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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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兼爱范文第1篇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巳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管理感悟：领导者与管理者是以管理组织为职业的人，所以知道组织的混乱由什么而起，在哪个地方。因此，他们能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如果领导者与管理者不知道混乱由什么而起，在什么地方有混乱，那么就不能有效对组织进行管理。管理企业的人，像医生一样，企业哪里有疾病，他们就寻找产生疾病的根源，然后标本兼治。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治本不冶标仍然有善后工作要做。只有标本兼治，才能使企业永绝后患。企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某个企业根源，或者说某项企业根本政策出了问题，找出了问题根源，就等于找到了病根，这样才能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进行彻头彻尾的大手术、大变革才能有效治愈企业。优秀的与卓越的领导者、管理者是以管理为专门职业的人，是靠管理吃饭与生存的人，所以不得不随时考察企业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管理混乱的根源来自于哪里?这根源来源于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没有感情、没有仁爱、没有人情味、没有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关心，或者彼此相互伤害造成的。员工不尊重管理者，这就是乱。员工爱自己，损害管理者以自利，这是乱。下属爱自己，损害上司以自利，这是乱。员工爱自己，损害其他员工以自利，这是乱。管理者爱自己，不爱护员工，损害员工以自利，这是乱。上司爱自己，不爱护下属，损害下属以自利，这是乱。管理者爱自己，损害其他管理者以自利，这是乱。凡乱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一定内讧与内耗严重。凡乱的企业，管理水平低下，低效率与低效果，导致低效益。自私自利是损人利己的根源。盗窃抢劫等犯罪分子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抢劫等犯罪分子通过盗窃与抢劫别人来利自己的家。盗贼与抢劫犯等犯罪分子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

墨子兼爱范文第2篇

关键词：墨子；兼爱；和谐社会；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1）04－0005-04

和谐是人类所向往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和谐社会是人类几千年来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从未中断过，有关和谐社会的思想也尤为悠久和丰富，其中突出的就有墨子提出的以“兼爱”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方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继承和吸取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华，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这一时期，旧的制度已经崩溃，新的制度还没成型，社会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墨子的“兼爱”主张代表了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人数又是最多的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需求，代表了他们所憧憬的和谐社会生活。

构建和谐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社会中存在着不和谐之处。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切中要害。在墨子的和谐社会思想中，首先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墨子・兼爱上》）那么天下之乱从何而起呢？答案是“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不相爱”就是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在《兼爱下》中，墨子又把“不相爱”称之为“别”。为了消除天下之乱，墨子提出了“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的主张，用“兼相爱”来代替“交相恶”，用“爱无差等”来代替“爱有差等”，以求得“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的目标。

墨子的这一主张，是对利己主义的否定。对于和谐社会的理想而言，这也是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反思和纠正。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也反对自私自利，但是它所讲的“爱”是要分亲疏厚薄的，血缘关系远近不同，所施之爱也有原则差别，即“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在墨子看来，社会中许多罪恶和不平等都是由于这种“爱有差等”所引起。按照儒家的“亲亲”原则来治国，国家不得治而得乱是情理中的事情。

墨子讲兼爱，还和“利”密切联系起来，如“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爱利万民”（《墨子・尚贤中》）等等。在墨子的观念里，“利”并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天下之利”、“万民之利”，这既是仁人之事，又是“圣王之道”（《墨子・兼爱下》）。可见墨子的爱是以实际利益为基本内涵，而这实际利益又属于利他主义的范畴。如果说，“兼相爱”是墨子展望和谐社会所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理想，那么“交相利”就是这种道德理想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现实结果。“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提和基础，“交相利”是“兼相爱”的实现和本质，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

既然“兼相爱”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交相利”，而这“利”又是指“天下之利”、“万民之利”，所以在墨子思想中，“利”与“义”是一致的，重利也就是贵义，利天下就是最大的“义”。“兼”最终合于“义”，“兼即仁矣，义矣”（《墨子・兼爱下》）。墨子极力强调“义”的重要性，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的观点。为了宣传和实践“义”，墨子本人上说下教，强聒不舍，以自苦为极，足见其对“义”的信念之坚定。

义利关系的争论，也是儒墨两家分歧之所在：“圣人有爱而无利，儒者之言也；天下无爱不利，子墨子之言也”（《墨子・大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利与义是对立的，重义必须轻利。比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也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爱是以实际利益为基础，而孔子的仁是以感情和道德因素为基础。但是就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墨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义”直接归入到“利”，而且进而把“爱”、“义”和“利”相提并论，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又完整的道德评价体系。“利”既是“爱”的表现，又是评价一种行为是否属于“义”的标准。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了视人如己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相互间就更容易消除隔阂，在和睦相处的情况下去保持社会公共生活的安定有序，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因此，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墨子的“爱无差等”原则比儒家的“爱有差等”更具有普遍意义，它反映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向往，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体现。

二、“兼爱”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共处。”[1](P14) 如果说，和谐社会是用道德与法律来维系的，其中道德的核心就是诚信友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决定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由人与人的关系所决定。因此，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凝聚剂，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核。墨子的“兼爱”主张正是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凝聚剂的功能，它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

首先，“兼爱”体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墨子认为，以“利人”为内容的“兼爱”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墨子的这种道德信念并不是以等价交换作为前提的，他提出“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兼爱下》）就是要人与人应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更不能损天下之大利以就个人之小利。实践“交相利”的途径则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这种精神反映了劳动人民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符合下层民众依靠集体力量以扶危济困的要求。

其次，墨子指出了实现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方法。墨子提出“己先爱人，然后得报”的步骤，“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 可见，墨子所主张的爱虽然是相互的，但是这种爱也是利他的，“爱人非为誉也”（《墨子・大取》），更进一步说，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为整体而牺牲个人。这比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孟子・尽心上》）这些以自己为中心的爱，更为光彩，也更符合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虽然这些主张相对而言更难以达到，但是对于墨子和墨家门徒来说，他们所信仰的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所提倡的是“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足见墨子大公无私的伟大人格。

再次，“兼爱”利于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平和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墨子提出“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墨子・兼爱下》）。 墨子“兼爱”的根本意义就是平等的爱，不分所爱对象的社会等级，一律相爱。当然，这种平等，不是指政治上、财产上的平等，而是指思想感情上、态度上的平等。在实现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兼爱”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 如果是这样，社会也会呈现出一派和谐状态，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

三、墨子和谐社会的构想

“兼爱”作为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是墨子其他主张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墨子对和谐社会的构想，都是围绕着“兼爱”而展开论述的。

从“兼爱”出发，墨子大力提倡“非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更强调国与国之间和谐共处。“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墨子・天志中》）他认为“攻伐无罪之国”（《墨子・非攻下》），“亏人自利”（《墨子・非攻上》），就是最大的不义，与“兼爱”原则是尖锐对立的。“非攻”寄寓了墨子对于消弥战乱、实现和平、建立和谐世界的理想。

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墨子主张通过“节用”、“节葬”、“非乐”来达到“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墨子・天志中》）的和谐社会的经济目标。“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他主张要像古代圣王那样，在饮食、衣服、宫室、舟车、丧葬、兵甲等方面，“制为节用之法”（《墨子・节用中》），使王公大臣的消费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奢侈。而奢侈浪费，挥霍民财，是“亏夺民衣食之财”、“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严重违背了“兼爱”原则，更达不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为了达到“刑政治，万民和”（《墨子・天志中》）的政治和谐，墨子提出了“尚同”和“尚贤”的主张。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下之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上》），也即统一思想，统一政令。他所要求的“上同于天子”，就是要上同于尧舜禹汤文武那样“兼爱天下”的“兼君”；“一同天下之义”，就是要一同于“兼爱”。所以“尚同”正是“兼爱”得以实施的政治制度。而“尚贤”即崇尚和重用贤能的人。在“尚同”这个政治制度之下，担任行政官职的贤士就是那些能够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人，也就是墨子所说的“兼士”。选贤任能的要求是“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这种作法的本身就体现了“兼爱”的精神。

为了提高“兼爱”主张在和谐社会中的权威性，墨子把“兼爱”上升为天的意志，并把鬼神作为“兼爱”的监护者。他认为，人世的“兼爱”即来源于“天志”：“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 “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墨子・天志中》）墨子把“天志”作为推行“兼爱”的宗教保障，而“明鬼”则是辅佐天赏善罚恶、实现公正公平的神秘力量，一切不实行“兼相爱”，而搞“交相恶”的人，鬼神就会给予诛伐。

总之，“兼爱”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核心和总纲领，既是和谐社会的道德追求，又是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目标，同时还具有宗教的哲学意义。作为小生产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墨子所提出的“兼相爱”的和谐社会理想，尽管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有其历史的价值和光彩，但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四、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现代价值

“兼爱”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家区别于其他各家的根本标志。“兼爱”要求视人如己，平等地爱一切人。这虽不合于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但却更易于与现代社会的博爱精神相契合。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就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2](P410) “我想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惟一希望……现代人应当为追求实现没有阶段、没有限制的普遍的爱而努力。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难实践，但笔者认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2](P413)

墨子的“兼爱”有许多独特的地方：首先是爱利必须并提。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等。在墨子的观念里，爱人利人必须表现于实际的事功，没有实际事功的爱就不能称作真正的爱。所以，虽然从概念上分辨，“兼相爱”可以说是一条最基本的道德理想，“交相利”是这种道德理想在实际中应用的结果，但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爱利并提使得墨子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特征。其次是坚持对等互报原则。《墨子・兼爱上》说到：“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的爱是互相的、对等的。爱的施受双方不再是等级森严的两端，而是两个平等的个体。在兼爱的背后实际蕴涵着一种人格平等的观念。这些都和现代伦理观念有近似之处。

墨子提倡“兼爱”，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传统的宗法制度。儒家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之上。它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一切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基本上都以家庭为核心。这种伦理的优点很多，如主张自我反省，一切从自身做起，重视个人德性的修养，重视家庭关系和集体利益，强调义务和奉献，等等。但是，这种伦理的缺点也不少，如忽视个人权利，个性得不到张扬，权利意识淡薄，等级观念浓厚以及公德心缺乏。特别是由于长期和实际政治纠缠在一起，儒家伦理所包含的许多负面因素得以泛滥，成为制造社会生活中各种腐败和黑暗现象的渊源。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墨子的“兼爱”学说也许可以为之提供某些借鉴。除了“兼爱”比儒家的“仁爱”更接近现代社会的人道、博爱观念之外，墨家所提倡的利他主义还可以纠正儒家伦理的负面因素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积蓄的自私、狭隘心理，进而培养我们民族的公德心。而公德心恰恰是判定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不容否认，纯粹的利他主义是一种极难实现的道德理想，墨子本人的经历和墨家后来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道德理想的价值本来就不在于它最终能否在全社会实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个人精神的提升上。正是在同自私自利的比较中，才凸显出利他主义的伟大；正是通过舍己为公的行动，人们才会获得某种精神的感召。这也是墨子“兼爱”学说的价值所在。

墨子的这些主张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期的产物，在今天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大增多、社会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的条件下，有些内容未免显得过于朴素和简单。但从总体上看，墨子的这些主张还是有着冷静而深刻的内涵，而且其所反映的是下层的实际需要和实际利益，因而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能反映社会大众层面的现实生活、并且能积极为普通百姓生存计虑的墨子和谐社会思想也能够为我们解决现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或启示。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其中的优秀思想成果，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注入有益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3］（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A Brief Analysis of Mo-tse's Idea of Harmonious Society of Mo-tse

Li Guanghui，Chen Tianya

墨子兼爱范文第3篇

第二作者：赵博，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社会工作101班；

第三作者：金凌俭，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091班。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墨家思想以其独特的思想成为显学，墨家的思想充斥了民本主义，其政治思想为中国政治建设提供了借鉴。本文针对墨子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展示墨家思想的魅力。

关键词：墨子；政治；借鉴

墨子，又称为墨翟，鲁国人。早年的时候墨子曾经拜孔子为师父，“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反对孔子的思想，“弃周道而从夏政”。墨子的主张“兼以易别”，“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成为墨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中国哲学思想智慧的精髓所在。

一、“兼爱”与“非攻”

在墨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互相残杀。君臣，父子，不相爱，会伦理道德混乱。所以墨子在《兼爱中》提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臣子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父自爱不爱其子，故亏子而自利。是何也？皆其不相爱。”因此，在墨子看来社会之所以如此混乱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所以，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在墨子看来，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是有功利主义倾向的，即“自利”。所以，只有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通过兼爱，才能满足不同人的利益。从而达到“交利”的境界。墨子的兼爱是平等的爱，无差别的爱，区别于儒家的等差之爱。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朋友，乡党，陌生人，所有的爱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差别。墨子反对儒家把爱看成是有差等，需要由近及远。于是墨子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同时，墨子反对战争，认为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减少战争，避免劳民伤财。在这里，墨子却别了攻和伐，认为非正义的战争是攻，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正义的战争是诛，这是值得提倡的。这里体现出墨子思想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墨子一方面反对战争，但反对的仅仅是非正义的战争，而不是所有的征伐。

二、“尚贤”与“尚同”

尚贤和尚同时墨子根据兼爱和非攻思想直接引申出来的，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同时认为人的天性趋向于功利，要真正实现兼爱，人与人之间相互得到满足，必须依靠外在的政治措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尚同就是指统一的法律制度和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未有政长”。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人们行动混乱，不能统一行动，缺乏标准。于是天子出现来制定统一的标准，而天子由人民选举有贤能的人来建立统一的标准。从而达到人们都以自己上级的是非标准为标准，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也，所非必皆非也”。孟子主张尚贤，认为要做到尚同就必须尚贤。墨子反对儒家的“尊贤有等”，“君子笃于亲”。认为人民选官员应坚持有能者居之，无能则弃之。主张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体现了墨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以民为本。

三、“节葬”，“节用”，“非乐”

墨子认为统治者是为人民的服务的，反对统治者铺张浪费。他认为统治者铺张浪费会威胁人民的正常生活，主张统治者节省花费，多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墨子主张“弃周道而从夏政”，反对当时主张的厚葬制度，反对铺张浪费。主张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民生。治理民众，而且会影响人民的正常的生产活动。墨子的这种思想虽然略显极端，但是在当时却有着积极作用，对于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孟子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

四、“天志”，“明鬼”

墨子提出天志，明鬼的思想，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主张人民要遵循天的意志。“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同时墨子主张明鬼，认为鬼是存在的，分别有天鬼神，山水鬼神，人死而鬼者。认为鬼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罚，有着强大的力量。认为想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先明鬼。

五、“言必立仪”和“三表法”

墨子提出统治者要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便人民遵守。墨子提出“立仪”即“三表”。分别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历史上记载的古代圣王的言行。其次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人民的意志。最后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考察社会上的言论。墨子认为圣王的举措是否符合时宜要看其能否给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

墨子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政治建设的宝贵资源。（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编 2006.3

［2］ 《中国古代哲学史下》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编 2006.3

墨子兼爱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墨家仁爱兼爱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1－0055－02

一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内涵

儒家“仁爱”其实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一种道德责任义务的倡导。儒家“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的爱。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出发，儒家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即“立爱自亲始”。

墨家“兼爱”是围绕“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颗稻谷，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因此，“兼爱”主要强调的是爱的范围广泛，要“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兼爱”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别人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在墨家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

二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同

1．爱的对象是相同的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相同点在于同样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所爱的对象是相同的。儒家坚信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仁爱；而墨家则认为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爱，其实这两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不是狭隘的一己私爱。这种普遍之爱是人类之爱，爱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墨家有“兼爱天下”。儒家施行“仁爱”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譬也，可谓仁之方也”，这种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仁”和“亲”是两个概念。“仁”是对亲人之外的他人的喜爱。“亲”则是对亲人或相熟的人的亲爱。

2．爱的道德境界是相同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动荡，群雄蜂起，诸侯国间频繁的战争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先后出现于这一时期的孔子和墨子皆为之忧心忡忡，为救时弊，他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以自己的学说“上说下教”奔走，呼吁以图天下大治。孔子“仁爱”的道德理想与墨子的“兼爱”的道德理想并无根本分歧。墨子将天下祸乱的根本原因归于因人我之别而产生“交相恶”，为此墨子主张“兼以易别”，使天下兼相爱。如“兼爱”学说真正实施，则“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而这恰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之治。

3．爱都来自天道的赋予

儒家认为，人的仁爱之心来自于天地之心，即秉承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周易·复卦·彖传》中有“复见天地之心”之说。复卦有一阳爻出现，意味着万物萌生，显透着生生之意。“天地之心”并不是讲天地中有一个实体的“心”，而是讲天地流行变化所显透出来的生命精神，是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天地间存在着“生生”之生命精神，万物才得以化生，造就大千世界。“生生”之精神，赋予万物，内在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长之推动力量。宇宙“生生”之理下贯于人，形成心灵生命中的“仁”之品性：“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朱子语类》九五）

墨家认为，兼爱来自于“天志”，上天要求人与人之间“相爱相利”，并且“天欲义，恶不义”（《墨子·天志》）。因为，天的本性是：“天之行广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所以，儒家的“仁爱论”与墨家的“兼爱论”都具有天道的根源。

三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异

1．爱的施行方式不同

墨子的“兼爱”特别强调爱要不分亲疏贵贱，对一切人一律同等爱之，这与孔子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根据亲疏贵贱而给予不同程度的爱。从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出发，孔子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因此就有了远与近的距离，有了厚与薄的差异，在这过程中，关系越远表明爱的程度就越低。儒家的“仁爱”是种“差等之爱”。儒家的爱以血缘为基础，由内向外，由“爱亲”产生渐而推及“爱民”“爱众”，所维护和强化的依然是封建的宗法制度。而墨子冲破了宗法血缘的藩篱，反对儒家之爱，认为这种爱会引起天下大害，从而明确提出自己的“兼爱”主张。

2．爱的内在根源不同

墨子将天鬼神作为维护兼爱的权威力量，将践行兼爱作为天意，如果顺从天意而行兼爱之道，则上天会奖赏他；如果违背天意而放弃兼爱之道，则上天会惩罚他。依此原理，君主推行兼爱之道的方式便是赏罚：“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爱下》）所以，墨家的兼爱，来自于人对上天的敬畏，并用外在的赏罚力量维护人的道德观。而儒家的仁爱使仁爱成为人的善良天性，从而，就为儒家的道德观建立了内在的根基。

儒家认为，爱的内在根源，就是人具有仁性。仁是爱的根本，爱是仁的发用：“以仁为爱体，爱为仁用。”（《论语或问》卷四）“仁”作为内在的善本质，要通过“觉”的作用而在心灵生命中显发为“爱”。而这种“觉”，乃是心的作用，是生命主体的意识。仁是内涵，借“心”“觉”而显发。如果没有“觉”，就没有心灵上的不忍与恻隐，“仁”就无法显现，就变成“麻木不仁”。通过“觉”，才能使自己的心灵生命同外物、他人的生命精神互相感通。“觉”还表现为人的主观努力，“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作为爱的根基，存在于爱显现之前，有此根基，爱才有不竭之源泉，若长河源远流长。朱子云：“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朱文公文集》六十七，《仁说》）这样的爱才是永恒的、无条件的，这样的爱才具有伦理价值。

墨家的“兼爱”论如果缺乏内在动力，人的修养就丧失人性的根据，无从谈起。墨子从人性上去寻找“兼爱”的动力，将人追求功名之心作为道德修养的内在动力，他说：“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又说，“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兼爱”是一种道德要求，然而，一个人行“兼爱”之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墨子只能从功利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自己在行“兼爱”之道之时，会引发他人的道德行为，从而使自己受益。“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从天道这一层面来看，行“兼爱”之道才能得福和避祸：“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

四 结束语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都是中国传统思想，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这两者在我们今天看来难免比当初有差异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要结合时代的要求加以阐发。在充分理解它们两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要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分析、鉴别、取舍、改造，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今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这就是我们对待传统的正确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郑杰文、张倩.墨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墨子兼爱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墨子思想 企业管理 价值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东方文化特色，并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于今天一般人都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于西方。但随着近年来亚洲经济的强势运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墨子作为墨家管理学派的创始人，以其独到的见解，鲜明的主张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发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墨子管理思想的挖掘对于促进当今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的实践亦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一、墨子管理思想概述

1.“兼爱”思想

在墨家的一系列道德理论中，“兼爱”原则乃是贯穿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关键思想。“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这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张。“兼爱”本义可以更精确的阐述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所有人”。他认为当时社会动乱不安，国家管理者不能治理国家，是由于人们不相爱造成的。为了克服这些弊病，他提出“兼以易别”，即以小生产者所要求的“无差等的爱”代替国家管理者的“爱有差等””，这与儒家倡导“亲亲”“尊尊”的“推爱”是相对立的。墨子竭力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些思想使得墨子思想具有内在的合理内核，从而能以其自身特有的价值耦合时代需要。

2.“尚贤”思想

“尚贤”思想是墨子思想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认为，尊重贤才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而且是国家政治的根本。他认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正是由于贤能对于一个国家如此重要，所以墨子竭力主张在国家的治理上选贤任能。选贤任能是除道家外先秦诸家的一致主张，但墨子的“尚贤”思想打破了门第观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把贤人的范围从儒家的“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扩大到“”阶级，即农夫、手工业者、甚至屠夫，强调只要有才能，就是贤人，这比儒家更彻底。

3.“尚同”思想

“尚同”思想是墨子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墨子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产生于个人意识之间的冲突，要使天下达到太平，则必须使人们的思想达到统一，而这个统一，就是要由下而上，最终归之于天子之义，达到“天下之百姓，皆同于天子”，“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业。”

二、墨子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管理领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将墨子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继承、发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有很大用武之地。综观国内外现代管理思想，可以发现许多成分与墨子管理思想同源。墨子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现代企业的以人为本管理思想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延伸

“兼爱”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墨子认为，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有“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现代管理学上的“人本管理”思想要求企业领导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创造更大的价值。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实质相吻合，是“兼爱”思想的延伸。

2.现代企业的知识管理思想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实际运用

墨子深刻地认识到于贤能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贤能之士乃“国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由此看出，墨子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也逐渐意识到知识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尤其是存储于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是一个企业最终发展的能量之源，因此人力资源关乎着一个企业的命运，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开发也就决定了一个企业能否在当今日益变化的激烈竞争中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稳步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及其企业重视贤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与聘请贤人，为国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现代企业的知识管理思想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实际运用。

3.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企业文化思想是墨子“尚同”思想的新发展

“尚同”思想的本质是建立组织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思想行动体系，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于企业来说，作为汇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组织，企业领导必须使全体员工高度认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并转化每个员工自己的行动准则，才能形成一个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客观地说，所谓企业文化也就是通过传播文化的方式加强对员工思想的同化与控制，从而使员工在认同企业目标的前提下，激发巨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因此，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培育企业文化思想可以看作是墨子“尚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三、墨子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墨子思想中有着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是我国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1.“兼爱”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的“自爱”和“爱人”，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既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的要求。墨子的“兼爱”思想用于企业管理中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对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企业中实施“兼爱”思想，能沟通、协调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避免许多矛盾，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同时，在企业外部实施“兼爱”思想，能够协调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形成企业内外的良性和谐关系，从而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2.“尚贤”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尊重贤才，任用能人。他提出要考察贤良之士，扩大贤人的范围，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相反，虽然为“官长”，如其不肖，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的这种不拘一格发现人才，选用人才的观点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企业价值说到底就是人的价值，企业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尊重人才、知人善用，是管理企业的根本所在。墨子的这种以才举人、以德举人的思想，有助于现代企业人才观的建立和改善。对真正德才兼备的贤才，无论其出身的高低、贵贱，都应该广而招之，举而用之，使企业对人才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使人才乐于投奔到企业中，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出他们的一切聪明才智。

3.“尚同”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把“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的“尚同”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良方，认为“由君王来统一天下的义”，人们的思想才能统一，社会才不会发生混乱，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不仅如此，墨子还认为，“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也就是说，墨子认为，天子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相沟通和协调的。这一思想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在世界500强的许多企业中，企业领导和普通员工的关系相当和谐，企业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十分畅通，由于劳资双方都把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信息收集系统，上下级关系融洽，因而形成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时统君:墨家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许立新:墨子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商场现代化，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