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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2005“这个老朋友我对它又爱又恨。为什么爱呢?因为它给了我许多成功比如说:在这年里我学会了许多语文知识和数学知识以前我的作文很差现在也好多了。为什么恨呢?因为它使我有过许多失败,比如说:我这年经常考拭很差还没得过100分,所以我要努力。还有平时只知道看电视不知道看点书或学习什么的。平时还不知道帮妈妈做点家务。尽管“2005“给我过失败悲伤,但它也给过我成功的喜悦。所以我不能灰心要在新的一年中有一个新气象。
2005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临,展望2006想想自己以前的错误,如果我能从错误中获的点滴的进步,那这个错误就错的有价值,如果我在错误中一错再错那我的人生就是错误的人生。会让坏习惯慢慢的在我身上繁殖。我不能让时间在我脚下逐渐流走。我还要珍惜时间和时间赛跑因为我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
我要改正以前的坏习惯,做一个好学生。
我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从武汉坐 火车来广州听一场成功学的现场演讲,我周围的人都说那是疯子的行为。对于这类说法,我根本不屑于理会。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行8人从武汉赶到广州听演讲,被很多人看来是疯子。成功学里做过调查,这个世界上成功者只有3%,当你所作的决定被大多数人所反对而被少数成功者所赞同时,你所作的决定往往是正确的。我个人为了找到人生的世界级教练来了两次广州,遇到了不少挫折,投资了不少钱。想来曾经也有过抱怨,不过回想起我的经历来就好比武侠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不少的英雄豪杰在成为英雄前都曾经找到过一个世界级的教练,而且为成为教练的徒弟付出了艰辛的代价……”
我闲暇时爱看武打剧,发现电视剧里英雄主角的“镜头”特别多,而门卫、店小二之流的“镜头”少。所以,我要做英雄。我出生在一个小镇的平常家庭,父母并没有指望我出人头地,而我自己也曾经只想着毕业后找份工作过日子。可是,有一次,从一堆盗版碟中,我偶然看到了成功学讲师陈安之的演讲,我被触动了。陈安之说,只要敢想,你一定能成功,人生需要有目标。于是,我立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生命的第一个贵人是武汉一个教授狂人英语的杨老师,我觉得杨老师就是我身边看到的成功人士――他靠做培训教育,27岁买了宝马,买了两套房子。在杨老师身边做了半年助教,我觉得自己学到很多,比如终于知道了坐宝马车的感觉真好。从小父母对我们的教育,都是要多体会穷的感觉,说如果你读书不好就会过得那么差。其实我们也该体验富人的感觉,那样我们才能更想成功。
我认为自己一步步走在成功的路上。“人生有可能不成功?成不成功都没关系?”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坚信:只要敢想,就能成功,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赵凡:幸福是西瓜,成功是芝麻
我的女儿赵婷初一的时候被评为“十佳少年”,伴随着这巨大的荣誉,女儿遇到了新的挫折。掌声、鲜花、闪光灯包围着一个刚刚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女儿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飘飘然了。同学们按“成功者”的标准要求她,加上老师动不动就批评其他同学,人家赵婷做得如何,你们又做得如何,她的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焦虑,与同学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女儿含着泪水把心中的痛苦告诉了我,说她压力很大,生怕自己表现不如别人,让父母和老师失望,让同学笑话,发现自己笑都笑得不自然了,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她说自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和各种特长培训上,感觉很辛苦也很孤独,上学、放学的路上,没有同学和她一起走,下课的时候没有同学和她一起玩,她感到伤心。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长期以来,我最在意的就是努力培养女儿的成功感,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从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给她报了四个特长班,分别是奥数、作文、英语和绘画。奥数是升学必备,从小升初到考大学,都是金字招牌。作文是考试大分项目,马虎不得。英语重要性不言而喻,考什么都离不开。绘画算是培养孩子一份业余爱好,学好了也算是加分项。孩子今后的人生要成功,哪一项都不能落下。女儿也很争气,读书跳级,参加各项竞赛,获得各种荣誉,一直保持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直到此刻看到女儿的泪水,我才发现,成功未必幸福、快乐,成功感与幸福感相比前者是芝麻,后者是西瓜,我以前是捡芝麻,丢西瓜。现在我才知道,让孩子有个平和的心态,有个快乐的生活,比成功什么的要重要太多太多。
张亮:我要以加速度成功
27岁的我内心很不平静。整个人像在火车上,晃荡得厉害。
刚毕业那会儿,我立志要一年解决房子的首付问题,两年建立自己的公司。但是,马上要进入第三年了,这两个我觉得并不是很宏伟的愿望,一个也没有实现。第一年,我将户口落在了北京,进了一家国企做技术员。但是,朝九晚五的,每天需要检验几千件产品,眼睛看得都花了,一个月下来,赚钱却不多。我有点着急了,给家里打电话说想跳槽,从父母手里硬是拿了几万元钱加盟了一家从韩国过来的“爱情氧吧”情侣专卖店,专门经营情侣们用的小物件、T恤什么的。但是,由于专卖店所处的地点是闹市,房租是天价,大半年下来,收支才勉强持平。这样的前景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我又开始焦虑起来,动起了别的念头。
办实业、做经销的人都很“”,不但辛苦,而且积累财富的时间很长,我不愿意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想做的是稳定可靠、见效快的投资。我打听到舅舅的姑姑的小女婿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立即去拜访那位所谓的亲戚,然而亲戚拒绝了我投资的要求。回来路过一个彩票亭,我实在抵不住诱惑――报纸上曾登过有人一下子买了5万元的彩票中了头奖的报道。头脑一热,我将所有的钱用来买彩票了。结果,颗粒无收。
出于无奈,我又开始去上班,干上了房地产公司的业务员。这两年时间,我内心一直很焦虑,对于未来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现在的社会竞争太激烈,稍微不注意,等过30岁就很难再有机会了。所以我很着急,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一边应付着工作,一边总是在琢磨,怎样才能有那种迅速立业的渠道,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像从滑梯上躺下来的那种感觉:是加速度的成功?
小芳:我为什么想当富人
我毫不避讳,我一直渴望成功。在我的词典里,成功就是有名有钱,小成功是嫁个有情义还有钱的男人,更上层的成功,就是自己做大做强,尽享风光。
你无法明白,穷女孩的青春会如何窘迫,连爱情都那么脆弱。读大学时,给我写情诗的男生很快就被一个有钱的女生俘虏。我于是懂得,爱情原来还可以换来别的筹码。我开始有目的地接近一个省委官员的公子。他相貌平平,少言寡语,个性非常要强。没有关系,我顺着他,体贴他,让他开心。我的确也喜欢他,喜欢他的那辆黑色奥迪,喜欢他让老师都笑脸相迎的身份,喜欢他能让我少奋斗30年的家庭背景。毕业后,他老爸果然给了我一份好工作,在当地某家大型医药企业做业务经理,可是,条件是我和他的宝贝儿子分手,他们需要门当户对的儿媳妇。
我最讨厌被人蔑视。那些夜晚,我咬牙切齿地发誓,我要成功,我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我决定做业务部的第一强人,学会了一个一个地拜码头,学会了公关,学会了被拒绝100次仍101次拜访,学会了不动声色地说荤段子,学会了巧妙地投其所好,学会了不管听到多轻薄的话都永远保持微笑,学会了勾心斗角巧言令色,学会了在该狠心的时候狠心,该耍花招的时候耍花招。有次和一个东北客户谈合同,他让我喝酒,说如果能喝完一瓶酒,就跟我签;要不然,就答应和他处处。我选择前者。当晚,我喝趴下了,胃出血,直接被送进医院。我终于签到这个重要的合同。事情就是这样残酷。没有人会同情弱者。如果你不行,就只能被人践踏。我现在有了自己稳定的客户源,看着当初和我一样怯生生的女孩跑业务,我总是在想,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个世界,强者生存。
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很羡慕我,有了自己的车子、房子,穿的用的都是名牌。是啊,我是他们眼里的成功典范。他们那种眼神,特让我飘飘然。虽然回家后我疲惫不堪,还得计划明天如何跟人赔着笑脸装孙子。
当初挣钱只是为了争气,为了享受,现在挣钱是我最大的目标,我迫不及待地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对,我承认,我很贪婪,很急切。有人说过,钱是什么,不过是让你的人生达到完美的工具之一,但是有时候,钱的确还包含有一种意志在里面,它会潜移默化地控制你,让你逐渐偏离幸福快乐的终极目标。可是,我还是渴望成功,渴望更大的成功,真正挤入上流社会的富人圈。
李萌:我离成功怎么这么远
我毕业于一所全国知名大学的新闻专业。一进大学,我当完班长当会长,评完先进评奖学金,过得是风光无限。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在职场生涯里获得成功肯定也是件不难的事情。
我背着行囊来到北京。泡了几周的人才市场,终于被一家杂志看上。我想着只要先干着,过不了几个月肯定能认识人,跳槽到好地方是件容易事。工作倒也顺利,只不过看不惯隔壁桌的那个小子。他处处与我作对,只要是我报的选题,他能挑出一堆“不可行”。一次争执后,恼羞成怒的我对着他就是一拳,不得不“引咎辞职”。
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旅游公司做企划。领导要求“诗一样的语言”,我每天抱着唐诗宋词,绞尽脑汁地写永远也写不完的文案,薪水还不理想,真郁闷。想着尽快赚到第一桶金的我等不及了,再次跳槽。
第三份工作不仅专业对口,而且部门领导是我上两届的师兄。师兄领导对我青睐有加,安排我专跑“IT线”。工作非常紧张,跑会、采访,写稿,要在晚上10点的最后截稿时间前完成当天的工作量。两个月过去了,我渐渐对这样的生活失去信心。虽说收入还不错,可工作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我得像“成功人士”那样享受生活呀。桑拿、健身、高尔夫、俱乐部,这些名词我还只停留在想像阶段。有时候听师兄说起自己丰富的业余生活,心里忿忿不平,“他薪水比我高,工作比我轻闲,开好车住大房子,凭什么呀?我哪样不如他了?”不满的情绪很快被带到工作中。为了让自己过得轻闲些,我只去一些有红包可拿又给记者准备了新闻通稿的各种“新闻会”,把“通稿”换换标题便充作自己的“独家报道”。过了两个月,我再次被揭发,被迫辞职。
经历挫折后,我为自己制定了“成功规划”:电视台工作轻松体面,挣钱容易。然而,每次应聘我都被电视台以“无相关工作经验”为由拒绝。无奈,我去了一家数字传媒,做晚班编辑。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一个星期值两次夜班,工作总算轻松,该我好好享受生活了。我直奔健身房,一打听,居然最便宜的会员卡都要花掉我两个月的工资。失望到极点……
毕业后的日子过得飞快,每次同学聚会,听说谁谁已经买房买车,我的心都酸酸的。我怎么就不能过上那样潇洒成功的生活呢?我离成功怎么这么远呢?
沈建:我遗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该死的闹钟又在尖叫了,我一把按住它,带着一种近乎仇恨的情绪起床了。近一年了,我都是在这种骂骂咧咧中起床的,一想到要去上班,就郁闷至极。
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是父母和老师眼里的好孩子,他们要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父母的目的是让我多些“特长”,升学时好加分。三年级时爸妈借钱给我买了架钢琴,他们的理由是:“为了你的前途我们都借债了,看你这回还能不能学好!”我终于部分完成了父母的初衷:因为我的特长,中考加分,我得以进入重点高中。到高中以后,我对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整天一整天地痴迷于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能闭着眼睛画出中国与世界板块图,对再小的国家的基本概况我都了如指掌。我想,考学时我一定要报考有关方面的专业,今后,我无疑会是一个出色的地理学家!然而,我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我讲述“利害关系”。他们认为“地理”是不务正业,以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考最好学校的最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外语、金融,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好前途。最后,我妥协了。我最后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学习小语种。
历史的轮回将我这颗爱的种子播撒,背负一身的重担,去演绎一个未知的神话。阳光的温馨洒满春天,万物复苏,我也慢慢发芽,心里虽然迷茫,却也不乏激情,我努力的生长着,渴望见到太阳究竟是啥样,为何如此的神奇。
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在压抑中我变得更加坚强,正勇敢的去挣脱大地的束缚。终于一天有种破土而出的感觉萦绕在心头,我不再感到迷茫,美好的生活在期盼着我的步伐。原来春天如此的短暂,不知不觉我已经发芽,接受着阳光的厚爱,我为自己而骄傲,生命赋予了我力量,使我有机会走向明天,去追寻心中那不曾遗忘的使命。
沐浴着春风,呼吸者花香,我沉浸在美好的梦中,然而惊雷却把我唤醒在炎热的夏天。
唉,生活就是如此,好景不会长存,美梦终不会实现。一滴雨水,一丝情,一份经历,一缕回忆,在成长的道路中充满了荆棘,阻挡着我前行的脚步。当我还没有欣赏到天空的深邃,黑夜已将我吞噬,我仿佛失去了航行的方向。从此,我变得情绪激动,有时候很小的一件事也会使我大发雷霆,甚至去损坏东西,大骂他人,完全不顾他人。那时的我像发了疯似地,无法忍受骄阳的炽热,也不懂得去学会生活,幸而人间有爱,在亲人和他人的关心帮助下,我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对人生的第一次挫折,我学会了去微笑,去接纳现实,去接纳自己。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经历磨难的洗礼又怎能成长,惊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能正视自己,不能接纳自己。想到自己不能那样的自私,我还身负重任,明天的路还很长,需要我努力走完。
生活是一面镜子,而镜子的那边就是你自己,只有不畏狂风暴雨的侵袭,才能开花结果,迎接收获的那一天,尽管自己已失去一半光明,又何必自卑呢?生活是好的,它让你学会收获自己。
不知不觉我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不怕风来不怕雨,只顾去寻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天地,准备收获果实的喜悦,我的未来不是梦。
然而,生活并非易事,面对当今这多变的气候,我已苍老了许多,仿佛失去了意志与激情,烈士暮年壮心已逝矣。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环境也随之而变,且日益严重,我觉得呼吸的已不再是香,是蒸腾的废气,炼狱般的煎熬。一切没有了生气,世界卷入空前的危机当中,随时会有消失的可能性。
于是,我的内心中充满了紧张与恐惧,怕大自然将我淘汰,生存的压力时刻扛在肩上,压的我喘不过起来,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一个尽头,面对生活如此沉重的压力,我只能一声不吭,拖着瘦弱的身体使劲的往明天爬,把这份重担永远的背负,消失在一个未知的世界。
生活是苦了点,单调了点,累了些,然而我依然收获了许多,听那瑟瑟的秋风早已向我宣战呢。秋是收获的季节,难免会有些忧伤。有心人天不负,我想通过我的努力,生活的压力渐渐将平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将自己收获,不要去抱怨外界的好坏,用积极的行动将自己充实。
时间的脚步不会因为你的停歇而止步,秋风扫落叶的季节已逝去,眼前白雪皑皑,仿佛整个世界早已披上了盛装。我在寒冷的冬季,饱受着严寒的侵袭,我有点动摇,让我开始逃避现实,整天沉浸在虚拟的世界,希望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在那里一切都可以得到升华。我进入了一个梦,那里是人间天堂,似乎忘却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忘了还有责任在肩。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必将会被时代所遗忘的。于是,我时刻反省着自己下刻该怎样做才好,才能把使命完成。未来还有无数个春夏秋冬在等待我的涉猎呢,我不能因此而倒下的。其实,冬也是美的,在它独特的风景中我已学到很多未知的东西。
就这样,我走过了四季,又收获了很多,自己已不是以前那样的不坚定,我有一颗改错思过的心。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以史为鉴,去收获更多的自己,去挑战压力,去寻找自身亮点。
随着睿上大学日子的临近,各种考试也接踵而来。放学后,他除了要应付课堂作业,频繁的测验,每天四篇作文,还要参加学校的游泳训练和比赛等,再就是准备SAT、SAT lI、ACT的考试。都说国内参加高考的孩子累,其实在美国的孩子们也不轻松,尤其是那些好学校,如私立高中的学生们。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光需要应付各种考试,还要参加许多课外活动。
孩子临考前,也是我们做家长最忙的时候。忙完工作,忙家务,再叮嘱孩子准备好明天考试要带的一切和早点上床休息之类的话。每每此刻,睿总是“嗯”一声算是回答,说多就烦了。考试的当天还要起个大早,在美国这些校外考试一般都选在上午8点整开始。我做好平时睿爱吃的早餐后,再去叫醒他。看着他若无其事地吃东西,心里却想睿吃好了没有。临出门时再塞些零食在他的书包中,如巧克力什么的,让他考试中间休息时吃。
在他进入老场前,我本想再多嘱咐他几句,又怕会引起他紧张,只好把嘴边的话咽回去。目送着他迈着轻快脚步消失在考场大门里,我的心情却很难轻松下来,仿佛考试的是我而不是他。我默默地站在考场大门外,望着考场窗子里晃动的人影,心也随之起伏不定。在他考试的几个小时里,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直到睿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考场的大门前。
回家的路上,本想问问他考得如何,转头看到孩子一脸的疲倦,只好禁声,改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由于忙工作,常常把我们扔到家里不管不问。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真正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都是靠自身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时代不同,观念也不同了。过去讲孝敬父母,而现在却是孝敬儿子,真可谓“孝子孝子,孝敬儿子”啊!
这里我要多嗦几句,在美国参加SAT和ACT考试不是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何时参加全凭自愿。美国的高中学制是4年,即从9至12年级(15-18岁前)。毕业时“考”大学不是单凭“高考”的高分,而是靠这4年各科期评成绩的平均分必须在“B”,(良好)以上,才能被本科大学和社区学院录取。所以在美国,凡是将来想申请上大学的高中学生,从跨入高中校门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门课开始,就拉开了“考”大学的序幕,一年可以考五六次,学生可以自行决定参加考试的时间与次数,直到取得自己满意的分数,然后选择其中一次最好的成绩来申请高校。美国高校录取学生根据是综合能力:考试分数(SAT、ACT等)、高中平时成绩、综合素质(包括课外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社会活动、公益义工、有偿工作等)。即录取学生时,不仅看他们的学术能力和考试成绩,还要看他们的领导能力、写作能力、工作经验,他们是否参与过什么组织,有没有参与志愿工作、社区工作、艺术能力等等,是否具有一些未来可以使他们成为领导者的独特气质。美国高考为学生简化了一些繁琐的考试细节,但是对学生的考核力度和考核范围变广了,成绩仅作参考。而不像中国高考学生需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备考过程,历尽煎熬,结果简化了最后的考核和筛选过程:一考定终身。
由此可见,中美在教育观念、教育模式和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模式教育;而美国则侧重于强调创新精神,强调个人主义,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从本质上讲,侧重于创新还是侧重于打基础是中美两国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教育模式就一定优越于中国的理念。中国与美国的基础教育不能简单地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要好过美国。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优势相互融合才是最优的。在美国的华人家长就很注重孩子的基础教育,他们总是试图说服他们的孩子,努力学习,而且把平时学习成绩看得很重,时刻督促他们的孩子,考A,全A!这里有望子成龙的成分,更有移民所特有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发愤图强的努力。
睿出国时不到八岁,个子还没我腰高,总爱怯生生地低着头。一张爱红的小脸蛋从未像其他孩子那样葵花般向着太阳张扬过。他很听话,一般来说,他是不会走出我或者老师为他“画地为牢”的圈子。过去,我每两周为他理一次发,总是让他脱得光光的,小屁股蛋紧贴在冰凉的椅子上,然后用理发专用的围巾在他瘦得像鸡脖子样的地方一围,然后在他露出的黑脑壳上开荒似地折腾起来。偶尔他也会抗拒,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妥协的一定是他。我每次都理得很认真,不是为了儿子,是为自己的虚荣心,怕别人说我的手艺差。
上高中时,睿的个子仿佛一夜间在我唠叨他永远长不高的声音里蹿到了184cm。像声音开始变粗一样,他开始抗拒我,从此也不再对我唯唯诺诺。如果我的话不对他的心思,他会毫不客气地反驳我,而且我行我素。起初我很不习惯这种改变,首先是面子问题,曾经习惯于他的无条件服从,现在却要妥协了。我也曾冲他吼过,但没用,他依然故我。如果逼急了还会和我对吼,有时我们父子就像两头互不服气的狮子,僵持在那里。为此我真的很无奈,并郁闷了很久!
日子还得过下去,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学着改变自己。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就像一贯听命于你的下属,有一天突然抗命不遵,而你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妥协。为避免更大的难堪,维持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克制自己,也学会了得过且过。说实话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和自己对自己的一场革命。
儿子的头发已经有半年没有剪过了,我每次试图说服他,他就那么一句话“我喜欢!”对此,我总是无言以对,铩羽而归。我努力克制几乎冲出嘴边的怒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每当再次面对他的长发时,我都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挫折感。孩子大了,不能再用他小时候的方法对待他了,我虽然极不情愿,但又能怎样呢?他有选择的权力,我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抗拒大人的管教,对与不对,我都会用自己心里的是非尺子去衡量,但每次当我有逆反行为、有悖上命的时候,换来的一定是或精神或肉体上的惩罚。就是这种不服软的倔强,让我吃了不少亏,尝到不少苦头。1990年我负气从机关下海,做起了国内最早一批敢吃螃蟹的个体户,沉浮在与时俱进和政策的灰色地带之间。但我从未后悔,因为心从此自由了,一切言行由自己负责。每一份努力和牺牲都会换来相应的报酬和补偿,而最主要的是活得有尊严。
现在我却不能客观地对待儿子,忘记了自己曾经的痛苦和挣扎。而现在又是生活在一个到处讲民主的国家里,更何况儿子是受西方民主教育长大的孩子呢?!
作为荷兰莱顿大学汉藏语系博士,二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景颇载瓦语的研究,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他们背后的文化,深深吸引着他,他和这里的老阿妈聊天,记录阿公们口中的景颇寓言,和当地村民几天几夜跳目瑙纵歌……
12月的景颇,阳光灿烂,这个快乐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一个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女孩,将所有家当都托运到景颇,结束了在荷兰、北京、景颇三地奔波的历史,他们把家安在了这里。在教书的同时,他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有关景颇文化的活动中心。安东说:从景颇人身上我学到很多,现在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帮帮他们。
深山里的“老外”
12月16日,早七点,深山中的营盘小学沉静安详。因为是周末,学生都回家了,偌大的学校里只有乐安东夫妇、校长夫妇和记者。
营盘小学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西山乡营盘村,四面环山的小学,呈“凹”字形的三栋教学楼鹤立在寨子中。
乐安东和李旸的卧室就是一间教室,一进门的黑板上随意书写、记录着一些载瓦语、简单的画。除了双人床、衣柜这些简单的家具,房间里最多的就是书、纸、笔、油画棒、剪刀……这些不单是办公用品,也是他们和当地孩子交流的重要工具。
“这算我们居住过的条件比较好的宿舍了。”喝着热水,李旸不以为意地告诉记者。
1991年,乐安东第一次走进瑞丽景颇族村寨,便被丰富的景颇族文化所吸引,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动听的音乐,乐安东深深陶醉在其中,并且由此开始了对景颇载瓦语的研究。从那时起,他每年都会来云南,行走于德宏景颇族聚居的山寨间,了解景颇民俗,搜集整理有关载瓦语的资料。
2007年,在一次环保推广活动中,热衷公益活动的李旸和安东一见钟情,彼时安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执教荷兰语,李旸是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项目传播主管。从此乐安东的身边多了李旸的陪伴。
因为长期光顾景颇山寨,渐渐的他们和这里的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乐安东心里,这里就是他在中国的第二个家,他开始考虑给景颇族亲戚们做点有用的事。刚开始只是想支教,后来发现当地的贫困、、艾滋病等诸多社会问题交叉复杂,不是支教就能解决的,于是2008年,他们启动了“榕树根”项目,致力于收集和记录景颇族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启发式教学,帮助当地的景颇族小孩开发潜能,尽量为他们带来与城市儿童一样的受教育机会。
为了这个理想,乐安东和李旸两人最终放弃北京的工作、生活,一起返回景颇山寨定居、教书。
并不理想的理想国
作为德宏州第一家双语教学试点学校,营盘小学的孩子们接受汉语、载瓦语双重教学。在乐安东眼中,这些在大自然中出生、生长的景颇孩子,没有城市孩子受到的那些束缚和限制,他们的艺术感觉和潜质得以最原始、完整地保存着。
然而,在当前应试教育体制下,景颇族孩子的这些优势却无从发挥。统一考试让景颇族孩子处于劣势,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的欠缺,使得本民族语言教育同样滞后,孩子们原本拥有的艺术天赋也被早早扼杀。
“有一些参加支教的老师,特别想把自己掌握的知识教给那些孩子。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会不由自主释放出自己内心的怜悯。其实对出生、生活在山村里的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满足不见得就是不幸福。奥数、英语这些对他们有用吗?没用的,到了岁数出门打工是大多数孩子最终的出路。”
了然现状的乐安东和他的志愿者们,为这里的孩子制订了轻松而愉悦的课程。
“手工课上,我们一起制作树叶剪贴画,叠出可爱的小船和花朵;化学课上,我们一起领略科学的神奇,探索未知的世界;美术课上,我们一起挥舞画笔,画出心中的万千色彩;摄影课上,我们一起在寨子间奔跑,拍下最美的瞬间;电脑课上,我们一起跟随着神奇的卫星地图,定位深爱着的家园……”
这是志愿者董雅鑫的记录。她说,在这里,没有谁是一成不变的老师,这一秒你教给他们知识,下一秒也许就是这些孩子教你认识大自然。
每个营盘小学的孩子都有一本特殊的书,是孩子们自己做的,里面有自己的照片、剪贴画、文字,有山上的花、地里的草,甚至还有被人丢弃的垃圾袋。它们都被裁剪粘贴在这本书里,而那些文字则是他们从未向人展露过的内心世界。
最远到过镇上的马力扎拿着女儿泽瓦的书哭了起来,她没想到长在山沟沟里的女儿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书。听说女儿的愿望是当一名老师,她更是觉得意外,泽瓦从未给她说过这些,在她眼里女儿以后最好的出路是在芒市或者瑞丽当两年服务员,然后找个老实人嫁了。
“书做好的时候我们请所有的家长来观摩,你能看到那些一辈子没出过山的家长们的那种惊喜。她们想不到自己以后只能打工的孩子也可以这么棒。”
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许多家长开始默许孩子将“精力”投入到这些他们以前认为的“闲事”中来,假期参加活动的孩子越来越多。
浊酒一杯泯恩仇
简单冲了一杯燕麦粥,乐安东吃完之后推出自己的“小毛驴”——一辆踏板小摩托车。在不通汽车的山寨,摩托车是这里村民出行的主力。
坐落在半山腰的活动中心,玻璃框架结构很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建筑。
身着色彩斑斓得已经辨不出本色的工装,脚踏变形的篮球鞋,安东无异于建筑工地上小工,这一年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工地、建材市场。
从小数学不好的他对数字实在不敏感,可是真要在这个小山村生活下去,讨价还价成了他必不可少的“技能”。
……
工地的简易工棚是依托邻居的两棵树搭建而成的。
突然有一天,树的主人找上门来:“我家那两棵树有人要买了,你们把工棚拆了吧。”
“你说谁会跑这么远来买两棵香椿树啊!他就是想乘机要点钱罢了。”李旸苦笑道。
要价600的两棵树最后以300成交,比市价高一倍。
……
这两年,跑来要钱的村民太多,名目也多,“他们会觉得你是一外国人,拥有别墅,一定很有钱,至于你建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他们不会在意,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可以拿到多少好处。”
一开始遇到这些事,李旸感到愤怒和委屈,但现在她已经能平静地对待,因为乐安东告诉她,应该尽可能多地去理解这些村民,“他们无非就是想要一些钱,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一点,这也没有什么错。”
“断代在这里很明显。年轻人受外界的影响多一些,他们会比较现实。但是和那些老人们交流,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淳朴,真心和你做朋友,不去想什么利益之类的东西。”
寨子里有个会手工织锦的老太太,乐安东和李旸经常去看她,老太太很开心地将自己捻的线、手织的锦缎送给他们,她说这些东西是不卖的,只送亲朋好友。而老太太的儿子私下却在打听他们能出多少钱收购老太太的锦缎。
在这种似乎冰火两重天的断代纠结中,乐安东和李旸学会了适应。每年的2月是景颇的传统民族节日——目瑙纵歌,村村寨寨几乎都是在音乐舞蹈中度过的。白天在场地里由瑙双和瑙巴带领跳目瑙,晚上大家会聚在篝火旁尽情跳舞、唱歌、喝酒,村民们不会说“一杯泯恩仇”之类的话,但是端起酒杯,以前的不快便随云烟消失殆尽。
“安东还被请上台去,给台下几百人唱载瓦语的歌,轰动全场,乡亲们兴奋极了,簇拥着他又唱又跳。最后,又困又累的村民们挤满了一辆拖拉机,一起回寨子,路上一些人睡得东倒西歪,安东和其他还醒着的人,就负责抱住他们,防止他们掉下车去。下了车,好多人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没法正常走路了,只能继续跳回家去。”
“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不能简单地想我只和好人、淳朴的人打交道,不去和那些市侩交往,这是不现实的,做事是给自己和懂自己的人做的,你不能强迫所有人来理解你。”李旸如是说道。
扎根在景颇的榕树
崔倩,89后的北京女孩。
史书莉,89后的美国女孩。
在网上看到乐安东的故事后,来自不同地区的两个女孩,先后来到景颇。一个教孩子们写作,一个教英语。作为志愿者老师,她们和这个学校的孩子交往最多。
爱笑的崔倩在批改作业时发现一封被层层密封的“信”,“信”夹在作业本里,写信的男孩叫跑滚。原来前几天书莉有事离开学校两天,怕小崔老师一个人害怕,几个住校的孩子下课后就过来陪她。
没听到熄灯哨音的他们是被崔倩“押送”回宿舍的,过意不去的跑滚第二天专门写信给她道歉。
“这里的孩子,他喜欢你,就会很直接地想为你做点什么、照顾你,不管你比他大多少。”崔倩对记者说。
下个月就要回京的崔倩有点担心:“和这些孩子都处出感情了,要是知道我走,他们会很伤心的……”
严谨的书莉比崔倩成熟一些。搭了夜班车赶回学校的她,一进门就开心地展示她的“战利品”:一块景颇特色的花布,要回国和家人过圣诞的她计划将这块布送给姐姐做一条漂亮的裙子。
即将离开学校的两个人同时担心着学校的孩子们,课程、情绪……
展示完后,书莉连夜趴在地上“备课”,简单的英语单词,她用各种颜色的笔、图案标示出来,“希望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们的课程不会被耽误。”
寓教于乐的教学让这里的孩子很快爱上这两门课程,许多以前只会写“一句话作文”的孩子,现在能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作文本上交给老师;英语也成了他们继汉语、载瓦语外又掌握的一门语言。
“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一个孩子的命运!”乐安东平静地对记者说,“只是想让他们有更多的被认同感,知道自己也是很优秀的”。
作为初升高几乎为零的村落,大学生活对这里的孩子而言望尘莫及,初中毕业已经算这里的高材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