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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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之传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舞龙；符号特征；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29-04

龙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从远古时期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到今天龙的传人，龙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积淀和凝聚的载体。舞龙也称为“耍龙灯”或“龙灯舞”，是在龙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民间习俗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舞龙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得到了炎黄子孙的充分认可，对我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舞龙运动的本源和符号特征及其价值进行诠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及符号象征

1.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

对于龙的起源自古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早在8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崇龙的记载。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萌芽，新石器时代的原龙纹是最早关于龙的雏形，原龙纹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观念，其本身被赋予了承担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使命，其身份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有着密切关系， 龙图腾作为一种特殊的崇拜， 其物化的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随处可见，我们祖先以丰富的想象力将龙描绘成了有着无比法力，能够在水陆空自由驰骋的“三栖动物”。其形态也是各种动物的集合体，如它是“龙麟凤龟”四灵之首，“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般的形状，它更是唤云播雨、遨游四极、吉祥庆瑞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冠之兽。龙在中国古代还代表着帝王的象征，“龙床”“龙袍”等称谓曾是帝王的专属。龙作为帝王的象征最早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史记》中这样记载：秦王政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的时候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对其说“请把这块璧交给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补充到“今年祖龙死”。正当使者听得一头雾水的时候那人将玉璧放到地上后便不知踪影，使者回朝后将玉璧交予秦始皇，秦始皇闻讯后沉默良久，随即谕令御史大夫查看玉璧，惊讶地发现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江的那块。后人因此理解，这是因为秦始皇的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其统治，所以就派妖鬼化成人形将秦始皇祈福时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再庇护秦国的意思。要使者将玉璧交给像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有始的意思，“祖龙”即“初始的龙”、“第一个龙” ，这里所说的“祖龙”即指秦始皇。自秦始皇之后的帝王都把自己比喻成“龙的化身”、“真龙天子”，自此龙在中国古代也成为了皇权的象征。龙在民间更多的代表着与水有关的“动物”。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龙是一种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之中而不在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生物，是由许多图腾糅合成的集合体”。龙是一种虚拟动物，属于水物，它的产生与农业对水的需求有关［7］。作为图腾和动物龙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神奇的色彩，不但可以兴云降雨还可以驱邪避异，更能给人们带来祥瑞与幸福。龙作为一种图腾是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与自然环境斗争过程中的产物，更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一种虚无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舞龙运动的产生源于人们对龙的崇拜，据史料记载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是舞龙运动的雏形，“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汉书・西域传赞》）所谓“漫衍”颜师古注释曰“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自此之后龙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之中，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识和风俗习惯。如盛行于我国南方的“草龙”、浙江省流行的“百叶龙”，另外还有“彩绘布龙”、“纸龙”、“段龙”等等。资料显示我国的舞龙形式非常多，仅在重庆地区就有诸如“黑龙”、“扁担龙”、“肉龙”、“柑子龙”、“采龙”、“板凳龙”、“小金龙”、“蠕龙”、“虾子龙”、“火龙”等十多种舞龙的形式。而且舞龙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花样和技巧繁多诸如“金龙绕柱”、“青龙上升”、“龙头穿花”、“引龙出洞”、双龙抢珠”、“龙脱衣”、“滚龙”、“盘龙”等方法。虽然风俗与仪式不尽相同但是其对图腾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基因符号，“龙作为虚拟的动物与图腾在民俗、宗教、文学、艺术及政治领域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1］。舞龙习俗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到华夏儿女的普遍认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需要。

1.2 舞龙运动的原始意象及文化符号象征

1.2.1 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

对于以农业社会或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下，最具有魅力的当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古代先民对无法把握的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做出解释时便试图通过“神”的图腾崇拜来表达愿望，于是舞龙活动便成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情感平衡的重要仪式。龙的每一个身体结构和体貌特征均被赋予吉祥的意象。如虎一样的眼睛象征着威严；鹿一样的角象征着长寿；牛一般的耳朵象征着名列魁首；鹰一样的爪象征着勇猛；剑眉象征着英武；狮一样的鼻子象征着富贵；前额的宽阔隆起象征着聪明和智慧；马一样的牙齿象征着勤劳与善良；金鱼一样的尾巴象征着灵活等等［2］。人们在舞动这种祥瑞“动物图腾”的过程中表达着一种对生活和生产的本质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间，舞龙习俗与生殖和繁衍生息更是密不可分。《墨子・明鬼》中就有关于“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也。”的记载。其中“祖”、“社稷”、“桑林”、“云梦”指的是在仲春之月男女会合的地方［3］。闻一多先生也进一步指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周礼・媒氏》），与夫《桑中》《溱洧》等诗所昭示的风俗代表着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习俗［3］［4］。另外舞龙与“灯”的结合形式也昭示着祭祖和繁衍后代的含义，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灯有两层含义，灯不但代表着能够给人光亮和温暖还代表着“阳”是男子的标志，“龙灯”与“龙丁”谐音，预示着人丁兴旺，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的舞龙习俗中认为龙灯是有利于生育的，在舞龙灯的过程中摸“龙角”和“龙须”的行为也象征着为了受孕而象征性的与龙交合。胡朴安撰写的中国民俗中就记载着“妇女绕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如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的诗句［5］。由此可见，舞龙运动已经超出了运动的本身，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精神的憧憬与追求。在舞龙运动中也展示着繁衍生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1.2.2 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

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铸就了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丰收的取得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辛勤的耕种，另一个就是上天的风调雨顺。人们依靠谷物维持生命的根本，人们无力主导自然只能求助于神的力量，龙的作用也就进一步凸现。龙也成了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祥瑞“力量”，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保护神。因此最早的舞龙与古代的祈雨祭祀活动有密切的联系，《神农求雨书》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舞龙求雨的记载:“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者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6］。在舞龙的过程中人们都要举行各种仪式焚香祭祖、祈祷神灵、焚烧祷文以祈求五谷丰登和风调雨顺。在传统节日中的元宵、春节、庙会等喜庆的日子里人们都要舞龙助兴加以庆祝和祈福。如在我国的安徽省休宁县就流传这样的民谣“二月二龙抬头，五月端午赛龙舟，八月十五香火龙，天不下雨晒草龙”［3］。这些舞龙祈福仪式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比较普遍。人们纷纷在舞龙的过程和仪式中祈祷神灵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护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1.2.3 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

在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中给予了龙无比崇高的地位，把龙作为神物在观念上也将龙同祥瑞联系到了一起，龙也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承载着广大民众的情感寄托。舞龙习俗在汉代就成为庆典娱乐和民间表演的精彩节目。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代表着原始祭祀仪式的舞龙习俗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赋予了娱乐与观赏功能，这期间舞龙的技巧和花样也不断翻新，对鱼龙本身的扎制和表现也不断呈现美观化。重庆地区的“火龙”表演以及浙江地区的“断头龙”，安徽等地的“草龙”都是较为精彩的舞龙表演。龙作为代表祥瑞的图腾人们在祭祀等仪式上可以借助龙的“力量”许下美好的心愿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在庆典和狂欢的时候人们又怀着感恩的心理来表达对龙和祖先的崇敬和谢意。

1.2.4 作为传统认识中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自身的认识相对有限，出现一些自然现象和疾病无法解释的时候往往会理解为是神的力量所使然，在出现对生产生活有利的现象时人们常常要感谢“神的关照”，在出现一些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认为是“妖魔鬼怪”所使然，借助一种法力无边的神奇力量驱除邪恶成为了人们的心理需求。龙作为一种祥瑞和有着无比法力的“动物”，再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与情感寄托，于是龙又被赋予了驱避求吉的功能。如在我国四川等地的舞龙习俗中就有“开门”、“拜香”、“穿屋”、“扫圈”等过场，这一过程的目的就是要驱除灾祸，迎吉纳祥；河北的一些地区的“摆字龙”和“摆字龙灯”等活动也具有驱除邪恶的内涵；重庆等地的舞龙活动中的“抬龙女”和“捉旱魅”等仪式表演也具有驱除邪恶，祈求祥瑞，迎吉纳祥的含义。这些舞龙仪式活动的出现说明了龙作为吉祥的化身在民间习俗中具有禳祓性的特征。

2 舞龙运动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2.1 舞龙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龙作为中华民族想象中的物种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情感的寄托，反映了炎黄子孙对生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中的神异与灵迹、变异与周游在龙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龙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龙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舞龙运动使龙文化与爱国主义、创新精神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积淀和弘扬了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9］。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和谐统一”［10］。人们通过舞龙活动传递着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的信息沟通，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龙作为人与神的中介，舞龙习俗中人们通过龙的道具传递着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追求，更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对龙的敬畏与崇拜已经形成了一种族类认同，这种认同成了世代相承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而且这种叙事和传统进一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2.2 舞龙运动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古代龙文化就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记载 “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 钱其琛同志也曾经指出“龙的形象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是来讲是体现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这种突破地域、族群之间的精神力量把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无论是身居何处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舞龙运动就生动地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舞龙运动是集体运动的体现，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每个人都要团结协作才能够完成，如果个人力量不能够融入到集体的节奏中去，那么必将遭受失败。舞龙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喜庆的节日气氛，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龙文化已经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用龙来比喻吉祥美好的事物，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各类物品上均有龙的印记。如自古以来的龙宫、龙床、以及雕龙画凤的建筑装饰，带有龙的地名、传说、人名；各种与龙相关的食品与饮食文化，如龙井茶、龙须面、龙眼等等不胜枚举。在中国古代龙又成为帝王的象征，隐喻着皇权与高贵，随着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龙与国家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图腾崇拜，“龙的传人”、“龙种”、“龙的子孙”的观念根深蒂固、世代相传。无论身居何处、无论天涯海角龙的传人就是中国人血脉相通的生动概括。龙的神圣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体系、核心观念、艺术风韵、审美风格以及风俗习惯，是对中华文化的有效凝聚。经历了历史的积淀，龙文化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象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核心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有着深厚龙文化底蕴的现代，人们通过舞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对龙文化记忆的强化。

3 舞龙运动与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对所属文化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1］。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12］。舞龙运动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合作、拼搏的象征，多少年来在华夏的版图上各个民族每逢节日和重大传统活动中都有舞龙运动的出现（表1、2）。

上述资料中的关于舞龙运动与习俗的记载只是中华龙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我国关于舞龙运动的开展十分广泛，这其中既有现代的舞龙运动也有传统的仪式庆典，虽然因民族和习俗的差异各个地区对龙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对龙的信仰是相同的，龙文化与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铸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征，因此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代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和文化自觉。

4 结 语

起源于远古农耕社会时期求雨祈福活动的龙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滋养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永恒信仰，如今龙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舞龙运动作为传统舞龙习俗的仪式再现是对中华文化的强化与继承。其原始文化符号特征主要表现为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作为传统认识中的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寄托，舞龙运动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也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

参考文献:

［1］ 潘一焕，等.中国龙文化景观［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13-15.

［2］ 吉成名.中国崇龙习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43.

［3］ 吕韶钧. 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11，71-72.

［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6.

［5］ 胡朴安.中国风俗(上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44.

［6］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271.

［7］ 白度百科.龙的名片记载［EB］baike.省略/view/6392.htm.

［8］ 汉书补注(列传卷六十六)西域传下.P5550转引自吕韶钧. 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11，72.

［9］ 张远波，等. 舞龙运动的文化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08.

［10］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36-37.

龙之传人范文第2篇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被互联网渗透且改变。从思维到行为，这种影响像京城的雾霾，躲都躲不了，不明觉厉。作为一个普通人，尚且能够坦然面对、欣然拥抱，异常敏锐的广告人又为何被认为是冥顽不灵毫无对策呢？我们都是参与者，面对变化，大家是一视同仁的。广告行业只不过是众多行业中的一个，与时俱进是当下时代的精神，广告人又为何被排除在外呢？媒体的舆论导向营造了一个想象空间，假想掩盖了事实。

新生的所谓互联网营销大师们不断包装新的概念，如内容，事件，微营销，痛点，产品力等词汇，乍一听新营销时代来临了，传统那套不行了，其实冷静一瞅，这些词汇并未脱离营销学的本质。粉丝经济和4C营销没有本质的区别；产品力依旧是营销的起点；事件营销、内容营销仍然需要削尖了的创意，直观的表现，直指人心的话术。这和传统营销有什么区别呢？传播规律依旧是社会学作为基础的三大理论：六人法则，150人法则，鲁棒性原则，其组合运用更好的解释了互联网作为一个新世界放大了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只不过信息的密集性带来对创意的更加挑剔，对内容更加苛刻，方法并未改变，只是裁判从客户变成了网友，信息平权给了消费者说话的权利。这不正是专业的广告公司的机会吗？广告公司的重要价值就是翻译企业策略为消费者语言，并将其放大。只是曾经的广告习惯说大话且说了十几年，在突然的信息平权后不太会说人话了。动不动就是世界领导品牌，现在让你放下荣誉说句人话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是能力问题，是认识问题。快速适应，及时调整关乎生死。

广告行业作为智力行业，学习能力是其第一生存能力，以一种取代的假定来否定传统广告公司的进化能力，这种论调太过一元论了。窘境大多产生于一些毫无竞争力且没有与时俱进的公司，在各个行业类似的企业和阶段并不鲜见。互联网公司本身也面对着交替，九城，酷六，金山，盛大等公司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换成了今天的BAT，他们也并未消亡，只是在竞争中挣扎转型、寻找新的出路。按照舆论的逻辑，丁磊养猪简直就是放弃人类科技的胜利，回归裹着兽皮、钻木取火的原始时代了！

广告公司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不再，转型和发展是必然的。也许若干年后广告这个词就写进历史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关或别的什么。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良性的广告公司现在的作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思维上更具公关性，对创意的跨界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客户的需求变的明确精准，作业执行力升级为快速，可调整，可监控。

媒体不要过度放大传统与互联网之间的矛盾，传统只是一种状态，不应该成为行业的定位。每一个行业都可能“被传统”，互联网也不例外：移动无线一上，Web端成了传统；SNS一上，BBS成了传统。同时也不可否认，互联网行业对于广告行业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冲击，微信、微博、门户、视频等网站都可以跨过广告公司直接面对广告主，并提出各种营销方案。广告公司作为资源机构，不仅知识体系要赶紧跟上，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也不能放松。

互联网只是丰富了媒介市场并不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取代传统渠道，广告公司的优势，是宏观且全面的为企业制定战略计划，不只是简单的媒介买卖。因此公司的优势将会在吸收互联网知识体系进行进化。

任何一种新媒体进入市场，对广告行业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是之前的分众，还是今天的各互联网平台，但产业链会调整和适应这种变化的。最终大家会回落到适合生存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很多无论旧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合作的很愉快，不仅利益共享，更可喜的是在客户服务上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取得不少成绩。当面对一些媒体渠道希望直接面对客户争取合作，这也是一种生态调整，更逼迫我们要发挥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加强互联网知识体系的完整来抵御这种影响。

传统广告公司要面对的改变还很多很多，作为决策者，增加数字化投入，升级创意策略，进化操作方法，建立更开放的资源平台，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势在必行。同样我们也惊喜的发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回归传统的需求仍然旺盛。分享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电子商务与移动应用产品的兴起，我们会接到越来越多的电商网站和移动产品的客户，明确要求做传统广告的策略服务及投放。”我相信大家在写字楼里的框架和LED上看到的最多的广告是各种互联网企业的。新世界的来临更多是价值观念的充足，并不是取代。无论是互联网，传统，会在进化中找到其不可替代的产品特点并越来越放大细分。

龙之传人范文第3篇

“绍恒堂”那些精心采撷而来，经过风干、晾晒、烘焙、研磨的植物，似乎不再具备曾经有过的神奇功效，至少，已不再充当主要的疗治工具，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们被最大限度地用于与疾病抗争。使用它们的是一批勇气与耐性并存的医者，是肉体与灵魂的救赎师。所以，尽管时过境迁，医馆“绍恒堂”已难觅踪迹，但它依然得到了各种方式的铭记。 云南药书：《玉龙本草》

说到“绍恒堂”就不得不提《玉龙本草》，它是继《滇南本草》以后的古代云南第二部中草药书。“绍恒堂”和氏家谱记载，该书起源于明宣德、正统年间，由丽江府通安州大研厢文治村一位叫阿普井日的纳西族世医始创。如今，“绍恒堂”第十八代传人和德绍也已年逾古稀，但他的脑海里清晰地保留着孩提时代来自家中老人们的那些关于阿普井日的讲述。

阿普井日出生在通安州一个偏僻山区的东巴世家，自幼受家父老东巴的影响，知晓东巴文和祖传治疗伤寒肋痛的偏方，并经常跟随家父上山挖药，走村串寨给人治病，成人后只身来到大研厢文治村，租了靠近路边的一个小店开设草药铺，以卖中草药为生，同时也给人看病。

他经常上山挖药，足迹遍及丽江的山山水水。他将采挖来的药进行长期的临床实践，并将实践中总结、验证得出的每一味药物的药性、滋味、功效、配方和临床运用以及产地、采挖季节、加工泡制方法等，都用东巴文字作了详细的记录，有的药材被整棵地压制成标本存放。在他之后，代代相传，接力整理。药物种类逐步增多，标本数量也不断增加，有的药物标本年久腐朽，后人按前人记载重新采挖制作，使其传承下来。 “绍恒堂”匾额（上图）。“绍恒堂”第十八代传人和德绍（下图）。

阿普井日的风采，和德绍无缘亲眼目睹；这本由东巴文字记载的古朴药书，他也无缘亲手翻阅，但在阿普井日的后人们购地扩建的深宅大院“绍恒堂”中，他度过了难忘的儿童时光。那时候，琅琅书声会在空落的庭院中回荡，时浓时淡的中草药气味也会在堂前萦绕，医者的仁德厚爱时刻润泽着他幼小的心灵。这样的时光，直到上世纪50年代，和家被划为地主，家产尽被没收才宣告结束。

《玉龙本草》随着“绍恒堂”的消失，亦不知去向，此时的《玉龙本草》已不再是只有智者才能阅读的东巴古书，因为在清代，“绍恒堂”的传人们接受了汉文化教育，部分地使用汉字作为批注，到民国时期，“绍恒堂”的传人们，更是历尽千辛万苦，在前人基础上采集整理出336种药物标本，完全使用汉语标注。1945年，中国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到丽江进行植物学研究，得知“绍恒堂”有一份珍贵的年代久远的药物标本，他非常高兴，乐意为“绍恒堂”整理成书。在秦仁昌教授的指导、协助下，“绍恒堂”经过植物学分类，鉴定、整理、命名，将药物标本压制成较规范的图谱。他们用三年时间把全部标本用文字整理成册，共计98页，全书共载药物500余种，其中所收药用标本387种，并订名《玉龙本草》，封面“玉龙本草”四字隶书用药籽粒拼粘而成，右上角标明成书年代，左下角落款和氏医铺号“绍恒堂”三字。 源自清代至今仍在使用的药物器皿（左图）。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玉龙本草标本图影》（右图）。

这本书名用药籽粒粘出的神奇药书未能给年幼的和德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拥有并保留至今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玉龙本草标本图影》。时任云南省药品检验所所长的曾育麟在丽江发现了《玉龙本草》的部分药物标本散页。经过曾育麟认真整理编撰，这本历经18代传人，跨越500年时空的纳西族药书，终于得以正式出版。 “绍恒堂”传人：以碎银置于药中 “绍恒堂”第六代传人和坤对那些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病人，会“以碎银置于药中，令自检之”。他在拯救生命的时候，用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护着病人的尊严。

在古城，“绍恒堂”的存在，等同于文明的存在，等同于开化的存在，因为医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处于迅猛的变化之中，医者，作为最被需要的人群，必须具备接纳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就纳西族而言，医术从宗教系统正式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而且不可或缺的社会机构当推到明代，在此之前，纳西族最早的医疗手段，脱胎于巫与医的结合体，有时，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药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还是神力带来的心理暗示。这次华丽的蜕变，演绎成“绍恒堂”传人不拘一格向汉地医师求学的故事，在古城民间广为流传。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中医杨辉游学至昆明，后到丽江落籍行医，杨氏世传岐黄之术，从小精于医学，兼通针灸之术。“绍恒堂”传人已意识到中医诊断术的重要性和精准度，此时的“绍恒堂”名不见经传，而杨氏医馆已经人满为患。为掌握切脉诊断要领，“绍恒堂”第六代传人和坤，屡次化装成病人，请求杨氏医师为之把脉诊疗。良苦用心终被识破，杨氏后人不仅不同行相轻，亦不担心财源受阻，反而慷慨讲解，悉心教授，使得“绍恒堂”医理医术都有长足发展，尤其是伤寒肋痛的治疗，更是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和坤的经营之下，很快“绍恒堂”在丽江的声望已与杨氏医馆齐名。

随着医术的长进，仁德厚爱之风气也在“绍恒堂”悄然滋长。民间还流传着“绍恒堂”有延治不责报的美谈。雍正年间，丽江府第发生瘟疫，可谓天绝人寰，满目疮痍，还是和坤，大开庭门，广召良医，收纳边远山区前来求救的人，也收纳贫穷人家无钱医治的人，衣衫褴褛者，他赠送衣物，饥肠辘辘者，他提供食物，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病人，他会“以碎银置于药中，令自检之”。他在拯救生命的时候，用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护着病人的尊严。

大医师和坤去世时，大研厢周边十里八村的民众闻之悲哀，纷纷自行披麻戴孝前去吊唁，出殡之日，送葬民众塞满街头，哭声响彻金虹山。

对“绍恒堂”传人的仁心仁术，丽江知府赠匾题字，给予高度褒扬，让其留名青史，这在古代实属难得。“绍恒堂”的第六代传人和坤，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深受郡人崇敬。雍正六年（1728年）。郡守冯公赠匾额曰“儒行仁术”，对和氏的高尚人品和医德医风给予高度赞赏。和坤后被收入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和坤，字体元，郡人，诸生。性纯笃，继祖业行医，得异人授精方脉，尤长于伤寒，人有延治不责报，遇贫者，以银置药内，令自检之，靡不感其阴德。”短短54个字勾勒出先生笃行而不倦，一心一意行医治病，对医术精益求精，广纳博采，而忠实厚道、仁者爱人的高尚品格。 “绍恒堂”传人和德绍在精心挑选草药。

龙之传人范文第4篇

烟台市的螳螂拳最初流传于烟台的莱阳、海阳一带，其创始人为王朗。对于王朗具体创拳过程及其生平事迹，螳螂门内仅有口头传说，并无史料可证，故有称王朗为梁武帝时人；有称王朗为宋时人，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宋朝福居禅师的少林拳谱中有：“夫掌要以太祖长拳起手……王朗之螳螂总敌。”因福居为宋朝人，所以据此推论王朗为宋朝人；但据现有的传承推演，王朗当为明末清初人氏，故《中国武术大辞典》中说：“王朗，明末清初山东即墨人，一说山东青城（今属山东高青县）人。据说他幼习武技，明亡，奔嵩山少林寺习拳棒，以复明为志。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清廷派兵围焚少林寺，王朗与同门逃避于山东崂山寺院。一日，王朗见螳螂斗蝉，双臂伶俐，进退有度，颇含拳技之巧，遂捕之入寺，以草杆戏斗，顿悟以短制长之理，及模仿螳螂长短并施、擒纵随机之技，提炼成勾搂采挂、刁缠劈滑、粘闪靠打等12种击法，再采少林拳精华和猿猴步法，苦练三年，融铸三者为一体，创成螳螂拳”。实际上，关于王朗创始螳螂拳的传说，有多种类似的版本，《中国武术大辞典》中的说法只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而已。

自祖师王朗之后，螳螂拳便根植于胶东烟台的民间，数百年来传承至今，经历代宗师的发展完善，现已是中华武术中名扬海内外的一大支柱流派。虽然现今的螳螂拳已形成诸多流派，但在清朝末年时，螳螂拳也只是称作螳螂拳而已。后来由于传承日久，加之研习者众多，始分枝别派。据拳谱记载，古传烟台王朗螳螂拳的流派为：“光板螳螂辟阴阳，梅花运柔而成刚，五峰两点是七星，五毒俱全为太极，心意源出六合拳，混元一气 手传。”

近年来，由于螳螂拳在外界流传日久、研习者众多，在国内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虽极为繁荣昌盛，但此中亦是良莠难辨。有感于此，作为烟台王朗螳螂拳的传人，笔者特依据拳谱、县志等史料，并通过对烟台螳螂门各派掌门人及嫡系传人进行专访，著成此文，以期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希以此文同国内外武术界、螳螂门共勉！

一、烟台（莱阳）太极螳螂拳传承世袭表

王朗

邓玉德（侠盗，乾隆年间）

李秉霄（李二苟，莱阳小赤山人，乾隆末年）

赵珠（赵启禄，莱阳大赤山人）

梁学香（梁书圃，号梁一眼，海阳于山夼人）

姜化龙（莱阳黄金沟人）

宋志德（字耀坤，莱阳赵格庄人）

王玉山 崔寿山 李坤山

王元亮 王元乾 张楷堂 张寿山

李飞林 周振东

二、太极螳螂拳名称由来

太极螳螂拳始自于螳螂门第六代宗师宋子德先生。在清朝末年时，得螳螂门一代宗师姜化龙真传的宋子德先生，为了保持螳螂拳传承的正统性，在遍阅武学典籍、遍访武学志士、吸取各派武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姜化龙所传的传统螳螂拳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改造，从而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太极螳螂拳法，并留有螳螂拳谱为证。此拳一出，即成为胶东原传螳螂拳法的代表，其亲传弟子即威震武术界的“莱阳三山、两亭”，皆是太极螳螂一脉嫡系正宗传人。

三、烟台太极螳螂拳传承史话

自王朗祖师之后，在螳螂门中有一位世代口传的初祖，他便是“侠盗”邓玉德，作为螳螂门的初祖，这段历史在莱阳县志中是有所记载的，县志中说：“……先是小赤山李秉霄，乾隆时随父宦游南中，有大盗某甲，于狱得危疾，已昏不知人，典狱以告官，命出之。秉霄通医理，过试脉，买药饮之，盗汗出而苏，夜半伺隙潜遁。越数月，秉霄深夜独坐，盗突至叩谢，秉霄与语，欢甚。盗以艺授之，秉霄亦英敏，艺成而盗不复至……”县志中所说的小赤山李秉霄，乃是螳螂门第二代宗师。

李秉霄，字二苟，莱阳小赤山人，是螳螂门第二代宗师，螳螂门世传的《螳螂拳谱》序中说：“……清中叶，海邑有附贡生李公秉霄字二垢，文学士也。赴秋闱不第，绝世俗，匿迹山泉，其所交游者，皆一时侠客。公得异人传，兼取内外家之长，独于螳螂之术得其精粹，志在云游，不欲以姓名示人，故人之皆未能识。”

赵珠，字起禄，莱阳大赤山人，是螳螂门第三代宗师。《莱阳县志》记载：“大赤山赵珠，其（李秉霄）高弟子也。珠年老，尝趺坐床上。剧盗卫三素耳其名，遽入爪探其睛，珠手挥之，跌床下，不敢少动。”

梁学香，字书圃，海阳于山夼人，号“梁铁锤”、“梁一眼”，是螳螂门第四代宗师。《莱阳县志》载：“……珠传海阳于山夼梁梦香，梦香传化龙……”，其中的梁梦香便是梁学香之误。梁学香身材瘦小，动作极为敏捷。他能在八仙桌下东窜西走，演习螳螂拳，衣襟不曾触及桌腿分毫。其出拳劲道极足。在一次比武中，一拳打死了对手，从而赢得了“梁铁锤”的浑号，在海阳名震一时。梁公学香前半生以保镖为业，一次保镖河北沧州，遇劫匪三四十人，梁学香施展螳螂拳法，将众盗贼打得抱头鼠窜，四散而逃。但不幸的是，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他头顶盘的辫子散落开，垂贴在右眼上，连绵不断的攻击使他无暇顾及舞动的辫子对右眼的磨擦伤害。此役之后不久，这只右眼便完全失明了，从此他又多了一个浑号――“梁一眼”。

此后，梁学香便带着终生不败的战绩洗手归隐了。回到海阳老家后，为使螳螂拳得以流传，梁学香开始设场授拳。在梁学香的徒弟中，莱阳人姜化龙意诚心敏，侍奉师父甚为殷勤，得到了梁学香的真传。姜化龙曾为他建了一大套红瓦房，竣工后请梁学香来看房，洋洋得意地等待师父的夸奖。没想到梁学香只看了瓦房一眼，说道：“恐怕不太结实吧……”姜化龙急忙道：“都是上好的砖瓦，非常结实的。”梁学香再不发一言，侧身向墙上一倚，一条上接红瓦、下连基石的大裂缝便呈现在姜化龙眼前……

姜化龙，螳螂门第五代宗师，是莱阳黄金沟人。在清末民初，世有“打得硬姜化龙”之誉。《莱阳县志》上记载：“……吉又从于芝修学……（吉）珠常曰‘吾足迹遍七省，角艺者无虑千数百人，所敬事者若匹敌二人而已’。其所敬事谓山西郑某，匹敌则邑人姜化龙。”“化龙，黄金沟人，习螳螂术。……化龙身不满五尺，又痴肥，若无能者，及试其技则灵巧若猿……”

在清末民初的山东武术界，姜化龙、李忠祥（字丹白）乃是泰山北斗。姜化龙与李丹白以及宋子德宋二爷，曾结拜为异性弟兄。宋二爷好武，在烟台拜在姜化龙门下练习嫡传正宗之螳螂拳术。而同为武学泰山北斗的姜化龙与李丹白也作了无私的交流，姜化龙将螳螂拳精要传给了李丹白，李丹白也将其绝技“中路翻车”悉数相授。姜化龙将之纳入螳螂拳中，从此螳螂拳便多了一套号称“群战无敌”的“中路翻车”。后来李丹白凭其所学螳螂拳功及群战无敌的中路翻车，三下沧州，打败了所有对手，开设了多所武馆，为胶东与外地的武术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姜化龙则在烟台、莱阳开设了多处武馆，在传拳授徒中度过了晚年的时光。其主要弟子有：宋子德、刘祖源、姜东洋、纪雷山、袁子、于振江、崔罗亭等。

宋子德，字耀坤，莱阳赵格人，人称宋二爷，是螳螂门第六代传人，也是姜化龙螳螂拳功的全面继承者。故《莱阳县志》中记载：“化龙（弟子）则赵格庄宋耀坤。”宋二爷是胶东首富栖霞车二黑之女婿。其家极为殷富，拥财百万，良田千顷，是莱阳头号富户。因此之故，宋子德先生乃专心研习拳技，并协助姜化龙对梁学香所传拳谱、技艺进行整理，形成系统的螳螂拳谱，对螳螂拳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而其实战功夫更为卓越。相传宋先生与人较手过招，往往一递手，对方便跌出一丈之外，鲜有能够招架其一招半式者。周振东先生在其所著的《烟台太极螳螂拳史话》中说：“螳螂拳在姜化龙、宋子德时代呈现出一种蓬勃繁荣的景象。教授螳螂拳的国术馆遍布了整个胶东以外的许多地区。不但太极螳螂拳声名越来越响，诸多衍生拳种也流传得越来越广，其声势远远超过了其他拳种，一跃成为胶东第一拳，直到今天。这一切都是与宋子德的名字紧紧相联的。”

宋子德先生一生授徒极多，然能承其衣钵者，仅有名震武林的“三山、两亭”，其中的三山是指“莱阳三大山”，也就是崔寿山、李坤山、王玉山三人，其中的两亭是指宋福亭、赵玺亭两人。此外著名者尚有纪春亭、铁胳膊姜玉龙、姜吉和等。

“三山两亭”均与宋先生沾亲带故，其中宋福亭先生是宋先生的亲侄，其螳螂拳功造诣最深。李坤山是李丹白的侄子，他先从姜化龙学拳，后拜宋子德为师。李坤山曾在1933年参加了中央国术馆举办的“国术比武会”，以出神入化的枪法“乱搏杆”打败所有对手，获得了代表最高荣誉的“金盾”。亦曾为其亲书金匾：一支干戈震东洋，半世英雄传天下。解放前，李坤山去了台湾，在部队任教官。后来又到东南亚、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授拳，如今国外的修习螳螂拳者大多出于他的门下。王玉山先生主要在青岛设国术馆传授螳螂拳法，其徒弟后人遍布胶东，有太极螳螂青岛派之称。至于赵玺亭先生，生平事迹不详。

崔寿山，字彭年，莱阳诸陆人，被尊为螳螂门七世祖，主传烟台一枝。其在太极螳螂拳方面的造诣仅次于宋福亭先生。崔寿山先生对于螳螂门而言，最大的贡献在于编写了《螳螂拳谱》，该谱一脉相传，成为螳螂门正宗与否的凭证。崔寿山先生艺成后，曾任教于莱阳国术馆，后到大连授拳。20世纪30年代初，他应烟台张楷堂先生之邀，到烟台张家传授嫡系螳螂拳法，凡六年。崔寿山先生将螳螂拳真传尽数传于张楷堂先生后，又在烟台设馆授徒，主要传人有孙相庭等人。晚年返回莱阳老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病去世。由于崔先生一生恬淡处世，只以授拳自娱，与俗无争，故得其全传者极少，仅有张楷堂、纪春亭和孙相庭三位先生为其衣钵传人。

对于崔寿山先生传人的情况，近年来多有误导，如有称徐凤岐先生亦为崔先生衣钵传人者，实则不然，虽然徐先生确实曾从学于崔寿山先生，但所承极为有限。当年作为崔寿山先生第二代掌门弟子的周振东先生，曾在烟台市少年宫遇到了徐先生，周先生以师传拳法为徐先生作过演示，徐先生仅知系崔寿山宗师的拳法，而并不识周先生的太极螳螂拳为何种拳路。故现在能代表崔寿山先生太极螳螂拳功真传的，仅有崔寿山先生衣钵传人张楷堂先生之弟子周振东先生一人而已。

张楷堂先生，烟台所城里人，系螳螂门第八代宗师。其自幼好武，曾在烟台武术界赫赫有名的郝家，师从宗师郝恒禄、郝恒信习郝家梅花螳螂拳。20世纪30年代初，师从崔寿山先生习太极螳螂拳法，其对螳螂拳理的领悟之深常令崔先生大感惊奇。崔先生曾对张先生说：“看到你打拳，就好像看到了宋先生当年的风姿。”张先生表面诚惶诚恐，心中却喜不自胜。张先生在崔先生指教下勤学苦练，只用六年便精通了太极螳螂门的所有武功。

1993年，张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其掌门弟子为周振东先生。

周振东先生，烟台市人，系螳螂门第九代嫡系正宗传人，师从崔寿山先生之大弟子张楷堂先生，全面继承了宋子德太极螳螂拳功，是“菜阳三山”崔寿山之第二代掌门弟子，曾任烟台市塔山职业学校武术总教练一职。其武功出神入化，堪称绝品，且武德秉正、武有文范，由于他教导有方，其所授弟子武功亦极为出色，曾在青岛举办的一、二届国际武术锦标赛获金牌6块。1999年8月，他携弟子参加了在威海举行的山东省螳螂拳、螳螂剑比赛，获一等奖3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1个。2002年8月在烟台蓬莱举办的2002年山东省“宝源杯”螳螂拳锦标赛中，周先生又获得长器械、对练、个人全能、短器械、拳术、全能等六项第一，其女周蕾也取得了对练、拳术、短器械等三项第一，爱徒张波也取得了全能、对打两项第一，并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三的佳绩。

四、太极螳螂拳之特点

太极螳螂拳法是古传拳功，其拳功系依据《周易》之太极阴阳学说推演而成，有周天360手，八八六十四肘，讲究阴阳、刚柔、进退、虚实。其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手法多，二是劲路奇。太极螳螂拳手法讲究16个字，即硬崩实砸、提拿封闭、黏粘帮贴、来叫顺送。其劲路亦与众不同，讲究以劲硬劲为基础的囫囵劲，俗有传拳不传劲之说。

五、太极螳螂拳的拳功体系

正宗的太极螳螂拳械功法，根据宗师崔公寿山所传，拳法计有中路翻车、八方、崩补、分身八肘（共分五段）、乱接、摘要（共分七段）、梅花路等共计十七套（螳螂门传统称段）。器械：引龙出水刀、白猿偷桃刀、乱搏杆（亦名乱枪）、十八枪、大刀、掠水棍棒等。内功以三回九转罗汉功为本，辅以八段锦、神仙起居法、太上养生要诀等内功心法，以及铁沙掌等外练功法，以达到“令人入手无路，而触处受伤，此所谓混然一太极是也”之境。

六、太极螳螂拳谱

龙之传人范文第5篇

然而，近年来，我不断听到“龙”图腾地位岌岌可危的报道。据说，北京奥委会就曾经考虑用龙作为吉祥物，但考虑到龙的特殊性而没有采纳，理由是龙代表一种威胁。更有人考证，龙的雏形就是鳄鱼。据说，“龙”在英文中被称为“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正因为西方文化中的“龙”是一种恶兽，有学者居然提出，把这条龙改造成其它东西，从此“中国形象标志将可能不再是龙”。其理由是“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会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霸气，中国人很危险。这个学者说，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认识有偏差，重塑国家形象品牌时，应另外去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

好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我怀疑，这个学者是不是在潜心研究如何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也许他是成天在琢磨如何更好地迎合西方的口味吧。我们把龙作为图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欧洲人因不了解而害怕，说明的是我们缺少沟通和交流，而不是急于取消自己的图腾而去迎合他们。把龙图腾取消，就像把天安门拆掉，重建成新纽约一样，是不可取的。再说，很多国家都有自己值得自豪的象征，美国人的标志是鹰，世界上最凶猛的鸟类；德国和俄罗斯的标志是熊，世界上最凶猛的兽类；日本和英国也都自诩自己为太阳，何等的狂妄自大，不也没有因为担心会给别人带来恐惧而改变他们的形象吗？

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喜欢龙，是希望龙降祥瑞，给我们带来福祉。西方人把龙视为猛兽，说明西方人害怕龙。我想这既有文化差异原因，还能说明的问题就是：西方人害怕龙图腾，害怕中国腾飞！但试想，当年携坚船利炮而来的八国联军，又何尝不被我们视为“恶魔”“野兽”呢？你告诉洋大人咱中国爷们不喜欢那玩意儿，叫人家放弃这些“恶魔”，人家会听你的？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罢了。现在人家害怕龙，你却迎合他而放弃龙。我想，这不是着了洋大人的套吗？洋大人巴不得你中国人不是龙而是虫，甚至希望你是一条落水狗呢，那时你就不是魔兽而他是魔兽了！

因此，如果让我回答，“龙的传人”这一称谓会消失吗？我会说，或许到一个时候，我会赞成取消龙图腾。你要问是什么时候？告诉你，那就是在咱中国人都愿亡国灭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