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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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家范文第1篇

一、自强不息、贵和尚中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源泉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原则，千百年来是中国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概括和体现。孔子较早的认识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而且有诸多的论述。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的弟子曾子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正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明以健，中正而就，君子正也”。《易传》把刚健作为一种品质，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坚持原则。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历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斗志和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这些精神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精神源泉，也是构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竭动力。贵和尚中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和谐思想进行探讨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这种价值取向肯定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这种贵和尚同的观念使中国人民能够正确处理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二、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是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和谐社会的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行善，进而知性、知天，“参天地之化育”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交融互通，达到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他认为人对自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3］289，但他又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人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化解今天由于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矛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义务。唯其如此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才能达到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子程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一个人如果能守护善性，言行不偏不倚，就会保持公心，体现公正。隆礼重法是荀子把孔孟的礼发展到一种规则层面，在重礼的同时提出了法治。“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者，所以正身也”［3］246。“法者，治之端也”。荀子主张要把礼乐教化与法制刑相接合。“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一方面注重道德建设，发挥“礼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制建设，强化“法度”的职能。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健全人格的手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努力方向。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从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再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们心系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努力奋斗。特别是宋代，随着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代创作的主旋律。“精忠报国”的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出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喜论恢复”的陆游在《诉衷情》中道出“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以英雄自许的辛弃疾在《破阵子》发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成为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这些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成的诗句，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洋溢着浓郁深沉的爱国情怀，激励起中华儿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华美德是在性善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特别重视诚信的品德。“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既是天道的根本，也是人道的根本。以诚为基础，形成了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多种相关的品德。如以诚待人，忠诚于事业等。“信”与“诚”含义相通。《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所以孔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

当代文学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巧女故事　民间文化　理想女性

近年在央视及其地方台热播、重播的18集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塑造了一位在荧屏上不多见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乡村女性张菊香，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阶层观众的普遍喜爱，菊香这一艺术形象也成为了传达社会精神、文化观念与审美需求的重要符码。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形象的社会学意义层面上探讨这部剧作深入人心的原因，似乎不足以解释出其中的全部原因。本文立足于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文化批评立场，认为张菊香这一符合中国民间文化理想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的重塑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是民间文学中巧女故事叙述范式的当代演绎，是影视文化对民间文化资源和叙述模式的借用。

何谓巧女故事?屈育德在《略论巧女故事》中定义：“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有一类传统的民间故事专门表现女主人公的过人才智，许多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到她们手里顿时迎刃而解，人们因此把这类故事称为巧女故事”。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着无数新鲜活泼的巧女故事，主要分为勤劳管理型、聪明才智型、抗暴勇敢型、孝顺善良型等，歌颂着民间女性那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优秀品质。这些巧女故事看似遥远古老的民间文学类型，却在现代化的时代中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影视剧的兴盛发展为它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价值创造了机会。《当家的女人》这部电视剧正是将民间文学中的巧女原型以“箭垛式”将多种类型巧女故事集于女主人公张菊香一身，并将其放置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为我国摇曳多姿的电视剧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当代巧女”形象，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一粒豆子》是一则流传久远的勤劳管理型巧女故事，老汉把三粒豆子分给三个女儿办嫁妆。大姐、二姐看不起，把豆粒给扔了，唯有三妹把这一粒豆子种在地里，年复一年，三妹一连种了七年。原先的一粒豆子终于变成了很多豆子，豆子磨豆腐，豆渣喂了猪，豆腐和猪又都变卖成了钱，这样三妹终于存了很多的钱，置办了又多又好的嫁妆。故事讲述三妹的巧，突出的是勤劳和善于管理。如果没有勤劳，三妹不可能连种七年豆子，如果没有管理者的远见。三妹就不会看到一粒豆子在七年后的转变，如果没有善于经营管理的能力，三妹也不会拥有更多更好的嫁妆了《当家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菊香不正是和《一粒豆子》中的“三妹”一样具有勤劳、远见和善于经营管理的智慧吗?菊香早年失去双亲和兄长相依为命，勤劳能干的她在娘家就整天忙碌，嫁到家徒四壁的李家后。菊香更是从早忙到晚，洗衣做饭、种地养猪、背砖拉气……付出了倍于常人的努力和劳动。她没有选择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侯三，而是坚信李家这粒不起眼“豆子”的发展潜力，“出水才见两腿泥”。认为靠勤劳、智慧、善于经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显示了出众的前瞻眼光。面对年老的公公和李家三兄弟，菊香唯一的要求就是进门当家，从接管全家的财权开始，养家兔、养山羊、开股份公司养水貂再到最后的种植绿色蔬菜，善于管理的菊香将李家、养殖公司甚至花木村都管理得蒸蒸日上。富裕和睦，充分显示了巧女的真才实干和经营管理能力。

聪明才智型巧女故事数量最多，故事中往往出现一些谜一样费解的难题，到了巧女手中就被轻易点破。菊香是这样一个善解难题的巧媳妇，只不过她要解决的是更棘手的人际关系。李家与邻居马秀芬的仇怨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几条人命的仇怨其能轻易了结?可菊香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哥李大柱和马秀芬中间“穿针引线”、在公爹和二柱面前“装神弄鬼”、对固执的姑母李月春“软硬兼施”，最终促成了大柱和马秀芬的婚姻，不仅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由仇人变成了一家人，还解决了大柱多年找不到媳妇的难题。一举两得，显示了巧女的过人才智，解决棘手问题的卓越能力。

抗暴勇敢型的巧女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写的是一个忠贞的农人妻子，不愿屈服于国王的，拒绝他人破坏自己的幸福家庭，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勇敢，最终杀死了国王，和自己的丈夫过上了自由幸福的好日子。在这类故事中，女性的人身利益常常受到统治阶级的侵害。为维护利益和生存权利，巧女勇敢地同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显示出一种不畏、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剧中侯书记家公子侯三仗着家里的权势，骄横霸道、为非作歹，充当着故事中的“恶势力”。他对年轻漂亮的菊香垂涎已久，跑到家里来“求婚”，菊香一句“你家门楼高我不高攀”将其顶回，接着候三以供销社营业员的好工作来威逼利诱，又被菊香严词拒绝，当还不死心的侯三继续胡搅蛮缠甚至动手动脚时，菊香干脆一个巴掌甩过去，奋力和他厮打，直到邻居桃婶和哥哥过来解围。菊香和李二柱结婚后，侯三还经常骚扰她。菊香从不给他好脸色，面对人身威胁。菊香厉声回敬“你别痴心妄想，我过不好，你也别想过滋润了!”，面对物质利诱，菊香不屑一顾“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看不上”：面对权力威逼，菊香毫不示弱“我怕啥，我一不求人。二不违法!”果敢、机智、勇敢让侯三无计可施，最后只得灰溜溜地向菊香道歉赔情。菊香将民间故事中巧女那种不畏强权、反暴抗恶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

孝顺善良型巧女故事赞扬中国女性是对老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但其中所体现出的孝并不是封建家庭中的“愚孝”。一味的顺从而没有主见《宝碗》讲述了一家婆媳三代的故事。巧媳妇的婆婆不孝顺巧媳妇的太婆，让她用一只破碗吃饭。巧媳妇知道后并不因自己婆婆的尊长地位而盲目顺从她虐待太婆的劣行，而是用这只破碗劝诫自己的婆婆，使她由人及己，明白对老人应当孝顺的道理。剧中菊香对长辈的孝顺生动反映了民间文化中的孝敬观，菊香对公爹嘘寒问暖、冬做棉、夏做单，做什么好吃的先想着老人，孝顺备至，但不是盲目的、没有原则的孝，公爹最初不想把结婚礼钱交给自己，菊香机灵巧妙地说了一番话后冷不丁的从他手里“抢走”，做起了名副其实的有财权的当家人：公爹对马秀芬态度粗暴，菊香用中肯、巧妙的方法劝谏他，最终使他接受了马秀芬做自己的儿媳妇，这样菊香既展示出“百善孝为先”的民族美德，又体现了民间文化中朴素的自由自主的向善的精神。

民间文学最能反映广大民众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趣味，巧女故事是民众按照他们对理想女性预期而塑造出来的美好人物形象，剧中的菊香集多种巧女类型于一身，集勤劳、聪明、勇敢、善良等多种优点于一身，演绎了巧女故事的当代版本，自然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喜 爱和欣赏。因此，《当家的女人》这部影视剧的成功固然有主流话语介入、演员表演真实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张菊香这一当代巧女的艺术形象，“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在文化取向和审美判断上与观众的心理基本保持一致，那么这部构建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创造了具有本土经验和审美品格的影视作品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巧女故事，很早就引起民间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屈育德、丁乃通、刘守华等先生都接触、研究过巧女故事。特别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先生不仅指出中国民间文化中巧女形象的独呈异彩、灼人眼目。而且将之与中国民众生活和民族心理相联系。他说：“一般人通常认为中国旧社会传统是以男性为中心，但若和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笨妻当然也有。但仅是在跟巧妇对比时才提到”，此语为我们指点了一条由巧女故事达至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途径。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观念，而此观念经过不断地被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话语表述，作为一种正统观念和规范嵌入到民族心理之中，女性“他者”成为“在之不在”或皮戈马利翁的塑像。《周易・系辞上》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尊卑被说成与生俱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更是极度强化：“……妇人伏于人也。……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所以正妇德也。”在此种民族心理影响和主导话语规约下。“女子无才便是德”、温顺柔弱、逆来顺受、自甘弱势的女性形象和性格便成了女性的社会认同及自我认同的集体无意识表达。

然而从大量流传的巧女故事以及中国民众对其的赞扬传颂让我们感到事实并非如此，显然，巧女故事背后掩藏着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是：在主导话语的表达中，民间话语也有着自己独立叙述的历史和传统，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女性理想。尽管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不断地被统治阶级强化，但在由于民间生存生活方式与统治者不同，导致民间文化产生出与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人格规范及交往方式等相悖的文化形式，对女性的规约即与主导文化迥异。先生在论及乡土中国夫妇关系时说“婚姻所缔结的这个契约中，若把生活的享受除外。把感情的满足提开，剩下的只是一对人生的担子，含辛茹苦，一身是汗。夫妇的结合到这个地步差不多只是事业上的结合了。”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劳动人民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存，全家男女老少都不得不投入劳动。在封建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迫使家庭内的成员分工不太明显。因此，女性在操持家务之余也参加相当多的生产劳动。她们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的作风，自然而然会使男人心悦诚服，是对主导文化话语的强力忤逆。因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巧女形象，首先打破了英雄和评价英雄的标准：不以男女性别论英雄，而以实际才干为凭据：其次重塑了女性形象，事实上，一个女性比男性还聪明能干，往往会得到男性和社会的承认与尊敬。娶一个能真正撑起“半边天”共挑生活重担的媳妇常常会是男性的企望，同时，家族也盼望着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性来佐夫教子，来使种族繁盛。《巧媳妇》传达出了男性对聪慧女性的期待，《一个女人的爱情》传达出对不畏、独立自主女性的赞赏。这些都体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两性观念相背离的女性优越思想，表现了鲜明的非正统性甚至颠覆性。

从《当家的女人》中我们可以看出，菊香泼辣能干、聪明勇敢、有勇有谋的性格不仅是女性的审美期待，更是男性的审美标准。姑母李月春嫌菊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村干部石岩劝她：“家里娶个厉害媳妇，能撑门立户地那也不错啊!”姑父瘫痪在床，菊香手脚麻利地照顾姑父，姑父由衷地称赞：“我就喜欢你这脾气，风风火火干事的人”。为给二柱看病菊香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生理压力。下窑搬砖、拉氧气瓶，不善言谈的大柱不止一次地说“菊香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就连小时候的三柱看到心灵手巧的菊香也煞有其事地说：“我要和二嫂过一辈子”。菊香成了三兄弟、甚至所有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且菊香所生活的花木村不仅她一个人是女性当家，她的姑姑李月春也是一个当家的女人，村会计石林家当家拿权的也是他的媳妇胖婶，尤其是剧末的画面语直接点明“如今花木村涌现出了更多像菊香那样的好媳妇、好当家”。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由于期待视野和接受群体的大相径庭，更多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批判和扬弃，它往往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某种否定，甚至颠覆。“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民间故事中所塑造的“巧女”形象。传达出中华民族女性的理想性格绝非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样低眉顺眼、无才无德、软弱柔顺的，而是像菊香那样聪明能干、坚贞善良、刚强坚韧、蔑视权贵、不畏。她的核心之处，也是最光彩之处在于女性人格独立、能够主宰一自己的命运。

当代文学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生;价值观;问题;原因;对策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价值、价值关系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人们关于各种价值标准和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基本价值信念、理想的观念系统。价值观是种动态的理念，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的更新。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此，把握大学生价值观的发展趋势，认识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大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由于心智都还不够成熟，价值观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也使得大学生的价值观成为了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大学生价值观在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矛盾化等特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重视个人价值，忽视集体价值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存在着很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思想广泛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部分大学生没有意识到个人利益、价值是同集体利益、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过度的推崇个人价值至上，注重个人发展，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意识膨胀而出现集体价值意识淡薄、奉献精神欠缺、责任感不强等现象。凡事从自我出发，漠视他人和集体的利益，热衷于满足一己私欲的大学生价值观，势必会造成大学生对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定位不准。

（二）注重金钱利益，淡化理想追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部分大学生对金钱的重视和追求现象明显。再加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受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功利化、世俗化、务实化倾向。具体为：大学生填报志愿时，往往不是根据理想、兴趣，而是根据专业的就业情况好坏，导致冷热专业的区分；大学生就业时，往往不是为了理想的实现，而是根据好的工资、好的工作环境来选择，这也是近年来大学生热衷于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理想与金钱的博弈中，部分大学生逐渐物质化，陷入拜金主义。

（三）追求物质享受，藐视艰苦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条件还是相对富裕的，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们往往能轻易的从父母那取到钱去消费他们中意的产品，养成了享受生活的习惯，却也忽视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日趋物质化，喜欢从物质方面去攀比，追赶潮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却没有体会到父母赚钱的辛苦，遗失了艰苦奋斗、自食其力的拼搏精神，久而久之，不可避免的在价值观上出现种种弊端：虚荣、急功近利、互相攀比、好逸恶劳等。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问题的成因

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大学生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形式下面对着选择的困惑与矛盾。仔细探究这些问题，其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家庭因素的影响

家庭的教育方式、家庭环境、父母的价值观等家庭因素对子女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将决定子女的品性。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子女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反之，家庭教育的偏差与失误，易导致价值观的扭曲。父母的价值观往往会给子女带来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耳濡目染的亲情教育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因此，家长应该对孩子负责，要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给孩子树立表率作用；要善于和子女沟通，及时了解孩子最新动态，关心孩子、爱护孩子。与此同时，家长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养，配合和支持学校教育，使得孩子树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

（二）学校因素的影响

学校是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培育场所和渠道，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学校价值观教育体制不够健全，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方法都比较模糊、笼统，更多的是把道德教育当成价值观教育来进行。但实际上，道德教育只是价值观教育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价值观教育还应该包括职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消费价值观、婚姻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有许多价值观问题并非靠道德方面的内容就能得以解决的，这种模糊性教育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处于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此也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对于正处在价值观敏感时期的当代大学生。部分大学生不能紧跟时代的主流思想，反而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不能理性对待媒体舆论的宣传报道、盲目意气用事听信谣言等等，导致自身的价值观扭曲。

当代文学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写实手法；现当代文学；文学价值

一、引言

新写实手法是以写实为主，但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存在一定区别，强调将写实作为媒介，同时具备包容性以及排他性，在剔除政治因素、功利主义的情况下，将原汁原味的生活引入到了文学中。新写实手法在小说中的体现，主要是借助真实的写作手法，对社会底层民众所经历的人生百态进行描述，因此备受读者的喜爱。新写实手法的应用，强调探索现实社会中一般人的思维，使其与大部分人物的生活背景及命运相吻合，力争还原真实社会中普罗大众的生活模式。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的深度和宽度不再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尺，在去除隐喻下语言指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二、新写实手法的应用

文学作品以语言作为载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性，而在经过漫长的发展融合后，文学作品本质的特点与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新写实主义是从写实主义发展而言，在继承写实主义表现手法中写实成分的同时[1]，除去其中蕴含的主管嫁接因素和对情感的判断能力，力争采取平面对接的方法，叙述对象的生平，也可以叙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镜像。新写实手法更重视叙述自身对本质阐述所拥有的排斥性，而忽略了对社会层次的束缚，从而在自然中寻找叙述自身所具有的存在价值，使叙述对象的个人魅力得到凸显。在现当代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品中，更注重理性的社会价值观及情理层面的和谐，但对新写实手法来说，其更关注感性思维能否得到扩张，从而使其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更好地契合，以细腻甚至拖沓的口吻为依托，详细叙述事件的脉络，但不对其进行刻意地加工，不采取隐喻式的引导，也不引用“二元论”定义。在上述框架中，悖论的出现较为常见，反而使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写实”意向在新写实小说中常体现为以独具个性的文本写实方法为依托，将文章的核心和前提创作出来，通过对社会琐事的细微描述，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利用生活的真实来替代艺术的真实，从而突破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对艺术概念化的真实进行模糊，在对生活真实的可信度进行切割后，投射到读者的眼瞳中。将新写实与现实主义两大手法相比较，最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的特点与生活原点无限接近，不会提出确定含义的解释说明或以修饰的方式来掩盖生活本身的状态。新写实手法的出现，可以说带有十分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在两者融合后，更具备了后现代的色彩。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是将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想与中国历史相融合，相应的流派也在不断增加，不过无论何种流派，都具有一定的后现代特征，像从诗歌方面的盘峰论战，到新写实小说代表，如梨花体王朔、池莉等优秀作者的出现，从实质上来看，凸显的是解构语境后写作手法的突破[2]，但是这样容易引发作品解构的不稳定性，也决定了作为一种小说创作的形态，新写实小说想要维持较长的发展期十分困难。

三、新写实手法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内涵

新写实小说对比以往的各种流派，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较大改变，其中作为明显的三个特征，分别是“平民视野”“实录精神”和“反英雄”。如果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仅有上层精神领域而缺乏细节，则会导致其失去最为宝贵的现代价值。新的发展环境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相对应的，是大众审美观及价值观的转变，其现实诉求在形而上的笔触和情感表述中不能得到满足，新写实手法引发了人性的多元化差异，归根结底来自其低轨迹、个性突出的矛盾性。新写实手法使生活本质得到还原，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表达方式，填补了现实社会批判行径的空白，作者通过在个体上凸显集体失落感的方式，全面否定和摒弃了传统形而上的精神，以后现代主义中的“无视和漠视”为依托，再次构建文学作品的精神框架。通过叙述“形而下”的小人物生活姿态，从而将零碎的现实场景进行拼接，以此为依托将主体思想消除，回归生活自身对于物质的依赖和诉求。借助新写实作品，能够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各种诉求映射出来，无论是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抑或具体的行为，这些基础的元素构成了社会。新写实文学作品通过持续的冲突来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以及批判性，通过与历史相比较，产生全新的矛盾单元文学作品所应该展示的并非远离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而是最为普遍的存在，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3]，却能够真真切切的对多数个体生命的旋律进行客观反映，而在相应的轨迹中，能够彰显出一个时代人们的心理及行动变化，真实地体现出人活在世的客观状态“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人，但是每天需要面对的，只有身边的几个人”。

四、新写实手法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文学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质量，二是精神内涵。在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讨论时，需要从作品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就其思想和语境的吻合度进行研究，看作品是否能够将时代特色反映出来，是否具备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针对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文类问题进行研究，关注的核心在于互文性和断裂性，而非排斥性。事实上，新写实小说中，无论是世俗语言的介入、平庸琐事的介入还是人物思想猥琐的等差额介入等，都能够将时代特征地体现出纳入文学作品中，不做任何修饰，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还原，从而形成一种等同甚至超越艺术生活本身的真实，而且因为与生活实际紧密连接，文学作品中渗透出的时代味道使得其变得越发逼真，仿佛能够直接触摸。通过这样的方式，文学作品能够最大限度地对历史进行承载，从多种角度，诠释时代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显著体现了文学作品价值。就像《粮食》中对“瘦袋”形象的描绘，其所具备的实际上是当时人民的本性，这种本性的体现与生存息息相关，其以最原始的需求为起点，在生存的本性被威胁时，则再懦弱的人也会做出反抗，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甚至于在本性面前的投降同样能够视为对现实反抗的一种形式[4]。瘦袋出于对本性妥协的反抗，说出了文章最后那句“粮食”，作者以世俗语言为依托，真实呈现了这样的情感，迎合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使得作品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价值。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是新写实手法所具有的一类特殊价值，这可以视为一种嘲讽，具有一定的冷幽默风格，若是残酷的现实将生命降生与生存的喜悦磨灭，则原有的形而上的社会价值将会杳然无踪，看似荒诞的场景中，本位思考跌落神坛，扯落最后的遮羞布后，使得生命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原始的生存条件都遭遇了威胁。此类文学价值的表达虽然浅俗，但是却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有所体现，也能够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部分，作出文学价值的评价。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引入新写实手法后，社会对其的评论褒贬不一，由于其介绍了后现代主义中对于理性的叛逆，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精神引导的解构，以及对历史积淀的高尚经验的解构，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而这种思考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哲学观相符合，即以自然主义为准则。观点看似较为消极，却用于力争生存的积极作用以及最为巨大的包容性。在《黑的血》中，刘恒这样写道“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听着，默不作声。他开始打扫屋子尘封的各个角落里都飘浮着那个呼唤的回声”，而类似这样的声音，同样出现在王安忆的《小鲍庄》中，两者的区别在于，王安忆小说中的语言更加干净，鲍彦荣一人在场景中似有似无的出现，使得作品仿佛延续了一种不合乎时宜的思想，不仅承接了裂痕，也使得字里行间充斥着伤痛。这样贴近自然的气息在整部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小人物暗含了多数人们的命运，这些人只能在传承中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与自然相抗争，虽然他们并没有任何丰功伟绩，只是在感性思维的引领下，于平凡中书写历史的篇章。新写实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实现了对于一个时代的描述，以《小城之恋》为例，在点滴琐事中自然呈现出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成长以及生存的现状，小杜的父辈们充分体现出了农耕时代农民的淳朴，而从小杜本人的身上，则可以看到从农村到城市转型过程中人性的变化；小杜婆家在管家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烙印，当孩子作为家族生命的延续降生后，就仿佛是生命的循环，其病症无药自愈的情况与自然哲学观中顺其自然的理念相契合。虽然从表面上分析[5]，新写实手法体现出了对于一切传统意义理论的反对，不过其能够通过平常的口吻，将深层次的哲学观体现出来，并将文学价值中的社会普遍意义特性浓缩放大到小人物身上，能够实现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理性诠释。

当代文学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汉学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出版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现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卜立德、蓝诗玲等，美国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仪慈、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等，法国的杜特莱、安妮、居里安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实克等，加拿大的杜迈克、梁丽芳等，瑞典的陈安娜、马悦然等，澳大利亚的杜博妮、雷金庆等，荷兰的佛克马、柯雷等，俄罗斯的李福清、谢曼诺夫、费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仅从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有怎样的视角与维度？特点与意义是什么？

2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

汉学家群体中既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涉及萧军等中国现代作家，同样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论及萧军；美国神学家陶普义，在《论老舍对中国基督教会和“三自”原则的贡献》中，从神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他还出版了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这些海外非文学专业的汉学家大大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远非简单的中文与外文之间的语码转换，它涉及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思维习惯等传统翻译学之外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应该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译介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视角加以考察。由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是传统翻译学很难解决的难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使得汉学家除了独自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学家与汉学家之间的合作。汉学家组织合作团队来翻译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比如，铃木择郎等日本汉学家集体翻译《四世同堂》，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刮起了一阵“老舍旋风”。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这部以为背景的小说，“触动人们心灵的隐痛，加深了人们的忏悔”[1]。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与他的波兰学生斯乌普什基合作翻译《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二，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罗伯特与白英和袁嘉华及中国学者杨周翰等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鲁迅、老舍、沈从文、杨振声、张天翼、施蛰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说[2]。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在翻译中的合作。他们一起创办外文版《中国文学》，向海外推出《熊猫丛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西游记》时，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国学者汤伯文核定。美国汉学家沙博理也是在汤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浒传》的翻译出版。美国汉学家罗穆士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也得到中国学者任家桢的帮助。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之称的葛浩文与他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使该作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第三，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萧红著称的葛浩文，对萧军也颇多关注，两人多次互访、通信。葛浩文还从萧军处获得了一些原始文献，在著述中多次谈到萧军的创作。他翻译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王际真曾写信向沈从文讨教，以便更好地翻译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是老舍与浦爱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老舍亲自念给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听[4]。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小说时，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见，甚至还到小说中描写的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德国汉学家顾彬与北岛、欧阳江河、杨炼、西川、王家新、张枣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诗很多是由顾彬译成德语，传播到德语国家。除了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合作外，汉学家还请中国作家推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1932年日本汉学家田增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文学部分，请鲁迅推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稀松的爱情故事》和《皮带》。1933年，朝鲜的金湛然想编译一部“世界文学”，请鲁迅推荐张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鲁迅和茅盾与美国汉学家伊罗生共同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角》推荐具体的选目。

第四，汉学家、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如赛珍珠夫妇在美国创办的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们之间的合作为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机构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葛浩文是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翻译家。他为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当前，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在英语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蓝诗玲等汉学家也积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5]。一些在法国取得较大反响的中国作家大多与法国汉学家及出版机构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池莉、余华与何碧玉以及南方书编出版社合作，莫言与尚德兰、杜特莱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与傅玉霜以及中国蓝出版社合作。

第五，汉学家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苏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经常邀请海外知名汉学家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翻译工程”，向海外汉学家提供资助。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汉学家。

3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质和渠道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介质和渠道有外文网站、期刊、专集、图书馆、高校等公共空间。外文网站有港书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国的《中国文学》《天下》，美国的《东西方评论》《亚洲》《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当代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哈佛亚洲学报》《东西方文学》和《20世纪中国》，日本的《北斗》《热风》《中国文学》《鲁迅研究》《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野草》《未名》《飚风》和《猫头鹰》，英国的《生活与文学》，法国的《欧罗巴》等。英文专辑有斯诺1936年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王际真1944年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袁家骅、白英1946年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赵景深1946年编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米尔顿、克里夫德1961年合编的《亚洲现代小说宝库》，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宝库：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说和戏剧》，夏志清1971年编选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白之197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编译的《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杜博妮、罗宾逊1979年编译的《遗腹子》，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1979年合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编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刘绍铭、葛浩文1995年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沙博理2002年编译的《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以及王德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等。海外图书馆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图书馆等。国外很多高校设立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学等，日本和韩国也有些大学设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机构。汉学家还经常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国外去讲学、朗诵，进行文学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会馆和图书馆等艺术氛围浓厚的公共空间，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

4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左右汉学家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劳哈尔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是指接受者倾向于接受与本地文化接近的传播内容，外来媒体内容若要被本地受众接受，就应该贴近或符合当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员，长期共享汉文化成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同文同种，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化根基相同，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较多。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相似的文学现象，韩国汉学家倾向于翻译“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译到法国并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法国有着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传统，法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浓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读者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惯常视角。在二战后“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与东方长期思想对立，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这些无疑都形成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视角。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要符合他所属国家的政治需要。《狼图腾》在海外出版时，出版商为了迎合某些西方读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着力渲染作者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里敏感“时间节点”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凡是在中国大陆有争议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晓的《门规》等，诚如葛浩文所说：“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7]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竟然是“”。这部书以政治敌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这样的解放区或左翼作家大加攻击，充满了政治的偏见。李欧梵、王德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政治视角。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文学补救的作用。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被重新发现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确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劳。但同时这西方世界与中国政治对立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是审美习惯。西方读者偏爱某些中国作家作品，这与他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他们喜欢苏童的小说。在苏童题材多样的小说中，法国读者青睐其女性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红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译者考虑到法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都进行了改写：将原著中没有加引号的对话都加上引号；用感叹号来代替对话结束处的句号；将一些长段改成短段。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改，删去了小说中的按语和议论部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使译本更接近英语小说的结构，便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爱看连贯的故事，这种改写式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5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

因立场、观点、学术背景和客观现实等方面的不同，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把本体论、公共空间、主体性、民族国家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研究向纵深掘进。如，普实克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认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8]。韩国汉学家李福熙从哲学层面探讨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认为萧红的悲剧精神极具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封建礼教、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红尘之类的层次，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这使她的小说跨越了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都主张用“日常生活叙事”解构左翼叙事和五四叙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与五四，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9]。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发，重新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叙事、新左派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学史书写路向。

二是美学维度。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判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复杂流变。夏志清历来主张发现优美的文学作品，擅长用新批评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他肯定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优美情境的表现，赞赏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美学价值，如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赋予朦胧、伤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种含义。夏志清褒奖钱钟书善用象征事物，能够将审美剖析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李欧梵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早期，着力探求中国作家的浪漫质素。他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蒋光慈等。后来，他的美学观转向了颓废美学。在他看来，上海促使施蛰存这类作家生成“怪诞”体验，颓废美构成了上海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质，“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风的小说表现了都市中的浮纨颓废，张爱玲把人生、历史和艺术对立，其小说被视为“颓废艺术”。王德威的美学视域则表现为抒情美学与怪诞美学的融合，他不仅着力挖掘小说中的怪诞美，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结合起来。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他们的小说美学观自探求优美美学伊始，经数次转变后回归于追求抒情美学，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批评也相应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然后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

三是传记维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教授传记文学的柳无忌，以《萧红评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76年，这篇论文在美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从传记角度研究萧红的著作。此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胡志德的《钱钟书》、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等。

四是跨文化维度。有的属于性别文化研究。如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探究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经典主题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在文学中得以再现。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从大众文化、电影等多个视角，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心理分析、广义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构建。有的属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化”进行观照。史美书的《现代的诱惑》研究了中国“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双重视野之中，检讨出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

6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对象的经典性。汉学家一般选择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来进行翻译与研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萧红、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丁玲、赵树理、老舍、王蒙、张洁、莫言、北岛、苏童、残雪、余华等。二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除了前面讲到的思想视角、美学视角、传记视角和跨文化视角外，还有其他视角，如哲学视角、史学视角、文本视角等。三是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有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一个对象，如竹内好长期研究鲁迅，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梅仪慈以研究沈从文见长。有的汉学家对某一命题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阐发，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这一经典主题的创见，张英进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普实克的《抒情与史诗》、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等。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观念和视野，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 结 语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还使中国文学研究在内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在海外却能继续下去。此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对国内的研究起到补救与纠偏的作用，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与国内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力推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注 释

[1]孟泽人. 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迹：老舍在日本的地位[J]. 新文学史料， 1982（1）：215-224

[2]王建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15-22

[3]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f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翻译模式[J]. 小说评论，2011（5）：4-12

[4]乔志高.老舍和朋友们[M].上海：三联书店， 1991：9-12

[5]吴S，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探讨[J]. 中国外语，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传播典型：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的翻译与出版[J].中国出版，2015（12）： 56-60

[7]罗屿. 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J].新世纪周刊，2008（10）：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