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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锡沪路沿线摩托车行业转型而来的电动车产业,是不折不扣的民营“草根”经济。不过,小草也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梦想。锡东新城商务区在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中,着力培育龙头企业、补足产业链、招引研发机构,做大做强内生因子活跃的电动车产业。土生土长扎根锡山区安镇的雅迪集团,2001年创业之初只有7人,目前已集聚4300名员工,2014年实现销售开票收入42亿元,同比增长40%。公司相关人士介绍,雅迪将在3年内实现销售100亿元,税收达到4亿元。
在实体经济普遍低迷的当前阶段,锡山电动车产业何以逆势上扬?商务区有关负责人直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转型是主要秘诀。目前,商务区电动车产业拥有4家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4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院士工作站、1家博士后工作站,累计拥有600多项专利、20多项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每年推出60个新品。锡东新城商务区先后被科技部、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无锡轻型多功能电动车产业基地”、“国家级电动车摩托车出口安全示范区”等。
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与雅迪同处锡山大道北侧、厂区相邻的新日集团,12年来在锡东建了5家工厂,创新的转型的企业特质越来越鲜明。2013年10月,新日成立香港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工作室,开发微米电动汽车,这种时速60公里的两座小车,如今已奔跑在山东、湖北等地。公司还和荷兰一家公司合作研制出了高性能电动三轮小汽车。2015年新日拿到工信部颁发的新能源汽车牌照,届时与美国某电动汽车公司联手研发的四轮电动汽车将实现量产,此款小型箱式货车可用于城区物流配送。
“电动车的智能化、时尚化是大势所趋。”在为新日配套研发控制器的赛盈公司车间内,几名年轻人演示了最新款的智能电动车。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等意外,手机app将自动跳到故障键面,并发送信息至后台数据中心,通知售后服务网点就近提供检修。走进新日集团的新品展示厅,波普风的小古怪、小新奇,披头士乃至大嘴唇梦露等略显夸张的车子外观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同样注重塑造电动车时尚品牌的雅迪集团,还与意大利、德国的知名设计公司合作,为年轻消费者量身订制张扬个性的新潮车款。
关键词:一专多能 素质模型 辅导员 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2)02-024-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七章指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其中包括: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健全教师管理制度等相关内容。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基于目前的形势,建设好一支素质过硬的辅导员队伍,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措施。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培养,必须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理论基础,融合辅导员工作的实践,结合各高校的实际情况不断突破,才能满足培养新时期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通过对一专多能素质模型的假设和构建,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提供了新思路。
一、目前制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的不利因素
“中央16号文件”及“教育部24号令”下发以来,辅导员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辅导员队伍数量有所提高、素质有所增强、待遇有所改善、专业化程度有所发展。但是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一些制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的不利因素还普遍存在。
(一)环境和客体的发展日新月异
有些年轻辅导员反映,目前做学生的知心朋友还可胜任,上升到人生导师层面感觉力不从心。当代大学生处于时代瞬息万变、信息急剧膨胀、各种思想纷至沓来的特定时代,这对于思维敏捷、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会由此引起深层次的思考,在思想上产生迷惘,认识出现多元化倾向。新的形势要求辅导员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敏锐的目光和扎实的理论为功底,从大学生认识心理的规律出发,纠正大学生认识上的偏差,进行科学引导,以实现大学生内心信念的科学转移。
(二)工作和职能的内涵含糊不清
辅导员本职工作应该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服务。但目前各高校普遍感到,在一线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专职辅导员配备不足,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辅导员当作“多面手”来使用。有的辅导员反映说,“很多部门在学生身上出问题,都需要辅导员去处理协调。辅导员分身乏术。”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全面,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部分高校的一些辅导员的工作现状,即“教育、管理、服务、导航”的职能要求过于宽泛;双重身份让工作内涵难以界定;多重领导,多头管理,往往使工作陷入低水平重复;“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没有在部分高校最终形成。
(三)培养和发展的方向迷茫不明
辅导员工作属于基层工作,处于行政一线,有很多辅导员在一线工作了一辈子。辅导员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日常事务管理,做好大学生涯规划、开展就业指导,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和心理障碍学生等等。事务性工作多而繁杂,工作缺乏分工和协作,导致部分辅导员在某些方面能力越来越退化,只有“大而全”没有“小而精”,形成“样样通、样样松”的素质格局,最终只能继续做一线人员。
二、一专多能辅导员素质模型的假设和构建
“一专多能”是1979年中国人民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中提出的一项内容。“一专”指要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多能”指要在精通本职专业技术的基础上,学习掌握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其他两项以上的专业技术。开展一专多能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有效措施之一。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由于其职责广泛,要求辅导员在理论、实践、能力、素质等多方面全面发展。把一专多能引申到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方面的具体思路是:专职辅导员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在具有胜任大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导航等多方面工作的能力和经验的基础上,在某一项学生工作专业领域向纵深发展。
辅导员一专多能素质模型框架图描述了辅导员由全面发展向专业化发展的培养过程。
三、今后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的创新思考
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的目标是,以专业化作为前提发展职业化,通过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培训和研修,构筑起辅导员立体化的素质结构和多方面的工作技能,并在能够某一项领域有所拓展和延伸,促进大学生的成长、学生工作发展和辅导员的自我实现。
(一)辅导员队伍建设呼唤细致分工
从辅导员一专多能素质模型框架图可获得如下启示,即依据“以人为本”的宗旨,在针对辅导员特长的基础上,以学院或若干学院联合为单位,划分“研究导航型工作为主的导师”和“管理服务型工作为主的教师”。选拔有一定工作年限(可参考以四年为期)并综合素质高的专职辅导员担任研究导航型工作为主的导师,在管理好自己学生的基础上,侧重发展大学生党团建设、学业指导、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文化建设、社区管理等一方面或几方面技能,以一带全,有所侧重,成为大学生发展的“人生导师”。由“研究导航型工作为主的导师”组成“学生工作教研室”,在负责个性指导的基础上,把学生工作作为学科建设,走科研为主的道路。选拔部分年轻辅导员、兼职辅导员担任管理服务型工作为主的教师,承担寝室卫生、纪律管理、上传下达、资助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工作细化、分工明确,成为解决大学生问题的“指导教师”。由管理服务型工作为主的教师组成“学生工作办公室”,承担辅导员管理、服务的职能。通过逐步完善的分工协作机制,让辅导员有时间和精力完善自身的专业化技能。
(二)辅导员管理重心要向学院倾斜
辅导员队伍的管理在校院两级管理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将重心向学院下移,这样有利于实现辅导工作“以学生为本”的科学发展宗旨。在党委领导下,在学生工作部的宏观指导下,高校应进一步扩大学院的自主管理权限,包括学院决定选聘人选、考核标准、岗位待遇、院内流动、职称和职级评定等,使辅导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在统一指导下实现多样化和特色化,促进辅导员做好本职工作,加大和改善辅导员针对所在学院学生的工作投入、工作力度和工作实效。
(三)辅导员发展培训要专业系统
鼓励辅导员在学生工作专长方面研究深造。派出辅导员参加教育部、教育厅、各级学会举办的各类培训,考取国家心理咨询师等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加大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硕士比例,让辅导员在实践中得到理论的指导。学校通过设立专项课题,鼓励辅导员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四)辅导员实践提高要提供平台
鼓励辅导员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两课”教师呼应,在实践与理论层面相成优势互补,拓展对学生全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平台。鼓励辅导员参与开设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教育、形势政策课、团体辅导、领导力培养等方面的课程,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发展咨询。
在多年的辅导员一线工作中,笔者深刻地领悟到,博百家之长为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对高校的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今天我们从构建一专多能素质模型的视角,对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培养提出了一些探讨,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开拓思路、创新方法,把高校的学生工作“科学、和谐”地建设好!
参考文献:
[1]周远清,季羡林.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C].湖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 会计信息化 会计职能 影响 反映 控制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由现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会计系统作为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实现信息化,这是时展的迫切要求。而面对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会计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使会计的基本职能发生转型。
一、会计信息化的含义及特征
1、含义
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使会计核算工作更多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成果,会计信息化是顺应现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而产生的,它要求人们以放眼世界的新视野、站在整个企业的高度来认识信息化工作,构架新一代的现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促使企业推进全面信息化建设,最终促使整个社会经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而实现会计信息化,其重要的目标和根本任务,在于建设能够迅速提高企业的现代管理水平、满足现代企业管理需要的新一代会计信息系统。
由此,会计信息化的概念可定义为,是采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核算,会计信息管理和决策分析,根据信息管理的原理和信息技术重整会计流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信息技术与会计学科高度融合的、充分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这种会计信息系统将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网络系统,使业务处理高度自动化,信息高度共享,能够进行主动和实时报告会计信息,强调会计输出结果的增值性,在完善财务会计信息化的同时,侧重于企业内外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是实现会计业务全面信息化,充分发挥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与企业管理和人类社会构成一个有机的信息系统。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运用于会计上的变革,更代表的是一种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思想。
2、特征
会计信息化的目标是通过将会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建立满足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会计信息系统,它具有以下特征。
(1)全面性。会计信息化的全面性既包括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会计实务工作等所有会计领域系统、全面的发展;又包括会计核算和监督,会计预测与决策,并根据信息管理的原理和信息技术重整会计流程,提供信息服务;还包括采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等现代技术为主,进行现代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
(2)开放性,随着INTERNET和电子商务的日趋成熟和发展,由于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数据处理高度自动化,会计信息资源高度共享。大量的数据通过网络从企业内外有关系统(如证监会、银行、企业的生产部门、业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直接采集。而企业内外的各个机构、部门也可根据授权,通过Internet从系统直接获取信息,会计信息系统将日趋开放、畅通。
(3)智能性。会计信息化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人、电子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数据及程序等有机结合的应用系统。它离不开与人相互作用。尤其是预测决策支持功能必须在会计人员的参与下才能完成。所以,会计信息是一个人机交互作用的“智能型”系统。
(4)多元性。一是收集信息多元化,在经济社会一体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基础上,会计系统通过对企业内外各个机构的信息接口转换,能够接收货币形态和非货币形态的信息,其信息渠道更加宽敞;二是提供信息时间多元化,既可以按照既定的月、季、年来披露会计信息,也可以随机快速地生成所需信息,实现对系统的实时控制;三是处理信息方法多元化,会计信息化系统在主体认定的计算方法的同时,如果需要也可选用其他备选方法进行试算,比较差异。此外,由于系统接收了大量非货币形态的相关信息,便于系统运用有关数学模型,进行财务分析、预测和决策;四是提供信息空间多元化,借助于信息处理方法多元化的结果,会计系统提供信息的空间非常广阔。
二、会计信息化对会计职能产生的影响
职能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会计职能就是会计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我国在1985年颁布的第一部《会计法》中即以明确,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电子商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及计算机联机实时系统等一系列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能够自动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采集相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并汇集于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进行实时记录和处理,事件驱动模式取代顺序化处理程序,会计核算工作更加便捷,财务报告的形式也将实现联机报告和脱机报告相结合、实时报告和定期报告相结合,财务报表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XBRL被引入并加以推广,从而使内外部相关者间的信息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信息使用者既可以通过联机的方式进入企业网页或在有关搜索引擎上即时获取相关的历史信息与预测信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定性信息和定量信息等,也可以通过网络提出特定的信息传播要求,以此实现传播者与被传播者的双方主动式交流。如此以来,实现了信息共享,降低人工数据采集的风险,降低数据采集的成本,提高数据交换机流转的效率,企业的内部信息系统将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整合并以最低的成本形成标准化的财务信息及财务报告。更多的财会人员将成为各业务部门和企业综合管理部门的成员,为加强业务过程的财务管理和综合管理提供会计服务。
由此看来,会计的核算职能事实上已淡化。由于实现了实时和自动的核算处理,现代信息系统所具有的全面性、开放性、智能性、多元性的技术特征,为会计职能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种战略性转型的过程将推动会计职能向更深层次延伸。
三、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职能转型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先生曾预言:“在IT环境下,会计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将逐步向边缘学科转化。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的分支,其内容将不断地扩大、延伸,其独立性相对地缩小,而更体现出它与其他经济管理学科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正如会计基本假设的延伸、权责发生制及历史成本原则受环境的影响而动摇一样,会计的职能也势必会受到会计信息化的冲击。从现代会计所处的信息技术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负担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会计的基本职能转型为反映(核算和信息服务)和控制(实时控制和预决策支持)。
1、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会计核算和信息服务
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的转型主要体现在现代会计信息系统上。现代会计信息系统利用信息技术对会计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和处理,完成会计核算任务,提供进
行会计管理、分析、决策所需的信息,并使企业内外有关系统信息高度共享。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它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把确认、核算、信息存储、传递、输出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可供管理者、决策者使用,实现财务和商业报告数据及时、准确、高效和经济的存储、处理和交流,提供优质信息服务。
会计信息化下的反映职能具有传统会计核算职能所不具备的许多方面,两者反映的质量水平也不同。传统的会计核算,反映的是历史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严重滞后于经济业务活动。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会计信息系统是事件驱动模式的信息系统,会计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已嵌入业务处理系统中,或者说管理信息系统和企业的业务执行系统融为一体,在业务发生时能够实时采集详细的业务、财务信息,并且执行处理和控制规则,不仅能实时采集那些影响企业资产、负债或所有者权益构成的经济事件的财务信息,还可以方便地采集到企业内的其他业务信息以及市场、竞争对手、协作方等有关信息,从而使会计信息系统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统计分析评价环环相扣,相互融合。
2、现代会计的控制职能――实时控制和预决策支持
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理念的转变以及现代信息技术与会计的结合应用,这一系列环境的变化使会计的控制职能及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在信息技术环境下,会计的控制职能由传统控制职能向实时控制职能转变,并据此为企业管理提供预决策支持。
传统的会计控制有诸多弊端,一方面,使得会计流程远离业务流程――信息采集是在经济活动发生之后进行,不仅未能在业务发生时实时采集,而且采集的信息仅仅是满足登记会计账表的需要,信息加工远离业务活动,财会人员在加工信息时仅仅对采集的信息进行排序、汇总、过账,而很少考虑会计信息和业务活动的关联性;财务报告并非直接可用,必须经过若干后台加工后才能提交到使用者手中。其结果使得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经常存在差异、会计信息严重滞后业务信息,导致会计信息的实时性、相关性、有用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使得会计人员只能将视野局限于“会计事后核算”,而不能利用会计信息对经营活动过程进行实时控制,为管理层提供有效的预决策支持,会计流程与管理流程严重脱节。
会计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所实现的会计控制,是在信息技术环境中财会人员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和三量信息(时间量、实物量和货币量),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过程进行实时对比和实时分析,通过指导、调节、约束、促进等环节干预企业的经营业务,提供预决策支持,以实现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从而达到企业价值增值这一终极目标。
关键词 社会转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国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当前经济社会正向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工业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放多元的文化、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是中央政府为指导各地方政府开展土地利用规划工作的方针、依据、战略等方法论的集合。此背景下将“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与治理的涵义一样,可以通用)理论引入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探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涵义,分析我国社会转型特定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提出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1 “治理”视域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职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内涵
“治理”英文单词为Governance,也可称为“公共治理”,原义为“控制”、“统治”或“操纵”,国外多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1990年以来,“治理”成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报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我国学者对“Governance”翻译不尽相同,如“管治”、“治理”、“协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义: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强调的是合作,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1]。现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认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释: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协同处理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过程[2]。
从以上对“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个共同内涵:第一,认为社会公共资源与事务管理的权力主体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等,强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对公共资源与事务的网络状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标是多元的,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第三,主张社会公共资源与事务管理是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以补充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两方面的不足,最终达到“双赢”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没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称谓,与之功能和作用大体相似的有“土地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可称之为“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基本手段。从1960年后Dvidoff的“倡导性规划理论(Advocacy Planning)”至现今在规划领域中提及的“公众参与”,都是针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复杂性、政策性和社会性而采取的一种Governance思维。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来愈成为国外规划过程中明确的理念得以确立,并成为主动的过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实践,对土地利用利用总体规划逐步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概念:即对一定区域未来土地利用超前的计划和安排,是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性在时空上进行土地资源分配与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综合性的技术经济措施,其特征表现为政策性、整体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动态性。
实质上,国内、国外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是一个土地利用的决策,也是一定时期内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标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国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化进程虽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规划己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控制和参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己成为政府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是技术支撑的国家(公共权力)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具有对未来土地利用的导向性,有限理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特征[3]。
根据治理理论内涵与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是指政府、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利用与管理土地资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体选择,通过这种选择来确定稀缺土地资源(在中国尤其是耕地资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实现公共目标的战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功效、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并为各种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动安排合适的用地数量与用地范围,使土地利用符合未来发展和战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包括不同利害关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观点和经济利益等的综合协调,从而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以及共同行动的行为准则(政策制度),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5],避免区域内土地权益者产生相互的干扰和由此而带来的利益的抵触和损耗。
第三,基本特征。为充分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其编制实施过程中是公共权力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此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权力居主导地位,通过协商和谈判,与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构建土地资源配置的协同纲领,并为社会和业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权利者)的经济活动提供高效服务。
2 转型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述评
2.1 “第一轮”(1986-200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6-2000年)是在党的以后,依据《土地管理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编写的。1993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先后编制完成了19个省级规划,9个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的县级规划也大部分完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基本方针是“切实保护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处在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服务型土地利用规划特点。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和乡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划方法。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具有较强的计划指令性质,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规划治理职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规划研究能与科学的规划理论相联系的十分鲜见,规划编制缺少技术指导和规范。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体,严重缺少社会公众和部门组织的参与(因为假设公众利益是一致的,下级政府只须提供信息、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规划指标),致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然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公共治理职能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是严格保护耕地的单一职能。注重土地自然资源利用规划,强调保护耕地,从而导致许多人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看成是保护耕地规划,这种观念束缚了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内涵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规划缺乏有效的建设用地调控机制和农用地非农化的约束机制,限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和作用发挥。
第三,缺乏相关法规条例使规划没有得到良好实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社会地位和市场经济下的法律约束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尽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据,但是没有制定规划实施具体法规条例,致使规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其公共治理职能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导致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建设占用耕地现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经济过热现象出现时,耕地减少速度达到高峰。
2.2 “第二轮”(1997-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年,国务院了11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根据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护为重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1999年l月实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了详细规定,同年3月,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到2000年底,全国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级规划并开始正式实施。
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职能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以耕地保护为主的目标,并以一套高度集权的、复杂的行政审批制度保证这套指标的实施。这轮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热衷以及规划本体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规划的公共治理职能实现效果也有诸多不足之处。例如,指标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变相修改规划,使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挑战。原因如下:
第一,规划治公共理职能制定主体单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治理职能制定主体是政府(包括公务员)和国家职能部门,公众参与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发挥。这种自上而下、缺少足够“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单向规划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无法做到实体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发展和管理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
第二,规划公共治理目标不够全面。在规划治理目标上过分强调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以“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为目标。各类用地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各级政府都按指标制定规划,致使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建设用地需求保障不够,对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规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实现规划治理职能过程中存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博弈。土地归国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权由国务院(行政机构)通过各级政府层层(科层制)方式来实现,导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是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进行。例如,中央通过国家级规划对一定时期土地利用进行规范,规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利与弊也是在规划的调控与反调控间产生的,这就涉及到了两个主体间的博弈[6],发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种规划综合运用的协调配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专项规划之间如何协调没有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可循。发展规划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城市(乡)规划侧重于城市(乡)空间布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侧重各类用地平衡,要求后两个规划协调一致,存在较大难度。专项规划间的协调,实质是部门利益的协调;专项规划与地方规划的协调,实质是条块利益的协调。部门条块利益的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难点[7]。
3社会转型期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影响3.1 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内在要求第一,规划治理内容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转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治理内容将相应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转变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应控制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规划治理职能的市场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开始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与全球统一的、网络化的市场体系,以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求我国各地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运用价格规律的独立性,从开放的国际市场中选择土地开发的机遇,将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积极融入到国际经济竞争进程中去,以市场为基础引导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场经济下规划治理职能地域边界的弱化。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我国社会转型期土地利用系统的各种要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间存在形式,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尺度产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效应表现为不平行的空间拓展[9],致使规划治理职能地域边界日益弱化。同时,市场机制中,供求信息横向传播和市场横向调节资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过规划纵向集中和下达的,土地面临着两种不同质的配置方式运转,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发展对土地规划治理职能有特殊要求。转型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户籍对人口迁移限制作用力的减弱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并向农村地区延伸。在这一过程中,城乡空间结构将不断整合,土地利用也会随之而调整和改变。这样一种与土地利用有关的“二元”结构变化,对规划治理职能有着特殊的需求:即应有利于“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这种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会转型期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条件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府管理内在矛盾的运动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促进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正是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和市民社会加强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的新理念。因此,这一时期有以下条件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
第一,市场化经济奠定社会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职能逐步转变,经营性用地由原来的政府行政与计划管理模式向市场机制与政府服务监管模式转变,国家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使社会利益主体和要求趋于多元化,促进了相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平等权利的实现,使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过程中发挥所应具有的决策和参与作用,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会自我管理、服务的意识和社会中介组织体系,为实现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民主化进程奠定政治基础。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对原有的政府集权政治结构进行调整,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政府行政观念与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转变,表现为政府权力的稀释与下放,非政府组织、民间精英对土地利用决策和行政过程的直接参与[11]。现阶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逐步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创建了电子网络信息流动渠道与信息反馈机制,集中民智以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规划过程,有利于国土行政部门职能行使的最优化,为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奠定政治基础。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动力源泉。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开始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参与国际竞争。转型时期,我国国土行政管理部门、土地相关的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土地权益者能够根据WTO规则和市场分工,通过沟通交流、合作与伙伴关系,与世界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方式的接轨,并参与全球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国家制度供给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创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为中国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动力源泉和压力所在。
4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一的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为本的公共治理,成为国家公共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根据上述分析,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4.1 科学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公共治理目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目标的确定应充分考虑本区域社会概况、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在科学的制度和规则安排下,允许并鼓励非政府行为主体以多种方式和途径,与政府分享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力,共同决定规划的目标与战略方向;政府应从土地“经营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转变,并将这种理念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配置全部土地资源的公共规划,不是保护耕地与城乡经营性用地供给的专项规划,它要满足社会发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发展观来确定规划公共治理目标,从而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良好治理职能。
4.2 规划编制实施中树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理念
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要求适应市场供求变化进行调整,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会影响国家和个人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因此,要求规划决策者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高度,考虑规划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分析规划实施状况,以利确定规划地区适宜的土地利用发展战略和土地利用调整的原则。应在遵循“供给制约、引导需求”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跳出规划地区本身,从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从市场的角度等考虑经济发展与土地调配的协调问题。避免主要用地指标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区规划指标明显偏离实际的问题[12];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动态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国际(WTO规则)两个市场对规划公共治理职能进行结构调整和不断优化。
4.3 构建与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规划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地区发展实行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转型期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与完善,规划内容和职能应从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构建和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内容与治理职能方面,要在服从于经济发展为主导走向的同时,更要满足自然条件适宜、经济有效、社会接受、环境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向。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统筹协调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保障发展、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各类用地矛盾,从致力于“物”的物质建设规划转向更注重于“人”的社会全面发展规划,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4 规划编制中发挥公民社会的网络治理作用
所谓公民社会介入,首先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以多种形式直接举办与土地相关的社会中介组织或资助公益事业;其次,从法理上讲,每个社会集体或公民都对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权,以适当方式参与土地公共治理与监管应是其本分[13];最后,市场经济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则要特别强调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规划编制中,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私营部门和公众等多元共同行动主体通过彼此合作,共同编制与协商规划方案的互动过程,在协商过程中充分反映和协调他们的利益,从而,因地制宜、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地制定适合本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贯彻执行。
4.5 规划实施中加强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一种引导地区发展的规划形式之一,其实施过程实质上是要通过规划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保证市场运作的长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预下(纠正市场失灵)让市场机制对土地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得到自觉发挥。这就要求在规划的实施中,变革简单的行政实施方式,借鉴西方国家市场机制对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变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提高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竞争性;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一级市场谈判,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和不同主体之间是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利益关系。从而降低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农民有一个合理补偿与安置,例如,将征地与开发通过资本运作联结起来,走政府、失地农民和企业共赢的新型土地开发之路,保证农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4.6 完善规划法律法规,加强对微观主体规制
依法建立规划体系并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改进。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为了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地位,应尽早出台《土地利用规划法》或《土地利用规划条例》,进一步肯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性。同时,在多方主体参与、践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过程中,即放松进入规制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些微观主体的质量规制和约束规制。需要对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作用、职能等做出法律条文上的规定,约束和监督规划审批与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最后,“违法必究”是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行政。
4.7 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它类规划的协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它类规划的协调是指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及空间规划之间的协调。可以将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协调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关系的主要载体。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系较为明确,而且编制的部门是一致的,协调难度较小;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有共同的空间载体,协调难度相对较小。因此,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连接,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城乡规划及空间规划的协调更加科学,也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一方面,它使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变得更加密实;另一方面它也是针对我国现行规划相互割裂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尝试性统筹与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预“空间规划体系割裂”窘境的重要举措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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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关键词: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财务管理职能转型
现阶段,我国各领域都开始进入深化改革时期,要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企业也应遵循当前市场整体发展趋势,进行内部改革,并尤为注重财务管理体系的完善,构建财务业务一体化模式,推进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的共享,提升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及工作质量,并有效避免因财务人员主观意识而造成的数据不完整、信息不准确等情况,实现高效的财务管理工作。
一、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概述
我国企业传统财务管理中,财务与业务系统相分离,产生了加工后数据无法运用等问题[1]。财务业务一体化是基于现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优势的一种财务管理模式,能够更加直观的反映企业实际经营情况,通过对信息管理平台的运用,实现财务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将会计信息与会计实务充分融合,从而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更具有效性、更加具体的财务分析信息。再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需要面对极为激烈的竞争局面,必须要尽快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并结合当前市场经济角度,开展企业财务管理职能转型工作,从而实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进一步优化,使其市场竞争力得以进一步增强。
二、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面临的困境
(一)缺乏财务管理创新意识
当前一些企业缺乏财务管理创新意识,忽视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认为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先进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改善上,从而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这便使企业对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工作的重视度大大降低,无法意识到这一工作能够为企业带来的长期效益,从而导致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且一旦财务信息管理出现问题,则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二)财务业务一体化融合不充分
企业在落实财务业务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二者融合不充分的情况。财务管理与业务之间的有效融合,是实现一体化的重要条件[2]。企业需要建立一体化信息系统,将所有业务信息输入到系统中,并运用计算机网络将信息传递给财务管理部门,从而获得业务授权,并予以执行,使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能够与业务活动同步执行。但是一些企业在二者融合过程中,存在信息系统兼容性不足等问题,导致融合不充分,企业各环节信息无法实现统一和同步,信息难以得到及时的传递和共享,无法充分发挥其利用价值,导致企业整体运营效果不佳,甚至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三)缺乏合理的组织体系
当前很多企业都存在组织体系不合理的情况,多强调等级制度。并在企业中运用三层金字塔体系,将整体组织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3]。同时,在信息沟通方面,各个层次的信息交流只在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方式为垂直传递,需要逐级层层呈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影响了信息的时效性,出现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阻碍了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进程。
(四)财务管理人员适应性较差
在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过程中,很多财务管理人员难以适应新的工作流程、工作要求,仍在工作中运用原本的工作方式,导致一体化模式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在实现一体化和职能转型后,部分财务管理人员也无法适应随之变化的岗位要求,专业水平、业务素养、判断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无法确保执行力度与执行有效,导致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流于形式。
三、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推进策略
(一)引入现代化新型管理理念
企业在管理工作中,企业管理者应积极引入现代化新型管理理念以及科学的会计理念、方法[3]。并充分认识到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的重要意义,在财务管理中融入集约化、精细化管理理念,加强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以实现对其财务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例如某企业在其财务管理工作中,积极引入新会计准则及方法,在其凭证打印功能中,添加了利润中心字段,并推动移动两票业务发展,实现了对其库存统计分析报表等财务资料的进一步优化,为企业管理者在物资采购方面的决策,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参考依据。
(二)优化融合与转型准备工作
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是企业发展中的一项长期工作,因而,为避免融合不充分或是转型不成功等问题的发生,企业还需在该项工作的正式开展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首先,在财务业务一体化方面,企业应先结合企业实际需求、现存问题等,制定明确的融合方案,并对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充分满足财务业务一体化需求。方案内容中应包含企业当前实际情况、财务业务一体化目标、任务开展的投资预算等,并请专业人员对方案进行分析,确保方案能够有效实施。同时,企业应建立专门的财务业务一体化工作效率,组内成员由经验丰富的财务管理人员、高素质信息技术人员等共同组成,从而确保二者的顺利融合。其次,在财务管理职能转型方面,企业应先树立足够的信心,做好思想准备。注重将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种的财务考核、记账等方面职责融入到业务管理中,避免这些职能的独立存在,并提前组建适应财务管理职能转型的人才队伍,从而确保财务管理职能的转型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构建合理的组织体系
企业应对当前的组织体系进行调整,构建适应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的组织体系。首先,应适当减少组织结构层次,缩减管理人员数量,实现组织架构扁平化发展[4]。从而对原有的财务业务工作流程进行进化,避免因过长工作流程而造成的时间浪费,提升工作效率。同时,这一流程的简化,也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充分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使管理者的决策更加具备针对性,对市场变化进行及时反应。其次,将财务业务权力下放,减轻管理人员工作负担,使其只需对关键决策进行处理即可,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提升事务处理准确性,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行。
(四)增强财务管理人员适应能力
要想保证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以及财务管理职能转型工作的有效执行,企业还应增强财务管理人员的适应能力。首先,企业应加强宣传力度,使财务管理人员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正确认识且主动参与该项工作。其次,企业应构建有效的人员培训机制,对培训方式及内容进行优化,着重培养工作人员的信息处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能力素养,使其能够尽快适应优化后的业务流程,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最后,应对财务管理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进行重点提升。财务业务一体化的实现,是建立在相关信息软件基础上的[5]。因而,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计算机操作水平,企业应要求财务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运用信息系统软件完成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并在应用中发现当前软件的不足之处,及时反映,以便推动企业系统软件维护工作的进一步完善,确保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的有效落实。
四、结论
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与财务管理职能转型,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众多的问题,需要企业积极引入现代化新型管理理念,优化融合与转型准备工作,构建合理的组织体系,并增强财务管理人员适应能力,从而实现企业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促使企业管理工作精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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