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医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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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医院医生范文第1篇

年，22岁的 医专毕业后，选择到地区精神病院，做了一名临床医生。提起为何选择这个职业时， 说：“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因为有一个火车站，图的是回家能方便些”。可当从事了这个职业，他才真正了解到，做一个精神病医生有多么难。那时候的精神病院被人们称为“疯人院”，深受社会歧视，为了不让家人难堪， 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直到三年后家人才知道他在精神病院工作。

世纪年代，精神卫生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校里也没有这样的专科，上班后， 接受了医院简单的培训后，就开始从事临床工作。那时的精神病院床位少，来的都是重症患者，多数是被家人五花大绑来的。看到这种情形， 心里很害怕。有一次，一位来自的病人，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大小便都吃，病发时给一个棉纺厂放了火，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在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他飞起一脚踹倒在地，年轻的 当时流出了委曲的泪水，可转念一想，这些病人都是受了刺激神经不正常的人，自己从事的工作就是救治他们，于是他从容站起来，继续为病人治疗。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除做好药物治疗外，还亲自参与该病人的护理工作。病人思维清晰后，了解到自己病发时的过激行为，主动找 道了歉。

“在我们医院，只要在病房干过的，没有没挨过打的” 感慨地对记者说。有一天中午临近午饭的时候，几位家属绑着一位男性患者来到 的诊室，该男子蓬头垢面，狂躁不安，情绪不稳。 一面帮着安置病人，一面进行常规的问话，没防备患者劈面就是一拳，正打在他的上唇上，顿时鲜血直流，“上唇只剩一张皮了，再破就又开一个洞了” 笑着说。还有一次查房，他刚走进病房，就被一个病人抓住撕打起来，把他一件价值七、八百元的羊毛衫撕破，“妻子为此心痛了好长时间，幸好她也是本院的医护人员，对这项工作理解”。由于精神卫生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医生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会遭遇很多不测，饱尝很多委屈。国家为了照顾从事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每月加了12元的补助，现在增加到60元，这项补助被同事们戏称为“挨打费”。

“那些病人太可怜了！” 说。为了弄清精神病人的发病原因和药物治疗的最佳方法，他自己购买了很多书籍，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积极探索药物治疗加心理疏导的治疗方法，实行心病心医，用真情关爱病人，悉心照顾病人，为病人解忧解烦，收效显著。许多患者家属慕名而来，每年由他接收的住院病人就达200余人次。回想起这些， 显得非常满足。他说，挽救一个病人就等于挽救一个家庭，能看到病人情绪稳定，家属心里安慰，即使自己委屈点，也心甘情愿。

精神病医院医生范文第2篇

正规培训包教包会

慕名学员众口盛赞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康永亮大夫亲自教学，结合临床病患进行实践。包教包会，有无医学基础或小学文化均可2-3天学会，学员来时请带身份证以及两寸免冠照片1张，培训费6000元。全国每县只设一家学员，报名提前预约咨询区域有无名额，先到先学，开店后年收入20-100万元以上，学会技术后可以传给下一代，一次投资，代代受益。适合：个体诊所、个体医院、腰腿疼痛专科、无职业人员、年薪20万元以下生意人、退休人员、按摩店、药店、保健理疗店、美容店。路程远的可以在电脑视频上学2-6天包会，在康永亮大夫的骨病门诊里，已经接待了数以千计，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和学员。这些患者盛赞康永亮大夫精湛的技法，学员更是对通过康永亮大夫这些传世的治骨绝学，造福了当地的病患，赢得了丰厚的市场财源。

考察的学员们来到康永亮骨病风湿科，听了康永亮大夫对风湿骨病治疗原理的讲解，看到了康永亮大夫独特的治疗方法，学员们二话不说就留下来学习。当康永亮大夫为学员们讲了一些国家目前的医疗政策及现状、医疗实情、开诊方法以及开展专科的诀窍、大夫的自我保护意识等常识后，学员们茅塞顿开。特别是当康永亮大夫讲到个体医生的经营方式与方法、生存思路以及个体医生怎样做才能生存，才能扩大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时，学员们的反应特别热烈，感觉实实在在是说到了他们的心里。很多学员都说，通过看广告他们已经去过全国20多个培训地点、医疗机构进行考察学习，但疗效都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那么真，心里觉的都不理想。还有几个学员深切地说：“我们都已经40多快50岁了，岁数大了，经济条件更是不允许了，再也不能走弯路了，这次终于找到了一个没有一点儿风险更是能彻底对腰腿疼病治本治根的绝学”。

一技之长握在手

学员致富乐无忧

通过康永亮特色骨病技法，成功走上致富之路的学员不胜枚举。樊凡就是其中一位创业的典型，下面不妨听一听樊凡创业前后经过的自述。我叫樊凡，这几年我在新疆种棉花，每年收入十几万不等，但很辛苦，每年在收棉花的季节，得在地里睡上2个月，那种艰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2012年七月，我的75岁老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腰腿剧烈疼痛，走路都十分困难、我们兄弟几人带老父亲在我市三个大医院都治过，花了近一万元，最后还是没治好，医生都说，年纪大了，治不好了，回家慢慢调养。正当我们准备放弃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开一本财经杂志，看到一则广告，让我心头一亮“独家配方、年赚百万”腰间盘突出1-3天症状消失、10-20天痊愈，当时我就打电话咨询，康老师让我把老父亲带过去，但我说老父亲腰腿痛得厉害、来不了，在家卧床。康老师说那就你过来学好技术回去治疗一样的，我说、我和兄弟们商量一下再说。我们亲兄弟有6人、大家商议一致同意每人出一份钱，让我去学。

2012年8月6日，我去了内蒙古康老师那里，听了康老师给我详细讲解治疗要点、和方法，正好那几天有几个腰间盘突出的病人在他那里治疗，还看了康老师亲自示范、用药，康老师还告诉我、他的绝技是可以标本兼治，病人治一个就会好一个、叫我以后不用种棉花，以后专给别人治病，比种棉花强几倍，且不用那么辛苦。当时我听了半信半疑，心想、你是医生治这些病有好多年，经验丰富、而我是一个门外汉、半路出家、能行吗？我在康老师那里学了三天后就回家了，到家后马上拿父亲做“实验”两天后症状明显缓解，疼痛减轻，我心里一阵窃喜，到第五天父亲能下床到村里走动。村里人见了一个个啧啧称奇，说我成了神医，第6天，几个老乡让我给他们治疗，我说那就治吧，2-3天后，他们一个个都说好多了，这一下，让我信心大增，决定大干一场，我立马在县里租了一个店面，告诉乡亲们我8月23号开业。开业那天，一共收治了11个病人，个个都说效果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到了9月6日我以收治21个病人，我和媳妇忙不过来，准备雇佣两个人，截止当天，我算了一下帐，纯赚三万一千元，我和媳妇高兴的不知说啥好，像这样发展，年赚一百万没有问题，今年春节，我准备给康老师寄当地的土特产，真心感谢康老师给了我新的创业致富捷径、改变我人生的命运。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太阳城北门康永亮骨病风湿科

电话：0478-8285828

手机：13847885666

13789588626

精神病医院医生范文第3篇

温州康宁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唐伟，自从2002年来到康宁医院任职以来，对这家医院的最大印象就是：“永远都在建房子”，因为“病床永远不够用”。

唐伟坐在临时住院部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作为副主任医师，他与其他的医师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玻璃门外，一位头上戴着好几条监测线路的女病人，穿着土黄色小格的病号服，缓缓地穿过办公室敞开的浅黄色木门，在一个医生的办公桌前站定，开始絮絮叨叨。 铁窗、铁门是传统精神病院的标准配置。

温州康宁医院是一家精神病医院。

这家医院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精神病院。

温州人的商机

温州出租车司机邱师傅小时候经常和朋友爬到山坡上去看山下那家温州最早最大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对于儿时的邱师傅来说，那座破旧的医院小楼实在太神秘。如今，这家医院早已改造整修。三栋大楼，颜色是暗色调的白，最好的床位是三人间带卫生间，要价是65元床/日。收费处的护士说：“不是你想住院就能住的，需要预约，而且现在没有床位”。

这家医院是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工作过的地方，如今却是管伟立的竞争对手。

19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已经难以满足温州病患的就医需求，而精神病患的就医则难上加难。提起曾经的工作环境，管伟立的回忆是：破破烂烂的小楼，几十张床位，服务态度不好却一床难求。那时候温州的精神病患，家里稍微有点条件的都往外地跑，从湖州到杭州、上海，甚至北京。

看到了市场需求，在公立医院积累了病患资源，一边上班一边经营打火机厂的管伟立萌生了自己办精神病医院给市场补漏的想法。1993年，24岁的管伟立从温州市民政部下属精神病院辞职，管伟立说：“俗话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

这个市场着实不小，据卫生部《全国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资源配置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科床位数平均每万人1.12张床，而世界平均数为4.3张。

1993年末，管伟立向温州当地卫生局提出申请，希望建立一所民资的市级精神病医院。1990年代的温州，正是老板们拎着各式小商品满世界跑的时候，改革气氛浓厚。当时的温州政府自身也一直想办一家市级精神病医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于是，管伟立得到了温州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管伟立力、康宁医院的2800万初始资金，其中有1000多万是温州领导带着他到银行去贷的，另外除了管伟立在医院任职期间开打火机厂挣的300万，剩下的就是亲朋东拼西凑的借款了。

但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申请到1998年医院正式投入使用，管伟立花了5年时间，盖了100多个章。尽管领导支持，但当时国家还没有建设民营医院的政策，土地一直落实不下来。管伟立还记得，为了能把土地申请下来，他天天跑土地规划局，最后规划局的保安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公务员。由于一直忙于办理各种行政许可，康宁医院甚至没有举办过开院仪式。

民营劣势

对于管伟立来说，民营医院身份仍然会带来令人头痛的差异，尤其是人才的差异。

在1998年康宁医院投入使用的前一年，管伟立就开始筹备人才队伍的建设。1997年，管伟立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招聘了120多名医护人员，并分别送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苏州广济医院等四家老牌精神卫生医院就修。医院的中级职称医师则面向全国招聘，特别是西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决定留下，那么就由医院来安排住所，给医生的房子前15年有使用权，15年以后给所有权。高级职称的医师最棘手，50多岁的高级医师是不会舍弃公立医院待遇的，于是管伟立针对退休人员进行招聘，如此才初步形成康宁医院的人才梯队。

为了保障人才队伍军心的稳定，管伟立在员工待遇上还下了功夫：金字塔下面最初级医护人员，签订了一个完全享受市级单位同等待遇，工资薪酬系统完全与市级单位接轨。如果遇到国家调整工资，康宁也会跟进调整，包括五险一金。目前唯一与事业单位不同的是，企业养老金与事业单位的不同。管伟立说，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目前温州正在申请国家级的社会资本办医综合改革试验区，而在试验区的相关配套意见中，将在近期有可能实现管伟立的愿望。

此外，医生的职称晋升离不开科研论文，康宁医院还成为温州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安徽蚌埠医学院、温州医学院等高校的教学医院。

尽管管伟立已经做得不遗余力，但是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人才与科研的差距，仍然令管伟立耿耿于怀。“公立医院享受了太多资源，所有这些科研方面的平台、有地位的专家，都在公立医院里，”管伟立说，“课题是要申请的，但是评审的专家都是大医院的，他们可以互相关照，我们靠什么？”

管伟立认为，真正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把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无论在哪家医院工作，职业和工作内容一样，保障就应该是平等的，唯有如此才能让医疗人才流动起来，而这一点偏偏最难达到，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仅拥有不比体制外逊色的实际收入，还有难以割社的体制内身份，这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竞争的天生劣势。

“这才是中国医改中最难解的一个坎。这个结打不开，怎么能打开医改局面？”管伟立说，“几轮医改，每一轮都是公立医院新一轮的膨胀。无论是医院迁建扩张的用地资源、床位增加资源，政府投入资源，都让他们享受遍了，他们的声音太响了，地位太高了。民营医院除了机制灵活还有什么优势？本来就是株小草，那大树长了一倍和小草长了一倍，能一样吗？”

变关为管

真正让温州康宁医院出名的，是管伟立将精神病医院“变关为管”的理念。

全国精神病院的设计，曾经有一个代表性的词：牛栏。房间设置一定要大开间，铁窗铁门，开间里用铁栏杆隔离出一个一个区域;卫生间不能有镜子，怕病人砸了镜子自杀;不能供应热水，怕病人把自己烫到;一台小小的电视，在公共区域挂得老高老高，“不管病人看得到看不到，最起码砸不到”。

在管伟立眼里，这样的精神病医院几乎就是监狱。当管伟立第一次拿着独立小开间带电视、镜子的病房设计图给浙江省卫生厅下属的设计院看时，对方一时无法接受。管伟立至今记得自己反问对方的几句话：“我才是精神病医生。是你了解病人还是我了解病人？我自己花钱办的医院，我对自己负责。”

1998年，温州康宁医院刚刚投入使用，管伟立到苏州参加全国精神病学术年会。他在年会上，提出“变关为管”的理念：精神病人的病情各不相同，应该分级分类进行区别管理。通过管理来达到安全要求，即使需要隔离，现在的钢化防爆玻璃也足以代替铁门铁窗。

现今温州康宁医院正在进行扩建改造，原先的医院图景已不能再现。但将被拆弃的老楼前一大片绿草显示这里原是一座小型花园。目前临时使用的综合门诊和住院部保持着统一的风格：暗米色的壁纸，墙上的小油画，浅黄色的门窗。新装修的综合门诊部楼梯走廊间刷了浅果绿色的墙漆，这个颜色让管伟立有些得意，因为摆脱了传统医院的“死白”。精神专科的中端病房分为两人间或一人间，配备独立卫生间;普通病房为三到五人间。重症病人送进医院会先被送入隔离室观察，待发现无暴力或自虐倾向则被送入普通病房，除了楼梯层一道钢门上锁，内部病房走廊内畅通无阻，病人可以直接进入医生办公室。

事实上，从管伟立推广“变关为管”的理念开始，温州康宁医院随后迎来了全国大大小小精神病院院长的参观。目前，康宁医院的硬件配备已经不算新鲜。管立伟期待着2015年新院的落成：“到时候，康宁医院将成为排在亚洲前列的精神专科医院。”

开办14年，温州康宁医院接管了温州70%的精神病患。一句坊间的玩笑令管伟立颇为自豪：“你疯了吧？把你送康宁去！”

管伟立曾经工作过的温州公立精神病医院的老同事也来到康宁，这家自1950年代就成立的老资格医院，起初根本不把康宁放在眼里。一年后，先是老院长打电话要求参观，老院长参观后，又带了医院中上层干部来参观，两次参观完毕，这家公立医院的干部连续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对付康宁。而随后的几年里，这家医院也开始转变。

康宁的账本

康宁员工包括管伟立在内，对康宁最大的印象都是：“永远都在盖房子”。最初的300张床位现在已经扩张为1060张床位，仍然无法满足病患需求。如今，康宁医院成立时修建的老楼已经被拆迁改造。根据管伟立的计划，新扩展的康宁医院将在2015年实现精神科床位1500张，综合床位300张。这个数字不包括康宁在温州周边地区开设的分院。

问及康宁医院的生财之道，管伟立的回答倒是颇为“小气”。

“我们的成本控制要比公立医院好，”管伟立说，毕竟，一家医院的运营状况不仅仅看收入多少，后勤设备的采购、管理人员的配置设备采购的价格、物品采购的价格，这些成本支出都影响到最终盈余状况。

管伟立举了不少“抠门”的例子：“上次我获得了全国优秀院长的荣誉到北京领奖。公立医院的院长是不可能一个人去的，至少要带一个助理给自己拍照吧？我一个人去，因为我多带一个人就要多付出5000块钱的成本”。

还有物品的采购，“我发现只要和‘医用’沾边，价格就相差很大”，管伟立诉说着账本：现在推行移动查房，一个放手提电脑的推车，电脑8000块钱，配套的推车却要12000元，而同类非医用推车，1000块钱足够了。管伟立的办法是直接配备个ipad，连推车都省了。一辆收纳病人脏衣服的污物车，在国内买3000元，管伟立从台湾采购，900元一台。

事实上，尽管管伟立讳莫如深，但记者从医院员工处得知了康宁最有特色的盈利模式：管伟立曾经亲自和医院的每一个合作药商谈判，希望找到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以药养医是医疗业公开的秘密，不仅医院要靠药挣钱，医生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销售药品。目前公立医院的药品价格采用顺价作价法，也就是在进价的基础上顺加点，比如进价10元，加价15%，就是11.5元，但实际上，有大量药品却绕过医院，给医生20%一30%的回扣，如此一来，药价仍然是10元，但医生能获得2～3元的非法收入，医院的收入却被截断了。

管伟立采用的办法是，保持药品与公立医院同等价位，由医院直接与药商谈判，降低进货价格。同时，将降低价格产生的额外利润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医生，如此一来医生和医院的收益都得以保障，也让医生收入合法化了。

14年来，康宁的业务量增长从来没有低于30%，每年都以30%-55%～的速度递增。去年，单温州市康宁医院总部，就达到1000余万的净利润，1.5亿的营业额。管伟立称，未来康宁医院将达到10多个亿的营业额。事实上，今年以来，康宁医院已经引入中外两家医疗投资公司共计数千万美金的投资，并计划未来五年内走向资本市场。

管伟立对康宁的未来有十足的信心。“和公立医院比，康宁的科研是有差距的。他们付出一分的努力，我要付出十分。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有量。”

管伟立所指的量，就是康宁接纳病患的数量。从去年年底开始，康宁医院开始在温州周边地区开设直属连锁，包括温州市的苍南县、永嘉县、平阳县、乐清市以及丽水市的青田县都开设了连锁医院。在温州市之外，他打算走堵漏补缺的思路，哪里精神卫生资源缺乏，哪里的精神病医院办得不好，康宁就开到哪里。如果加上这个量，那么康宁品牌下的床位可以达到2000张。这个数量，在精神病院里可名列全国第一。

精神病医院医生范文第4篇

《精神卫生法》历经26年，于今年6月11日出台了草案。缺乏《精神卫生法》的规范与保护，实际上精神科医生很多工作都不受法律保护，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执业过程中精神科医生经常遇到判断谁是精神病患者的第一监护人的情况，而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医院的现行要求是“谁送来患者谁接走”，那么如果患者由其丈夫送到精神病医院，但患者的父母不同意，要求把患者接走，精神科医生到底该如何选择？

医生无论做出什么选择，最根本的是不能忽视患者本人的意见，无论是患者的丈夫还是其父母都不能代替本人做决定。如果患者本人确实没有自制力，医院应该走司法程序，通过法官宣告患者无行为能力，由法官裁定谁是监护人。这是因为法律上父母、子女、配偶是同一位序的监护人，医生无法替法官决定由谁行使监护权。不过现实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律依据是缺失的。要依据法律程序操作的话，需等法院宣判。但在医生日常工作中，实现这一点还很难。

但是，实践中，医院对这一情况时的操作程序：首先，医生先把具有不同意见的患者两方亲属聚集到一起，由医生协调双方进行沟通；其次，在沟通的过程中，医生促使患者家属在患者是否住院或由谁接走方面达成一致。通过沟通，可以发现他们之间争论的矛盾焦点来自于哪里，可能与疾病有关，也可能是医学方面以外的一些问题，据此可以了解医生的决定会承担哪些风险。再次，如果尽量让患者家属沟通，但仍无法使其达成一致意见时，医生应当告诉双方必须到法院将问题解决清楚再接走患者。否则依据《民法》规定，医生当下只能听从患者丈夫（第一监护人）的意见。

《精神卫生法（草案）》第25条规定，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以前，经常遇到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不愿意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致使一些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无法出院。医生反复通知家属，但是家属就是不来接，其留在医院的费用由医院承担。对此，《精神卫生法（草案）》有了规定，患者病情稳定，可自行出院。既不耽误患者治疗，又可以及时放人。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精神病医院医生范文第5篇

在当前我国精神病患者的医疗环境中，精神病患者难以回归社会，究其原因，不仅有患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其家庭、邻里、医院的原因，而且还涉及非医疗方面的因素。

(一)精神病患者自身的障碍由于精神疾病的困扰

精神病患者往往都会出现无法自我控制的异常行为，如幻听、幻觉、妄想等，从而诱发失控行为。这些失控行为轻者有损社会风尚或扰乱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邻里关系，重者杀害他人。这些行为往往给精神病患者家庭带来极大的困扰，迫使家人不得已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医治。因此，精神病患自身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无法消除，成为阻碍其回家的第一道障碍。

(二)家庭障碍精神病患者家属不仅要对内照顾精神病患者的起居、饮食和服药

还要及时承担精神病患者失控行为所造成的责任，包括对他人财物造成损坏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礼道歉等。送医的过程中，患者不肯配合就医，也会经常出现亲人之间互相排斥的情形。《新闻调查》中李某曾将其患有精神病的儿子9次接回家中，而不得已又一次次地送回医院;其中，有一次李某的儿子因母亲要将自己再次送往精神病院，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的老屋。当精神病患者离开医院回到家庭小区时，大部分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负担仍落在家属的身上，大部分家属并没有受到过足够的照顾训练，又必须让自己同时扮演业余的医师、护士、看管者等多重角色，不论其照顾家属的知识水平及能力有多高，实在很难兼顾各领域的工作。再者，主要照顾家属大多老龄化、健康状况偏差，照顾能力下降，尤其是当精神病患者出现不稳定状况或旧病复发时，其家属往往束手无策。对于家属来说，对医疗结果的期待也是对于患者未来生活的期待，家属与患者间有着相当多的情感因素，这也是家属对于患者爱憎交织的原因，如此关系深深影响到家属对于患者的医疗期待，冲突与矛盾也处处可见。家人的不接受和精神病患者强烈渴望回家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家人的冷酷无情，而背后却是家人基于对无法预期的精神疾病症状发作的恐惧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更使得精神病患者回归家庭与社会的问题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

(三)医疗机构障碍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会有一个趋势: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组织，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伴随精神病患者的日益增多，精神病医院如果不扩大规模，就得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效率，这就使得科层化体制的特征更加突出。但是，科层化体制重视的是组织上的“非人性”，当精神病医院重视效率而追求科层化体制的发展时，非人性化的色彩就会越来越浓厚，从而使得精神病医院变成了一台缺少人性关怀的大型看病“机器”，精神病患者也不过是一个“器官的组合体”。以广西藤县某医院为例，该院虽然是全县唯一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精神科病区内约有300名精神病人，但精神科只有医生10人、护士15人、护工13人，医患比例达到1∶30，而医生除了要照看病房病人外，还需在门诊接诊。在精神病患者治疗过程中，在逐渐程序化、规范化的体制下，精神病患者的自由空间不断被压缩，而医师也会缺乏主动与病人沟第6期汪冬泉:生命伦理视角下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研究•13•通的积极性，精神病患者真正的需求和心声也往往得不到医护人员的重视。

(四)社区障碍周围民众的不认同与精神病患者迫切要求

自由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共安全与精神病患者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对于精神疾病的医疗社会教育仍没有得到普及，周围民众对精神病患者的印象多集中在精神病患者的异常行为上，对精神病患者也多存在或多或少的排斥。在《新闻调查》中，周围的邻居集体反对李某儿子回到村里，“如果没钱可以一起凑钱给他治疗”，但是不能让其回家。

二、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伦理辩护

基本上，长期收容或禁闭精神疾病患者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保护患者本人不至于伤害自己，保障一般社会大众免于受到失去控制行为能力之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但是，精神病患者与正常人一样，应享有基本的医疗人权和生命关爱，如果长期将精神病患者收容在精神病院，而未予积极的治疗，任其生活功能退化，显然是有违医疗人权和医学伦理的，也是对患者缺乏生命关爱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精神病患者最理想之治疗场所是“患者最熟悉而最少束缚”的环境，这种治疗环境自然是患者惯住的小区。1991年12月，联合国大会基于《世界人权宣言》，强调着重关怀弱势族群尤其是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及照顾，并通过《保护病人权益及促进精神健康照护原则》，希望不分地域、年龄、种族、宗教、政治背景、社经文化、贫富差距等情况，一视同仁地对其进行保护和照顾。其中原则三“小区生活”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尽可能使其有权于小区中居住、生活、工作”;原则七“小区及文化角色”规定:“任何患者皆有权于其居住之小区里尽可能地接受治疗与照护。于精神科医院或精神疗养院接受治疗之患者，应有机会在自己或亲友的住家附近接受治疗与照护，并尽快回归其生活的小区”。这些规定不仅在规范性文件方面对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给予了肯定，而且更加凸显了人性化原则，强调了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关爱、对个人生命权的充分尊重和社会(社区)对精神病患者的伦理责任。20世纪50年代，美国疗养院中的患者数量达到饱和状态。1960年，美国开始掀起“去机构化运动”，其目的在于避免精神病患者“没有必要的住院”，着力改善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环境，促使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从医院照管转向由家庭或小区照顾，进而回归社会。这一运动使得精神病患者能够从与世隔绝的医疗机构中解放出来，回归自己熟悉的小区生活，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注重其与家庭及周围民众的沟通和联系。这一运动也帮助精神病患者积极地逐渐融入社会，培养其独立能力，避免其社交能力的退化，其人格尊严、生命尊严也得到尊重，同时还有利于减少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依当时社会背景，“去机构化”得以付诸实践的原因在于:

(1)决策者认为在小区中照顾患者比在医院照顾更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2)精神医学界相信小区医疗照顾更有益于精神病患者;

(3)人权倡导者希望精神病患者获得应有的权利及自由。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精神卫生法》第6条规定:小区复建，系指为协助病人逐步适应社会生活，于小区中提供病人有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社交技巧、日常生活处理能力等之复健治疗。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小区复建与前述美国兴起的“去机构化运动”都是将精神病患者适应社会生活作为目标，其治疗的核心是精神病患者，而不是精神疾病本身。这背后所蕴含着“相信大多数严重精神病患者都具有成长与改变的潜力”这一信念，也蕴含着尊重人格与生命尊严、强调社会伦理责任与社会关系重建等价值诉求，从而赋予精神病患者以再燃“生命之火”的“希望”。“希望”是精神病患者能够回归社会的最基本要素。而且，在小区治疗的过程中，精神病患者的角色不再是“病人”而是“常人”，社会(社区)应尽可能地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在小区建立起正常的角色意识及人际关系和伦理关系，从而弥补由于精神疾病所导致的相关功能的缺陷，获得来自其本身和社会的自我认同与生命尊重，在提高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的同时，尽快融入正常人的生活中去。针对“真的有精神病吗”这一问题，当代精神医学的知识发展与强烈建构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二者对是否真的有精神病、什么是精神病，彼此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大相径庭”。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问题涵盖了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虽然精神疾病尚无法得到完全治愈，但是精神病人也应该得到作为一个“人”所应得到的基本的人权保障，包括人格尊重、生命尊严及正常的社会帮助与伦理关怀。正如康德所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今天，人们不能单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来阻碍精神病患者权利的实现，必须对有无自伤和暴力倾向的病人区别对待，这既是对人格尊严和生命关爱的强力凸显，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对策分析

在机构化体制下，精神病患者被迫在精神病院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而导致其社会功能下降、工作能力降低、人际关系变差、体力减退等，在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程度限制的同时，也往往造成其动作缓慢、自我封闭、对生活失去希望等不良后果，即便他们能够再次“回归”社会，也往往难以适应社会，逐渐变成“边缘人”。让精神病患者真正踏上“回家”的道路，使“回家”的路程不再漫长，需要患者自身、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

(一)患者的自我觉醒

尽管在医院和家庭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些外部原因相较于患者本身而言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精神病患者自身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精神病患者如要重新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摆脱以前机构化的影响，首先就需要借助药物控制的作用将病情加以稳定。之后，要抓住机会，主动适应生活环境，对于解决问题要有积极性，同时在心理方面也要重新加以自我肯定，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适应环境”。

(二)家属的支持“回家”

对许多长期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而言，虽然有时可望而不可及，但这可能是支撑其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原生家庭的功能，除了它能满足患者的经济支持外，那种延续过往亲情的经验在这些患者心中更是难以割舍的情感，尤其是当患者的病情逐渐趋于稳定，其回家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在前文提到的42名精神病患者集体出逃的事件发生后，许多家属都表示要将其再次送回医院。可见，精神病患者要真正摆脱医疗机构的束缚，真正踏上“回家”的道路，回归社会，得到家庭的支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邻里的包容许多小区民众对待精神病患者态度冷漠

主要是担心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妨碍其生活的安宁或危及其生命安全，他们心中对待患者的那把尺子，往往比家属更为严苛。因此，精神病患者得到家人的接受后，并不意味着能够在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中自由活动。邻居对精神病患者的容忍往往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除非损及其利益，对其造成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或威胁时，才会对精神病患者家属施压，导致精神病患者不得不再次被送回医院。《新闻调查》中李某的儿子屡次从医院接回又屡次被送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四)医护方面的投入一方面

应当重视对精神病患者治疗的财政投入。相关主管单位应当为精神病患者的就医提供一个有利于恢复的环境，在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的配备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自身也要加强精神病医学伦理教育，加大对精神病患者的人文关怀，让医护人员意识到对待精神病患者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在管理方面也要进一步人性化，尽量将医院科层化管理体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五)社区治疗的“去机构化”

就目前我国的基层精神病医院的医疗环境来看，已经超负荷运作，迫切需要从家庭和医院之间再找出一个适当的场所来接受精神病患者。并且，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精神病人居家治疗也很难有理想的效果，仅仅依靠家属的力量显然不能满足照顾精神病患者的需要。治疗小区化是精神病治疗方式的发展趋势，但在实践上需要相关单位的大力援助、社会公众的接纳以及充足的经费，由家庭、医院、小区中的任何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都要做到彼此间的互通，及时掌握精神病患者的动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去机构化运动”之后暴露出以下问题:病人回家后，导致家属的压力增加并缺少适当且足够的小区服务;再住院率逐渐上升;缺乏资源管理系统转介病人到合适住所，且数量不足;缺乏小区照护。对多数慢性精神病患者而言，“去机构化运动”代表了他们被转介到小区里生活，住在单人房的旅馆、供膳的宿舍或公寓，通常在没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及必要的日常生活支持及服务的状况下生活，亦有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等问题，还有层出不穷的精神病患社会事件。这些都暴露了精神病患者在小区生活适应上的困难与障碍。为了开展“去机构化运动”，切实构建社区治疗，就必须使精神病患者能够在康复后有益于社会。在这个方面，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广泛设置工厂、农场等不同类型的庇护性工作场所的做法，对精神病患者予以职业能力训练，使其能掌握一项技能并有益于社会。同时，为了使精神病患者康复后能够顺利回归社会并被周围民众所接受，还必须设置社交技巧训练中心，使其重新学习回归社会所需要的社交礼仪、社交技巧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在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到由于生活的压力及公众的排斥而导致其心理上难以调适时，需通过心理辅导来增强其抗压能力。对于因家庭或邻居的排斥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也应在小区内增设“康复之家”，使其有安心的归宿，而不至于流落街头。此外，还需要建立起医院与小区之间的联系，使精神病患者了解当地医疗资源的相关信息，为其从医疗机构出来后回归小区做充分的准备。在精神病患者离开医院后，医院也需要监控其一段时间，以确保其真正具备适应小区生活的能力。

(六)污名化的消除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