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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启示
世界上有很多种动物,不同的动物,不同的品种,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本领,人们也从这里得到了许多启示和灵感,并发明出很多东西。
譬如蝙蝠可以用超声波判断方向和位置,保证自己不会撞到障碍物,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雷达,雷达可以发出电波一旦发现目标,电波就会反射回来,使我们确定物体的方位,有些雷达可以根据电波返回的时间来确定物体的形状和大小;海豚的超声波可以判断自己离水底的距离是多少,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声纳,声纳可以判断自己离水面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而且可以避免撞到海底;鲸鱼流线型的身体在水中的阻力小,我们又把潜水艇改成水滴状,减少水对舰艇的阻力,从而提高舰艇的速度……我们从动物的身上得到了许多启示和灵感,这些灵感促使这我们的科技走向发达的时代,推动社会的发展。可见大自然为我们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不应该把大自然破坏得面目全非,大自然是推到我们科学发展的。我们应该尊敬他,不应该破坏它,而且我们也应该去保护它。如果我们的家园毁灭了,我们别无去处,退一步说,我们就算找到了家园,它们也会像地球一样被我们的双手毁灭,所以我们现在想的不是如何找到新的家园,而是因该如何请保护现有的家园,我们应该一边把现有的家园保护好,一边寻找新的家园,以应对家园一旦毁灭,有应对的措施,有些为环境做出贡献的,他们是死得其所,大自然是推动我们科学发展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
大自然是神圣的,是圣洁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关键词:生成本体论人本生态观美学生态化自然向人生成
当代科学的生态化趋势,促使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催生了生态美学。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在其《现代化与协商一致》中指出,“美学原理”可能有一天会在现代化发挥头等重要的历史作用,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他认为,环境整体化“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①。但是,并非任何一种“美学原理”或“美学知识”,都能发挥这种作用。现行的美学中,像“究竟什么是审美和审美价值?”“人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活动功能的生命依据为何?”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答,这样的美学本来就同人类生命活动和人性生成的生态实际相隔膜。所谓生态危机,从深层上说就是人性危机,人的素质的危机。而自来被看成人学的美学,不可能不受到人性危机的影响。那种为人性的分裂和异化张本的“美学”,并非就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学化。
以生成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人本生态观②,在自然——社会——文化的网络状整体关联中,揭示出“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进化规律。这种生态观不仅树立起“为了人”的生态目的原则,同时也坚持“通过人”的工具原则,在两者的统一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生成,实现自然与人的积极统一。人本生态观认为:“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即是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人只有遵循生态规律而不是违背它破坏它,才能够健康地生成,在生态和谐的自由中进入美的王国。这种以人本生态学为主导精神的美学,作为美学的生态化形态,就是人本生态美学。本文仅对人本生态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个初步的阐释。
一、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
审美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活动?为什么审美乃人之天性?对于这个美学的根本问题,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生态本体中找到更为切实的答案。
自然向人生成,是一个生成性的生态过程。在人的生态生成中,不仅有物质和能量变换的生态关联,还存在着信息变换的关联。而在信息关联中,根源于运动本性的节律感应最为原始。这种节律感应的生命活动方式,作为生命体的一种普遍的生态调适方式,正是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所在。
心理学对生物的反映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陆个生物反映形式——感应性的出现。感应性作为生物对环境的最自然的反应活动,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特性。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级的反映形式都在感应的基础上产生。在原始结构的机体中,生物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同等的受环境影响的感应力。到了较复杂的生物组织,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周围环境的直接接触逐渐减弱或消失,分化出几种专门组织来。这些组织,作为生物体和环境的媒介,形成了专门的反映器官,以接受不同形态和阈限的节律性信息。人的视觉和听觉就是这种专门的器官;除此之外,还有触觉和运动觉等。人的这些器官分别接受各种不同的“波”即节律,在从中获得信息内容(意义)的同时,也在节律感应中引起生命节律状态的相应变化。节律感应需要节律形式(光、声、形体及其运动等是节律形式最基本的形态)作信息中介,使节律形式成了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构成生命的生态环境,对生命体进行生态调适。正因此,视觉和听觉才成了动物和人的最重要的反映——感应器官,触觉和运动觉才有辅助的作用。
节律是运动在时空中的结构表现,包括事物和信息在运动中的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质言之,任何一种节律都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张力结构。它以物质为载体,既是信息,也具有能量。作为信息,节律以特定的尺度表现物种的本质并传达生命的意义,因而具有意蕴。作为能量,节律通过“力”的传递激发、调节和引导生命活动的节律并达到物我同一,因而富于生气。生命意义的感悟和生命节律(形式)的激活,共同造成感应的效果。一切生命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的节律感应中生成自己特殊的生命节律的。生命嘱具有节律,节律感应就是以节律形式为中介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调节。正是这样,节律感应成了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种生态基础和生态机制。声音、光(色彩)、形体及其运动,包括人类的实践活动等节律形式对生命节律的影响,都是通过这种节律感应发生的。所谓审美,无非是通过节律感应对生命节律状态及其生命意义的优化追求而已。在动物,还说不上对意义的追求,且不自觉。在人类,则意义追求成了主调,并逐步超越自发达到自觉了。由于物质变换和生理刺激也会对生命节律发生优化调节效应,引起身心愉悦,才有“食色”之美的说法。也正因为审美实源于这种生态性的生命本能,“节奏”才在审美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一切艺术才无不趋向于音乐。
人们早已认识到人是宇宙节律的产物,其结果就是人的生理节律。但是,人的生命节律并不只在生理领域(或层次),在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活动中,节律也存在着并更为精致和复杂。人的生命节律是以生理为基础、心理为中介、意识为主导的节律活动系统,它不仅受自然生态的影响,更要受社会和文化生态的更直接的制约。人的感官和大脑都是以节律的方式活动的。福尔迈根据有关发现指出:“能够体现脑活动的最令人吃惊和清楚的生理标志,是脑电波。……按照脑电波的频率,人们把它区分为Alpha、Beta、Delta与Theta波,每一种这样的节律,都和某种确定的心理过程相联系。”③正是节律,不仅使人的生命成为气灌注、灵肉合一的有机整体,也使其与环境建立起万物相通、天人相生的生态关联。也正是节律作为普遍中介(因为万物皆有节律),才使自然与人、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得以沟通对应,使世界的生态性以最广阔而又深幽的形式表现出来。
节律感应作为生物的生态调适活动,使生物本能地有对节律形式的选择和适应。达尔文把动物性选择中对色彩、声音和形体动态等节律形式的特殊敏感称为“美感”,这种美感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生物性前提。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中,它最终随着人的生成而上升为一种主体性的审美“关系”。
二、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
在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进化运动中,人作为自然迄今所生成的最高成果即主体化的自然,理应是生态价值的终极主体。一切价值都产生于自然界生成为人的生态关联中,因此人也是审美价值的终极主体。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看,人在生命节律活动上的生态需要所要求的尺度,也就是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
马克思在论及人的生产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时,明确肯定了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内在尺度”(或“内在固有的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密切联系:正是由于人的“内在尺度”内在地符合美的规律,经过这一尺度衡量的产品才可能因体现美的规律而成为美。这个“内在尺度”作为体现了人的本质的量和结构,也就是具有人的本质的节律形式。这个节律形式,既表现了人的生命意义,又充溢着人的生命张力。由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规律所决定,只有适合于这个内在尺度的生成需要,使之在人的本质的水平上得到激活和调适的节律形式,才对人具有肯定性的生态意义,因而也才是具有审美正价值的对象。
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就这样具体而微地体现在节律形式所具有的生命内涵之中。一方面,节律形式要发挥生态作用所具有的动力性,以其动势显示出生命的动的本质,并创生主体的动。通常所谓“力”、“活力”、“生命冲动”等,就是指的节律的这种动的特性。柏格森的“绵延”、尼采的“强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性力”等等,正是对这一生命特征的强调和推崇。另一方面,节律形式既然有“节”有“律”,就具有生命机体所要求的秩序性。愈是高级的生命体,其序化程度也就愈高,而最基本的生态秩序就是多样统一的“和谐”和综合超越的“进化”。这种秩序性在一种有机组织状态中创生出更高水平的生机与活力。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和统一,使节律形式显示出生态的气象,发挥出生态的功能,从而具有向人生成的价值。在审美活动中,这种价值得以实现,或激发生命活力,或调节生命秩序,使人在身心和谐物我和谐的生命状态中,达到存在与本质高度统一的生命之境。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识。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以“和”为生命之大义。儒家以“仁”为本,“仁者爱人”,“爱”即相和相生。后世儒者迄将“仁”释为“生”,生即是仁。其中以二程传人谢良佳的说法最为生动,他说:“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一核可种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④以“生”释“仁”,着眼于“仁”的功能,其中内含着“和”的生态秩序。道家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乃源于“充气以和”,仍然标榜一个“和”字,并以“游于自然之道”的“和”为护生持性之术。在人天关系上,儒家主张“上下与天地同流”,道家倡言“浩然与溟滓同科”,仍然以“和”为尊。所不同者,儒家着眼于人世的社会生态建构,道家则执意于返归自然生态之中。但是,由于儒家的出发点是“孝梯”和“法先王”,就与道家的“法自然”同样具有“向后逃”的倾向。
人本生态学认为,生态平衡乃是动态的平衡,生态系统是生成的,进化的运动体。正是在生态的进化中,才有自然向人的生成,才有人的本质的不断跃迁和进步,生命的真义在于生成性造成的进化,而决不是为活而活,也决不能只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循环或对原始和谐和的复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进化规律为生态价值立极,同时也就是以之为审美价值立极。这也就意味着,审美价值的尺度本身也是在生成之中的。
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的生成性,使人类总是面对着古老而又常新的“终极关怀”: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正如舍勒所说:“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临界’,一种‘过渡’,……一种生命对本身的永恒的‘超越’。”⑤处在自然向人生成进程中的人,因此得不倦地自我超越,自觉的超越性也就成了人的本质所在,永恒的超越就是人的宿命。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怀状况仍然堪忧。现代人的实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唯我主义中存在的、反人类倾向,说明人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此提出进行“人类革命”即人的素质革命的主张,建设性后现代思潮呼吁普及生态意识,高扬创造性的精神。在他们看来,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的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就不可能走出生态困境。正视生态困境,合理设计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遵循生态进化的规律进行目标自律,已经成为审美价值生态尺度调整的根本内容。
美国神学家托马斯·伯里把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他认为,生态时代的文化意识的核心是宇宙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如下三种价值:分化(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主体性(一切事物的内在性)和交流(通过交往来实现团结和对一切生命的热爱)。⑥这里除了泛化的主体性观念需要商榷之外,“分化”和“交流”的生态意义及其审美价值,都是毫无疑义的。“分化”造成的“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了生命的自由和繁荣,更为进化提供了丰富的基因和机遇。“交流”是以互补共生为前提的,它既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又使生命作为关系实在的互生性得以实现,进而在差异的综合中获得跃迁。这里不只是,而是使差异互补并且创生出更高水平的生命形态。至于“主体性”,如果只是在“事物的内在性”上来理解,无非是肯定了一切事物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和作为生态生成目的规律看,这些事物作为向人生成过程中的“中间物”和“过渡者”,只能说是具有“准生体”或“非现实主体”的意义。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事物的“主体性”理应受到尊重和爱护。而自然事物的审美价值,正是由这种非现实的“准主体性”赋予的。
三、精神之美的生态定位
人本生态观所说的,不只是物质一肉体即生理的人,而是以物质为基础、以精神为主导的,能实践的人。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是同人的肉体同步生成的。信息是精神的本原。不仅人类生态系统的信息—精神(文化)圈是精神生成的生态基础,人的物质—肉体构成本身也以其机体活动的信息作用于精神的激活,人的精神也难以活化和生成。人本生态观以人为本,既把人的生成看作生态运动的目的。人本生态观以人为本,既把人生成看作生态运动的目的,又把人看成生态运动优化的工具。在“为了人”和“通过人”的统一中确立人在世界生态系统中的终极主体地位。基于此,就理应重视精神的本体地位及其在本体生成中的超越和创生作用,给精神美在美的本体世界中以合理的定位,肯定和重视精神之美的客观存在。
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活动来说,精神占有主导的地位,因此也是人的美的主导因素。比起物质世界来,精神世界具有更丰富、精微而活跃的节律形式,并且更直接而鲜明地表现着人的本质,显示和推动着人性的生成,因而乃是一个更具审美内涵的领域。文学艺术作为物态化精神,把精神的节律用生动的形式予以物化、感性化,就展现了精神美无比丰富多彩的气象。
对于美学来说,精神美的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当代美学论争中的“美在客观”说,以唯物主义或实践论的名义不承认精神美的存在,更不承认精神美的客观性。从人的立场看,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试想,既然物质世界有美,为什么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却没有美呢?排除了精神的美,人的美岂不成了一具空壳或僵尸?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决定和表现了美的规律的“内在尺度”,它所具有的人的本质的内涵和它的存在方式,不都是精神的吗?人的精神之美不仅是在人身上客观地存在着,而且由于人能在精神上把自己一分为二,他也能凭着内感官去感知和体验精神之美。以想象把文学作品描绘的形象再现于意识之中,或把曾经游历的景色在记忆中重新唤醒,还有文艺家尚未形诸笔墨的审美心象和审美情致,无不是精神美存在的事实。否定了精神美的存在,文学艺术之美岂不是大半要被驱逐出美的领地吗?
人本生态学对精神美的本体地位的确定,不仅有助于消弥长期以来在美本质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和分歧,更把精神美纳入人性生成的生态系统之中,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精神美对于人的审美生成的生态意义。
首先,精神美在人性美的内在结构中的生态意义。在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中,精神与物质之间,诸精神因素之间,无不存在生态关系。什么样的精神结构才能使人的物质机体和整个生命状态达到优化,臻于美境?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作为人类困境的中心问题提出来了。人欲横流、物质主义、享乐至上,似乎已成天经地义。对精神的放逐和严重的“精神污染”⑦已使人性的现状受到尖锐质疑,并引起对人性前进的严重关注。针对这一现实,人们发表了各种主张,或重振人文主义,或高扬科学主义;有的诉求于强化人的社会性和合作精神。中国的现代化正竭尽全力发展物质文明,同时也在聚精会神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这正是对世界性人性困境的战略对策。
其次,精神美作为人性生成的生态环境对于自然向人生成运动的生态意义。在人的生成中,精神美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因素,其生态意义巨大而又复杂。一定时代的文化资源,时代精神、风俗时尚对人们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的深刻影响,就是这种生态作用的表现。而任何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美,又总是以别的精神美为其生态前提的。审美文化广泛而又有力地发挥着精神美的生态影响,成为人类活动和生成的十分重要的生态条件。现代传媒特别是广告,正以全方位的轰击和煽惑策动和创造市场所需要的精神生态,不断打破和重建人们的精神平衡,以实现不可拒绝的欲望诱导。进入电子网络的人,更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信息化精神世界之中,这个精神世界的生态效应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要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态环境,为人们的精神美化和人性生成提供良性生态保证。
社会精神美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也有其得以生成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如何优化社会精神美的生态环境,创造必要的生态条件,乃是精神美生态建设的重大的基础性课题。社会精神美的生态条件,首先是物质条件,以及由物质提供的能量和信息。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条件作为精神生态基础的重要性理所当然。除此之外,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对社会精神的生态作用也很直接。列宁在论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质量时,既强调了面包与和平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文化和民主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社会性的精神美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以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推动人的本质的真正生成。
四、自然之美的生态意蕴
自然生态是生态学的本义所在,当然也正是生态的核心精神所在。人作为自然向人生成的成果,本来就是自然属人的本质的生态化结晶。人的生成源于自然,自然在自组织进货中生成了人。这个生态进化的规律,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之美与人的本质的生态关联,而这正是自然之所以具有审美意蕴的根源。一句话,自然之所以会美,就因为它是人性生成的生态之源。
自然与人类生成的生态联系,使自然具有肯定和表征人的本质的意义,而成为美。宇宙诞生,天体演变,生物进化,人从动物中提升,在这个漫长的生成过程中,自然不断地创生着人的本质,呈现出某些人的征兆,并最终在各种形态的自然属人本质的综合中生成出人。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早就存在,其节律形式表现就是美---自然世界最本真的天然之美。美的规律在自然美中存在和表现出来,并有力地推动自然美的生态演化,终于在人的身上得到充分而自觉的表现。自然美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达尔文对动物美感的性选择诱导和激发的描述,就提供了生动的证明。显然,即使是自然生态,也少不了节律感应这种“原美感”⑧的生态调适方式。这种方式后来成为人类理所当然地以更高的形式加以继承。
人生成于自然的节律之中,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们在感应中领悟到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之升入美的境界。自然的生态之美,不仅是活力之美,更是整体上的和合与生成之美。多样分化,协调和谐,互补共生,综合超越,这就是自然生态的基本秩序。在这里,即使相互对立的事物也相反相成,相克相生,在整体性的综合中彼此超越而具有互生共长的意义。热带雨林开辟橡胶园造成的生态破坏,就是违背这种生态规律的结果。20世纪世界性的社会改造实践的严重挫折,也证明了这个生态规律的重要。自然生态之美对于人类生存智慧的启示,显然决不仅限于审美生命之中。
自然生态之美是人类审美智慧永恒的教科书和启示录。但是,诚如普利高律所说:“自然只对那些承认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作出回答”。对于那些否认自己的自然根基,“弑母情节”深重的人,蔑视自然生态规律、践踏自然生态之美的结果必然是使自己沦为陷人类于困境和危机的罪人。现代高科技无疑为人类的审美文化打开了一个神奇的领域,它的美学意义有待于冷静的考察和思索。但是,高科技把人置于各种创造物(包括人工信息)的层层包围攻之中,使人失去了同自然的直接联系和真实感受。由于丧失了这种生命体验的直感,也就使人的与生俱来的同大自然相沟通的灵气逐渐枯萎。大自然从那生命整体中发出的节律如果被单向的电磁波所取代,人的生命的整体和谐和整体向力也就会发生畸变。人是自然的系统生成之物。被现实生活的片面性、破坏性和间接性弄得身心交瘁、灵魂无根的人,只有在自然生态之美的怀抱中才能手实现生命及其灵魂的康复。这既是人类古老的经验,也一定是恒久的法则。
由于生态观念本来就涉及自然与人之间和人自身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最本真、最深层的奥秘,人本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就既是根本的,也是全面的。所谓“美学革命”,首先应当是美学自身的“革命”。向生态思潮吸取智慧,就是这场“革命”启动的重要途径。只有从人本生态学出发的美学,才可能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切实有力的学理支持。而这也正是关系着21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重要课题。
①见《文艺研究》1994年第4期第159页。
②对于本体论这个哲学根本问题,马克思从世界的生成性作出了综合的、整体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包括人类及其社会历史在内的自然史,乃是自然界生成为人即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世界的本体就是自然向人生成的本体。这个思想,把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物质本体论、精神(理性)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等的合理因素加以综合,并通过实践中介予以序化建构,揭示出本体的生成性。这就是笔者所说的“生成本体论”。从生成本体论看生态,就应把生态学建立在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即使是生态学的原生形态自然生态学,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自然而应当立足于自然向人生成及人与自然之间被实践和社会中介化了的关系,去确立人在生态生成中既是目的(“为了人”)也是工具(“通过人”)的主体地位。这种生态学主张以人及其生成为终极价值标准的观念,因此称为“人本生态观”。详见《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对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的生态哲学阐释》,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③[德]福尔迈:《进化认识论》,第125页。
④《上蔡语录·上》。
⑤[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87页。
⑥比利时学者P·迪维诺在所著《生态学概论》中论述了由于文明化而带来的精神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