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行七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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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1篇

1、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出自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其四》译文：守边将士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灭，不打败进犯之敌，誓不返回家乡。

2、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出自唐代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其一》译文：依旧是秦汉时期的明月和边关，到如今多少战士万里出征不见回还。

3、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出自唐代戴叔伦的《塞上曲二首·其二》译文：作为子民我愿以此身终生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何须活着返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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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2篇

2、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唐·杜甫

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宋·文天祥

4、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过零丁洋》 宋·文天祥

5、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宋·辛弃疾

6、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 汉·曹操

7、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示儿》 宋·陆游

8、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宋·陆游

9、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宋·陆游

10、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宋·陆游

11、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泊秦淮》 唐·杜牧

12、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其二》 宋·陆游

1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先秦·屈原

14、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其四》 唐·王昌龄

15、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清·龚自珍

16、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歌 / 渡易水歌》 先秦·佚名

17、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 魏晋·曹植

18、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宋·陆游

19、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凉州词二首》 唐·王之涣

20、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先秦·屈原

21、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五首·其一》 宋·陆游

22、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九歌·国殇》 先秦·屈原

23、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国殇》 先秦·屈原

24、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九歌·国殇》 先秦·屈原

25、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 唐·杜甫

26、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少年行四首》 唐·王维

27、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少年行四首》 唐·王维

28、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 宋·陆游

29、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 唐·王昌龄

30、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 唐·李贺

31、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 宋·文天祥

3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 近代·鲁迅

33、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出塞》 清·徐锡麟

34、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出塞》 清·徐锡麟

35、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己亥岁二首·僖宗广明元年》 唐·曹松

36、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 清·林则徐

37、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 宋·陆游

38、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和端午》 宋·张耒

39、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少年行四首》 唐·令狐楚

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文心雕龙》 王粲 诗赋 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虽然曹丕等诸多魏晋六朝的文论家肯定王粲诗赋的杰出成就，然而推他为建安“七子之首”的，刘勰是第一人。《文心雕龙》中论及王粲的有十多处，具体评述其诗赋创作集中在《明诗》、《诠赋》篇中的三处。对此进行分析解读，且思考其评论是否具有偏颇之处，可大略窥见刘勰对王粲创作持有的认识，探知刘勰所坚持的文学审美理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王粲诗赋在齐梁时代的接受情况。

一

刘勰对王粲创作的评论，首见于《明诗》篇中对建安五言诗的总体论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现今留有王粲诗歌共23首，其中四言诗5首，五言诗17首，杂言诗3首。“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刘勰将王粲的五言诗置于曹丕与曹植之后，然而同时代的文论家钟嵘《诗品》将王粲置于上品，曹丕置于中品，并认为“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1]。这是否意味着刘勰低估了王粲五言诗作的价值？此外，刘勰在选文定篇时，又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为建安文人五言诗代表作，对王粲也并未关注学界所推重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七哀诗》和叙述军旅生活的《从军诗》等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刘勰轻视王粲乃至建安诗歌的思想性？

从《时序》篇论及建安“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中之“志深”;《明诗》篇论及正始“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中之“遥深”等，可见刘勰十分看重诗文的情理思想。刘勰并未列述王粲及建安文人思想内容出众的作品，是因其此处重点论说的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写作风格，并以此反对齐梁时期“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的浮靡文风，并非在此强调追求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广。

后人如张玉b等批评魏人的公宴诗多是累幅颂扬，开应酬恶流。但王粲《公宴诗》：“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①虽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的颂扬之语，但亦有希望曹操“克符周公业”的心志寄寓，并且整首诗用词简洁、素质，描写环境、佳肴、饮酒、宴乐时，文辞不求纤密奇巧，状物只重清晰昭明，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过度追求华丽、奇新的浮靡的齐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其《杂诗》（其二）：“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鱼，强弩下高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描写出游时的景致，绿水、幽兰、芙蓉，天然成就一幅色彩绚烂之图;提及捕鱼射鸟，翻、追、投、引、下，不甚雕饰而叙述生动。这都是自然而发、才气胜人的表现。

但是，作为君王的魏文帝曹丕，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寓于胸臆（其五言诗《至广陵于马上作》就可见一斑），相比而言，王粲诗作中“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特点就稍显不足了。谢灵运言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2]，故其常发“愀创之词”。他虽有建功立业之愿望，然慷慨之胸襟终是不如曹氏。钟嵘认为王粲“文秀而质羸”[1]117，许学夷言“仲宣才优于气”[3]，刘熙载论“公干气胜，仲宣情胜”[4]都说明仲宣诗作“气”短的不足。这或许是刘勰将曹丕与曹植并列，而以王粲次之的原因之一。

当然，刘勰选择“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作为论述对象，除了前文提及的主要以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反对其时文学形式的浮靡讹滥外，可能还因曹丕、曹植、王粲、刘祯等集於邺下时，常常宴饮游乐，共同赋诗，留下了许多同题作品（例如曹植、王粲、刘祯等均有《公宴诗》），选择这些赏风月、游池苑、述恩宠、写宴会的作品，可便于将建安文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同时，因曹氏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心，故将曹丕、曹植至于前列，或许也是刘勰考虑的因素之一。

然而，王粲《七哀诗》、《从军行》等社会、军旅之类作品在思想深度和关切世事的意义上，较“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等作更胜一筹。如《七哀诗》（其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以“白骨蔽平原”和“妇人弃其子”勾勒世道的悲苦惨状，寄寓悲悯情怀。又如《从军诗》（其三）：“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寄寓思念家乡、感叹战争险恶之意，又以“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的从军志向和责任感作结。除了情理思想外，这些诗作在艺术形式上也以自然为美，为情而造文，慨然发叹，未见矫饰。钟嵘即认为“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帧端加选贰…斯皆五言之警策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1]172在论王粲和建安文人五言诗时，若刘勰也能取类似作品作为论述的对象，充分发扬《情采》篇所提倡的情理与文采并具的主张，则选文定篇的工作将会更加完善，也有助于后人更加全面地认识王粲，乃至建安文人的五言诗成就。

二

《明诗》又评王粲兼善四、五言各体诗，指出其“雅润”、“清丽”的特点：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帧

刘勰评王粲的四言诗为“雅润”，虽与稍前的挚虞“王粲所与蔡子笃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杨德祖诗，及所为潘文则作《思亲诗》，其文当而整，皆近乎《雅》矣。”[5]的认识相近，但这并非人云亦云。刘勰言：“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序志》）“雅润”的评价，一方面是刘勰着眼于王粲四言诗歌实际特点所下的结论，另一方面包含其推崇“四言正体”的宗经观念。

现今学者常以五言诗标举王粲，是因为看重王粲诗作在五言诗体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意义和其表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新意。对于王粲的四言诗，清初吴淇评《赠蔡子笃》：“通篇词古雅，无甚新意。只‘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二语，炼得精~。”[6]今人郁贤皓等认为“何焯言：‘仲宣四言，可谓雅人深致，但于《三百篇》太近，似少警策。’此论颇中肯綮。”[7]吴云等也认为：“王粲诗的成就主要在五言诗方面。四言诗虽也有成就，但是不能和五言相比。王粲的四言诗尽管较《诗经》在感情表达上更细腻，语言也更富有概括力，更纯熟，但仍可见明显的因袭的痕迹。他的四言诗还缺乏大胆的突破，只是做了些局部的改良。然而，当我们读到曹操的四言诗时却豁然开朗、耳目一新。”[8]他们认为王粲的四言诗确为雅致，但于《诗经》太近，在变化上略显不足。王粲是建安时期重要文人，刘勰又以宗经为要，因此他对王粲四言诗和《诗经》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全面而深入的，对此弊端也应该有认识，但他仍然十分看重王粲四言诗，恰恰因为其诗近于“雅”。刘勰认为四言是正体，在其宗经观念下，虽然王粲的作品在《诗经》基础上所作的突破不多，但是这种继承本身就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如前文所述，刘勰提倡“宗经”，但也看重“参伍因革”，强调创新“通变”。五言诗是于四言诗后新产生的诗歌体裁，在汉魏时期逐渐发展兴盛，此属四言诗的新变，刘勰未加批评否定，且认为“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清丽”是宗经基础上生发的六体之“风清而不杂”和“文丽而不”的结合。《说文》释“清”为“J也，水之p”即谓清澈洁净，这也是水的本态。“清”蕴含自然面貌之意，以其限定“丽”，就区别于齐梁文风所具的“靡丽”、“丽”。

王粲的五言诗自有一种“清丽”天然之态，如《杂诗》（其一）写乐景：“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驱厉中原。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言出游事，语辞清简，叙述流畅。再如《咏史诗》叙哀情：“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批评秦穆公杀三良，又肯定三良视死如归的气韵。整首诗风格凄哀，而语词亦是感叹而发、水到渠成，未有刻意雕琢之迹。

综上，刘勰既以“宗经”和“通变”的视角，又以四、五言各体诗歌最高审美理想肯定王粲诗作，即肯定了王粲在诗体由四言至五言转变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诗经》的继承与革新做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就，这是前代文论家所不及的。此外，“雅润”、“清丽”的评定也为后人鉴赏王粲诗歌，理解其艺术风貌，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如吴淇“仲宣诗清而丽，在建安中子建以下应宜首推”[6]129，就与刘勰的评论有着承继关系。

三

《诠赋》篇中，刘勰将王粲赋置于魏晋赋首八家的第一：

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王粲的赋作历来受文学家们的推崇，曹丕即谓：“王粲长于辞赋，徐质庇衅肫，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种《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2]刘勰谓“仲宣靡密，发篇必遒”，点出了王粲赋作“遒劲”，“靡密”的文风特点，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丰富了前人对王粲赋的认识。“遒劲”、“靡密”的认识又与刘勰反对齐梁时代浮靡文风、崇尚风骨的态度密切相关。

“遒”是为“遒劲”，这与刘勰对“风骨”的推崇是相通的。《风骨》篇：“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由此可知，要达到“遒劲”有“风骨”，主要有两点要求：一为文辞要不繁不杂，二为情理须生动感人。王粲赋作所表现出来的“遒”与其“密”的行文特点相关。

“密”是密致之意。一方面，王粲赋“用笔密致”，如其名篇《登楼赋》“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短短六句就已涉及“漳水”、“沮水”、“长洲”、“广陆”，“沃流”、“陶牧”、“昭丘”等众多环境景物。再如《浮淮赋》（节录）：“从王师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兮，望马丘之高獭7汉殚钟谥谐辟猓飞轻舟乎滨济。建众樯以成林兮，譬无山之树艺。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w，滂沛汹溶。钲鼓若雷，旌麾翳日。”前两句叙起因，又两句述地点，后四句写行军，再两句状风、涛、钲鼓、帅旗等，往往“或两句一转，或四句一转，形象场景一经托出即止，绝不赘述。因此，他的作品短小精悍而不失其气势，篇幅简短却意象众多”[9]。由此，王粲赋的语言精当、避绝繁芜就可知晓了。“密致”的另一方面是“蕴情密致”，譬如其《出妇赋》：“既侥幸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当隆暑兮翕赫，犹蒙眷兮见亲。更盛衰兮成败，思弥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馈兮恪勤。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兮弃之。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兮不疑。揽衣带兮出户，顾堂室兮长辞。”从嫁自认为是如意郎君的喜悦、起初受到眷爱的甜蜜、希求爱情恒久的期盼，到忘姻见弃的痛苦、最终离去的无奈，只十六句，就寄寓了妇人丰富的情感。如此多的情感，通过集中、密致的表达，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反差，不禁为之感慨。

王粲赋作“密致”特点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深厚的笔力，另一个方面当是他多采用抒情小赋的体裁形式。洋洋洒洒的汉大赋对某一对象的极尽铺陈，必然导致事件叙述、情感传达的不紧凑;相较而言，抒情小赋体裁篇幅的限定，则要求事件表达和转换的迅捷，决定了情感内容密度的增大，这必然导致用笔和传情的集中紧密。

当然，纵观王粲的赋作，其中也有小部分近于刘勰所批判的因过于追求文字华美，遮蔽了文章要核，使得“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一些作于应制唱和时的作品，如《大暑赋》仅仅描写天气的炎热，未见其他寓意。《神女赋》虽然末尾警醒“顾大罚之愆”，告诫要“回意而自绝”，但是通篇描写神女美貌、服饰等，似有讽一劝百之嫌。刘勰未对此加以批判，一方面当是认为“瑕不掩瑜”。另一方面，王粲赋文辞精美，刘勰身处齐梁，虽反对浮靡的文风，但也重视文“采”，故对这些赋作总体上是认可的。

刘勰从批判齐梁文风出发，以“宗经”且尚“通变”、“反靡”而求“风骨”的文学审美理想关照王粲的诗赋创作，赞誉其为建安七子之首。虽然因其论文的出发点等，对王粲的评述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他对王粲诗赋的艺术成就提出了如“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雅润”、“清丽”、“靡密”、“遒劲”等较为精当的评价，这对于王粲文学史地位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也影响着后世对王粲创作的认识与评价。

注释：

①本文所引王粲诗赋的原文均出自吴云和唐绍忠所编《王粲集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3月版。下文不再出注.

参考文献：

[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17.

[2][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43.

[3][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3.

[4][清]刘熙载撰.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3.

[5][宋]章樵，注.[清]钱熙祚，校.古文苑（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7.

[6][清]吴淇，撰.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130.

[7]吴小如，王运熙，章培恒，曹道衡，骆玉明等撰.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209.

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4篇

唐代科举入仕举步维艰，使府辟署使举子得以另辟蹊径，从而造成了文人竞相入幕这一唐代特有的社会现象。“秀才从军”不仅是终唐科举制度、辟署制度的作用物，而且也构成我们透析唐代诗歌的思维视点。

【关键词】 科举入仕 使府辟署 秀才从军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其弟嵇康写了《赠兄秀才从军十八首》。到了唐代，取士科目大体“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此岁举之常选也”①。秀才科，在太宗贞观年间以前，一直是等第最高的科目，后因“此科取人稍峻”②，加之“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③，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④。此后，“士族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⑤而“大抵众科之目，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⑥。然唐人对进士仍以“秀才”称之，李肇曾言：“进士为时所尚久矣……通称为之秀才。”⑦本文借用嵇康诗中“秀才从军”一词，以说明唐代科举进士及第的文人入幕这一现象，进而探讨其入幕的原因和“秀才从军”对唐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一、科举入仕——山重水复疑无路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记有武德四年敕令及次年贡举考试的具体实施，标志着唐代科举的正式确立。《新唐书》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者，谓之乡贡。”⑧这句话道出每年一次科举考试考生的两个来源。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统治阶级重视教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学校体系，《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对此有详细记载，自学成才者更是不可胜数。而科举及第人数却少得可怜。《文献通考》记载，终唐一代289年，举行科举考试266次，录取进士6442人，进士及第者大体稳定在每年30人上下，仅占参加省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而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官僚大族子弟，以权势取得，则一般士子及第者就更少了。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⑨正道出了进士及第之艰难，《唐摭言》中还记这样一事：天复元年，及第者曹松、王希羽年皆七十余，刘象、柯崇、郑希颜亦皆年逾耳顺，时谓五老榜。⑩孟郊46岁进士及第，满心按捺不住的欣喜化成别具一格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科举因何具有如此魅力？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1}。科第已成为入仕者的敲门砖。然而刻苦攻读、甚至是耗尽一生心血，即便金榜题名也并不意味着顺畅仕途的开始。唐代进士及第后，仅取得做官资格，即“出身”，须通过吏部考试，才分配官职，即“释褐”。进士及第者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等。制举与科目选选人数量极为有限，故吏部铨选是及第者入仕通常走的道路，然程序繁多，由此入仕，缓慢而又艰辛。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大多按常规等待三年守选期满，并要经过繁琐的程序和严格的资格审查方可参加铨试。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记载：“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悬之南院，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一字有违，即被驳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吏部铨选主要试身、言、书、判。铨选试判，难度最大，并且判词的内容也逐渐变得艰深古怪。《通典》记述了这种变化：“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12}《上宰相书》载韩愈“四举于礼部始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十年未能得官。再如独孤及在《送孟评事赴都序》中所记：“孟子以乡举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时中杨叶者，今或蔚为六官亚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遇与不遇，何其寥敻也！”进士中甲科，过了二十年还是一介青衿，这在唐代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中晚唐之时，“河西、陇右没于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寖坏。”{13}也正因如此，所以当欧阳詹进士登第后，其亲故相酬贺，但他在《及第后酬故园亲故》中仍有“犹著褐衣何足羡，如君即是载鸣时”之叹。

科举士人的初仕官品较之荐举、门荫入仕、上书拜官、军功入仕、应征入仕等途径入仕官品皆低。按《新唐书·选举志下》所载，进士及第分甲、乙二等，甲第，从九品上，而唐前期进士甲第者绝少。进士乙第则仅为从九品下。唐代门荫入仕定品，从一品子的正七品上到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的从九品下分列十等。进士乙第同于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的荫品规定。傅璇琮先生曾说，进士及第后无论是应制举还是应吏部试，及格后所授官职，大致有三种情况{14}：一是授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太子校书郎等清职，如张九龄“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正九品上）。”穆员《刑部郎中李府君墓志铭》载：“天宝中擢进士，调太子校书（正九品下）。”{15}杜牧《唐故东川节度使赠司徒周公墓志铭》载：“举进士登第，始试秘书正字（正九品下）。”二是授京畿县尉。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四下》载：京县，“尉六人，从八品下”，畿县，“尉二人，正九品下”。三是授以外地州县的佐官，如梁肃《给事中刘公墓志铭》：“天宝中进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从九品）。”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从九品）。”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唐初科举士人入仕，不论是制度涵定，还是实际操作，都是在低“品”位上运作。

二、使府辟署——柳暗花明又一村

唐代进士及第后入幕，成为节度、观察等使府辟署的僚佐，以至升朝显达，则是一条不经吏部铨选而入仕的要津。使府辟署的形成和发展，与使府权限逐渐扩大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吸引士人入辟使府的主要原因。唐初遣使巡察地方，就允许其自辟僚佐，《通典》载：“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16}《新唐书》载：景云二年(711)曾一度设置二十四都督，察刺史以下善恶。旋以其权重难制而止。后来又设十道按察使，屡罢屡置{17}，最终于开元时固定设置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和内地的采访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为解决当务之急，下制放宽了诸使自择幕僚的权力。贾至《元(玄)宗幸普安郡制》云：“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肃宗、德宗很快注意到诸使“自简择”的弊端，开始对诸使、诸州进行限制。然元和十五年中书门下又奏：“见任正员官充职掌等……请自今已后，诸道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年者，即依资与改转。如未周者，即量予同类试官，如此处分，庶将得中(敕旨依奏)。”{18}正员官当包括刚及第举人入仕者，入辟使府经一年即可依资与改转，较之“三年守选”，加快了幕僚的晋升速度，增加了对及第举人入幕的吸引力。大和三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五月八日敕节文：诸道诸使奏判官，所奏虽官资相当，并请限曾任正官经六考以上者，比拟监察侍御史；九考以上者，与比拟殿中侍御史，以上节级各加三考，如曾诸色登科，超资授官者，不得此限。……如京六品以上清资官，并两府判官，及进士出身、平判入等、诸色登科授官人，不得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监察已上者，亦任准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敕文，依月限处分，余望准前敕施行(依奏)。”{19}及第举人在诸道、诸使中供职者不受敕文限制，可超资授官，为其入辟使府、迅速升迁中央次清官、清望官开了方便之门。

辟署制摆脱了吏部铨选的繁琐程序、僵化的取人标准和资格上的种种限制。进士及第者竞相入幕为僚佐的现象，中晚唐尤为普遍。他们被延入使府，一般可辟署为判官、掌书记、推官、参谋等职，奏报朝廷可授宪官或检校官，以示其品阶和身份。使府僚佐所带宪官，通常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等。这一类宪官大多属于清要官，如监察御史，时被列入自进士而历清贵的八俊之一，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三《制科》载往往可以“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正如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所言：“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使府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发生重要变化，节度使、观察使等大致由儒臣担任，这也是吸引士人入幕的原因之一。且唐代幕府事繁任重，对于府主来说，须参佐得力，方成事功。如令狐楚曾先后入桂府王拱、太原李说、严绶、郑儋幕中充掌书记、判官等职，凡奏疏之事皆出于其手。“（唐）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之。儋暴死，不及占后事，军大欢，将为乱。夜十数骑挺刃邀取楚，使草遗奏，诸将圜视，楚色不变，秉笔辄就，以遍示士，皆感泣，一军乃安。”{20}令狐楚的非凡文采与才能，致使征辟他的府主受益匪浅，声名远播，而且还能帮助府主解决兵变等至关国运的大事。府主在军事上也多仰仗使府文人的参佐。如张建封事马隧幕中，马隧“军务多咨于建封”{21}。参佐引用是否得人，取决于节帅是否知人善任、礼贤下士，也会直接影响到府主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因此，“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22}权德舆“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府罢，杜佑、裴胄皆奏请，二表同日至京”{23}。裴垍“擢进士第，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补美原尉。藩府交辟……”{24}使府辟署得才，府主亦能获得盛誉。张建封为徐、泗、壕节度使，“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25}韦夏卿“为政务通理，不甚作条教。所辟士如路隋、张贾、李景俭等，至宰相达官，故世称知人”{26}。幕府中的及第举人中央可直接召台入省，如崔铉“登进士第，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初，入为左拾遗……会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27}。入幕士人往往还跟随府主入台省、随府主转迁。如窦巩“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平卢薛平又辟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历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奏为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赐金紫。稹移镇武昌，巩又从之”{28}。

幕府僚佐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俸禄优厚。据《唐会要》载，大历时使府带检校员外郎的观察判官“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29}，而朝廷的同级正员仅十八贯而已。可见僚佐带检校官的俸禄要比朝廷同级正员高出一倍以上。经过贞元、会昌两次给朝官加俸，两者的月俸表面上大致相同，但实际上在使府的僚佐往往有优厚的杂给，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俸料钱问题》中所说，包括僚佐的外官，“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显然，僚佐的俸禄对于进士及第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三、秀才从军——唱得凉州意外声

秀才从军的特定心态，从军之后使府宴饮、唱和送别等主要业余生活以及文人与塞外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客观上都促成了边塞诗的繁荣与风格的多姿多彩。刘禹锡《与歌者米嘉容》诗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容。”米嘉容，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容乃西域米国人，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凉州，《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另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大曲伊凉》：“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记十数连，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由此当可看出唐代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及使府文人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刘禹锡有诗题为《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聊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题中所列诸人，皆扬州杜佑使府同幕，由此可以窥见幕府文人宴饮赋诗之一斑。并且，秀才从军固然有成就个人功名、追求个人利益等主要意图，但亦不能否认其建功立业的渴望与忠君报国的情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即是盛唐文人的普遍心声。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形成了庞大的边塞作家群体。边塞的荒凉苦寒淹没于神奇浪漫的异域风景，战争的流血牺牲演化为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征人充足的自信、崇高的力量、无畏的精神交织着思乡的愁绪、苦难的磨砺与生死的考验，使边塞诗歌呈现出悲壮雄浑的美学风貌。王维是盛唐时代最享有盛名的诗人，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开元二十五年（737），时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玄宗命其出塞宣慰，实际是被排挤出朝廷。居凉州两年，王维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其中《使至塞上》《出塞作》《从军行》等篇章皆为千古传唱的佳作。高适才名很大，不屑常科，动辄以公侯自期，在求仕的道路上百折不回。其三次出塞：第一次游幽蓟，第二次使清夷军送兵，第三次入河西幕，长期边塞生活的体验奠定了其边塞诗成就的基础。其边塞诗作真实地反映边患的严重、边策的得失、边塞征战生活的多种矛盾及戍卒的真实生活和复杂情感，内容充实，感情饱满，意气豪迈，笔力遒劲，沉雄浑厚。岑参天宝三年（744）擢进士第，授兵曹参军，不甘久居卑职，高唱“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满怀豪情两度出塞：第一次赴安西，第二次赴北庭。岑参赴边的地域决定了其边塞诗所反映的地域能从传统的长城内外扩展到天山南北，西域荒漠的奇异风光和人情风习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诗中，并且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入幕的情怀、感受和多方面见闻，岑诗皆能加以表现，从而突破了边塞诗多写边地苦寒、士卒辛劳的传统格局，且其诗想象丰富，充满奇情异彩。

即便是颇多争议的王翰的《凉州词》，亦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喝的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用的是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而成的光明夜照的酒杯，听的是极富边地色彩的琵琶急促欢快悠扬的旋律，这种充满异地情调的酒宴显然是边塞将士庆功欢聚的酒宴。对于诗文的三、四句，过去经常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等等，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清代施补华《岘傭说诗》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这对正确理解两句诗文很有启发。“醉卧沙场”虽有几分戏谑，表现出来的却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和视死如归的勇气。

在内忧外患、国势渐衰的中晚唐，现实的衰败与历史的盛况交织成中晚唐诗人追怀盛世辉煌、渴望收复失地的忧戚之作。其中既有诗作在今昔对比中无比痛心地揭示边土沦丧的现实：“平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伎》)，“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李昌符《塞下曲》)；又有诗作豪情满怀地传达将士收复失地、杀敌报国的愿望与豪情:“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张籍《征西将》)，“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其三)；更有诗作饱含深情地抒写置生死于度外的征人难以置之不顾的思乡念远的离愁别恨：“边草萧条寒雁飞，征人南望泪湿衣。”(令狐楚《塞下曲》其二)，“何期得乡信，每日算归程”(王建《塞上逢故人》)。李益，大历四年登进士第，约大历九年以后至贞元年初，先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贞元中，被幽州节度使辟为从事。十多年的军旅生活，使李益成为中唐杰出的边塞诗人。其诗壮烈、慷慨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从军北征》《听晓角》《宁春日》《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诗作，更是将征人的思乡念远之情写得悲壮感人。其中，《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忘乡。”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登城所见月下景色，渲染出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与气氛，由视觉形象引起绵绵乡情，《旧唐书》载此两句“天下以为歌词”{30}；第三句写登城所闻塞上乐声，由听觉形象把乡思的暗流引向滔滔的感情的洪波；第四句独辟蹊径，用拟想中的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使人感到句绝而意不绝，戛然而止处漾开又一层涟漪，含蕴无穷。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中有这样的诗句：“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上句用典出自张籍《吴宫怨》“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下句用典即出自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31}。《旧唐书》载：“张籍者……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32}刘禹锡诗使事用典将李益之诗与张籍之诗对举，可见李益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即被充分肯定。

①④⑥⑧{13}{17}{20}{24}{26} [宋]欧阳修 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9.1163.1166.1161.1179.

1311.5098.5147.4996.

②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45

③⑤{12}{16} [唐]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54.354.361.890.

⑦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5.

⑨{10}{11}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90-91.97.

{14}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184.

{15}{21}{22}{23}{25}{27}{28}{30}{32}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3097.3829.3778.4002.3832.4262.4122.3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