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快阁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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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快阁黄庭坚范文第1篇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纲领，其前景仍在云雾山中，需要我们这些科技史的实践者不断地探索，以寻求实现它的可操作的手段。本所将学科建设的三大重点方向定为科技史、科技战略和科学文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凝练科技目标、建设科研队伍和完善体制机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全面展开，在香港成功召开第九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墨西哥获得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主办权，成立中德马普科学史伙伴小组，举办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面向社会举办科普活动周，在研究生院教学委员会指导下编成科技史课程设置方案，确定研究所的标识和所训，改造东小院和东配殿等处学术环境，胜利完成《龙腾》计划，终结财政赤字，改造后的网站以全新面目出现……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这个集体共同奋斗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代表所务会向全所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那些曾对研究所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表示慰问。

 经过全所同志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的门坎，2002年的重头任务是：争取以所建制进入试点序列。但是我们也应牢记，进入"创新"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提升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把研究所建设成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水平的科学技术史与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知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

 应该承认，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具体来讲，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如何利用国内相对稳定的条件和举办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契机，大幅度地提升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水平？如何推进"知识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并借此促进学科重点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如何动员更多的力量，开拓新的重大课题并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科技战略与科学文化方面，如何利用我们的学术积累使之发挥最大的社会显示度？在研究室建制取消后，如何发挥研究员岗位的核心作用，体现各级部门与个人的责、权、利？在管理工作中如何兼顾绩效优先和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登快阁黄庭坚范文第2篇

诗歌的风格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表现。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它繁荣的社会经济、强盛的国家实力和昌明的政治环境奠定了唐诗辉煌的基础。

疆土的扩张，陆地与海洋交通的开发，促使了唐代商业的繁盛和都市的崛起。像南方的广州、扬州，西北的沙洲（今甘肃敦煌）、凉州（今甘肃武威），都是当时繁华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的京城长安，集全国之精华，既是政治和商业中心，更是文化中心，来自吐蕃、南诏、高昌、大食、波斯、天竺、高丽、新罗、日本等国的使者、商贾、僧人、留学生等各色人物络绎不绝。其次，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除儒、释、道三家思想盛行外，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等也传到中国。这都极大地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发展。

唐诗吸收了北方刚劲、粗犷的文风和民歌健康的泥土气息，经过初唐王杨卢骆四杰对齐梁遗风的革新和陈子昂对汉魏风骨的提倡，逐渐形成了激昂、豪迈、雄放、昂扬向上的崭新气象，以王昌龄、岑参、李白、杜甫等为代表人物。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的诗句气势雄浑，格调昂扬，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面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岑参的诗如风发泉涌，激情充沛，声势夺人；而李白的豪迈更无人匹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即使像杜甫在寄身的茅庐为秋风所破，哀苦无告之时，也热血满腔：“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那个时代宏伟的抱负和昂扬斗志，那个时代的希望和力量，都凝结在铿锵的诗句之中。这种声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盛唐的绝唱。

然而诗的盛唐却最终衰亡了。经历五胡十六国的多年混战，宋朝终于又统一了天下，但那激昂的盛唐精神并没有回归。代之者则是一种对人生、对宇宙冷静、深刻、透彻的思索。

这与宋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是有渊源的。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他清楚自己的宝座是怎样得来的，就定下了扬文抑武的立国原则。这使宋帝国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如同病夫，不堪一击，毫无一个新兴政权应有的朝气蓬勃的面貌。宋的外患不绝，但统率千军万马的不是叱咤风云的武将而是文官，如范仲淹。但他们的诗歌多是“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愁怨，虽苍凉悲壮，但少了唐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英雄气度。

使宋代诗风消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相互掣肘的体制设置――中央与地方的官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官僚相互兼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想到国家的百年大计，它使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都会英雄气短。而宋的统治者所希望的，也正如此。

另外，几乎贯穿整个北宋的“新旧党之争”，也是宋代诗风由激昂渐变的主要原因。“党锢之争”使从中央到地方主要的官员同时也是主要的文学家和诗人，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秦少游等，都裹挟其中。内耗不仅使宋更加衰弱，也使文人学士困顿不堪。“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尚在青年的苏轼已多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写《赤壁赋》时，苏子也只是刚过不惑的人，却如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冷静、从容、悠远与禅悟。这是宋人精神和文化的代表。

我们再看黄庭坚的《登快阁》中的句子：“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精美的诗句下面，隐藏的是作者襟抱未开、壮志难酬的无聊和孤独。而《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则表达了诗人晁端友的一腔孤寂：“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人假寐，卧听疲马啮残刍。”

总之，宋时代的诗人，再也不像唐代士子那样窜动朝野，奔走京师，以期显章轰动，建功立业了。他们的诗文体现的是宋代所特有的沉静与悠远、疏淡与超越。一句话，宋朝的诗歌是沉潜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唐诗绝无沉潜之章，宋诗绝无激昂之篇。且不说文天祥、陆游相当一些洋溢着强烈爱国热情的作品，是多么的悲壮雄奇，只苏轼的“垂天紫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两句也不能让我们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