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景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雪景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雪景的诗句范文第1篇

2、师傅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鼎力相助；（作者：高尔基）

3、对师傅的教诲，牢记在心，落实在行动；（作者：歌德）

4、认真向师傅学习技术，学习做人的道理；（作者：孔子）

雪景的诗句范文第2篇

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关注危害人类生命的重大疾病

科学发明必定处在研究的象牙塔尖吗?诺贝尔奖也青睐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普众性问题。在19世纪，白喉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那时候没有抗菌素，白喉致死率惊人。1891年，德国细菌和免疫学家贝林(E.vonBehring)和他的同事北里柴三郎(Kitasato)［2］在大名鼎鼎的科赫实验室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将患过白喉的小鼠血清注入新患白喉的老鼠体内以后，新感染白喉的老鼠奇迹般地痊愈了，这说明患过白喉的小鼠体内有某种对抗白喉杆菌毒素的物质。感染白喉的老鼠奇迹般地痊愈了，这说明患过白喉的小鼠体内有某种对抗白喉杆菌毒素的物质，这种物质被命名为“抗毒素”。一个圣诞节的夜晚，一名白喉女孩气息奄奄，看上去即将不久于人世，绝望的父母接受了年仅三十多岁，留着络腮胡子、衣着整齐的贝林医生为他们女儿注射一种新的、还未应用于人体的“药物”，这个药物就是抗白喉毒素的抗血清。注射后，小女孩的病情迅速好转，没几天就康复出院了。圣诞节加上难以置信的良好效果，使得此事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有人甚至以“圣诞节大拯救”来命名此次治疗。这名女孩就是被动免疫疗法应用于人体的第一例。继白喉抗毒血清后，贝林又研发破伤风抗毒血清，在此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挽救了大批受伤士兵，贝林再次被誉为“士兵的救星”。作为血清疗法的创始人，贝林于1901年获得了第一届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白喉几乎绝迹，但是抗血清疗法，即免疫被动免疫疗法一直应用于临床。在实验课程中，我们不仅要求学生动手做，了解免疫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更需要让学生了解免疫学开创至今始终把解决临床问题放在首位。在动手实验的同时，要把学生的科创思维聚焦于一些可以通过免疫学方法解决的临床医学实际问题。以病原体免疫动物制成抗血清可以治病，把病原体通过特定的处理方法制成灭活或减毒活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用疫苗预防疾病的方法始于19世纪末，如英国乡村医生琴纳(E.Jenner)［3］制备了牛痘疫苗预防天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制备了炭疽疫苗和狂犬疫苗预防炭疽病和狂犬病。1905年科赫(R.koch)发现结核杆菌及其传播途径并用结核菌素预防结核，等等。天花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以高烧伴随皮肤出现脓包为特征的重症传染病。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天花是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即使在20世纪，死于天花的人数比当时死于战争的人数多得多。种痘预防天花很早就有记载，如我国的宋朝就有吹痘术［4］，这种方法经波斯、土耳其传入欧洲，再传到美国。但是，首次发表完整系统的方法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乡村医生琴纳。牛痘和天花是类似的疾病，前者症状轻，后者症状重。琴纳在乡村观察到感染牛痘的挤奶女工可以避免感染天花。1796年，琴纳把一位感染牛痘的患者的痘疱液取出接种到另一孩子的手臂上，观察到被接种者在天花人群生活中避免了天花感染。琴纳的论文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杂志上发表了，但有关临床观察部分被删除了，那个时代受宗教影响认为接种牛身上的物质是难以想象的。经过进一步研究，琴纳自己出版小册子发表了他的成果。这本介绍牛痘接种的小册子在欧洲和美洲广为传播，在预防天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琴纳因此受到了尊敬和多次奖励。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诺贝尔奖。1977年最后一例天花在非洲索马里被消灭，1979年10月26日，WHO庄严宣布全世界范围已消灭天花这一人类征服疾病的最辉煌的成果。琴纳，作为一个乡村医生，对人类做出了如此大贡献。我们应鼓励学生，一个平凡医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基础性实验也可以解决大问题

凝集反应、沉淀反应、补体结合反应以及中和反应是免疫学有四大经典反应，同位素标记、荧光标记以及酶标记是免疫学三大标记技术。这些实验的原理不深奥，操作不复杂，甚至肉眼就可以观察结果。如今即使这些简单的方法，仍然是免疫学实验课的主要内容。有时候，老师，学生都觉得讲课与听课很乏味，很老套。但就是这些经典的实验在早期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惊人成果。1900年，奥地利科学家兰德斯坦纳(K.Landsteiner)［5，6］在维也纳大学病理研究所工作中就是通过凝集试验发现了人类ABO血型。这一至今看来最简单不过的凝集反应，即颗粒性抗原和相应抗体在电解质参与下发生的凝集反应。几块玻片，一些相应的血浆和血球，或者一些已知的抗红细胞抗体就可在普通实验室完成实验。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伟大的发现为安全输血提供了重要保证。1927年，兰德斯坦纳与美国免疫学家菲利普•列文还发现了血液中的M、N、P因子，从而科学完整解释了某些多次输入同型血发生的溶血反应和妇产科中新生儿溶血症问题。兰德斯坦纳因此获得了1930年的诺贝尔奖，并赢得了“血型之父”之美誉。为了纪念兰德斯坦纳的贡献，为了鼓励献血，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自2004年起将兰德斯坦纳的生日6月14日定为“世界献血日”。自1905年首提激素概念以来，一场场寻找激素的热潮不断涌起。激素在生命活动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但激素在体内实在是极其微量，采用4大经典免疫学方法难以准确检测。美国生物物理学家耶洛夫人(RS.Yalow)［7］采用同位素标记已知激素，通过竞争方法建立了放射免疫检测血液中微量激素的新方法，使得实验室检测限度达到pg/ml水平，放射免疫检测激素的方法被认为是激素研究中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由此耶洛夫人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奖。实验课固然需要先进设备用以创新方法，新设备新方法可以展现前所未有的新结果。譬如，荧光标记抗细胞分化抗原的抗体，采用先进的流式细胞仪，可以细分细胞群和亚群，可以精确定位细胞内物质。但是，基础性实验也可以解决大问题。在课堂里，在介绍与操作上述4种基本免疫学方法的同时结合典故，尤其对学生第一次接触免疫学实验，能使实验教学变得更生动、更引人，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实验课可介绍的实验还包括免疫化学研究先驱德国科学家艾利希(P.Ehrlich)，他是第一位用化学方法解释抗原抗体反应的科学家，他以沉淀反应解释了毒素与抗毒素之间特异性定量反应的关系，由此提出了科学化学疗法的概念;还可介绍比利时生理学家博尔代(J.Bordet)，他在比利时巴斯德研究所工作期间提出了血浆中存在着一种叫做防御素的物质，即现在名为补体，他发现抗原抗体结合以后可以激活补体，达到清除抗原的作用，这一发现，在当时对抗原抗体结合的生理结局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实验中建立了敏感的补体结合试验，并以此实验证实了细胞毒抗体的补体依赖机制。博尔代是第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19年)。

3科学需要不懈地追究与理念突破

通常人们都把机体的免疫力等同于抵抗力，似乎免疫力越强越好。实际上，过强免疫同样会造成对机体的损害。琴纳发现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同时也观察到有的人对牛痘再接种会出现十分严重反应;科赫发现他所制备的结核菌素用于已感染结核的动物时也会出现强烈反应;贝林发现个别马匹对再次注射大剂量白喉毒素时会出现超强反应。遗憾的是当时大家都沉浸于以免疫学新方法治疗传染病的欢乐之中，都认为免疫是防御，对机体起保护作用，而没有对这种疗法的副作用深加追究。1901年，法国科学家里歇(CR.Richet)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非洲热带海洋探险。海洋中有一种水母，传说这种水母一吸附于别的生物时就射出一种强烈的毒液，使机体立即感到急剧的疼痛。里歇奉命研究其毒液，证实了这一情况。回法国后，里歇以海葵替之，用甘油提取海葵毒液并注入狗的体内，有些狗被致死剂量注射以后死了，有些狗注射后却能存活下来了。经过几周不等的时间以后，里歇再一次对这些存活的狗进行注射。出现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现象，即使注射极小量的毒液，这些狗也会立即出现严重的症状:呕吐、血性腹泻，晕厥、昏迷、最后窒息死亡。反复实验以后里歇提出了一个新观念:免疫不仅对机体有保护作用，也会使机体发生病理损伤，甚至死亡，即过度免疫反应对机体是有害的，里歇把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称为过敏反应(anaphylaxis)，an-aphylaxis取自希腊语中ana“反对”和phylaxis“保护”二词。里歇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免疫学概念，使人们认识到免疫反应的两面性，即免疫不是越强越好，适应性免疫需要“适可而止”。1913年，里歇因研究过敏反应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里歇的成果是通过反复试验得到的，是通过以往传统概念而获得的。当我们在制备超敏反应模型的教学中，引用典故，让学生知道要勤于思考、敢于质疑。里歇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生理生化、心理病理、药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细菌学和医药统计学等。里歇还是诗人、小说家、戏曲家和飞行家，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还长期担任《科学周刊》和《生理学和普通病理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在教学中，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培养更多的爱好与特长。

4科学献身精神

讲起科学献身精神，就可能想到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居里和居里夫人。事实上，在免疫学研究领域也不乏其人，除了在研究中不幸被感染者以外，更有以自身作为实验对象，亲自尝试人体实验结果。澳大利亚医生马歇尔(BJ.Marshall)［8］是一位实验爱好者。一直以为，胃肠溃疡的原因是压力过大、不当食物或药物等原因造成的，为了防止癌变，严重溃疡只能手术切除胃的病理部分。马歇尔和他的同伴沃伦(JR.Warren)发现胃里的幽门螺杆菌是溃疡的罪魁祸首。胃pH为1～3，如此强酸环境细菌会活吗?即使能活，如何证明其与疾病有关?事实上这种细菌早在100年前就在胃里被发现过，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马歇尔和沃伦从胃组织里分离到了细菌，并在体外成功培养繁殖。他们发现这种细菌会分泌尿素酶，这种酶会把进入胃里的尿素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与胃酸作用可造成局部中性环境，由此使细菌有了适应生长的条件。要证明微生物的致病性需要满足“科赫原则”，他们俩首先以4头小猪做实验，动物实验始终没有成功，马歇尔即以自身为实验对象，亲自口服10亿个细菌，证实了胃炎的疾病过程。1994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建议，有消化道溃疡者，无论首发还是复发，都需要检查幽门螺杆菌。2005年，马歇尔和沃伦因发现幽门螺杆菌与消化道溃疡的关系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教学中可举的例子还有南非病毒学家泰勒(M.Theiler)［9］，他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泰勒以大无畏的科学献身精神首先在自己身上注射稀释的黄热病病毒，亲身体验黄热病病毒疫苗的免疫效果，他所制备的减毒活疫苗广泛运用于非洲和南美洲以后，终结了黄热病作为这些地区主要传染病的历史。尽管泰勒的工作看上去并不深奥难懂，也没有多么创新性的理论支撑，但诺贝尔奖评委会认为，这种经过多次感染而降低毒性的活疫苗研制方法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泰勒因成功研制黄热病疫苗而获得了应有的赞誉，摘得了1951年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的评判更多地倾向于研究成果的现实效益和潜在价值。当然，在课堂里有必要告诉学生，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献身精神，而不是鲁莽的、无价值的冒险行为。

5结语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果，主要聚焦于医学实际问题。如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传染性疾病不仅过去，将来也仍然是威胁人类的重要课题。现代医学还有自身免疫病、肿瘤、器官移植以及抗体作为药物用于临床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索研究。在免疫学实验教学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生动活泼的图片把免疫学的辉煌历史通过PPT放进课堂里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创新思维，铭记科学家们对科学的专心致志、不懈追求以及忘我的科学精神，可以使免疫学实验课更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参考文献:

［1］刘伯宁.诺贝尔奖与免疫学的百年渊源［J］．自然杂志，2012，34(3):167-171.

［2］矢沢科学事务所.诺贝尔奖中的科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270.

［3］何维，刘学礼.免疫与内分泌［M］.见:诺贝尔奖百年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1-169.

［4］马伯英.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J］．中华医史杂志，1995，25(3):139-143.

［5］任本命.卡尔•兰德斯坦纳［J］．遗传，2006，28(1):1-2.

［6］CarlZimmer.血型从何而来［J］．大众科学，2014，(10):20-21.

［7］胡国强.放射免疫测定法的创建者—罗莎琳.耶洛［J］．放射免疫学杂志，1994，7(2):122-124.

［8］张发云，杨真威，李国明，等.幽门螺杆菌与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J］．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2005，32(11):1016-1018.

雪景的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体育俱乐部 教学模式 优势 困境

梳理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早期的体育教学模式比较保守，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处于对立的两面，造成了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学生个性得不到全面发展的结果。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体育组织受到国外快乐体育、户外运动、终身体育等多种学校体育管理模式的影响下，也在不断变革和推陈出新，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受到教育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到上世纪90年代末，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作为一项牵动学校体育整体改革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教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为了更好的实现体育教育的目标，体育教育改革秉承“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快乐体育”和“多元化体育”理念，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工程中对原有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体育教学实际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结合了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全新的教学模式，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体育教学中的焦点之一。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是对原有教学模式的彻底更新，更加注重学生的自主、积极、主动的学习模式，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者的实际学习的需要。

一、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优势

（一）教学价值方面

传统体育教学中，在教学中多偏重运动技术学习，往往忽视了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锻炼及学生体育习惯的养成。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打破了过去的以专项体能、运动技术水平进行简单分班的不足之处，实行在同一体育课堂内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因此更加尊重学生的个体特征和差异，通过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能有效地弥补传统体育教学中的缺失。

（二）教学任务方面

传统的体育教学表现为终身运动技术的掌握，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体育俱乐部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运动项目的多样性能够满足学生对体育课多种选择的需要，为学生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灵活的选择空间，也拓宽了学生自主活动的空间。当学生具备了很强的主体意识，整个体育教学过程在完成教学任务、实现体育教学目的方面就会更加容易。

（三）教学目标方面

传统体育教学目标表现为“模型化”，限制了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体育俱乐部重视培养学生自主锻炼身体的习惯，可以培养水平较高的运动队、培养学生多种运动能力。在培养学生的专项运动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专项运动技术水平，从而推动学校各种运动竞赛的开展。运动竞赛的广泛开展，能从中挖掘大批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并促使其迅速成长。

（四）教学观念方面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消费，体育锻炼的健身、娱乐效果和社会交往功能被人们所接受，“花钱买健康”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的观念也随之转变，更多的人开始自觉进行体育活动，通过体育锻炼获得自身的各种需要。就体育的教学观念而言，传统体育教学更加注重体能锻炼，体育俱乐部教学观念在强调体育课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他们的习惯的养成、自我锻炼意识的增强。

（五）教学评价方面

传统体育教学重视定性评价，以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体育成绩的唯一标准；体育俱乐部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对学生的评价更加综合化。以学生参加的次数、锻炼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主，各方面的能力、各单项技术与技能、进步幅度和体质健康标准等方面结合为辅。

二、体育俱乐部教学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一）管理难度大

相对于传统体育教学来说，新的教学模式由于学生在选择项目、时间、考核等方面有较大自由度， 加之学生存在兴趣不平衡、体育意识较薄弱、锻炼自觉性差等问题，体育俱乐部模式在教学管理上难度较大，部分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暂时跟不上要求，有待逐步完善。而与之相比，传统体育教学更加便于对学生体育学习的管理和制约。

（二）体育场地不足

由于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中在体育项目上要求更加多样化，对高校体育场地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些热门项目，由于场地限制，很难满足学生需要，造成僧多粥少局面，与体育俱乐部宗旨相违背。

（三）专业师资缺乏

体育俱乐部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但是大部分高校体育师资薄弱，当在教学中面对一些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如拉丁舞、健美操、瑜伽、健美运动、网球等等这样的项目，选课的学生较多，但专项老师太少，因此很难开展。部分教师只能改行，边教边学，影响了教学质量。

雪景的诗句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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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二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⑥ ［美］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倾城之恋［A］.张爱玲文集（第二卷）［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2］ 毛凌滢.从小说到影像：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3］ 刘彬彬.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4］ 艾晓明.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OL］.豆丁网：.

［5］ 两万字小说变34集电视剧 《倾城之恋》满身铜臭［N］.天天新报,2009-03-31.

雪景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约束；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人行为模式

作者简介：高嵩(1972～)，女，黑龙岗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08-04　收稿日期：2008-04-18

几乎所有秉持个人主义思想的西方经济学流派都把自己的观点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注重个人行为选择分析，他的个人观念被后人归纳为“经济人”假设，并且被众多西方经济学流派继承下来，在他们的学说中得到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这三大流派的共同特点在于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强调。当然，不同流派，甚至同一流派内部不同学者的观点还有所不同，对斯密学说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从而使得出现在他们著作中的“经济人”还有细微差别。对于这种细微差别，杨春学(1998)用从“经济人”到“新经济人”的发展变化予以概括，认为布坎南、贝克尔、诺思等人关注“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中“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这种“新经济人”假设“既能增强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又使我们能够发一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

与那些以赞许的目光看待“经济人”假设及其发展变化的学者不同，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秉承自启蒙主义思想的理论传统，并饱含讽刺意味地将其称为“抽象的个人”。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就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曾专门针对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人的理解进行过批判，从中可以看出，他持有一种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独特的个人观念。对于这种个人观念，学者们也有不同理解。比较传统的观点主张把社会关系看作独立于个人行为选择的客观因素，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资本家个人的存在，而不是具有利己心的资产者的存在决定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胡钧等，2005)。与这种观点不同，笔者主张关注社会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依赖和制约关系看作是个人的行为特征之一，认为对这一特征的强调构成马克思个人观念与“经济人”假设的根本分歧(高嵩，2008)。

本文立足于对马克思相关观点的理解，关注不同流派的学者对个人行为选择约束条件的处理，希望从中揭示“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变化，进而更深刻地体会这种个人观念的局限性。文中含混地把出现在斯密著作中的相关因素称为社会背景。马克思则认为，不同个人在彼此间结成的社会关系同时又制约着个人行为选择的自由。今天，人们更愿意把制度看作是约束个人行为选择的因素。当然，也有人试图总结西方学者从“经济人”行为选择出发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所做的研究，比如林关征(2005)，闫大卫(2005)等。他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他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在于从马克思的相关观点出发探究“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及其局限性。

一、亚当・斯密的个人观念

启蒙主义者主张把个人理解为“分裂为原子状态的、彼此基本上漠不关心的”，古典经济学继承了这种个人观念，“经济人”被看作是启蒙主义“抽象的人的一般观念的不同形式”(卢科斯，2002)。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个人是忽视彼此间的关系，忽视特定社会背景对其进行抽象的结果，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经济人”是处于原子状态、彼此孤立存在的(斯密，1962)。

人们通常从两大条件出发去分析个人的行为选择，其一是个人利益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能力，其二是约束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但斯密在对个人进行刻画的时候，却只借由自利性和理特征强调了前一个条件。对斯密的这种做法，马克思(2004)用“鲁滨逊”这一与世隔绝的文学人物形象加以讽刺。他写道：“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而一旦从学者们的想象回到现实世界，“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就能看到，“人都是互相依赖的”。从类似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一开始就主张正视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他的个人观念还特别强调了人们在彼此间结成的依赖和制约关系。按照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经济学语言，马克思的个人观念既强调了个人的利益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能力，也没有忽视个人的约束条件，而这两大因素对于分析个人行为选择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只强调个人的自利性和理特征，斯密在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也还是不得不引入特定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他曾探讨过垄断条件下资本家的共谋，分析过“单纯、明确的天赋自由制度”下个人的行为选择，从中可以看出，“经济人”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导致斯密在借助个人行为选择分析探讨现实问题的时候，只能接受一个稳定的社会背景，在那里没有任何因素能够推动社会背景发生改变。马克思认为，斯密的这种做法等同于在一开始就接受了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合理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即便斯密又重新引入当时特定的社会关系，也不能把“经济人”还原成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系中的个人。

而且，斯密忽视社会关系对个人进行抽象的做法还给自己凭空设置了一个难题，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还有必要从“经济人”出发解释社会背景产生和变迁的原因。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难题，是因为斯密仅仅以个人利益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能力去规定个人，又把社会背景理解为约束个人行为选择的因素，利益和对利益的约束在逻辑上是相互对立的。如何从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出发，解释约束其自身利益实现的因素形成和变迁的原因，这一问题引发了那些继承“经济人”假设并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比较著名的有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经济学家。按照对马克思相关观点的理解，要准确刻画个人，还必须明确他受哪些条件约束，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本文把西方学者围绕制度研究取得的成果看作是“经济人”假设的拓展，希望从中体会这种个人观念的局限性。

对自己所设置的难题，斯密并没有花费过多笔墨予以阐释，只是强调特定社会背景是在“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反对将其看作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可见，他不主张把社会背景理解为个人的选择变量。斯密把经济变量看作个人行为选择的结果，把特定社会背景看作自发形成的结果，从而默认了“经济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无

论某一社会背景是怎样形成的，都不会影响斯密对受其约束的个人行为选择所展开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他把解释社会背景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与分析受特定社会背景约束的个人行为选择严格区分开来，即便他还借由强调社会背景是在个人行为选择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试图把二者统一在同一过程中。斯密曾明确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不曾有任何时期被用于签订“原始契约”。以便在此后遵循这一契约的安排。当然，促使他反对的原因还在于，社会契约论主张把特定社会背景理解为人们签订契约的结果，从而将其看作个人的选择变量。

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人的理解

马歇尔的努力促使西方经济学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他和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忽视人们在彼此间结成的依赖和制约关系，只强调个人的自身利益和理特征。从自利性和理特征出发，学者们还尝试推导出个人的效用函数，用某种形式的效用函数指代出现在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个人，这种做法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接受。

与“经济人”假设一起被继承下来的还有斯密分析个人行为选择时重新引入特定社会背景的做法。无论如何，单单从自利性和理性出发，仅仅依靠所得到的效用函数，是无法展开对个人行为选择的分析的，于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借以限定个人行为选择的社会背景又重新得到重视。学者们在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为“经济人”设定不同的身份――消费者、工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生产者，等等，研究受一定条件约束的“经济人”的行为选择。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开始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以往引入的约束性限制正在逐步丧失其现实性。为了摆脱理论与现实不符的尴尬局面，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尝试引入更加贴近现实的因素作为个人的约束条件，他们误以为这样做就能把“经济人”还原成真正生活在现实世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

与斯密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视对特定社会背景形成和变迁原因展开分析的必要，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从个人行为选择出发未曾予以解释的变量――个人的约束条件，这一做法偏离了他们遵循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他们尝试从“经济人”出发探讨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些公共选择经济学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主张把制度理解为博弈规则，认为它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人”是在制度约束下进行行为选择的。科斯(1990)提倡“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认为“实际的人”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由此出发，科斯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对“现实制度”的探究，将其戏称为“黑板经济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述批评并不意味着科斯摆脱了“经济人”的局限，恰恰相反，新制度经济学也是用自利性和理性去描述个人的。虽然还有学者或多或少地放松这两大行为假设。无论是更强调遵循自利性和理假设的学者，还是更倾向于偏离这两大假设的学者，他们都仅仅从个人的利益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能力这一角度去刻画个人，继承了那种忽视社会关系对个人进行抽象的做法。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把制度看作“经济人”的选择变量。认为“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并且把自己对制度的关注追溯到斯密从“经济人”出发解释相关因素的传统，而没有注意到斯密反对将其理解为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反对把它看作个人的选择变量。诺思区分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认为正式规则是立法者和政治企业家等人有意设计的结果，是在博弈开始前就被确定下来的。类似的观点把经济研究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中，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第一个层面的效率分析”，即在不同制度间“做出选择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第二个层面”，即以“不断进行边际调整为内容的效率分析”。正像前文分析中曾经强调的，斯密已经把对社会背景的分析与人们关于经济变量的选择严格区分开来，当然，他还试图把二者统一在同一个过程中，而诺思则明显地将它们分别置于个人的两个不同的行为选择过程。更进一步地，如果按照诺思的研究框架，个人总是在一定制度约束下进行行为选择的，那么，个人在选择某一特定制度时也会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约束，这一思路将引导人们陷入一种无穷回归的尴尬境地。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一问题是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来的。

也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主张把制度变迁视为一种演化过程，而不是“经济人”选择的结果，持类似观点的学者默认了个人存在另一种行为模式，借此解释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即便他们还强调，制度与经济变量一样，都产生自同一个过程，制度也没有被理解为个人的选择变量，而是被看作是某一伴随个人行为选择的演化过程。当然，不同学者关于这一演化过程的认识还存在差异。

无论是把制度变迁理解为演化过程，还是将其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出发，解释制约其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这一凭空设置的难题甚至促使学者们转向某些非个人因素，诺思就曾引入“初始情况、历史演进、信息和知识、信仰体系”等，类似的做法偏离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削弱了其理论体系的解释力量。而且，由于对制度的决定因素还存在不同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显得非常松散。诺思甚至承认，人们对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更不知道它怎样约束我们改造社会的能力”(诺思，2004)。理论上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四、公共选择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

与新制度经济学略显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接受了“经济人”的自利性和理假设，其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学者还对制度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把制度看作是对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试图从“经济人”出发探讨制度的理性选择问题。可见，布坎南是把制度理解为个人的选择变量的，这与斯密的观点还存在差异。

在研究过程中布坎南发现，“经济人”就某一制度做出选择时也总是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约束，按照这一思路，学者们试图解释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努力就会陷入一种无穷回归的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布坎南主张把“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划分为立宪和后立宪两个阶段。在立宪阶段，人们通过一致同意达成“立宪式契约”，在后立宪阶段，受特定制度约束的个人还可以选择“后立宪式契约”。布坎南(1962)认为，只有在立宪阶段得到所有个人一致同意才能保证“立宪式契约”的合法性，他写道：“我们的立场是契约主义的，这个术语本身表明了通晓古典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社会之思想基础

的著述的人所接受的概念框架”，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社会契约论的深远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被公认为是“自由社会之思想”集大成者的斯密在解释相关因素时，还曾经明确反对过将其理解为人们最初订立并在此后遵循的“原始契约”。

遵循自己构建的逻辑线索，布坎南尝试解释人们选择“立宪式契约”的原因，并引入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论证自己的观点，他的结论也得到雷和泰勒等人的支持，但还是有人提出，即便人们在立宪阶段选择了“立宪式契约”，一旦后立宪阶段遵照“立宪式契约”的安排给某个人带来了负面影响，那么，他就没有理由继续接受“立宪式契约”的约束。对此。布坎南(2000)解释道，那些被称为“立宪式契约”的制度安排已经包含了“对规则本身建立起来之后的选择施以有约束力的限制的规则”。布坎南区分立宪阶段和后立宪阶段的做法，实际上允许了“经济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与后立宪阶段不同，在立宪阶段，布坎南通过外生引入更具有合法性的一致同意规则为“经济人”确定约束条件，认为个人在一致同意规则的约束下选择“立宪式契约”，以便在后立宪阶段约束自己和别人的行为选择。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布坎南的契约主义解释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是，国家是由所有个人通过建立某一社会契约形成的。但是，就连布坎南(2000)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与国家发展的历史并不相符，“从经验的记录来看，历史中的国家的建立，与契约主义的解说基本上没有关系。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的出现是强者征服弱者的结果”。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与布坎南相比，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于社会契约论，也没有论及布坎南提出的问题，即个人就某些制度进行选择的时候，也总是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约束。但是，那些把制度看作是个人选择变量的学者是无法绕开这一问题的。

五、简单评价

与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相比，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人们在彼此间结成的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由此可见，马克思是从个人利益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能力，以及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这两个方面人手去刻画个人的，在他看来，斯密在对个人进行抽象的时候，忽视了社会关系对个人的约束，即便斯密分析个人行为选择时又重新引入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做法也不能把“经济人”还原成真正生活在当时英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经济人”假设仅仅强调了个人的自利性和理特征，从这两大行为特征出发，西方学者推导出了个人的效用函数，而把约束条件排除出对个人的理解之外。实际上，即便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这两个因素对于分析个人行为选择也是不可或缺的。

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包括斯密在内的西方学者还探讨了约束个人行为选择的因素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但是，从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出发，探寻制约个人利益实现的因素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学者们凭空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难题。按照马克思对个人的理解，这个难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马克思在刻画个人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其行为选择还要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相关观点的理解，本文探讨了自斯密以来诸多西方经济学流派对“经济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他们对个人行为选择约束条件的理解和处理，以便更深入地探讨这种个人观念的局限性。

当然，西方学者为解释约束个人行为选择的因素所作的努力其方向也有所不同。斯密从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社会背景的观察中总结出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认为社会背景是在个人行为选择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反对将其理解为个人的选择变量，并力图在个人选择经济变量的同一个过程中解释社会背景的形成和变迁。即便如此，斯密关于社会背景形成和变迁的讨论也并不影响他对个人行为选择的分析，实际上他是把二者严格区分开来的。可见，斯密实际上允许了“经济人”存在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新古典经济学虽然继承了斯密的个人观念，但却并没有意识到探讨约束个人行为选择的因素形成和变迁原因的重要性，这种做法遭到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以布坎南为首的一些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反对。

绝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把制度看作是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其中，有些学者把制度变迁理解为一种演化过程，类似的观点实际上允许个人采取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也有很多学者更愿意把制度看作是个人的选择变量，按照这一研究思路，个人针对某项制度进行选择的时候，还要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约束，当然，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论及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是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来的，也是那些把制度看作是个人选择变量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所无法绕开的。布坎南关于这一问题的解读最终为“经济人”引入另一种行为模式。以此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当然，包括诺思在内的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他们虽然也常常回到斯密的著作中去寻求支持，但他们关于制度的理解毕竟与斯密的相关观点还存在差异，斯密反对把约束个人行为选择的因素理解为个人的选择变量，也不主张把这些因素和诸多经济变量区分到不同的选择过程中去予以解释。因此。斯密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持否定态度的。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也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于社会契约论，明确接受这一思想的是布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