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王与沈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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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王与沈元用范文第1篇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第2篇

2.信息动态

3.慢性肾脏病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治疗进展陈爱群，杨继红

4.肾脏移植临床免疫耐受诱导最佳方案的研究进展季顺仙，何强，陈江华

5.他汀类药物调脂外的肾脏保护机制的研究进展欧阳凌霞，阮连生

6.特发性膜性肾病的治疗研究进展蔡小凡，邓跃毅

7.慢性肾脏病5期非透析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分析王冰月，田洁，魏肃，WANGBing-yue，TIANJie，WeiSu

8.血液透析患者应用高通量透析的临床疗效观察王洪玲，田洁，李春红，徐婧，魏肃，WANGHong-ling，TIANJie，LIChun-hong，XUJing，WEISu

9.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乙型和丙型肝炎感染的发病与预防魏肃，田洁，徐婧，冯玉颖，于文洁，王洪玲，袁萍，WEISu，TIANJie，XUJing，FENGYu-ying，YUWen-jie，WANGHong-ling，YUANPing

10.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并发症的临床观察陈凯，李寒

11.雷公藤多甙治疗糖尿病肾脏疾病的疗效观察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 张博

12.血液透析滤过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观察张博

1.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的研究进展徐丰博，刘惠兰

2.髓质囊性肾病研究进展刘雪姣，李明喜

3.移植相关性血栓性病变机制的研究进展高海丽，孙爱宁，韩悦

4.瘦素,炎症反应与CRF营养不良的研究进展王金宝，周健美

5.致敏肾移植患者的脱敏治疗新进展李强，张小东

6.新型免疫抑制剂在肾移植中的应用陈大进，陈江华

7.肾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薛种，纪志刚

8.慢性移植物肾病危险因素与治疗策略何富强，郭君其

9.JAK2基因V617F点突变与骨髓增殖性疾病张桂林，顾健

10.TOLL样受体4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游海波，龚建平

11.体表定位穿刺失败后行超声引导下颈内静脉置管23例分析徐晨，胡小鹏

12.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患者高β2-微球蛋白和高甲状旁腺激素临床观察赵子秀，柴涛，张建芳，金立琴，马思慧，王淑华

13.普罗布考预防对比剂肾损害的随机化临床研究李广平，尹力，刘彤，郑心田，许纲，徐延敏，袁如玉，车京津

14.消息

15.肾移植围手术期血液透析的护理探讨孙秀伟，张桂芝，李寒

1.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内皮细胞变化的相关因素与临床意义廖华，刘文虎

2.早期检测急性肾衰生物标记物的新进展王振璞，吴建永

3.慢性肾脏病患者运动训练的研究进展常立阳，张红梅

4.肾小管上皮细胞-间充质细胞转分化与肾间质纤维化刘高虹，王利华

5.干细胞在急性肾小管坏死修复中的作用冯春月，叶有新

6.肾移植:过去、现在、未来刘荣耀，王东文

7.RNA干扰技术在肝脏移植中的应用汪国营，陈规划

8.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治疗进展王志恒，林若柏

9.移植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基因研究进展眭卫国，蓝慧娟，戴勇

10.非HLA基因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研究进展赵丹丹，于力

11.儿科心脏机械辅助循环装置的发展及现状张岩，胡盛寿

12.胚胎后肾及其原基同种和异种移植的研究进展徐春岳，郑树森

13.STAT1结构及功能的研究进展李世海，张小东

14.HLA-G分子-从妊娠免疫耐受到移植免疫耐受婴，寿张飞

15.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和异种移植的安全性王洋，李辉

16.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 HO-1在保护移植器官防止慢性排斥中的作用徐毅芳，寿张飞

1.CBP治疗危重症患者的模式和时机选择吴学敏，李慧妍，魏琨

2.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血液灌流治疗欧阳凌霞，胡超峰

3.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及其临床应用崔瑷，代华平，王辰

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进展刘欣，孙自敏

5.无心跳供体肺移植陈东红，李简

6.慢性肾衰竭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治疗进展苗华，潘明明

7.致敏肾移植受者HLA抗体表位分析的研究进展袁小鹏，高伟

8.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免疫生物学诊断指标的研究进展王巍，毕旭东

9.供肝胆道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机理与预防李勤涛，陈大志

10.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的诊治现状李源，李航

11.基质金属蛋白酶9与肾脏疾病温继兰，李荣山

12.白细胞介素-15在器官移植中的研究进展计灏烽，郑树森

13.NKT细胞与移植免疫陈杰，陈勇，龚建平

14.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与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张超，管金发

1.血浆置换在危重症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刘冬妍，李航，李学旺

2.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血液净化治疗曹娅丽，王世相

3.尿毒症中分子毒素与血液灌流卢方平HttP://

4.连续性血液净化在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前景冯利平，张玲

5.IL-18与血液透析王俊，严海东

6.腹膜透析液渗透剂的研究进展李寒，王世相

7.终末期糖尿病肾病的透析治疗王晶晶，秦岭，陈江华

8.器官移植中免疫抑制剂与肿瘤的研究进展王征，樊嘉，周俭

9.IL-2在移植免疫中的研究进展鄢涛，王森，龚建平

10.人造血干/祖细胞体外诱导分化为T淋巴细胞的研究进展白宝君，冯凯，陈虎

11.肾脏疾病基因治疗的研究现状秦岭，陈江华

12.记忆性T细胞在器官移植中的研究进展计灏烽，郑树森

13.移植后糖尿病研究进展李新，袁莉

14.表皮生长因子与肾功能关系的研究孙涛，马超龙

15.OX40/OX40L共刺激途径与移植免疫林志娟，冯永堂

16.自体脐血移植动态李娅娜，刘孟黎

17.继往开来谱新章--为国外医学系列杂志改刊名而致读者中华医学会

1.左-卡尼汀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王世相

2.脂质、炎症与肾脏病进展徐红，李学旺，李航

3.尿毒症毒素研究进展初启江

4.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新进展姜虹，陈江华

5.结缔组织生长因子与肾纤维化的研究进展姚丽娜，李红，刘章锁

6.移植肾动脉狭窄王海，李汉忠

7.肾移植研究的新进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 展刘荣耀，王东文

8.肝细胞移植的免疫学研究现况李晓斌，曲强，赵玉沛

9.胰腺移植及胰岛移植的现状李永翔，谭建明

10.胰岛细胞移植的临床免疫问题胡礼炳，徐卓群

11.器官移植术后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及处理陈卫国，王庆堂

12.CD44与移植排斥反应研究进展尚攀峰，秦大山，岳中瑾，钟甘平

13.瘦素与肾功能衰竭研究进展朱竹先，苗华

14.来氟米特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刘龙山，王长希，何晓顺

1.慢性透析患者的内分泌激素改变韦洮，于仲元

2.淋巴细胞特异性蛋白酪氨酸激酶与信号转导邓英辉，李清刚，王质刚，刘文虎

3.低分子量肝素在血液透析中的作用卞维静，张凌

4.血液透析患者急性时相反应相关指标测定的临床意义李新，彭立人

5.组织因子、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与肾脏病徐丽平，黄雯

6.肾移植免疫诱导治疗张玉石，李汉忠

7.肾移植后肿瘤朱微，顾勇

8.化疗在肝移植治疗肝恶性肿瘤中的应用胡振华，郑树森

9.同期胰肾联合移植的进展包军胜，秦大山，岳中瑾，钟甘平

10.血清胱抑素C在肾移植患者肾功能监测中的作用粟宏伟，卢一平

11.基因芯片在肾移植中的应用进展沈维，陈江华

12.肝硬化性心肌病与肝移植宋阳，李宁

13.肝脏干细胞与细胞因子刘海霞，韩明子

14.甘氨酸对移植肝损伤的防护作用史冀华，张水军

15.环孢霉素A肾毒性研究进展赵谦，张艮甫

16.新型免疫抑制剂FTY720的作用机制曾京华，于立新

1.亲属活体供肾移植现状冯超，李汉忠

2.移植肾自发性破裂诊治唐铁龙，卢一平

3.肾移植后骨质疏松秦燕，徐琴君

4.肾移植免疫抑制剂应用的新证据罗海，米绪华，樊均明

5.耐激素性排斥反应研究进展韩述岭，于立新

6.同种异体肾移植患者术后存活23年一例报告及相关问题探讨秦岩，康子琦，李学旺

7.小肠移植的发展及现状管文贤，孙效业，王为忠

8.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 赛尼哌在肝移植中的应用何刚，于立新

9.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与慢性移植肾病刘广华，李汉忠

10.间充质干细胞在移植治疗中的研究进展江小霞，毛宁

11.Simulect在预防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中的应用方针强，张艮甫，黄赤兵

12.热休克蛋白与移植免疫隋承军，郑军华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第3篇

《日记》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3110多人。跟他有过或深或浅关系的亲友同僚,《通鉴》中梳理出425人。其中,有200多位在不同时期经常出入他的湘军大营或两江总督府。

始于汉唐甚至更早的幕府和幕僚制度,到了的时代仍在运作。这些门人或精通政务,下笔有神;或善理钱财,能包揽钱粮;或熟悉律令,能代办词讼。通常,督抚公务有限,聘请若干幕僚,最多8-10人,足以应付。

因为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晚清组建了体制外的湘军,导致“中央权力下移”。督抚权力扩张,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募勇、筹饷、办粮台、办盐务、劝捐、征厘、办案、报销(将军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加上洋务兴起后办书局、制造军械等等,人才需求随之大长。

据说,每有投效者上门,先发少量薪资让他安顿下来,然后会面,察其言观其色:有胆识血性的派去领兵打仗,胆小谨慎的分派筹办粮饷,文才好的办理文案,学问渊博的校勘书籍。个别人身兼、历任数职。

在选湘军将领时,的原则是: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气重的人不用,口若悬河的人他也不喜欢。理想人选是农民出身,祖父、父亲都是种田人。谢绝侠客,因为那些人容易“坏律”。

作为一个“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文人,身边汇拢了当时的名儒宿学,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汇聚了各路才俊,如忠义局的陈艾、方宗诚、汪翰;编书局的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刘寿曾(刘毓崧之子)等。还有秘书处的多位智囊: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

审案局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如长沙审案局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是最早的一批,“曾剃头”的得来,有他们一半功劳。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协助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的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

曾氏幕府,实际上涵盖了一个小型政府的职能部门。本人是最高领导兼“组织部长”,任用提拔、弃用参劾,他说了算。如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患难与共,像家人一样,曾对李有“六不能忘”之说,包括李曾经3次救了他的命。但因触犯曾氏大忌“失诚”,而且改换门庭投的是敌对方幕府,多年私谊转成私怨,遭两度参劾。

智囊与奏折

智囊也是谋士,须通晓政务,文才优长,尤擅草拟奏章,他们是离最近的人。

李鸿章是惟一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两人师生之谊长达30多年。李比曾小12岁,入仕之时,曾已是二品大员。李鸿章于咸丰九年入曾氏幕府,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终须赖之以立功名”。35岁的李鸿章听劝重返,果然青云直上。两年后因的奏保由道员直升江苏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

1861年,上海士绅到安庆向求援,并许以重诺。九帅曾国荃当时正攻天京;同乡大将陈士杰正在湖南与太平军交战;幕僚中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脱不开身。此时,李鸿章毛遂自荐,便让他去淮北招募一支新军,即日后的淮军。就这样,曾并非刻意地将李鸿章推上淮军首领的位子,20多年里,淮军逐渐取代湘军,成为主力。

任两江总督期间,幕府里聚有后世所谓“文学四弟子”的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都为他代拟过奏折。而同治元年李鸿章凭一道《参翁同书片》参倒帝师家人,一时间成为大小幕府争相传抄之物。

这年年初,办团练起家的安徽凤台人苗沛霖在清廷、捻军、三方之间来回投靠、首鼠两端的事迹败露。安徽巡抚翁同书处理苗案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湘军在安徽的战事。自然要参他一本。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其二弟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后来官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三弟翁同以状元入仕,是同、光两朝帝师;后因辅佐光绪维新,在史上留有大名。

命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奏折,结果,39岁的李鸿章所拟的这道696字的折子脱颖而出,其中称翁的行为“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廉耻丧尽,恬不为怪”,故“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最后还没忘“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其笔墨之干净、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切和由此产生的杀伤力,远非今天的大部分时评可以比拟。

结果是: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判绞监候(即死缓)。后因翁心存病故,同治帝给翁家一个面子,才改判充军新疆。

另一种影响

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当他犹豫不决时,如果不是幕僚的推动,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进的。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派遣留美学生这类洋务事宜,主要是接受容闳的建议,跟丁日昌、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商量后决定的。他后来吸纳的“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徐寿,对格物致知之学格外有兴趣的华衡芳,在伦敦布道会上海分站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助手的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一批人。

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以及后来和上海同文馆合并等等,又为他带来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冯（火）光、李兴锐、陈兰彬以及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幕人。

常常,幕僚也对他有一种行为上、政绩上的监督。治军闲暇时,喜欢跟宾朋下棋,王家璧切谏他“惜精神”,集中精力安内靖外,听了为之动容,从此收敛。

更严格的监督来自左宗棠,左宗棠的个性,恰好是的反面。二人交往几十年,数次失和――

靖港战败,左宗棠特去长沙,痛骂一顿。

江西某役,、曾国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回乡丁艰(父丧)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国荃并痛骂其兄。忍让了,过后拜访左宗棠,此后交好7年。

曾国荃攻下天京,报捷奏折中说幼天王已死,左宗棠上奏纠正说没死,所幸朝廷喜兴头上没有追究“欺君之罪”。此后二人8年不通信。

病逝,左宗棠闻讣“甚悲之”,“致币百金”为其料理后事。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左宗棠说:“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

随着登上当时汉人官员所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幕僚中也有野心勃发之人。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第4篇

张啸山即张文虎(1808—1885),字啸山,晚清学者,治经学,尚考据,受推重,曾以金陵书局雠校事属之,一生着述颇多,有《舒艺室杂着》《古今乐律考》等。他以天目山樵为笔名,耗费时日为《外史》所作的评点,是继卧闲草堂之后,在清代《外史》研究和传播史上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成果。沈文肃即沈葆桢(1920— 1879)是晚清能臣,《外史》曾助其判事之说,亦见蒋瑞藻(1891—1929)《小说考证》。 ② 文学具有社会认知的价值,好的小说助人了解现实人生,这是容易理解的。张文虎在茶寮温习《外史》,几句一笔带过的文字,则还需要做一些探讨。

古代的茶寮,多指官宦私家园林中专门而独立的小茶屋。陆树声(1509—1605)《茶寮记》云,他有“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在此寮中,“其禅客过从予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尤喜一僧友 “所烹点绝味清,乳面不黟”,以为“具入清净味中三昧者”。 ③ 屠隆(1542—1605)《茶说》这样写“茶寮”:“构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说是“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④ 但古代还有另一种茶寮,就不是这种“雅意禅栖”、“寒宵兀坐”的幽微之地,跟今天喝茶谈天的茶馆没有两样,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如《桃花扇》第五出“访翠”:“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坊”;《花月痕》第六回:“俯瞰柳荫中,渔庄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图画”等,这样的茶寮就不是私密的,而是一种公共空间。张文虎所盘桓的茶寮,当属后者。

《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⑤ ,与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古典小说有极大不同。重提这则张氏逸闻,就是想解读张氏的举动及其玄机,并就此理解《外史》的独特性。说到底,就是探讨《外史》的内容与茶寮的场景的相通和神似处。

同是公共场所,茶寮就不像戏院,有事先预定的剧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像宾朋聚会,其间人物大多彼此熟悉。茶寮更为自由和散漫,人们彼此缺乏关联,动静居停,悉从自便。所以,茶寮人物身份驳杂而更具流动性,话语零散却又众声喧哗。而且,这也不同于可供久驻的居所,所有的茶客都只是短时间的逗留,茶寮中的景象,就如同随意记录的流水账,缺乏顺畅的故事情节和明晰的连贯逻辑,很难对其进行先后相继的因果衔接。

这些特征正好与《外史》的内容相似。首先,《外史》中的人物就非常驳杂而富于流动性,彼此也缺乏密切联系。如像王冕和周进,范进和严监生,荀玖与匡超人等等,他们互不相干,人生命运即使有某些相似的轨迹,也并非来自相互间的影响。

其次,《外史》的人物也像在茶寮中一样,都是些匆匆过客的片刻小憩,没有谁会成为一以贯之的中心,他们只有有限的片段,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他们片段的表现。但如果有一双慧眼,我们还是能以茶客的一个表情、几句闲谈及片刻的展露来感知他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处境。《外史》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留意,也可以通过作者在有限篇幅里对这些人物的片段式描写,走进他们的世界,并准确捕捉到众多人物的个性。

例如,由于20世纪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原因,《外史》的范进非常有名。而在实际作品中,这个形象被正式描写到的篇幅有限,只是几个简短的片段,五十多回的大部头作品,真正写他的文字还不到两回,极像一个曾在茶寮中片刻小憩的过客。

但通过《外史》对范进的那几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在当时社会中,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从童生混到秀才,然后再到举人以及进士的周折和艰难。

《外史》这个“茶寮”中也是人来人往,当范进走后不久,又来了蘧公孙。他也占不到两回的篇幅。然后相府娄家的俩公子出场。这二人与杨执中、权勿用等人在闹剧式的“莺 湖聚会”之后,也就离开了大家的视野。其后,着名的马二先生马纯上和乡村青年匡超人相继赶来,等等。

第三,茶寮只给我们截取生活的一角。此外,人们都还有各自更加精彩的故事。与此相同,《外史》虽然将众多人物的生活进行了片段的展示,他们也都还有自己丰富的人生。所以,读者必须留意这些有限的描写,才能开启思维,真正走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就比如这个蘧公孙,只有对他的那些片段描写的充分把握,我们才可能获得对他的更多认识。处在那一特定历史时空里,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在其漫长艰难的人生路上才刚刚起步,就已经碰到了许多不顺乃至不幸。就近而言,他遇到了一桩互不匹配的婚姻:他不想走仕途,他的妻子却逼他去科场显亲扬名;他喜好吟诗作赋,嘲风弄月,对八股文缺乏热情,也不在行,他的妻子却藐视诗文,偏偏还是一个精通八股文的“才女”。少年公子陷入如此困局,其内心复杂的感受应该是很多的。以后的人生他将如何调整?这一人物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这其中大有值得探究的好文章。但因为《外史》只提供“茶寮”而不是剧场,这些都只是开了头,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带着经验去想象、去补充、去发掘。但如果我们想追求阅读故事的乐趣,这种阅读期待必定难以满足———这位苦闷的青年已经走出《外史》的“茶寮”了。

这种写法,当然与我们熟悉的小说大不相同。一般小说关注情节,故事有头有尾,它们“能将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⑥ ,精心追求巧遇与曲折,淋漓演绎人世的悲欢。这类小说培养着追踪故事情节的阅读习惯,在面对《外史》这个独特的作品时就感到麻烦,无法把握情节进程,批评它内容零乱,缺乏首尾。就曾抱怨说:此书“从山东汶上县说到南京,从夏总甲说到丁言志;说到杜少卿,已忘了张铁臂了” ⑦ 。说到底就是对这种“茶寮”式写法的不满。

但正如茶寮在一些时刻也会形成小范围的或者局部中的热点,《外史》也会给某些人物留下略长的篇幅,或者组结一段相对集中的叙事。如对杜少卿就有这样的处理。作品从杜少卿在家乡的生活场面开笔,其后析产离家,落户南京,慕其大名者纷至沓来。这是有用意的,它要让读者集中见识到六朝故都的人文。

但任何茶客都不会被误为茶寮的主人。同样,《外史》也绝没安排杜少卿做全书的传主或主人公。杜少卿虽然重要,但也要到第三十二回才出场,三十三回到南京,夫妻携手游了一次清凉山后,其人其事也与其他“茶客”一样,变成了人群中零零散散的身影。随后,众人随虞博士离开南京,旧都名士风流云散,杜少卿也没再露过脸。这当然使杜少卿无法成为串联全书的“主干”式人物。但作品也找不到其他叙事文学常见的串场人物。

缺乏主干人物和中心事件,《外史》就难以形成使全书众多人物聚拢在一起的情节网络,人物也无法集中展开各自漫长的命运遇际和悲欢离合,这也形同茶寮,它欢迎茶客前来小憩,但他们无法在此完成婚丧嫁娶,也不能一生常驻此间。读者把握《外史》一部书的文学依据,就是那些片段场面和可贵的细节,就是“茶客们”“丛残小语”式的言行。

还是以人们熟知的范进为例。他的活动时空,其实仅有极浓缩的三个片段:一是作为半生屈辱生涯的经受者,其暮年登科的场面———苦尽甘来,喜极而疯,这让我们思考科场中穷书生的甘酸;次是中举后回拜老师时的情景,居丧不用银筷子,却大嚼虾圆子,这个举动有失稳妥,引人侧目;再后来,是升任山东学道时与幕僚的一番闲谈,不知道苏轼是谁,暴露了他学识上的欠缺。

茶寮中的人随意聚散,一天的茶客流量是无法预先规划的。《外史》则是有意为之,使人物活动时空变得有限,并将一部作品切割成若干片段和单

元,看似零散,但各色各样的儒林中人就有了上场的机会,渐渐有了众声喧哗、门庭若市的效果。这番经营,使《外史》看上去真像一个热闹非凡的“茶寮”。这种特殊的写法,使作品容量增大乃至趋于无限。所有这些细节片段的叠加,就构成了极富完整效果的儒林景观。这部五十多回的小说也就有了相当惊人的人物数量和时空容量。 这就形成了《外史》的第四个特征,即与茶寮相类的开放性与包容的特征。茶寮虽只是社会的一角,却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资讯容量是巨大的,此中可以小见大,它所摄入的社会和人生内容,都带有不加修饰和生气淋漓的特征。现代作家老舍的《茶馆》就是巧妙运用茶馆的这一特征,用来往茶客的活动来展示较大时空背景下的人世变迁。

这种茶寮似的开放与包容,就是《外史》的叙事视野,它对广泛社会人生进行类似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观照。“茶寮”式的构思,使作品深度与广度兼备,达到了博约相济的效果。

《外史》不但人物形象的数目巨大,而且富有个性特征和复杂身份。作品旨在还原儒林景观,但其笔触并不局限于此,这也极像“茶寮”,茶客的身份一定是驳杂的。正如论者所言,其中“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 ⑧ ,甚至“武士、贵游、妇女、僧、道、医、卜、农、商、方士、剑客、流民、胥役、奴婢、倡优无所不具” ⑨ 。

当然,《外史》的开放性更在于它表现人生层面的丰富和深刻。不但科举制度和此制度下读书人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充分展露,“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这两把标尺也可以丈量其他人群。在一个社会里,外在事功与内在修养不仅仅是科举中人的问题。从科举取士到八股衡文的历史过程中,士子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路径和承受压力也并非亘古不变。介于此,《外史》的“茶寮”呈现出开放的特征,它不限于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对知识分子及相关社会问题的思考因其艺术的成功与文学丰富性而趋于无穷。

“茶寮”式的片段和开放,成就了《外史》对社会生活的多层观照和整体把握。对读者来说,是还原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外史》因其写作内容的广泛性,使其具有相当巨大的生活涵盖面,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已被《外史》近乎全景式的描写所抓摄。

大凡研究《外史》的人们也都熟悉上文所引刘咸的这段文字。张文虎评点《外史》,耗时长久,经反复斟酌,成多次重评。“张评”的特点,据黄安谨说,是 “旁见侧出,杂以诙谐” ⑩ 。张文虎也称自己的评点“凿破浑沌,添了许多刻薄” 辑讹辊。也就是说,他的笔触并非局限于文本,而是将当下之世相与吴敬梓的写作内容联系起来,加入了自己的感愤和激越。所以,在刘氏这段极为简短的记述中,张氏所言“温书”,并不是在闹哄哄的人群中默记《外史》的内容和温习它的文字之妙,而是将茶寮中所闻见的世相与《外史》描绘的内容互作参证,既加深对《外史》的认知,又加深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这所谓“温书”,其实就是在阅读茶寮中即时发生着的现场版“儒林外史”。也就是说,他已将茶寮当做活生生的《外史》。将茶寮当做一部书,这小小的社会一角诸色人等应接酬酢使他想起了《外史》所描绘的人情世态。他这样坐在茶寮里,冷静而又旁观,才引起了别人的好奇与探问。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明代；河西走廊；民间信仰

一、明代甘肃民间祠庙数量与类型

明代甘肃民间信仰庞杂而繁盛，自古有“信巫尚鬼”之风。在对甘肃地区114部地方志的整理爬梳中，发现明代甘肃坛祠、庙宇、寺观多达372所。其中庆阳府有21所，平凉府54所，巩昌府95所，临洮府38所，陕西行都司149所。随着传统宗教的泛民间化，明代民间信仰与传统宗教的界限已十分淡化。因此，在统计民间信仰祠庙时，有必要将庙宇一并统计在内，这样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明代甘肃基层民众的精神面貌与社会文化生活。

民间信仰多样性、庞杂性的特点决定民间信仰的类型也是丰富多元的。根据明代甘肃民间神祗的特点，可将民间神o归纳为圣贤型（关帝、霍去病、张骞、冯胜）、自然型（天、地、水）、乡土型（十八湫神、李将军祠（李光启）、悯忠侯（王纲））、行业型（鲁班、药王、关帝）、释道型（观音、弥勒佛、玄帝、菩萨）五类。其中自然型祠庙48所，释道型祠庙138所，圣贤型祠庙77所，行业型祠庙17所，乡土型祠庙120所。

由于一些民间神祗兼有很多特性，他们之间的界限不一定十分严格，关羽也被赋予行业保护神的属性，诸如皮箱业、烟业、理发业等行业都对其奉祀有加。制陶业，木工业在当地已有一定程度发展，这两类行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重视。医疗性神灵反映出民众渴求平安无患的心理。

乡土型神祗中以地方乡贤名宦居多。民众的善恶观决定其能否享受建祠立庙，受大家祭拜的待遇。同时官方的力量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建立名宦乡贤祠，地方政府一般持肯定态度，意图用宣扬“善”的举动感化民众。

在明代甘肃，湫神是乡土型神祗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明代平定甘肃后，龙神信仰在当地又被赋予新的内涵。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时发现：“临潭（明洮州）十八乡有十八龙神，其首曰‘常爷’，即常遇春，其他亦明初将领。”[1]临潭县每年端阳节，各乡青壮年抬着自己村寨的“龙王”，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有祭祀先祖、怀旧温故的意思。“十八湫神”的形成是汉文化与洮岷文化融合的例证，洮州地区奉祀的龙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是用洮岷文化去阐释的一种地方信仰。

二、明代甘肃民间信仰体系的时空分布

明代甘肃祠庙显现出广泛分布但又相对集中的地域分布特点。整体而言，不论是军管型政区的都司卫所，还是各府州县，均有各类祠庙散布其中。从微观来看，祠庙分布又体现出相对集中分布的特点。甘州与凉州分布最为密集，临洮与巩昌的信仰发展也十分繁盛，但又集中分布在兰州、河州及巩昌府的西南地区。兰州为明代肃王封地，被明王朝重点经营，民间信仰发展十分兴盛。河州为明代甘肃地方经济发展中心之一，因此也成为祠庙集中分布之地。

在时间序列上，也表现出突出的差异性明前期修建祠庙246所，明中期创修祠庙184所，明后期创修祠庙168所。从宏观来看，明代甘肃祠庙修建数目呈总体下滑趋势，明前期到明后期下滑趋势十分明显，中期到后期下降趋势放缓。其中陕西行都司是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从长时段来考量，明前期创修祠庙最多，明中期其次，后期最少。虽然明代祠庙修建总体下滑，但明嘉靖及万历两朝是祠庙修建的两个高峰期。具体到明代甘肃信仰的发展态势，则是经历了一个总体下滑但其中又有两次急剧回升的发展过程。

从微观视角出发，落实到各个地区的具体表现为：前期以巩昌府、临洮府、与陕西行都司为主；中期平凉府的民间信仰发展迅猛，而临洮府渐成式微，陕西行都司的祠庙在这一时期急剧回落，巩昌府上升空间不大。明后期，陕西行都司祠庙修建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

三、明代甘肃民间信仰发展的影响因素

哲学认为事物并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其它事务产生普遍联系。民间信仰发展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差异以及地方文化体系。就明代甘肃而言，民间信仰发展主要与社会生态、人口多寡、社会经济发展及政策导向相关。

1、人口数量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祠庙数量与人口多寡有关。任何信仰，无论属于何种宗教或是其它神祗，发展流传的必要条件是信众，没有人关注的信仰是无法生存的。信众是支持信仰的关键因素，在明代甘肃地区，人口越多，民间信仰的祭祀点就越多。明代万历《陕西通志》卷八《户口》记载：“庆阳府口153134，平凉府口266061，巩昌府口356897，临洮府口159295”。巩昌府与陕西行都司人口最多，均超过30万，两者无论户数还是口数都几乎倍于他府，下来依次为平凉府、临洮府、庆阳府。结合上文各地民间祠庙数量，即陕西行都司131所，巩昌府95所，平凉府53所，临洮府38所，庆阳府21所，陕西都司18所。不难发现，祠庙数量与人口数量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口越多，祠庙数量越高。

2、统治者与民间信仰

统治者的态度对民间信仰发展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礼记・祭法》中提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标准。[2]这就从理论上规定了哪些神灵可以列入正当祭祀的范围。历朝历代根据这一标准来划分“正统”与“祀”的界限，当民间信仰超出“正统”的范畴时，就会遭受来自国家权力的打压与禁毁。事实上，民间信仰长时期都被视为“祀”而存在，但它却在艰难的环境中越发的成长壮大，这与统治者个人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有很大程度的关系。民间信仰尽管被排除在国家制度之外，但它们会抓住统治者“示好”的利好时期充分发展自己，这也是明代民间信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社会经济与民间信仰

经济发展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就佛道两家而言，他们更愿意将寺庙或道观建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地。因为香火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当地民众殷富则会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利于自身发展。其次，民间信仰不同于官方祭祀有来自政府的财力支持，其信仰活动支出主要来源于民间募捐，信仰经济发达之地，人民普遍殷富，在建立祠庙或参加信仰活动时能贡献更大的力量，主要是财力的支持。最后，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道满足时，才会更好地去追求情感和归属需求，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愿望。[3]对士绅阶层而言，衣食无忧的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参加信仰活动来追求自身情感归属，另一方面很愿意通过信仰活动来实现成神成仙的愿望。

四、明代甘肃民间信仰的社会影响

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既受到社会机制的限制与约束，同时又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反馈作用。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又在各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

1、规范社会行为

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众情感寄托的精神资源和维持社会机制的有力保障。是实现社会资源整合的手段之一具体到民间信仰上则表现为绝大多数神灵都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引导民众向善去恶。在这些神灵的激励与威慑下，民众往往能够去恶向善，因为这样做才会获得所畏的神灵庇护。如此，民间信仰配合官方祭祀的强力介入，地区的社会秩序往往得以构建并保持有效运转。

2、繁荣地方经济文化

信仰虽然属于精神领域，但也有很高的社会现实价值。明代河西走廊经济繁荣发展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民间信仰的推动也是其中之一。其一，各种神祗祭祀活动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和工艺的革新。其二，赛会的举办为各类商品流通和交易提供了平台。除去崇祀功能，一场大型庙会其实也是一场汇集各方香客的商品交易会。明代甘肃城隍庙会非常壮观，“四月初八日，士女咸赴佛寺、仙姑庙，焚香礼拜，食枣糕、角黍。”[4]除促进经济发展之外，民间信仰对整合及繁荣社会文化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居住于共同生存空间的民众，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确立了共同的神灵信仰，甘肃镇番地区干旱少雨和战乱频发的现实，使得民众形成了广泛的雨神信仰和战神信仰。因此民间信仰具有极强的文化整合功能。另外，信仰以及围绕信仰产生的一系列祭拜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教育、文学、艺术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促进了多种文化的共生发展。

3、耗费财物、规避现世

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5]这是指使人们脱离现实，生活在自身意识所臆造出来的梦幻世界里。同时凭借这种幻想来自我安慰。当人们在现实中遭遇困境时往往从精神上寻求寄托，这种寄托有一定安抚人心的作用，但过于依赖这种臆造的精神世界显然对现实生活有害无利。信仰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人们缓解心中的苦闷，但是同时也让人们变得愚昧迷信，或者逃避现实，屈从于命运，只在幻想世界中寻求慰藉，而不敢面对现实，不敢与所谓的宿命抗争。

五、结语

明代甘肃信仰体系的构建，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文化体系有很大联系。有明一代，甘肃民间信仰发展繁盛，受人口多寡、统治者态度、社会经济与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民间信仰发展的时空差异性十分凸显。就时间序列而言，明前期民间信仰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处于上升时期，明中期是民间信仰发展的高峰期，明后期发展滞缓。空间分布方面，民间信仰祠庙主要集中分布于兰州、凉州、甘州与肃州等地方性经济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即沿河西走廊一线呈点状集中分布。

总之，甘肃民间信仰在特定历史背景、社会生态、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合力塑造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文化特征。尽管随着时间变迁，甘肃明代祠庙大都已经消失，但烙印在民众记忆深处且历代沿袭的信仰文化却根深蒂固，影响犹存，并且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明代甘肃信仰体系信的研究，对于理解甘肃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注 释】

[1]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24.

[2] 礼记・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1425.

[3]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69.

[4] （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卷四.风俗.高台县志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8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1956.586.

【参考文献】

[1] 《明史》.中华书局，1974.

[2] 《明实录》.民国二十九年据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影印.

[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4] （加）卜正明.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商务印书馆，2014.

[5]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清）张尔介：康熙《岷州志》八卷，康熙十九年抄本.

[7] 《礼记・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

[8] 谢树森，谢广恩著，镇番遗事历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