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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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实验范文第1篇

碘盐，吃还是不吃呢？

全民加碘 国人素质提高

碘是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在人体内主要参与甲状腺激素合成，其生理作用也是通过甲状腺激素的作用表现出来的。碘缺乏是引起单纯性甲性腺肿的主要因素。我国多山地区的居民患此病的较多，故又称为“地方性甲状腺肿”。

我国多数地区都属于程度不同的缺碘地区，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病区推广碘盐的政策，有效地遏制了碘缺乏病的猖獗流行，但并未彻底纠正碘缺乏病对人群智力发育的损伤。国务院从1995年起推行全民食用加碘盐，并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碘营养监测。

全民食用加碘盐防止了碘缺乏危害而造成的脑发育落后，提高了人民的素质。我国推广食用加碘盐后，人群的智商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推广碘盐前人群因缺碘而造成智商的损失达10～11个百分点。

碘缺乏病（IDD），风险依在

虽然碘盐与人体的素质、智商密不可分，但甲状腺疾病与碘盐的关系却一直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甚至被提上两会代表的议案，有关碘营养过量、停止食盐加碘的呼声不断。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我国儿童尿碘中位数（UIE）的监测结果，将我国的碘摄入情况描述为“超过适宜量”。

此后，沿海地区的两会代表以及媒体都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某些沿海城市开始非正式地允许销售非碘盐――以前需要医生处方才能买到――并呼吁放开非碘盐的销售。

全民加碘是国家政策，因此碘盐的摄入量及放开非碘盐的销售都需要缜密的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采用总膳食研究方法开展了中国居民以及沿海地区居民的膳食碘摄入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必须坚持食盐加碘政策。

我国仍然存在碘缺乏病的风险，尤其是育龄妇女，孕期前和怀孕期间，必须保证充足的碘摄入量。评估中心专家们的研究发现，育龄期妇女的膳食碘摄入量相对较低，有10%左右的人群膳食碘摄入量低于平均需要量，30%低于推荐每日摄入量，存在影响胎儿碘营养状况的风险。

在一般人印象中，沿海地区的人群应该是不缺碘的，因为他们吃海产品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辽宁、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孕妇碘营养不足比例甚至高达46%。

2012年5月，国家卫计委下调了碘盐浓度，由35毫克/千克下调到25毫克/千克。“食盐加碘水平的下调，可能会带来更多人群的碘营养状况不足。”又有人担心了。

那么，碘盐和甲状腺疾病到底有没有关联？

碘过量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有些报道甚至直接说食盐加碘是甲状腺疾病的罪魁祸首。还有媒体报道，如果算上甲亢、甲减患者，我国的甲状腺疾病患者总数可能超过2亿，仅在杭州，就有34.7%的女性患有甲状腺结节。

碘盐真是甲状腺结节增加的原因吗？

为此，杭州市疾控中心和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对9412名成人进行了碘含量测定，以及甲状腺B超检查和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结果发现，与5年前临床医生的疑虑正好相反，并非“吃了碘盐以后甲状腺疾病明显增加”，而是食用无碘盐和饮食口味偏淡与甲状腺结节患病风险增加有关，这一点在女性中更为明显。研究发现，正常人群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为24%，而尿碘含量偏低的这部分人的甲状腺结节发生率则为31%。承担这一课题研究的专家说，碘摄入具有U型特点，即摄入高或摄入低都会引起甲状腺疾病。

专家们在调查了杭州人饮食结构与碘盐摄入情况之后发现，杭州人摄入的碘中有74.4%来自于碘盐，其他食物只提供了25.6%的碘。所以，研究人员认为，碘缺乏症可能是引起杭州甲状腺结节的主要风险，对这些人来说，食用碘盐仍是必要的。

其实，在碘摄入充足的地区也并未发现其与甲状腺疾病存在相关性。比如瑞士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食盐加碘后甲状腺肿癌的发病率反而逐年下降了。世卫组织也认为，碘摄入充足地区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低于碘摄入缺乏的地区。所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的专家表示，“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的说法目前尚缺乏科学依据。

食盐加碘还须坚持

评估中心的专家说，全民食盐加碘是全球推荐的最安全、有效、成本最低且效果最持久的消除碘缺乏病的策略，全球大约有70%的家庭食用碘盐。我国的食盐碘强化水平经历了两次调整，自2012年开始，各省可以自主选择加碘水平，食盐的平均加碘量下调至20～30毫克/千克。专家强调，在我国，碘盐是补碘的主要载体，例如上海市居民实际膳食碘摄入量的63.5%来源于碘盐。由于一般在我国上市的营养补充剂中均不含碘，如果食盐不加碘，那么膳食碘摄入量将恢复到食盐加碘以前，并且使得我国十多年来防治碘缺乏病的努力荡然无存。

放弃碘盐导致二次碘缺乏的例子不是没有。2006年，我国新疆有11个乡的34个村又出现了新的克汀病患者，共确诊15岁以下病人76例。其直接原因就是碘盐覆盖率大幅下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食盐加碘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中国疾控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的专家强调，“尽管中国人总体上已经不再缺碘，但我们仍然必须坚持食用碘盐”，为什么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摄入的碘在人体内只能存留100天，因此在缺碘地区，人们100天不补碘就会再次碘缺乏。而在自然环境下，我国是一个碘含量较低的国家，之所以总体上不缺碘，就是因为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强制食用碘盐。

海淀实验范文第2篇

1、电视剧《穷孩子富孩子》演员表。演员有张倬闻，汤镇宗，李木子，马羚，米粒。《穷孩子富孩子》是由南方影视节目联合制作中心出品的一部情感励志剧，该剧由李平、华宁担任导演，张倬闻、李木子、汤镇宗、米粒、马羚领衔主演。

2、《穷孩子富孩子》剧情简介。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农村姑娘章雨燕，靠超乎常人的努力跨进医学院大门，诠释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从社会底层奋斗上来的章志远，用不懈的努力求证了成功的含义。富家子弟乔枫，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却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同是富家子弟的田笑，则认为一切皆可交易，而她的哥哥田鹰为躲避风险竟将父亲送进监狱。在这些年青人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家庭、学校分别起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教育理念，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该剧从生活、理想、事业、爱情、友谊等方面，多角度描写了当代年轻群体众生相。

（来源：文章屋网 ）

海淀实验范文第3篇

1、配眼镜度数最好用适合自己的度数即可，稍微高一点有利于矫正视力，但不宜过高。儿童及青少年配镜，最好采用散瞳检影验光。散瞳可以使调节和调节痉挛消除，从而避免过矫。

2、 矫正视力不必要求过高：戴镜矫正视力一般不应超过1.0，而以0.8左右能看清上课时的黑板字为宜，千万不能一味地满足戴镜儿童自己的要求，他们往往希望戴镜的视力越清楚越好。

3、配镜前的试镜非常重要，一定要认真，要有充分的试戴时间一般应超过半小时。试镜要做到“四看”和“多动”。“四看”即看远、看近、看天、看地；“多动”即戴上试镜片要走一走、动一动、上下台阶、活动活动，扭扭头部、适应适应，认真地体会和观察，直到确实没有感觉任何不适之后，再处方配镜。

（来源：文章屋网 ）

海淀实验范文第4篇

改革驱动中国经济的长周期

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在放缓以及放缓的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要关注那些新的因素？

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结构上看，根据增长会计法，从供给面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我们可以窥测增长的驱动力。通过分解并对比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TFP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在同期TFP只贡献了约1/3，其他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TFP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很大。

从技术上讲，这样估算的TFP增长是个残差，也就是GDP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变化不能解释的所有部分，而GDP的年增长率受需求变化的影响大。也就是说，TFP的年增长率部分反映短期总需求变动，而不完全是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消除需求波动的影响，经济分析中往往采取滤波方法取得TFP增长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和资本变化估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利用HP滤波对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而且都与TFP的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20世纪80年代初，以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需要强调是，加入WTO从两个方面提高了TFP。第一，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的相应增加，中国企业全面参与了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中处于生产年龄阶段的人数逐渐超过净消费人口，加上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面临内部需求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双重挑战，加入WTO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潜在增长率放缓

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尤其是2008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比较明显，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

一是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度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限。而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贸易开放度已回落到50%左右，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二是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亿人下降到目前的0.3亿人，说明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不多。过去20年劳动力在部门间、城乡间转移是全TFP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对房地产的过大的投资性需求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以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投资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未来十年投资增速不会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一是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都要低，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强。

二是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净消费者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的阶段，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不会大幅下降，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费尔德斯坦-堀冈之谜提出，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就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TFP提升。从劳动力供给的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但未来十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预计到2016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将逐步下降到0。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有些外延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超过简单的模型所能估算的。但总体来讲，对未来经济增长有更大影响的，可能还是劳动力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放慢。

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的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还将下滑，而且转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最低的需求。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空间当然不仅仅和劳动力总量以及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有关，城乡户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城镇的住居成本等都会受到影响。非劳动力供给本身的因素要看未来相关政策的演变。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得到一定的启发。

中国过去30年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和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最的1978～1981年，那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农村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期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间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期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期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TFP平均增速为3.4%，比两个政策偏紧期的TFP增速大约高0.4%。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两者差别大约为0.3%。

改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在统计上都显著影响TFP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研发投入与存量低。2007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日美等国家，由于过去每年的投入比较低，中国研发资本的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二是人口教育程度仍然较低。2010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日韩国等国家。三是政府和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至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

我们按照未来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的预测，同时参照过去十年资本存量增长的趋势，加上对TFP两种情形的假设，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可能区间做出研判。TFP的预测分为基准和改革两种情形，主要差别在于对影响TFP的主要因素的未来发展之假设不同：

基准情形下，影响TFP的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因素，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年）增长。“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为6.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5.5%。

改革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在未来十年加速追赶美国。而且，改革情形下，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为8.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

这种对未来的情景假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模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这里面有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第二，通过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以防止大幅下降。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内部的一些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名义值已经达到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与13000美元之间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改革情形下降2个百分点。说明我们的模拟基本符合国际经验。

外部冲击和宏观调控主导短周期

短周期波动的市场经济特征增加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短周期波动呈现几个鲜明的特征，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短周期的驱动因素对判断未来走势有帮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短期波动幅度和过去比较显著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仍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波动周期较短，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也有所降低。计划主导和市场体制下经济周期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中资源配置仍然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国有企业并不面对市场，因此造成政策一放松，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热情就高涨，但资源价格缺乏弹性使得企业的扩张活动缺乏约束，直到宏观经济扩张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难以为继，政府的指导性计划被迫转向，于是国有企业生产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呈现大起大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主要产品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对供给或需求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波动。 二是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向需求转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对经济的周期波动起到抑制作用。

出口和投资成为短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当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经济的短周期波动主要体现为总需求的变动。而从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则相对稳定。1995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速的拉动平均为4.6个百分点，高点和低点分别为6.0和3.4，其对增长波动的影响远远小于出口和投资。

一是外需冲击造成经济增长探底。199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为0.9个百分点，在GDP平均增长率9.9%中占比并不高，但是波动很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

二是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大。1995年以来，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4.5个百分点。相对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投资波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企业进行，其波动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主要由政府进行，受财政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宏观政策既有逆周期的特征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着力点是总需求管理，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对投资的影响。1995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轨迹显示，投资波动既反映政策对于外部冲击的逆周期反应，同时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

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基建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其增速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1995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显示，财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每届政府任期内，或每个五年计划期内，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每届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计划的中期。

二是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1995年以来三次大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起因于经济在外生冲击下有大幅下行的风险。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显著放松，支持内部需求，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上。相反，在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则紧缩，主要传导渠道也是通过投资的放缓来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滞后。历史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显著的滞后作用：一般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个季度，而经济增长领先通货膨胀3～4个季度。政策的滞后影响若和新的外生冲击在同一方向叠加时（比如政策紧缩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经济的波动幅度就会超过政策调控的意图，反之亦然。

短期内总需求增长动能放缓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近期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对短周期增长的总体看法是，外需疲弱和房地产投资放缓是抑制总需求增长的内在动能，最终也会影响制造业投资。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首先，外需增长乏力预示出口对GDP增长贡献下降。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外需的增长，而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受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不乐观。OECD经济景气领先指标（CLI）与我国出口增速存在高度相关性，该指标近期连续走低，显示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面临失速的风险。其次，去杠杆化减弱投资增长的内在动能。我国投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2011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22%，25%，34%和19%。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决于政策；其余三部分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在既有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更多受到市场环境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从投资的内在动能看，2012年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结构性因素是产能的短缺或过剩。产能的利用率本身是个周期性现象，需求强时产能利用率高，增长弱时产能利用率低，所以只有超出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产能短缺才会导致企业新的投资周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较大的电气机械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目前都处于相对低位。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或没有明显短缺，并不支持新一轮大规模投资的开始。另一个可能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因素是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但是这个因素已经存在了几年，恐怕难以抵销出口和房地产放缓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的相关度并不显著。

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需求增长的动能较弱，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微调，如果外部冲击扩大，政策调整的力度还会加强，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通胀下行为宏观调控支持增长提供了空间。从历史数据显示的政治周期来看，2012年基建投资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的态势不会改变，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正面发展是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确立，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21.5%的历史高位，对国有大银行的信贷控制也处于偏紧的状态。因此，货币政策仍存在放松的空间。过去一年宏观审慎管理在抑制信贷扩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宏观审慎管理本身也是逆周期的，其和宏观调控发生大的冲突的可能性低。

从财政政策来看，结构性减税将是新看点。由于过去几年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结合“十二五”促进民生、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存在较大空间。近期的一系列税收改革试点虽然短期内对于整体税负影响不大，但是预示了减税的政策方向。预期未来会有进一步的税收改革举措，给企业和私人部门带来实质性的税负降低。

政策调控有空间，但大规模扩张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年的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货币和信贷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大幅扩张构成影响未来物价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因素。另外，房地产调控处在关键时期，放松的可能性小。虽然现在对一些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对房地产的调控将是长期性的。一方面高储蓄容易导致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另一方面，城乡的二元结构意味着房价的上升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独特的社会公平的影响。长远看，存在市场化调控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取代限购、限价政策的空间。短期看，对货币和信贷的放松意味着行政性措施放松的可能性更小，否则货币条件的放松很容易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引发房地产泡沫化的反弹。

2012年处于短周期的什么位置

上述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外需疲弱和投资去杠杆化，将导致2012年出口和投资等经济增长引擎动能减弱，经济增速将较2011年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将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在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下，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降到8.4%，环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同比增速的低点将于年中前后出现。2013年增长维持小幅上行的态势，全年达到9%。这可能比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稍高，但需求过热的程度不会很大。

首先，按照过去的规律，预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在2013年有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对投资的拉动影响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体现。

其次，房地产的去泡沫化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对相关投资的负面压力，持续多长时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的紧缩不大可能重叠。如果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政策对总需求的支持存有空间。

海淀实验范文第5篇

尽管过去的10年间相关部门没少宣传减盐这事，北京市政府还给市民发放了盐勺，居民也开始意识到食盐过量对身体有害，可还是减得太少减得太慢。10年间居民每天的食盐量仅减少了1克多，而食盐量偏高的人比例也降得不多。也就是说，我国大多数人吃盐的量仍是超标的。

近日，有关保鲜膜存在有害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的说法引发消费者的疑虑。记者为此采访了食品科学、高分子材料科学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的专家。

疑问一：保鲜膜是否有害？

[回应}在标准范围内生产、使用保鲜膜是安全的；PVC保鲜膜不能包装油脂类食品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说，保鲜膜主要有PE保鲜膜、 PVC保鲜膜、PVDC保鲜膜三类。可塑性为：PE>PVDC>PVC，为了达到同一可塑水平，三种膜所需增塑剂的剂量为PVC> PVDC>PE。可见，PVC保鲜膜需添加较多的增塑剂。

天津科技大学赵梓年表示，选用符合要求的食品级PE树脂，则无须添加增塑剂，吹膜厂商就可按照正常工艺生产PE保鲜膜。但PVC保鲜膜加工过程中必须添加一些增塑剂以增加膜的韧性，它随着时间推移及一定的环境因素会迁出。一般而言，食品加热、接触油脂会导致增塑剂迁移量更高。

疑问二：消费者如何鉴别？

[回应]可通过标识、手感等区分；尽量购买正规品牌的PE和PVDC产品

使用保鲜膜应看清材质和标示，以PE和PVDC为首选。 PE无毒、化学性质稳定，适宜蔬果、肉食的冷藏保鲜、冷冻，但不能加热。PVDC保鲜膜兼具优异的阻氧、阻气味和阻湿性能，耐热温度较高，还可用于微波炉加热。但PVDC保鲜膜的价格比 PE要高许多，多为日本进口。

对于PE与PVC膜的区分，首先看标识、材质、使用方法等；其次凭手感，聚乙烯（PE）保鲜膜一般黏性和透明度较差，用手搓揉以后容易打开；聚氯乙烯（PVC）保鲜膜用手搓揉以后不好展开，易粘手。

疑问三：保鲜膜如何保鲜？

[回应]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用保鲜膜，切开的西瓜、肉类等最好不用；PE、PVC膜不宜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