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继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年轻的继母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年轻的继母范文第1篇

清明节扫墓活动来源

谈到清明节，多会联想到历史人物介子推。据历史记载，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事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带着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山。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

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现在，清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扫墓的习俗了。

清明节扫墓活动纪念方式

清明节纪念祖先有多种形式：扫墓是清明节最早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扫墓当天，子孙们先将先人的坟墓及周围的杂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鲜花等。由于火化遗体越来越普遍，其结果是，前往骨灰置放所拜祭先人的方式逐渐取代扫墓的习俗。

在清明节这一天，可到先人坟地、骨灰放置所或寺庙的灵位前静默鞠躬。不论以何种形式纪念，为了使纪念祖先的仪式更有意义，我们应让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了解先人过去的奋斗历史。

清明12种文明祭扫方式

音乐祭祀。在殡仪场馆设置有歌曲和配乐诗，通过为逝者点播生前喜爱的乐曲、歌曲、诗歌等，倾诉哀思。

鲜花祭祀。为已逝故人献束鲜花、鞠躬敬礼，追忆哀思。

植树祭祀。通过植树寄托哀思，既祭奠亲人又保护环境。

签名祭祀。在祭祀条幅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及真情寄语。

网上祭祀。人们通过登录祭祀网站为逝去的亲人建立一个祭祀馆，然后通过网络进行追悼。

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网上祭奠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放飞祭祀。将自己要表达的思念之情写在小卡片上，用气球带上天空，表达对已逝亲人的缅怀之情。

往生回忆。将已故亲人生前留存的影像资料，编辑制作成多媒体进行播放，重温已故亲人的成就。

文化祭祀。通过写文章或设立清明寄思专栏来表达缅怀、追思之情。

公墓祭祀。到墓园通过鲜花、音乐等方式拜祭革命先烈，表达哀思。

年轻的继母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青年教师；申报；科研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029-02

一、引言

高校青年教师一般指的是40周岁以下的在高校任职的年轻教师，占全国高校教师的总数比例高达62%。他们是一个教师队伍中充满朝气的特殊群体，拥有高学历，年富力强，是高校教学科研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高校科技创新、学科发展的源动力、生力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年教师决定着学校及国家教育的未来和发展，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教学和科研是高校青年教师所承担的双重任务。其中，申报并承担科研项目对青年教师来讲，其意义远不止项目研究的工作本身，更是为了让青年教师在科研的海洋里得到独立的锻炼，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掘科技创新点，学会科研项目管理，为个人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文章着重剖析了青年教师在申报科研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二、青年教师在申报科研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青年教师具有学历高、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创造力强、敢闯敢为等新时代特点，是比较适合申报科研项目的，但就其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影响了青年教师在科研项目申请的成功率。本人将青年教师在申报科研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如下分析总结：

（一）科研意识不强，缺乏科研经验

当前，大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走出校门不久的硕士或博士，而其学生时期的科研实践活动大多是在导师的指导安排下被动进行的，因而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无法正确认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许多高校青年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只是局限地停留在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这个层面上，不能很好地将科研活动与个人长远发展有机联系起来，这种意识上的弊病严重制约了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发展。特别是当青年教师被繁重的高校日常工作拖累时，一些人往往会觉得自身研究成果积累不多、科研经验不足，再加上科研项目申报过程的繁琐，从而导致了一些青年教师的自信心不足，主动积极性不够，因而错过了很多难能可贵的锻炼机会。

（二）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科研能力不足

高校青年教师大多是具有高学历年轻人，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旺盛的精力和活跃的思维。但是，如今的大多数学科，在经过前辈们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后，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界，留给年轻教师的看上去都是些“难啃的骨头”，在里面每走一步都显得那样艰难。

同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研活动也越来越趋于跨学科跨领域，具有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的特点，这就对青年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自己学科内的知识，更要掌握相关学科所涉及的知识。然而，大多数青年教师在科研道路上才刚刚起步，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积累远远不够，无法自如应对跨学科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受限，很难获得高水平科研项目的资助。同时，科研能力的提高还必须在不断地申请科研项目中总结科研经验，青年教师恰恰缺少科研项目申请经验的积累，这直接制约了其科研能力水平。

（三）盲目申请项目，选题把握不准

科研项目类型和选题方向的把握是青年教师获得科研项目资助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对于大多数刚刚投入到科研工作中的青年教师来讲，许多人对国家科研项目类型了解不多，对选题方向把握不准，不分项目类型和研究方向，见到项目就申请，这直接影响了青年教师科研项目申请的成功率，同时还浪费了宝贵的科研时间。比如国家“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都是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高尖端关键技术攻关的国家重大项目，主要面向在某领域内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一定奠基的学术带头人，一般年青教师就不适合申请。但是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类开放基金，课题研究方向相对开放，主要是支持青年教师立足自己研究方向开展科研活动，就非常适合青年教师申报的。

（四）科研心态有待调整

科研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特别是对青年教师而言，科研中的挫折和失败更是家常便饭。随着科研工作在高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迫于高校的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等多重压力，青年教师在科研项目申请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理。每次的项目申请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相关材料，一旦没有获得资助，有些青年教师就会存在很强的挫败感，这样的心态既挫伤了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其科研工作的开展。

三、青年教师申报科研项目中的几点建议

从上面的青年教师在申报科研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来看，如何才能让高校青年教师避免以上问题，走出申报科研项目的误区，从有效管理角度而言，不妨对此进行必要的探索。笔者结合实际工作，对此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梳理，对青年教师申报科研项目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快角色转变，主动积极开展科研工作

青年教师应当尽快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深入了解科研的功能和目的，明白科研不只是为了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充分认清科研工作对个人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科研自信心，勇于攀登科技高峰，变“被动”为“主动”。青年教师要树立科研信心，明白搞科研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认真做好每一步，就能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青年教师要立足于工作岗位，结合科研工作实际，多向身边前辈请教，多与同行同事交流，及时掌握所属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技术发展，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有效提升自身科研素质，才能让自己的科研道路越走越宽。

（二）加强能力培养，全面提升科研能力素质

“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是提升科研能力素质的重要保证：夯实数理基础和学科基础；重视实验动手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强化在科研实践中的提炼能力、分析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等科研能力。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不断学习理论知识，拓宽知识面；要牢固树立“实践出真知”的观念，加强实验实践工作，提升“学以致用”的能力水平。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基本理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动手能力，才能真正全面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素质。

（三）注重学习凝练，有效提高项目申请命中率

在科研活动中，青年教师一方面要紧跟国家科技改革步伐，及时掌握了解各种科研项目类型的不同要求和内涵，学会总结提炼研究方向，选准申报科研项目；另一方面要潜心研究科研项目申报规律，学结科研经验，长远谋划项目申报材料，搞清“做什么？为什么做？如何做？为什么必须我来做？”这几个重要问题。

（四）积极调整心态，正确面对项目申请中的得与失

“失败乃成功之母”。对青年教师而言，科研项目申请中的挫折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面对每一次的失败，青年教师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抛弃不放弃，正确面对失败，客观冷静地分析失败原因，查找自身的不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每一次失败才能转变为进步的阶梯，终有一天你会走进成功的殿堂。

四、结束语

科研项目是运用科学方法，有目的、有计划的探索实际问题的一种科学认识活动。青年教师进行科研，本质上是在提高自身的素质，高校加强科研管理工作、重视青年教师科研项目申报的指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年教师决定着高校的未来和发展，是高校的希望，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文章分析了青年教师在申报科研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和建议。希望能为那些有志于提高科研能力及科研项目申请成功率的青年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考。

随着国家科技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科研工作逐渐朝着“公开透明、规范有序”方向发展，为高校青年教师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挑战。高校青年教师只要脚踏实地，不断学结，势必成为未来科技创新的弄潮儿。

参考文献：

[1]王雪梅.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现状及提高策略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3，（6）：140-141.

[2]王勤琴.浅析青年教师在科研项目申报中的问题与对策[J].价值工程，2012，（8）：230-231.

[3]赵宗辽，侯冠辉，强选萍.申报科研项目面临若干问题的思考[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6，（1）：41-42.

[4]李文亮.谈撰写科研项目申请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4）：83-85.

年轻的继母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仫佬族；青少年；民族认同

【作者】何朝峰，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罗之勇，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广西宜州，54630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87—007

民族认同是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因而对民族认同的界定也各不相同。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参加该民族的文化实践和活动，对该民族的积极态度及归属感，并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Helms认为民族认同是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承诺和参与它的文化实践，而不考虑其种族归属。万明钢和王亚鹏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在民族互动和民族交往过程中基于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反观和思考而形成的对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态度、信念、归属感和行为卷入，以及其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等的认同。秦向荣和佐斌认为民族认同是该民族成员对其民族身份知悉和接纳的态度。史慧颖等人认为民族认同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个体对自己既作为单一民族成员身份，同时也作为国家民族成员身份双重承认的和谐统一。我们认为民族认同既包括对自己所属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包括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具体来说包括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

关于民族认同发展的研究，Phinney提出了民族认同发展的三阶段模型，Helms提出了白人民族认同发展模型以及适合于所有有色人种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这些民族认同发展的模型都是阶段性的发展模型，然而少数民族认同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这种固定的阶段，这种阶段模型只是反映了研究者的一种伦理关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同民族的认同发展并不是按照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

仫佬族是一个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境内，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仫佬族人口为21.6万多人，其中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境内。青少年时期是民族认同发展的重要阶段，那么，仫佬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的发展状况如何？仫佬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有哪些影响因素？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有没有显著差异？仫佬族青少年与其它民族的民族认同有没有显著差异？这些问题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研究者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罗城高中和罗城初中采用随机整群取样的方式抽取被试。发放问卷980份，收回有效问卷910份，有效回收率为92.3%。其中仫佬族450人，壮族284人，汉族145人，瑶族、侗族、水族和苗族共31人；男性354人，女性532人，另外24人没有报告自己的性别；年龄在13—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6.1岁。

在450名仫佬族青少年中，男性164人，女性275人，另外11人没有报告自己的性别，仫佬族被试的年龄在13—1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5.9岁。

（二）研究工具

1.史慧颖编制的民族认同问卷

该问卷包括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两个分问卷。其中，本民族认同分问卷包括本民族社会认同、本民族文化认同和本民族归属感三个因素；中华民族认同分问卷包括中华民族归属感和中华民族社会文化认同两个因素。在本研究中，本民族认同分问卷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69，中华民族认同分问卷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61，总问卷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61。

2.综合情况调查问卷

该问卷内容包括被试的性别、年龄、民族、父亲的民族、母亲的民族、父亲的文化程度、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否会说本民族语言，以及家庭所在地是否在本民族的聚居区。

（三）数据采集与分析

研究者在课堂上对被试进行团体施测，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在SPSS（18.0版）上进行相关统计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仫佬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发展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来检验不同年龄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总体分析表明，不同年龄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存在显著差异（F（6，443）=4.544，p=0.000）；不同年龄的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存在显著差异（F（6，443）=7.785，p=0.000）。

事后多重比较（LSD）显示，13岁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显著低于15岁、16岁、17岁、18岁和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与14岁的仫佬族青少年没有显著差异；14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显著低于15岁、16岁、17岁、18岁和19岁仫佬族青少年；15岁与16、17、18、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16岁与17、18、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17岁与18、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18岁与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发展趋势见图1。

事后多重比较（IJSD）显示，13岁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低于15岁、16岁、17岁、18岁和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与14岁的仫佬族青少年没有显著差异；14岁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低于15岁、16岁、17岁、18岁和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15岁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低于16岁、17岁、18岁、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16岁与17、18、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17岁与18、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18岁与19岁的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差异。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发展趋势见图2。

（二）仫佬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仫佬族女性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显著高于男性，这与赵燕和韦磐石的研究是一致的。这可能是因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中，女性接触和秉承了更多的民族文化遗产，因而女性往往具有更高的民族认同。

在本研究中，父亲的民族身份会影响仫佬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但是母亲的民族身份却对仫佬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大多是嫁入男性家中生活，因而父亲所属民族的文化比母亲所属民族的文化会对孩子有更大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母亲的文化水平同时影响着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但是父亲的文化程度对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父亲更多的忙于工作，家庭教育更多由母亲来承担所导致的。有趣的是，在本研究中，母亲文化水平越高，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越低，这可能是由于母亲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大多生活在县城或乡镇，母亲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大多生活在农村所导致的。仫佬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农村比在县城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农村的仫佬族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民族认同。遗憾的是本研究没有考查家庭所在地是否会影响仫佬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因而无法检验该解释的正确性，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来进一步进行考察。此外，母亲文化水平高的仫佬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反而低，也可能是由于文化水平高的母亲更多的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孩子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

在本研究中，是否会讲仫佬语以及是否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区会影响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但对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能够讲仫佬语以及生活在仫佬族聚居区的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仫佬族传统文化，因而会表现出更高的本民族认同；是否会讲仫佬语和是否生活在仫佬族聚居区并不会影响到个体对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的接触和学习，因而对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仫佬族青少年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在本研究中，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地正相关（r=0.712），这表明仫佬族青少年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是不矛盾的，个体可以做到既爱自己的民族，又热爱中华民族。在本研究中，仫佬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高于本民族认同，这表明仫佬族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

年轻的继母范文第4篇

摘要：《红字》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代表作，本文通过运用大写的红色字母“A”在不同时期的精彩象征，希望试图将霍桑本人的写作方式及清教主义观念做进一步的探究，霍桑的《红字》也正因为此在美国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两百年来被无数读者及评论家阅读和探讨，熠熠生辉。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 “A” 写作方式/心理罗曼司 清教主义

一

纳撒尼尔·霍桑在1804年7月4日出生于新英格兰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他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注重理智，推崇理想，排斥感情及禁绝欲望，后来却发展到极端，浓重的加尔文教气氛可以说是深深的影响了霍桑的一生。此外，他的两代先祖都曾是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中的要人，参与过一六九二年萨莱姆驱巫案及其后迫害教友派的活动：当时的塞勒姆镇流行着一种类似癫痫病的传染病，在当时医疗条件及科学技术还不完善的年代，人们不能理解这种奇怪可怕的疾病，后来有人诬告是女巫施的妖法使这些人“发疯，最后在宗教团体和当局的严刑威逼下，女孩们不得不撒谎陷害无辜，最终有19人以“施巫术”的罪名被送上绞架。而霍桑的祖辈就是当时判处的三名法官之一，并且一生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悔过之心。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名字在上大学之前的英文字母是 Nathaniel Hathorne，简单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上大学后他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W”，霍桑本人可以通过更改姓氏中的任意字母来达到有别于祖先的目的，而他偏偏选择了字母“W”，我们也许可以大胆的推测，这个“W”是英文单词witch（女巫）或wicked（邪恶）的首字母，霍桑本人的改名证明他本人对祖先迫害教友的活动是怀有罪恶感的。

除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霍桑本人及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外，霍桑在大学及婚后所结识的朋友也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与一八四二年结婚后便迁到康考德居住，这是不仅是爱默生的家乡，而且是梭罗“返回自然”的基地，可以说是那一代超验主义文人荟萃的大本营，霍桑后半生的哲学和文学氛围的形成与此也大有关系，这一点在第二部分还会具体论述到，在此就不赘述了，正是霍桑本人的身世和经历，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及复杂的世界观。

二

《 红字》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恋爱悲剧：年轻貌美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了年老且身体畸形的医生齐灵渥斯，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在移居至波士顿的途中，丈夫被印第安人抓住并两年没有音讯，在寡居中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这严重违反了当地清教徒的法律，白兰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简单的故事情节的介绍似乎给我们一种这无非讲述的是一个人出轨的故事的印象，就故事情节本身似乎没有什么新奇和出彩之处，但作家霍桑是一位勤于思考、长于挖掘的大手笔，他在自称是“心理罗曼司”的小说写作方式中，多层次深度的挖掘主人公的心理，并运用大写的红色字母“A”在不同时期表现多变的意义。

对于身处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来说，借助具体可感的意象来表达驱动人物性格发展的心理动力，展示人物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或情感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是开创了美国文学史心理象征表现手法的先河，费德生把霍桑称为“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最出色的象征派作家”[2]P121是对他很中肯的评价。

霍桑在小说《红字》中加意描绘荒谬可怖的现象，极力挖掘阴暗怪诞的心理，极尽讽示隐喻和象征比拟之能事。如小说故事的一开篇，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片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在创建新的家园，这本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画面，但是作者着意并不在此，霍桑描写的是开拓者们在划出土地建造墓地和监狱，“丑陋的大房门”、“过于繁茂的杂草”“象一切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的事物一样”[2]P1。这种用略带神秘阴暗色彩的自然景象来烘托环境、渲染气氛的手法在小说的全文比比皆是，而在映衬人物心理时霍桑更是将这种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

《红字》全书写到的人物不过十多个，其中有姓名的不超过十个，而霍桑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又只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海丝特.白兰、丁梅斯代尔、罗杰.齐灵渥斯和小女孩珠儿。在对这些主人公淋漓尽致的刻画中，我们更可以清晰的从中看出作者的写作方法及世界观。

海丝特.白兰出身于没落的世家，门廊上方半明半暗的家族纹章说明了这一点，她年轻貌美，在与医生罗杰.齐灵渥斯的婚姻中没有感受到年轻人的爱情，而霍桑在小说中将其描写成一个“强烈的、热情的、耽于的、东方人的特性”，所以似乎她在寡居中与年轻英俊的牧师丁梅斯代尔的结合就显的顺理成章，事情败露后，她被迫终生佩戴代表 Adultery （通奸）的红色字母“A”。此时的字母“A”是耻辱的象征、是对海丝特.白兰的惩罚。本文在第一部已经提到，霍桑本人虽然不能算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清教主义信徒，但是家庭和当时社会浓重的清教主义氛围还是深深的影响了他，霍桑也不能摆脱掉“原罪”“赎罪”之类的宗教迷信，《圣经》在摩西十诫的出埃及诫中就明确规定了“汝不可奸”，即霍桑认为海丝特.白兰与丁梅斯代尔的结合是违法的、是有罪的。此外，由于“A”也是英文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它也可能代表亚当最初所犯的罪（Adam’s Fall），清教徒认为所有的男人均参与那项罪恶。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儿童学习字母的书上每一个字母都印有一首小诗，第一个字母“A”即由下面一首小诗说明：

随着亚当的堕落，

我们都有了罪恶。

我们从开头就都跟着亚当犯了罪。

这是教儿童认识字母的书本，清教徒们也要在最初的教育中将这种“原罪”观点输入给孩子，即人生来就和亚当一样是有带着罪恶而来的，那么既然人人有罪，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向基督上帝“赎罪”的过程，这在海丝特.白兰的身上体现的也很明显，一朝“犯罪”、七年（或者可以说是直到死去）“赎罪”。海丝特.白兰身上佩戴的红字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这折磨着她本人，但同时也激起了她本人强烈的反抗，可以说此时的海丝特.白兰还是一个“充满热情、容易冲动”的人。她拒绝说出孩子的生父，选择用一种疲惫的淡然神情来应对（即使时时需要鼓足胸腔中的全部力量来尖声呼号），无论此时她本人认不认罪，霍桑或者当时的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们认定她是有罪的，此时的红字“A”代表着通奸、邪恶与“原罪”。

在《红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海丝特.白兰的赎罪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赎罪”是“新教”加尔文教的基本教义，而“赎罪”的基本手段便是“行善”。加尔文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后兴起的一支主要的宗教流派。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原理》奠定了新教传统的基础。加尔文教要求它的信徒毕生“行善”，而不是一个“罪恶忏悔赎罪解脱新的罪恶忏悔”的循环过程。尽管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善行”，但是公德善行却会令上帝大感欣悦。行善是为了到达皈依上帝的状态，因而，人在一生之中必须始终如一地行善。善行的具体表现便是一生从事“公益服务”事业。白兰靠高超的刺绣手艺积极地帮助他人和社会，从而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慢慢的悬挂在她胸前的猩红的“A”字的象征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从人们心中的“通奸罪”、“原罪”变成了“能干（Able） ”的代名词。作为一个“堕落”的“罪人”，白兰的努力起初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回报，仍然承受着众人的唾弃与鄙视。她的针线活却从没有出现在新娘纯白色的面纱上。尽管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洗脱自己的“罪行”，但是她仍然没有被这个社会接纳，仍然像她居住的地方那样，属于社会的“边缘”。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取下代表着耻辱的“A”字，相反她用猩红的丝线锈成了一个醒目、精致的装饰物，时刻地戴在胸前，说明了她的确承认自己有罪，而当白兰的无私奉献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赞许的时候，上层的人们开始讨论是否应当将“红字”取下来，白兰拒绝了这一宽恕：“要不要取掉这个徽章，并不凭那些老爷的高兴的，如果我有资格取掉它，它自然而然就会落下来，或是变成表示不同意的另一种东西。”[2]P111我们清楚地看到，白兰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准则：法律的惩罚根本无法触及她的内心，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上帝而做出的“善行”。在人们的眼中，白兰就是一个真正的活脱脱的“忏悔者”的形象。“由于她身上可以找到那么多的援助——她做事的能力那么强，同情的力量那么强——许多人都不肯再按本意来解释那红色的字母的“A ”了。他们说，那字母的意义是Able “能干””。[2]109

真正的清教徒会把最细微的迹象都看做是上帝意指的表示，霍桑利用这种习惯使他的象征可以达到双倍的效果。霍桑曾读过清教徒的记载，知道真正的清教徒会把在教堂内杀死一条蛇当作掌握人间万事的神的旨意，或者一颗彗星的出现，或者更平常的事件，都会被严重的解释成神的警告。在《红字》中，霍桑也在不断的把这些现象解释介绍给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白兰和小珠儿在总督衙门内看到的那副盔甲，小珠儿发现母亲胸前的红字在盔甲凸面上反应出来，愈来愈大，相比之下她母亲的形象却显得异常渺小。霍桑自己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借助于小珠儿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是如何放大和夸张个人的罪恶，罪恶遮蔽了一切，以至于最后的一切努力、善行甚至罪恶本身都没有了意义。正如小说的结尾、海丝特.白兰墓碑上的设计：

“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

“A”字可以象征通奸、可以象征能干，甚至有学者说起象征美国等等，都不要紧，因为在小说的结尾，火红的罪恶和阴暗的死亡。这是人类永远无法了解和无法避免的事实：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一切，而且死后也会湮没无闻，所以人类的努力也都是枉费心机。这个观念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霍桑的《红字》给美国小说带来了一种使用象征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令人钦佩的。他出色的象征不仅体现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和世界观，也要求读者思考有关人类能力和人类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这部杰作仍有巨大的意义。（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1]E.H Davison.Major Writers of America[M].New York：New York Press.1966.

[2]霍桑.红字 胡允恒（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轻的继母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虐待；学生；父母；症状自评；青少年危险行为；回顾性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2-0922-06

父母为管束子女，有时会使用体罚、不顾儿童的感受当众对其进行羞辱、进行威胁恐吓等。在年轻一代人的童年期，父母对其体罚及情感虐待的发生情况如何？童年期父母对其体罚及情感虐待经历与现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及危险行为是否有关联？至今尚缺少这方面的基于一般人群的流行学研究报导。为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于2004年12月对河北1所大学和1所中专528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愿意参加此项调查的河北省一所中专和一所大学，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调查。总计调查了635人，回收有效问卷528份。其中男生292人，占55.3%，女生236人，占44.7%；年龄16-23岁（17-21岁占94.1%），平均年龄18.6岁；非独生子女占81.1%； 16岁以前居住在农村的占61.1%。

1.2 工具

自编问卷 内容包括：（1）社会人口学指标。（2）儿童期（16岁以前）虐待经历［1-2］。其中回答16岁前曾经历下列4项体罚中的1项或以上，并且回答父亲或母亲曾这样对待他/她，则为童年期父母体罚经历阳性。这4项体罚为：被严重徒手打；用物品打；被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或用绳子捆住/用锁链拴住使其无法移动；被窒息/烧烫/利器刺伤。回答16岁前曾经历下列4项情感虐待中的1项或以上，并且回答父亲或母亲曾这样对待他/她，则为童年期父母情感虐待经历阳性。这4项情感虐待为：在其他人面前羞辱，试图使其感到坏/笨/毫无价值；强迫其交出属于自己的财物；曾经说过希望其不存在；曾经威胁要将其赶出家门。（3）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内容主要涉及抑郁、自杀意念、吸烟、饮酒、暴力行为、等。（4）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3］。每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从无= 0、轻度= 1、中度= 2、偏重= 3、严重= 4），评定最近一周来的心理状况。

1.3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采用不记名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本调查为自愿参与。问卷当堂发放。调查过程中，充分考虑保护被调查者的个人隐私。学生以考试距离坐好。学生填写完问卷后自己将问卷装入信封内、封好，由调查员当堂收回。调查员对所有班级进行统一的问卷填写指导，问卷由被调查者独立填写完成。

1.4 统计方法

用EpiData3.0对数据进行双录入。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计算相关指标的频数和百分率，描述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的发生情况。运用χ2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探讨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的影响因素以及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联。

2 结果

2.1 儿童期被父母体罚及情感虐待的发生率

2.1.1 体罚 在被调查的528名学生中，有11.4%人报告在16岁前曾被母亲严重徒手打过，10.2%曾被母亲用物品打过，14.8%报告曾被父亲严重徒手打过，9.7%报告被父亲用物品打过。极少有学生报告被父亲或母亲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捆住/拴住（2.8%）、窒息/烧/利器刺伤（0.4%）。总的看来，在调查的4项体罚中，以被父亲或/和母亲严重徒手打的发生率最高，为21.4%，其次为用物品打,为16.1%(见表1)。

2.1.2情感虐待 在被调查的528名学生中，有4.2%的学生报告在16岁前父亲或/和母亲曾在他人面前羞辱过自己，分别有7.2%和7.2%的学生报告父亲或/和母亲曾经对自己说过希望自己不存在之类的话和威胁要将自己赶出家门。总的看来，在调查的4项情感虐待经历中，有15%的学生报告曾经历过1项或以上(见表2)。

将上述体罚和情感虐待的8项指标的阳性项目数相加，作为测量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严重程度的一种指标。结果显示，21.6%的学生有过1项经历，8.7%有过2项经历，3.2%有过3项经历，1.7%有过4项经历，0.9%有过5项经历。总的看来，36.2%的学生有过至少1项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

以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类别看，10.2%的学生在童年期有被父母体罚和情感虐待2种经历，21.2%有过被父母体罚1种经历，4.7%有过被父母情感虐待1种经历。

2.2 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与社会人口学指标的关系

2.2.1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童年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检出率比较

根据童年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将其分为无体罚情感虐待经历，1项体罚情感虐待经历，2项及以上体罚情感虐待经历。比较不同性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父亲受教育程度、不同母亲受教育程度及16岁前不同居住地（农村与非农村）等项间其儿童期被家长不同程度的体罚情感虐待的检出率。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上述指标各项间的儿童期被家长不同程度体罚情感虐待的检出率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2.2.2 童年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影响因素的多态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作为因变量（无为2，1项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为1，2项或以上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为0），将性别（男为1，女为2）、是否为独生子女（是为1，不是为2）、16岁前家庭居住地（农村为1，非农村为2）、父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1，高中及以上为2）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1，高中及以上为2）为自变量，进行多态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模型的检验无统计学意义（χ2 = 18.01，P=0.055）。

2.3不同童年期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者的SCL-90量表评分比较

将学生分为无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有过1项体罚情感虐待经历、有过2项或2项以上体罚情感虐待经历3组。表4显示，除恐怖因子外，其他9个因子分和总分均是有过2项或2项以上体罚情感虐待经历者最高，而且单向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其均分明显高于没有体罚情感虐待经历和有过1项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的学生。

2.4不同童年期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学生的抑郁、自杀意念、危险行为及发生率比较

与没有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童年期有过2项或2项以上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的学生，在调查前的近12个月里，有过持续2周或更长时间几乎每天都感到忧郁的比例以及曾认真考虑过自杀的比例均明显偏高，其发生抑郁和考虑自杀的相对危险性分别是没有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学生的2.4倍和4.9倍。

与没有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组相比，有过2项或2项以上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组的学生，在调查前的近1年里，饮酒醉过、在刚刚过去的30天中在吸烟的日子里每天吸烟1支及以上的比例明显偏高（见表5）。

3 讨论

3.1 父母体罚情感虐待儿童的发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21.4%的学生报告16岁前曾被父母严重地徒手打，16.1%报告曾被父母用物品打过。2005年7月对某小学185名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在调查前的最近1年里，51.9%的父母严重徒手打过子女，10.8%用物品打过子女［4］。2007年对某城市5所幼儿园800多名幼儿家长的调查显示，有67.3%的家长报告在调查前的最近1年里，曾非常用力地推搡/摇晃孩子，或（和）非常用力地掐、拧、捏、抓孩子，或（和）非常用力地徒手拍打孩子的屁股，或（和）非常用力地徒手拍打孩子的手、脚、胳膊、腿或背，或（和）非常用力地用物品如棍子、扫帚、皮带等打孩子的屁股［5］。杨林胜等使用父母-儿童冲突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中的躯体虐待量表，对长沙市4～8年级儿童的调查显示，近1年父母对儿童实施的躯体虐待发生率为62.4 %［6］。1995年Tang使用冲突策略量表（The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对香港地区有16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年家长对儿童的轻度躯体暴力发生率为52.6% ，重度躯体暴力发生率为46.1%［7］。陶芳标等对安徽省农村2192名儿童的父母访谈结果显示，在调查的近1个月里，1-14岁儿童挨打的发生率为39.3%［8］。

有关父母对子女进行情感虐待，本研究显示，有4.2%的学生报告父母曾当他人面前羞辱过自己，试图使自己感到坏/笨/毫无价值；7.2%的学生报告父母曾说过希望自己不存在之类的话，7.2%的学生报告父母曾威胁要将自己赶出家门。2005年7月对某小学185名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在调查前的近1年里，有13.5%的家长在其他人面前曾羞辱过孩子，试图使孩子感到坏/笨/毫无价值，7.0%对孩子曾说过希望其不存在的话，14.1%曾威胁孩子要将其赶出家门［9］。

本研究家长对儿童进行体罚的发生率似乎低于对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儿童的调查结果，可能的原因一是回顾性调查的遗忘偏差，二是调查对象的局限性，本研究只调查了大中专在校学生，没有包括校外的同龄青少年。

尽管上述国内几个调查报告所用方法不尽相同，这包括调查对象不同（儿童家长和儿童本人，以及不同年龄的儿童），调查发生率的单位时间不同（童年期16岁前整个期间事件发生率，1年发生率，1个月的发生率），调查方法不同（不记名自填式问卷与访谈），以及调查中所使用的体罚或躯体虐待行为的具体界定也不尽相同，但综上调查结果仍然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在我国，家长体罚情感虐待儿童的现象较为普遍，应该引起研究人员和儿童保护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3.2 父母体罚情感虐待儿童的影响因素

有关儿童性别因素，一些研究显示，男童是父母体罚儿童的危险因素。如Tang在香港对17-18岁大学生的调查（1992年）和对18岁及以下儿童的父母的调查（1998年）显示，男性儿童更容易受到父母的体罚［10,11］和情感上的暴力伤害［10］。陶芳标等对安徽农村地区1-14岁儿童的父母调查［8］和杨胜林等对4-8年级的学生调查［6］也显示，男童是被父母打或体罚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性别与儿童期被父母体罚及情感虐待经历没有明显关联。其可能的原因，一是方便样本，不排除样本选择偏倚；二是受我国旧的传统文化观念“不打不成材”的影响，有相当部分的父母体罚儿童的目的是促使儿童认真学习，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如对小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儿童被家长打或体罚的原因排在前2位的是学习成绩不好(45. 4 %) 和贪玩(43. 3 %)［4］。本研究对象为大中专学生，不排除父母对女孩也有较高的期望值，女生童年期受父母体罚的比例也较大，使得男女性别差异显得不那么明显。

有关父母受教育程度因素，本研究显示，童年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与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没有明显的关联。这与对城市小学生家长对子女躯体情感虐待的研究［4,9］以及对城市中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12］。

3.3 大中专学生童年期被父母反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与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性

本研究显示，与没有童年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儿童期有2项或2项以上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的学生其SCL-90量表中躯体症状、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症状等因子分和总分均明显偏高；在过去1年里出现严重忧郁情绪、自杀意念、饮酒醉过的比例偏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中年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期负向经历（包括精神躯体和待、母亲遭受暴力、朝夕相处的家人中有人滥用药物、患有精神疾患或自杀、曾入狱等）项目数与自我报告的吸烟、肥胖、不爱活动、酗酒、药物滥用、抑郁、试图自杀、过多的和患有性传播疾病呈明显相关。此外，报告的童年期负性经历越多，健康危险行为的倾向也越多。同样，报告的童年期负性经历越多，成年后就越有可能患心脏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骨折、肝病，健康状况也越差［13］。提示虐待和其他童年期负性经历可能属于健康危险行为、疾病和死亡等的潜在危险因素，应该作为所有患者的例行筛查项目。

有研究表明，体罚并不能促使孩子的行为举止朝着期望的方向发生持续有效的变化。体罚给儿童行为和情感带来的后果，因施加体罚的频率和严厉程度、儿童的年龄、发育情况、脆弱性和恢复力而不同。体罚会破坏亲子关系，让孩子觉得丢脸，导致身体伤害，严重损害儿童的发育［14］。所以应该用引导而非体罚羞辱威胁的方式，帮助儿童发展判断力、是非观念、自制力和积极的社会行为。父母自己童年期被躯体情感虐待经历是对子女发生躯体情感虐待行为的危险因素［4,9］。提示关注对儿童体罚情感虐待问题，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服务，提高公众对儿童虐待问题的认识，阻断儿童暴力伤害的代际间传递现象，使儿童远离暴力伤害。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①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研究对象来自方便样本，即为同意参加此项调查的某大学和某中专学校学生，无法代表这一年龄的整个人群，研究结果的外推可能会受到限制。②本研究属于回顾性调查，所以不排除被调查者对早期体罚经历的回忆偏倚问题。③无法证明父母体罚情感虐待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因果关系。即无法回答是有心理问题在前，更易导致父母对其进行的体罚情感虐待，还是体罚情感虐待导致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前瞻性追踪研究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但因为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将难以实现。

尽管有上述诸多局限性，但本研究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对父母体罚情感虐待儿童问题的认识，即在我国，儿童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的现象较普遍。儿童期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经历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有关联。在童年期反复被父母体罚情感虐待的青少年学生中，更容易出现各种精神症状和自杀意念，使用酒精的比例也明显偏高。这一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清楚地向父母及儿童健康工作者提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可能是隐藏的童年期被父母反复的体罚情感虐待经历。即使是父母对子女的善意体罚，可能也会增加儿童今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危险。急需开展提高公众对父母体罚情感虐待儿童问题认识的规划，让儿童远离体罚和情感伤害。

志谢：本研究由驻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资助。向所有参与本调查的学生，以及对这项调查工作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教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1］陈晶琦，梁艺怀，Dunne MP,等. 青少年童年期目睹暴力经历回顾性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4）：234-237.

［2］陈晶琦，吴春眉，Dunne MP，等. 大中专学生儿童期教师体罚经历回顾性调查研究［J］. 中华儿科杂志，2006，44（1）：26-30.

［3］陈惠昌. 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 : 31-35.

［4］陈晶琦. 小学生父母躯体虐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06，27（9）：756-757.

［5］王粉燕，陈晶琦，马玉霞. 包头市810名幼儿父母躯体暴力行为调查［J］. 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1）：987-988，990.

［6］杨林胜，赵淑英，尹逊强，等. 家庭中儿童躯体虐待及影响因素分析［J］. 实用预防医学,2004 ,11(2) :242- 244.

［7］Tang CS-k. The rate of physical child abuse in Chinese families: a community survey in Hong Kong［J］. Child Abuse Neglect,1998,22 (5): 381-391.

［8］陶芳标，张洪波，王德斌，等. 社会文化因素对安徽省农村儿童体罚行为的影响［J］. 中国全科医学，2004，7(3): 172-174.

［9］陈晶琦. 小学生父母对子女情感虐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07,10 (5): 399-401.

［10］Tang CS-k. Adolescent abuse in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Child Abuse Neglect,1996,20 (9): 873-878.

［11］Tang CS-k.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physical maltreatment against children: a community study on Chinese parents in Hong Kong. Child Abuse Neglect,2006,30 (8): 893-907.

［12］陈晶琦. 北京市某中学学生被父母打骂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2006,27 (7): 558-560.

［13］Felitti VJ，Anda RF,Nordenberg D,et al.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 J Prevent Med,1998,14 (4):24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