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赠别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高适的赠别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增值业务 高价值 标签

中图分类号：TN91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在流量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是运营商保有和营销的重中之重。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准确定位和识别出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如何将客户的价值高低由定性描述转化为定量衡量？能否准确识别出并反馈出客户增值业务价值变化迁移情况？以及怎样根据客户增值业务价值变化提供相应的预警、挽留、签约支撑，这些都是运营商在流量经营的道路上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建设思路是：

（1）建立多种高价值模型，从费用、业务、忠诚度、潜力价值等方面通过因子分析、权重计算等方法找出增值业务高价值的关键因素，解决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识别和界定的问题。

（2）建立完备的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标签，结合客户基础特征，形成全面准确的客户特征画像，用于客户行为分析和精确营销。

（3）搭建增值业务高价值流失预警、高价值流失挽留、高价值优惠回馈三大应用场景，为一线营销提供从客户选取到营销执行再到效果评估的个性化营销解决方案。

1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识别模型

首先建立价值指标的评估体系。本文采用目前行业先进的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方法来进行建模，其中因子分析主要应用于指标降维和归一化权重，层次分析主要应用于权重判定，最终最这两种方法权重的均值作为价值指标的权重。

以费用价值为例：

第一步：确定数据业务高价值客户所有费用指标及其值，如客户号码、分公司、品牌等共计54项。

第二步：通过SPSS Clementine因子分析模型把第一步的结果筛选出关键指标（如月费用、月语音费用、月增值业务费用等项）及方差贡献率。

第三步：通过归一法和层次分析法得到最终的关键指标及权重，例如“月费用”指标权重最终计算为0.08，月语音费用和月增值业务费用权重计算为0.12。

（1）确定计算关键指标分值的算法：采用分段离散化方法确定关键指标对应分值，如月费用按150元，70元，10元依次得10分，5分，1分，再将指标得分乘以权重得到价值得分，根据全量用户的价值得分进行排名，前20%为高价值客户，打上费用型高价值标签。

（2）高价值标签向量库的建设：将高价值标签与原有基础标签相结合，最终一个客户将形成ADEFXZ...这样的标签特征向量，用以描述用户的高价值属性、业务使用数据、消费属性等特征。之后对标签向量进行数据挖掘，划分出高价值客户精细分群并分别制定运营策略。

2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应用支撑

在应用支撑方面，我们的整体思路是“搭建运营场景，一站式运营支撑”。

围绕高价值客户流失预警、高价值已流失客户挽回、新增高价值客户优惠回馈三大营销场景，策划和实施费用高价值流失预警、业务高价值流失预警、业务价值挽回、费用价值挽回、潜在费用价值提升、潜在业务价值提升、特殊潜在价值提升等30余类应用支撑活动。

在运营支撑方式上，传统的营销是由客户需求驱动，根据单个需求开发成独立的营销活动，通过短信方式提供服务。而我们研发的一站式运营是由统一系统接入用户触点（包括短厅、网厅、掌厅等访问触点接入），根据用户的价值特征将适合用户的个性化业务推荐给用户，而这种自动化服务功能被封装成面向主题的应用STORE，便于运营执行人员使用。整个系统从目标用户的选取到营销执行和效果后评估均可自动完成。

通过对增值业务高价值用户的运营，极大地提升了高价值客户的收入及流量，在提高保有率的同时也增强了增值业务使用的粘性。

3结语

通过本文所述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识别模型，能有效识别出增值业务高价值客户并建立特征标签。在模型应用上，结合各类营销场景，基于客户特征分群，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满足了精细化、超细分的营销需求，大大提高了营销成功率。

参考文献

[1] 吴传宝，孙筱奇. 增值业务商业模式分析[J].通信管理与技术，2006，（02）：10-12.

[2] 吴军，田甜，宁博.基于移动增值业务的电信服务链建模研究.系统科学与数学， 2011，31（11）.

[3] 徐玉.3G时代的移动增值业务发展趋势.移动通信， 2008，32（2）.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盛唐；刘虚；诗作；诗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4-0093-04

在盛唐这样一个诗人才俊辈出的时代，形成了以李白、杜甫独胜，多个才子诗人群体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象，有创造出静逸明秀之美的山水田园诗人群，有创造出清刚劲健之美的豪侠诗人群，还有创造出慷慨奇伟之美的边塞诗人群。中国诗歌王国这一浪潮，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向南扩展，影响波及于如江西这样在当时还是比较边远的地区。江西文学肇始于东汉，但自东晋陶渊明之后，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沉寂，终于在诗国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群体。见诸典籍的盛唐江西诗人有刘虚、綦毋潜、陶岘、熊曜、熊暄等五人，而到唐末则更显示了相当的活力。本文拟以刘虚为切入点，在有限的资料中去还原这位诗人的生活与创作情况，以期对盛唐气象的研究有所补充。

一

据《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勃记载，刘奋虚(约702-约756)，字全乙，号易轩，洪州新吴(今奉新)人。性高逸，8岁能属文，上书，被召见，拜童子郎。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接着又登博学宏词科，官授崇文馆校书郎，三度调任洛阳尉，后改迁夏县(今属山西)令。壮年辞官南归，啸傲风尘，游历于休宁、安庆、浔阳、庐山、洪州等地。曾拟在庐山卜宅隐居，未成，于天宝末病逝。刘虚的生平资料很少，《新唐书・文苑传》和《旧唐书・文苑传》中都无传。

考察一位诗人在当时诗坛上的表现，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自然是考察他和同时代诗人的交往。这对刘虚这样的作家来说，又尤为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反映着他自身的文学活动，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反映出盛唐诗国的辐射与影响，反映着江西文人融人中国主流文学的历史进程。

刘虚在盛唐诗坛是一个交游广泛、创作活跃的诗人，与贺知章、包融、张旭交游，时称“吴中四友”，并与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往来酬唱，互赠诗章。《江西通志》记载：“(刘虚)与孟浩然、王昌龄相友善。”刘虚和孟浩然交谊甚深，有《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孟去世后，又有《寄江滔求孟六遗文》，词意恳挚。其中，《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以诗代书，从京口附近扬子江暮秋时节的肃杀景象缓缓写起，从迷茫的景色中引出独居越乡的客愁，进而怀想起远在湖北襄阳的友人孟浩然。其中“寒笛对京口，故人在襄阳。写诗人在月下吹起寒笛，夜深天冷，笛声凄咽，思念故人的愁绪就犹如这悠扬而又哀怨的笛声，如泣如诉。然而笛声难达，情思难传，思念之中，也流露出怅惘之情：“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江、汉两地，情思相牵。作者想象，孟浩然今晚也在思念自己，此刻也在赋诗以表达久别后的怀念之情，分处汉水和长江两地的友人，彼此遥望。“咏思劳今夕”一句中的“劳”字，更体现出孟浩然对自己的思念之切。通过写对方对自己的思念，而进一步表现出自己对对方的强烈感情，诗情显得婉曲而深厚。《寄江滔求孟六遗文》则作于孟浩然去世之后，诗中说：

“偏知汉水广，应与孟家邻。”对亡友孟浩然的感情正像那浩瀚奔腾的江水，绵绵不断。“相如有遗草，一为问家人。”刘虚惟恐孟浩然遗著零落散佚，便托江滔代为搜求，表现了这对莫逆之交的死生之情。孟浩然也有和刘虚交往的诗作，如仇日于龙沙寄刘大虚》：“海中谁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竞乘流去，滔滔任夕波”，同样表现出对刘奋虚的深刻怀念和分别之后难以相见的惆怅之情。

和刘虚交往甚深的另一位盛唐诗人是王昌龄。刘虚亲赠或怀念王昌龄的诗歌不见流传下来，但我们从王昌龄的诗集中却可以寻绎到一些蛛丝马迹。王昌龄有《宿京江口期虚不至》，诗中说：“明发不能寐，徒盈江上樽。”因刘虚相约而不至引发如此强烈的失落心情，足见二人交情非同一般。王昌龄还有《送虚归取宏词解》，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青桂春再荣，白云暮来变。迁飞在礼义，岂复泪如彼”，与刘虚忧喜相共、情怀真挚，千古之下读来都令人感叹。

刘诗中有交往记载的还有高适。但和王昌龄一样，高适诗中也保留了他和刘虚来往的诗篇。如《另刘大校书》一首：“昔日京华去，知君才望新。应犹作赋好，莫叹在官贫。且复伤远别，不然愁此身。清风几万里，江上一归人。”此诗应作于天宝末年，那时刘、高都在长安，由于安史之乱，刘虚想南归，因此高适便有此送行之作。细味诗意，高适对刘虚的“才望”是十分钦羡的，而对他的弃官南归，也便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惋惜及委婉地规劝。以落落有奇节的高适尚且如此看重刘虚，则刘虚当时受文坛的推重情况可想见一斑。

刘睿虚所交往的还有一批当时在仕途或诗坛上还不那么显耀的诗人，如阎防、薛据、乔琳、韩平、郭微等。阎防，字号和生卒年均不详，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好古博雅，诗语纯真朴实，颜真卿甚敬爱之，但不肯为官，放浪山水，曾与诗人薛据读书于终南山，刘虚《寄阎防》，便写于防时在终南丰德寺读书时：“青暝南山色，君与缁锡邻。深路人古寺，乱花随暮春。纷纷对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晚心复南望，山远情独亲。应以修往业，亦唯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资清真。莫叹文明日，弥年徒隐沦。”对阎的隐居生活给予深切而真挚的慰藉。全诗所写皆寺中景物，非深入其境者不能道，这也可见两人交往之深。刘虚还有《赠乔琳》一首：“去年上策不见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羡君有酒能共醉，羡君无钱能不忧。如今五侯不待客，羡君不问五侯宅。如今七贵方自尊，羡君不过七贵门。丈夫会应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论。”这首诗表现了对尚未遇时的乔琳以十分同情的思想，其实也是刘自己“脱略势利，啸傲风尘”思想性格的写照。

二

丹纳在他的《艺术哲等》中曾说过，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中，有主唱者，也有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和声，他们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时代的大合唱。应该说，刘虚的交往中，像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都是唐代的著名诗人，至如阎防、薛据他们在唐音交响中，则是不可或缺的和声。刘虚也是以自己的歌吟，融入了盛唐诗歌这一雄伟壮丽的大合唱之中，既在这诗国中深受这些大小诗人的影响和熏陶，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刘虚的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殷瑶在婀岳英灵集》所选的24名诗人中，刘奋虚位列第四，在常建、李白、王维之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刘奋虚与王维、韦应物并列，称为“大名家”。有《集》五卷传世，可惜至今却湮没不闻，《全唐诗》中仅存其诗1卷15首，残句一。

从刘虚现存的诗歌来看，在内容上主要有描写

山水景物和田园风光的，如《阙题》、《江南曲》、《浔阳陶氏别业》、《登庐山峰顶寺》、《寻东溪还湖中作》、《越中问海客》、《积雪为小山》等；还有一些是用作赠别唱和的交往诗歌，如《九日送人》、《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送韩平兼寄郭微》、《寄阎防》、《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寄江滔求孟六遗文》等；这些赠别唱和的诗歌也多写歌咏清静秀美的山水田园风光，表达对隐居读书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类诗，都反映着他所受唐代山水田园诗风的深刻影响，和唐代那些脍炙人口的山水田园诗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性。

刘虚开元中举宏词科，累官崇文馆校书郎，本来是有着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的，在《登庐山峰顶寺》中表白“虽知真机静，尚与爱网并。方首金门路，未遑参道情”，以及在《寄阎防》中对友人的劝慰“应以修往业，亦惟立此身”。但在历经仕途坎坷之后，他最终挣脱名利的桎梏，效法五柳先生，乐赋山水田园。《浔阳陶氏别业》说：“陶家习先隐，种柳长江边。朝夕浔阳郭，白衣来几年?霁云明孤岭，秋水澄寒天。物象自清旷，野情何绵联!萧萧丘中赏，明宰非徒然。愿守黍稷税，归耕东山田。”表达了对陶氏先祖隐居在明丽、澄澈、清旷的生活环境中的艳羡，并抒写向往归隐的情怀。与此情怀相似的还有仇日送人》：“海上正摇落，客中还别离。同舟去未已，远送新相知。流水意何极，满樽徒尔为。从来节，早已醉东篱。”是诗人向往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写照。这种山水田园情怀最终在历来为选家所青睐并被选人《唐诗三百首》的五言诗《阙题》中得到酣畅的倾吐：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诗歌为“阙题”，是原题在流传中已散失，后人便题作“阙题”，还是本意就是“无题”，我们尚难论定。但这首五律在艺术上，却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唐诗以韵胜，浑厚典雅、蕴藉空灵，这种特点在刘奋虚诗中同样显得很突出。这首诗，按空间顺序由远及近，从外向里而行，在人们的面前展现了一幅清丽幽美的山水画卷：山道弯弯，伸向白云深处；春意浓浓，沿着清溪流淌。清清溪水，常有落花漂过；阵阵花香，随溪中流水飘向远方。门朝山路，那样的寂静，没有尘世的喧嚣；柳掩书斋，多么幽雅，正宜山中隐居。在这空山密林之中，每当阳光映照，树影参差，洒在衣襟上，清辉熠熠，这又是何等的舒适潇洒。落英缤纷、青溪潺潺、花香馥郁、杨柳堆烟，无人却有无限生机，用王国维论意境的话来说，这便是“无我之境”，情意完全寄寓于境中，给人以无穷美感，生动地体现出诗人自甘淡泊而又自得其乐的闲适情怀，而这正是盛唐山水田园诗共同的审美追求。显示出刘虚诗歌创作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另一方面，刘虚的山水诗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唐才子传》也说他“交游多山僧道侣”，“善为方外之言”，如最具代表性的《阙题》以及《登庐山峰顶寺》“孤峰临万象，秋气何高清!天际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门二缁叟，振锡闻幽声。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虽知真机静，尚与爱网并。方首金门路，未遑参道情。”其中“心”、“业”、“有无界”、“前后生”等都是佛教特有的范畴，都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

三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盂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并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闻一多先生形容：

“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而在刘虚的诗中，又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1、诗境空明

刘虚在诗歌中经常体现出对“空明”境界的追求。比如《寻东溪还湖中作》：“出山更回首，日暮清溪深。东岭新别处，数猿叫空林。昔游有初迹，此路还独寻。幽兴方在往，归怀复为今。云峰劳前意，湖水成远心。望望已超越，坐鸣舟中琴。”其中“清溪”、“空林”、“独寻”、“幽兴”等意象有类似王维诗歌空灵优美的禅韵。再如上文所引的《阙题》一诗中的“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两句，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秀出幽深。表现的是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以象外而人于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与寂静。

空明澄澹的诗境，在盛唐山水诗派的作品中是俯拾即是的。如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等等，往往给人一种空灵、玄远、寂静、闲适和清丽的审美体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等等。严羽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指的正是这种特点，而这在刘奋虚的诗歌中也同样体现了。

2、清幽兴远

刘虚工于五言，其诗清淡悠远。殷瑶给予刘奋虚很高的评价：“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数人，然声率宛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以还，可杰立江表。”

刘虚的很多诗歌都体现出一种“清淡”之美，他善于用清淡的语言，写清淡的景物，抒发清淡的情感。即便是描写浓艳的景物，也不用浓笔重彩对它作直接的绘声绘色的描绘，而是首先用“清淡”的审美意识对它进行审美观照，然后再以表现出“清淡”的审美效果为前提对它进行“淡”写。这样，无论多么“浓”的景物，在诗人的笔下也就变得“清淡”起来了。在诗歌作品中，“一切景语皆情语”，诗句中的景“清淡”了，赖以表达的情也就会随之而变为“清淡”，情景都“清淡”了，那么写景诗“清淡”的风格也就形成了。比如，夕阳晚照的景色，应是一幅金光散射、红霞漫天的浓艳图景，可是在刘窨虚的笔下，却是“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苍”(《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和“日暮还家望，云波横洞房”《江南曲》)。两句都没有直接写夕阳的光辉与色彩，前句侧重写日落后海天“青苍”的冷清景象，后句侧重写日落时湖面上与水相接的云，使夕照呈现出一派“清淡”的景象。在五彩斑斓的自然景物面前，诗人选取写入诗句的景色却往往是舍艳求淡的，这在诗歌史上是很有特色的。

四

从分析刘虚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诗人是以写田园山水隐逸诗为主的印象，这既是对陶渊明田园诗的发扬，同时也是受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带有盛唐人士特有的隐逸情结：傲世独立的高洁人品，返归自然的精神享受和慰藉，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

与盛唐这样一个以李白独胜，多个才子诗人相辉映的壮丽景象相比，刘虚的创作是十分微不足道的。但是，相比陶渊明之后的三百年内江西文坛一片异乎寻常的沉寂状况，以刘虚为代表的盛唐江西诗人通过与盛唐名家们的交往，初步打破唐以前江西诗坛封闭低靡的状态，开始走向全国，并由此开启了中晚唐江西诗坛的活跃局面。其代表山水田园诗风表现了与王孟山水田园诗派的契合，是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渗透和沉积的又一次佐证。

参考文献：

[1]周广同等篆修，江西通志[M]，明嘉靖四年刻本，1525

[2]曹寅，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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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胡应麟，谈薮・内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闻一多，唐诗杂论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殷瑶，傅璇琮校笺，岳英灵集(上下卷)[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艺文类聚 鲍照 选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93－01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由欧阳询主编，武德七年（624年）成书。它与《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全书约百余万言。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谙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而其中对于诗的收录，应该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文学趣味以及其文学主张，也就具备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可以把此选录当作一种古代文学批评的方式。而此书作为一种官修类书对诗歌选录就一定会在客观上影响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及文学审美观，同样，对某作者具体作品的摘录，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么在唐代的这本官修类书中，对文学作品中诗歌成就最高的鲍参军诗的选录是否有其特色呢？

《艺文类聚》选录宋代作者26人，诗197首，其中以鲍照居多（42首），从此统计当中即可看出《艺文类聚》编纂者对鲍照诗之青睐。而这42首在《艺文类聚》中的选录如下：

卷一•天部 月城西门廨中诗（节选）1首

卷三•岁时 学刘公干体（节选） 喜雨诗（节选） 秋日示休上人诗（全选） 冬至诗（节选） 登庐山诗（节选） 登庐山望石门（节选）6首

卷二十七•人部 诗拟古诗之二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诗（节选） 行药至城东桥诗（节选） 赠傅都曹别（全选） 送盛侍郎饯候亭诗（节选） 拟行路难之四（全选） 拟行路难之五（全选）6首

卷三十一•人部 赠顾墨曹（节选） 诗拟古诗之八（节选）2首

卷三十九•礼部 侍宴覆舟山诗（节选）1首

卷四十一•乐部 代结客少年场行（全选） 代出自蓟北门行（全选） 苦热行(全选)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全选) 代东武吟(全选) 代东门行(全选) 6首

卷四十二•乐部二 代陈思王京洛篇（节选） 代升天行（节选） 代陈思王白马篇（全选） 代放歌行（全选） 代淮南二首（全选） 5首

卷四十三•乐部三 代白曲二首（全选） 中兴歌 其二，其三，其五（全选）5首

卷五十五•杂文部一 咏史诗（全选）1首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 谜字诗（全选） 数名诗（全选） 建除诗（全选）3首

卷六十•军器部 赠故人马子乔诗其六（全选）1首

卷八十一•药香草部上 过铜山掘黄精诗（节选）1首

卷八十八•木部上 山行见孤桐（全选）1首

卷九十•鸟部上 代雉朝飞（节选）1首

卷九十二•鸟部下 咏双燕诗二首其一（全选） 代空城雀（全选）2 首

鲍照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而成就最高的则是诗歌，对唐代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杜甫说李白的诗“俊逸鲍参军”便是如此。《艺文类聚》中对鲍照的诗、赋、骈文都有选录，从上面所列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被收入《艺文类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为全篇录入，如《代结客少年场行》《代出自蓟北门行》，其次就是节选，有些选录一两节，有些选录大部分，如《月城西门廨中诗》就只选了其中四句，而《代升天行》选了大部分。

《艺文类聚》由于其独创的体例整合了传统类书与选本的双重性质，因而具备了文学批评意义。对不同作家作品的选录，基本反映了选录者的文学趣味与文学主张。通过《艺文类聚》中对鲍照诗的选录情况的考察，这些被收入《艺文类聚》的作品中，可以分为山水诗、行旅诗、边塞诗、赠别诗、闺怨诗以及咏物诗六大类。其中，行旅诗、边塞诗、闺怨诗的数目占多数，而这些题材也代表着鲍照的艺术成就。同时也不难看出《艺文类聚》的编撰者在选录时很注重诗人的创作技巧。所选录的诗中都最能体现鲍照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而“选录”本来就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整合了选本性质的《艺文类聚》，自然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批评的意义，同时对鲍照具体作品的摘录，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俊.鲍照乐府诗研究[D].河南大学,2009.

[2]胡文文.鲍照咏物诗说[J].沧桑,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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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古成.孔芳:论鲍照的诗歌艺术[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7).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又有所个人创造和丰富过程，来理解李商隐的诗歌的审美观和诗歌风格，体会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

李商隐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在晚唐时期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朱鹤龄《李义山集笺注·序》以“沉博绝丽”评价李商隐诗歌风格。邹尊兴《唐宋诗学论稿》以“兼百书，融殊流，勿隐于偏巧”评价李商隐的诗歌审美观。这种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是和他学习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创造分不开的。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是有其高远正确的指导思想的。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诗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说法，以为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经典，而各种著作都有其独到的思想和艺术特色。透露出他对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在《献侍郎拒鹿公告》中说“我朝以来，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物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恕刺居多，效沈宋则绮糜为其。”李商隐认为诗歌创作既不要“推李杜则恕刺居多”的偏于内容，专注指责时弊，忽视诗歌艺术美，又不要“效沈宋则绮糜为甚”的讲究艺术形式，过于追求格式词藻，忽视诗歌思想内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艺术形式并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履行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一直为我国古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由于着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从中取得的作用价值也颇为殊异。李商隐是对《诗经》中比、兴等修辞手段给予创造性发展的一位诗人。他把原来用于个别诗句的比、兴材料，扩大联缀为一组完整的形象，构成全篇诗歌艺术境界的基础，造成含蓄深远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艺术效果。《流莺》一首诗中字面写的是流莺，实际上是诗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莺漂荡”，象征着诗人一生的漂泊无依。“巧嗽”有“意”，指文才兼抱负;“佳期”“未必”，喻理想难酬现。风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风波;千门万户，仿佛官僚集团间的分派。结尾点明自己与流莺同病相怜，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整首诗句句是实写，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为一体。“流莺”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而是一组包含着复杂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诗。

儒家思想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总结唐王朝盛衰演变的历史时，把问题的关键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把统治者个人的品质看作决定历史的根本，这种“贤人政治”的主张是直接来自儒家思想体系。在(赠送前刘王经映三十四韵》一诗，对唐王朝的复兴儒学大加赞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教条产生怀疑，大胆提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的质问，下笔做文章“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很有那么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这种矛盾和他生活的风雨飘摇年代，光凭儒家经书上那套陈腐的说教，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有关。

李商隐的世界观里也存有不少佛、老两家的影响。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说:“冥寞之间，杳忽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归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优喜悲欢，而亦勿用于其间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归结为一个“虚”字，认为万事万物从虚无中来，最终又回到虚无中去，这分明是佛、老哲学的要谛。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给他的作品盖上一层悲观主义的阴影，使它们失去早一时期唐代诗歌特有的那种明朗豪迈的风格，而染有浓厚的感伤、颓废情调。“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见《模花》诗)一片迟暮沦落之感，特别明显地渗透在他感怀身世的抒情诗里。

受《楚辞》及魏晋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诗歌的影响，李商隐吸取了“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表现手法。在诗《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开头运用提笔振起全文，僻开牡丹，先写榴花。因为榴花晚开，赶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实早开早落，更觉愁人，而迟开未必可悲。“玉盘”句是花含雨，“锦瑟”句是雨打花，这该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为雨所败，花事阑珊，万里阴履，顿非旧圃，一春生气，都有己成空。从牡丹零落写到整个人事的变化，把“愁人”推向顶峰。而结尾却又峰回路转，出以反笔。

舞罢归来，美人回顾，好象粉态犹新。言外之意是今天的零落还不算什么，他年的摧残，将远甚今日。从时间上说，由“今朝”到他日。从地区说，由长安写到安定。从咏物说，由榴花引起牡丹。从牡丹零落的比譬和铺写说，有“玉盘”之泪和“锦瑟”之“弦”。从感慨的复杂迷茫说，由未必愁衬出更可愁，再从暂时的不算阑珊引出前途的更为凄瑟。李商隐用自擅长象征和隐喻手法，形成一种情思绵邀、深曲密丽的艺术风格，把“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手法发展到了极致。

李商隐以前的唐代诗人的风格，他都有所借鉴。他吸取前辈之长，像李白之飘逸，王昌龄之深闺、善于变化，刘禹锡之清新、曲折见意，高适、岑参之豪迈、高昂，甚至也吸收了“大历十才子”中部分诗人从平易中见精微的某些可取之处。如《海上》后来大量运用神话诗之始，《公子》开后来咏史以讽刺朝政之始。如《溺岸》冷眼描述而不着褒贬，《华岳上题西王母庙》一唱三叹、余味悠然。它们共同反映了诗人沉博绝丽的诗歌风格，风神摇曳、往复从容，淡宕韵味中表现了兀然岿然，不屈不媚的挺拔情调，精微的诗律，迷茫的意境，萦回曲折、绵邀的特色。

这里面有几位诗人，对李商隐影响极大。宋叶少蕴评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个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仿佛。”(《石林诗话》)朱自请说他:“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诗有些实在是政治的譬喻，实在事感时伤事之作。”(《经点常谈》)从李商隐诗的审美特征中，可以看到他对杜甫沉重，韩愈奇崛险特、光怪陆离，李贺的奇峭诡橘、绮丽以及“埋没意绪”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李商隐中期的诗作接受杜甫沉郁顿挫的传统，汲取其轩昂浑键的体势，而又吸收了中唐许浑诗律中圆熟挺拔的优长，写出了《安定城楼》和《过伊仆射旧宅》、《赠别前蔚州契芯使君》等诗。李商隐的后期，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打击，家庭遭遇到更大的不幸，飘蓬流转，心情愈益消沉，因而表现在他的诗篇中的苍茫色彩就更为加深。他在桂管作幕一段时期的诗，吸引了韩愈风格中光怪陆离的色彩的一面。与此同时，他还汲取了杜甫《秦州杂诗》五律的苍茫凝重风格，加以融合。如“土宜悲坎井，天怒识雷霆”。

(《酬令狐郎中见寄》)，“虎箭惊肤毒，鱼钩刺骨”(《异俗》)等等，善于把远方景物的肖森情境和仕途堰赛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其晦冥肖瑟的一面。在樟州时，他更频频向往和摩挛杜甫的蜀中诗作，从而有助于积极师承杜甫的风格。如《筹笔骤》一诗表现了诗人学杜所达到的高峰。诗中开头二句，笔势雄超。眼前情景，突兀如见。极力推崇诸葛亮的不朽。即使风云千古，垂相的功业赫赫犹存。然而想有到的是三、四两句陡转，写后主之降、宕一闲笔，为诸葛亮无补蜀国的大业致慨。五句在肯定无愧于管乐之才后，忽又再一次转折，引出诸葛亮的失败。最后宕开笔势，从起句当前所见的筹笔释，推想到他年此地。千百年后，经过锦城的人们，一定还会因吟起《梁父》而心怀遗恨。抑扬转折中使人一唱三叹。何掉评《筹笔骚》云:“沉郁顿挫，绝似少陵。”(《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

高适的赠别诗范文第5篇

【摘 要 题】唐宋文学

【关 键 词】渭城曲/歌唱/渭城体

【正 文】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被谱成歌曲后，称《渭城曲》或《阳关曲》，多简称《渭城》、《阳关》。这支骊歌，中唐时已成为送远饯别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入宋以后是否仍为大众喜闻乐唱？前贤关注得较多的是苏轼《阳关曲》。苏轼借唐《渭城曲》的现成曲调歌唱过自己的诗。而王维《渭城曲》的歌唱是否仍在流行，研究者多作“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大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1]“得到普遍的歌唱”[2] 一类泛泛论述，对歌唱事实尚未作明晰梳理。笔者通过对《全宋词》[3] 与《全宋诗》[4] 的考察，发现这支骊歌在宋人诗、词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全宋词》中有《渭城》或《阳关》曲名出现的词约120多阕，《全宋诗》中有《渭城》或《阳关》曲名出现的诗作，笔者初步择录了近50首(同一首诗中重复出现的不计)，其中反映出歌唱的诸多方面，如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场合等。宋人的歌唱，既有歌唐《渭城曲》者，也有套用《渭城曲》唱自己诗者。并且，诗人创作有了“渭城体”的固定格律形式。而这一格律形式即与此诗的入乐歌唱紧密相联。下文即分述之。

一、宋人歌唐《渭城曲》

宋人歌唐《渭城曲》的情况，依《全宋诗》所录可见下列事实：

(一)歌曲名。《渭城曲》之名，郭茂倩以为“《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辞云。”[5] 任半塘先生以为“此诗入乐以后，名《渭城曲》。凡称《阳关》者，多数指声，不指曲名。宋人因其唱法有三叠，甚突出，乃改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以夺《渭城曲》原名。”[6] (421)从宋人歌吟看，《渭城曲》在宋代又被称为《渭城》、《阳关》、《渭城歌》、《阳关曲》、《阳关三叠》。这些名称的变化，从时间段上看，大体北宋前中期人们多称《渭城》，此后则多称《阳关》。若以人为代表，大致从苏轼开始多称《阳关》。《阳关三叠》之称则是苏轼见到“古本《阳关》”歌谱后出现的。一个事物名称的变化往往说明着其内涵的衍变。

(二)歌唱者。《全宋诗》所录，诗及注释中明确记述歌唱《渭城曲》(《阳关曲》)者，有江休复(字邻几)，见梅尧臣《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江翁唱《渭城》，嘹唳华亭鹤。”有杜植(字廷之)，见韩维《同邻几原甫谒挺之》。“凭君莫唱《阳关曲》，自觉年来不胜悲”句后自注“挺之善歌此曲。”有蔡娇，见刘敞《赠别长安妓蔡娇》“玳筵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无明确姓名者，如宋祁《观邻人卖饼大售》所记“售饼邻人”“不复还家唱《渭城》”；强至《陆君置酒为予唱〈阳关〉即席有作》中的“陆君”；范成大《咏河市歌者》“岂是从容唱《渭城》，个中当有不平鸣”的歌者；苏轼《次韵王雄州还朝留别》“但遣诗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阳关》”的侍女；《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中的“佳人”；刘攽《酬王定国五首》其一“柔姬一唱《阳关曲》，独任刚肠亦泪流”中的“柔姬”。从歌唱者的身份与生活阶层看，这支骊歌的确传播较广，尤其深受文人士大夫重视。

(三)歌唱声情。梅尧臣曾与刘敞、江邻几、谢公仪会饮，听江邻几唱《渭城曲》，诗中描绘江邻几唱《渭城》有“嘹唳华亭鹤”的艺术效果。华亭鹤唳，典出《世说新语·尤悔》：陆机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于吴亡入洛前，与弟陆云常游于华亭墅中。后常以此为遇害者临终前的感慨生平之词。“嘹唳”，六朝诗人多用，谢脁《从戎曲》：“嘹唳清笳转，萧条边马烦。”陶弘景《寒夜怨》：“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联系陆机的故事与六朝诗人对“嘹唳”一词的运用，可以想象《渭城曲》高亢凄清的声音，以及悲怆感伤之情。苏颂在《和题李公麟阳关图二首》其一中咏：“《渭城》凄咽不堪听，曾送征人万里行。”苏轼《记〈阳关〉第四声》：“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7] 苏颂谓“凄咽”、苏轼谓“宛转凄断”，亦是“嘹唳华亭鹤”的效果。

(四)流传情况。《全宋诗》所录吟及《渭城曲》的作者，从生活时代看，最早是宋祁，最晚的是何应龙。宋祁(998-1061)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何应龙生平事迹不详。据《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一五、《西麓诗稿》卷首、《宋诗略》卷一五、《宋元学案》卷二五《参议陈西麓允平先生》等资料可定为宋末元初人。何应龙诗今存48首，均为七绝。其《有别》诗云：“楼上佳人唱《渭城》，楼前杨柳识离情。一声未是难听处，最是难听第四声。”可知《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未曾中断，但诗中歌吟较多者主要集中在北宋，尤其是仁宗、神宗、哲宗三朝。从诗人的歌吟亦可见出，《渭城曲》作为一首经典“古曲”，随时代演变，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了。刘敞在他的诗中发出“举世几人歌《渭城》”的感叹。梅尧臣、韩维等人听《渭城曲》写于诗，并特意加以注明，说明这样的歌唱在当时已属罕事。在记谱还不发达的宋代，歌曲的传唱依然以口耳相传为主，可以说，歌唱者的命运决定着歌曲的存亡。江邻几于仁宗嘉祐六年(1060)去世。韩维享年83岁，也于哲宗元符元年(1098)谢世。杜植生卒年未详，设若与韩维一般高寿，在哲宗时也离世了。随着这批善歌者的先后去世，到哲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得“古本《阳关》”时，文士阶层歌唱《渭城曲》的情形大概已是“除却胶西不解歌”了。

(五)“别调声”。北宋时期，《渭城曲》的歌唱不分阶层，歌唱者也无身份、性别的区分，文人士大夫的歌唱自然以男声为多，但到宋徽宗时，出现了像李师师这样以歌《阳关》而知名者，并是“解唱《阳关》别调声”[8] 而从何应龙“楼上佳人唱《渭城》”的描述看，至南宋末年，《渭城曲》也是红袖妍唱了。关于《阳关曲》的变化，刘敞早有“流传江浦是新声”之叹。苏轼见古本《阳关》，以为其歌唱“不类向之所闻”。而李师师于宣和中唱的又是“别调声”。那么，《阳关曲》的歌唱到底变化成怎样的“新声”、“别调声”了？《全宋词》所录词调中，除《阳关曲》外，还有《阳关引》、《古阳关》、《阳关三叠》。北宋初年，寇准将王维《渭城曲》改为《阳关引》，晁补之作有《古阳关》(寄无斁八弟宰宝应)，皆为长短句。二者格律相同。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在《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酒筵歌曲的撰词与填词》一文中指出：“《阳关引》即《古阳关》，始自寇准。”[9] 南宋末年，柴望又有《阳关三叠》(庚戌送何师可之维扬，庚戌为宋理宗淳祐十年，即1250年)。较之唐《渭城曲》，此是否即为新声、别调曲呢？考三者内容，均未脱别亲送远的主题，但从名称的变化可以想知其歌唱方法已有多种形式。

二、宋人借《渭城曲》歌宋诗

宋人用唐《渭城曲》的现成曲调歌宋诗，最典型的莫过于苏轼歌《中秋月》。苏轼于《书彭城观月诗》中说：“‘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夕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10] 苏轼借《阳关》旧曲歌唱的还有《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二首七绝。宋人赵次公说：“三诗各自说事，先生皆以《阳关》歌之，乃聚为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11]《答李公择》作于熙宁九年(1076)，诗曰：“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赠张继愿》作于元丰元年(1078)，诗曰：“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前古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任半塘先生认为“北宋苏轼详记‘古本《阳关》’(即《渭城曲》)之唱法，犹指唐音。”[12] (163)苏轼《和孔密州五绝》之一《见邸家园留题》云“古本《阳关》”的歌唱有“三叠”。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云：“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13]《梦溪笔谈》撰于元祐年间(1086-1093)，据其自序所言，大部分是元祐三年(1088年)定居润州(今镇江)梦溪园后所写。[13] 我们把沈括所说的“今”缩小到他写《梦溪笔谈》的元祐年间，那么，这时他所听到的《阳关》的歌唱是“稍类旧俗”的，即如古乐府一样，“声词相从”，使用了和声。李之仪也说用“和声”。他在《跋吴思道小词》中，将《阳关》的唱法与歌“小词”比较：“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下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14] 李之仪(约1035—1117)，哲宗元祐八年(1093)，苏轼出任河北西路安抚使、知定州，特辟为管勾机宜文字。后以元祐党籍贬惠州。李之仪所说“今人”，我们也把它的范围缩到最小，指与他有交游的“当代人”，那么，苏轼自然是“今人”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史料明确记载歌唱过“《古阳关》”的一位。这样，可以说苏轼歌《古阳关》或借《阳关》歌自己的《中秋月》等，即采用了唐人“但以诗句而下用和声抑扬以就之”的方法。至于“和声”如何安排，元代人李治(一作冶)《敬斋古今》记述自己学唱《渭城曲》的情况可供参考。

王摩诘《送元安西》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后送别者，多以此诗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阳关》。予在广宁时，学唱此曲于一老乐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剌里离赖)浥轻尘，客舍青青(和：剌里离赖)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不和)，西出阳关(和：剌里来离来)无故人。’当时予以为乐天诗有‘听唱《阳关》第四声’，必指‘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耳。又误以所和‘剌里离赖’等声，便谓之‘叠’。旧称《阳关三叠》，今此曲前后三和，是叠与和一也。后读乐天集，诗中自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也。又《东坡志林》亦辨此云：‘以乐天自注验之，则一句不叠为审。’然则‘劝君更尽一杯酒’前两句中，果有一句不叠，此句及落句皆叠。又‘叠’者，不指和声，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向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访诸谱，或有取《古今词话》中所载，叠为十数句者，或又有叠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谓《词话》所载，其词粗鄙重复，既不足采而叠作八句，虽若近似，而句句皆叠，非三叠本体，且有违于白注、苏《志》，亦不足征。乃与知音者再谱之，为定其第一声云：‘渭城朝雨浥轻尘’，依某乙，中和而不叠；第二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举不和；第三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直举不和；第五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及第七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为七句，然后声谐意圆。所谓‘三叠’者，与乐天之注合矣。”[6] (427)

转贴于 按李治所说，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又被“附腔”套用了《小秦王》的曲调歌唱。入《小秦王》歌唱之事，今见最早的材料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其第九卷《王右丞》：“右丞此绝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用诗中语也。”[15]《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编成于丁亥年，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苏轼的《阳关三绝》也有入《小秦王》而歌的说法。今存最早的苏词刻本是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云南阜草堂刻《东坡乐府》，《阳关曲》题下注：“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唐声诗》下编《小秦王》杂考有所辨证：“《小秦王》传辞之格调并不同于《渭城曲》，近人已经比勘明确。格调既异，彼此声情亦必异，有不俟言。乃北宋时本曲与《渭城曲》，甚至与《竹枝》，除苏轼外，文人多混用，不顾声情，已不可解。清人谱书中又进一步径以《阳关曲》之名掩盖本曲名；近人信之过笃者，甚至依据上列《小秦王》之辞，以校勘王维《渭城曲》辞之音律，愈出愈奇。未省《小秦王》既从《秦王破阵乐》来，应是凯歌，《渭城曲》完全骊歌，唐人何至混二曲为一？”[6] (457)为什么《渭城曲》会歌入《小秦王》，任半塘先生说：“至于宋人将《渭城曲》、《三台》、《竹枝》等辞歌入所谓《小秦王》，乃当时大部唐乐已晦，时人于《阳关曲》(即所指作《小秦王》者)尚熟悉，遂有张冠李戴，聊以解嘲之举；此绝非唐人之歌诗，亦非唐诗之‘选词配乐’。因所选之词，本身原为徒诗，并无调属，方为之配乐；《渭城曲》、《三台》、《竹枝》等原皆声诗，各自有调，唐人岂有放弃《三台》、《竹枝》等原声不用，而将诸调转唱入他曲之理！性质迥殊，无因相混。惟为好辞求得好声，乃唐宋艺人之共同愿望，不妨以宋喻唐。如八章三节引晁无咎评黄鲁直曰：‘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赵长卿《惜香乐府·眼儿媚》谓‘笑偎人道：新词觅个，美底腔儿。’此虽皆宋时情事，而‘美腔’与‘新词’，始则各不相谋，终可投合无间；方其投合，乃以腔为本位，其法仍然唐代‘选词配声’之遗，恰恰说明问题。”[12] (172)任先生以为宋人歌唱《阳关曲》入腔即《小秦王》的情况，原因之一即在于宋人“著腔子唱好诗”，[16] 也有宋人不顾声情的因素。不过，可能还在于歌法的相近。王灼《碧鸡漫志》卷四《何满子》：“白乐天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歌八叠，疑有和声，如《渔父》、《小秦王》之类。”[17]《苕溪渔隐后集》卷三十九《长短句》：“苕溪渔隐曰：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15] 南宋魏了翁《木兰花慢·即席和韵》：“问梅花月里，谁解唱、《小秦王》？向三叠声中，兰桡荃棹，桂醑椒浆。”可知《小秦王》唱法，有“和声”、“杂以虚声”、“三叠”，这些歌唱方式亦均同于《渭城曲》。尽管如此，在苏轼之前，杜廷之、江邻几、韩维等人歌《渭城曲》时，二者并未混淆。这些人均洞晓音律，不应造成将“《渭城曲》”(“《阳关曲》”)与《小秦王》张冠李戴的混乱。即使到了神宗绍圣年间，二者仍各自独立。黄庭坚过三峡，作《竹枝词二首》，令巴娘歌唱。跋云：“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绍圣二年四月甲申。”[23] 黄庭坚《竹枝词二首》全诗为：“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这里，黄庭坚用“叠”来称自己所作的二首《竹枝词》，意味着用同样的曲调唱不同的歌辞。即曲调相同，歌辞更换。而他所说的“和”，是“重其全句”的，与其他用“声辞”为“和”或摘取其中少数字句如“竹枝”、“年少”为“和”的唱法稍异。他所说的“和”，若从“重其全句”的角度看，类似苏轼和元人李治所说的“叠”。黄庭坚所作《竹枝词》二叠，用“后二句”全句加众人和唱的方法以《竹枝》曲调可唱，设若“各用四句”重叠，利用《阳关》、《小秦王》的曲调也能唱。这里，黄庭坚仍将《阳关》与《小秦王》并列，说明在黄庭坚作《竹枝》的绍圣年间，《阳关》、《小秦王》仍未相混。苏轼《书彭城观月诗》说自己在18年前以《阳关》歌《中秋》诗，18年后“独歌此曲”，仍然未说变成《小秦王》曲调。他的《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两本新图宝墨香，尊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将《小秦王》与《阳关》区别，说明《小秦王》并非断肠之声。到了胡仔，他记苏轼以《阳关》所唱的《答李公择》诗是入《小秦王》歌唱的。从时间上看，盖至南宋中后期，《阳关》与《小秦王》的歌唱有所混淆，但也是个别人的做法。胡仔之后，明清人的记述颇显混乱。如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注：“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明卓人月、徐士俊辑《古今词统》卷二则标明《小秦王》，并于“济南春好雪初晴”句后注：“东坡词集中作《阳关曲》。”清人吴照蘅则以为唐声诗的歌唱，“至宋而谱之存者独《小秦王》耳，故东坡《阳关曲》借《小秦王》之声歌之”。[18] 这些说法显然对歌唱事实本身并未作考辨，吴照蘅之说就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了。

三、渭城体

苏轼借唐音《阳关》歌自己的绝句。这三首绝句“被声”成为歌辞，写作上是否也考虑了适合歌唱的要求？对此，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即指出：

《东坡集》中《阳关词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特以其调皆《阳关》之声耳。《阳关》之声，今无可考。第就此三诗绎之，与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节。……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与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换。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声，譬如填“词”一般。渔洋先生谓绝句乃唐乐府，信不诬也。(《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本)

俞樾《湖楼笔谈》卷六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东坡集有《阳关曲》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翁覃溪先生《石洲诗话》谓与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节。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声，若填词然。余细按之，翁说诚然矣。惟取四诗逐字排比之，他字无小处出入，惟第二句之第一字，右丞作是‘客’字，苏《赠张继愿》用‘戏’字，《答李公择》用‘行’字，《中秋月》用‘银’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词家每以入声字作平声用。右丞作‘客’字，正是入声，或‘客’字宜读作平也。盖此调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读仄声，便不合律。东坡《答李公择》及《中秋月》两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证也。惟《赠张继愿》用‘戏’字，则是去声，于律失谐，或坡公于此中疏。又《玉篇》‘戏’字有忻义、虐奇二切。此字借作平声读，或亦无害也。……精于音律者审之。”[19] (317)另外，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附录卷中、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于《答李公择》一首后加注，均指出苏轼为适合歌唱而在声律上的用心。苏轼歌《古阳关》，表面上看，仅为“著”唐“腔”歌自己的诗，事实上，苏轼在写作时就严格按照“唐音”音律为歌唱作了准备。苏轼曾细致研究《阳关曲》的歌唱技巧。他的《记〈阳关〉第四声》即专为《阳关曲》的歌唱而作，认为所谓阳关三叠，“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施议对评论说：“这段记载，纠正了‘每句再叠’与‘三唱以应三叠’的错误说法，以为‘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才是正确的唱法。体会甚为深微。”[19] (318)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格律，人们极为熟悉。用平仄符号标示如后：“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平起首句入韵，前后两联失粘。这种形式在唐人笔下并不少见，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哭晁卿衡》、高适《营州歌》、韦应物《滁州西涧》、李益《春夜闻笛》等等。到了宋代，这种尚未符合粘式律的“体”，是被看成特殊形式的，惠洪《天厨禁脔》卷上称为“折腰步句法”。并举《宿山中》(惠洪以为韦应物作，《全唐诗》作朱放诗，一作顾况诗)“幽人自爱山中宿，更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南园》(李贺)：“花枝草蔓眼前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然态，嫁与春风不用媒。”《送蜀僧》(苏轼)：“却从江夏寻僧晏，又向东坡别已公。当时半破娥嵋月，还在平羌江水中。”惠洪以为这种折腰步句法，“虽中失粘而意不断。”[20]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注引《西清诗话》，立名“折腰体”，即以王维此诗为例。[21] 可是，苏轼作诗以“《阳关》歌唱”，严守《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格律，“如按谱填词”，即写成所谓“折腰体”。苏轼的做法是否说明，借《渭城曲》“著腔子”进行歌唱，歌辞当按本辞格律，依声行腔，方可字正腔圆？清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一五引江藩语：“《阳关辞》，古人但论三迭，不论声调。以王维一首定此词平仄。”[22] 的确如此，约比苏轼晚二十年进士及第的刘跂(神宗元丰二年进士)有七言绝六首，其平仄即依王维诗而定。题中明言“翻书见舍弟去年自寿归郓道中诗，怅然怀想，久不作诗，因集句为答。用渭城体，可歌也”[6]：

春深逐客一浮萍，何处淹留白发生。山城过雨百花尽，野渡无人舟自横。

青春白日坐消难，须着人间比梦间。八公山下清淮水，明月何时照我还。

汶阳归客泪沾巾，莫厌伤多酒入唇。暂时相见还相送，水远山长愁杀人。

荒山野水照斜晖，绿净春深好染衣。请君问取东流水，来岁如今归未归。

寻思百计不如闲，塞马重来事偶然。皇恩若许归田去，头白昏昏只醉眠。

诗成吟咏转凄凉，独宿空帘归梦长。长年事事皆抛尽，惟到尊前是故乡。

六首均平起首句入韵，前后两联失粘，具体标示如下：

第一首：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二首：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第三首：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四首：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

第五首：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第六首：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苏轼《答李公择》、《赠张继愿》、《中秋月》三诗严守《渭城曲》格律的事实和刘跂集句为“可歌”而采用“渭城体”的做法说明，便于以《渭城曲》歌唱的歌辞格律样式即当写成宋人所谓的“折腰体”。而从“渭城体”形成的角度看，可以说由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的配比音乐成为《渭城曲》的歌唱，使得宋人七绝创作仍然保留了“折腰体”这种不合常规的格律形式，由此便自然联系到音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问题。从《乐府诗集》所存《近代曲辞》看，当时采入《水调》、《凉州》、《大和》、《伊州》、《陆州》等大曲入乐歌唱的七绝形式的声诗，符合粘对规则或不符合者均有。这意味着符合不符合粘式律并不妨碍入乐歌唱，但当一首诗被谱为歌曲，广泛传播，引人仿效时，最为方便的作法即是模仿本辞进行写作。如此反复，由歌唱而确定了的这一歌辞的声韵格律形式也逐渐固定而模式化，最终演变成一支词调。其歌辞的格律亦为人模仿，遂成定格。《渭城曲》由唐到宋，因为歌唱所引起的这一变化，正说明了声诗发展成为词曲的过程。《渭城曲》格律固定为一种“体”的事实，亦反映出诗之入乐以后，音乐因素对文体形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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