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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幼安喜欢写草书,拿着笔到别人家里的墙壁上乱写乱画,把人家的墙壁差不多都写满了,因此大家都称他为“草圣”。他很想让自己的名声传遍江西,所以来向我请教写毛笔字的诀窍,但我平常写字本来是没有什么诀窍的。然而世间的万事虽然纷繁错杂,如同蚊子聚集起来又飞散开去,但我从来不让他们横亘在我的心中以乱了真气,所以我写字是不在乎笔墨的,碰到什么纸都可以写,把纸写完尽兴就可以了,也不在乎是写得好还是写得坏,不在乎别人的品评与讥讽。就如同木人舞和着节拍,人们都惊叹他的高超的技巧,结束后表演者和观众就又都一切如前。幼安你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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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不仅文才,其书法亦精妙绝伦。文才好,得益于勤学,书法好,当然靠苦练,他甚至在同事的肚皮上练过书法。他任职史馆时,与顾子敦同事。顾子敦膀大腰圆,身材魁伟,夏天光着膀子午睡,看上去真是洁白一片,弄得酷爱书法的黄庭坚手痒,忍不住研墨舔笔,在顾子敦胸腹间挥毫,非行即草,大练其书法,顾子敦苦不堪言。一天,顾子敦为了不给黄庭坚练字的机会,一改平时的躺姿,趴在办公桌上午睡,醒后一看,肚皮上果然没有字,他得意地自语道:“看你怎奈我何!”然而,回家把衣服一脱,夫人却惊异于顾子敦背上有字,是一首诗,诗曰:“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黄庭坚无法在胸腹处着笔,便在顾子敦背上露了一手,而且,当时的人文身时,经常把这首诗文在背上,顾子敦不由得连连叹息。
在同事身体上练书法,可以看出黄庭坚性格中诙谐风趣的一面。不仅与同事,与其他人也是如此。有一黄姓相面先生,硬拉着黄庭坚看相,预测他有点翰林、当中书的命,然后向这位大书法家求字一幅,想做个广告,撑个门面。黄庭坚倒没拒绝,顺手写下:“黄生相予,官为两制(翰林学士称内制,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称外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黄生接过这一“金字招牌”,欢天喜地。同行者不解,问何谓“大葫芦种”。黄庭坚说:“我曾在相国寺见一卖大葫芦种的人,背一葫芦奇大无比,他从大葫芦中取籽出售,一粒就卖数百钱,人们竞相购买。不料种下去后,结出来的却是廉价的瓠瓜。”(宋代范公《过庭录》)这所谓的“金字招牌”,实则戏言黄生之术不可信,同伴听后大笑。
虽然只是一些笑谈,但幽默之外,黄庭坚确实心高气傲,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士大夫因支持或反对变法而形成了新旧两党,并逐渐演变成了党争,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黄庭坚曾参与编修《神宗实录》,因为他曾反对变法,被划归旧党。宋哲宗绍圣年间,新党重新掌权后,便在《神宗实录》中摘出千余条内容,控告他诬蔑宋神宗。、禁闭,诸多手段一齐上。但是,无论怎样威逼利诱,黄庭坚始终不承认有诬蔑之辞。“凡有问,皆直辞以对”,不折腰、不惧怕、不屈服,其嶙嶙傲骨、凛然正气,令士大夫莫不叹服。黄庭坚不会低头认罪,不会忍辱偷生,所以,他受到的打击比其他旧党人士更大,结局也更悲惨。他先贬涪州(今重庆涪陵),后贬黔州(今重庆彭水),再贬戎州(今四川宜宾),后来还遭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成了阶下囚,最后惨死他乡。
即便遭受如此大的打击,黄庭坚却从未叹息命运不公,也从未请求过赦免,始终高昂着头颅。据杨万里《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记载,黄庭坚被羁管宜州后,先寄居城西一居民家,太守认为按罪不能安置这么好。寄居寺庙僧舍,太守又不同意。黄庭坚无奈,被迫搬到城南戍楼,太守这才点头。戍楼是城墙上用于军事的望楼,破败不堪,风雨飘摇,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比囚牢好不到哪儿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黄庭坚依然读书作文,自得其乐。与邻居家宰牛的案板相对,看着市民讨价还价,他安然榻上,焚香读书。他甚至还为这居不像居、屋不像屋的地方,取了个十分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对苏轼可谓知之甚深,对于其书法特征及学书轨迹有一段妙论,其言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
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这些前代的书法大家,都对苏轼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影响颇深。颜真卿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以及颜书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大气充盈的章法,苏轼都能用心采撷。
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可以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黄庭坚也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
此外,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
对于杨凝式,苏轼说:“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雕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馀,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故苏轼能从杨书中仿其欹侧之势而取其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
他也赞赏蔡襄,说:“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的书法思想,或谓集儒、释、道于一身而又出己意,但是可以说是主要建立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基础上。
在他看来,无为首先是无形。他说:“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他认为,书法创作是一种通过寓心而达到忘忧的娱事,笔墨的痕迹也只有依托于具体的有形状的字才能表现出来,但是有形状就会有弊病。能够不借助于外在的物象而将修养自守于内心,这是圣贤的高雅情致,而非常人所能及,也只有颜渊这样的圣贤才能做到。
其次,他认为无为即无法。正如他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亦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可见,苏轼要求在书法创作中摆脱“法”的桎梏而求“意”,也就是追求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苏轼的这种力倡直抒胸臆,信笔所至的看法正是来自于老、庄要求摆脱拘束,追求自由的道家思想。在他看来,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因此,他赞扬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无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颓然天放,自然需要不守成法。他在论述用笔方法时也说到“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可见,他激赏的正是这种“无法”。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无法”呢?苏轼在评论草书时给出了答案,他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乃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在他看来,书法作品既然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创作之初,不要想着一定要写好,这样反而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否则,还没写,就背上了包袱,怎么能落纸云烟?因此,苏轼自谦又自负地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有意于学,此弊之极”,“无意于佳,乃佳”,从这种对比性的语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轼所标举的旷达淡泊的审美理想与老、庄提倡的清心寡欲、虚静无为的思想有着多么密切的血缘关系。
当然,苏轼所谓的“无法”,绝对不是反对作书有法,而是不要拘泥于法度之中而无己意。他提倡的是“无法之法”。他说王安石:“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就是指要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而有所创新,要从有法及无法,更要于无法中见法。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
他的这种思想不仅用来评书,也用来评画,他赞扬吴道子的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可见,苏轼是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有法”与“无法”的。在此基础上,他更追求变法,虽然他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对于这一点,他尤其钦敬颜真卿。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评论柳公权“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他的“变法”书法观,虽然曾经遭到时人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这种非议则被黄庭坚有力地反驳了回去:“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苏轼就是在“不失法度”的基础上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苏轼看来,什么样的书法风格才能体现出美感来呢?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一诗中所说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即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以为各种风格如果能协调完善,和谐统一,则能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故他提倡兼美。要求“书必有神、气、骨、肉、血”,认为“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那么,于这些丰富多样的书法风格中,苏轼更青睐于哪一种呢?他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他明显不满杜甫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论书观点。他喜爱的是雄健肥劲、丰腴阔大的书风,要求刚健挺拔的骨力蕴涵于敦厚秀美的字形之中,而不宜锋芒毕露,棱角突出,所谓端庄而流丽的书风即要求书法的体度安庄,气象雍和,然又不乏圆润流美。
文征明诸体皆能,而且皆有所成。其篆书师法李阳冰,一笔一画不出李氏左右,书风温和,不失书卷气。其隶书则深受《受禅碑》的影响,结字方整,笔笔中规中矩,于端庄雄健之中透出一股雅致。其草书,取法怀素与黄庭坚,并将两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所书字法之准确,笔法之娴熟,已达到了精练的程度,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流美气息。
上述三种书体,草、隶是文征明不常书写的,传世作品不多,成就也不如其他书体影响大。
代表文征明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小楷,其次是他的行书。文征明的小楷以晋唐小楷为基础,具体地讲,师法锺繇《宣示表》、王羲之《黄庭经》和欧阳询《九成宫》等,并能变革元人软弱秀媚的习气,力求古朴苍劲,以传达魏晋小楷端庄流利、刚健婀娜的气韵。单从这一点看,已难能可贵。因为自唐以后,小楷形成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遵循钟、卫之法,笔画求其疏朗;一是沿用唐人之法,以大字缩小的方法写小楷。文征明立足于晋唐之间,以一种新的认识,把小楷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其特点为:格调高雅,法度严谨,工整精致,往往以以敬反正的空间效果,把整体之间的每一字通过揖让、向背甚至夸张的手法使飘逸灵劲和工整细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文氏家法。这正如丰道之所说:“(文征明)小楷招本钟、卫,金声玉洒。”他说:“古无真正楷书,即钟、卫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自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征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俱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由于文征明确立了自家独特的小楷艺术风格,从而奠定了他在楷书发展史上特殊的地位,奠定了他对后世书法的影响。其楷书代表作有《前后赤壁赋》、《离骚经》等。
文征明的行书,远宗二王,近师赵孟烦,旁涉苏轼、米芾和黄庭坚。其书字法主要来自《圣教序》以及黄庭坚。他学二王,从赵孟颊去窥视晋人,所以他的行书笔意带有赵的痕迹。他学黄,是受沈周的影响而涉猎的。因此,在他的行书中,一直脱不去赵孟颊和黄庭坚的影响。
但是文征明的取法又是与众不同的。至少在明代书风颓靡、馆阁风行之际,他没有受其影响,而是由宋元直入晋唐殿堂。学王他得其潇洒,学苏他得其恣肆,而黄字之诘屈、赵字之俊秀,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的笔下,我们不能不赞叹文征明是一位非常善学而极有融合能力的书家。其书无馆阁之俗气,也无鼓媚之弊病。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贵,也是极难做到的。也许如此才使文征明的行书在明代书家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文征明是一位理性极强的书家。正是他的理性,才表现出他与其他书家不同的特征。他的行书,从无草率之作。每每下笔,法度谨严。其用笔流畅劲健,不仅笔笔精到,而且还富有弹性。特别是转折处提按顿挫的处理,非常微妙。其结体多有变化,字形端庄典雅。其章法、布局疏密有致,很善于把独立的字法,通过笔意连贯起来,使其字的意态横生、气息畅达,于古淡之中展现平和之趣,遂成笔力道劲、体态雍容、风流儒雅的行书艺术特点。
时展至今,现今世界上的社会风气是“珠玉买歌喉,糟糠视独特”,炎黄子孙,堪虑堪忧。
卢肇,是江西第一状元,唐朝末年的政治家、文学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也是伟大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首先提出书法必须“尚势”,直到宋朝中期,江西书法家黄庭坚才提出书法“尚气”,已经过了几百年。
中国书法从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发展到唐初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迭起,一字千金,当时人父亲死不请柳公权写墓碑、墓志,就是不孝。宋朝中期,又兴起,江西黄庭坚提出“书法尚气”,成为划时代的伟大书法家。到清朝民国,渐趋平隐,至现代又起波澜,启功大师,虽未提出理论,但其实贱是“书法尚气”。
但现代中国书法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是怪异;二是整齐。
自清代金农始到民国北平书法家王XX(先到台湾后又移民美国,是著名教授)。到现今的XXX,如“日”字要写成:,蛇字写成:,长此以往,与中国书法渐离渐远矣。
“整齐”,作为实用是“好的”,但作为艺术则不可。
写汉字写得像美术字的仿宋体和等线体一样,煞是好看又实用,但离艺术、人的个性,民族的共性则远矣!状元肇公,称这样写出的汉字“状如算子”,就像算盘珠子一样整齐划一,千人一面。算盘日本有,韩国也有。这样写汉字,每个人写的每个字都一样,外国人也能,还有什么鲁迅先生所说的“华夏之独特”呢?
所以,鄙人以为现今中国书法日渐式微,其不“珠玉买歌喉,糟糠视独特”也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