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结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小说的结构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小说的结构范文第1篇
1、人物形象的核心是人物的思想性格；
2、故事情节是指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开端、发展、、结局；
3、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活动的环境和事情发生的背景作描写。
小说的结构范文第2篇
一 道德两难叙事的叙事结构
道德两难叙事丰富了小说的道德色彩，赐予小说雄厚的道德力量，更体现出作者的道德理想。刘醒龙在小说中为读者们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人性道德图，体现着他对善的依从，对道德的回归，对人文的关怀。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得到内容与形式的巧妙统一，才能够经久不衰。刘醒龙小说道德两难的叙事特征在巧妙的叙事结构下，使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1 两难式的选择结构
两难式选择结构是刘醒龙小说中道德两难叙事的基础结构，并且驾驭着整个文本情节的发展方向。选择就意味着两难，刘醒龙在文本中对人性道德的书写有着十分明显的两难式选择结构，这种结构使道德两难的叙事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
序列是小说情节构成的基本元素，刘醒龙小说两难式选择结构将序列分为三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兼顾公平后可能导致的失衡、站在道德底线边缘的两难困境。这三个序列彼此呼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从而突显了批判的张力。刘醒龙的大部分小说都采取了这种叙事结构，尤以中短篇小说居多，如《凤凰琴》《孔雀绿》《挑担茶叶上北京》等等。在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村官石得宝陷入了村民利益与上级命令的两难困境之中，在政治道德面前他必须要服从命令，在人文关怀面前他又要维护农民利益，他必须在这种两难的困境前做出选择，故事就在这种困境中拉开序幕。之后就是兼顾公平后可能导致的失衡，对村民做思想工作，探口风，以求能够心理维护双方利益，最后在权衡道德底线的基础上做出了道德上的两难选择。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围绕着两难式的选择结构展开。在小说《孔雀绿》中，物质满足与工厂利益成为两难选择主体，使小说人物徘徊在道德层面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吴丰陷入了“偷与不偷”的两难选择中，妻子的抱怨、孩子的困惑、工厂的利益以及生活的步履维艰，使吴丰混淆了人性与道德，完全受制于两难式的选择结构，这种选择的矛盾使人物之间的关系被拉紧。
两难式选择结构的应用使文本叙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三段式序列的文本历时性叙事，衍生了与之相对应的表层叙事结构，而结构中的道德两难抉择又构成了文本的共时性叙事，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得到进一步深化。如小说《城市眼影》，主人公为了得到一套房子便草率与沙莎结婚，之后他便处于无爱的婚姻中，他开始对这一行为的利益开始反思，此时他面临的是欲望与精神的两难选择，当他决定放弃婚姻时，也是精神战胜欲望在道德两难中的最终抉择。揭开小说表层所叙述的具体物质选择的面纱，实质正是道德层面上的两难选择。
2 交织式的对比结构
交织式的对比结构是刘醒龙小说道德两难叙事结构的另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其一种扩充。在交织式对比结构中，故事中的小情节隐匿了两难困境选择，将其穿插在了故事的不同线索中以及所表现出的道德力量对比中，依托受众的参与和判断得以表现，刘醒龙想要弘扬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追求得以强化，如小说《圣天门口》、《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作品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叙事结构特征。
交织式对比结构将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以纵向对比、横向交织予以呈现，从而彰显出刘醒龙的写作意图。在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多条叙事线索的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中的陈东风与陈西风同样是出身于农村，陈东风热爱劳动、热爱土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而陈西风却厌烦劳动、追逐金钱、剥削工人;翠翠以一颗永恒的心坚守着爱情，而方月在爱情中却迷失了方向。不同的叙事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情节中个体人物对物质与爱情的道德追求形成纵向对比，而东风和翠翠与西风和方月的爱情故事在情节组合上形成了横向交织对比，小说以劳动与爱情两条线索贯穿始终，相互交织对比，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得到统一，更体现出了刘醒龙对人文关怀与人性道德的诉求。
在小说《就是这种味道》中，父亲与刘声东的人生传奇成为了文本叙述的主要内容，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形成鲜明的对比。父亲对精神信仰的坚守、刘声东对金钱的狂热;虔诚、宽容的高大形象叙写出父亲的传奇人生，狡诈、刁钻的丑恶嘴脸，描绘出刘声东的不堪一世。刘醒龙以两条线索的相互对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将两人一生的较量作为横向对比进行交织，从而使整个故事更加清晰完整，一目了然。
在这种交织对比的叙事结构中，道德两难叙事特征凭借受众参与及判断来呈现。文本中的叙述者与受众交流，通过叙述向受众提供信息，由受众自行判断主人公的道德困境，如此一来，陷入道德两难困境的不单单是故事中的人物，刘醒龙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转移给了小说的受众主体，也就是读者，这种特征是交织式对比结构的独特意蕴。
二 道德两难叙事的审美取向
作家的创作风格酿成其独有的审美取向，刘醒龙淋漓尽致地在作品中倾注了深远的现实主义情怀。他的作品饱满、庄重、透彻，充满了对道德的探求、对人性的思考。在道德两难的叙事主题下，刘醒龙铸就了作品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反讽和悲剧。凭借反讽和悲剧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对人性进行挖掘，在使作品得到升华的同时，也深化了作者的精神追求。两种审美取向依托于道德两难的叙事方式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呈现。
1 反讽对道德的拷问
道德两难叙事是刘醒龙创作的特色，以道德两难来衡量人性道德与社会体制，以反讽来考问善与恶的平衡，形成鲜明的文本审美艺术。刘醒龙小说作品的反讽色彩是道德两难叙事所导致的冲突结果，凭借人物、道德环境与道德心理的相互争执来呈现，使作品弥漫着反讽的味道。
刘醒龙在小说作品中将人物放置于道德逆境中，形成巨大反差，将反讽的色彩发挥到极致。人物陷入在谬妄的道德环境中，扭曲的道德精神被接纳，而寻常的道德精神却受到排斥，赋予文本一种幽默色彩。在小说《威风凛凛》中，刘醒龙让无法无天的恶霸成为人们的崇拜者，而实际上人们所追求的是善良与宽容，但是对善的追求竟然讽刺地需要隐藏在恶的面纱之下。人们想要帮助他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帮助，而是要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人们被置于道德逆境之中，合理的恶、难堪的善。道德环境与人物的对立折射出的是人性被扭曲的可悲，反讽色彩得到渲染，直达读者的内心。
刘醒龙小说中的另一种反讽是人物对道德环境的漠视，理想的道德环境配以反讽的人物，在道德两难的选择中，人性迷失。在小说《汽车不敢撞人》中，人们对道德环境已经发展到了漠视的状态，形成反讽。小说主人公老吴谨守礼法，遵守交通法规，而老郑却无视交通法规，因为这样可以换取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老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老郑趋炎附势、曲意逢迎，竟当上了局长。在这种道德环境的影响下，老吴开始向利益投降，而老郑也如鱼得水，更加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利益，此处是作者运用的一层反讽。当老郑被汽车撞死，构成了第二层反讽。老吴自欺欺人地告诉妻子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一个意外，因为汽车根本就不敢撞人！此处是第三层反讽。在《痛失》中，领导们在党课所倡导的克勤克俭与课后的灯红酒绿形成极大反差，孔太平在这种道德环境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被黑暗所吞噬。在严谨的政治道德环境中，这种选择昭示着一种批判的讽刺。
反讽艺术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高度，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深度。刘醒龙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着人性与社会，通过反讽来强化出人物与环境的对立，对他所痛心疾首的问题赋予批判。
2 悲剧对精神的升华
刘醒龙不仅赋予了作品反讽的艺术审美，而且还融入了浓郁的悲剧艺术审美。反讽暗示了文明社会背后的伪善与扭曲，而悲剧则在这种黑暗的中重拾希望之火，散发着美丽的耀眼光芒。刘醒龙在道德的两难的困境中徘徊，在作品中释放出人性的强与弱，理智地直面现实，在苦难中忏悔。悲剧所蕴含的意义在小说中被日益深化，在艺术形式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审美标准。在文学作品中，悲剧与冲突相辅相成，彼此助推，是伦理道德上的两难处境，赋予作品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刘醒龙作品中的道德两难困境在悲剧艺术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更加彰显出对人性的挖掘意义和价值。
道德意识在不同的个体意志中有着不同的规范，而当不同个体的道德原则在未知的情况下发生冲突时，道德悲剧就会随即出现。在小说《鸭掌树》中，欧阳善初的妻子慧明曾经是军阀的姨太太，又曾经削发为尼，因此他不愿公开承认与慧明的婚姻。甚至在与慧明生下一双儿女之后，他依然以抱养的名义来收养。欧阳善初如果在这时公开与慧明的婚姻，那么他们将会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但是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必将使他颜面尽失。瞒天过海使他获得了道德模范的荣誉，不过却将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置于痛苦的深渊。道德两难选择将他们一家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孩子寻母的过程中，慧明遭到抢劫杀害，儿子被恶狼咬死，女儿差点儿被玷污，惨痛的教训将欧阳善初逼到了绝境，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道德力量的矛盾吞噬了个体的生命热忱，对未知充满了恐惧，死亡成为了最后的勇气。而在悲剧的最终，刘醒龙总会将磨难归零，赋予人们全新的希望，尽管生命和热忱被湮没，但是美好的道德理想得到了传承，对道德的深远思考成为他小说的主要审美取向。
小说的结构范文第3篇
我把高尔斯华绥在《品质》中的叙事艺术解读为“相似与相反”的构成，即他在小说中不断进行相似的重复，但这种重复如果不细读文本的话，是无法发现其中的微妙差别以及站在这种差别背后的作家立场；同时，他还在文中加入了与之相反的情节对比，并通过对比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一、 赞美皮革叙述的相似与相反
（1）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
（2）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
（3）“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小说中这三处叙述都提到了“我”定货后，格斯拉先生对待皮革的举动。只不过（1）和（3）是赞美的相似描写，（2）是相反描写——赞美的叙述语言被有意缺失了。
先来看看“赞美皮革”本身的含义。后文年轻人对他的描述是“他肯用最好的皮革”。“最好的皮革”与“多么美的一张皮啊”以及“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看似表述相近，但是这两者的差别很微妙，“美”这个词体现的是一种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好”所体现功利的经济价值衡量，正是这一字之差，让格斯拉先生超越了追逐利益的商人，成为靴子之美的欣赏者。
但作者的用意远不止于此，赞美皮革，这个情节多少带有点宗教的意味，就像“我”所说的：“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格斯拉兄弟的店堂，在叙述者眼中俨然成了一间关于靴子信仰的教堂，而格斯拉兄弟如同神职人员赞美神一样，和前来这座靴子教堂的顾客们共同赞美皮革。我们可以窥见，赞美皮革的表象背后是一个靴子信仰的追随者。
再看看，三处细节描写上的不同。
“眼睛盯着皮革”，“没拿皮革给我看，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举起来说”这三次情节设计都富有意味。“眼睛盯着皮革”，是格斯拉先生经商时一个不礼貌的行为，看看后来的英国商人吧，他可是边回答边“讨好地看了我一眼”。正是这种看似不礼貌的举动，却让我们读出了格斯拉先生眼中没有经商的概念，只有靴子和皮革的个性，我们顿时明白了格斯拉先生对皮革以及蕴藏于其中的靴子信仰的痴迷与沉醉。
只因为在他的信仰殿堂里来了一个入侵者——次等皮革做成的靴子，他就“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双冷峻而又凌厉的眼睛在打量与审视着我们的灵魂深处，赞美皮革的情节换成了他的挖苦与抱怨，本来看来“僵硬和迟钝”的格斯拉先生变得滔滔不绝，读者终于能真正理解他不是因为普通的商业竞争而无法容忍不是他亲手做的靴子出现在他的店堂，而是他的靴子信仰受到了异端的挑战，诚如他所说“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随着他靴子信仰的理想殿堂在世俗的功利面前慢慢垮塌，我们的心也越发地揪紧了。
“举起来说”，这是一个明显带着希望引起他人注意的动作，也正是这个动作让我们看穿了他所谓的“我过得很好”其实只是一厢情愿，原来高亢的赞美被平静取代了，他不再完全沉浸在那个美丽的自我的靴子世界里。在失去与他相差无几的哥哥之后，我们可以窥见弟弟内心世界的痛苦与虚弱，他似乎要向世人申诉，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这同样也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但他不知为何如此美丽的梦想却要遭遇这么一种惨痛的遭遇？
二、 橱窗里靴子情态的相似与相反
（1）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
（2）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
（3）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统马靴。
在小说中，对橱窗里三双靴子的不同描述耐人寻味。
三双靴子的首次登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美观了”， “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灵魂，又一个和宗教有关的词汇），巨大的反差与矛盾在这里就默默酝酿着，这样优良品质的靴子却得不到世俗的青睐，最后做出它们的格斯拉先生却要饿死，令人唏嘘，不忍卒读。
悲剧的种子一旦埋下，就不断在小说里生根发芽。人们不需要格斯拉兄弟饱含信仰的靴子，而更加喜欢大公司的靴子，结果他们的“教堂”也被夺去了一半，原来无法忍受别人靴子的兄弟们要忍受这些次等皮革做成的靴子堂而皇之地和自己的靴子摆在一起，那三双“挤缩”在角落的靴子不正是格斯拉兄弟的象征么？
最后三双靴子的描写又几乎和第一次如出一辙，莫非主人已经摆脱了被挤缩在社会角落的命运？但细看“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照样”一词让我们读来心底不由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原本坚守靴子信仰的格斯拉兄弟已经离去，但象征他们追求与梦想的靴子现在却成为别人的广告，我们在这其间又可以读出作者多少的辛酸与讽刺！
三、 三个鞋匠命运的相似与相反
小说中出现了三个鞋匠，格斯拉兄弟和那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其中格斯拉兄弟的命运是何其相似，而与之做对比的是那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格斯拉兄弟的古板与平淡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待客之道与年轻人主动热情甚至有些阿谀奉承的语言形成了对比，而格斯拉兄弟最后无可避免的失败并先后离世与年轻人的经营有道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初读小说时，我曾经对高尔斯华绥为何要写两兄弟而百思不得其解，毕竟一个小鞋匠与一个时代的抗争不是也挺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后来明白了，格斯拉兄弟的命运就像成双的靴子，虽然相似，但还是有所不同。
“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至于责备我。”大凡顾客定货，他还要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看来，哥哥比弟弟显得更加“不通世事”，哥哥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靴子里，但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是的，不但哥哥想不明白，连我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天大地大就容不下一个坚守自己梦想的人？
当哥哥这只“靴子”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而被时代抛弃踏上不归路的时候，作为另一只“靴子”的弟弟本可以预见自己如果坚持下去必将遭遇和哥哥相同的命运，但是弟弟在哥哥去世后并没有放弃对“品质”的坚守，这就更加彰显了信仰的力量，流露出更为孤绝和悲壮的意味来——“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时间”，“他经常断炊”，“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正是这种相似，让我们受到灵魂的震撼，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早已超越了鞋匠的身份，而成为了靴子信仰的殉道者。
小说里还有很多相似与相反的细节表述，譬如“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与“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结实，简直穿不坏”的相似，以及“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的相反，既突显出“我”急于想重新见到格斯拉先生了解他近况的急切心情，也反映了格斯拉先生对靴子一丝不苟的执著。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通过这些相似与相反的细节叙述，我们能够发现那个被人误以为“没有精细雕琢刻意追求”的高尔斯华绥返璞归真的叙述艺术，也能看到《品质》小说里的作家立场。高尔斯华绥借助小说《品质》描绘了两个殉道者的形象，读读作家的生平，陡然发现作家本身与这两个鞋匠的对比竟然巧合地也出现了相似与相反。
面对一个各种文学新潮流不断涌现的时代，高尔斯华绥在文学创作上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立场，他毫不隐讳地宣布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守旧派”。②高尔斯华绥正如格斯拉兄弟一样，他们对自我的坚守让他们成为潮流眼中的“守旧派”，或许小说中格斯拉兄弟的悲壮与决绝表达的正是高尔斯华绥不愿与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学流派妥协的一种决绝态度。但与格斯拉兄弟先后离世的悲惨命运相反的是，1932年作家“因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参考文献：
①《关于〈品质〉的评论》，选自《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小说的结构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着，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着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着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小说的结构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散文化；结构章法；情节；抒情方式；语言；意境
The prose of the theory Xiao Hong work turn to incline to-from 《hulan river legend 》see it appreciate beauty feeling to know
Xia Hong-ji
【Abstract】This text pass the Xiao red representative work 《hulan river legend 》, analysis its work spread incline to of culture.
【Key words】The prose turn；Structure composition；Details；Sentiment way；Language；Artistic conception
萧红，这位值得人敬佩、同情、思考的作家，自中国最北方的城市走来，又在中国最南方城市的一角寂寞逝去的女性，总共才活了三十一岁，就其创作的成就来说，她虽然算不上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她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生涯不及十年，然而她凭借一支生花妙笔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抒情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萧红体”小说模式。如果说她小说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是许多作家都可以达到的，而她那种才华横溢、不拘一格、其清如水、其味如散文的小说风格，则是别人无法重复，更无法代替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小说的生命主要在此，她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也主要在此。
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已初见端倪，以后又经郭沫若、郁达夫、废名、直到沈从文等几位作家的努力，小说散文化才终于成为相当一部分现代小说家自觉的美学追求。萧红的《呼兰河传》运用了这一成果，并对此进行了创作性的发展，就其描写生活的力量、独创性及其作者在艺术上进行的探索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来说，《呼兰河传》是她的一部代表力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散文化风格的倾向。
1. 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表现在其创作的结构章法上
从小说的组织结构方式来看，有“散文化”倾向的作家一反古典情节叙事小说靠单纯的因果逻辑来组织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的表层结构方式，而在抒情功能的推动与抒情内容的要求下，以心理情感逻辑来组织结构作品，从而赋予抒情小说以具有内在秩序和情理线索的深层结构。通俗一点讲，也就是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形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在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又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更缺乏建筑家一般的构架体系，它主要是通过某些生活片断的细腻描绘，来揭示社会生活，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这种叙事作品散文化现象，说明萧红小说在结构上对时间性因果关系的忽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呼兰河传》知晓。
2. 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表现在情节的淡化上
在她的小说中，艺术结构的重心由情节叙事转移到了抒情性内容上了，不再热衷于按一般因果逻辑将人物及其命运纳入到一个完整统一，紧张生动且富于戏剧性情趣与悬宕巧合的情节过程之中，这样就淡化和减弱叙事因素。因此小说的内容就具有片断性、零碎性和印象性。《呼兰河传》中就有具体体现，它没有贯穿全书的典型人物，整篇小说也没有什么牵动人心的连贯情节，更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根据前面的情节就可以基本猜测到后面的内容。但是它却是引人入胜的，当你看完前一章时，你就会不自觉的翻向第二章，因为章与章之间的连线不是靠情节，而是靠作者的感情。作者饱满的生活激情，总是从描写中自然地流露。
3. 《呼兰河传》的散文化倾向表现在其抒情方式上
小说散文化不只是一种手段和原则，也是一种心态，是作者审美态度及其在创作活动中抒发感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散文化往往同抒情化连在一起，《呼兰河传》在开放自由的结构和波俏流动的文学中，还散发出真挚亲切，感人肺腑的抒情风味。
4. 萧红的散文化倾向，还可以从她对语言的运用上进行分析
在她的前创作中，语言风格已初步形成，唯一不足就是还有几分生涩之处。但在《呼兰河传》中，这种不足已没有丝毫痕迹，活脱、自然的口语跃然纸上，让人读后心存清新之感。这一点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语言风格。传统小说的语言往往书面语言较重，读起来也不是那么朗朗上口，反而有晦涩难以下咽之感。寓意虽深但让人捉摸不透，有时还掺杂着隐语、暗讽、扑朔迷离、匪夷所思，从这一点说，萧红就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她虽是一个乡土作家，运用的是北方人民群众口头上所常用的语言，但在作品中却找不到过于生僻的字眼，语言明白晓畅，不加雕饰，虽通俗但自然动人，虽平实但意义隽永，她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明丽天然，富有艺术表现力。既有抒情诗的蕴藉的诗意，又有绘画的绚丽多彩，即便是再寻常、再普通的事物，也会在她的笔下显得楚楚动人、惹人怜爱。在作品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绘：
蜻蜓是金的，蚂蚁是绿的，嗡嗡的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
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作者以一个孩童的视角，用简短、朴素的话语把童年时代的乐园描写得生机盎然，栩栩如生。令人不禁联想起自己的快乐童年。一个偏僻的小城，生活单调沉滞，没有动人情节，没有惊人举动，但作者却运用语言的魅力赋予了它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赋予它一种生命力，她的语言之所以生动传神与作者对题材的把握和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情绪。她所要表现的题材，正是她所熟知和思恋的。
5. 萧红作品的散文化表现在她对意境的追求
意境严格来说，它属于诗歌审美范畴。后来逐步被散文、小说、绘画所采用。小说意境与诗歌意境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之处。但萧红却把意境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小说之中。在她的作品中，虽不着重对字句的提炼，但她对意境的创造把握的非常到位。表现在对场景的设计，对艺术氛围的渲染，对人物感觉情调的创造上。
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重视的不是情节，而要力图创造出一种“总的气氛，总的调子”，也就是一种凄婉、悲怆、沉郁、哀怨的境界，但这种境界并不是单一色调的。让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火烧云的景象吧：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
“他妈的，你们也变了……”
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那人说：“你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象是天着了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