能量一直不够强大。纵观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汉朝建立了“太初历法”以后，中国的农牧业生产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有序的时代，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政治组织结构建设和中国的教育形式建设是紧密相联的，但是这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中的教育和宗教的紧密相关的情况又完全不同。这就是说，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文明的差异，审查两者各自的教育形式和发展脉络，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在中国商周时代，当时的教育就已经开始和社会文明中的经济生产及科学技术分离了，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开始与国家政治组织管理体系建设的关系开始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就是孔子在春秋末期创造了“有教无类”和重视礼乐的“齐鲁之学”；另一个重大教育标志事件，就是中国在汉景帝时代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嫡系联系的教育新形式――蜀学。蜀学在与中原文化沟通一致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性。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系统教育文化体系，实际上主要是由“齐鲁之学”和“蜀学”去代表的。某种程度上讲，齐鲁之学代表了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蜀学则代表了长江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

由于皇权政治对科举的过多干预，使得中国的文化结构存在很矛盾的一面。科举的目的本来是隋唐以来国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实行平等选拔人才的一种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使得师门关系盛行。这就是说，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科举的公平目的往往与科举的内容互相矛盾，并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从世界自然科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对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影响作用的，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古希腊文化思想的传播；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伽利略首创的实验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追求理性的精神而过于偏重于“实用”。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察记录举世无双，但是其功能仅仅是为皇家和皇帝预测祸福，而没有人依照记录去探索自然本质，进而去研究天体变化运动的周期性和规律性。追求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尽管今天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其思想性，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学以致用固然没错，只是单纯的为用而学仍不全面，还应学以求理，只有这样能产生真正的科技。

总之，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倾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多地热衷于从政、治国、平天下，明显缺乏对自然现象和技术的研究和理性追求。没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很多发现、发明也就停留在了技术层面，始终上升不到系统理论层面，因此中国也缺少从理论高度论述技术的著作。中国的逻辑学、心理学、控制论、系统论等都很不发达。中国古代的数学水平非常高，但却只重在运用，不重视系统的研究和提升，因此没能延续较高的研究水平，也没能出现如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样的逻辑性和理论层次极高的著作。

科技战略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走过了自己武力扩张和技术促进的历史时代，历史发展到了汉朝，中国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经济、技术侵略扩张性的国家了。但是，在汉朝以后，中国保持和延续了自己在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上的强大扩张能量，这也就是“先礼后兵”的国家扩张战略方针，所以，后来的中国反而是“柔弱战胜了刚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也不断延伸、同化了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甚至影响和同化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有些东西进步了，也有些东西退步了，教育导向和自然科学就属于退步领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失误和历史过失，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权治国思路的大转变。隋唐之后，大多数皇帝的治国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以控制为主、以和谐为主，而不是以发展为主、以进步为主、以创新为主。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政府试图用大量的精神产品来操控人民群众，而这就需要提高精神产品的社会地位，需要重视生产精神产品的人才培养和选拔。这样，所谓的科举制度就自然而然地与“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等对接起来了，而它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远了。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中国传统民歌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本文通过这一特殊载体，透视了历代中国妇女在男权社会环境下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以及她们女性意识的丧失和缓慢、艰难的觉醒。

关键词：传统民歌 女性意识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J642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民歌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儿女在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民歌就是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即兴创作、口耳相传的民间歌曲，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不断经受着人民群众的集体加工、改造、筛选、提炼。因此，历经千百年流传至今的传统民歌，凝聚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的情感体验和智慧，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民歌真实记录着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倾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民歌中，以女性为题材的民歌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并且以其丰富多彩、真实细腻的独特魅力散发着夺目的光彩。无论是从远古时期涂山氏之女令其妾在涂山南面唱的“侯人兮旖”，还是历经千年流传至今的“孟姜女哭长城”、“槐花几时开”、“绣荷包”、“小白菜”等，这些民歌或从女性自身角度倾诉内心的丰富情感，或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描述女性的各种境遇，给予欣赏、同情、赞美，从中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历代不同身份女性的喜悦、期盼、愿望以及她们受到的压迫、痛苦、不平和勇敢的抗争，从而梳理出在中国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女性在男权社会环境中受到的不平待遇以及她们女性意识的丧失和缓慢、艰难的觉醒。

一 长期处于附庸地位的女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禁锢的弱势地位，女性一生的角色是沿着女儿―妻子―母亲的轨迹完成的。她们是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局限在家庭中的。即使在家庭中，女性也要严格遵从“三从四德”；个人婚姻则要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生没有“话语权”，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一夫多妻制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种封闭、严酷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犹如风筝，命运是完全操纵在他人手中的。

在封建礼教长期的重重束缚下，女性丧失了自我意识，只是男人的附庸；女性的命运维系在男人的好恶上，女性的喜怒哀乐也取决于男人的一举一动。由此，造成了无数女性难以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正月里草发芽，爹妈叫我去烧茶，听见狗儿汪汪叫，害怕媒人到我家。”（陕西《苦女子》）；“十七岁的姐儿八岁的郎，只怨媒人坏了天良，公婆坏来女婿小，背过身子眼泪掉。”（甘肃《小女婿》）；“千家万户都不选，偏嫁给财主做三房，嫁去三天还未满，就像路边烂草鞋。”（湖南《半升绿豆》）。

尽管这些民歌在时间、空间上距我们已经很遥远，但我们仍能从民歌那朴素、生动的语言中感受到普通女性的凄苦命运。“苦女子”对未来生活无比担忧却又无助，以至于对媒人的到来感到恐惧；正值青春的“姐儿”却被嫁给了“八岁的郎”做童养媳，只能独自垂泪；贪图钱财的父母将女儿推入“做三房”的火坑而受尽屈辱……应该说，这些女性的遭遇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对于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她们无一例外地只是默默忍受。

无论什么年代，女性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都是永恒的，这是人性使然，是值得赞美和歌颂的。然而，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注定女性在感情生活中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一夫多妻制使男性的朝秦暮楚、喜新厌旧成为合理合法的正常现象。由此，衍生出古今无数女性的悲歌：

“是话休提，你是何人我是谁？你把奴抛弃，皮脸没仁义。呸！骂你声负心贼、歹东西，不上我门来，倒去寻别的，负了奴情千万里。”（明《雍熙乐府・驻云飞・闺怨》）

“怕的是言而无信，怕的是情儿不真，怕的是诸般事儿拿不定，怕的是口儿应了心不应，怕的是丢旧迎新，怕的是先留下恩来后留下恨！”（《寄生草・怕的是言而无信》）

“可叹可叹真可叹，可叹冤家没有相干。想当初待我心肠无两样，到如今把我当做旁人看……常言道，痴心女子负心汉！”（《寄生草・可叹可叹真可叹》）

以上三首都是明清时期的民间歌曲，它们异曲同工地刻画出颇具典型意义的遭到男性抛弃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是直率泼辣地发泄对负心男子的怨恨，或是自怨自怜地感叹内心的苦闷与哀怨，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处于被动地位，是无奈、茫然的；她们自身的情感乃至命运完全取决于男性的情感需求，一旦所依附的男子情感发生变化和迁移，她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顾影自怜的悲剧命运之中。

二 女性意识的缓慢觉醒

女性意识包括两方面：社会对妇女的认识及妇女的自我意识。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它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人们观念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使女性的社会权利、家庭地位被剥夺，使她们一生都是男人的附庸。

在史前原始社会中，男女之间是古朴天然的平等关系。女性与男性一样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且由于承担着人类繁衍的天然使命而受到高度尊重，地位尊贵。这一点从古代神话、甲骨文等考古文献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女娲、羲和、精卫、谣姬等都是被千古传颂的女英雄，她们身上凝聚着鲜明的、令人尊敬的原始女性意识，都有着惊人的创造力，是征服自然的英雄同时也是创世造人的母亲，是社会生活的主宰，更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崇拜对象。女娲的神话故事还传递出原始女性为了群体利益而敢于战斗、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母系社会中的女性处于中心地位，这是由于自然赋予女性生育的自然权利，同时以此为轴心组织氏族生产生活。妇女在完成了自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获得了群体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随着社会进程逐渐向封建化社会发展，女性的地位也开始随之发生变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乐歌集，它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十五国的民间歌曲。从这时的民歌可以看出，原始女性意识已呈消退状态，封建社会的女性意识开始萌芽，女性原始、天然的思想意识开始受到种种束缚和约束。如《齐风・鸡鸣》记载：“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女子与心上人约会，担心被人发现受到非议，催促男子快快离开；《郑风・将仲子》也同样描写了女子欲与男子私会又担心害怕的矛盾心情。《风・柏舟》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发出的誓词：“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顽强地追求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

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已经明显地打上封建社会女性意识的烙印，封建礼教占据了女性的思想主流，女性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陌上桑》中对女主人公的歌颂其实是向世人强化封建的、世俗的价值观，从而影响、教育女性以其为榜样和道德标准。《怨歌行》则以物喻人，女主人公已完全成为男子的附庸，虽遭抛弃却痴心不改、怨而不怒，是符合封建社会道德标准的“理想女性”。

从女性意识在社会进程中的发展变化这一角度来讲，南朝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时期。漫长的封建社会到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异象”，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被淡化甚至摒弃，尊重人性、崇尚自由蔚然成风，女性意识也随之苏醒，得到暂时的回归。究其原因，是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时逢乱世，朝代更迭，战祸连年，社会极为动荡，人们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环境，饱受流离之苦，生命随时可能遭遇意外，使人感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及时行乐”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既然不知未来如何不如现世享乐，更加注重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需求。由此形成的南朝民歌及其所反映的女性意识，成为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独特现象。

南朝民歌大部分为女性所作或是女性题材的作品，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大胆地追求爱情，视爱情为生命的全部，人生的追求单纯而强烈。《华山畿》记述了一个为爱而死的烈女形象：“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又如“望欢四五年，实情将懊恼，愿得无人处，回身将郎抱。”（《孟珠・其六》）这是一个痴情而又爱得热烈、大胆的女性；“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春歌・其十》）一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常虑有贰意，欢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清流乖。”（《子夜歌・其十八》）即使遭到抛弃，仍不自怨自艾，而是对薄情的对方表现出鄙夷、谴责与不屑，这一点尤为难得可贵，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具体体现。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特例”，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仍不失为一个亮点，女性有了短暂的“话语权”，在这之后便又陷入到封建礼教的重重包围中，屈辱地充当男人的附属品。

民歌创作在明清时期非常繁荣，南北地区广为流传。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其中不少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受到广泛欢迎。“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人卓人月言：“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迅速兴起及市民阶层的扩大，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趋于开放，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开始被接受，在当时流行的小说《满少卿饥附饱等》中就有一段精彩辛辣的评论：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乃至男人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也是伏不得女娘们的心理所在。”

这段话公开抨击了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强烈而迫切，这种新观念的思想基础就是对女性的尊重，对女性为追求爱情和尊严而进行的抗争也多表现为赞颂、欣赏的态度：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桂枝儿・欢部・分离》）

民歌以朴实坚定的语气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从中体现出大胆肯定和展现人欲的一种生活趣味，这与当时活跃开放的社会氛围和文化风气大有关联。

近现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更为丰富，既有仍受到封建势力摧残、压迫的女性，又有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无畏抗争的女性形象，至今广为传唱的陕北民歌《兰花花》就具有典型意义。它成功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她不屈从于包办婚姻的安排，对“好像一座坟”的财主“猴老子”的霸占坚决抗争，毅然出逃，去寻找自己的心上人，“我见到我的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咱们两个死活哟常在一搭！”她们期盼人格独立的意识越来越清晰，渴望融入社会、与男性平等共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近现代体现得尤为突出。

三 结语

民歌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最真实、最无功利色彩。本文通过民歌这一载体，透视了历代中国女性的生存境况以及她们的思想意识，梳理、了解了她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封建礼教剥夺了社会地位与人的权利从而导致的女性意识的缺失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艰难觉醒，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独立意识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一个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如果女性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利与义务，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做出不输于男子的贡献，并获得社会与人们的尊重与认可。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民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

一、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经济基础―农业

关于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动力和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农业是近代经济基础”；“基本动力来自农民个人力量的壮大”。全书立论的基础是英国农业生产力考察。农业经济特别是具有专业化、企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特点的大规模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英国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现代化第一基石》论证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工商业？这是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探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时，“农业劳动者个人力量决定封建制度解体论”和“经济结构制约论”，也都突出强调农业与农村经济变化的至关重要性。

最早重视农业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转型中作用问题的，是重农学派。马克思对此曾给予明确肯定：“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英国13世纪以来农业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以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为例，其所属的32所庄园中， 1208一1209年平均每一庄园小麦出售量占生产量的48.5%，到这个世纪结束时，同一主教地产所属42所庄园小麦出售量平均每一庄园占生产量的70%。

二、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农民

农民构成封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其个体经济发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封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作者指出，“考察以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是透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第36页），同时也是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基础。这一时期英格兰庄园领主自营地上的农业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农奴份地的亩产量有时甚至超过经营条件较好的领主自营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农产绝对总量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实质。要科学地论证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最可靠的途径还是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据中世纪农业生产特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的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综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认为，在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13一14世纪，半维尔格特（在三圃制下实际播种面积是10英亩）大约可视作英国一般农户的耕作面积，每英亩产量约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这样，每户的劳动生产率则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国中世纪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台阶。而15、16世纪之交是英国以庄园农奴制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间存在“一条历史的接缝”。主要表现为，13、14世纪传统佃户地产的均衡性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牺牲普通农民起家的大农经济作为一股强劲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使乡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三、结语

封建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杜丽娘；叛逆；伊丽莎白；工业革命；女性主义

汤显祖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他一生潦倒，但是在创作上笔耕不辍。他的作品以女性为主体，塑造了一位又一位传奇生动的女性艺术形象，她们至情至性，敢爱敢恨，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伊丽莎白美丽且善于思考，勇敢并且自尊自爱，身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在整个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伊丽莎白没有选择跟风，她的这种独立精神成为当时知识女性的代表，在生活的夹缝中思考女性该如何生存。就杜丽娘和伊丽莎白而言，她们二者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性格，遭遇，以及人生的选择；但也有诸多不同，造成二者不同和相似的有许多原因，本篇论文就是从杜丽娘与伊丽莎白二者形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展开分析，对比东西方女性形象的不同和原因。

一、杜丽娘与伊丽莎白的相似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始终处于第二性的地位。从短暂的原始母系社会发展到漫长的封建王朝，经历了长期的压迫和不平等，女性的社会地位到今天才有了很大的提升。v观世界文学的长廊中有许许多多独特的女性形象，她们肩负着颠覆男女不平等传统的使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斗争，无论是杜丽娘、伊丽莎白还是其他女性，她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经历了许多生活和命运的痛苦最终实现所要争取的权力。

（一）相似性的分析

1.生活的悲剧

杜丽娘与伊丽莎白的身世有如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她们一个出身高贵衣食无忧不为生活所迫却或者压抑禁锢的生活，一个出身窘迫经济贫乏没有未来备受歧视，一个犹如困在金丝笼里的麻雀想要独自飞翔，一个好比生活在窘境的灰姑娘渴望王子的救赎。杜丽娘与伊丽莎白从她们出生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纠结的人生。

2.恋爱的曲折

杜丽娘不仅仅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父权制的女性，她也是一位勇敢捍卫贞洁的高尚女子，这种强烈的反抗行为，正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

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爱情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他们之间主要是由于对双方的误解。在对爱情的选择上，杜丽娘与伊丽莎白都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尽管命运坎坷，但是对真爱和自我的追求永不止步。

3.命运的劫难

但是少女怀春，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渴望爱情的本能使她不顾一切与父权制抵抗，与封建传统作斗争，死后灵魂也与阴曹地府的强权抗争。杜丽娘生活在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封建专制统治极其严格的时代，这些命运的责难都是对她女性本能的催化和女性主义意识的反衬。

伊丽莎白在小说中并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却是最特别的一个角色。在当下女性地位不高的一种环境中，只有女性自我独立才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不为金钱绑架自己的幸福。杜丽娘与伊丽莎白命运坎坷的相似之处也是她们女性魅力的亮点，面对命运的责难和家庭的咄咄逼人，她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毅然反抗。她们身上具有的这种女性主义的意识也使《牡丹亭》和《傲慢与偏见》流芳百世。

（二）相似之处的原因

杜丽娘和伊丽莎白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家、年代，但是她们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杜丽娘和伊丽莎白二者身上共有的个性特征是维护自己的选择权，抗拒他人的强制安排，这种追求美好生活，追求自我幸福的强烈意识是女性的权力，也是本能。

二、杜丽娘与伊丽莎白的差异性

尽管杜丽娘与伊丽莎白有许多相似性，但是对于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两位女性而言，无论是政治经济的不同还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都造成两位女性各方面的差异。对比杜丽娘，伊丽莎白则是位优雅成熟有理性思想的女性，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中伊丽莎白的父母对她没有严格的限制。另外她们二位的思想高度也不同，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孕育的传统女性，伊丽莎白是处于社会交替理性时代的先进知识女性，因此对于爱情的选择，择偶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一）差异性分析

1.爱情的感性与理性

杜丽娘是一位身居闺阁的千金。她从小学习封建礼教足不出户，深谙三纲五常，这种生活环境本应塑造一个逆来顺受的贵族小姐，听从命运的安排。伊丽莎白不同，她是一个饱读诗书善于思考的女性，虽然她也是一位衣食无忧的小姐，从小学习礼法规矩，但她具有其他女性没有的特质：独立思考能力。她的理性是建立在自我的修养之上，是更现实可行的举动。她们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反抗力量微小，但影响深远。

2.性格的叛逆与独立

《牡丹亭》一剧中有三对矛盾最为突出，杜丽娘与父亲杜宝的的矛盾最明显也最激烈，其父杜宝是一位廉洁正直的封建传统的卫道者，一位典型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积极维护者，杜宝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思春的行为制止并反对，杜丽娘却对爱情更加憧憬期待。伊丽莎白是一位既不依赖父母家庭也不攀龙附凤的女性，她的独立精神是性格中最特别的一点。

从性格层面上看杜丽娘与伊丽莎白，前者刚烈决绝，后者独立机智，杜丽娘生活环境的逼迫造成了她激烈的叛逆性格，她誓死反抗父权制，为了爱情抛弃一切，果断而又坚决，从根本上分析她的这种强烈的性格是封建社会高压下的一种呐喊，虽然不是为了女性解放，但是这种叛逆性格也是对人权的呼唤。

（二）差异性的原因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浓缩了明朝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将生活中丰富的人物形象投射到这部剧本，也是明朝社会的真实写照。明朝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专制达到顶峰，强权的压迫和权力的集中带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反抗。

三、结语

杜丽娘和伊丽莎白的悲剧是社会和历史造成的，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女性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只能服从任人摆布的命运。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独立，女性被压迫的命运需要改变，“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 在很多国家仍然存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情况，他们对于女人的生理折磨仍然没有停止。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有无数女性为了女性的权力而斗争甚至牺牲才使得全世界女性觉醒。历史的车轮碾过，那些在文学史上对女性自由解放产生深刻影响的形象依然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