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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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范文第1篇

我们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国民总产出等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中Y为国民总产出，K、H分别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量，A为效率因子，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估算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我们将变换后得到，并对模型中变量进行如下处理：

(1)利用国民生产总值GDP代替Y；

(2)利用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投资)代替K(物质资本投资)。根据相关文献研究，我们设定1980年前所有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为3.5%，1980年后所有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为5%，并采用直线折旧。

(3)用人力资本存量(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H(人力资本投资)。

由表2可以看出，在回归分析中，R2＝0.996，表明K、H对Y的解释能力很强，且回归方程通过F和t检验，表明国内生产总值Y与固定资产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有显著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关系。据此，我们得到我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从上述生产函数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将推动经济增长0.651%，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将推动经济增长0.358%。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固定资产存量总额达到205377亿元，在5%的折旧水平下，要维持固定资产存量增加1%，我国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12322亿元，而据世界银行估算，如果我国普及6年制初等教育和基本的公共保健及卫生服务体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只需要每年增加20亿元的教育经费。按此推算，如果我国增加200亿元初等教育投资后，200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8.43年，人力资本存量将增加5.78%，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2.1%。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国外有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投资确实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如Barro(1990)对98各个国家的1960年～1985年GDP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教育投资是人均GDP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事实上，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一直小于物质资本投资力度，据武志鸿(1999)统计，1998年我国物质资本投资比1980年增加3019.6%，而同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280.7%。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指出，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社会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因此，我国必须调整投资结构，在注重对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目前，我国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与国家财政性支出、企业和个人投入等，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推行以及个人教育需求的稳步增长，居民教育投资总额在不断增长，成为我国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逐步完善，可以预见，个人所得税也将成为我国主要税种之一。而教育投资作为一项投资，其规模大小取决于投资收益率。个人所得税作为对个人收益的主要调节杠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教育投资规模。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促进我国居民教育投资。

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方向探讨

1、调整税率，发挥调控功能

我国高收入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斜性政策扶持的结果。这些倾斜性分配政策和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漏洞造成的“暴富”阶层和由于媒体炒作而形成的各种财富惊人的“星族”，构成我国高收入阶层的主体。这类高收入阶层所得既不是按劳分配所得，也不是资本、经营所得，对此课以重税不会影响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为体现社会公平，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良好社会环境，我国应将高收入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重点，提高该阶层的边际税率。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应朝“照顾低层、扶持中层、调节高层”方向发展。

(1)照顾低层。199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额为800元，此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2002年物价水平比1994年上涨60%。因此，这一基本扣除额应作适当调整。我们认为将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额定为1500元是比较合理的。

(2)扶持中层。高学历人才投资期限长、成本较高，据中国教育和科研网统计，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19年间上海一般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平均高达10.5万元。根据保守估算，一般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总共需要投资5万元，而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大学毕业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平均工资在1500—6000元之间，目前，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投资剧增，它是我国多年来高等教育需求无法满足的一种爆发，一旦就业形势严峻，大学毕业生的未来收益将会下降，最终将导致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居民的投资热情将会剧减。针对我国教育投资的特点，个人所得税政策应对该阶层的人群进行扶持，提高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进而提高社会对教育投资的热情。

(3)调节高层。月收入超过10000元的高收入阶层将是我国所得税调节的重点，我们应适当提高该档边际税率。事实上，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达到80%—90%，即使后来普遍调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其最高边际税率仍高于50%，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而最高边际税率只有45%，我国高收入阶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应适当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各档边际税率进行了调整，虽然，我们提高基本扣除额，降低一般劳动阶层的边际税率，造成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减少，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加强高收入阶层的征管和监控来增加个人所得税。同时，我们对社会未来消费主体进行扶持，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培育稳定的税源，因为他们已经或者将是我国社会消费和投资主体。

2、完善抵扣政策，提高教育投资收益率

驱动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投资后的未来收益率，而我国目前所实行的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教育投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教育投资成本越高，且未来收入也越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增长更快，导致未来收益率有可能降低。因此，在促进个人增加教育投资时，个人所得税政策可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降低教育投资成本和提高教育投资收益。

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其投资成本是不同的。税收政策应对不同文化程度的纳税人制定不同的教育资本投资费用扣除标准，允许其在税前扣除。

我们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法来确定受教育者投资成本的税前扣除额。首先计算出不同学历的平均教育投资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学杂费支出）、教育机会成本（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其计算公式为：。其中为第i年学杂费支出，为第i年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考虑到区域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课根据本地的工资水平计算出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工薪，据此计算出本地区不同学历受教育者的平均投资成本，然后将教育投资成本在规定的年限内（比如20年）平均分摊，允许其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抵扣。

教育投资范文第2篇

1、过于倾向投资热门的学校、专业或是大众热衷消费的教育领域；

2、重数量轻质量，以为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多，盲目加大投资力度；

3、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盲目地跟从和攀比；

4、主观臆断，不尊重孩子意愿，漠视孩子选择教育的权力；

5、一味追求学习成绩的提高，忽视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教育投资的非理不仅会导致投资效益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影响孩子受教育的质量，孩子在接受家长的硬性安排后，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和排斥心理，最终可能导致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进而对今后的就业、生活等造成不良影响。

教育投资是一种特殊投资，孩子是个成长股，所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要求更加理性。

选准目标

主要是看孩子爱好什么，而不是家长自己想要孩子学什么。家长不能重自己的意愿而轻孩子的需要，因为孩子是独立的、有意识的、有思想的个体，父母只有在尊重孩子的兴趣、个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引导和培养孩子的学习和能力。

选对时机

是指一定要在孩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极度渴望的内在需要的时候去投资，而不是先投资再逼着孩子去学。如果孩子还不想弹钢琴，家长就投资给孩子买钢琴，并逼着孩子去学，那么孩子要么应付差事，要么反抗不学，家长良好的愿望反而会换来负面结果。

合理分配

学习的提高、智力的发展属于教育，但孩子的道德品质、劳动技能和情绪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家长在进行教育投资时，一定要遵循全面发展的原则，合理地分配资金，以保证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

适当投入

现代家长的观念中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只要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条件，孩子就能成才。其实不然，据“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的研究表明，80％的孩子来自生活不富裕的工农家庭。教育是一种产业，必须要有投入，但绝不是越多越好，只有量力而行，把钱花在刀刃上，才能真正实现效益，盲目的投资只能是一种浪费。

案例2：实际收入与教育投资愿望产生冲突

钟先生今年38岁，从事工厂管理工作，年收入65000元；妻子自己下海经营了一家小店铺，每年纯收入大约35000元；夫妻俩有一个10岁的儿子巍巍，巍巍活泼可爱、身体健康。

钟先生在一年前购买了某保险公司的重疾分红险作为夫妻俩的医疗保障，缴费年限20年，年缴保费9000元。考虑到孩子未来大学的教育开支，夫妻俩在儿子出生不久后即为儿子投保了一份儿童教育险，缴费18年，年缴保费3650元。

教育投资范文第3篇

一、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现存的问题

（一）义务教育投资不足

尽管国家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由于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再加上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级管理以后，国家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连年下降，已由1978年31．2％下降到1992年14．7％，因此国家不可能在教育投入上有更快的增长，近三年来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总支出一直徘徊在12．7％，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总体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义务教育经费的短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不足，一方面是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人数的急剧增加。据有关学者测算，到2000年7－12周岁小学适龄组人口约1．4亿人，比1987年1．15亿人增加近21．7％，国家预算内义务教育投资需800－1000亿元，而1993年教育总经费是600．94亿元，可见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亟需义务教育投资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我国在义务教育投资方面，由于，还存在着历史性投入不足，尤其是在教育基本建设方面，欠帐过多，到现在中小学校还有大量的旧房、危房需要维修和扩建，而目前的教育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眼前的需求，无力弥补欠帐，因此更显出教育经费的短缺。

（二）义务教育投资的内、外部结构不合理

首先从义务教育投资的外部分配状况看，总体教育投资过于向高等教育倾斜，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相对偏低，这可以从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中得到证实。1988年我国三级教育生均费用之比为1：2．31：33．72，而世界一般发展中国家为1：1．7：8，发达国家为1：1．1：1．3或1：4：3．7。可见在我国培养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竟相当于培养一名小学生的30或40倍。这种偏重于高层次教育投资的方针与分配比例政策，无疑从结构上造成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的短缺，因此非常不利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目前仍处在普及初等教育阶段的经济贫困地区。

其次在义务教育投资内部使用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在义务教育总投资中，教育事业经费与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不协调，基建投资比例偏低，不到2％，农村中小学的校舍建设几乎是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的，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二是在义务教育事业经费中，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现象严重，1993年普通中学用于人员部分达82．81％，小学将近90％，公用经费所剩无几。为此，许多地区连起码的教学条件都保证不了，更何谈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它打破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增加了基础教育管理与发展的灵活性。但同时，随着这一体制的实施，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病也就越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首先，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各地区义务教育普及进程的均衡发展。根据我国实行的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要求，义务教育的投资支出是全部下划到地方财政－－城市是市财政，农村是县、乡财政，由地方政府全部负责和安排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这样就使得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只能取决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存在着一定甚至是比较悬殊的差距，各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以及各地区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能力自然也各不相同，落后、不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也因此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投资保障，那么由此引起各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的不均衡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也正是如此。

其次，这种投资管理体制还缺乏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有效约束，从而不利于保证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和教育投资的合理运用，保障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对教育投资的正常需要。这是因为，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要想正常的发挥作用，必须以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为前提。地方政府只有按照社会或上级政府的意愿，并根据经济合理与效率的原则来安排对教育的投资支出，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否则既使是这一地方经济上存在着使义务教育大力发展的可能性，也会因地方政府对支出的不合理安排而使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抑制或损害。由于我国在体制、法规上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地方一些政府官员的素质不高，先经济后文教，轻视教育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行为是相当不规范的，挤占、挪用、削减教育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和解决，前面提到的长期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例正是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种种不规范行为的具体表现。

（四）义务教育投资使用效益不高

义务教育投资不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既使这有限的经费，由于使用效益低，也没有充分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短缺，其主要表现是：

1．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逐年下降，学校机构臃肿，超编现象严重，占用了大量的人员经费开支。按现行编制计算，目前，全国中小学教职工超编66万多人，若以人均支出200元／月计算，每年需多支出人头费13亿多元，可见教育经费因冗员过多的浪费是惊人的。

2．学校布局不合理，规模效益比较差。这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尤为突出。义务教育自从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后，较为普遍的形式是县、乡（镇）、村三级办学。在农村，以自然村布局设校，势必造成学校布点多，规模小，班额不足，形不成一定的教学能力，师资、设施得不到充分的使用，办学的规模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3．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中小学生辍学、留级现象的大量存在，也占用、浪费着有限的教育经费。全国每年小学辍学的儿童约在3％，初中辍学率7％以上，在农村小学生的留级率高达20－25％。这样，按正常入学率投入的年度教育经费，由于学生辍学而获益较小，又由于留级率高，使正常的投入又往往不够，需追加投入，从而造成浪费。

二、提高义务教育投资的基本思路

要想使义务教育摆脱目前的困境，加快普及进程，实现到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教育投入上的稳定增长是当务之急。为此，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做为义务教育办学主体的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力度，要切实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和“八五”期间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全国平均不低于15％的目标，以及近期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提出的，省级政府的教育投入应占财政支出比例的20％以上，市、县级政府的投资比例还要更高的要求。

为此，要使教育经费在国家及各级政府预算中占有稳定的份额，不因政治、经济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经常波动，应把教育经费列为预算母项，实行预算单列，使教育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并且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监控，建立、建全教育经费支出监督检查制度。

同时，要尽快出台有关教育投资的法规，使教育经费的筹措、支出有法可依，充分显示法律的权威性，以法约束和惩治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不规范行为，从而切实保证政府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在法规中，应规定教育经费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在教育总经费中单独立项等有关条款，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制定出相应的法规、细则。

此外，为避免由教育投资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应使义务教育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有合理的比重，以保证中小学生均费用的逐年提高；义务教育投资内各部分经费分配也应有协调的比例关系。

第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既然现行的全面由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投资管理办法，不能有效地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正常普及与发展，存在着前面提到的种种弊端，而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经实践证明存在着管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应把适当的集中和分散管理结合起来，针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不存在经费紧张等问题，可仍实行原来的体制和办法，义务教育经费仍由县、乡共管，充分发挥乡财政的作用。在经济不发达或落后地区，则采取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市或县财政统筹管理、调配，直接安排给其下属的各个学校，以防止被中途截流或挪用。由于对中小学教育的投资主要是用于支付教师的工资，而教师工资的发放相对比较规范、稳定，因此这种专款支出可主要用于发放教师工资，这样用，不仅不会对学校经费的运用产生管理过死的弊端，反而有利于全国（全省）范围内为中小学教师创造一个大体相近的福利条件，既有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教师的待遇，也有利于加强对教师队伍的集中管理和调度，当然在实行这种方法的同时，应加强对现行教师队伍的整顿与管理，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精干和高效率。

为使边远、贫困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进程能尽快赶上全国的步伐，使我国义务教育能均衡发展，除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外，中央和地方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和增加对此类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并保证专款专用。

第三，为确保义务教育投资有稳定来源，除了要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还要进一步在多渠道筹措资金上下功夫。在这方面《纲要》已做出较全面的部署，这里仅提几个补充的建议。

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教育费附加征收制度。自1986年城乡教育费附加开征以来，已成为国家预算外义务教育的一个稳定来源，对缓解基础教育经费紧缺，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征收制度、管理办法尚不健全，近两年不能如数征收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在农村尤为突出。过去农村教育费附加以随粮征收的办法向农民统一收取，可近两年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放开，农民没有了直接向粮食收购站交送公粮的义务，附加费的征收遂失去依凭，出现了征收难的危机。与此同时，伴随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的实行，有些地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教育费附加也给取消了，致使这笔资金不能如数征收，1992年如按1．5％的比例，全国应征收110亿左右，而实际只征到50多亿。有鉴于此，为使这一政策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使征收的数额能稳定增长，建议在此基础上，开征社会教育税，从税制的角度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其次，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但应适当提高学杂费的收费标准。长期以来，中小学学杂费的收费标准偏低，与教育事业发展、物价上涨的现实极不相符，因此应随物价上涨指数同步增长，藉以维持教育的简单再生产。学杂费的收费数额应由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统一公布执行，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教育投资范文第4篇

一、评估主管部门

项目评估由教育部委托入选咨询机构实施。委托评估时，教育部下达《咨询评估委托书》，明确评估内容、评估重点和完成时限等要求；同时，提供项目建设单位报审文件（含项目建设学校决策校办公会会议纪要）、有资质单位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项目招标方案）、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当地城市规划部门提供的建设项目规划意见、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意见等相关评估资料。

二、评估组织形式及专家要求

项目评估采用项目负责人制，由评估单位确定具有相应资格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评估全过程的组织、协调及评估报告的编制。

项目负责人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和规模成立由技术专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项目评估小组承担评估工作。评估小组的人数应根据建设项目的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确定，一般大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应由7~9个人组成，中小型项目由5~7人组成，初步设计评估由5~11人组成。

评估小组应当由了解国家和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熟悉本行业的技术经济发展情况，并具备丰富的项目咨询和设计经验的专家组成，一般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气、管理、建筑经济等。评估专家须具有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或项目设计专业人员同等或以上的专业职称或执业资格。如有必要，可聘请外单位专家参加评估小组。

入选咨询机构应按上述要求建立项目评估专家库，并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备案，咨询机构接受项目评估任务后原则上应在专家库中随机筛选专家组成项目评估小组。评估项目负责人及小组成员名单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审定后方可开展评估工作。

三、评估原则

1．评估工作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民主的原则。

2．评估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标准以及相关规则、

程序要求进行。

3．评估工作应遵守主管部门制定的纪律和守则。

4．评估结论应当科学、合理、真实、可靠。

5．评估人员应充分认识工作的重要性，从国家和学校事业发展的高度提出评估意见。

四、评估程序

1．由教育部向评估单位下达《咨询评估委托书》，由项目建设单位向评估单位提供相关评估资料。

2．评估单位依据项目特点确定项目评估负责人，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成立项目评估小组，并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审定。

3．由评估项目负责人组织评估小组成员对所提交资料进行初审，审查评估所提交资料是否齐全、文件编制内容和深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文件的要求。对不满足要求的子项或缺项，咨询或设计文件编制单位对项目文本或资料应进行补充完善。对不具备评估条件的项目，应及时告知建设单位准备相关资料，并同时反馈给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4.对符合评审条件的项目，由评估小组按照工作计划形成初步评估报告，并送下述评估会议与会人员会前审阅。

5.召开项目评估会议

各专业评估工作基本完成后必须召开评估会议，评估会议地点在建设单位。会议由项目评估负责人主持，参加人员一般包括项目咨询评估小组全体成员、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单位各专业人员、建设单位主管基建工作校领导及基建管理部门成员、主管部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员。评估会议程序如下：

①建设单位介绍项目情况。

②项目咨询或设计单位对项目内容进行全面汇报。

③评估小组成员根据评估意见质疑，编制单位答疑。

④由项目评估负责人组织总结汇总各专业专家意见，提交编制单位及建设单位。

6．编制单位、建设单位两家协商，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共同进行书面回复意见，并报送评估单位。

教育投资范文第5篇

目的研究医生教育投资回报，为医生薪酬决策提供依据。方法选择江苏、安徽、陕西3省各5家三级综合医院开展问卷抽查，采用加入控制变量的Mincer模型估算各阶段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结果江苏、安徽、陕西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依次为10.5%、9.9%、9.1%;“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依次为7.1%、10.1%、11.9%、13.3%;“大专及以下”阶段，江苏、安徽、陕西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分别为3.4%、4.1%、4.3%，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三省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依次降低。结论我国医生教育投资对于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正向作用，但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回报的增长率反而越低，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决定机制，提高医生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水平。

【关键词】

Mincer模型;教育投资回报;应用研究教育投资回报其本质是教育对收入的作用，教育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其回报的高低反映了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医生培养周期长，在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医生教育投资回报可以为如何增加收入、缩小差距提供依据。Mincer模型形式简洁，考虑到教育和工作经验这些具有生产力特征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应用广泛。本文在Mince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医生教育投资回报，为医生薪酬决策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选择江苏省、安徽省、陕西省，每个省选择5家三级综合医院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问卷涵盖了性别、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科室、工资收入等基本信息，其中工资收入为实际发放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等。共回收有效问卷2428份，其中江苏808份，安徽810份，陕西810份。

1.2方法本文采用Mincer模型来对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进行OLS计量估计。式(1)是根据教育和工作经验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所建立的半线性对数等式，能够估算出它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报酬率。但医生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仅受到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职务、科室、个人能力等。另外，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性获得教育的机会远远多于女性，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也就是说医生收入水平可能会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仅通过式(1)可能“高估”了教育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产生非“一致性”的计量结果。为此，许多研究者通过加入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来扩展标准的Mincer模型，期望能得到“无偏”而又“一致性”的估计结果。其中，X为一组可能影响工资收入进而影响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分别为性别、职称、科室、是否参加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工作后是否参加过培训等;λj即为第j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关键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实质上包含了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阶段上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为了分析不同阶段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本文根据教育阶段划分教育年数，由于医生教育水平较高，所以确定“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博士”4个教育阶段，然后再根据教育阶段将受教育年数划分为4个变量。

1.3统计分析本研究使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建立数据库，使用Eviews8.0进行分析。

2结果

2.1总体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如表1所示，列(1)利用简单Mincer模型推算得出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为12.9%，列(2)添加两个表示个人能力的控制变量后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为12.3%，列(3)进一步加入可能影响医生工资收入的科室、职称两个虚拟变量，男性的工资比女性显著地高5.9%，教育投资回报率进一步下降至11.5%，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上升至0.51，表示这些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2.2按地域划分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江苏省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最高，为10.5%;其次是安徽省，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为9.9%;陕西省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则最低，为9.1%。从性别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江苏省、安徽省、陕西省男性的工资回报比女性分别高5.3%、4.3%、4.4%(见表2)。

2.3不同阶段医生教育投资回报将教育变量按教育程度进行分拆，逐渐添加控制变量，推算得出各阶段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大专及以下”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为7.1%，“本科”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为10.1%，“硕士”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为11.9%，“博士”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为13.3%。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5.6%(见表3)。

2.4按地域估算各阶段医生教育投资回报如表4所示，“大专及以下”阶段，江苏省、安徽省、陕西省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分别为3.4%、4.1%与4.3%;“本科”阶段，三省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分别为9.6%、8.9%与8.6%;“硕士”阶段，三省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分别为11.6%、11.2%与10.9%;“博士”阶段，三省的医生教育投资回报率分别为14.1%、13.1%与12.6%。从性别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江苏省、安徽省、陕西省男性的工资回报比女性分别高5.7%、4.1%、5.9%。

3讨论

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高中、大学、硕士学历的教育投资边际收益率分别为49.4%、80.0%和51.5%，即高中学历者比上一学历教育阶段(初中)平均收入高49.4%，大学本科学历者比上一学历教育阶段(高中)平均收入高80.0%，硕士学历者比上一学历教育阶段(本科)平均收入高51.5%。假设初中及以下的收益为1，则高中、大学、硕士阶段的收益系数分别为1.49、2.69、4.08。MontenegroCE等［1］通过对世界131个国家545个家庭抽样调查，测定了不同地区的教育投资回报，大学程度的教育投资回报平均值为13.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投资回报值高达21.9%;世界范围的中学、大学教育投资回报率分别为6.9%、16.8%。张巍巍等根据2009年CHUIES数据估计了大学教育回报率为11.4%。

本文的估算结果显示，医生各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明显，但低于上述研究结果，相比大学阶段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多增加一年学校教育也就意味着推迟一年进入市场工作获取工资收入的时间。在社会实行统一退休年龄的条件下，意味着增加一年学校教育的人，其未来的收入挣得期也将相应减少一年，并且还要支付更多的直接成本［2］。因此，需要对接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工资收入上予以补偿，进行了更多教育投资的人应拥有更高的年收入。所以，对于多进行教育投资的医生，应当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大学阶段较前一受教育阶段的回报率增长3个百分点，硕士阶段较大学阶段增加1.8个百分点，博士阶段仅增加1.4个百分点。医生受教育水平越高，教育回报的增长率反而越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还需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多接受教育者在工资上给予补偿，让其获得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