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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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笑的孩子范文第1篇

寒假里，我阅读了几本好书。在这其中，《我对出卖笑的孩子》的印象尤为深刻。不知道是因为书的名字，还是内容，但我觉得，更多是书中主人公的经历。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蒂姆的小男孩他的出生极为不幸。先后失去了爸爸妈妈，继母就像童话里的一样凶恶，在蒂姆的生活中，只有星期天才是快乐的，因为爸爸在世时这天会带他到赌马场玩，但爸爸去世后，小蒂姆只等一个人去赌马场，重温和爸爸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小蒂姆虽然遭遇很不幸，但是却用天真烂漫，独一无二的笑。有一次，蒂姆去赌马场时笑了起来，有一个怪老头看见了，想用“每赌必赢”换蒂姆的笑，蒂姆答应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蒂姆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的，他虽然很富有，但是却不能与朋友分享快乐，这使蒂姆很痛苦。于是，他踏上了向怪老头索笑的艰苦旅程，在朋友的全力帮助下，自己的不断努力下，蒂姆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笑。这个结果当然是美好的，不论是我还是蒂姆，都明白了：生活中不能不笑，更不能失去笑！

不论在哪里，笑，必不可少，它不仅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更多的是让你享受到无穷的快乐。我们每个人的笑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钱是不能代替和购买的。同样，金钱买不了的还有亲情，友情，健康，幸福……所以钱并不是万能的，它买不来的太多太多了。最好，我希望大家永远做一个自由自在，开开心心的人！千万不要把笑弄丢哦，“出卖笑的人”可不好做，不信你可以问问蒂姆啊！

六年级:许馨元

出卖笑的孩子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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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ri Polanyi Levitt，Keynes and Polanyi： the 1920s and the 1990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3：1 February 2006： 152-177，2006

[3] MurrayN.Rothbard，Down with Primitivism： A Thoroug Critique of Polanyi，Mises Daily： September17，2004

[4] 詹姆斯・布坎南，理查德・瓦格纳，刘延光译.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5] 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 曼库尔・奥尔森，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9

[7] 汤姆・普雷特.李光耀对话录.现代出版社，2011

[8] 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

[9] 张宇燕.斯密定理、奥尔森条件和改革开放.文景，2008（9）

[10]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出卖笑的孩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语言的堆砌感人文关怀

严歌苓，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她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她不仅用中文进行创作，同时也从事英文创作。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中、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严歌苓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现定居美国，为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代表作品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扶桑》、《人寰》等；出版有小说集有《海那边》、《少女小渔》、《倒淌河》等。有《严歌苓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多卷问世。目前，严歌苓已经荣获国外国内文学奖近20项、电影奖多项。其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和《女房东》分别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第五届文学奖，长篇小说《绿血》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报最佳军版图书奖、《扶桑》获台湾《联合报》副刊小说大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元小说大奖；其长篇小说《扶桑》还于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1995年）获亚太地区电影展最佳故事片奖，《天浴》（1998年）获美国电影影评人奖、1999年第35届金马奖七项大奖。

下面笔者就从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语言堆砌感来论述严歌苓的小说创作。

一、小说中人性的关怀

从创作分期来看，严歌苓的创作可以以她赴美国留学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书写在部队的军旅生活以及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知青们、或小人物的故事。多通过小故事来展现出作者对战争，对“”的反思，以及对女性的人文关怀。比如：书写部队生活的《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讲述知青故事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短篇小说《天浴》；表现特殊背景之下“边缘人”血与泪的《小姨多鹤》等。后期作品则将目光转向移民、华侨，书写在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边缘人”和“移民”们的生活。这类作品通过书写不同时期或是为了梦想或是为了生存而移居国外的新“移民”者的生活，展现出作者对这类寄人篱下的“边缘人”、“移民”们深切的同情，以及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复杂人性的探索。比如：《少女小渔》展现新移民在异国生存的困境和身份焦虑；《女房东》、《海那边》表现在异国寄人篱下的孤独彷徨中人性的复杂；《人寰》、《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扶桑》则展现出异国婚恋中的种族，文化冲撞等问题。

但是不管是前期中国大陆题材的作品也好，还是后期移民题材的作品，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始终贯穿的主线，那就是对人性的关怀。作家包含着深切的同情为这些生活在夹缝之中的人呐喊，从而使得其作品拥有一种苍凉的情感基调和发人省思的文化内涵。

1.小人物的血和泪

一提到严歌苓对人性的关怀，就必须要讲她对小人物的关照与同情。在整个社会的主流中，这类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甚至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身份，她们尽心的为生活努力着，奋斗着，抗争着，甚至压抑了女性的特质与人性的欲望。然而即便是这样，社会对她们的回报依然是残酷的，她们不但在经济上没有地位，而且精神上也经常处于空虚状态。她们饱受着生活的苦痛和外人的非议以及内心的折磨，她们身上的悲剧不单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处于社会洪流中小人物的血和泪。

例如《天浴》中生活在“”洪流中的知青文秀，文秀是晚期的知青，她被选中跟着藏民老金学习牧马，老金在一场藏民的打斗中失去了生殖器官，因此失去了一般男人的妄念，文秀很快便对老金从小心防备到完全相信。老金对这个纯洁的姑娘也是疼爱有加，尽力保护。然而，当文秀回城的愿望落空的时候，她逐渐变得暴躁，敏感，甚至为了回家不惜将贞洁作为代价换取回城的名额。为了回城，她成了厂部“有办法”人的。但是，文绣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回城的机会，换来的却是身体的残害，怀孕以及外人的鄙夷。伤心欲绝的文秀在老金的帮助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文秀是生活在时代背景之下的小人物，她原本也许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学生，为了响应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选中来到了牧场进行学习。然而现实的残酷，强烈愿望的破灭从内到外彻底摧毁了这个姑娘，她时刻都在“道德原则”中饱受煎熬，作为一名知青，她被大部队遗忘失去了城里人的身份，作为在牧场的牧民她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真正的牧民，于是她成了生活在夹缝地带的小人物，任凭呼唤都于事无补，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消磨自己的青春，爱情和贞洁。小说以文秀老金双双死去作为结尾，也体现了作者对在典型环境之下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从而使一个看似简单的小故事蒙上了苍凉痛心的深刻内涵。作者从一件小故事引发出对的深思，并怀着对青年姑娘文秀的同情书写着那个时代女性的悲歌。

再例如：《小姨多鹤》中生活在民族夹缝中未知身份的多鹤，同样也是一个能够激起人们无限同情和深刻反思的人物。《小姨多鹤》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战败后，当年打着“垦荒开拓团”旗号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因失去了保护开始大逃亡。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就是逃亡队的一员，凭着自己对生存的渴望她逃过了被扼杀的命运，但是最终还是被装进麻袋里以廉价的价格卖给了张俭家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从此多鹤便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身份又肩负多重身份的悲剧人物。小说将30年的中国历史揉进故事，作为整个故事的时代背景，把战争叙事、政治隐喻以及家庭伦理巧妙结合，通过日本女孩内竹多鹤在中国的遭遇书写了一曲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悲歌。严歌苓说过：“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们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藏匿。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最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1]”严歌苓善于写小人物，她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等值或者人格平等。在创作中她给予人性以更多的理解，关注人性中“善”的因子，给普通的生命以同情和关爱。“可以说作者透过人性深处的凝视，对于生活中的弱者、失败者的人道关怀，对于文化冲突下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审视，使其作品消解了文化差异上的隔阂。[2]”作者笔下的多鹤是复杂的，她是一个失去了真正身份又同时扮演着多重身份的小人物，在中国，她是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是中国人家的媳妇；在张家，她是三个孩子的生母却又扮演者孩子小姨的角色。她自身的民族身份使她在新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过分繁复的礼节，奇怪的中国话，过分对三个孩子亲密都让她在这片大陆中受到怀疑、歧视与憎恶。同时多鹤又是伟大的，在她知道自己怀孕之后，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毅然决然的返回到张家。为了不生事端，她百般忍让张家媳妇朱小环的无理取闹，甚至为了孩子，她情愿放弃母亲的身份，充当自己孩子的小姨。正是这样一个失去了身份的日本中国媳妇，凭借她的善良与坚强在困境中扶持着，帮助着张家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2.对生活在夹缝中的“边缘人”的人性关怀

严歌苓对写华人移民史很感兴趣，倾注了相当的精力，曾在《海那边》的获奖感言中说过：“移民文学将成大气候”。为了更加深入的写移民，她研究过美国的移民史，曾专门走访图书馆。“我打算写华人移民史，从第一代一直写到现在：《扶桑》写的是第一代，《魔旦》、《风筝歌》写的是第二代，以后我还会写下去。”[3]在华人移民史小说的创作中，“‘边缘’是严歌苓创作的一个基本领域，边缘意识在其作品中以各种不同的情境和模式反复出现，得以不断的强化”[4]。“‘边缘人’的苦恼在新移民中十分普遍，它只是两个强势文化聚焦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而产生的悲剧性效应。[5]”她的新移民小说笼罩着浓厚的“边缘”意识，她对边缘人的边缘人生有着认真的观察和生动的展现，与前期的大陆题材不同的是：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特殊生活或者说是生存条件下“人性”的微妙和复杂有着自己独到的发现与思考，并以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宽容表现了个体的价值观念。她穿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藩篱而将镜头的焦点集中于对人性作深入而细致的曝光。同时，严歌苓在对人生悲喜剧的把握中，擅长透视东西方在文化、地缘和心理上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对人的命运强大无比的支配力量，尤其是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人对于把握命运的无奈与无助。她自己就说：“近年来潜心研究了近百万字的华人移民历史，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和苦闷。[6]”正是基于个人的经历以及对华人移民史的潜心研究，使严歌苓在这一类题材中同样展现出更加深刻的人文关怀。

例如：《扶桑》中的主角扶桑是上个世纪中国乡村女孩，辗转被拐卖到美国从事皮肉生涯。尽管身世悲苦，扶桑却能逆来顺受。婷玉立的扶桑诱惑了一名美国少年，并由此展开数十年的爱怨纠缠。这样的故事是够“好看”了。难得的是，作者巧妙运用她的素材，再现新意。百年前中国的苦命女子或是不满现状，或者是有更大的追求，飘洋过海，却不幸沦落在异邦卖笑。女性、地理、国族、及欲望之间的隐喻关系，逐渐显现。在19世纪末的旧金山，扶桑是神秘颓靡的东方象征，也是殖民主义权力蹂躏、倾倒的对象。古老中国里解决不了的男女问题，到了新大陆更添复杂面向。而周旋在中、美寻觅芳客，及丈夫和情人之间，扶桑肉身布施，却始终带着一抹迷一样的微笑。在《扶桑》中，我们看到，人贩子在中国采用种种手段：哄、偷、抢把年轻姑娘送上船偷运至美国。许多年轻姑娘还没到美国就命丧黄泉，即使九死一生来到美国，也通通被卖到妓院。作者一方面叙述着这些女性的辛酸移民史：全身展示肉体；妓院“阿妈微欠足尖，一把抓散扶桑的发髻，拎着那头发把扶桑打了个转”以表明头发的真伪；“阿妈用两根手指掰开扶桑的嘴唇，给人看那两排毫不残缺的牙。一个男人上前来拍拍扶桑的腮”以证实口齿的完好无损；双手吊在秤上过磅，按磅数出卖。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思议的逆来顺受，就像扶桑一样无论是面对她命中定下的丈夫大勇，还是有着微妙情愫的白人男孩克里斯，抑或是面对千百人无休无止的蹂躏，她总是那么从从容容，似乎是服从于命运的一切摆布，才让她走过了一切灾难。据考证，“‘扶桑就是榕树’[7]，以巨型闻名，一木可成一林，隐含着包容忍让的含义。与华人移民的生存之道———忍字哲学相吻合。”[8]

再如：《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为了得到美国的国籍在江伟的安排下和穷困潦倒的美国公民马里奥结婚并住在马里奥的家里。来到美国的小渔一切都以江伟为中心，却被江伟怀疑和马里奥之间的关系。在马里奥等的影响下，小渔终于觉醒到自我的存在，毅然决定要为了自己的存在生活，而不是为了江伟。小渔是传统的中国女人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命运。除了江伟，可以说她的生命里再也没有其他的梦想。而江伟，也并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的选择，只是一味的被动的接受。面对丈夫的猜忌她只是淡淡用“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一句话将妒火中烧的男友江伟恶毒的咒骂轻轻拂在一边时，小渔是把所有的不公和委屈都独自承受下来，并且淡淡地化解了，在她把一切都化干戈为玉帛面前，男友的那句“居然能和一个老无赖处那么好”的咒骂倒成了对小渔真是“‘好’女人”的盛赞。

二、语言上的堆砌感

一直以来，文坛中在对严歌苓的创作语言上多以称赞为主。“她的人物语言描写特色主要体现在质朴、含蓄、凝练三方面”[9]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著名评论家施站军说：“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小姨多鹤》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Abby Pollak说：“严歌苓擅长观察社会百态，她的文字时而让人大笑，时而让人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赴宴者》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Boey Ping Ping说：“严歌苓的文字美得像诗，在她笔下，无论是食物或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了生命。她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故事是绝佳的组合。”

不否认，严歌苓在对材料和语言的运用上面确实显示了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运用技巧，不过我始终认为她的语言给人一种堆砌感。“堆砌”原意为垒积砖石并用泥灰黏合，经常用于比喻写文章时使用大量华丽而无用的词语。严歌苓的小说虽然可读性很强，寓意深刻并时常带有人性的关照，但是在一些作品中还是不难发现她语言上的不足之处。语言上的堆砌感主要是源自于她再叙述时经常用“陌生化”的方式阐释日常事物，这就必然导致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明明一开始就明白也十分了解这件事物，但是却偏偏被动的置放于陌生的位置要重新了解原本熟悉的事物。

例如：“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天还不亮，书娟一手拎着她白棉布睡袍的后摆，一手端着蜡烛，在走廊的石板地上匆匆走过。白色棉布裙摆上的一滩血，五分钟前还在她体内。”；“这时我姨妈只知一种极至的耻辱，就是那注定的女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将毫不加区分地为一切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我姨妈书娟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浑沌的女孩时代。”（《金陵十三钗》）这一大段的文字都是在叙述少女初潮的情景，这件事在读者阅读之前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作者为了突出初潮的“惊恐”过分详尽的描写，不免会使读者读来很不舒服。再如：“三十岁的母亲肖像笑得像个皇太后，眼睛看着我们狂欢，目光中有一丝愚弄。或许正是她愚弄了她的儿子、我、所有人。否则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近乎完美又形同虚设的亚当？”；“医生只说那场无缘无故、伤及大脑的高烧就是免疫系统失败而造成的。但什么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败，是个谜。你看，我的健康几乎十全十美，你，我们也做过彻底检查，不对吗？你我家族史里，也没有特别不健康的基因，神秘就神秘在这里。”；“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既是亚当也是夏娃》）；“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无出路咖啡馆》）

总之，严歌苓作为一代旅美作家的代表，其作品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不论在女性主义学者中间还是言语修辞研究领域，无论是心理精神领域还是社会学领域，都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的丰富的研究与评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评价说：“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著名评论家雷达：“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相信，严歌苓在今后的创作中也会不断地加入个人对社会的新的哲思与感悟，为我们这个时代和众多欣赏其创作的读者奉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2］金岚，唱响人性之歌：严歌苓小说浅析【J】铜陵学院学报，2004（3）

［3］江少川，严歌苓，跨越中美时空的移民文学———严歌苓访谈录，《教研天地》，2001-09

［4］涂青青，严歌苓海外小说中的“边缘人”生存状态解析，【A】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1期

［5］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之一【M】上海；生活.读书.探知，三联书店，1997-2

［6］严歌苓：《苦闷中的反思》，《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1期.

［7］周策纵：《扶桑就是榕树》，《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

［8］杨红英：《民族寓言与复调叙述———〈扶桑〉与〈她名叫蝴蝶〉比较谈》，《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