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明帝数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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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明帝数岁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东晋；周崎；邵阳；忠义；正史

邵阳地区历来为多民族杂居，位列南蛮之域。在文明待开之先秦时代，拥有文化自豪感的中原史家对南方蛮夷之载笔往往粗略而模糊，更不会着墨于特定的人物加以特写。而自汉代史学大家――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出现，在以纪传体的形式创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成就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中国官修史学――正史的基本体例，自此以后，后朝修前朝之正史成为了一种学术或政治惯例，二千多年的王朝史被浓缩于所谓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二十六史之中。历史时期邵阳风气的开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它与正统王朝的关系愈来愈近并逐渐融为一体，官方史家对其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人物形象也越来越丰富，但为其正式立传者仍然非常罕见。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中国古代正史为邵阳人物立传者总计仅有2人[1]（228），其中一人即为东晋邵陵周崎，列《晋书・忠义传》。清道光《宝庆府志》云，“郡贤见史传记载灼然可纪者，自周崎始”，其言当为不谬。本文就周崎生活之年代背景和相关之事实略谈其忠义之精神及影响，以为当代邵阳精神之反思与借鉴。

一

《晋书》将周崎列为忠义人物传，案其史实，主要与“王敦之难”有关。王敦（266-324）者，字处仲，出身于当时的著名门阀士族琅琊王氏。王敦为后来位至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永嘉之乱时，二人一同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并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2]（2554）可见王氏兄弟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随着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东晋政权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晋元帝司马睿就不太愿意王氏兄弟把持朝政了。而此时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长江中上游建瓴水之势，手握重兵，仰仗着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横跋扈，不大把元帝放在眼里，于是性格张扬又目中无人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元帝为打击王敦，抑制大族，加强皇权，改变强枝弱干、强臣弱主的局面，前后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

首先，冷落王氏兄弟，起用旧人。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臣刘隗和刁协，执行“以法御下”的“刻碎之政”，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予以参劾处决，一开始就处置了王敦的亲信桂阳太守等一批违法的官吏，力挫王氏兄弟的威风。称帝之后的元帝，虽然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进爵，但是在态度上渐趋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均不再与其商议。

其次，实行化“客”为兵。元帝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让这些人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样做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与大族争夺劳动力，使朝廷获得更多的税役来源。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招致他们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纵容的态度。

再次，任用心腹掌握重要地区的军权。由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各地外藩手中，元帝迫切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太兴三年（320），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同时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湘州据长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湘州，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第二年，晋元帝又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北将军，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

王敦面对晋元帝的步步紧逼，决心放手一搏，以争取主动。永昌元年（322）正月，以诛刘隗为名向建康进兵。由于众多不满“征奴为兵”政策的门阀士族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一举攻入建康，重掌朝政，然后返镇武昌。不久元帝抱恨去世，继位之晋明帝则乘王敦病重而于太宁二年（324）平之。

二

王敦起兵向晋元帝发难之时，除亲率主力进攻京都建康外，还派心腹大将出攻元帝分派驻扎在各地的守将，湘州即是其中之一。时任刺史者为晋元帝所信重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周崎正任湘州从事。《晋史・周崎传》载：

周崎，邵陵人也。为湘州从事。王敦之难，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与周该俱为魏侦人所执，责崎辞情，临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耳。”又谓崎曰：“汝为我语城中，称大将军已破刘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阳，无复异议，三江州郡，万里肃清，外援理绝。如是者，我当活汝。”崎伪许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军败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于是数而杀之。[2]（2313-2314）

这是周崎本传的全文，文字不多，但已将周崎的忠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传中所言魏，时任南蛮校尉，为王敦亲信之一。当时王敦派他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城，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守城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司马承却坚持婴城固守，于是派周该和周崎向外求援，但二人很快就被攻打长沙的魏手下捕捉。魏以刀相逼，要他们交待准备向何处求救，周崎以“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而巧言敷衍，绝不透露任何军情。魏■又谎称王敦已击败朝廷军队，主掌建康朝政，而甘卓亦已回襄阳，援军不会再来，要周崎去劝降，瓦解军心。周崎假意答应，但却和城中人说援军快到，鼓励继续坚守，最终惨遭杀害。这些都说明他不但敢担大任，临危不惧，勇而有谋，而且忠诚朝廷，义信官长，至死不屈。

东晋邵陵周崎在王敦之难中所表现出的忠义精神，历来受到史家与儒家学者的推崇。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之时，序周崎所在之《忠义传》云：

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是篇以儒家经典与圣人之言，高度赞颂周崎等人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忠义精神是成仁之美德操守，是贞心之高风亮节，可名垂青史，可以为美谈，亦可激励后人。

到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任潭州安抚司，在长沙城北门外建五忠祠，祀奉东晋谯王司马承等，在其周围又以周崎等七人肖像从祀，皆因之“捐躯以殉，百折不回者”也。[3]（1700）清代时，因原祠久废，又将周崎等像附祀于长沙城南书院南轩祠前。时人认为，他们“英风毅魄，千载犹生，实自（周）崎等倡之”。[3]（1700）由于历代只在长沙城设祠祭祀周崎，道光时修《宝庆府志》的作者们呼吁说，“崎，邵人也，宜专祀于邵，以安忠魂而励颓俗，亦守土君子之责也”。[3]（1700）可见周崎忠勇义信精神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晋明帝数岁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轼；词；用典；叙事性

【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33-6

词在产生初期只是一种“配合燕乐歌唱之歌辞”。至北宋时期，词逐渐从娱乐性的歌发展成为文人抒怀言志的文学体裁，且开始具备了纪事写实的文学功能。词所经历的这种由“歌”向“诗”的升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轼创造性地以用典的方式将词引入了文人交际的领域。本文论说的以典代叙，主要是指事典摘取人物、地点或情节等核心要素来征引故事的隐形叙事特点。苏轼正是充分利用了典故能以精简的核心词汇替代叙述完整故事的强大叙事，将词发展成为北宋文人交际的重要载体。最能体现苏轼词的交际性特色的当推赠寄词、宴游词等。

所谓赠寄词，是指具有明确赠寄意向的词作，这类词所抒发的情感是有明确对象的。为了论述的准确性，我们这里只关注题序中表明赠、寄某人的词作。依据这一标准统计，在苏轼现存的331首词中，有127首属于赠寄词，可见赠寄词在苏轼词的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从赠寄的对象上来看，苏轼的赠寄词仅有26首是赠女子的，其余绝大多数都是赠亲友、同僚的，后者正是苏轼词活跃在文人交际领域的一个最直观的反映。苏轼的赠寄词，大致有送、别、遇（逢）、寄、答、呈、戏、劝、遗、和、次韵等具体形式。尽管形式众多，但依据空间距离，又可以分为赠寄者在场的赠词和赠寄者不在场的寄词两大类。赠词的主要场景有宴游酬赠和临歧赠别两种，需要说明的是宴游酬赠与临歧赠别也是常有交叉的，譬如，在为饯别而设的宴席上，酬赠词就是以抒发别情为主。为了凸显苏轼在别情词中的用典特色，我们将宴别之作独立在宴游酬赠词之外，将其归入临歧赠别一类。

一、尊酒相逢，以词纪事

苏轼交友甚广，宦游所到之处总是能与当地的同僚、文人、隐士等呼朋引伴，时常宴饮唱和，优游于山水之间。苏轼的宴游酬赠词共17首，其中既有如《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的“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以优美笔调在写景中叙述见闻；又有如《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的“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与友人在席间的感叹人生；还有如《少年游》（银塘朱槛麴尘波）词“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十分歌”的佳节宴饮行乐；更有如《满庭芳》（三十三年，飘流江海）词“步携手林间，笑挽ss”的故友重逢话旧。这些词不仅内容丰富、情感细腻，友人之间的饮酒作乐、登游泛舟、玩笑戏嬉等无不入词，而且在表现方式上，苏轼创造性地为词注入大量的叙事、纪实的成分。

苏轼常常把宴游的具体情节和场景巧妙地搬到词里。为了不丧失词之语言的要渺宜修和轻灵纤柔的特质，苏轼的以典代叙侧重于把事典浓缩为优美的语汇，借用事典的故事内容，以实现空灵虚冲的词的叙事性。如《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一词，记录朋友相聚于真觉寺中赏玩瑞香花，曹子方因不识此花而误以为丁香。苏轼作词以戏之：“怪此花枝怨泣，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浓。怕见此花撩动”。苏轼将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误把卢橘归为长安物产的事典，结合司马相如的作品语辞，提炼出“继取相如云梦”的典面。这既写出了一段趣事，又在字面上合乎了词的飘逸空灵之韵味，以虚写实。另一首《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词：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

词中记叙了苏轼在离任杭州时与新任知州林子中交接之事。全词几乎都是直白叙述，但苏轼巧用乐昌公主新官旧官的事典，以女子爱情事写公务，既借典故的柔婉消解了官务移交的严肃性，又在语境的跳跃中产生了幽默，为词增色不少。苏轼借用典故实现了宴游词的叙事性。丰富多样的事典也使苏轼的大多数宴游之作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大不同于之前花间、南唐宴游词的浮泛抒情。

苏轼词中还有一类宴游词虽在题序中没有说明赠寄某人，但内容是以记叙文人士大夫出游雅聚之事为主。这些宴游词也是极能体现苏轼词交际性的有力证据。

苏轼的宴游词通常是以词来真实地记录与友人的宴会和出游，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以词纪事。《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词就是一首典型的纪游词，上阕“城头月落尚啼乌。朱舰红船早满湖。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在黎明前西湖月落乌啼、云水缭绕的景色中，又述说了太守未至，两县令先到的游湖之事。过片则是幅青山绿水间黄帽撑舟，岩上青烟升腾的风俗画。结拍回笔平淡而有禅机的写自己的僧榻小憩，在叙事中暗含情致。苏轼的词不仅纪游，还有不少纪宴佳作，他以优美的词笔将宴会雅集的趣事一一纪实。如《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上阕：“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该词生动地记载了仲秋宴上赏菊，双花独向徐君猷而开之轶事。再如《减字木兰花》（回风落景）词：“回风落景。散乱东墙疏竹影。满座清微。入袖寒泉不湿衣。梦回酒醒。百尺飞澜鸣碧井。雪洒冰麾。散落佳人白玉肌。”以轻盈冲淡之笔记叙了夏日雅集晁无咎之随斋事，与词序所记的“主人汲泉置大盆中，渍白芙蓉，坐客俯然，无复有病暑意”结合，有虚实相生之妙。

苏轼运用浓缩历史故事的典故，来代替性的叙述当下之事，既古雅又增添了历史的联想，避免了直白生硬的叙事。苏轼最出名的记游词是记述密州出猎事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上阕以“亲射虎，看孙郎”的孙权射虎事典，叙述自己出城打猎之事，自比孙权，其豪迈雄壮之气势溢于言表。下阕“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用冯唐易老的事典，来表白自己虽已两鬓花白，但仍怀抱着为国驰骋疆场之凌云壮志。典故的蕴藉性特点使苏轼得以借用简短凝练的典面，实现词之叙事的同时，又饱含深情。

二、歧路沾巾，以词赠别

临歧赠别词是赠词的又一重要类别。我们把苏轼有明确赠送对象的、抒发离情别意的词，包括宴席上的别情之作，都一并归入赠别词之列，但排除离别之时的自我抒情排遣之作，如《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虽题序为“恨别”，但只是词人独自踏上征途时依依惜别之情在内心的涌动，并无赠别的对象，故不视为赠别词。根据这一标准统计，现存的苏轼赠别词有49首。

苏轼的“以诗为词”之特色也充分地体现在赠别词中。苏轼词的以典代叙，不仅借鉴了诗的抒情言志，还有诗歌描摹情节和叙述场景的艺术手法。苏轼的赠别词大多都有具体的情感寄托对象，往往能借典故将与友人分别的具体情境和赠别者的个人经历等都融入词中，使它们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在赠别词中，苏轼通常会用事典来叙事的内容有以下三类。

一是用典故叙述临别时的具体情境，如《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词，巧妙运用《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的晋人桓伊回车为尚在舟中的王子猷弄曲三调，曲终便上车离去，始终不交一言的典故，叙写自己在江边凄清的笛声笼罩下为友人柳子玉送行之事。

二是常常借事典以写实友人离别之原因、去向等赠别之人的经历。如《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一词：“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粉泪怨离居。喜子垂窗报捷书。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一斛明珠换绿珠。”苏轼依据友人杨元素将还朝，似有典兵之议这一特殊的个人经历，在赠行词中连续运用班超投笔从戎、马援受封伏波将军的事典，兼顾叙事与祝愿，不仅拓展了词的内容空间，而且使词中所表达的别情更加个性化，更加真切。再如赵晦之罢官归去，苏轼在送别之作《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君）：“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就用到了《论语・公冶长》记载的“楚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的典故。下阕又紧接着说：“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成功地以合纵之术游说六国，为六国相之后感叹：“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苏轼正是借苏秦无良田二顷而出仕事，来自嘲归隐而不得的无奈。又如《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词，梅庭老远赴薄职，苏轼赠词：“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连书”。巧用冯谖弹铗歌无鱼之事，让友人不用抱怨地僻职闲，又以张仪赞誉上党天下脊背之事来分析此地的重要性，最后更是反用鲁仲连箭书破城事，劝慰友人放宽心态接受现实。张元唐回秦州省亲，苏轼在赠别词《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以“风流膝上王文度”收笔，运用晋人王文度虽长大成人，却仍被父亲抱坐膝上的典故，来述说友人省亲得父宠爱之事，叙事贴切而有蕴藉。

三是叙写与赠别之人的交往故事，如《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词中“赖有多情，好饮无事，似古人贤守。岁岁登高，年年落帽，物华依旧”，连用《史记・张仪传》中的犀首自嘲无事好饮的事典，及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记九九重阳宴上孟嘉落帽，并用超卓文辞对答他人嘲笑之文的风雅趣事，将自己在黄州三年的重阳节都与徐君猷在栖霞楼畅饮之事娓娓道来。再如《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词：“酒阑清梦觉，春草满池塘”，以谢灵运梦见谢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事典自比，述说与友人诗文往来、磨砺辞句的深厚情谊。

苏轼还有连续填写数首词以送别挚友的情况，这种系列赠别词更突出了苏轼词写实事、吐真情之特点，可以看作是词之叙事功能的一次升华。如熙宁七年七月于杭州送别陈述古一事，苏轼就先后创作了6首词以赠别，每首词都配合题序，表达出了不同地点和场合下的送别情境，而典故（包括事典、语典）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叙事角色。如登孤山宴竹阁，则填《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凭栏远眺，不禁想起晋明帝所谓日近长安远之事典，悲叹“天易见，见君难”，黯然神伤。追送述古，别于临平扁舟之中，则作《南乡子》（回首乱山横），不正面写自己伫立目送友人，而是借用唐人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的诗句“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侧面写友人舟中回首，渐行渐远，“不见居人只见城。”故人离别之悲凄，跃然纸上。大量的事典的灵活运用，令苏轼的赠别词几乎每一首都具有了独特的面貌，抒发着各不相同的个性化离别之情，这是对赠别词的发展，也是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理念在赠别词中的成功实践。

三、鱼雁传书，以词代简

赠词与寄词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赠词尚且有与受赠者现场的共同经历作为基础，而寄词则是纯粹的借词来跨越时空寄予情感。苏轼的寄词并不止步于抒情，或者言志的限度，他通常是以词代简，通过词来向亲友传达当时之事之情之志。因此，寄词对叙事性的要求就更高于赠词。在寄词中，苏轼依然是借助典故作为主要的叙事手段实现了以词代简。

如苏轼在给章质夫的书信中写道：“《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此书所附之词即著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可以是以词代书，如《江神子》（黄昏犹是雨纤纤）题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江神子》以寄之”，因大雪而感怀友人，且寄词以抒思念之情。苏轼在题序中标明“寄”、“怀”某人的词作有2l首，其中寄其弟子由的词最多，共5首。

苏轼的寄词主要有因事而作的应酬型和因情而发的倾诉型两大类。一般说来，因事而作的应酬型寄词是以叙事为基础的称赞或戏谑，故而多用事典。如因益州太守冯京平定边乱有功，苏轼作《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词，词人一方面使用唐代名将李勤镇边固若长城，韦皋平剑南八国的历史故实来叙述并称颂冯京防御与招抚兼施的治边策略，另―方面又用卓文君当垆酷酒、王褒作新曲等蜀中事典，以增添冯京所治之益州浓郁的地方文化内涵。再如熙宁七年七月，苏轼寄苏州太守王规父之《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词，亦属于因事而作的应酬型，词中借用浮丘伯、许飞琼等仙道事典，来叙述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任太守杨元素之事，又用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及范蠡携西施泛舟五湖的古人故实，调侃王规父莫留杭妓、游湖不返。一首44字的小令竞连用四处事典，用事之密集，叙事之丰富，堪称小令中的佳作。

因情而发的倾诉型寄词，则是重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故而在运用事典替代叙事之外，也时常引用前人语典，以增加表达效果。熙宁七年，苏轼自杭州赴润州，过丹阳时，重闻旧曲而引发思念，陷入与述古登山临水，题咏诗词的美好回忆中，于是作《行香子》（携手江村）以寄述古。词人用“绣罗衫、与拂红尘”句，带出魏野与寇准再度重游陕府僧舍，见当年二人题咏仍在，寇准之诗已被人用碧纱笼护，而魏野的诗则尘昏满壁，随从官妓用红袖为魏野题诗拂去尘土的故事。借言昔日与友人游湖题诗之事，这里的事典虽然也有代替叙事之用，但此处叙述仍是为抒发思念之情所设的铺垫。苏轼将本朝名人的逸闻趣事作为典故来运用，这也是在事典使用上的一个突破。苏轼在这类因情而作的倾诉型寄词中，总能根据创作的实际需求，灵活运用典故，充分发挥事典善叙事、语典善抒情的优长。如在《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用陆氏兄弟少年才俊事典叙述自己与子由二人年轻时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词：“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用谢安扶病人西州的事典讲述自己终将归隐的雅志。而在《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词中，则化用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词句，表达深夜梦回时分幽独寂寞的思怀之情。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的佳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化用《温公续诗话》所载“月如无恨月长圆”之语，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化用唐人许恽《怀江南同志》中的诗句“唯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

苏轼的寄词大部分是抒发与友人真挚的情义和思念。这类寄词有一个从当下到回忆再到感慨人生的基本情感模式。如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即是从当下驿馆的凄清孤单起笔，下阕先回忆兄弟二人初入京城的风华正茂，随之抒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那种闲适、放旷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当然，不是每首寄词都完整的具备这三段模式，且各自的出场顺序也是有差别的。同样是寄予子由的《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词，就是以“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二人曾游柳湖的欢快情景开场，下阕从回忆中醒来写及当下的风和日丽，“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接着再感叹“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遥想远方的亲人和同归故乡的夙愿。

苏轼还有一类唱和赠答的特殊寄词。关于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词的群体唱和盛事便是最典型的例证。《能改斋漫录》载：“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可见，北宋唱和词已不仅仅是发生在宴席之上的娱乐游戏，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凭借书信往来的文学切磋、情感交流方式。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是一首著名的唱和词，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语典，从歇拍的“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构思；到下阕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化用本朝词人叶清臣《贺圣朝》（满斟绿醑留君住）：“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的用语，再到结拍的“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化用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引唐人诗：“君有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的意境。频繁用典应该算是唱和词共同的特点之一，这大概与文人唱和的心理有关，在交流之余不免有逞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