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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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增论范文第1篇

一、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研究

企业捐赠的动机是国外学者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逻辑起点，这种动机可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企业捐赠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二是经理人通过企业慈善捐赠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根据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国外学者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和“经理人效用最大化”两种理论模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理论上，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利润和企业捐赠价格来实现（Schwartz，1968）［1］。为了方便研究，学者们通常假定企业慈善捐赠在税前全额扣除，即企业慈善捐赠价格为1-t（t为企业所得税率），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税率变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进而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其中，Clotfelter（1985）［2］和Navarro（1988）［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一）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利润最大化是公司最根本的目标之一，因此，研究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学者们主要从捐赠对企业收入和成本的影响入手，来考察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的效应。1.利润最大化模型的理论渊源对于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进行捐赠可能的理由是增进收入和降低成本（Clotfelter，1985）［2］。关于增进收入，Andrews［4］于1952年在总结前人的观点时提到“企业捐赠的好处是可以树立良好形象，扩大产品的宣传和影响，增强产品的公众认可度”；关于降低成本，Schwartz（1968）［1］论证到，企业慈善捐赠可以改善社区环境、降低人员成本或研发成本。而Johnson（1966）［5］则认为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企业从捐赠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实际上在暗指垄断竞争企业为增加企业利润应捐赠更多。上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然而，考虑到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学者们需要建立完整的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效应。2.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发展Clotfelter（1985）［2］较早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他通过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一期模型研究后发现，企业所得税率对企业的最优捐赠额没有影响。同时，为了考察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效应，Clotfelter［2］还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两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率变动只影响了捐赠在各期的分布，而对企业捐赠总量没有影响；利润最大化的捐赠决策取决于各期企业税率的大小，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只具有短期效应。Navarro（1988）［3］将“其他企业的捐赠支出”和“政府支出”等更多因素纳入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的一期模型中，得出了与Clotfelter（1985）［2］相同的结论，即企业所得税率对企业捐赠量没有影响。相比Clotfelter（1985）［2］的利润最大化模型，Navarro（1988）［3］更侧重通过税收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来说明企业捐赠的动机，而Clotfelter（1985）［2］则重点考察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就模型本身而言，Navarro（1988）［3］的模型考虑的因素更全面，对企业的捐赠行为更具解释力。后来，支持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学者均延续了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思路，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量没有影响。

（二）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效用最大化理论是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另一种解释。企业慈善捐赠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经理人或股东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而发生的捐赠行为。在效用最大化模型中，企业慈善捐赠被看成一种正常商品，学者们通过研究税收对企业捐赠价格和利润的影响来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的变动情况。由于股东捐赠是个人捐赠的问题，本文重点对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进行综述。1.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理论渊源企业慈善捐赠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由Williamson（1964）［6］的经理人自模型发展而来。根据Williamson的研究，在两权分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经理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将可自由支配利润用于购买豪华办公用品、雇用过量员工、企业捐赠等方面，从而逃避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责任。企业经理人通过企业慈善捐赠可以提高自身社会名望，或满足自己的利他心理，因此，他指出企业捐赠是实现经理人效用的途径之一，可以进入经理人的效用函数。虽然Williamson的主要贡献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并未专门就税收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但他的企业经理人行为理论为学者们分析和构建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捐赠模型提供了思路。基于他的理论，Nelson（1970）［7］认为，经理人可以凭借所具有的信息优势，诱导股东做出符合自身偏好的捐赠决策来满足自身效用需求。Goldberg（1970）［8］则论证了企业捐赠是实现企业经理人效用的途径之一。2.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发展Clotfelter（1985）［2］根据前人的研究，假定企业捐赠与税后利润是经理人效用函数中的两种商品，将捐赠支出引入到企业经理人效用函数中，第一次正式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专门分析税收对企业捐赠行为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经理人有捐赠偏好时，税收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显著，税率与企业捐赠同向变动，企业所得税率上升会导致企业捐赠增加；当经理人没有从慈善捐赠中得到任何效用时（这种情况是利润最大化的简化形式），税收对企业捐赠行为不产生影响。据此，Clotfelter［2］推断，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持久效应。有别于之前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Navarro（1988）［3］第一次将利润最大化动机问题和经理人自问题作为互补关系进行研究。他认为，经理人通过企业捐赠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将会受到可自由支配利润的约束，在一定的捐赠水平上，企业捐赠水平与利润最大化目标一致，超过了这一水平的捐赠则是经理人增进自身效用的一种方式，但经理人并不能无限量偏移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捐赠支出，捐赠总量的大小要受到可自由支配利润的限制，即经理人超过利润最大化水平的捐赠量要受到企业总利润与股东要求的最小利润之差额的约束。与传统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Williamson，1964［6］；Clotfelter，1985［2］）不同，Navarro（1988）［3］认为可自由支配利润只是实现经理人效用的预算约束，不会直接影响经理人的效用。有鉴于此，Navarro（1988）［3］对Clotfelter（1985）［2］的模型进行了两方面的扩展：（1）在经理人效用函数中增加“其他消费品”，得到与传统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相同的结论，即税率与企业慈善捐赠同向变动；（2）在经理人效用函数中仅考虑“慈善捐赠”和“其他消费品”两个变量，得出了与传统模型相反的结论——税率与企业慈善捐赠反向变动，企业捐赠随着税率减少而增加。Navarro（1988）［3］的论证结果表明，目标效用函数不同，税率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呈正、反两个不同的方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Navarro（1988）［3］的企业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描述更具一般性。他将企业利润排除在效用函数之外只是对模型表达形式的微小改动，但却使得这一模型与传统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可自由支配利润只是企业经理人用于偏好支出的预算约束，而非实现效用的商品本身，理性的经理人会花光所有可自由支配利润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他的研究充实了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理论解释。

（三）近期的理论研究Boatsman和Gupta（1996）［9］指出税率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有三种情况：（1）在利润最大化点上，税率变动不影响企业捐赠总量，只影响利润水平；（2）超过了利润最大化水平的捐赠，如果股东对企业最小利润水平没有约束，税率与企业捐赠同向变动；（3）如果股东对企业最小利润具有强制约束，税率与企业捐赠反向变动。Carroll和Joulfaian（2005）［10］研究了捐赠给股东带来效用和不带来效用时税率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理论推导的结果是利润最大化动机下，税率不影响捐赠，捐赠和广告支出的效果类似；当捐赠给股东带来效用的情况下，理论模型推导不能确定税率变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方向。Husted和Salazar（2006）［11］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发现，既考虑利润目标又兼顾社会目标的企业战略捐赠模式优于企业自利型捐赠或利他型捐赠模式。该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特定税法条件下实现企业多元捐赠目标的最优化选择提供了参考。

二、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对线性或对数模型和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应用；近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微观企业主体为观测对象的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分析。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Schwartz（1968）［1］采用1936年到1961年的企业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将平均捐赠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平均税率为基础计算的企业慈善捐赠价格、税后收入和其他相关变量最为解释变量。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捐赠的价格弹性区间为（-1.06，-2.0），收入弹性区间为（0.53，1.34）。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慈善捐赠与捐赠价格负相关，与税率正向变动，与收入正相关，该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他认为企业捐赠还存在其他目的。Schwartz（1968）［1］的研究范式一直延续了近20年。Nelson（1970）［7］、Levy和Shatto（1978）［12］、Bennett和Johnson（1980）［13］、McElroy和Siegfried（1985）［14］、Clotfel?ter（1985）［2］等学者均采用了与Schwartz（1968）［1］类似的研究方法，利用加总数据分析税收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均表明税率与企业慈善捐赠同向变动。但是，由于数据区间的选择、计量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以及税率形式的不同，学者们测算出的企业捐赠价格弹性区间和收入弹性区间并不相同。例如，Nelson（1970）［7］采用边际税率计算企业捐赠的价格，对1936年到1963年的企业加总时间序列数据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企业的捐赠价格弹性区间为（-1.03，-1.18），收入弹性区间为（1.05，1.43）；而Clotfelter（1985）［2］同样采用边际税率，对1936年到1980年的企业加总时间序列数据对数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企业捐赠的价格弹性区间为（-0.16，-0.4），收入弹性区间为（0.11，0.57）。另外，Clotfelter（1985）［2］对按行业分组的混合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价格弹性区间为（-0.2，-1.81），收入弹性区间为（0.59，1.14）。

（二）近期的实证研究加总数据带来问题是宏观估计与微观估计的不一致，Navarro（1988）［3］对此问题进行了改进。他首次采用了具体的公司数据，根据美国文科理事会对1976年到1982年间24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对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捐赠有很强的利润最大化动机，而经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不明显；企业捐赠和企业所得税率之间的相关性很小。Navarro首次采用具体的企业数据分析企业捐赠行为，克服了宏观加总数据的缺陷，开创了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分析捐赠问题的研究模式。Boatsman和Gupta（1996）［9］采用1984年到1988年间212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克服了时间序列与横截面数据的局限性，且由于选取数据的年度跨越了美国两次税制改革，因而可以考察同一公司的捐赠对税率变动的反应情况。他们分别对简单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和捐赠负相关，这意味着税率降低，企业慈善捐赠增加，这与Schwartz（1968）［1］等人的结论完全相反。Carroll和Joulfaian（2005）［10］首次将样本企业扩充到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小公司，通过对26634家企业的数据分析，从股东层面对企业慈善捐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捐赠与捐赠价格反向变动、与收入和广告同向变动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慈善捐赠对捐赠价格敏感，利润最大化模型不能完全解释企业的捐赠行为。

三、简要评述

由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多元性，单一的理论很难诠释现实中所有的企业捐赠现象。因此，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考察税收对企业捐赠的激励效应。目前，学界并未形成成熟、一致的观点。企业慈善捐赠课税的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扩展，从而解释现实中复杂的企业捐赠现象。

（一）现有理论研究的成果及局限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重点考察了捐赠对企业核心目标的影响，目前已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在企业慈善捐赠可以全额抵扣的前提下，税收并不能影响企业捐赠行为，这能合理解释企业捐赠的大多数行为。原因在于，无论政府和社会对慈善捐赠评价有多高，企业首先只有盈利了，才有慈善捐赠的经济基础，也才能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忽视了企业捐赠动机的多元化，推导出税收不影响企业捐赠的结论与大多数实证检验的结果不相符。另外，企业捐赠只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不能解释现实中有的企业亏损还要捐赠的现象，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可能是片面的。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理论的不足，解释了现实中税收促进企业捐赠的现象。而且，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考虑了企业经理人捐赠时所受到的企业利润约束，能更好地解释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但是，现有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研究，均是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难于解释税收对企业捐赠的长期影响。尽管Clotfelter（1985）［2］认为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具有持久效应，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经理人受企业利润约束的个人捐赠，按照个人捐赠的相关理论，大量的研究表明税收对个人捐赠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是不一致的（Randolph，1995［15］；Auten等，2002［16］）。那么，企业慈善捐赠对税收政策的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是否一致？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这个问题。另外，建立在企业慈善捐赠全额扣除假设下的研究，并不能解释限额扣除条件下企业经理人或股东对企业税收政策变动的反应。尽管两种理论有待完善，但它们为判断企业捐赠的动机、估计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证研究企业捐赠行为对税收政策和商业周期的敏感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二）现有实证研究的成果及局限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考察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使得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逐渐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相关研究也不断丰富和深化。总的来说，企业捐赠所得税政策效应的研究进展主要以数据类型和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主线，其中，数据类型实现了由加总的时间序列数据到公司具体调查数据的应用，估计方法也不断发展，实现了由简单的线性模型或对数模型发展为基于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由于前提假设、变量选择、数据构成、数据处理方法的不同，实证检验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从侧面反映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复杂性。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较为一致的结论是税收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尽管如此，学者们对于企业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区间的测算结果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实证检验中的数据挖掘、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方法等方面有待深化。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尚不明确。为此，我们需要各种理论模型的整合发展。

四、研究展望

国外学者对企业慈善捐赠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提供了参考依据。然而，考虑到企业捐赠动机的多元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税制和企业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单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难于解释中国企业的捐赠问题。因此，结合国外现有的研究情况，本文认为未来对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

（1）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长期效应的理论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行为研究，对于政府更好地评估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现有国外的理论研究缺乏对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动态分析，对企业慈善捐赠均衡的实现和稳定性缺乏必要的证明，从而不能定性地分析税收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拓展研究。

范增论范文第2篇

1、汽车涡轮增压机坏了的反应。排气管冒蓝烟或白烟。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机油消耗量增加。涡轮压力不稳定。

2、涡轮增压器简介：涡轮增压器是一种空气压缩机，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进气量。它是利用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惯性冲力来推动涡轮室内的涡轮，涡轮又带动同轴的叶轮，叶轮压送由空气滤清器管道送来的空气，使之增压进入气缸。当发动机转速增大，废气排出速度与涡轮转速也同步增加，叶轮就压缩更多的空气进入气缸，空气的压力和密度增大可以燃烧更多的燃料，相应增加燃料量和调整发动机的转速，就可以增加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了。 由于涡轮增压器经常处于高速、高温下工作，使用中应注意勿着车就走、勿立即熄火。

（来源：文章屋网 ）

范增论范文第3篇

成本、客户接受度和商业策略是直接影响数据增值业务价格的因素。尽管上述影响因素最直接的目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三者对于数据增值业务的影响大小也是不完全一致的：成本一般处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商业策略和客户的接受度这两点处于比较重要的影响位置上。

1）商业策略

商业策略是影响四川移动业务价格的最关键因素。商业策略是要在制定价格之前就需要予以明确的。在没有此类数据增值业务市场使用情况之下，要制定出最佳的数据业务推广策略，四川移动就需要结合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以及同类竞争型业务的定价情况，在对数据增值业务进行定价之前，制定出适合于推广该类业务的商业模式和策略。一般来讲，定价之前需要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其一，市场中数据增值业务的细分程度、目标市场的需求以及目标客户的预期反应；其二，移动运营商期望获取的利润、收入以及价格竞争实施的成本；其三，目标市场的竞争程度、竞争对手的反应以及竞争实施后对企业自身产生的冲击程度；其四，价格竞争实施后客户数量、业务收入产生的影响；其五，近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相结合、促销活动与措施的配合。

2）客户的心态和接受程度

影响客户对数据增值业务的因素主要包含以下三点：一是增值业务的内用与应用。数据增值业务是否具备丰富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客户的体验、使用心态。二是数据增值业务的服务质量。服务质量主要包括网络技术、业务体验、客户服务以及手机终端等服务。三是与同类服务相比，增值服务自身价格的高低。由于增值业务属于服务类产品，因此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偏低的价格对于客户而言，还是具备了极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年龄、职业及生活习惯等也是影响客户对增值业务的接受度的重要因素。

范增论范文第4篇

《史记》之所以采用纪传体，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文体能刻画鲜明的形象，而学生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另外，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很少采用心理描写，而往往通过肖像、语言、动作描写来衬托人物的心理活动。如果不细心分析，很难看出一个人内心的想法。

《鸿门宴》生动地记叙了刘邦和项羽这两个集团为了争夺未来天下的领导权，在宴会上的勾心斗角、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的斗争经过，场面紧张，人物内心的斗争更加激烈，如果不仔细加以分析是很难看出来的。

《鸿门宴》上的强弱形势是一边倒的，项羽是绝对的主宰，刘邦是被宰割者，毫无还手的实力，刘邦的命运决定在项羽手中。那么项羽想不想杀刘邦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天下群雄逐鹿，最有实力的就是刘邦和项羽，而两个人都想当皇帝，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当项羽听曹无伤说刘邦想当皇帝，当时就勃然大怒，当即下了命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项羽是个很自高自大的人，他并不觉得刘邦有多大本事能和他争夺天下，因此并没有把刘邦看得很重，认为对付刘邦是轻而易举的。从上面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旦日飨士卒”――明天就打，不用作什么准备。这是他在鸿门宴上不肯动手的主要原因――既然能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轻而易举地杀掉刘邦，干吗要在宴会上下手呢？这岂不惹人耻笑？我今后还怎么统领天下？因此当项伯向他保证刘邦不会做皇帝，仍然效忠于他，并亲自前来澄清误会时，这很合乎项羽的心思，因此项羽答应了。

但刘邦的手段骗得了项伯和项羽，却骗不了足智多谋的范增。当项羽摆鸿门宴之前，范增必定劝说过项羽趁机杀了刘邦，项羽应该是被范增说动了心，否则范增后来就不必使眼色、举玉了。（眼色的含义和玉的含义只有项羽最清楚）因此刘邦前来赴宴之时项羽是充满杀机的。但刘邦的表演的确高明，他表现得极为谦卑，对项羽百般奉承，使项羽很快丧失了警惕，以至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出卖了自己的高级间谍曹无伤。如果项羽没有主动出卖曹无伤，而使曹无伤在今后的楚汉之争时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那么楚汉之争的结果完全可能改写。项羽之所以出卖曹无伤，主要还是因为他自高自大不肯承认自己会上小人的当。

鸿门宴上的座次排列也很有深义：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座次，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人的位置：一个是范增，一个是项伯。范增号称亚父，论理应居首位，但军中以项羽为尊，虽不能在项羽之上，但也不该在项伯之下。这个座次不仅表现了项羽不重谋略，而且隐约表露出他的意图：不打算杀刘邦。因为项伯主张善待刘邦，范增主张杀刘邦，项羽和项伯坐在一起自然表明了他的态度。宴会开始后“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但“项王默然不应”。项羽此时的心情就值得推敲：他若想杀刘邦，就可以马上动手，但他若下了决心不杀刘邦，那么他也可以暗示范增，用不着范增一而再、再而三使眼色、举玉，而暴露了他们的密谋。

正因为项羽的举棋不定，范增才敢于自作主张使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计策，意图造成既成的事实。但项羽的表现仍然是举棋不定：他若不想杀刘邦，只需找个借口让项庄歇一歇，就可以了。他若想杀刘邦，只需找个借口让项伯歇一歇，那么项庄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杀掉刘邦，而且不需要他项羽来承担责任。但他没有阻止项伯袒护刘邦的举动。对于项羽的思想，刘邦和张良都洞若观火，因此他们都竭力争取项羽的信任，在危机关头派出了樊哙，樊哙果然不辱使命，以冒死闯帐、大斗喝酒、生吃猪腿的英雄气概打动了项羽。项羽不仅没有治樊哙的罪，反而赐洒、赐猪腿，一再称他是“壮士”。樊哙再次为刘邦辩解，这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是项伯和刘邦），谎言说的次数多了也可以成为真理，况且樊哙硬中有软，把项羽捧上了天看成了皇帝，这非常符合项羽的心思。项羽听了樊哙的话后“未有以应，曰‘坐’”。既然没有反驳（对刘邦的解释，项羽以曹无伤的话来反驳），那么就应该是承认了，至此项羽已彻底消除了杀刘邦的决心。

对于项羽的心思，刘邦是看得很透彻的，他一旦觉察到项羽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就立即逃走。这也是刘邦在项庄舞剑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也不逃走的原因（那时项羽对他还心存杀机）。现在项羽虽不会杀他，但范增还会动手，而此行目的既已达到，他立即逃走。刘邦逃走后，张良承担了辞谢的重任，张良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只说了一句：“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这句话把责任全推到项羽身上，言外之意是鸿门宴上的使眼色、举玉、项庄舞剑，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刘邦不辞而别的原因。项羽此时也觉得自己冤枉了刘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接受了刘邦的礼物。这意味着他已原谅了刘邦。但范增却不好骗，他一怒之下不仅击碎了刘邦送给他的玉斗，还说了一句很不明智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这话明说项庄，实骂项羽，在项羽这样自高自大的人听来是很不顺耳的，这也为他们今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并最终被刘邦所利用，成功地离间了两人的关系。

范增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课堂教学；问题设计；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3

课堂提问，是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学手段之一。课堂问题设计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文课堂教学能否顺利进行，影响着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关系着能否取得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问题设计仍普遍存在着笼统化、程式化、教条化等一系列问题，使所设问题缺乏针对性、启发性和生成性。因此，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怎样研究设计出具体的、有价值的、可引领学生快乐高效学习的问题，真正“问”出语文课堂的精彩，值得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予以重视，认真探究。

一、问题设计要有针对性

有的教师忽视了学生的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提问或过于浅显，无思维价值；或无限拔高，难于回答；或模糊抽象，回答不清。因此，根据教材特点，教师针对性地设计出真正符合学生实际的不同层次的问题，才有利于学生主动积极地展示其思维过程，才有利于全班同学的共同发展，才会避免出现“好学生吃不饱，差学生吃不了”的现象，让课堂呈现出“不想说的想说，不会说的会说，会说的创意说”的生动局面。在教《祝福》一文时，结合“课后练习”中的三个探究题，我还补充了二个问题：

（1）小说写了几次“祝福”？在这几次“祝福”中，祥林嫂有怎样的表现？这几次“祝福”对祥林嫂的命运又有怎样的影响？

（2）祥林嫂被婆婆卖给贺老六，为什么要拼死反抗？她到底在反抗什么？

这几个问题涉及了小说的情节、内容和主题，兼顾了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很有针对性，很适宜适度。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立刻对这些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我意识到这正是让学生自己探究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于是我趁机把这个“球”抛给了学生，鼓励他们到课文中去寻找答案。学生们在激烈的争论中对课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也体验到了发现与探究的乐趣。

二、问题设计要有启发性

有的教师盲目追求活跃的课堂氛围，不是以启发学生思考、探求学生的见解为导向，而是以获得预设正确的答案为目标，“牵着学生鼻子走”，让课堂提问成了帮助自己完成预案的工具，形成“生从师问”的被动局面。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不是指点他的学生入住现成的“高楼”，而是促使他的学生去“垒砌”，同他一起去建造“高楼”。问题设计具有启发性，能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能诱发学生展开思维，不仅能使课堂教学顺利而有效地开展，还能使学生通过对此一问题的探究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在教《逍遥游（节选）》一文时，学生对文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我于是设计了二个问题去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积极揣摩课文内容。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文章第一、二段中提到的“野马”、尘埃、蜩、学鸠、斥等事物和鹏鸟有没有相同点？”学生通过思考交流，很顺利地认识到：无论是鹏鸟，还是“野马”、尘埃、蜩、学鸠与斥等，都须凭借空气才能飞行或迁徙。

接着，我激疑促思：“文章第三段写了“知效一官”一类人及宋荣子和列子，这些人物与前两段所写的事物有什么联系？”课堂又生波澜。学生激烈探讨，理解到“知效一官”一类人与“野马”、尘埃、蜩、学鸠与斥等都目光短浅，宋荣子、列子尽管达到较高境界，但跟鹏鸟一样仍“有所待”，都没有达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至人、神人、圣人”的“无待”境界。至此，学生对《逍遥游》的主旨就基本上理解了。可见，所设问题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是很具有启发性的，达到了能让学生“跳一跳，摘到桃”的目的。

三、问题设计要有生成性

有的教师往往“心中有预案，行中无他人”，对所设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缺乏生成性，当冷不丁冒出“旁逸斜出”的问题时，或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更有甚者对敢于提出异议的学生批评打击，导致课堂教学缺失灵气。因此，教师要尽可能考虑并预见到所设问题在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生成新的问题，以更好地应对课堂上出现的“意外”之美。

教《鸿门宴》一文时，我本想在概括故事主要情节，分析归纳项羽、刘邦、范增、张良等人物的性格特点后，让学生深入探究项羽最终失败的必然性。可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赞同说亚父老谋深算!”

要知道，亚父老谋深算，有政治远见，早成定论，只不过项羽的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了他的谋略失败。这时，我非常冷静地示意学生说出理由。学生说：“刘邦以上厕所的借口逃走，并趁机叫出樊哙，这一点，老谋深算的范增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

问题一出，学生哗然。我示意学生安静下来后，称赞了该生敢于大胆质疑的好习惯，并顺势引导学生再次细读课文，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佐证。几分钟后，精彩的一幕出现了：

生1：刘邦逃出以后，大概是时间太久了，连项羽都派陈平去叫刘邦，这么久的时间亚父为什么还没有起疑心？又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补救行动呢？

生2：在刘邦被困荥阳、项羽胜利在望时，刘邦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范增受到项羽的猜忌，范增一气之下辞官回乡，病死途中。聪明的范增怎么会在自己被用作离间的靶子后仍坐以待毙呢？

……

针对学生的诸多质疑，我赞赏了他们对课文内容的独特见解，并顺势引导：那么，假如我们让双方的主帅对调一下，结果又会如何呢？课堂上又炸开了锅。

生1：鸿门宴仍旧会以项羽的失败、刘邦的胜利而结束。

生2：鸿门宴上的斗争其实只是范增与刘邦集团的单打独斗，这也暗示了项羽最终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

生3：项羽的失败，并不在于谋士才智的低劣，而在于他自己的骄傲自大、不听劝告、寡谋轻信。

……

一切又回到主题，课堂归于和谐圆满。我们在享受文章带给我们的美感的同时，引导学生合理质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学生能够对范增这一人物形象提出质疑，本身就说明他们的思维正处于积极的状态，说明他们已读懂了课文，并且对课文已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