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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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起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然观；理想环境模式；生态启示

中图分类号：TU98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040-02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看，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重要转折点。对中西方园林的研究，我们更应该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去审视其发展继承。

一、中西园林的比较

中西园林由于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对隔离的文化圈中产生、发展，其形式、风格差别还是十分鲜明的。

1、起源差异。西方园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尼罗河沃土冲积，适宜于农业耕作，但因其每年泛滥，退水后需丈量耕地而发展了几何学。古埃及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用之于园林设计，是为世界上最早的规则式园林。公元前五百年，以雅典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带来了园林的兴盛，古希腊造园就如古希腊建筑一样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是通过整理自然，形成有序的和谐。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后，造园艺术亦为古罗马所继承，并添加了西亚造园因素，发展成了大规模庭院。到此，西方园林雏形基本上形成了。萌芽时期的西方园林体现着人类为更好地生活而同自然界的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精神，它来自于农业生产者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天人相胜”的观念、理性的追求已体现在西方园林之中。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在几千年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中国园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园林体系。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筑灵台、灵沼、灵圃可以说是最早的皇家园林。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迅速发展的园林已具雏形。园林的功能由早先的狩猎、通神、求仙、生产为主，逐渐转化为后期的游憩、观赏为主。由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帝王的封禅活动，人们尚未建构完全自觉的审美意识。然而“师法自然”作为中国园林一脉继承的基本思想已扎下了根，它以自然为审美对象而非斗争对象。基于其地理环境不尽相同，对自然的态度和观念的不同，中西方传统园林发展产生了迥异的结果。西方园林从一开始就同秩序密不可分，从一开始就是与自然抗争，并试图征服自然来产生他们认为的和谐美。而中国园林一开始就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去模仿自然、再现自然，他们利用自然的可持续性在为自我服务的同时“创造”出自然式的园林，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自然美的园林风格。人与自然在起源上是合一的，随着时空的发展变化，人被动地从随同自然向改造自然进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然，又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因此，中西园林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形态特征和风格。

2、风格差异。西方造园艺术的发展轨迹，虽然其风格是多变的，但总体风格一直是规则几何型，崇尚理性主义。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园林中处处呈现出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一切景物，无不方中矩，园中规，体现出精确的数的关系。这是西方古典园林的主流，传达一种秩序与控制的意识，表现了以人为中心、以人力胜自然的思想理念。以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园林则大异其趣，中国园林既不求轴线对称，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相反却是山环水抱，曲折蜿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融合。“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追求。总而言之，中国园林的精髓是追求“自然的本质”，西方几何规则式园林则强调“秩序和控制”。

3、审美差异。由于对自然美的态度不同，反映在造园艺术上追求便各有侧重。西方园林那种轴线对称、均衡的布局，精美的几何图案构图，强烈的韵律节奏感都明显的体现出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西方人认为自然美有缺陷，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而达到完美的境地，必须凭借某种理念去提升自然美，从而达到艺术美的高度。这也和西方美学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从公元前六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试图从数量的关系上来寻找美的因素，欧洲几何图案形式的园林风格正是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造园虽也重视形式，但倾心追求的却是意境美。中国造园注重“景“和“情”，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是追求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方造园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而诗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彩。

二、自然观与理想环境模式

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持有其独特的理想环境模式。一般认为,中西方两大古典园林风格之间之最大差异是自然和规则形式之间的异。实际上这种差异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文化追求差异导致的理想环境模式不同。“顺应自然”与“征服自然”两种截然的生存观念，导致了中西方截然的理想环境模式。

1、顺应自然与“自然化理想环境模式”。中国人的自然观很独特。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似乎很少把自然看作是一种需要人为改造的异己的存在。只是在关于洪荒时代的传说中,保留了一些人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思想痕迹,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后来，自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便逐渐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与人之间开始建立起和谐的联系，成了人亲和的对象。“天人合一”这个淳朴的自然观，反应了中国人特别的理想追求――天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孔子、孟子曾以山川之美喻人格之美,以山水比附人格特征。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老、庄一派的哲学思想更把自然存在与变化上升到“道”的高度。自然成了永恒法则的体现，成了人所效法、顺应的对象，而不是改造、征服的对象。这比之孔孟的山水一一人格联系更为深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自然意识对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都有深远的影响。这种道法自然、顺从自然的思想,真正形成风气,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时期是自然美真正为人发现并自觉追求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士人自然山水园的兴起。他们把荒山野岭中的穷困隐居变成了人工经营的园林环境中的自娱自得。中国园林的理想环境模式“自然化模式”也得以显现。

2、征服自然与“秩序化理想环境模式”。亚里士多德提出物竞天泽；康德宣称“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而黑格尔索性宣称“绝对理念”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是人精神的“外化”，理性创造了自然界。在西方哲学传统主流中，几乎一边倒的一直强调着人与自然的抗争。在西方园林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园林经过古罗马、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法国古典园林艺术风格，一直强调一种秩序，都是人对于自然的强制性的约束。西方园林的理想环境模式是“秩序化模式”。

三、西方的历史反思与东方的生态智慧

从牛顿的发明、发现开始，西方历史进入了新的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中，人们凭借着各种科技手段，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不断带来了幸福欢乐，这首先是应予高度肯定的。但是，事物发展是复杂的，当人们还在高诵工业文明的凯歌的时候，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悄然逼近。全球人口暴涨，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出现了，并且越演越烈。人们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从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西方世界用坚枪利炮打开了古老东方文明的大门，东西方文明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从开始中国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在这种强势文明的攻击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怀疑、自卑心理，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用全部的热情投身到没有根基的西方文化中去。殊不知我们对自己传统思想文化的背叛，就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背叛。回首历史，恰恰是我们所放弃的传统文化，顺应了今天生态安全的需要。在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古典园林对当代和未来的意义，最主要的是应吸取其有益于生态安全的“绿色启示”――“天人合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的、美学的思想渊源，否则，研究就必然会脱离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深层地发掘中国古典园林美真正的生态学价值乃至未来学价值。孔子有云：“欲去明日，问道昨天。”中国古典园林正是最具典范性，最能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艺术。因此，对景观、园林的研究，我们必须根据新的时代需求，更新理念，力求面向生态危机的世界，面向生态觉醒的现实，面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赵春林.园林美学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6

[2]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从伊甸园到天然公园.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0

[4]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2

[5]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

[6]任晓红,喻天舒.禅与园林艺术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2

诗的起源范文第2篇

我早就从书上读到过有关秭归的传说。因屈原的姐姐听说屈原流放而特地回来看望弟弟，因此这地方称为“秭归”。但我查过《辞海》，秭是数目字。《诗 周颂 丰年》中有句：“丰年……万亿及秭。”说的是谷数多、丰收。我想，可能“姊”与“秭”在古文中是相通的两个字，也可能先是“姊归”，后来才改成“秭归”，这样可以预祝丰收？

离秭归县城约一公里处，有个屈原沱，岸上有屈原庙。传说屈原投汩罗江死后，他的姐姐梦见屈原驾龙舟而归，第二天便在江边等候弟弟。只见一条头似艨艟、背鳍如帆的大红鱼溯江而上，游到这个沱湾里，向姐姐点头三下，巨口一张，将屈原的尸体吐出浮在江面上，容貌如生。屈原的姐姐就和乡亲们一起把屈原埋在沱湾岸边，筑坟建庙，以供祭祀，并把这个沱湾取名“屈原沱”。

传说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江，人们闻讯后争相驾舟飞驰去救，并用糯米包成粽子投入江中，让蛟龙虾吃了粽子不去吃屈原的身体。此习俗流传至今，就有了五月初五龙舟竞渡及包粽子的风俗习惯。

诗的起源范文第3篇

示波器：

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

原理：

一个直流电压加到一对偏转板上时，将使光点在荧光屏上产生一个固定位移，该位移的大小与所加直流电压成正比。如果分别将两个直流电压同时加到垂直和水平两对偏转板上，则荧光屏上的光点位置就由两个方向的位移所共同决定。

（来源：文章屋网 ）

诗的起源范文第4篇

1．先秦时期的竹资源

1.1史前时期的竹林分布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大面积竹林的存在。长江三峡巫山猿人遗址有河狸、毛猬、竹鼠、兔、前中国熊等116种动物化石。[1]竹鼠是专门栖息在热带、亚热带竹林中一种穴居性小型啮齿动物，主要以竹笋、竹根或竹林下的其它草木植物为食。表明距今200万年左右，长江三峡地区森林茂密，有大量竹林分布。1998年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早更新世早期（距今240万—200万年）遗址发掘出竹鼠、貘、剑齿虎等动物化石900多件，有动物67种。[2] 说明在距今距今240万—200万年的安徽长江下游地区为森林草原环境，有较大片竹林的存在。1980—1981年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了距今28万—24万年的“和县猿人”，伴存的动物化石有扬子鳄、大熊猫、中国貘等60余种。[2] 大熊猫是以竹为食物和竹林为生活环境的动物，表明该地区当时有竹林资源的存在。距今5万年至2.5万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四川资阳黄鳝溪一带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不少竹鼠化石。[3] 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该地就有竹林资源的分布，与古巴蜀人的远祖朝夕相处。湖北长阳县旧石器时代遗址“长阳人”的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与长阳人伴生的动物中有以嫩竹为食的竹鼠、大熊猫，说明当时这一地区有大片的竹林资源分布。

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有大片竹林的分布。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有竹鼠的骨骼遗迹[4]，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竹的符号和竹编织物的印迹。甘肃天水市渭水支流藉河北岸的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第五期文化（距今5400年——4700年）出土可鉴定动物遗存1606件，其中就有竹鼠[5]。竹鼠生活在渭水上游，表明当时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供竹鼠等动物生活。距今5000年的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炭化竹节和外表形似竹节的陶器。[6] 由此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竹林的分布。河南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考古发掘也出土有竹鼠、大熊猫等动物遗骨，还有大量竹炭的发现。[6] 反映出下王岗地区除了有茂密的森林外，还有大片的竹林存在。陕西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岗遗址中有不少野猪、野牛、华丽黑鹿、水牛及大量竹子残骸[7]，说明距今7000—6500年间的汉中地区气候十分温暖，与西安半坡遗址的自然物候大致相当，有大片竹林的分布。新石器时代在南方地区也发现有大片竹林资源的分布。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竹席等竹制品。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常德澧县东溪乡屈家岭文化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发现有用竹作房屋建筑材料。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篮、篓、竹席、簸箕等竹器物200多件。江苏吴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现有竹用做干栏式建筑的材料。广东高要县茅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出土有竹编织物的残片。这些均说明新石器时代我国南方地区有大片竹林资源的分布。

1.2 夏代的竹林分布

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尚书禹贡》记载了九州的划分，山川方位走向，物产贡赋交通的情况，是我国古代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8]《禹贡》则记载了我国夏代竹林资源的分布。禹分中国为九州，设九牧。九州之中，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等六个州都有竹子及其产品的进贡，说明这六个州都是当时的竹子产区。而扬州和荆州则是重点产区。扬州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中南部与浙江、江西，相当于现在的淮河以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禹贡》记载扬州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下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苞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的“彭蠡”为今鄱阳湖，“震泽”为今太湖。“篠”为小竹子，“簜”为大竹子，“苞”为冬笋，“篚”为竹器。说明扬州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所以才有竹材、竹笋的进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湖北一带，《禹贡》载荆州的贡品是“惟箘簵楛”，“簵”是一种美竹，“箘”是竹笋加工的笋干。济水和黄河之间是兖州，相当于今河北、山东间。渤海与泰山之间是青州，相当于今山东半岛。黄河、泰山、淮河之间是徐州，相当于现今的江苏、安徽北部和山东南部。荆山至黄河之间为豫州，相当于今河南全部和湖北北部。以上四州虽不进贡竹材及制品，但进贡的贡品是通过竹器来盛装的，说明这四州也是竹子的分布区域。

1.3 商代的竹林分布

殷墟是殷商故都，位于今河南安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那里发掘出大量的古生物遗骸，其中有同西安半坡遗址相同的竹鼠等亚热带动物。殷商甲骨卜辞中有：“王用竹，若”（《乙》六三五）、“叀竹先用”（《后》下二一二）、“贞，其用竹……羌，叀酒肜用”（《存》二二六六）等记载，[6] 还有“竹”、“筍”、“箕”、“筐”、“笰”、“箙”、“簟”等竹部文字的出现，说明竹在当时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表明河南及安阳地区的黄河流域当时有竹林资源的分布。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长江流域有竹林的大量分布。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晚期（属第二期文化，相当于夏商文化）房址发现有用竹作居民建筑材料。江西九江商代文化遗址发现有用竹子作打井的材料。湖北大冶铜绿山商代铜矿遗址发掘有用竹作采矿的工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江西文物考古所与德安县博物馆对江西省德安县陈家墩商周遗址联合进行了发掘，清理了8口水井，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石器、陶器、竹编器、木器等。[9] 这些均可佐证，商代长江流域有竹林资源的大面积分布。

1.4 周代的竹林分布

周朝是我国第三个奴隶制王朝。中国的许多方块文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做成的。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曾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测，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广泛生长。周代的历史文献对竹资源的记载甚多。《诗秦风小戎》中云“竹闭绲縢”，反映了渭河与千河上游，今天水、陇县一带有竹林分布。到西、东周之交有竹制弓箭的记载。《诗小雅斯干》曰：“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足见当时镐京附近终南山（今秦岭）北坡一带，有不少竹林的分布。《诗卫风淇澳》：“瞻彼淇澳，绿竹猗猗。……瞻彼淇澳，绿竹青青。……瞻彼淇澳，绿竹如箦。”是对淇园竹林之茂盛程度的描述。《诗卫风竹竿》也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描写淇园之竹。《战国策燕策》载燕国乐毅破齐之事，有“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句，是说将山东汶水流域的竹子移植到北京。《左传襄三年》中有“晋伐齐，……焚申池竹林”之说，申池在齐国都地临淄城内，均说明山东有大量竹林资源的分布。春秋时期董安修建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南）时，就使用了当地所产的大批竹材。说明山西中部的黄河流域有较大面积的竹林资源分布。《尔雅释地》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这是有关浙江竹资源的描写。关于周代竹林资源分布的记载较为详尽的则是《山海经》一书。如《山海经西山经》载：“英山其阳多箭篃”、“竹山其阳多竹箭”、“羭次之山其下多竹箭”、“嶓冢之山其山多桃枝、鉤端”、“黄山多竹箭”、“翠山其下多竹箭”、“高山其草多竹”等；《山海经北山经》载：“京山多竹”、“虫尾之山其下多竹”、“泰头之山其下多竹箭”、“轩辕之山其下多竹”等；《山海经中山经》载：“渠猪之山其山多竹”、“蔓渠之山其下多竹箭”、“牡山其下多竹箭竹篃”、“长石之山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夸父之山其木多竹箭”、“荆山其草多竹”、“骄山其木多桃枝鉤端”、“纶山其木多桃枝”、“大尧之山其草多竹”、“龙山其草多桃枝鉤端”、“师每之山其草多竹”、“高梁之山其木多桃枝鉤端”、“騩山其木多桃枝”、“从山其下多竹”、“求山其木多篃”、“云山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龟山其下多扶竹”、“丙山多筀竹”、“夫夫之山其草多竹”、“暴山其木多竹箭篃箘”等。[10] 从《山海经》的这些记载大致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竹林资源的分布。上世纪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楚国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数万件竹器物品，也可以佐证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淮河流域有大面积的竹林资源分布。

2．先秦时期竹林资源的利用

我国是何时开始利用栽培竹类资源的，目前尚无确切的定论。但根据专家考证，在距今一万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原始人类就已开始利用栽培竹类。[11] 前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竹席等竹制品，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竹编织物的印迹，龙山文化的陶器上的篮纹，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竹编织器物，等等。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竹类就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联，开发利用竹类植物，制造竹器物，用于改善生产和社会生活条件。我国先秦时期人对竹类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生活用竹

竹在先秦时期就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用密切相关，是不可缺少的材料。

2.1.1 竹与房屋建筑 在新石器时代，竹就是古代先民的建筑材料之一。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常德澧县东溪乡屈家岭文化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发现有用竹作房屋建筑材料，房屋建筑采用编竹夹泥的方式。[12] 江苏吴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现有竹用做干栏式建筑的材料。四川广汉三星堆二期文化遗址的房址出土的木棍和有竹片痕迹的红烧土块，说明是竹编木骨泥墙的建筑遗存。[3] 当时巴蜀居民就地取材，用木棍和竹片编成篱笆，再在里、外两面涂草抹泥，顶部以竹、茅覆盖，长背短檐，底架也采用木或竹架构。考古人员在四川成都西门十二桥发现有商周大型干栏式宫殿建筑遗址，在西胜街军区三招待所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木柱、竹编、藤编建筑遗址，在距王建墓大门西约80米处发现有竹编干栏式建筑遗址。[3] 这些都有力说明先秦时期竹被广泛地应用于居民建筑。

2.1.2 竹笋的食用 中国古代人食

2.1.2 竹笋的食用 中国古代人食用竹笋的历史悠久。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大禹治水时代就被食用。《尚书禹贡》中记载古代扬州和荆州的贡品中有“苞”、“箘”，注家认为是竹笋或其干制品。可见，早在4000年前的夏禹时代，古代人就把竹笋作为贡品，成为供王侯贵族们享用的美味珍馔。《尚书顾命》中还说，周成王临终时，命召公、毕公率文武诸侯拥戴康王登基即位，是日以笋席款待，因有“敷重笋席”之说。《诗大雅韩奕》中有“其蔌维何，惟笋及蒲”诗句。竹笋还成为先秦时期祭祀鬼神的祭品。竹笋是《周礼》规定的“七菹”之一，《周礼天官醢人》有“加豆之实，笋菹鱼醢” 之载，即是说在豆笾（竹制礼器）中盛放“笋菹”、“鱼醢”来“荐鬼神”。“笋菹”就是用菹法加工制成的竹笋食品。由于竹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出土先秦时期的实物很难见到。

2.1.3 竹与交通 在先秦时期的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的使用中，竹就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春秋战国时期车上的许多设施是取竹制成的，如“箱”是“大车牝服”，取竹编成。“篚”是车笭，是车轼下纵横交错的竹木条。“簚”是车轼上的覆盖物，是竹编的帘。“簟笰”是车上的竹编席蓬。“簈篂”是竹编的车幡。先秦时期的轿子也是取竹制成的。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出土的肩舆（古代的轿子），栏杆的上半部有用扁竹条围绕四周，扁竹条和立杆相接处还用竹丝缠缚。[13] 竹筏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水上交通工具，《拾遗记》称是轩辕黄帝制造发明的。先秦文献中就有竹筏的记载。《诗国风邶谷风》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就是竹木筏。《越绝书》有“方船设洑，乘桴洛河”之载，桴、泭皆是用竹木制的筏。

2.1.4 日用竹器物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日用竹器物就得到广泛地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养生送死”的物品。先秦时期得到广泛使用的日用生活竹器主要有炊饮具竹釜、竹箄、竹箪、竹簋、竹簠、竹笾、竹筒、竹筷、竹鼎盖、竹夹等，盛物的竹篮、竹笥等，卧具竹床、竹枕、竹席等，消暑避雨具竹扇、竹笠、竹伞等，清洁具竹篲，用于装饰的竹簾，扶持具竹杖，服饰具竹簪、竹笄、竹篦、竹冠、竹箴，等等。这些同一器物也有多种用途。如竹簋、竹簠、竹笾、竹鼎盖、竹簾、竹杖等，在先秦时还被作为礼器使用。竹席除了作生活用具外，经常被放置于棺底板或雕花板上及用于裹尸的丧葬用具。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中就出土此类竹席一百多件。竹笥则是用途最多的日用生活竹器，其形制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三类，主要用途有六：一是放置食物的，二是放置铜镜、带钩和梳篦等服饰用具，三是放置文书工具与度量衡器等物，四是放置衣服，五是放置乐器构件等，六是放置竹简。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已发现竹笥达一百余件，有的编织工艺和装饰极为精美。此外，湖北当阳金家山9号楚墓出土了一双春秋战国之际的竹筷，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和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分别出土有竹制床屉，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和湖南湘乡牛形山1号楚墓各出土一件竹枕，马山1号楚墓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一件竹编扇，湖北江陵拍马山19号、11号、2号楚墓各出土酒器竹卮1件，四川青川县战国古墓出土了竹簪4件、竹笄18件，等等。这些都有力的说明了先秦时期竹制日用生活制品的广泛使用情况。

2.2 生产用竹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生产活动中，竹就被制作为生产工具而得到广泛地应用。

2.2.1 竹与农业 原始时代的人类在采集和狩猎食物的过程中，发明了石块、竹木棒等人类最早的生产工具，继而又发明了弓箭用于狩猎。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竹制农业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通过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锄耕农业”的考察发现，原始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播种工具是尖头竹木棒、竹木锄，中耕工具是竹绊刀、竹鹤嘴锄，收割工具是竹木夹，看护工具是竹吊。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竹制农具有竹连枷、竹耙、竹箕、竹筛、竹筐、竹箩等。先秦时的文献中有记载，如《诗采蘋》有“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之句提及竹筐。《诗小雅大东》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诗句，《说文解字》解：“簸，扬米去糠也”，“箕，所以簸者也”。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竹编织的竹箕。竹井是古代灌溉农田的设施，1985年江西九江新合乡神墩发现商代有水井遗址，出土有竹棍、竹席编织物。1974年至1976年湖北江陵楚都故地纪南城遗址上发掘5座竹圈井，1979年又在纪南城发掘高矮竹圈井4座，井圈均系竹编织而成的。[13]

2.2.2 竹与渔业 我国先秦时期的捕渔业工具很多是取竹制成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有竹制的捕鱼工具“倒梢”。周代文献中提及周代的竹制捕鱼工具有笱、罶、罩、筌、簎、钓竿等。《诗齐风敝笱》有“敝笱在梁，其鱼鲂鱮”，《诗邶风谷风》也有“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诗小雅鱼丽》有“鱼丽于罶”，《尔雅释器》曰：“嫠妇之笱谓之罶”，《诗小雅南有嘉鱼》曰：“南有嘉鱼，蒸然罩罩”，《尔雅释器》称：“籗谓之罩”，郭璞注：“捕鱼笼也”。《诗卫风竹竿》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句，等等，都是对当时竹制捕鱼具的真实描述。

2.2.3 竹与手工业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有手工业生产活动，如矿产的开采、编织、纺织等。竹就被作为生产工具和对象而得到了广泛使用。我国在商代就开始了对铜的开采。湖北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铜矿遗址，年代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竹木材料用于当时的开采设施和工具，出土了多件作为装载与提运的竹箢箕、竹筐、竹提篓等。[14] 先秦时期就利用竹制作纺织工具，江西贵溪战国崖墓发掘有许多竹制纺织工具，有整经具竹制齿耙3件、竹制杼2件、竹制导经管1件、竹制绕线框1件、竹制引纬杆1件、竹制纺缚1件。[15] 先秦时期还产生了以竹子为生产加工对象的竹器手工制造业，生产了数以万计的竹器物品。

2.3 文化用竹

竹对传承中国先秦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竹制文具和竹制乐器。

2.3.1 竹制文具 先秦时期的竹制文具主要有竹简、竹质毛笔、竹算筹等。竹简是先秦时期记录文字的主要载体。在商代就得到了使用，西周中期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开始了竹简文化时代，直至南朝时止，竹简作为书写材料流行了二千余年。春秋时期郑国的刑法刻在竹简上称“竹刑”。《左传定九年》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孔子读《周易》而“韦编三绝”，是说三次把竹简上的丝绳磨断了。先秦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书写于竹简上的。自1899年在新疆出土了竹简以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发现有数万枚竹简。现发掘出土为先秦时期的竹简20多批，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竹简，主要出自于湖北、湖南、安徽、河南4个省份的楚墓和楚王墓葬。目前考古发掘出土最早的竹简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出土竹简240余枚，总字数达6600余字，是春秋末或战国初期的遗物。简文记载了楚曾两国的音乐、天文、葬仪、车马、兵器、官职，以及曾楚两国关系等内容，同时具有文字学史料价值，对研究当时的曾楚国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15]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原本书籍竹书。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还出土25枚空白竹片，并用丝线贯穿，当是供书写的空白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大批竹简，共804枚，计有墨书文字13000余字，保存完好，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道家与儒家的著作18种，是我国考古史上楚简的一次重大发现。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了1200余枚楚国竹简，3万余字，主要内容是先秦古籍，涉及哲学、文学、 历史、政论等内容。[13] 因此，大量先秦竹简的发现，其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主要有关于楚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官职名称、司法制度、土地制度、户籍管理、埋葬制度、生活习俗，以及大量先秦古籍的重要发现，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竹质毛笔是起源于史前时期的竹挺（用小竹棍削尖而成），殷商时期伴随着甲骨和竹简书写材料的大量使用而产生了竹质毛笔，西周时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先秦时期竹质毛笔实物有两支，是楚国墓葬出土的。一为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出土的兔毫竹管笔，笔杆是实心圆竹制成。另一为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形制相似于前支竹质毛笔。

竹算筹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最早的计算工具，是取用一些竹签或小竹棍制成。殷商时期已经得到使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均有提及。如老子《道德经》有“善数者不用筹策”之载，是说计算能力强的人不用算筹计算。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出土了竹筹40余根。

2.3.2 竹制乐器 我国先秦时期许多乐器是竹制成的。先秦文献《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为阮隃（昆仑）之阴，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虽是传说，但反映了竹质乐器的史实。最早的竹乐器是籥，传说人们为颂扬大禹治水功德，举行乐舞《大夏》，用籥伴奏。甲骨文中有籥字的象形，形似编管，说明其是编管竹乐器。籥是商周时期排箫的前身，所以《尚书益稷》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句追述舜时的“箫韶”乐舞。周代乐器被分成八类：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称“八音”，竹乐器已成为其中之一类。《诗经》中记载周代乐器有29种，其中竹乐器有籥、箫、管、篪、笙。春秋战国时出现的竹质乐器还有竽、筑、筝、篴等。先秦的文献多有述说。如《周礼春官》载，笙师“掌教龢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诗有瞽》有“箫管备举，喤喤厥声”之句，《诗小雅何人斯》也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之载，《韩非子》书中有“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等等，都是对先秦时期竹制乐器的描述。我国考古发掘出不少先秦时的竹质乐器，主要有竹排箫、竹篪、笙、竹相等。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曾侯乙墓）葬出土了数件竹质乐器，制作精美绝伦。[15] 其中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竹排箫，是用13根长短大小依次递减的细竹管排列，再用剖开细竹管分3道缠缚而成。两件箫管长短不一，说明音阶各异；其中出土时尚能吹出声音。器表饰以黑漆为地，用红色、金黄色绘陶纹和三角形纹。出土了2件竹篪（竹笛前身），由天然细竹管加工制成，其长短和粗细相异，两端有竹节，侧面的中部镂5个指孔，正面的头尾两端各有一吹孔与出音孔，正侧面的孔为90°角。竹篪外表有彩绘花纹，用其仿制品测音结果，可吹出12个半音，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竹篪实物。还出土了笙5件，笙斗用葫芦、笙管用细竹制成，有12、14和18管3种，还有调节音高的点簧物竹簧片。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还出土6件笙，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也出土2件笙。河南光山宝相寺发掘春秋早期的黄君孟夫妇墓葬出土竹排箫1件，根据竹管粗细及竹节尺寸，参照同形器物复原为4组，每组11根，共用44根竹管。[15] 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和江陵藤店一号楚墓分别出土竹相各1件。[13]

2.4 兵器用竹

兵器是人类保护自身安全的武器，竹作为冷兵器时代的制作材料得到了广泛应用。传说黄帝时能工巧匠垂最先用竹制作箭矢，“羿射日”的神话传说表明远古时代已使用竹弓箭。古老的民歌《弹歌》中唱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描述了原始人用竹制造弓箭猎获动物的过程。进入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弓箭被视为战争的主要兵器。当时产生了弓箭制造业，《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制造弓箭的工匠名“弓人”。殷墟甲骨文中有“笰”、“箙”字出现，“笰”是削竹而成的箭，“箙”是用竹筒制成的盛矢器。根据考古资料先秦时期用竹制作的兵器及构件主要有竹弓、竹箭杆、竹矢箙、积竹柄等。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450件兵器，其中弓箭最多，弓背为毛竹片，箭杆为箬竹茎；竹弓背有单层和双层，并分为长弓和短弓，有漆扎、细画，极为精致。[15] 此外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出土3件竹弓、长沙扫帚塘138号楚墓出土1件竹弓、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5件竹弓、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2件竹弓，[13] 都是用2—4根竹片迭合而成，形成中部宽且厚，两端窄且薄，通体由麻布包裹，丝线缠绕捆扎，髹黑漆。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50件竹箭杆，其中有4件残长60厘米，20件残长52厘米，26件残长仅30厘米。[13] 竹矢箙有有圆筒状和两半边合成两种，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和江陵藤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矢箙就是两半圆形竹片合成的，矢箙里还放有带箭杆的箭数支。“积竹柄”是青铜戈、矛、戟、殳等长兵器的柄，一般是用一根木棒外包1—2层细长的竹片，并用丝线缠紧，再涂黑漆和红黑相间漆。由于竹子具有弹性和坚韧性，就比木柄不易折断。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出土2件“积竹”戈柄、1件“积竹”矛柄，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积竹”戟柄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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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Bamboo Resources and Their Utilization

in Xin Qin Period of China

诗的起源范文第5篇

Pruitt lgoe的建造背景是美国政府1949年发起“住房运动”,提供联邦资金用于城市更新和扫除贫民窟。1951年山崎实接到了这单为2800户低收入人群建筑居民房的任务,他显然有树立一个建筑创意和社会福利相结合的范本的理想。

在风格上,他把简约、洗练的现代主义发挥到极致:功能上,更为将来的住户操碎了心:不是说高层楼房会失去社区交流空间,人与人之间会变得冷漠而陌生吗?于是他设计了几层楼共用一个电梯口,使人们绕路的时候多出了交流的空间和机会,楼道宽阔的回廊,可供居民们喝喝咖啡,聊聊家常;楼与楼之间大片空旷绿地,山崎实曾想象那些贫困但同样有幸福权利的人们和孩童在那里玩耍。

Pruin lgee项目在1951年获得了美国建筑师论坛杂志“年度最佳高层建筑奖”。1958年,33栋11层的平顶公寓楼完全竣工的时候,人们看到“阳光、空地、绿化”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不过当人们享受这片高层廉价福利房的喜悦不久,它很快变成了令人绝望的高犯罪率危险街区,大批的最初住户便开始搬离。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在花费500万美元整治无效之后,不得不将已成“不宜居住项目”的Pruingoe住宅区全部炸毁,山崎实和千万美国民众一起在电视中见到了自己的心血顷刻成了废墟。

最早这片住宅区规划2/3为黑人低收入家庭居住区,另外1/3给白人居住,但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设计方案后来被要求做一定的修改。而要求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结果是不再有白人愿意迁人居住区,更致命的是项目的资金也跟着萎缩了。而设计之初的定位是住户至少应该是丈夫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家庭,但实际上住进来的大多数成年人都没有固定职业,而且很多是不完整的家庭。这一切导致山崎实所有精心设计的细节全被用作意想不到的他途:两层共用电梯口的长长楼道,原为邻居们增加见面机会之用,现在方便了犯罪分子抢劫住户,而那条体现设计师人文关怀的空中走廊,成了交易碰头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