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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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结构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层建筑；长悬臂结构设计；问题；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TU208文献标识码： A
一、工程概况
拟建工程位于南京市河西地区。项目总建筑面积29072.9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2574.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498.83平方米。建筑效果见图1。
图1 建筑效果图
拟建工程为办公楼，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设1层地下室，地面以上12层，模型典型剖面见图2。6-7层间及11-屋面层间纵向设置型钢混凝土桁架，腹杆采用方钢管，桁架挑出长度为15m，高均为8.4m。7-11层间悬挑部分梁柱采用型钢混凝土，并穿层设置斜拉杆，拉杆采用方钢管，层高3.9m。
图2 模型典型剖面示意图
二、结构体系
拟建工程主体结构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1~5层为长48.0m，宽45.6m的规则矩形平面，1、2层层高5.2m，3~5层层高4m；6层以上东西向两端各挑出15m，南北向两端各收进12.3m，形成一个长78.0m，宽21.0m的矩形平面，6层、11层层高8.4m，7~10层层高3.9m；主楼平面规则，竖向不规则，层高变化较大，挑出、收进尺寸都比较大。根据本工程特点，在竖向连续部位设置一定数量的混凝土墙，下部加厚，上部减薄来避免6层由于层高突变形成薄弱层；在与悬挑桁架相连的四角设置4片长混凝土墙，保证结构的抗扭刚度并平衡悬挑楼层引起的附加弯矩。悬挑部分6~7层间、11~屋面层间设型钢桁架，腹杆采用方钢管；与之相连的主楼周圈均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柱，腹杆采用方钢管，形成一个封闭的桁架，以更好的平衡悬挑楼层引起的弯矩。悬挑部分7~11层间梁柱采用型钢混凝土，并穿层设置斜拉杆，拉杆采用方钢管；与之相连的主楼第一跨内设置斜拉杆，拉杆采用方钢管，梁、柱均采用型钢混凝土，以平衡穿层斜杆的内力。悬挑部分桁架斜杆及穿层设置的斜拉杆均采用拉杆，以平衡悬挑端重力荷载作用，受力明确，典型剖面见图3。
图3D、F轴剖面示意图
三、结构分析
1、悬挑部分楼层板应力分析
ETABS模型中，板采用只考虑面内刚度的弹性膜单元，取消刚性隔板假定，六层~屋面层悬挑部位在恒载、活载工况下板（板厚100mm）在水平作用下楼面板面内应力较小。从分析结果可知：在活荷载作用下，悬挑部分各层板内均为压应力。在恒荷载作用下，悬挑部分各层板内局部产生拉应力，但拉应力很小，最大仅为0.0015MPa。因此悬挑部分楼层板采用普通混凝土楼板，仅作双层双向配筋加强。
2、悬挑部分斜拉杆轴力分析
在分析计算中不考虑板的效应，板厚输入为0。由于本工程平面规则对称，选取典型桁架进行内力分析。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桁架各杆内力符合设计意图，六~七层间、十一~屋面层间桁架斜杆受力最大，对其一根腹杆内力做简要分析。
3、悬挑部分竖向地震作用分析
竖向地震作用在SATWE软件中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第5.3.1条所述方法计算，对本工程结构总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约为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3.9％。ETABS软件中用竖向振型反应谱法计算竖向地震作用，计算了前15个振型，竖向地震作用下（常遇地震），悬挑部分的内力进行重点计算分析。
4、悬挑部分挠度验算及楼板振动对舒适度的影响
挠度控制
本工程悬挑长度度较大，进行挠度验算。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悬挑部分最外点竖向变形约为36mm，。
，挠度计算满足要求。
竖向自振频率fn控制
本工程悬挑长度度较大，进行了楼板振动舒适度验算。计算时，参照相关资料，有效分布活荷载办公取0.55KN/m2，有效重力荷载＝4.0＋0.55＝4.55KN/m2。有效重力荷载下，悬挑部分最大竖向变形约为32mm，楼盖结构竖向自振频率fn，计算如下：
参照2009年《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第3.5.6条：办公、旅馆跨度大于9m的楼盖，其自振频率不宜小于3.0Hz。本工程楼盖竖向振动频率满足此条要求。
峰值加速度控制
人行走引起的楼盖振动的峰值加速度计算和限值如下式：
式中，― 接近楼盖结构自振频率时人们行走产生的作用力（KN）；
― 人们行走产生的作用力（KN）；
― 结构阻尼比；
― 楼盖阻抗有效重量（KN）；
― 重力加速度（9.8）；
― 楼盖振动峰值加速度限值（9.8）。
计算时，参照相关资料，取0.3KN，取0.05，得：
所以，本工程人行走引起得楼盖振动峰值加速度小于办公环境下的峰值加速度要求0.005。
5、结构中震计算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工程悬臂长度较大，对与悬臂桁架相连的框架柱墙设置了中震下的性能目标：中震弹性。本工程中震用SATWE程序计算，中震动参数取规范值：特征周期Tg＝0.45s，αmax＝0.23。中震下构件的计算时，与悬臂桁架相连的剪力墙在底部加强区为小偏拉构件。为此在剪力墙的端部设置型钢，摘出剪力墙的设计内力，按型钢剪力墙偏心受拉截面设计。
6、结构大震计算结果及分析
由于悬挑部分结构的冗余度很低，没有多道防线，对于承受悬挑部分重量的主要构件：悬挑部分受拉的斜杆，保证大震下受拉不屈服；与悬挑部分相连的墙柱，保证大震下受剪不屈服。
桁架悬挑部分受拉斜杆大震作用分析时，此部分大震分析用ETABS程序计算，大震动参数取规范值：特征周期Tg＝0.50s，αmax＝0.50。在分析计算中不考虑板的效应，板厚输入为0。由于本工程平面规则对称，选取一榀典型桁架内力图进行分析。悬臂桁架及向内部延伸部分的腹杆在水平地震和竖向地震作用下的轴力，恒载、活载工况下杆件内力。从以上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六~七层间、十一~屋面层间桁架斜杆受力最大，再对其一根腹杆内力做简要分析。
四、针对结构不规则情况采取的加强措施
本工程竖向不规则，为较少见的长悬臂结构，为此结构设计作了许多分析和设计，确保结构具有很好的承载能力和延性，满足我国抗震规范设防目标：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1、结构计算分析
1）采用两种不用力学模型的三维空间分析软件SATWE和ETABS，进行整体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和比较，确保计算分析结果的真实可靠；
2）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地震波选用PKPM程序自带的两条天然波（TH2TG045、TH4TG045）和一条人工波（RH1TG045）；
3）悬挑部分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4）悬挑部分楼面板采用考虑面内刚度的弹性膜单元，楼板按应力分析结果进行设计；
5）悬挑部分考虑整体升温和降温引起的温度应力，并参与多遇地震组合。
2、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
针对本工程悬挑长度较长，悬挑楼层较多，对悬挑结构的关键部位提出较高的性能设计目标。
3、特殊部位楼面板处理
悬臂部分楼面板厚100mm，双层双向配筋，每层每方向配筋率不小于0.25％，保证板具有足够的水平刚度，有效传递水平力。
4、提高结构延性
在满足承载能力计算的前提下，在结构体系中的关键部位如主楼周边落地框架柱、悬挑部分及与其相连的框架柱墙采用型钢混凝土构件以提高其承载力和延性。
五、结论
根据概念设计理念，运用多种计算手段，完成了对本不规则工程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本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重要受力构件具有较好的安全储备。当采用相应的构造措施后，结构的延性也会得到有效的保证。
参考文献：
论证结构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信贷管理 支持“三农”完善制度
一、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
1、农业劳力素质低下，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而且，农村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其原因：第一是农村人多地少，就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发展很慢，致使农村本身就业空间狭窄。第二是吸纳大量劳力的乡镇企业，正经历着结构调整的阵痛，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第三是国家正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实行减员增效，不少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剩余劳力增加，使得一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力重返故土。第四是受益于小城镇建设，农村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因此，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年龄偏大、素质较低、家底较薄的弱势群体。这种结构现状、致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2、生态环境严酷，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农业在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和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粗放经营，带来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耕地质量下降，“三化”严重、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加剧和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等。例如：盲目的和非科学地增投化肥，，不但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浪费了生产资料，也造成水体、土壤和环境污染，导致土地板结、农作物减产、牲畜发育不良等后果。
3、农村市场不规范，延缓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一是管理服务不到位。面对广阔、混杂的农村市场，工商管理力量不足，市场管理手段落后，农产品产销市场缺乏相应的服务机构，假冒物资随时进入农村市场。二是生产上的盲目性。农民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盲目跟从，而不认真分析自己从事某种产业的市场可行性，国家也没有专门的市场准入、引导、控制服务。三是销售市场不规范。收购农民手中的农产品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市场销售行为，结果使农民产业调整收入大打折扣。
4、产品加工转化率低，曲限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受资金、技术、信息制约，目前，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季节性强导致农产品相对过剩。二是农产品深加工，储藏跟不上，导致农产品仍以初级销售为主，缺乏农产品深加工和储藏的企业，导致旺季农产品相对过剩，难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二、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问题和矛盾
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村产业结构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如下：
1、经营环境不适应。由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信用意识薄弱，逃废金融债务现象比较普遍，一些政府和企业借改制、破产为名，逃废、悬空农信社的债务。虽然有关部门和农信社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上还存在一些弊端，企业管理方式落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实际存在和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逃废”债务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在客观上使农信社在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持等待观望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2、风险机制不适应。国家对农信社因政策性因素、自然灾害造成的支农贷款损失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农信社内部管理体制方面缺乏完善的经营风险防范机制，资金投向方面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一方面对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把握不够，投放资金没能起到正确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目的，不利于顺利实现国家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机制，致使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难以及时得到农信社的资金支持。
3、信贷体制不适应。由于信贷管理滞后与贷款需求超前的矛盾比较突出，使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要难以满足。主要表现为：一是授信额度小。基层信用社的借款权限在2?5万元。二是贷款期限短。农信社“春放秋收冬不贷”传统延续较长，贷款期限一般在3?12个月，贷款尚未产生效益，就面临还款压力。三是信贷责任追究制与激励机制失衡。信贷人员认为发放农业产业贷款，数额较传统种植业大，相应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一旦出现风险，信贷员无能力承担。
4、服务水平不适应。农信社由于点多面广，机构分散，硬件设施和人员素质相对落后，特别是结算手段跟不上快速发展的产业结构的要求，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却仍停留在单一的信贷服务方式上，特别是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农信社还处于起步阶段，制约了农信社的发展。
5、执法环境不适应。农信社贷款案件难，一方面法院对影响地方利益的案件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难以胜诉；另一方面农信社向法院的贷款案件执行，“赢了官司输了钱，”不但未取到法律清收的效果，反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的构思
1、转变观念，创新意识，积极探索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子。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农村信用社要充分认识到信贷支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转变支农观念，创新服务意识，克服惜贷、畏贷心理，增强信贷营销观念，探索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新路。
2、调整思路，创新“支持县域经济”的信贷理念。农信社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要求，树立“大农业”的信贷理念，以“支持县域经济”为根基，“以农为本，为农服务”为宗旨，进一步拓宽信贷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县、乡镇级机构根基最牢，其发展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联，息息相关，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加大农村城镇(县市、乡镇)化的信贷支持力度。在支持“三农”的同时，要积极解决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合理金融需求，做到早介入，早选项，早评估，早安排，把握关键环节，突出支持重点，提升农村城市化品位，支持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3、改善服务，树立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的经营。农信社要切实端正思想，转变经营作风，紧紧围绕支农一中心，按照市场定位，明确支农方向，积极引导农村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突出信贷支农重点，积极改善服务，推进信贷创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4、整顿治理，明确重点，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信用环境。要创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信用环境，形成促进农业发展的合力，大力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一是积极开展农村信用社（镇）创建活动。为守信用的农户、守信用的企业提供一个密切配合的金融环境，对授予信用村（镇）的要给予优惠政策，使农民在创建活动中得到实惠。二是加大对农村信用环境的整治力度。对逃废金融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要加大司法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为农信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5、完善责任，规避风险，建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防范体系。
（1）建立政府风险责任防范机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整体产业、自然灾害、突出性社会风险因政府监督、引导、调控、服务不力造成的风险，应由相应级别的政府承担政策扶助、资金补偿。在财政保证金的运作方式上，进一步规范、完善，将由财政资金直接担保逐步转变为由地方政府成立专门担保公司对信用社项目进行贷款担保。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也可将风险金注入操作规范、信用程度高、规模较大的担保公司，由专人担保公司对相关项目进行担保，以确保担保方式的合规性。
（2）建立农村产业商业保险机制。在产业服务自愿和有承受能力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投保产业贷款损失保险。对农业龙头企业的贷款，要强化市场化运作意识，采取由贷款企业道德提供抵押担保或保证担保，财政扶持资金提供风险补偿的方式。贷款一旦出现风险，农村信用社可以向贷款企业和担保单位追偿贷款本息，抵偿不足部分再由风险金补偿，以保证财政风险金能够流动使用。
论证结构范文第3篇
新经济催生的产业生命周期
国有资本的产业调整动向服从和服务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社会步入网络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先导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的事例促成了产业结构在国际范围内的调整和位移；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崛起改变了传统观念上的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是特定产品群或技术系统所构成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包络。技术生命周期是指企业开发出所满足的市场需求的出现、成长、成熟与衰退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市场价值的变动为依据的，而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企业用以满足该种需求所开发出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而产业生命周期必然包含着产业出现直到完全推出市场经济体系的全过程，包括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相应阶段的产业分别称为幼稚产业、朝阳产业、成熟产业和夕阳产业。
一个完整的产业生命周期可用图1所示的一条连续平滑的仅含一个或不含极大值的曲线来表示，代表产业发展变动的长期趋势。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长期发展趋势曲线在定量分析的精确表达中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某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构成企业战略选择的外部产业环境。基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竞争态势，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选择。
一般而言，孕育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先驱成本，在市场前景不明确、风险较大的项目上，只有少数企业才有这个能力，在这个阶段，市场调查与反馈研究是关键；在成长期，产业内竞争开始激化，企业应着重进行横向一体化，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市场增长潜力有限，企业一般采取纵向一体化或加强型战略提高其竞争地位，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一些产业在成熟期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而返回国内销售；在衰退期，企业一般采用防御性收缩战略实行资产退出，或实行多元化经营实现资产转移。
“创造性毁灭”与超竞争
在动态竞争条件下，市场的均衡是暂时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技术范式的转换、消费者偏好的改变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新经济的冲击，使得企业的现存优势并不能长久地持续。一个企业如果总是试图维持固有的竞争优势是十分危险的，正如R·迪阿维尼所说，企业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主动打破产业中已存在的固有资源优势，去发现新的竞争优势；新的竞争优势还包括产业外的市场创新。这个理论就是熊彼特最早提出的“创造性毁灭”，它认为企业必须在“破”和“立”中实现超竞争。在熊彼特发展的企业竞争条件下，产业生命周期跨越技术生命周期的动态模型（见图2），又称超竞争模型。典型的例子是芬兰的诺基亚由一个木桨企业发展成为信息业巨子，其转折点是公司通过购并等扩张形式实现了其相关设备以及移动通讯技术范式的转变。
把握产业生命周期和超竞争对于维持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竞争优势是十分重要的。国有企业面对环境工程、基因工程、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创业变革与创新，就该着眼于创造未来的竞争优势，着眼于产业竞争态势和塑造产业构架的竞争力，通过“创造性毁灭”争取产业中的战略优势的获取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区位优势与国际动向
随着科技的进步，世界经济正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的催生和比较利益的诱导下，正在变成世界产业结构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各国产业结构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已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业形态的区域性转移把各国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每个国家都在致力于整体科技经济实力的提高，本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新技术产业形态倾斜。而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普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等发达程度或者欠发达的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国家生产，70年代“四小龙”因此迅速成长起来，不得不在80年代将这一产业让位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日本高技术密集、“四小龙”普通技术密集，东南亚劳动密集的分工态势。
另一方面，区域性集团内部的产业分工合作日趋明显。各种地区性经济集团在创建初期主要是为了避免内部减免关税，对外统一关锐，但目前的趋势表明，集团内部的产业分工日趋明显。例如，欧共体内，传统产业多集中在希腊、葡萄牙，新兴产业多集中在英法等国。
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决定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国际市场自由化趋势的加强，这种优势较之以前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关税时期，由于有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一国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十分有限，对一些十分有市场但没有资源优势的项目只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这往往受到国外金融政策的限制。消除或减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之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必将提高贸易双方的整体福利和贸易净福利。
在比较优势的诱导和国际市场驱动下。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新的动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外向型产业结构优势正进一步显露
所谓外向型产业结构是指本国政府考虑到本国经济在世界中的位置，通过开放性的经济政策，使出口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调整。外向型结构是比较利益的直接驱动。以泰国为例，在1983年至1987年的4年中，人均国民收入由810美元增加到879美元，速度十分缓慢。此后，政府把握住80年代中后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次机遇，把从“四小龙”转移出来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接受进来，扩大出口产业，1987年到1991年的4年中，年均GDP增长速度维持在30%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飙升至1680美元。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步伐进一步加快
传统产业是那些建立较早的基础物质生产部门，包括钢铁、石化、纺织、食品加工、建筑施工等，它为一国发展提供大多数基本物质产品，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而传统产业不可能也决不能完全转移出国内从而依赖进口，有必要对其关键部分进行高新技术改造。
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维持超竞争优势的需要。我国已在引进新材料、生物工程、精细化工、微光电子等领域有重大进展，并在出口新兴产品中有重大突破。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可总结为：农轻重比例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将从大批量的生产转为发挥人的知识和创造能力；跨国集团发展迅速，产业的区域转移迅速，各国应重视比较利益的驱动获得比较优势；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日益加强。国有资本必须重视对传统产业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性、国家安全性、经济命脉性、自然垄断性的行业进行改造升级。
国企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选择
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要求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WTO的新成员，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是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因而必须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高新技术为先导的产业上来；其次，要注意WTO规则和世界经济趋势的影响。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可用“五个确保”来表述：
确保搞好大企业
政府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有选择性地重点搞好大型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形成规模效应。拿汽车工业来说，我国现有汽车生产厂商117家，年产量不足200万辆，远远比不上大众、福特等世界级汽车巨头中的任何一家的产量，没有规模经济和竞争力，成本太高，技术创新力量薄弱，产品难以升级换代，最终必然失去生存空间。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总趋势是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优质的服务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充分发挥组合优势、综合优势和尖端优势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
确保上好大项目
对于改造，交通通讯等大型国有工程项目，必须保证资金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和国家控股。大型项目是将新技术引入生产进而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和纽带，是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没有足够的投入是不行的。同时要加强企业间的技术协作，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在个别企业，利用技术指导，技术转移和技术共同开发等形式，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并通过企业间“产业技术研究组合体”，提高企业整体技术研究水平，保证在大项目中技术支撑的需要。
确保“走出去”与“引起来”相结合
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生产和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继续实施“引进来”战略向全球化市场提供自己丰富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应积极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到全球市场上去补充稀缺资源，逐步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走出去”主要是输出国有资本，以便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与市场，特别是我国在一些具有竞争优势又确立了全球化理念的大企业集团如海尔等已经“走出去”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确保搞好西部大开发
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西部有丰富的资源；国有资本要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加快
进行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国家已经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中部地区的国有资本在重组和调整过程中应该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挺进大西部，既能促进国有资本改组，又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
确保中小企业放开搞活
论证结构范文第4篇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论证结构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林业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截止1998年底，全省有林地面积为5349万亩，活立木总蓄积为8116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近19%；全省果树面积为1800万亩，年产量为63.8亿公斤，居全国第二位；花卉作为新兴产业，种植面积已达6.44万亩，年生产鲜切花4300万支、盆花4000万盆、园林苗木1.2亿株，成为林业新的经济增长点。1998年，林业实现总产值115亿元，其中:果品产值83.1亿元、林产品产值27.4亿元、花卉产值4.5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2.8%，林业已成为大农业的一项支柱产业。目前，全省已有20%的贫困村靠林果业及其相关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而且林业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专家测算，我省森林每年产生的生态效益高达162亿元！
但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省林业资源匮乏、林产品短缺、整体防护功能差、结构性矛盾还相当突出。一是林业内部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就建设速度而言，我省果树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林、营林业多年来由于自然条件、资金等因素限制，发展速度和成效不尽人意；花卉业尽管发展势头很好，但距形成大产业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程。二是林业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林业产业化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龙头组织少，产业链条短，林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未能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三是林分结构单一，林种结构不合理。我省地处京津周围，在改善京津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肩负特殊责任。目前防护林面积仅为856万亩，占有林地面积的16.0%，且分布不均，人工纯林较多，整体防护功能差。优质用材林资源少、形不成规模，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要。四是树种、品种结构不合理。从目前情况看，造林主要树种优良品种比例少、规模小，不能快速、有效地形成生产能力。果树树种中，苹果、梨、桃等水果比例偏大，优种板栗、核桃、杏扁等干果比例偏小；水果中以苹果、梨等大路品种较多，名特稀果品、错季果品、优种杂果等面积和产量相对较小。加之对新品种选育和引进力度不够，更新换代树种不足，造成品种档次低、质量差、名牌少，缺少特色，市场竞争力不强，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分析林业诸多结构性矛盾，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认真研究和谋划林业结构调整。
二、兼顾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搞好林业结构调整
（一）林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调整林业结构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改善生态环境和农民增收的主题，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争创优质林业工程、发展名特稀优果品和特色优势产业为切入点，健全两大体系，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和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
林业结构调整遵循的原则是：稳步发展经济林，大力发展防护林、用材林，重点抓好六大生态防护林工程建设，扩大经济型防护林比例，加快选育、引进优新品种步伐，优化布局，以调整林种、树种、品种结构为重点，提高质量和效益。在重点区域大力发展花卉业和果品加工业，提高林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二）林业结构调整的总体布局和目标
根据我省林业区划和各地实际情况，结构调整的总体布局是：抓好六大生态防护林工程（首都周围绿化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平原农田防护林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治沙工程、省会周围绿化工程）、建立两大用材林基地（燕山速生丰产林基地、平原速生丰产林基地）、完善六大果品基地（太行山大枣、柿子、核桃基地，燕山苹果、板栗、仁用杏、山楂基地，平原梨、桃基地，黑龙港金丝小枣、冬枣基地，张家口、昌黎葡萄基地和城镇周围时令果品基地）、培育四大花卉生产区（张承错季花卉生产区；冀中应季鲜切花、盆花生产区；环省会鲜切花和盆花生产区；冀南花灌木生产区。
总目标是：到2005年，发展防护林面积至1295万亩，用材林2645万亩，薪炭林4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3%；果树总面积稳步发展到2000万亩，果品总产量达到75亿公斤，实现产值120亿元；花卉面积发展到12万亩，年产值10亿元。在新建林果、花卉基地中，优良品种使用率逐步达到95%以上。
（三）林业结构调整重点
1、造林业：一是区域结构调整。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将工程造林重点由深山、远山区向窗口地带延伸，深山、远山加大封山育林和飞播造林力度。二是林种结构调整。今后要把防护林、用材林和经济型防护林建设放到突出地位。在建设六大生态防护林工程的同时，搞好再建“三个塞罕坝”大型林场项目，建立比较完整的防护林骨干体系；结合重点工程建设，通过定向培育，大力发展商品用材林；在立地条件适宜的地方积极发展经济型防护林；在张家口坝上等地区有计划地发展沙棘等薪炭、饲料兼用林。三是调整树种结构。根据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大力推广速生树种。平原地区、特别是京南平原要大力发展以三倍体毛白杨为主的速生树种，建立大型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为五大人造板企业和农用工程提供原材料；燕山山区，发展以落叶松、樟子松为代表的速生树种，积极培育、引进适合该地区生长的优良品种，建设山区用材林基地，缩短木材生产周期，提高林业经济效益；沿海地区，发展以日本黑松为代表的抗盐碱树种，完善沿海防护林体系。
2、果树业。按照“一稳步（稳步增加面积和产量）、二调整（调整布局、调整结构）、三提高（提高质量、提高效益、提高产业化程度）”的要求，一是调整布局。巩固和发展太行山大枣、柿子、核桃，燕山苹果、板栗、仁用杏、山楂，平原沙地梨，黑龙港金丝小枣、冬枣，张家口和昌黎葡萄，城镇周围时令果品等六大果品基地。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贮藏加工及市场体系建设步伐。稳步发展第一产业，积极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三是调整树种结构。稳定梨、苹果等水果面积，大力发展核桃、板栗、红枣、仁用杏等干果面积，积极引进和培育名特优新树种。四是调整品种结构。增加早、晚熟果品品种比例，加快我省名牌果品鸭梨、雪花梨的选优步伐，适度发展设施栽培品种和加工品种。
3、花卉业。花卉业作为我省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今后应当以良种优法为突破口，以科技进步和对外开放为战略举措，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发挥区位优势，突出地方特色，花、鸟、鱼、虫、草、根雕、赏石全面发展，优先发展盆花和鲜切花，逐步缩小同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发展布局上，以环京津、环省会及中心城市为重点，规划出张承、冀中、环省会、冀南四个大的规模化花卉生产区，即：张承地区以怀来、滦平为中心，重点发展错季花卉生产；冀中以三河、涿州为中心，重点发展适应京津市场需求的应季鲜切花、盆花生产；环省会以郊区和高邑为中心，重点发展供应省会市场需求的鲜切花和盆花；冀南以邯郸为中心，重点发展花灌木。花卉品种上，要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盆花和鲜切花，其中盆花主要发展仙客来、大丽花、何氏凤仙、球根海棠等系列产品，鲜切花主要发展玫瑰、康乃馨、剑兰、百合等系列产品。
三、强化措施，加快林业结构调整步伐
林业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周期长、问题多、难度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林业结构调整快速向前推进。
（一）加强领导，切实搞好组织协调工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林业结构调整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指导和组织协调，及时解决调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保证结构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同时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充分认识林业结构调整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强化市场观念和质量意识，注重林果产品提质增效和以优取胜，逐步使林业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转变，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高。
（二）依靠科教，推进林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一是实施名牌战略，按照“保老牌、创新牌、引名优、上精品”的要求，大力推广和普及常规技术，切实解决生产中“大水灌、化肥催、提早摘”的不良习惯，确保名牌果品在市场上经久不衰。二是健全优质造林工程和精品果园为主的两个示范体系，加强基层技术推广机构，提高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科技示范能力。三是组织开展林果良种培育、模式化栽培、贮藏加工技术研究，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四是以项目为载体带动林业结构调整，通过项目申报、评审、立项等程序有重点地扶持特色产业发展。五是加快实施种苗工程建设，把林果良种选育、引进和推广作为重点，加快扩繁和应用速度。六是大力开展林业技术培训工作，抓好林业行业关键岗位和绿色证书培训，逐步实行持证上岗。
（三）强化服务，推进林业产业化进程
一是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及时、准确地向生产和经营者提供各种有关信息，积极开展综合服务，努力提高林农、果农、花农组织化程度，建立果品、花卉协会或果品购销组织。二是提高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水平，通过清洗、杀菌、分级、打蜡、包装等措施，增强果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增加果品贮藏、加工业的投入，以恒温和气调为主改善果品贮运条件，不断研究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五是行政推动，扶持龙头组织，加快林业产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