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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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结构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层建筑；长悬臂结构设计；问题；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TU208文献标识码： A
一、工程概况
拟建工程位于南京市河西地区。项目总建筑面积29072.9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2574.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498.83平方米。建筑效果见图1。
图1 建筑效果图
拟建工程为办公楼，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设1层地下室，地面以上12层，模型典型剖面见图2。6-7层间及11-屋面层间纵向设置型钢混凝土桁架，腹杆采用方钢管，桁架挑出长度为15m，高均为8.4m。7-11层间悬挑部分梁柱采用型钢混凝土，并穿层设置斜拉杆，拉杆采用方钢管，层高3.9m。
图2 模型典型剖面示意图
二、结构体系
拟建工程主体结构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1~5层为长48.0m，宽45.6m的规则矩形平面，1、2层层高5.2m，3~5层层高4m；6层以上东西向两端各挑出15m，南北向两端各收进12.3m，形成一个长78.0m，宽21.0m的矩形平面，6层、11层层高8.4m，7~10层层高3.9m；主楼平面规则，竖向不规则，层高变化较大，挑出、收进尺寸都比较大。根据本工程特点，在竖向连续部位设置一定数量的混凝土墙，下部加厚，上部减薄来避免6层由于层高突变形成薄弱层；在与悬挑桁架相连的四角设置4片长混凝土墙，保证结构的抗扭刚度并平衡悬挑楼层引起的附加弯矩。悬挑部分6~7层间、11~屋面层间设型钢桁架，腹杆采用方钢管；与之相连的主楼周圈均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柱，腹杆采用方钢管，形成一个封闭的桁架，以更好的平衡悬挑楼层引起的弯矩。悬挑部分7~11层间梁柱采用型钢混凝土，并穿层设置斜拉杆，拉杆采用方钢管；与之相连的主楼第一跨内设置斜拉杆，拉杆采用方钢管，梁、柱均采用型钢混凝土，以平衡穿层斜杆的内力。悬挑部分桁架斜杆及穿层设置的斜拉杆均采用拉杆，以平衡悬挑端重力荷载作用，受力明确，典型剖面见图3。
图3D、F轴剖面示意图
三、结构分析
1、悬挑部分楼层板应力分析
ETABS模型中，板采用只考虑面内刚度的弹性膜单元，取消刚性隔板假定，六层~屋面层悬挑部位在恒载、活载工况下板（板厚100mm）在水平作用下楼面板面内应力较小。从分析结果可知：在活荷载作用下，悬挑部分各层板内均为压应力。在恒荷载作用下，悬挑部分各层板内局部产生拉应力，但拉应力很小，最大仅为0.0015MPa。因此悬挑部分楼层板采用普通混凝土楼板，仅作双层双向配筋加强。
2、悬挑部分斜拉杆轴力分析
在分析计算中不考虑板的效应，板厚输入为0。由于本工程平面规则对称，选取典型桁架进行内力分析。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桁架各杆内力符合设计意图，六~七层间、十一~屋面层间桁架斜杆受力最大，对其一根腹杆内力做简要分析。
3、悬挑部分竖向地震作用分析
竖向地震作用在SATWE软件中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第5.3.1条所述方法计算，对本工程结构总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约为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3.9％。ETABS软件中用竖向振型反应谱法计算竖向地震作用，计算了前15个振型，竖向地震作用下（常遇地震），悬挑部分的内力进行重点计算分析。
4、悬挑部分挠度验算及楼板振动对舒适度的影响
挠度控制
本工程悬挑长度度较大，进行挠度验算。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悬挑部分最外点竖向变形约为36mm，。
，挠度计算满足要求。
竖向自振频率fn控制
本工程悬挑长度度较大，进行了楼板振动舒适度验算。计算时，参照相关资料，有效分布活荷载办公取0.55KN/m2，有效重力荷载＝4.0＋0.55＝4.55KN/m2。有效重力荷载下，悬挑部分最大竖向变形约为32mm，楼盖结构竖向自振频率fn，计算如下：
参照2009年《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第3.5.6条：办公、旅馆跨度大于9m的楼盖，其自振频率不宜小于3.0Hz。本工程楼盖竖向振动频率满足此条要求。
峰值加速度控制
人行走引起的楼盖振动的峰值加速度计算和限值如下式：
式中，― 接近楼盖结构自振频率时人们行走产生的作用力（KN）；
― 人们行走产生的作用力（KN）；
― 结构阻尼比；
― 楼盖阻抗有效重量（KN）；
― 重力加速度（9.8）；
― 楼盖振动峰值加速度限值（9.8）。
计算时，参照相关资料，取0.3KN，取0.05，得：
所以，本工程人行走引起得楼盖振动峰值加速度小于办公环境下的峰值加速度要求0.005。
5、结构中震计算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工程悬臂长度较大，对与悬臂桁架相连的框架柱墙设置了中震下的性能目标：中震弹性。本工程中震用SATWE程序计算，中震动参数取规范值：特征周期Tg＝0.45s，αmax＝0.23。中震下构件的计算时，与悬臂桁架相连的剪力墙在底部加强区为小偏拉构件。为此在剪力墙的端部设置型钢，摘出剪力墙的设计内力，按型钢剪力墙偏心受拉截面设计。
6、结构大震计算结果及分析
由于悬挑部分结构的冗余度很低，没有多道防线，对于承受悬挑部分重量的主要构件：悬挑部分受拉的斜杆，保证大震下受拉不屈服；与悬挑部分相连的墙柱，保证大震下受剪不屈服。
桁架悬挑部分受拉斜杆大震作用分析时，此部分大震分析用ETABS程序计算，大震动参数取规范值：特征周期Tg＝0.50s，αmax＝0.50。在分析计算中不考虑板的效应，板厚输入为0。由于本工程平面规则对称，选取一榀典型桁架内力图进行分析。悬臂桁架及向内部延伸部分的腹杆在水平地震和竖向地震作用下的轴力，恒载、活载工况下杆件内力。从以上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六~七层间、十一~屋面层间桁架斜杆受力最大，再对其一根腹杆内力做简要分析。
四、针对结构不规则情况采取的加强措施
本工程竖向不规则，为较少见的长悬臂结构，为此结构设计作了许多分析和设计，确保结构具有很好的承载能力和延性，满足我国抗震规范设防目标：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1、结构计算分析
1）采用两种不用力学模型的三维空间分析软件SATWE和ETABS，进行整体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和比较，确保计算分析结果的真实可靠；
2）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地震波选用PKPM程序自带的两条天然波（TH2TG045、TH4TG045）和一条人工波（RH1TG045）；
3）悬挑部分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4）悬挑部分楼面板采用考虑面内刚度的弹性膜单元，楼板按应力分析结果进行设计；
5）悬挑部分考虑整体升温和降温引起的温度应力，并参与多遇地震组合。
2、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
针对本工程悬挑长度较长，悬挑楼层较多，对悬挑结构的关键部位提出较高的性能设计目标。
3、特殊部位楼面板处理
悬臂部分楼面板厚100mm，双层双向配筋，每层每方向配筋率不小于0.25％，保证板具有足够的水平刚度，有效传递水平力。
4、提高结构延性
在满足承载能力计算的前提下，在结构体系中的关键部位如主楼周边落地框架柱、悬挑部分及与其相连的框架柱墙采用型钢混凝土构件以提高其承载力和延性。
五、结论
根据概念设计理念，运用多种计算手段，完成了对本不规则工程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本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重要受力构件具有较好的安全储备。当采用相应的构造措施后，结构的延性也会得到有效的保证。
参考文献：
论证结构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信贷管理 支持“三农”完善制度
一、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
1、农业劳力素质低下，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而且，农村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其原因：第一是农村人多地少，就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发展很慢，致使农村本身就业空间狭窄。第二是吸纳大量劳力的乡镇企业，正经历着结构调整的阵痛，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第三是国家正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实行减员增效，不少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剩余劳力增加，使得一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力重返故土。第四是受益于小城镇建设，农村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因此，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年龄偏大、素质较低、家底较薄的弱势群体。这种结构现状、致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2、生态环境严酷，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农业在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和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粗放经营，带来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耕地质量下降，“三化”严重、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加剧和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等。例如：盲目的和非科学地增投化肥，，不但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浪费了生产资料，也造成水体、土壤和环境污染，导致土地板结、农作物减产、牲畜发育不良等后果。
3、农村市场不规范，延缓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一是管理服务不到位。面对广阔、混杂的农村市场，工商管理力量不足，市场管理手段落后，农产品产销市场缺乏相应的服务机构，假冒物资随时进入农村市场。二是生产上的盲目性。农民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盲目跟从，而不认真分析自己从事某种产业的市场可行性，国家也没有专门的市场准入、引导、控制服务。三是销售市场不规范。收购农民手中的农产品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市场销售行为，结果使农民产业调整收入大打折扣。
4、产品加工转化率低，曲限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受资金、技术、信息制约，目前，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季节性强导致农产品相对过剩。二是农产品深加工，储藏跟不上，导致农产品仍以初级销售为主，缺乏农产品深加工和储藏的企业，导致旺季农产品相对过剩，难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二、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问题和矛盾
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村产业结构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如下：
1、经营环境不适应。由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信用意识薄弱，逃废金融债务现象比较普遍，一些政府和企业借改制、破产为名，逃废、悬空农信社的债务。虽然有关部门和农信社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上还存在一些弊端，企业管理方式落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实际存在和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逃废”债务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在客观上使农信社在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持等待观望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2、风险机制不适应。国家对农信社因政策性因素、自然灾害造成的支农贷款损失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农信社内部管理体制方面缺乏完善的经营风险防范机制，资金投向方面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一方面对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把握不够，投放资金没能起到正确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目的，不利于顺利实现国家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机制，致使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难以及时得到农信社的资金支持。
3、信贷体制不适应。由于信贷管理滞后与贷款需求超前的矛盾比较突出，使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要难以满足。主要表现为：一是授信额度小。基层信用社的借款权限在2?5万元。二是贷款期限短。农信社“春放秋收冬不贷”传统延续较长，贷款期限一般在3?12个月，贷款尚未产生效益，就面临还款压力。三是信贷责任追究制与激励机制失衡。信贷人员认为发放农业产业贷款，数额较传统种植业大，相应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一旦出现风险，信贷员无能力承担。
4、服务水平不适应。农信社由于点多面广，机构分散，硬件设施和人员素质相对落后，特别是结算手段跟不上快速发展的产业结构的要求，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却仍停留在单一的信贷服务方式上，特别是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农信社还处于起步阶段，制约了农信社的发展。
5、执法环境不适应。农信社贷款案件难，一方面法院对影响地方利益的案件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难以胜诉；另一方面农信社向法院的贷款案件执行，“赢了官司输了钱，”不但未取到法律清收的效果，反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的构思
1、转变观念，创新意识，积极探索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子。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农村信用社要充分认识到信贷支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转变支农观念，创新服务意识，克服惜贷、畏贷心理，增强信贷营销观念，探索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新路。
2、调整思路，创新“支持县域经济”的信贷理念。农信社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要求，树立“大农业”的信贷理念，以“支持县域经济”为根基，“以农为本，为农服务”为宗旨，进一步拓宽信贷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县、乡镇级机构根基最牢，其发展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联，息息相关，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加大农村城镇(县市、乡镇)化的信贷支持力度。在支持“三农”的同时，要积极解决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合理金融需求，做到早介入，早选项，早评估，早安排，把握关键环节，突出支持重点，提升农村城市化品位，支持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3、改善服务，树立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的经营。农信社要切实端正思想，转变经营作风，紧紧围绕支农一中心，按照市场定位，明确支农方向，积极引导农村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突出信贷支农重点，积极改善服务，推进信贷创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4、整顿治理，明确重点，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信用环境。要创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信用环境，形成促进农业发展的合力，大力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一是积极开展农村信用社（镇）创建活动。为守信用的农户、守信用的企业提供一个密切配合的金融环境，对授予信用村（镇）的要给予优惠政策，使农民在创建活动中得到实惠。二是加大对农村信用环境的整治力度。对逃废金融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要加大司法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为农信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5、完善责任，规避风险，建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防范体系。
（1）建立政府风险责任防范机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整体产业、自然灾害、突出性社会风险因政府监督、引导、调控、服务不力造成的风险，应由相应级别的政府承担政策扶助、资金补偿。在财政保证金的运作方式上，进一步规范、完善，将由财政资金直接担保逐步转变为由地方政府成立专门担保公司对信用社项目进行贷款担保。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也可将风险金注入操作规范、信用程度高、规模较大的担保公司，由专人担保公司对相关项目进行担保，以确保担保方式的合规性。
（2）建立农村产业商业保险机制。在产业服务自愿和有承受能力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投保产业贷款损失保险。对农业龙头企业的贷款，要强化市场化运作意识，采取由贷款企业道德提供抵押担保或保证担保，财政扶持资金提供风险补偿的方式。贷款一旦出现风险，农村信用社可以向贷款企业和担保单位追偿贷款本息，抵偿不足部分再由风险金补偿，以保证财政风险金能够流动使用。
论证结构范文第3篇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政府失灵更为普遍。保罗·萨缪尔森指出：“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或（导致）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1]
公共选择学派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矫正市场失灵，政府活动本身也许就有问题，甚至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造成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决策的无效率，由于政府及其官员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同样是“经济人”，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政府的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是有差异的。二是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由于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政府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对官员有效监督的缺乏。低效率是政府机构内生的，提高政府效率存在着内存的障碍。政策决策方式的民主程序本身也制约了政府机构效率的提高。三是政府干预的无效率。为了确保正常而顺畅的社会经济秩序，政府必须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
二、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失灵分析
（一）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传统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当前农业结构调整的缓慢及政府失灵的症结所在。
1.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普遍贫困和城市化水平的严重滞后，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二元结构还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的等级也在不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494元，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94[2]，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利，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在4左右。在目前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中高档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需求无法转为现实需求。
2.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不仅农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而遇到阻力，而且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会因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现象的继续存在而受到制约。目前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
3.二元经济体制下不平等的工农产品交换政策使农业剩余被剥夺，削弱了农村农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建国后，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拥有最高、最大的权力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施的手段之一则是对价格政策的有效运用，即在价格政策上采取了工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的背离，而农产品价格则是采取低于其价值的背离，工农产品价格各自从反向背离其价值的结果，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利用这种剪刀差而在交换的过程中无形地把农民的部分劳动成果平调到国库，从而为加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据统计，从1979—1994年间，政府通过剪刀差隐蔽地从农民手中累计获取了约15000亿元，每年“剪刀差”的绝对值都在1000亿元以上，是改革以前的5.3倍[3]。农业剩余大量流失，导致农业资本积累匮乏，严重削弱了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能力。
（二）现行农业政策提高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1.农业政策“越位”和“缺位”并存。越位，就是走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应发挥作用的范围。缺位，是指需政策调控的领域，却没有政策手段可利用，出现政策“真空”。如：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极大的生产自，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调整农业结构工作中，无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直接干预农业经营性、竞争性领域。出台文件强化种什么、种多少、种在何处，有的还规定了产量指标。若市场行情变化，农产品积压，政府却无动于衷，农民遭受了损失，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对于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民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如提供市场信息、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提供市场公平交易规则等，仍然没有做好。这种“越位”和“缺位”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妨碍了农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2.农业政策执行难。受政府财力不济，涉农部门政企不分，政策“一刀切”等因素的影响，就是好的农业政策，不是实施不了就是实施不好，甚至沦落为流于形式的下场，产生“政策好、落实难”的怪现象。支持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政策，因既无贷款、又无资金而落实较差；稳定农业技术推广政策、耕地保护政策、化肥流通体制和价格政策、农业资金投入政策、控减农民负担政策、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等都落实较差。
3.涉农领域的行政垄断
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产生效益的涉农领域，如加工、流通、金融、保险等全是外部垄断，形成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的缺陷，使农业资源不能有效配置，无形中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本。这些垄断大都是行政垄断。比如，从去年年底开始，国内市场上的化肥价格一路上涨，2008年4月22日《南方农村报》报道，部分上年度以270美元～300美元/吨进口的钾肥现在市场价竟达4600元/吨，农民难以承受，尽管拥有钾肥进口权国内厂商的有十家，然而在与加拿大、俄罗斯的钾肥生产商进行统一谈判时，但主谈的企业是中化和中农，而且到今天为止，进口钾肥仍然全部都被中化和中农把持，剩余八家企业只能从中化和中农手中再购买[4]。
（三）农业保护和支持水平过低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不再仅仅发生在小农户之间，而是扩展到与国外规模化农场、跨国公司、农业综合企业等强大对手的竞争。
WTO的《农业协议》对农业政策分为农业支持政策和农业保护政策两大类，农业保护是指政府对国内农业生产与贸易采取的财政补贴、价格干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达到刺激国内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向农业转移收入的目的，其结果替代和扭曲了市场机制，称作“黄色政策”。农业支持是指在国内生产和流通领域采取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措施支持本国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使之能够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在不扭曲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称作“绿箱政策”。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还很低，支持保护机制还很不完善。一是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偏低。二是支持结构不合理。存在“四多四少”的现象：即“人头”经费多，建设性支出少；全社会普遍受益的投资多，农业直接受益的投资少；一般的生产性投入多，农业科研和农村社会发展投入少；直接投资多，贴息、直接收入补贴、补助等引导性投资少。三是补贴重点不突出。一般以间接补贴为主，直接补贴很少，而且重点使用在流通环节，透明度也不高。四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三、政府失灵矫正
首先要改革和弱化二元经济结构。这就要求政府统筹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从产业、财税、金融、技术及市场服务等方面，引导和鼓励有关工业企业通过适当方式反哺农业，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市场农业转变。
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注意改变目前在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上过多向城镇倾斜的政策，充分发挥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引导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和布局，创造城乡各类经济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改革现行农村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严格划定政府活动的范围，使政府只能采取合理和适度的方式来干预调节农业经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政府应遵循市场通行的利益原则，利用政权和所有权所派生的各种手段，采取以经济利益机制为主的间接管理。打破涉农领域的行政垄断，鼓励农业组织制度创新，借鉴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现行农村管理体制，加快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从而降低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189.
[2]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4%[EB/OL]./was40/gjtjj_detail.jsp?channelid
=75004&record=69.
[3]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
[4]为农资涨价埋单，每户多掏600元[N].南方农村报:农化版，2008-04-22.
论证结构范文第4篇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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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论证结构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特征
美国能在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大国，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中发挥领先作用，先进发达的高等教育，尤其研究生教育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美国研究生教育经过一百多年的曲折发展，已被公认为美国教育的精华，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其规模日益扩大，并构建出值得我们参考的合理的研究生结构，基本适应了美国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对人才的需求。
一、美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1．研究生教育初级阶段(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
1826年，哈佛学院为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并愿意继续学习的人开设课程，是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开端。1853年，密执安大学开设正式的研究生课程，并创立正式的攻读文科硕士学位计划。1859年，该校首次授予两名学生硕士学位。可以认为，这是美国大学最早正式设立现代研究生教育和硕士学位制度的标志。耶鲁学院是美国最早开设博士学位修业计划的学校，1860年该校首设哲学博士学位，1861年，授予了美国历史上首批3个博士学位，标志着博士学位制度在美国的产生。187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正式成立，吉尔曼校长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对此评论为：“直到有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榜样，才促使我们的教授们把力量投入到扩展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上来。”
2．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阶段(1920～1970年代)
美国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表现之一是：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数大幅度上升。
据统计，1920～1930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6.2％，1930～1940年为7.2％，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4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增加不到一倍。各级学位授予数的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率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长率。在1920～1940年的20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增长4.3倍，硕士学位授予数增长4.8倍；在1940～1970年的30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增长8.1倍，硕士学位授予数增长7.5倍。
表现之二是：研究生增长快于本科生增长。
表现之三是：学位类型多样化。硕士学位类型除传统的文学硕士、理学硕士等学术学位外，各种专业硕士学位，如教育硕士、企业管理硕士、社会工作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城市规划硕士也开始出现。各专业性博士学位也不断涌现。如1920年哈佛大学设立教育博士学位，1930年又设商业博士学位。其他大学在社会科学、药学、图书馆科学、家政学和公共卫生学等领域也授予了专业博士学位。而且专业博士学位数量增长迅速，1921～1930年间，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数占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16％，1950～1958年间，该比例上升为34％。
美国研究生教育得到巨大发展是与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奉行科技至上的政策，对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的。大学科研的大力发展始于二战、冷战的爆发以及卫星事件，从此联邦政府不断增加对科研的投入。联邦科研开发经费的10％用于高等学校，这笔费用占联邦基础科研经费的50％。1958～1968年10年间，联邦投入到大学的经费每年增加五倍，特别是基础研究，大学所占份额已从1/3上升到1/2。联邦政府通过合同和资助方式拨给大学研究开发经费总数超过高等院校科研开发总开支的60％。从1965～1975年，联邦资助高等教育增长了262％，创造了联邦资助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也正是从50年代开始，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特别快。
3．研究生教育的缓慢发展阶段(1970～1980年代)
美国研究生教育在经历长达50年之久的“黄金时代”后，于1970年代进入低速发展时期。阿波罗飞船登月的成功，使政府当局满足于已有的科技优势，再加上在政治(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和经济(随石油能源危机而来的经济发展不景气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压力下，美国实行全球性战略紧缩，政府对高校科研投资急剧减少，高校科研面临严重困难，培养研究生的能力下降，研究生教育发展缓慢。从1970～1981年11年间，硕士学位授予数仅增长42.2％，博士学位授予数仅增长10.4％，与繁荣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大大减缓，尤其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数还出现负增长。自然科学和工科方面情况更严重。1970～1980年，工程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数从3816名降至2600名，10年间下降了31.9％。
4．研究生教育的稳步发展阶段(1980年代～)
攻读高级学位研究生人数下降的直接后果是高级科技人才的短缺。到1980年代，联邦政府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新重视研究生教育。1983年，里根政府加强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把物理科学和工程科学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把国家基金会的经费预算增加13.6％，把研究生奖学金和用于鼓励大学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经费增加20％。美国研究生教育终于结束低谷期，转入缓慢的恢复阶段。
1978年秋研究生新生注册数比1976年秋减少0.36％，1980年秋比1978年秋增长1.76％，1982年秋又比1980年秋减少0.89％。从1984年开始，研究生新注册人数结束徘徊的局面，开始稳步增长，1984年秋比1982年增长2.23％，1986年又比1984年增长5.17％。到1990年代，美国研究生教育进人新的大发展阶段。
2000年，美国在校研究生总数超过200万，是居于美国之后的10国研究生总和的1.2倍。美国每10万居民中的研究生人数为747人，总体指标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综合实力无可匹敌。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美国在短时间里从一个蛮荒之地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据1901～2004年诺贝尔理、化、生、医和经济学获奖人次的统计，美国获奖学者中83.73％的人具有博士学位，特别是在经济、物理、化学领域，具有博士学位者高达94％以上，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调查，在数学、化学、天文物理和地理学四个关键领域，70％的重大进步都是大学科研的成果，与研究生教育培养出的高科技人才密不可分。同时，美国大学还有很多国家研究中心，这些大学研究机构中相当部分研究人员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二、美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特征
1．在学位层次结构上呈现出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硕博比逐渐稳定的趋势
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层次主要由硕士和博士组成。硕士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分文科硕士和理科硕士。专业型硕士学位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工商管理硕士(MBA)、计算机科学硕士等等。美国目前的博士学位主要有传统研究型、应用研究型、一级职业学位等类型。
传统研究型博士以研究高深学术为主要目标，适用于绝大部分学科。目前它分为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两大类。传统研究型博士是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1998年全美授予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数占全部研究型博士学位人数的92％。
应用研究型博士主要分布在应用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学博士、法学博士、公共卫生博士、工程博士等近50种类型。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的授予量相对较小，1998年只占研究型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8％左右。
一级职业学位(First-professionaldegree)也称为职业博士，其培养目标不是指向学术研究，而是指向完成一定课程学习之后的职业实践，反映的是高层次的职业水准，和研究型博士学位是平行的。
在学位层次结构上，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本研比呈缩小趋势。到1995年，美国在读研究生达到243.2万人，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比例为5.9:1。到1999年，美国高校各类注册学生14367520人，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为7.1:1。可以想象本科与研究生之比将更低一些。
这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密切联系。1957年前苏联卫星上天，犹如第二次珍珠港事件，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府以非常时期的决策速度，于1958年通过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防教育法》。它规定设立国防学习贷款，并于1959年为1000名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在以后五年中每年再增加1500名。同时，为鼓励研究生学习国家安全所急需的学科，设立专门奖学金。《国防教育法》一通过，国会立即专拨10亿美元用于教育。此后，国会又于1964、1968年两次修订了国防教育法，延长其适用年限。自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到1969年，共有150万人靠国防学习贷款上完大学，1.5万人完成了博士学位学习。
第二，硕博比从大幅度缩小到小幅上调并逐渐稳定。1880年，美国共授硕士学位879名，博士学位54名，硕博比为16.3:1。1890年，共授硕士学位1015名，博士学位149名，硕博比缩小为7:1。到1900年，全美共授硕士学位1583名，博士学位382名，14硕博比变为4.2:1，较之1890年进一步缩小。以后在上升和下降中微调，目前稳定在10:1左右。
2．在学位类型结构上呈现出专业学位加强的趋势
美国研究生教育非常注重实用的专业性学位，因此大力发展专业硕士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以满足社会对实用人才的要求。据统计，1987年全美硕士学位名称超过660种，其中专业性学位占85％，学术性学位仅占15％。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已占全部硕士学位获得者总数的55％以上。在博士研究生层次，有47种博士专业学位。这些学位的设置与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密切联系。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就颁布了《经济复兴税法》，规定了企业R&D投入优惠措施。这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企业对R&D的投资。据统计，1921年美国设有研究机构的企业为290个，到1950年，共有4060个企业设有共4834个研究所。企业研发和管理的加强反过来需要大量高级人才，尤其是大量自然科学、工程等领域的博士，并且越来越需要心理学、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和商业等应用领域的博士。这些需要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直接导致研究生类型结构的变化。
3．在培养方式上非全日制研究生发展迅速
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提出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由于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整合较好，且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无论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都可以采取非全日制学习的形式，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近几十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在研究生总体中比重逐渐增大。1969年，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已达59.3万人，1969～1974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增长28.5％，而同期全日制研究生仅增长17.5％。1991年，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占到研究生总数的20％。到1999年，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占到研究生总数的56.8％。
4．在学科专业结构上集中体现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培养规模的思路
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发展社会需求大的学科。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将高校的学科专业分为33种。社会实用型学科研究生比较多。1999年美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最多的4个学科专业。其中，硕士学位以教育学和商学为最多，一半以上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都有这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中，心理学、教育学、生物科学与生命科学、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