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莎士比亚全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后来,刘炳善做了大学里的英国文学教师,有一次,他出差在上海时,寻到一部袖珍莎士比亚词典。这部词典印得小巧精美,插图丰富,然而篇幅太小,远远不能满足他阅读莎士比亚全集的需要。其后,刘炳善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拥有了一批相当丰富的新旧莎剧全集、单行本和工具书,一夜之间他简直成了“暴发户”。万事具备,刘炳善开始计划根据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出一部他们需要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词典,用来解决他们攻读莎剧原文中的特殊困难。
1990年冬,63岁的刘炳善开始动手编辑。他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到尾“啃”一遍,再将难词难句一一列为词头、词目,然后根据现有国外第一手资料,挑出准确的英文注释,举出莎剧例句,将二者翻译成中文,再加以必要说明,写成词语卡片,最后将全部卡片按照字母顺序编成词典。这显然是最“笨”、最耗时费力的办法,但对于没有“特异功能”的编著者来说又是比较聪明和科学的办法。
这部词典即将编著成功时,刘炳善大病了一场,竟被诊断为“喉癌”。住院一个月后,进行复查,原来他患的是喉炎和中耳炎,根本不是什么癌症。刘炳善长出一口气,仿佛“上天”护佑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马拉松”长跑。他当初预计需要5年时间,可是这样做下来,方才发觉这好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什么时候能够跑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人在没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贪睡懒觉,事情虽小,其意义所在甚巨。这是每天生活斗争中之第一个回合。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
一、珠联璧合的京味儿相声
抗战期间,有一次要开一个筹集善款游艺大会,梁实秋和老舍决定合作一段北京相声。老舍选了两个老段子——《新洪洋洞》《一家六口》。演出当天,两位登台,一边一个,面无表情地一站,两件破纺绸大褂,一人一把扇子。部分老舍拿折扇敲了梁实秋的头。事先说好只是比画一下,结果老舍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梁实秋打来,梁看来势不妙,向后一闪,正好打落了梁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梁实秋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他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引得台下喝彩声阵阵,有人认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二、“雅舍”的由来
1949年梁实秋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一经出版,一版再版,畅销不衰,创下了中国现代散文作品最高的发行纪录。这些文章基本属于学者型的知性散文,题材海阔天空,信笔由缰,娓娓道来。1939年初夏,梁实秋的好友吴景超、龚业雅夫妇由市区迁来北碚居住。梁实秋跟他们合伙买了一处农舍。房乃新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商量给房子取名字时,梁实秋说:“何不即用业雅的‘雅’字?叫‘雅舍’可也。”见众人皆无异议,梁实秋便找来一块木牌,上书“雅舍”二字立在屋前。这就是“雅舍”的由来。而这所谓的“雅舍”,实乃陋室。是重庆北碚依山坡而建的六间房子,墙是竹篾和泥糊成的,窗子上糊着纸,地板走上去则吱吱作响。
三、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往事
梁实秋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指)、我的父亲、我的妻子。”1930年年底,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想向国内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找了五个人来担此重任: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梁实秋,只有梁实秋一个人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抗战胜利后,一次年过七十的老父拄着拐杖走进梁实秋的书房,问莎剧译成多少,梁实秋很惭愧抗战八年交了白卷,父亲勉励他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一句话,说得梁实秋心头发热,眼含热泪。不久,父亲过世,梁实秋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妻子程季淑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梁实秋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晓 帆
在重庆的文学百花园中,除盛开着创作之花外,还绽放着一朵朵翻译之花。比起文学创作来,文学翻译稍嫌僻静、冷落,不那么“红杏枝头春意闹”。然而,园中寂寂开放的翻译之花却“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且带有一种异域的风采。尽管重庆的这些翻译之花较之创作之花更美艳夺目,却大多“养在深闺人未识”,因为种花人在高等学府里默默地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是,在开放的时代,奇葩异花的光彩和芳香终归还是要透过藩蓠而吸引众多的人们的。人们前来认真地观赏,仔细地品评,翻译之花的美深深地折服了观花的人们。
人们花中选花,终于选出4朵最美最香的花。孙法理译《两个高贵的亲戚》(剧本),杜承南译《情弦二重奏》(诗集),刁承俊译《狗年月》(长篇小说),杨开显译《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诗集),从百余部(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重庆市首届文学翻译奖。这是重庆直辖以来,也是1949年10月以来,重庆评出的文学翻译最高奖,它代表了直辖以来的重庆翻译文学的最高水平。
读着这4部获奖作品,不得不为通过译者而传出的作品的魅力和神韵而击节赞叹。
孙法理先生所译的《两个高贵的亲戚》(漓江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由莎士比亚和弗莱彻合著的悲喜剧。它是1974年被率先收入美国滨河版《莎士比亚全集》的莎士比亚的第38个剧本(在此之前莎士比亚被公认只有37个剧本),1984年它又被英国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收入。作为英美文学研究家,孙法理在上世纪80年代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在美国做了调研。于是他回国后,在国内第1个译出回归莎士比亚的这部诗剧。剧本讲述了决心要同甘共苦的表兄弟,因爱上了同一女子而反目成仇的故事。两人以决斗方式来了断爱情的归属。最后,笃信战神的一方获得了决斗的胜利,但却意外死亡;笃信爱神的一方则获得了爱情。
孙法理教授是莎士比亚研究家,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有独到的研究。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与现代英语有不小的差异,加上又是诗剧,因而翻译莎士比亚是很难的,即使是译成散文体,也是十分艰巨的。但孙法理所译的这部诗剧,文从字顺,译笔流畅,朗朗易读,文采斐然,诗剧的传奇色彩和莎士比亚的风格神韵被译者很好地表现出来,堪称珠玉之作。
杜承南先生所译的《情弦二重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英国勃朗宁夫人和俄国普希金的诗歌合集。将这两位不是情人的异国诗人的不为对方所知的爱情诗谱成二重奏,是一种艺术组合创新的大胆尝试。它将两个彼此独立而不相唱和的声部同时奏出,竟然是那么和谐、美妙。这是一曲真正的爱情二重奏。爱情,这永恒的主题,是不分国别、不分时代的人类共同的至美之情。诗人们尽管彼此陌生,但只要他们的诗歌歌颂了真善美,吟唱出人的美好情谊,则总是和谐、美妙的。杜承南作为诗人深悟此道,作为翻译家深谙此理。
杜承南教授是普希金研究家,同时也是诗人。他译的普希金诗被纳入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指定书目中,也被选入大学语文教材中。文学是各门学科中最难译的,而诗歌又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最难译的。杜承南具有两位爱情歌手所属国家的文学及诗歌的深厚修养,他忠于原作,加上自己的感悟,充分发挥出诗人的才能,因而译诗生动、传神、字字珠玑,使之成为情诗中的精品。
刁承俊先生所译的《狗年月》(漓江出版社出版)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叙述了一对性格迥异的伙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德国自纳粹上台到战后经济奇迹的风云变幻;透过希特勒的爱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这一荒诞现象,折射出法西斯的兽性对人性、狂谬对理性践踏的本质,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小说思想深邃,构思精妙,语言独特,想象丰富,具有很高的认识和审美价值。作为《但泽三部曲》最长的一部小说(另两部为《铁皮鼓》和《猫鼠》),《狗年月》首次由刁承俊译出并与中国读者见面。
刁承俊教授是德国文学研究家。君特-格拉斯的这部作品,写作手法新颖别致,内容和语言都有相当难度。翻译这样的经典之作,其艰巨程度甚至在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等人的荒诞作品之上。刁承俊的译文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做到了形、神兼备,用优美、流畅的语言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使这部异彩纷呈的精品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热点。
杨开显先生所译的《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作为现代派诗人,帕氏集古典的传统、象征派的音乐感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之大成,在诗中抒发了对生、死、美、爱、自然、艺术的感受,充满了主观想象和唯美色彩。帕诗朦胧含蓄,独特怪异,奇特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绝,体现了奇诡幽冷的未来派诗风。帕诗开创性、先锋性极强,富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高雅情趣,实为世界诗苑的一支奇葩怪花。你一旦读懂了帕诗,其对诗艺的感受和作诗的技巧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杨开显研究员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帕氏的这部诗集被公认是非常难译的。艰深的帕诗令诗歌修养不深不全面的人望而却步。但杨开显对中、外诗歌及其格律有精深的研究,他在深刻理解并忠于原诗的前提下,以译诗顿数和字数的整齐或富有规律性的变化来与原诗的音步和音节对应,既形似,又神似,从而使之成为瑰宝。此译诗集填补了国内未出版未来派个人诗集的空白。
重庆的文学翻译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绩,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孙法理、杜承南、刁承俊均出自著名高校,传道授业解惑于他们的老师则是如吴宓、朱光潜、苏雪林、曹靖华、余振、魏荒弩、冯至、田德望、杨业治这样的泰斗或大师。名师出高徒,磨砺出天才。他们经过名师的指导和几十年的磨砺,辛勤地耕耘在高等院校的外国语文和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这片园地上,长夜孤灯,呕心沥血,艰苦跋涉,严谨治学,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和翻译家。他们译著颇丰,少则出版10几20几部作品,多则出版30几部作品,还有大量的论文和其他文章。
浙江嘉兴禾兴南路73号,是译界倍加推崇的作家朱生豪的故居。大门外树立着朱生豪和宋清如的雕像。两人身体相连,一个脸庞微微侧向一边,另一个则深情凝视着眼前的爱人。雕像下刻着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在他们微微闭着的双眼中,应该是彼此最生动的笑容和如诗一般浪漫美好的回忆吧。
挣脱旧式生活的“二小姐”
“葬!葬!葬!打破青色的希望,一串歌向白云的深处躲藏。夜是无限地茫茫,有魔鬼在放出黝黑的光,小草心里有恶梦的惊惶……”宋清如青年时期写的一首《夜半钟声》,将她要读书、出走的心,要挣脱旧式家族掌控的心,临摹得纤毫毕现。
1911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江苏常熟栏杆桥的一个地主家庭,“二小姐”宋清如也随着中国历史的这一次剧变而出生。和她在同一年出生的有萧红,比她稍早的有丁玲、林徽因、孟小冬、陆小曼。这些长在民国的新女性在各自的故乡经历着迥然不同的童年。五六岁时的宋清如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噩梦――“裹小脚”。
民国初年,乡下的女人还在缠足,宋家又是当地的望族,宋清如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幼嫩的双脚被两条长长的缠脚布裹挟得近乎骨折,彻骨的疼痛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大人监视稍松的时候,她就狠命地把缠脚布扯掉。大人发现了,还会重新缠起,换来的是宋清如撕心裂肺的哭声。母亲听烦了,抓起一把炉灰就往她嘴里塞。就这样一边缠,一边扯,一来二去,宋清如脚上的皮破了,肉烂了,实在没办法再缠了,家人这才作罢。于是宋清如的脚虽然长大后比常人略微小一些,但总算保住了这双可以走南闯北的天足。
性格外柔内刚的宋清如十分聪慧,她在姐弟四人之中排行第二。6岁时,家里就为她定了娃娃亲,对方是江阴县一户姓华的大家族。在她7岁时,家里按照旧俗,请来了一位私塾先生,姐弟4人一起受教,弟弟是男嗣,需“重点培养”,3个女孩只是稍带着“些许认得几个字罢了”。但是聪明的宋清如很快就熟读了《三字经》、《千字文》、《闺门女训》、《古文观止》,甚至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长篇小说。她不满足于旧式教学的古板,执拗地要求母亲送她进了新式小学堂。
民国初年,苏州一代的农村,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苏州人起样,乡下人学样,乡下人学像,苏州人换样。宋清如不甘心回到乡下,想到苏州闯天下,1928年,她进入苏州的一所美国基督教西差会兴办的慧灵女校读中学。就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她与家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核心就是:女大当嫁。已经18岁的宋清如要准备嫁妆出嫁了,而她还想继续读书。她激动地跟家里人宣告:“把我做嫁妆的钱用来读书好了。”母亲知道拗不过这个性子刚烈的“二小姐”,于是又做出了让步,宋清如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省立苏州女中。当时老师的一句话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没出息的男人至少还考虑养活妻儿,最没出息的女人只靠丈夫养活。”宋清如当然不想做那个“最没出息的女人”,于是她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了从此改变她整个人生轨迹的之江大学。
一笑低头意已倾
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天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完全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前的一秒钟。
――摘自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
之江大学风景秀美,面临风光旖旎的钱塘江,背靠郁郁葱葱的秦望山,在宋清如进入之江大学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之江才子”,在由国文系学生组织的社团“之江诗社”已独领3年多,他就是朱生豪。
一进入之江大学,颇有诗情文采的宋清如便加入了之江诗社。在之江诗社1932年的“迎新会”上,宋清如第一次遇见了朱生豪。多年后,当她回忆初次见到朱生豪的时候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在之江大学最有名的“情人桥”边,诗社成员常会三三两两在此交换诗作,相互传阅。宋清如交上了一首“宝塔诗”(注:就是第一行一个字,第二行两个字,第三行三个字这样的诗),当时之江诗社的其他人写的都是古体诗,大家看到这样一首诗都感到很好笑,这样宋清如觉得有点手足无措。只有朱生豪在看到诗之后,又看了看这个清秀可爱的诗社新人,对她微微一笑。这一笑让局促的宋清如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他只笑了笑……但留给我的印象是亲切的。既不是嘲笑,也不是捧场。”从此,他们开始了频繁的诗词酬和。一个蓝色封皮的本子成了传递他们诗作心曲的信物。
“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绚不群。招落月,唤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平日里瘦弱苍白,寡言内向的朱生豪一向被朋友们戏谑为“没有”的才子,他却对有着锦绣才情的宋清如这样表达着一腔热情。宋清如被眼前这位充满才气的俊秀的男子所打动,但是她心里也明白,家里从小给她定下的那门亲事是无论如何要解决掉了。于是她用无比坚决的口气对母亲说:“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我不接受。”在她的决绝之下,直到她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解除婚约,并登报声明,来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此时,已经毕业的朱生豪就要到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辑工作,而宋清如还有三年的学业要继续。分别这一天,还没有挑明关系,两人往雨后的钱塘江畔六和塔边的小路上并肩走着。朱生豪送给宋清如一首虽短却意味深长的小诗:“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愁肠百转,分别是如此的让人神伤,两人相约继续书信往来,传情达意。在两人靠鸿雁传书的这一年,朱清如的诗情得到进一步升华。
她的新诗开始在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有忆》、《夜半歌声》等新作称得上是20世纪30年代新诗中的精品。《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在读完宋清如寄去的诗歌《再不要》后,给她回了一封长信,称她“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真不敢相信你是一位才从中学毕业的大
学初年级学生……,我以为你有不下于冰心之才能……”
朱生豪的情书还在不断地飞来,鸿雁在上海和杭州之间传递着他们的爱情。“渴望着信来的时候,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每一点钟是一个无穷……似乎我每次见了你五分钟,便别了你一百年似的。”爱情是如此甜蜜,爱人又是如此多情,正处在青春妙龄的来清如觉得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1935年,在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的建议下,只有23岁的朱生豪独自承担起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任务。此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本正式系统的莎士比亚译作,而在邻国日本,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才将这套巨著翻译完成,正在幸灾乐祸地讥讽中国没有人才,没有文化。朱生豪自知责任重大,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翻译此书的宗旨,第一在干追求最大范围地保持原文的神韵,不得已再求其次,也务必做到字句畅晓明白。”
从接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任务开始,朱生豪就将此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宋清如这个消息,要把这部巨著当作献给她的礼物。宋清如激动地写了一首小诗《迪娜的纪念》送给朱生豪:“落在梧桐树上的,是轻轻的秋梦吧?落在迪娜心上的,是迢远的怀念吧?四月是初恋的天,九月是相思的天,东方刚出的朝阳,射出万丈的光芒……”这首诗还被朱生豪谱了曲子,轻轻哼唱。
这期间,朱生豪的书信更加直白和炽烈,一首《我爱宋清如》,将爱情的炙热表露无疑:“我爱宋清如,风流天下闻;红颜不爱酒,秀颊易生氛。我爱宋清如,温柔我独云;三生应存约,一笑忆前盟。”信中的称呼也变得更亲昵,“女王陛下”、“亲如我儿”、“宝贝”、“小鬼头”等等,将他们的亲密关系一览无余,比当时一般世俗的情侣更多了份潇洒和亲切。
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清如必须向生豪保证不得有六小时以上之离别,如有必要之理由,当先征得生豪同意,并约定准确归期,不可失信;生豪愿对岳母尽最大可能之孝敬,并诚意服从清如之任何训令,唯清如亦必须绝对尊重生豪之感情,勿令其在精神上感受痛苦。
――摘自朱生豪、宋清如《约法七章》
1942年5月1日,这对柔情蜜意的恋人终于在上海完成了他们的婚礼,此时距离他们相识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而中国也在战争的阴霾中艰难地挣扎着。宋清如大学毕业之后曾先后在湖州私立民德简师、国立四川中学和锡珍女中任教,在日军的战火中,颠沛流离,终于和心爱的人喜结连理。一代词宗,也是宋清如和朱生豪老师和婚姻介绍人的夏承焘在他们的结婚留言本上题了一幅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这就是这对新人的完美写照,穿着借来的服装举行简朴的婚礼,婚后携手进行艰巨的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巨大工程。
朱生豪和宋清如在婚后去常熟宋清如娘家暂住,临行前制定了一个《约法七章》,很像后来解放初期流行的“保证书”,内容涉及了家庭理财、工作定量、人情往来等等“规章制度”,其中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两条:“清如必须向生豪保证不得有6小时以上之离别,如有必要之理由,当先征得生豪同意,并约定准确归期,不可失信;生豪愿对岳母尽最大可能之孝敬,并诚意服从清如之任何训令,唯清如亦必须绝对尊重生豪之感情,勿令其在精神上感受痛苦。”
1943年1月,朱生豪和宋清如带着他们的莎士比亚,回到了嘉兴朱生豪的老家。房间极其简陋,一张榉木桌,一把旧式靠椅,再加上一盏小油灯,就是朱生豪的标准办公配置;一套《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两本辞典,再加上一支磨损得破旧不堪的钢笔,就是他每天辛勤劳作的所有工具。朱生豪翻译过的手稿,宋清如负责誊写校对,两人所得的收入仅能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家里的一切衣食起居都由宋清如打理。每月上旬,先把米买好,并消减其它开支。宋清如负责每天买菜、烧饭、洗衣、打理家务。还在空闲时间帮工做衣贴补家用。尽管生活拮据,他们仍然觉得幸福、安详。宋清如成了朱生豪生活中的主心骨,是他最大的精神慰藉。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久长,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翻译的巨大工作量,让贫病交加中的朱生豪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及并发症。此时他已经翻译了三十一部半的莎翁巨著。他在写给二弟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永远不良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爬山。幸喜莎剧现已大部分译好……一已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不知还能支持到何时!”1944年11月底,朱生豪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已经无力看书。他对日夜守护在身边的爱妻说:“莎翁剧作还有五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1944年12月26日午后,朱生豪最后一次对宋清如说:“青青,我要去了。”宋清如不敢哭喊,她紧握着丈夫的手,竭力想把他留下,但还是没能阻挡住死神的脚步,华美的乐章骤然停止,这一年,朱生豪和宋清如都只是刚过而立之年。朱生豪留下了年仅13个月大的儿子和没有完成的莎翁剧作的翻译工作,遗憾地闭上了眼睛。
为了能将孩子抚养成人,宋清如咬担下了所有的苦难。“你的死亡,带走了我的快乐,也带走了我的悲哀。人间哪有比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由病痛而致绝命时那样更惨痛的事!痛苦撕碎了我的灵魂,熬干了我的眼泪。”她在丈夫死后两周年纪念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祭文。朱生豪曾在遗嘱中叮嘱胞弟文振继续莎翁巨著的翻译工作。但是文振的译风和朱生豪不符,出版社不满意,于是宋清如决定代替丈夫续译莎翁全集,这对于她来说,绝对是个壮举。她想仿效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离骚》作为定情物,让自己的灵魂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和丈夫再次相遇。
布鲁塞尔:Galerie Bortier市集
Galerie Bortier就在我住的宾馆不远处,一个古老的广场边。起初以为是个百货商店,并未多加留意。可能是第二日阳光明媚,便有书香飘出。其实这是一个室内的旧书市集,由好几家旧书店共同组成,包括专营古董书的Vanderelst、以二手平装文学小说为主的Occasions、以摄影类古书见长的Schwilden、专营精装本二手书的Genicot等。而有透明屋顶的狭长走廊上,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小说二手书专区,所有的书皆以作者之姓的首字母排列,也辟有特选专区,陈列书店的特别推荐。Galerie Bortier里的旧书有些年代久远,但却依旧保持了很好的品相。大多数店主都为重点推荐的书撰写了简明扼要的推荐语,非常有爱。
巴黎: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的声名让我在心里先给自己打了一剂预防针:它会不会是一个完全被景点化的所在,以至于书沦为次要的摆设?幸好这不是事实。莎士比亚书店除了书价偏高之外,依然是巴黎非常值得一逛的地方。
巴黎圣母院还沐浴在夕阳里,塞纳河左岸已经黄昏。但不必着急,莎士比亚书店要开到晚上11点,这或许是巴黎营业时间最长的书店。一进门便看见2011年的布克奖专柜,朱利安・巴恩斯刚入围短名单的《TheSense of an Ending》赫然在目。莎士比亚书店并不区别新书及二手书,所有的书均按作者姓氏平等摆放。而在书店的任何角落无处不在的书,与标着“距莎士比亚书店0公里”的蓝色标牌―起,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场感。
然而好东西其实都在楼上,那个并不允许拍照的二楼。那里有专门的文学杂志专柜――你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文学杂志,你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当然,过刊的价格也相当辣手:一本20世纪80年代的《Paris Review》竟然要卖25欧元!二楼内室则有一架古钢琴,被精装本的古书围绕,一些显然是老主顾的客人在聊天,自然随意笃定得就好像他们是常年在此表演聊天似的。
就算贵,我还是淘了一本我中意的美国新晋古怪小说家Jesse Ball刚出道时的诗集《March Book》和一本Jean Echenoz的小册子,外加一本莎士比亚书店的店刊――隔了40多年后才出版了第四期的《The ParisMagazine》!店员非常贴心地帮我一一盖上店章,这时才,总算有了点到此一游的味道。
巴黎:时间的颜色
从Odeon地铁站出来,沿着RueDauphine向新桥而去的路上,我看见了这家旧书店。它的红色门框和咖啡色遮阳篷如此显眼,以至于你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尤其是它诗意的名字:Couleur du Temps,时间的颜色――这或许是对二手书店最贴切的注解。
“时间的颜色”专营摄影与电影类二手书,我很快看中了门口让・考克多的一本画册,蓬皮杜出品,4欧元。画册边,是一叠更加诱人的《电影手册》出版的“小全集”(Petite Anthologie),我挑了本夏布洛尔、戈达尔、里维特、候麦和特吕弗的影评集《新浪潮》,原价12欧元,现售7欧元;外加一本同由《电影手册》出版的小册子《JacquesTati》,5欧元。
那时我忘记了一天才刚刚开始,于是我不得不背着这些书在巴黎走了一整天。
安特卫普:82岁老人开的旧书店Brocatus
从布鲁塞尔到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决定在安特卫普稍作停留,看看这座历史古城。其实,对这座城市的别样感情正来自于一本书:已故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那本薄薄的小说《安特卫普》――即使小说情节其实与此城并无多大关联。
我是在大教堂背后的一条小巷里发现这间书店的。彼时已黄昏,饥肠辘辘的我本想寻间饭店饕餮一番,不料去误打误撞进了这间旧书铺天盖地的书店。书店里没有顾客,只有一个眉毛神奇卷起的花甲老人和一个中年男人。老人在一架老式14英寸电视机前看着关于伦敦骚乱的电视新闻,不时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大约是德语)与身旁的中年男子闲聊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