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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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思想范文第1篇

在这些论述新闻思想的文章中，梁启超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精英意识，他始终站在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角度来阐述报刊的种种，如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新民”，报刊的主持人应是“怀才抱德”之士，办报的最高宗旨是“122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等。可以说，这种精英报刊思想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精英意识在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具体表现

1901年，梁启超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著《南海康先生传》。在文章的第一章，梁启超论述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他认为：英雄人物有两种，即应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应时之人物即时势所造之英雄，而先时之人物乃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日理想，二曰热诚，三日胆气……其精神专注于前途”。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当时中国缺的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是能开中国之新局面的造时势之英雄，而符合这个要求的人物，古有孔子，现只有他的老师康有为而已。

梁启超概念中的英雄与我们今日所说的英雄在含义上似乎稍有不同。他更强调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恰似今天所说的“精英”。如果根据他所下的定义来判断，梁启超本人无疑也是属于英雄即精英行列的。作为当时最早觉醒的国人，他希望用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改变中国闭塞愚昧的状态，从而使中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也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精英意识在报刊功能论述中的体现。

梁启超虽是一个报人，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这种思想直接体现在他对报刊功能的论述中。

梁启超对报刊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896年办《时务报》时，梁启超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主要在于“通塞”。“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去塞求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报馆其导端也”。他还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报界的状况，如报刊内容、报刊在国家和国民心目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失败后，梁启超又主编《清议报》。1901年，为庆祝《清议报》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这篇文章中，他借西谚赋予报刊以更重要的功能，“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即报刊不仅能助国家“去塞求通”，更能为民众提供思想、行为的借鉴，既满足当下所需，又能指明未来的方向。为此，他提出，好的报刊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则又当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

此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进一步将报馆的天职总结为两条“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从以上梁启超对于报馆功能所作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一个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社会和民众的意义。在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政府、民众都存在种种问题。作为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梁启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能用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改变现状。虽然梁启超在观念上已有国民意识或公众意识的萌芽，但他仍然抱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情怀。在他的眼中，大众是愚昧无知的，政府也是腐败不完善的，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和监督。在潜意识中，他将自己看作拥有某种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便可以改变国家和大众的面貌。

精英意识在关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论述中的体现。

由于认为报刊具有救国救民的作用，梁启超十分重视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报业之所以发展缓慢。原因有四个，而“病根之根”就是“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的心目中，理想的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思想，还要有高赡远瞩的眼光，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胸怀天下的气度。因此，符合这个标准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为此，梁启超提出，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自身的修养，导人先导己，“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

从梁启超对中国报业的惋惜、对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批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报刊应该是掌握在像他一样的精英知识分子手中，他的自我意识的中心仍然是在知识分子自身。他认为，只有让精英知识分子掌握报刊，报刊才能真正发挥强国、新民的作用，一般的民众或知识分子是断然不在此列的。在这种思路中，他提出报业从业者要精英化，要改变“由于主笔时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的局面，希望中国报刊能像欧美各国报刊一样得到重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

舆论与精英的关系。

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所理解的舆论与豪杰的关系。他认为，舆论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但“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而豪杰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豪杰能够洞察时事，然后唤起舆论，再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要达到“母舆论”、“仆舆论”的目的，还要摒弃私心，一心为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以格兰斯顿为例，而格兰斯顿除了是政治家以外，也曾是报馆主笔。

梁启超对舆论和豪杰关系的论述同样反映了他强烈的精英意识。在他的观念中，舆论是一般人形成的观点，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不同等众多原因，民众所形成的舆论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社会和国民的真正利益。这时，就需要一个持有公正之心的人，引导

民众形成符合时势需要的舆论，从而改变风气和国家民族的面貌。

在梁启超那里，与其说是多数人，不如说是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着国家的思想资源，他们既是报刊理想的组织者，也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舆论虽是大众形成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形成的，又是通过精英表达出来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自和话语权。可以说，梁启超舆论观的核心仍然是精英知识分子。

精英意识形成的原因

梁启超之所以在新闻思想中表现出浓厚的精英意识，与他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哲学历史观是分不开的。

自1840年第一次，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而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一生中既接受了中国儒家经典教育，又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熏陶。在当时，受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大多数民众仍然混沌未开。作为觉醒的一名知识分子，梁启超心中的愤懑与忧虑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为政府的腐败无能气愤，另一方面又为民众的麻木漠然痛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地赋予自己“救国救民”的神圣任务，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看作改变现状的力量，而报刊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媒介。

除了现实的原因外，梁启超的哲学历史观也是他新闻思想中精英意识产生的根源。梁启超认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是人民群众推动的，而是英雄人物推动的。他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这种“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主宰者”的历史观自然而然也反映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结语

梁启超办报是为了“救国救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今日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截然不同。虽然知识分子是民众的一部分，但在梁启超的潜意识中，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是高于普通民众的，这种潜意识反映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就是“办报是为了强国、新民”、“报刊应由怀才抱德之士主持”、“舆论是豪杰引导的并帮助豪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等一系列论述。只有对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精英意识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主张。

新闻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970

②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142

③路利云，《梁启超的受众观研究》[D].河北大学，2007

④李艳红，《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D].湘潭大学，2003

⑤徐新平，《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新闻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闻摄影 特征 思想性

一、 新闻摄影的特征

我国新闻学界对于新闻摄影的定义，即新闻摄影是以摄影图片的形式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的新闻报道。而从摄影的角度而言，新闻摄影应该是如实展现新近发生的事件的摄影术和图片内容，是以某种设备进行新近发生事实影像记录的过程。

（一）本质属性

1．机械与记录

 摄影的本质属性是机械性的。摄影最早的流行，是用来纪念被视为家族成员的个人的成就。在至少有一百多年来，结婚照几乎像规定的口头表述一样必不可少作为结婚仪式之一，伴随着家庭生活，用以记录和陈述“历史”。相机的独特构造，使其顺应其制造者最初的本意，从一出生起，就担负着某一特殊的使命和作用，并有且只有一个作用： “复制历史”，而这一历史，恰恰在多年后，成为极有价值意义的证据和留念。相机所拥有的记录特性，使照片成为这一特性的附庸，具有了象征性。在数码摄影时代，记录性本质已经为新闻界所广泛承认，新闻摄影，就是用这一点讲述新闻事实，辅以文字更多的形象内容，保留视觉“证据”。使新闻相对客观、形象。

2.侵略与固执

相机的每次使用，都包含一种侵略性。从传播意义上讲，图片的本质记录，并不是真实和客观的。信息的传播过程是双向的，即摄影师向受众传递某种图片信息，受众接受和理解该信息。即便摄影者没有任何主观的引导与偏差，在受众眼里看来，图片并不只是单纯的再现。苏珊?桑塔格认为，图片所包涵的信息，正是其侵略性所在。

因为在摄影记者眼中，想要表达的图片信息往往是“理想化的”，所以在其进行的摄影过程当中，将一种自我主观的理解强加给了图片本身，紧接着在图片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强加给了受众。大多数时装和动物摄影，把被拍摄对象理想化的影像方式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并不亚于所谓以质朴见长的作品，比如集体照、较荒凉的静物照和一些人物的脸部照片。有时候人们的思维会把整个世界当做平板上的一般，图片拍摄虽然是立体成像的，但是其信息并非立体。快门争夺的是时间瞬间，也是所谓长枪短炮的侵略斗争。

3.主观与隐喻

摄影师需要充分把握和理解拍摄对象与所拍图片内容效应的结合。也就是说，摄影师拍摄的人可能是甲，但是拍摄出的图片有可能并不能充分地与“甲”的本质特点相对应，也有可能被受众理解为某种特定状态下的“甲”。每一次由机遇和时间固定的快门，记录下的是当时的状态，而不是永恒的。它暗含着下一刻即将发生的事实，也有可能是摄影师的某种主观表达。所以这也正是摄影的“隐喻性”所在。而且图片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拥有了双向性，受众这一方的理解，并非能够完全和恰到好处地掌握摄影师的本意，更不用说夹合着摄影师意向的图片信息。

（二）基本特点

1.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摄影所需求的基本特点。新闻摄影追求真实、客观。用图像信息更好地展示新闻现场要素，也是在“读图时代”发展下的受众要求。信息真实准确、可靠可信，是作为新闻报道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观念。数码摄影推广之后，新闻的摄影的真实性成为了顽疾。在我国，近年来关于新闻摄影真实性的案例层出不穷，“藏羚羊、 “华南虎”事件给中国新闻摄影界敲响了警钟。

2.时效性

图片信息的传播力之一在于其所占有的时效性。目前新闻摄影界对时效性的要求更加倾向于突发性新闻本身。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摄影本身的跨文化、跨行业得以达成，大众化摄影，使得只要拥有摄像头的手机用户，就可在突发新闻现场拍照上传，得以更好实现这一“时效性”。

3.典型性

新闻摄影的典型性源于其图片本质所具有的局限性。图片较文字而言，虽然直观形象，可是相对局限，不能用一张或者几张图片告知受众所有的信息量。而文字则具有这方面的天然优势。所以由点及面、以小见大是通常拍摄新闻摄影图片的思路特征。拍摄者力求图片内容为典型事件、典型形象、典型瞬间。但是如果把握不好这一典型性，极有可能使图片本身具有误导性质，使新闻信息有所失实。

4.现场性

现场拍摄是所有新闻摄影所具有的物理属性。追求现场感也是摄影记者追寻图片真实性、客观性的必要方法。现场感有助于图片信息内容的更好表达，形象、客观的现场感，能增强图片本身的冲击力与艺术性。

二、新闻摄影的思想性

1.行走与凝视

新闻摄影的思想性，首先在摄影者本身对自我和拍摄对象的认知上。摄影与拍照是不同的，拍照可能更立意于物理概念上。而摄影者，更好比是一个“旅行者”，而非“旅游者”。所有的新闻摄影记者，都应该是一个拥有自我“凝视”的旅行者。旅游者会把自己见到的感兴趣的东西都拍下来，但是旅行者则会考虑更多的东西，会以更加朴素和真实的方式按下手中的快门。就像前者会拍更多的风景照，而后者则会用心去感受其中的感动然后再拍摄下来。

新闻事件本身有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是结合新闻内容的背景和文化环境，找到一个最佳的凝视就一定能拍出令人感动的图片。练就这种凝视的摄影师，往往都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行走在各个地方。摄影对于新闻摄影记者而言并不能仅仅成为一项“工作”、“任务”，而是要融入生活，成为摄影记者自己的“一部分”。新闻摄影本身对于现场感的要求在新闻任务体制下是有一定矛盾点的，但是以旅行者的心态塑造摄影师的凝视，是有必要的。出色的摄影师应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知识，他们是在用手中的相机去著写文章的。对待新闻摄影，记者的功底并不是在操作相机上，而是在对于摄影对象的选择、最佳机遇与瞬间的把握上。永远不要停下的脚步和追求，是每个摄影记者应有的素质。

2.纯粹的摄影

新闻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企业 新闻宣传 思想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企业正处在变革的转型时期，创新、发展、改革是企业的主题。要创新，就需要思维的突破；要发展，就需要全体员工的奉献；要改革，就会发生新旧体制的碰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将会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承接状态，需要以创新的视角和姿态重新审视和研讨。

1新闻宣传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联系

在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中，新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二者之间既有区分又有关联。重视新闻宣传，搞活新闻宣传，将新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对接，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就会使新闻宣传成为催生员工斗志，推动企业发展的“金钥匙”，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有力武器。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直面新的形势，从思想上进一步明辨新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地驾驭二者的优势，发挥其各有的特长，使其产生异曲同工之妙。（1）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律，紧扣经营发展这个主题，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借助企业内部报刊，起到凝聚人心，推崇典型，调动大家积极性，为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作用。（2）顺应时代潮流，贴近职工活跃的思想脉搏，采用正面教育和疏导的方法，达到教育人、引导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从企业大量的宣传思想工作实践中不难看出，新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也有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地方，认清二者的共性，能动地将其有效对接，巧妙融合，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二者都围绕企业改革、经营和发展的主题，都具有导向性；二者都有激励士气、凝聚人心的任务。俗话说“谈心容易动心难，不动其心也枉然”。可见做思想工作贵在情真，只有情真才能感人，只有感人才能动心。面对新的形势，企业宣传思想工作者要饱含深情，深入火热的生产、生活之中，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让新闻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兼容并蓄，二者同唱一个调，同使一个劲，才能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人和”的动力，达到激励员工、凝聚队伍的目的；二者都是树立企业形象“活的载体”。新闻宣传植根于企业，离不开企业水电开发这一块肥沃的土壤，是吸取丰富的营养，经过提炼后见诸于媒体的“产品”。思想政治工作引领思路，融合人心，催人奋进，也必然会在见证企业文明建设成果，树立良好公众形象的实践中得以体现。

2加强新闻宣传，建好企业文化

（1）企业内部新闻宣传对员工思想的导向作用。毋庸置疑，企业内部新闻宣传在员工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因此，这种宣传必须以服务企业发展、服务员工活动为己任，关注企业的改革发展，关注企业员工的追求，关注员工思想上的每一次“躁动”，弘扬时代主旋律，打好宣传主动仗，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内部无论何种新闻载体，必须定位在党的“喉舌”的位置上。尤其在头版和头题位置上发表的稿件，必须把思想性、导向性放在第一位，把员工思想统一到企业发展的目标上来，确保政令上下畅通，决策执行到位。由于信息接受的非对称性，绝大多数基层员工都更加关注企业高层的言行，并时时把接受到的有关信息与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在作内部新闻宣传时，必须坚持“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员工发展，有利于股东利益”的原则，把高管层的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达到统一思想，增强整合力和凝聚力的作用。

（2）新闻宣传对员工的精神激励作用。企业文化不仅注重人的因素，更注重精神的力量。精神激励是十分重要的激励手段，它通过满足员工的自尊、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较高层次上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励深度大，效果维持时间长。荣誉反映了企业对团队和个人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是满足员工自尊需要的重要激励手段。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手段之一的新闻宣传，在弘扬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中，为广大员工树立榜样，有了榜样，员工就会有努力的方向和赶超的目标，从榜样成功的事业中得到激励。企业新闻宣传就是要运用好各种媒体平台，通过给员工树立榜样，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生产经营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3新闻宣传要服务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新闻思想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密尔；自由主义；积极的自由；中国新闻实践

一、密尔自由主义基本观点及时代语境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观是西方理性传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论自由》中强调了思想自由和个体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题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其言论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对于思想讨论的自由，他围绕真理和真理的利益进行了辩护。首先，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保证；其次，这种自由是我们确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讨论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变得完全、全面的条件。此外，密尔在书中还强调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在把人的行为划分为涉己和涉他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伤害原则作为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的准则。他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每个思想家都是他们时代的孩子。密尔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古代社会以纵向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等级次序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正被现代社会水平方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复存在。但它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密尔认为，当时世界上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不适当地延伸。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和有序性使得个人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个人独立性开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贸易中变得重要起来。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权利，直接决定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新社会运转的有效程度。因此，密尔深切地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地”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确地提出一个界定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的准则。

由此，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探讨个人自由，把以往仅限于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政治自由扩展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他格外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对“多数的暴虐”和“习俗的势力”有着高度的警惕和谴责。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自传人中国的那天起，就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与文化背景进行着本土化改造。“立人”与“立国”，“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命题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始终构成一对张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也随着形势的变迁，跌宕起伏地拉锯在现代报人的内心。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的主题是“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课题交织在一起，故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外，还有“面对强权的主权”，而显然后者的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未能成为时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种种原因，将“社会”译成了“政府”，将“个人”译成了“人民”，严重背离了密尔《论自由》的主题。而他的误译则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密尔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问题，也变成了“政府”与“人民”对立的问题；而密尔的“限制社会暴虐”主题，则变成了“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问题，㈣致使英国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一直缺乏正确理解的传统。

随后，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自由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们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抛弃了。这也影响了我们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实践。

二、密尔的自由观对当代有启迪意义的两个方面

当前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深人进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当前我国市民社会日渐成熟，个人权利、民主、自由成为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密尔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当下的语境，认真解读这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当代新闻实践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其中，密尔的积极自由思想和他对于自由讨论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

1．关于密尔的积极自由。

在新闻自由的理念认识层面，大多数人只看到密尔要求社会对个人实行最小干预这一消极方面，而忽略了密尔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容易形成认识误区，应该厘清。

(1)自由是和社会联系的，不是纯粹个人的，因此赞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对“霸道的自由媒体”。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的，但他又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做了修正和补充。按照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最终通约成的简单的快乐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乐，如何将这样的快乐与共同体的福利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密尔通过修正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困境。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仅仅从量上考察快乐的做法是荒谬的。人是具有高级官能的，不同快乐之间是不能通约的。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所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人与动物共有的感性肉体的，人有人的快乐。密尔承认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纯真的私人间相互关爱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真诚关心的感情。”而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就源于此，人类获得一切高贵快乐的动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价值彰显出来。因为个人最终的价值要体现在对社会利益的贡献上，而社会利益的增长又源于全体精神的进步，精神进步的前提是个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拥有了自由，才会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会充分发挥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中达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乐，并推动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以，社会幸福以个人幸福为基，个人幸福又以个人自由为基。密尔把个人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自由以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密尔从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他进一步指出，当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时，国族无需对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政治权力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积极价值的工具，可以积极地发挥作用，扩大个人的自由机会，增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论有碍于社会，则应对其加以限制。密尔的新闻思想其实已经包含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对今天的新闻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往往错误地夸大了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对立，也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于推进自由的积极作用。有种偏激的说法就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只有跟政府对着干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表现。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效应。就业、医疗、房价等多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衍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导致政府的信誉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种对公权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不加分析地“大声疾呼”。然而应该看到，当理性思维受到情感的过度影响时，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不是新闻媒体的一己私利，不是随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论特别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简单地视为言论自由。媒介不应拒绝政府合法、适度的干涉，在商业化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尤其必须加强自律，谨守职业道德。媒体权力如果恶性膨胀，势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媒介人员应该认识到新闻自由是和整个社会进步和共同体福祉相联系的，只有在推动社会真正进步的过程中，言论自由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个人积极行动不仅是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鼓励张扬个性，反对“自由而沉默的大众”。

密尔不仅强调自由与权利，同样也强调责任与义务。“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患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政治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发展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教育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论坛，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

这样的讨论态度正是目前我们新闻媒体所缺乏的。如果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别人的意见，也可能带着激情争辩、攻击、拒绝与责难，但我们不能压制或者倾轧异己意见：因为压制和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性自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不乏饱含强烈爱憎、吸引眼球的语句，但大部分却是狂欢式的喧嚣以及对于“对立人物”(社会公认的)群情激愤的口诛笔伐。而难以见到的是对于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平等理性的讨论，难以见到的是对于思想信念的发自内心的辩护和思想碰撞的鲜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记者，其激情应该来自于对于信仰理想的忠实追随，来自对于国家社会的“匹夫有责”，来自对于底层社会的“铁肩道义”。这样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尔说对于无节制的讨论，“人们只是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他们的使用，至于使用他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纠㈣须知，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歧视就获得了可怕的正当性，比如对马家爵“杀人魔头”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媒体所必须警惕的假借公众舆论实行的“媒介审判”。美国近年来闭庭诉讼案数量的上升也无不出于这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