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现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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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现代诗歌范文第1篇
1．并列、并置的适用性
首先，在“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这个省略了主语的句式中，动作“并列”（Juxtaposition）是关键词。并列———通常是指意象的陈列、罗列、并置。对于并列，刘若愚在诗学论著中也曾提及，在对李商隐诗歌的分析上，刘若愚认为诗歌意象包括至少两种物理意义上的和特殊的事物。无独有偶，德国诗歌理论家胡戈•弗里德里在评价兰波的诗歌之特点时，认为其中最杰出的是一组以城市为标题的组诗，以并无内在关联而堆积于一处的图像编造了幻想之城或者未来之城，跨越了所有的时代，颠倒了所有的空间秩序：巨量之物在运动、鸣响、咆哮；实物与非实物彼此交错；针对兰波的诗句“人造的花园，人造的海洋／一个教堂的铁质穹顶，／直径一万五千米，巨大的枝形烛台；／城市上部造得如此之高／城市下部已无法看到……”胡•弗里德里希评价道：在水晶的高山牧屋和铜质棕榈树之间，在悬崖和峡谷之上，上演着的庄严神圣者的崩溃……这些图像的错杂让人无法理出头绪，一种予人安宁的意义在这里无迹可寻。因为它们的意义就在它们的图像混杂本身。作为一种激越幻想的产物，它们那无可量度的巨大混沌成为了无法以概念来解释，却可从感官上感受的观看符号，标示出大城市现代性的物质和灵魂元素，以及这现代性的恐怖之处，因其恐怖而具魅惑。
在中外古典、现代诗歌中，并列被大量运用，它有时候以对仗、押韵、抑扬顿挫等修辞的载体出现，它也指结构意义上的段落并列（如借鉴音乐的三弦、四重奏、五言绝句、八行律诗、八行诗、俳句等）。在话剧中，剧情的并置也被广泛推广，如赖声川导演的《十三角关系》，就是同时展现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生存轨迹的舞台作品，其达到的诗意效果与诗歌意象的并列如出一辙。这也说明，自古以来，并列、并置的技巧应用的广泛性，超越了东、西，如当代，史蒂文斯的诗歌和于坚、西川的诗歌，均有大量采用并列、并置的习惯，并产生一种类似全景语言诗歌所具有的那种庞杂、变幻不定的审美效果。
2．现象：并列作为一种诗歌的特权和审美分析
那么，这种诗歌的技法，是如何产生审美愉悦的？它背后的发生诗意的肌理是什么？我们拿诗歌名篇金斯伯格的《嚎叫》和艾略特的《荒原》中典型的并置手段为例来展开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并置、并列的规模大小，姑且分为（1）词、词组并列和（2）段落并列两个规模来看。（从音节、文字、词组、短语、句子到段落，再到整篇文章，文字的规模可以分成N个。这里，为了便于归纳这种现象，我们简单化操作了）。
“词和词组并列”，我们称之为单纯并列；“段落并列”则包含了诗歌中比较复杂的并列，称之为复杂并列。大门类又可细分为子门类，比如，粗略而言，单纯并列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名词性的并列，第二类为动词、副词、形容词的并列；第一类并列较为常见，又可分为物体、器具类（A）的名词和地理、地点、场所、场景类（B）的名词。类似金斯伯格诗歌《嚎叫》中常用的手法一样：“他们在涂抹香粉的旅馆吞火要么去‘乐园幽径’饮松油，或死，或夜复一夜地作贱自己的躯体／用梦幻，用，用清醒的恶梦，用酒精……”［4］这里，梦幻、、清醒、恶梦、酒精，均是A类物体性的名词性质的并置；B类地点类名词的并列如下：“他们只觉得欣喜万分因为巴尔的摩在超自然的狂喜中隐约可见，他们带着俄克拉荷马的华人一头钻进轿车感受冬夜街灯小镇雨滴的刺激，他们饥饿孤独地漫游在休斯敦寻找爵士乐寻找性寻找羹汤，他们尾随那位显赫的西班牙人要与他探讨美国和永恒，但宏愿无望，他们远渡非洲……。”注意在黑框内的五个地点，这里，抽象的地点如小镇和具体的城市名、州名、国名、大洲名被并列，产生了一种新鲜的诗意。
“段落并列”则包含了诗歌中比较复杂的并列，称之为复杂并列。如杰纳扎诺德一首诗歌《卡施尼茨》：“黄昏时的杰纳扎诺／冬日气候／玻璃的翻折／驴子的铁蹄／沿铁索而上山城。／在这里我立于井边／在这里我洗我的新娘衣裳／在这里我洗我的下葬寿衣／我的脸苍白地躺在／黑色的水下／在梧桐树吹拂的树叶中。／我的双手是两团冰／每一团五个栓／它们都当啷作响。”这首诗里的三个句号，组成了诗歌的三个内在段落。第一个段落写黄昏的几道景致，第二个段落写主体的动作，第三个段落写描述和定义。这样“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以段落的形式被并列在一个诗歌空间里。“景致”、“主观动作”、“描述和定义”———三者之间（按照日常交际语言的法则来讲三者的并列是大逆不道的，即三者之间既不呈现语言模式的一贯性和连贯性，也不呈现对象的相似性）没有字面的、外在的、逻辑意义上关联，却在修辞的意义上达成了一种统一和整体。诗歌在这种梦呓一般的混沌中成立，以占卜式的语言和结构———不像小说和散文的线性，这里的顺序是碎片和随意组接的———形成了一种印象画、万花筒般意义的多义组合，也给解读提供了多维的空间。这个重组、并置之后呈现的意义也是被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所言及的“神话同位”、“意义之外的意义”。当然，这样的意义也是绕过文化藩篱和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直接接通宇宙的。
3．“未经分析的事物”再界定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这句句子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未经分析的事物”。在“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这个句式中，宾语“未经分析的事物”也十分重要。如果说，并列是一种诗歌自古就有的基本技巧，那么“并列—未经分析之物”这样的诗歌才具有现代诗的意蕴。按照字面意义，未经分析的事物，指向一种理解的空白和多元，类似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留白。在当代的文艺理论中，它也指向一种解读的多元性，或者隐含的作者（Impliedauthor）。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包含了“反对阐释”。
概念的融合：“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审美意义
诗歌的语义复杂性和当代价值的多元、题材的多元化，造成了一种诗歌“奇观”，也造就了诗歌在一个阶段内超越自身文化藩篱式的实验和革命———从语言诗歌、实验诗歌、即兴诗歌、反文化诗歌、反诗歌的尝试层出不穷，可以看出这种趋势背后的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审美嬗变。首先，我们从语义的复杂性上分析这个技术对于诗歌的影响。马拉美如此建议：“抹去你的含混话语，勾掉所有太明确指向残忍现实的语句，集中关注词语本身以及它们在短语与句子中的关系。”（实际上，比马拉美多一层关系：段落和整体性的并置也是产生崭新诗意的一种手段，从较为公认的诗歌语言单位的划分，诗歌应该在文字的单位大小上从单音到字、词、词组、句子、段落、整体，产生无数个层次，而比较分明的四个层次是：词语、短语、句子、段落）；雅各布森的诗歌语言六功能说，综合了诗歌语言所具有的感情emotive、意动conative、指称referential、元语言metalingual、寒暄phatic、诗歌poetic这六大功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在其著作《论意义》中建立了包括诗歌语言在内的任何语言的“组合图式”分析模式表，也是一种在语义功能和结构的双重对照中，努力获悉诗歌语言的多义性的一种科学方法。 这个表格，拆解开来具有纵聚合和横坐标两个坐标，纵聚合分词组和陈述两个规模，横坐标则罗列了诗歌语言产生意义的所有载体：音位、韵律、语法、叙述。纵聚合的两个规模，和横坐标的四个载体，组合、碰撞，产生无穷的诗意。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我们的假设———实际上这样清晰的语义阐述空间是不存在的。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技巧，在审美上呈现几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一首现代诗歌拒绝单一的阐发（具有阐述多元性的内在要求）。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翁》中所言：“诗歌的意义总是大大多于我们所能阐释的内容。”对于诗歌意义的不可传递的特质，艾略特也深有体会。艾略特拒绝阐发《荒原》中并列场面的含义，把这个“包袱”扔给了读者，要求他们用自己的想象，把两个画面联系起来。比如：《荒原》中有太多的两种以上节奏的参杂和对应，《荒原》第二段（II．AGameofChess），在文字的并置上，正如标题所暗示的“游戏“本质，诗歌掺入了大量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这些意象在游戏的名义下被作者聚集在一起，参加一次多义的狂欢；游戏的另一层涵义是：拒绝阐述，和语言随机性，这就雷同游戏和表演。这样，在游戏的指引下，艾略特在某称程度上将《荒原》写成了一个充满了实验精神和随机文字游戏的戏剧和仪式。比如，句子“Twittwittwit／Jugjugjugjugjugjug／Sorudelyforc＇d．／Tereu⑤……”之间恐怕无语义关联（毫无意义，虚无），而仅仅有语音关联（短促的间隔是呈现平行结构的）和结构关联（其文字的建筑上呈现对称）；这与现代绘画给人的审美超越的情境相似，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书里阐明：“现代绘画的意旨：在语言层面上打破有序空间；在美学上建构起审美对象与审美关照者的桥梁，将自己扎入观者脑海，通过冲击即时确立自身。人们不再解释画面；相反，他们感觉这幅画是种刺激，而且被其情绪俘虏。”
第二个特征，是这种手段所产生现代诗歌无定解的意义开放性，也导向由读者来填补诗句之间逻辑空白的现代诗歌文本诉求。用想象去填补———依靠的是一种文化的模式，它与文化的逻辑、语境、结构的一致。克林斯•布鲁克斯在评述华兹华斯的《露茜组诗》时这样说：“（该）组诗揭示了逼迫读者用想象去跨越的逻辑空白———按照推理，它们必须予以填补，然而只能由读者自己来填补。所以，诗歌乃是理性和感织之物，不可能只有纯粹感性的诗歌，也当然不可能只有充斥着理性的诗歌。”这里，值得一说的是读者的建构。读者理论已经在诗歌分析中大量应用。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发现：“文本的某些特征导向大相径庭的另一种阅读，从而产生一种无法消弭的异质性。”罗兰•巴尔特在《S／Z》中也承认：“读者建构中的变化差异不再是纯属偶然，而被视为阅读活动的正常效果。”⑥当代中国汉语诗歌文本中，意象和段落的并列导致读者须用自己的想象填补字句空白、断层的现象也比较常见。西川的《断章•计算》诗歌章节：“a．一座村庄只有一把椅子———怎么可能？b．五架钢琴由一个人弹奏———怎么可能？c．树叶摹仿树叶———树叶是太多了。d．太多的人相互敌视，却走进同一座坟穴。e．从我到你，就是从一到无数。f．而一颗心不只支配一个人。g．相互眺望的两个人各自只能看到对方。h．你不可能同时朝四个方向走去。”诗句与诗句之间看似毫无关联，牵涉村庄、钢琴、树叶、人、你我、心、方向等不同类别的意象组合，其并列这些诗句导致的意义“空白”也就产生了无穷的阐释空间。
其次，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也指向一种当代文化意义，我们也可以从政治无意识的层面来分析它的适用性和当代关联。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在文化上暗指潜台词和文本背后的写作动机、文化的意义等属于政治无意识、文化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正如《天净沙•秋思》这首词曲，在“枯藤、老树、昏鸦”背后组接“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天人合一和天地对应的集体无意识。在美国当代的诗歌作品中，这种无意识也比比皆是。如史蒂文斯的诗歌《红蕨》：那大叶子白天迅速生长并在这熟悉的地方开放它的陌生，困难的蕨推挤再推挤，红了又红。云中有这蕨的替身没有父亲之火猛烈，然而弥漫着它的本体，映像和分枝，拟态的尘埃和雾霭，垂悬的瞬间，超越与父亲的树干联系而成长：炫目的、肿大的、明亮之极的核心熊熊燃烧的父亲之火……婴孩，生活中说出你所见的就够了。但是等吧直到视力唤醒迷蒙的眼睛并且穿透事物的物理静态。这首诗，共四节，三个句子，呈现了段落与段落（诗节与诗节）之间的“未经分析之物的并置”，第一节是一个单句，第二节和第三节组成一个句子，以一串同位语更充分地展开，第四节（第三个句子）出现了一个新的开始，直接对婴孩读者讲话。按照日常言语，这三个句子可谓牛头不对马嘴，然而正如J．希利斯•米勒在《重申解构主义》一书中分析该诗歌时认为：“（该诗的精彩之处在于）多重概念和象征的交换、替代和移植编织而成。它使读者得以作出各种各样的阐释。”《红蕨》是一首有关太阳的诗。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关于在太阳的管辖之下、以太阳为中心和由太阳提供动力的白天。于是，通过红蕨＝太阳的象征，我们读出了这首诗的意蕴：这是一首关于日出的诗歌。惟其如此，读者似乎读到第三句时的突兀感，也就转化成了一种诗意的升华感认同。红蕨在这里显然是诗歌修辞格。那么，为什么“太阳”一词不可使用？J．希利斯•米勒解释道：尽管太阳是所有视觉和所有生殖力、生命力和生长力的源泉，我们却不能直接对着太阳本身看……太阳不属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到、看到和知道的事物。因此，太阳只能用修辞格来命名，以隐喻来抵挡遮挡或者迷蒙，由一个或一些防止失明危险的词来掩饰。太阳这个词，严格说来，它是个无意义的词，是语言中的一种清音。
史蒂文斯借助了原始诗歌的模仿功能，在潜意识、逻各斯、无意识、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对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太阳之不可见与不可描述的特征进行了斡旋，并成功地寻找到“红蕨”的可视意象，通过“映像和分枝，拟态的尘埃”而不是其他超语言，抵达了对“炫目的、肿大的、明亮之极的核心／熊熊燃烧的父亲之火……”的替换。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当代危机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技巧被确立，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个技巧和手段却开始遭遇了危机。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在当代存在价值中遭到审视的一个关联的词汇是：碎片化。新的艺术，它将表象打破为碎片，以此表现出，伟大的整体只能被我们作为碎片来感知，因为整体是无法与人相协同的。当整体性、上帝死了，人类再也无法连缀起支离破碎的世界碎片，也不可能再有宏大叙事，伟大礼让给了琐碎，庄严让位于猥琐和渺小。这样，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诗歌本意，在哲学上与碎片化的时代特征，有了深刻的对应。
当今全球化时代，时空压缩的趋势，导致“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趋势的加速，同时，正如分层日益严酷的资本主义在诞生之初等于也培养了掘墓人，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加快了物质罗列的速度，也加快了并置事物被拆散、重组的速度。从并置到流散，一蹴而就。这等于催化了事物之间并置和弥散（聚散之间）的速度。在伦理上，正在抵消“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大量出现的趋势。因为，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多媒体、数字技术、网络手段、围脖、博客、BBS……等媒介的兴盛，导致了陌生感的丧失，也导致了“幻想的消失”、“并置的日常化”，这等于也导致了人的“祛魅”、“去浪漫主义”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祛魅”这个现象的普及化、艺术—生活同质化趋势的加快（比如这种趋势反映在音乐创作上，一首由Adele主唱的名曲《RollingInTheDeep》，就是具有71个不同人物演唱的声音加以合成而成形的混合混音效果版本），某种程度上而言等于也消弭了现代诗歌中的基本技巧“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合法性和严肃性。从后现代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效果来看，艺术和生活界限的消失，在上个世纪发轫，到如今已经在各个城市的双年展艺术大展、各种各样的跨艺术展览上获得佐证。比如，上个世纪，我们目睹了雕塑、表演、绘画、展览、装置、诗歌、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流，各种艺术门类界限缩小，导致了更多的不同媒介的事物在一个文本、空间里出现，或者几个文本、空间里遥相呼应。过去的“系列作品”这个概念，是指同一门类的作品，比如毕加索，梵高、高更的系列油画。现在，系列作品也可以指更加抽象意义上的，比如最近一个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行的“从姿势到语言”展览，就是综合了绘画、装置和雕塑的艺术。
将我们时代的背景拉开，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以及时间和空间跨越、重组的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时空分延，正是这个时代的镜像和标志性意象特征。后起的诗人也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多元混杂和“古玩店”般错层陈列的文化特征。比如，诗人罗羽、路也、吴菀菱（台湾）的一些诗歌就相对地具有一种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意象包罗万象、多元混杂的特征。他们的并置和离散手法已经通用、混用（在一首诗歌中，不再像类似金斯伯格大量地运用并置，而是在聚合中有离散，在文字上更加节俭）。比如，70后诗人巫昂用简约的文字，将《春天的第一天》写成了双关和子虚乌有的主题呈现，同时也戏谑化了春天和“”，用“下半身诗歌”常用的喻象和载体：“厕所”，手段是离散和聚合的混用。这种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并列未经分析之物”的借鉴，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造化的层面：并列和离散的相辅相成。
全球化时代对于诗歌“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具有接受和拒绝之间的悖论（丹尼尔•贝尔曾称之为现代性的双重性羁绊）。比如：全球化造成了诗歌景观的融通和国际化，诗歌中大量并置类似金斯伯格《嚎叫》般的意象繁殖、拼贴、并置已经不再是一种奇观，而成了非常普遍之事；全球化所要求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地方主体性（民族性、地域性）之间，又产生不同的对概念的理解，也造成一系列误解；全球化重新塑造了时空，在新的被压缩的时空中，诗歌如何再找回时间、空间的参照，如何再在压缩中创造巨大？这种被压缩的时空，是否会在本质上影响诗歌这个基本技巧的发挥———“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作为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手段和技巧，正在萎靡。因为，全球化导致意象和空间的压缩，并列、并置之物本身已经日常化。
植物的现代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荻原朔太郎；意象；内部韵律；象征主义；日本近现代诗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53-03
荻原朔太郎（1886-1942），生于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著有《吠月》《青猫》《冰岛》等多部诗集、小说《猫町》以及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诗的原理》。其诗歌脱出时代局限，创作意识与手法颠覆了日本传统诗歌创作思想和审美方式，打破了当时新诗创作中和歌“姿”意蕴残留的局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其诗歌从文本到内涵、意象可以与西方同时期诗歌比肩，在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感、对自然的隔绝意识、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的最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北原白秋曾在为《吠月》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其为异常神经与情感的所有者，犹如饱含忧郁香水的剃刀。有多首诗歌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在日本家喻户晓，传诵度极高。可见，荻原的诗歌世界具有变幻莫测的多重魅力。
《吠月》作为荻原朔太郎的处女诗集发表于大正6年（1917年），也是其第一部象征诗集，共收录诗歌56首，是一部追求诗的纯粹性，执着于自己固有情感和感觉，充满想象力与紧张感的自由口语体诗集。诗人将语言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内在音乐性传达思想与情感。它的问世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官能的神经的战栗”“近代的孤独”“富于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可以说建立了日本近现代诗歌不灭的金字塔。明治40年到大正初年是日本“近代诗”的分水岭，标志着现代口语诗歌的确立。诗人菅谷矩雄曾说：“蒲原有明、岩野泡鸣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为何屡遭挫折。而朔太郎的《吠月》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近代诗向现代诗过渡的突破口。”[1]《吠月》的文学价值及在日本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本文试以朔太郎的首部象征诗集《吠月》为中心，探讨诗人在意象、内部韵律及象征主义诗艺3个方面的诗学主张，并分析《吠月》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动机。
一、意象说
“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通过意象可以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学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中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活、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2]《吠月》收录的诗作中的意象多为自然意象，包括植物类与动物类意象。如“竹”“菊”“猫”“犬”“贝”等，也有爱情类与抒怀类意象。这些看似老套陈旧的意象载体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森林里，被赋予新的生命，喻意和意韵也与古典和歌、汉诗相去甚远。正是这些陈旧却崭新的意象造就了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之大成。
其中，《竹》及《竹和它的哀伤》象征诗组最负盛名。“竹”是荻原朔太郎诗歌创作生涯中跨度最长的主题，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多次被日本高中国语教材所选用。诗作中的“竹”将荻原朔太郎的心理表象化，“竹”诗群通过“竹”这一植物意象诉说生命的某种疼痛。对自然的感受、理解力与感受方式是明治时期诗歌意识中尚未发现的，具有超前性。
竹子长在发光地面/长成一棵青竹/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
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严寒更显威武/竹子长在蓝天下/长吧 竹啊竹（罗兴典译）
“竹”意象属于植物类意象，《吠月》又属于抒情诗歌集，此类诗歌属于意象抒情诗。“竹”意象在众多植物意象中被荻原朔太郎所钟爱和反复书写，其承载的抒情功能隐藏在此意象之后。诗人借“竹”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病态的神经战栗和感觉上的剧烈疼痛。诗人在诗中诉说的正是内心深处的痛苦、悲哀与近似战栗的神经劳作。因此，“竹”对作者来说象征着生命，让读者感知到一种非日常的竹子的形象，“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根尖的纤毛象征着敏感纤细的神经，宛如诗人的神经像纤毛般鲜活可感，传递出来自生命内部最直接的情绪与感觉。荻原诗歌作品中呈现的疼痛的病理特质，与其疯狂的颠倒的、超越性的挣扎，是一种超越了近代的视角，其诗歌比之后的绝大多数的现代诗人的诗歌都要生动，更具现代性。
诗歌通过地上与地下两个视角，营造截然不同的意境。地面上，“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地面下“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展现了诗人思想上截然相反的两极，一端通过“锐不可阻”“拔节猛长”象征着心中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如同“竹节”仿佛可以无限生长，直达天际。借竹的生长态势诉说其精神的向往与需求。而地面以下却是在无边黑暗中战栗着的，如同竹子根须般敏感纤细而又焦躁不安的神经，努力向光明伸出手臂，却又时常落入失望的深渊。
日本森林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对植物怀有亲切感的国家，“竹”也被诗人从古书写、吟诵至今，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收录了咏竹诗多达30多首，而其多承载着“闲寂幽雅”古典审美旨趣。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世界里，“竹”是一种神秘的意象。诗人将对人、世界的关系障碍与疏离感，通过染上生理上畸形色彩的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以丰富多彩的象征手法传达而出。“竹”深深植根于大地，外直中空，构成自我存在中心的空虚世界，其中却包纳了森罗万象之回响。诗人借竹节内部的“空”暗示自我精神世界与情绪的纷繁复杂。“空”中有情感的千种可能，万般涌动。在“竹”固有的“屹立于天地”的意象的基础上，诗人赋予了其病态、冰冷、幽森的意象。
变异性意象的生成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经过主观想象的变异，完成客观物象的改造，是主体化意象中的一种。可见，荻原朔太郎诗歌中的“竹”是一种在原有物象的基础上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变异性意象，成为诗人诉说“战栗的神经”“敏感”“焦躁”“不安”乃至“病态”的一种符号。诗人借意象化改变诗歌的思维与想象方式，用象征意象呈现暗示性，以多重性的意蕴空间，表现近代人的复杂生活与近代情绪，这在日本当时诗坛是一次较为深层的本体性的变革。
二、内部韵律论
受西方象征主义思潮影响，荻原朔太郎推崇内部韵律论（内在节奏论），即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诗歌是内心浪潮卷起的声波。诗人强调“双韵律论”，诗句的节奏与韵律，脱出诗歌本身无形的内心、情感的律动，是作为“内容的音乐”，不是形式上的音乐，而是感觉上的音乐。诗的韵律是指从人的内心深处涌动喷薄而至的内在旋律，是根本意义上的诗的动机。《吠月》时期朔太郎诗歌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于贯穿于文本的情感与感觉上的律动。
然而，诗人并未因对内部韵律的推崇而忽略诗歌本身的节奏与韵律。语言不能表达情绪的地方还有音乐和诗歌。“由音乐与美术所代表的这样显著的两极的对照，是普遍于一切艺术之中，而成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东西的对照。即是，主观的一切艺术，是类属于音乐的特色；而客观的一切，其本质上则属于美术的范畴。就文学说，诗与音乐相同，是高扬着热情的，温暖的主观”[3]；从这一论断可知，诗人认为音乐与诗歌本质是相通的，诗歌这种“主观”类属于音乐之特色，由此可见其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而诗人又精通音律，擅长演奏曼陀林，对音乐的热爱，在诗歌上体现为对韵律的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说，音乐诉诸听觉，绘画诉诸视觉，而诗歌诉诸于语言，语言的文本形式和文字载体只有诉诸于声音时，才能在韵律上倍增曼妙。一言以蔽之，诗人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及诗歌“内部韵律”的推崇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吠月》及以后的诗集之中。
光る地面に竹が生え/青竹が生え/地下には竹の根が生え/根がしだいにほそらみ/根の先より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けぶる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ふるへ。
かたき地面に竹が生え/地上にするどく竹が生え/まっしぐらに竹が生え/訾欷牍りんりんと/青空のもとに竹が生え/竹、竹、竹が生え。（《竹》节选自《吠月》）
原诗在除第一、二两节第四句之外的每句韵脚均使用了“え”，即[e]音。（第一节尾句“へ”的发音与“え”相同）。诗中多处使用“生え”（意为生长）一词，意图用动词连用形的反复，营造出一种焦躁与不安的感觉。荻原朔太郎在多个诗作中使用“同语反复”的创作手法，通过反复来加强其音乐性与韵律感。在《吠月》序言中提到，“我内心的‘悲伤’‘喜悦’‘寂寞’‘恐惧’这些用其他语言及文章难以表达的复杂而特殊的感情，我通过自己诗歌的韵律来表达。可是韵律有时是难以进行说明的。韵律只有靠以心传心。能感知如此旋律的人才能与我促膝相谈”[4]，可见诗人是“双韵律”论的提倡和完美执行者。
三、象征主义诗艺
荻原朔太郎在《诗的原理》第五章《象征》中提到：“诗精神之第一义感的东西，都是基调于此种宗教情操，所以若称此为象征，则一切诗的最高感，必定都是象征。”[5]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导精神，《吠月》之后的《青猫》等诗集都有浓郁的象征主义气息。
象征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与主张是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一方面要求诗歌有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另一方面要求表达诗人内在的“心灵的旋律”“灵魂的音乐”。荻原朔太郎的诗作在幻觉中构筑意象，具有极具暗示性的“神秘的内容”，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兴起于西方，在被各国接受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该国固有文化传统与文学土壤的影响。象征主义在诗歌领域的成就最高，诸多伟大的诗人皆为象征主义大师。自20世纪初西方象征主义传到日本，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对日本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荻原朔太郎的诗歌中明显可见对波德莱尔诗歌思想与象征理念的接受。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以幽暗、丑陋、病态”为美，建立的意象灰冷阴森，意境幽抑沉郁。在传入日本初期被以田山花袋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批评为“病态”“恶魔主义”“艺术至上主义”“颓废”，却丝毫不影响象征主义在日本文学、思想、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发展与渗透，影响直至今日。
《吠月》中收录的《危险的散步》《酒精中毒者之死》《青蛙之死》等诗作弥散着黑暗、阴冷、病态的气息，无不体现对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继承。关于朔太郎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沉醉，佐藤|洋O在《日本近代叙情诗事情》一文中指出：“我们即使不曾耳闻朔太郎在《新》中的直接告白，‘在鸦片吸食者的梦里，像波德莱尔样的人，总在苍白病魔的身影里梦游，在其反面的人格中隐藏着明澈如白昼般的理性，仅做想象既会痛心的现代的悲哀，我对波德莱怀有燃烧般的热爱。’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波德莱尔的倾慕无处不在。”[6]
由此可见，荻原朔太郎作为推崇波德莱尔的日本近现代诗歌代表诗人，深得象征主义神髓，将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等象征主义的几大要素完美地糅合于诗作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艺术成就是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
荻原朔太郎在诗歌意象的探索中，吸纳了象征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对古典审美意识的颠覆，古典传统美学中的幽暗意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贫相的精神障碍。
诗人主张诗歌表达的目的并非为了情调的情调，也非为了幻觉的幻觉，更不是为了某种思想而做的宣传演绎，而是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重视诗歌的“内部韵律”，认为诗歌的真正韵律来自文本内部，是情感与感觉的律动；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接受与发扬，建立了其独特的意象繁杂、光怪陆离的象征森林，给人因“视”“听”“感”多层次的想象与感受的空间。《吠月》收录的诗歌脱离了华言丽语的堆砌，唯美意境的营造，不书风华雪月，不赋强说之愁。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菅谷矩雄.诗的リズム音数律的イニする？蔟ト续编.东京：大和房，1978.35.
〔2〕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文学评论，2005，（3）.
〔3〕〔5〕荻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09，291.
植物的现代诗歌范文第3篇
自我的分裂、变异是现代诗歌的常见主题。这种分裂和变异在以往的诗里往往通过某种尖锐的对抗性话语表现，而俞昌雄却乐于用一种平静、从容的语调来抒写。不过，在这种平静、从容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另类的力量。诗人在《一个蜕皮的人》里写道：“我的手掌是新的，额头/已恢复婴儿般的光泽。下一时刻/我只做春天里才想做的事/而你们站在投影里，不敢轻易吱声”，春天是生命复苏和充满变化可能性的季节，也是一个孤独面对自我、展开自我的季节。显然，这首诗所说的“蜕皮”，当然不仅仅指的是肉身的生理性变化，更是一种自我的蜕变和重生，甚至是一次精神层面的巨大超越：“再下一时刻，我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宗教，你们曾经爱过的地方/植物都有恬静的呼吸，而那些鸟兽/渴望有人形，正在秘境中祈祷”。诗的最后指向的是终极性时间，并营造出类似乌托邦的情境，因而消解了自我的渺小和脆弱，使之获得某种批判力量。
与平静、从容的抒情语调相呼应，沉默是俞昌雄诗中自我的一大特征：“我常常因为这样的时刻而保持沉默/密砸砸的雨水视我为容器，每年总有/几天，我是满的，搬不动自己/要靠风，依赖于星月，甚至是一段符咒/我因大雨而变形，而后独立于世”（《大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沉默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体现为一种无声的力量。而雨水，在这里或许看做是智慧的象征，因此就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被智慧充满的主体却“搬不动自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若要有所改变，往往还需诉诸外部的力量。
诗人还以第三人称的独特视角来呈现自我形象：“那终将走散的人，还得一次次/把手伸向高空，不是为了挽留飞行/而是为了纪念一只夜鸟，那/深不可测的眼神，那在人世间从不被/说出的，自由的旅途，未知的天命”（《护城河边飞行的夜鸟》）这里的“夜鸟”虽有某种济慈笔下的夜莺的影子，却不是那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绮丽而透明的意象，而是被投下了当下生活的斑驳阴影，但它是检测、反映自我遭际变化的一个符号。而《春风有知己》一诗里，作者经由一个“他者”来想象自我：“春风有知己，在喧闹的尘世中/有福的人总在光线里说笑/‘我有隐形的步伐，在任一早晨/时间都无需看管，那不规则的快乐/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我和风一同上路，去远方/中途亮过一次，疑似虚假的死亡’”。从“终将走散的人”，到“有福的人”，这里的自我形象就显得愈发轻盈起来。
植物的现代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藏语文、教材、模块式、分析
自2010年秋季学期起，我区全面启动了高中新课程改革，高中藏语文新教材也开始投入使用。这套教材是在全国推行的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五省区（、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相关部门共同讨论规定的《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试用）》的具体指导下编写。这套新教材从装贴、版式设计到单元编排、内容设置等各方面都与以往的藏语文教材有很大的变化，单元编排和选文内容作为教材的核心部分，高中藏语文新编教材首次采用了模块式的合编型教材编写模式，讨论和研究新编高中藏语文新教材的这一特点，有助于师生正确把握教材，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同时也有助于总结分析藏语文教材编写的宝贵经验。下面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以及学习体会，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模块的术语概念界定
“模块”是我国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引入的新概念。对于我区，“模块”概念是在自治区教育厅2009年颁布的《自治区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实验）》中出现“模块”概念共计19次，视为“模块”概念在我区教育领域首次出现。该方案在“体现国家规定、体现地方特点、维护学生权益、注重基础构建、坚持科学调控”①的五大原则下，分A、B两套方案，其中A方案适用于修习藏语文课程的学生。另外，2010年五省区联合制订的《普通高中藏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针对藏语文学科的藏文版语文课程标准）②关于“课程设计思路”和“教材编写建议”内容中“模块”概念也出现10次。可见“模块”对于学习和实施新课改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9年制定的《自治区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实验）》和2010年指定的《普通高中藏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里出现“模块”概念的上述情况，不仅把模块的概念引入到我区课程改革的领域，同时也对藏语文教材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编高中藏语文充分体现了模块思想的课程设计理念。
二、新编藏语文教材模块式结构分析
新编高中藏语文教材依《普通高中藏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关于教材编写建议，分必修和选修两大模块。
（一）必修教材模块式结构分析
必修共5册，即5个模块。必修教材的内容又分“阅读鉴赏”、“表达与交流”、“探究性学习”、“文学知识与名著简介”4部分，前2个部分纳入课内学习计划，“探究性学习”、“文学知识与名著简介”可自主安排。
1.“阅读鉴赏”部分，这是必修模块的主体部分。该部分不仅注意了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培养，还致力于学生藏语文整体素养的提高。在选文上以名家名篇为主，如龙树大师、宗喀巴大师、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人文主义先驱更顿群培大师、以及东嘎洛桑赤列、次旦夏茸、木格桑丹、多识、昔扎等著名藏学大师的优秀文章。另外也有反映当今时代特色和提倡时代精神的作品，主要是藏族当代文学界具有权威性作家的优秀作品，如藏族新文学的开拓者端智加的现代诗歌和散文、扎西班典和次仁顿珠的现代小说、江瀑和居格桑的现代诗歌等。除此之外，还选进了国内外的名家名著，如国内的鲁迅、、杨朔、钱钟书、钱学森以及国外的莎士比亚、莫泊桑、契诃夫等的经典作品。根据《普通高中藏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相关要求，在具体编写上，加大了文学教育的份量，强调对语言文学知识素养的积累、感悟和熏陶、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以及审美情趣的培养。这一部分主要以单元编排的方式呈现，所谓“单元型语文教材是把教学内容的各种元素按照某种标准加以集中，以单元形式来呈现的语文教材”③，新编藏语文教材从整体来讲，选用了模块式的编排形式，同时也使用了单元型语文教材的编排形式。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2001至2003年所编的藏语文教材就使用了单元型语文教材的编排形式，而新编藏语文教材每个必修模块（每册）又分五个单元，共计25个单元，单元的组成兼顾文体和人文内涵，如第一册1、2、4单元很明显按文体来编排，其中第1单元选用了三篇不同风格的散文、第2单元选用了三篇以动植物人性化的主题来烘托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三个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也都具有象征和比喻意义。第4单元以鲁迅的《未有天才之前》和的《毕业赠言》为代表，主要以演讲的文体来编排，同时也是国内外名家名篇的译文单元。而3单元主要结合藏族文化有关人文内涵的近代作品来编排，具有很明显的道德和审美教育的特点。第5单元主要选用了三篇论说类的文章。其它必修模块也都类似于第一模块的选文特点，无需一一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必修5第4单元，首次选用了当代文学评论类的三篇文章，在以往的任何一套教材都没有选用这一类，对藏语文教材的选文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2.“表达与交流”部分，在初中的基础上，安排了传统藏语语法知识、以及常用的传统诗学知识、另外也有写作、口语交际等内容。藏语语法知识在模块一和二主要选用了嘎庆白玛洛追的注释，该注释简单明了，层次清晰，易于接受，实用性强，非常适合学生的实际，模块三、四、五主要对语法知识的重点、难点部分以专题的形式安排，如藏语名词的构成与分类、藏语时态的动词变化等等，都非常有益于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与基础知识的掌握。对于学生的实际，藏语语法知识本身略有难、繁、偏、旧的问题，但是新编教材中对藏语语法知识的编写，很好的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口语交际训练主要以朗诵、演讲、辩论、采访、讨论等形式安排，尽管旧教材也有这些内容，但是新教材结合学生实际，对这些内容不仅进行了知识更新，同时也设计了活动课开展的空间。这对新课程改革的具体实践，不仅做出了很好的指导，同时也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对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的具有很大的意义。
2.“探究性学习”部分，每个必修（每册）模块安排了两个专题，共10个专题，其中有藏语口语修辞、文学作品的个体理解、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文字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以及藏语中的泊来词汇分析等内容。该部分所选取的专题都有一定的探究学习的性质，并且基本符合教学和学生实际水平，同时也基本达到了新课改关于探究学习和促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要求，但是各专题文体呈现新方式来看，大都属于论说和介绍形式，未能很好的引导学生的思考。作为探究学习的内容，应该可以更活跃的形式来呈现，譬如以发现和提出问题、展开和分析问题、最后试图解决问题的思路来阐述和推理，在探究过程中又安排每个阶段的任务和完成各项任务的具体方案以及相关信息资料。这样的呈现形式，可能更适合于探究性学习的要求，并且针对每个专题提供或介绍相关研究书籍资料，促进学生主动搜索和查阅资料，并养成独立学习和思考问题的学习习惯。我们应该知道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培养各方面的素养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探究学习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所得到的和所积累的经验才是探究学习的目的。
4.“文学知识与名著简介”部分，每个必修（每册）模块安排了两个专题，其中文学作品赏析1个专题和名著简介1个专题。5个模块共计10个专题。文学作品赏析专题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大体裁的阅读赏析知识以及藏族传统的传记文学作品阅读赏析知识。名著简介专题主要介绍了藏族当代文学巨匠端智加及其作品和“藏族当代文学丛书”介绍、另外还有等内容，这些知识既有助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也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学视野，丰富语言素材，提高藏语文素养。
（二）选修教材模块式结构分析
选修共3册，即三个模块。分别为“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文学作品鉴赏”等3个模块，每个模块又分6至8个小模块。实际上这三个模块充分体现了教材所能体现的藏语文学科课程内容的全部。
1.“语言文字应用”主要以藏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实际应用为重点，皆在巩固学生藏语言基础知识，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该模块分6个小模块，即语法专题、辞藻与专题、因明学基础专题、演讲与辩论专题、写作与修改专题、新闻文体专题。从这些专题小模块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高中藏语文新编教材选修语言文字应用模块，做到了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实际应用，同时也做到了高中阶段藏语言文字重、难点知识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藏语言文字基础的实际应用范围。充分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课程特点。
2.“文化论著研读”主要通过阅读藏族文化历史以及艺术等方面的论著，来了解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学生得到启发。该模块分6个专题，即文化专题、文学专题、历史专题、艺术专题、工巧专题和医药专题。该模块各专题的分类主要是以主题为原则，从历史文化、文学、工艺等多方面来呈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文化知识，提高藏语文素养。
3.“文学作品鉴赏”主要以古今中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为选文，分“叙事诗”、“自由诗”、“叙事散文”、“议论散文”、“古典小说”、“现代小说”、“戏剧文学”、“人物传记”等八个专题来完成课程目标，皆在满足学生不同兴趣爱好即求知欲。充分考虑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开拓视野，挖掘学生的潜在创新思想，并受到良好的审美教育。
总之，新编高中藏语文教材首次以模块思想的指导下的进行合编型教材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对藏语文教材编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新课改视野下教师教材观以及教学观等方面也有积极的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获2012年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基金项目资助
注解：
①自治区教育厅制定，自治区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实验），自治区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文件汇编[M]，自治区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领带小组办公室，2009年12月，p38―45.
植物的现代诗歌范文第5篇
诗歌是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载体,也是中国古典文化最能动、最主要的艺术形式,甚至是“文体之母”“一面旗帜”①。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一门营建、游赏、居闻的综合性艺术,从来就没能脱离过诗词的笼罩(从门楹对联到匾额字画再到游赏雅作,内容形式不一而足),蓦然观之,一首首精妙诗篇,胜似篇篇精简凝练的艺术批评,针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营构、树石、草木、意境等,层层叙之,娓娓道来。可以说,中国诗歌作为(除小说、戏剧之外)园林艺术批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着。本文就以此为线,通过“选地构造”“草木栽培”“水石经营”“谐合变幻”以及“意境导引”五个部分予以论述。
一、选地构造
中国明代园林理论经典《园冶》的开篇提到:“凡结园林,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纵目皆然……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初读此篇便觉熟悉非常,常有似曾相识之感,遂浮想联翩,念及唐宋诗歌,才豁然开朗。所谓“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②,其中“通幽”“深”“空”“万籁”“俱寂”讲的正是“地偏”,“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写的就是“梵音到耳”。而常建名句“香云低处有高楼”③(此句实为反语,虽为低云,但见楼与云接,可见虽为低云,然则高楼)则无疑对影响并促成园林艺术中“山楼凭远,纵目皆然”以及“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藻”④等造园原则不谋而合。有关置景理论方面,可从“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⑤讲起———这是王安石书赠自己在金陵时的邻居杨得逢的一首名诗,写于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全诗写尽园林艺术的借景、隔景的移天缩地之能,诗的末两句可直译为“小河一条,绕田而转,翠色郁茵;两山远望,推门而至,送翠吐青。”此类诗句的批评作用,暗合于明清之际成熟的园林构造学中“借景”“障景”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园冶》后云:“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讲的正是此理。造园选址方面,早溯于屈原《九歌》就已有这样的记叙:“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⑥,其中的“筑室水中”“播芳椒成堂”以及南北朝时期的“阳岫照鸾采,阴溪喷龙泉。残杌千代木,崷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所若同远好,临风载悠然”⑦,都是我国后来所形成的园林选址的原则依据。此外,“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⑧“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红叶山斋小小。有谁曾到?控梅人过溪桥”⑨“探奇不觉远,因以寻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⑩等词句,则几乎完全与中国传统园林理论中所倡导的“门湾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送涛声而郁郁”11情境相匹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园林艺术中所极力营造的曲径通幽、婉转回环的美学效果。至于“园禽与时变,兰根应节抽。凭轩搴木末,垂堂对水周。紫箨开绿筱,白鸟映青畴。艾叶弥南浦,荷花绕北楼。送日隐层阁,引月入轻帱”12已经是颇为详细的造园方略了,园林营建原则亦可从中窥见一斑。
二、草木栽培
说到草木栽培,对园林艺术而言,首先是草木的选择。那么中国古典园林中喜闻乐见的草木,是如何被选中并经久不衰的呢?在一定程度上,务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独领的文人雅士:他们的好恶,赋之予诗作之中,饱读诗文或附庸风雅的园主人,或往往邀请当地知名文人来“相园”“观园”“赏园”,毋庸置疑,此类诗作评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园林艺术中苗木的选用与发展。暂举几例,予观之:“孤松宜晚岁,众木爱芳春”13点的是松,“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14赞的是梅,“苑中珍木元自奇,黄金作叶白银枝。千年万年不凋落,还将桃李更相宜。桃李从来露井傍,成蹊结影矜艳阳。莫道春花不可树,会持仙实荐君王”15咏的是桃李,“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16评的是兰和菊……此外,“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7一诗,是张九龄遭谗言贬谪后所作《感遇》十二首之冠首。此诗借物起兴,自比兰桂,以春兰秋桂对举,点出无限生机和清雅高洁之特征,同时抒发诗人孤芳自赏,气节清高,不求引用之情感,这类诗作使得兰桂赋予了一种文人高洁的气质,从而在园林花木中传为佳话。又如坡诗云:“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疑是对竹的人格特性给予了至高的评价……这些中国园林庭院中喜闻乐见的植物,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诗人的点评,将其赋予人格化,而园主人的精心排布与栽培,也正是在这类艺术批评的导引下,借物明心,表达自身的某种内在气质与品格。唐宋诗人中写花木至多者,以白居易为最,仅以植物命名的就有《紫藤》《庭松》《桐花》《庭槐》《湓浦竹》《答〈桐花〉》《涧底松》《惜木有(李花)》《亚枝花》《蔷薇花一丛独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木莲树生巴峡山谷间巴民亦呼为黄心树》《戏题木兰花》《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感白莲花》《洗竹》……事实上,白居易也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最早的造园家之一,他的“庐山草堂”“草堂记”均在古代志书上有所记录,其中《草堂记》详尽地记录了庐山草堂的营建过程。而这里,他的诗则是作为艺术批评出现的:“南方饶竹树,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何此郡庭下,一株独华滋?蒙蒙碧烟叶,袅袅黄花枝。”18原本是白居易借槐思乡之诗,却另一方面成就了槐树在园林中的知名度与栽培地位。而他的另一首“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19则借枣木,点出了园中花木从“绕指柔”到“悦目艳”的各自特色。事实上,正是古代诗词文人对于这些植物的偏好,潜移默化地导致了后来的造园原则,也正是“插柳沿堤,载梅绕屋,结茅竹里”20的理论源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园林对“古木”的倾慕,这与传统诗词(尤其是唐以来)对古木的反复推崇是分不开的:陈子昂有“古木生云际”21和“古树连云密,交峰入浪浮”22之句,僧志南则云“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23,高适作“白帝城边古木疏”24,王维有“古木官渡平”25,李贺写“木藓青桐老,石井水声发”26,卢纶有言“树老野泉清”27,杜甫更是爱古极深:“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28……总之,木要老,水要声,是园林后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审美定则。以至于在后来的造园理论中,甚至可以改变造园布局以迎合古木位置29,而后叹“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p#分页标题#e#
三、水石经营
关于上节提到的“水要声”,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罗列出对“石泉有声者为佳”的诗文评论,如“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30“流泉不可见,锵然响环玦”31“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32,以及“云连帐影萝阴合,枕绕泉声客梦凉”33叙述的都是水石的听感,而“泉石多仙趣,岩壑写奇形。欲知堪悦耳,唯听水泠泠”34评的则是“泉”唯以“水泠泠”为妙;“岩壑”应以“奇形”为佳。此外“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35更是在风声、雨声、泉声、动物啼鸣声的综合作用下,来评论传统园林中的声感。这些都是后来中国传统园林所一向注重的“闻”,也正是水石营构中要求做到的“风中雨中有声”的听感程度。此类词句都为其形成奠定了基础。除了声之外,园林对于泉的要求还有“清澈”和“灵动”两点。关于“清澈”,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录“相彼泉水,载清载涿”36,而为了显示泉的清澈,故泉之周围必布以石材,其道理想必得自名篇“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屈原《九歌》中的“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37所以泉石两者总是形影相随,只因本身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离分。至于“灵动”,古人的诗词批评里,则往往在泉的“流动”与“活性”上做文章,如“野竹疏还密,岩泉咽复流”38“精舍买金开,流泉绕砌回。
芰荷薰讲席,松柏映香台”39,以及南宋杨万里脍炙人口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40这些都是当世及其后世对园林的水石营造的重要理论来源。
四、谐合变幻
中国古典园林历来还注重各个造园因素与四季、天气的配合,某种程度上讲,这与我国古诗词的反复强调是分不开的。比较著名的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41,是加入了雨的杏花和参合了风的杨柳,侧面评价了杏花借雨而弥香、杨柳接风而愈柔的景观特色;《古柏行》中的“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42则在古柏的基础上,配合引入了云与月;而“春尽草木变,雨来池馆清”43既指出了季节变化时园林植物的变化,又描写了雨天对庭园景象的影响;“雨涤莓苔绿,风摇松桂香。洞泉分溜浅,岩笋出丛长”44则评点了恰当的园林布置,在雨后园林内可发生的一系列美的变化:“莓苔绿”———“松桂香”———“泉分溜”———“岩笋出”;朱熹云“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45又把雨天对庭园景象的影响拓展到了感受层面,“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孤石看飞泉”46是在司空曙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写明了季节与植物、天气与建筑、甚至心境与园林小品之间的关系。而白居易《庭松》一诗更把四时朝暮园景中的松之变化写得分分明明:“朝昏有风月,燥湿无尘泥。疏韵秋槭槭,凉阴夏凄凄。春深微雨夕,满叶珠蓑蓑。岁暮大雪天,压枝玉皑皑。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其中“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一句,直接点出园林中植物的四时各有特色,同时亦各有不足,暗示只有把握了植物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才能一年中尽得“四时之趣”。这就是后来造园理论所言:植物配置,要做到因四时不同,而能四时之景不同,花木“四时不谢”47,并得四时之乐也。在园林的谐合变幻方面,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光影”。古人对于光影的重视不下于季节变化:“微照露花影,轻云浮麦阴”48着意于花影、云阴;“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49则描写在风的作用下影的曼妙变化与迷离景象;“风止松犹韵,花繁露未干。桥形出树曲,岩影落池寒”50是无风尤动的松,结露的繁花,配合之下的曲树、岩影;而“窗户纳秋景,竹木澄夕阴。宴坐小池畔,清风时动襟”51更是白居易的大手笔,直接将“窗户虚邻……受四时之浪漫”52和“动涵半伦秋水……凡尘顿远襟怀”53的造园思想娓娓道来,秋景、夕阴、宴坐小池、清风动襟,使“四时”“光影”“景物”“天气”精妙匹配,谐合变幻跃然于诗上。再有王昌龄诗云:“高卧南斋时,开帷月初吐。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54让我们细品诗中的意境:“我在南斋高卧的时候,掀开窗帘玩赏那初升的月儿。淡淡月光倾泻在水上、树上,轻悠悠的粼粼波光涟漪映入窗户……纵千里迢迢,可否共赏,这微风吹拂着清香四溢的兰杜。”“床”“帘”“窗”“月”“影”,加上“水”“波”“光”“思”“香”俨然一个浑然的通感意境,园林的美丽,必须是一个综合感受叠加的产物,而园林艺术的高劣,也是“视景”“听景”“嗅味”“触感”“神思”(或游行)五者共同决定的,缺一则不能全其美。在这些因素的协和作用下,才形成了艺术价值极高的中国古典园林。
五、意境导引
如果说,前面讨论的诗文价值是幕后的艺术批评,具有阅读的延时性,是客观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独有不同,它是主观的、以协助欣赏为目的的当面的艺术批评。此类诗文,或悬于堂上,或题于壁间,或对联于左右,或书于屏上……作为园景的评价与点题,暗暗充当了全园意境的导引者。这里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论述。
其一,自比。自比即是借园名、匾额、对联等引申出园主人自己的人生遭遇、人身际遇以及志气报复等内涵,最终引导其与全园的意境相统一。此类情况,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屡见不鲜,比较著名的比如拙政园之园名,拙政二字本来自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馈)……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句,以其取为园名,暗喻自己把农事作为自己(拙者)的“政”事,借以表达躬心世俗之外、不问政事的人生态度。而经历一百二十余年后的崇祯年间,拙政园东部园林归侍郎王心一所有,曾将“拙政园”易名为“归园田居”,取意陶渊明的诗《归来去兮》。再有同在苏州的网师园、沧浪亭,则分取屈原《离骚》中的“渔隐”和名句“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以表自己的隐逸之志,此类皆为自比。#p#分页标题#e#
其二,点题。所谓点题,即是将造园的创意亮点展示出来,便于欣赏者理解。如颐和园“知春堂”。所谓知春,其实来自于“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55全诗的意思是,在春意将尽之际,众花竞放的晚春时节,而杨花、榆钱都后知后觉,还未及反应就已经随风如雪片般漫漫飘落了。“知春堂”就是说此堂设之处,必然春花烂漫,是春去春回皆先知的院落厅堂,暗示其春日之时,必姹紫嫣红、争奇斗芳。又如拙政园中“远香堂”,堂名取周敦颐《爱莲说》中“香远益清”的名句。每至夏日,池中荷叶婆娑,远风扑面,携来缕缕清香,匾虽无“荷”字,而荷香自现,则处处有荷。另一方面,园主又可借花自喻,表达了园主高尚的情操。
其三,两者得兼。事实上,很多园林是“点题”与“自比”兼而有之的。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个圆”,其园名“个”者,竹叶之形,主人名“至筠”,“筠”亦借指竹,以“个园”点明主题。而对联“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则来自于杜甫名句,56园主人则借竹形、梅影阴喻自己的高洁。此外,另一大特色———四季假山(用墨石、湖石、黄石和雪石,分别表示春、夏、秋、冬等四季的变化)取自“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57。正是这种种借比拟而产生的联想(象征手法),借助文学语言(园林题咏)手法,被赋之予匾额、题对,最终将园林的意境美无限扩大,延伸至文学作品创造的画面和意境,从而产生强烈的美感催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