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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电视新闻节目对复杂的电视特技手段是排斥的,是因为特技会使纪实性的新闻画面失去其真实朴素的面目。但是,一些简单的特技,电视新闻节目还是能接受的,并且是很必要的。如美国9.11事件新闻报道中就运用了慢动作镜头播放了飞机撞向世贸大厦时的瞬间情景,广大观众十分晰地看到当时事件发生的过程,对事件表达得更清晰更真切。叠划也会使镜头之间的连接变得柔和顺畅,加强镜头之间的紧密联系。
可以说,特技是电视新闻画面的锦囊,运用诸多画面语言元素来加以处理,会起到增强新闻画面典型性、新颖性、审美性的作用,会使新闻画面更为流畅,更为生动活泼。这些艺术化的处理更应是我们电视新闻节目可以移植的。
插入丰富的图象资料增加电视新闻节目的可视性
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中,画面资料的运用并不十分普遍。在行业新闻里,如工农业生产、经济统计周期、历史总结回顾、市场情况调查等,许多内容是可以借助于图象资料完成的。尤其是已过去的新闻背景,或者是抽象的新闻内容,在利用解说进行说明的同时,、可以编辑上事先准备的图象资料,以增加电视新闻的可视性,丰富新闻节目的画面语言。
无论是综合报道还是某一行业的专门报道或者是人物新闻和社会新闻,资料的收集都很重要。要做出深刻的报道,只靠短暂的采访一般难以做到,大量占有和收集资料对成功的报道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一些会议新闻报道,其场面毫无新意。如果在这类冗长的新闻节目中插入与会议有关的资料,将会使报道看起来更加生动直观。
采用动画手段以配合电视新闻节目的信息表述
动画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也可以使用以补充画面的不足,增加视觉效果,丰富画面语言。有时关键的电视画面不能拍摄到,制作一段动画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编导及动画设计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新闻信息,设计出切合内容的、新颖的动画表现形式,更好地加以表述。
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并随后在中部地区成功着陆。中央台在当天的新闻节目中滚动播出了这条消息。我们看到的一组画面中,依次有飞船随火箭升空、飞船在太空遨游、飞船穿破云层进入低空、飞船着陆、返回舱回收等,清晰完整。其中火箭升空,飞船穿破云层低空,返回舱回收是摄像机实拍的画面,飞船在太空遨游、飞船着陆则是由动画制作代替的。由于这两段动画制作得相当精彩,使我们对飞船的整个飞行过程有了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再如,有关煤矿生产事故、飞机空难等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也都可以运用动画手段来帮助观众弄清事件的原委、分析事故原因。这些也给新闻类节目的制作带来新的研究课题。
有声语言包含了大量的听觉信息是新闻现场重要的素材
在动态感强烈的新闻事实中,声音的作用十分明显。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声音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现场音响,一类是对当事人的采访,它们都是新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新闻作品时,编导对这两类声音都要尽量采用。现场音响的效果是任何文字描述所达不到的,给现场音响留出~段时间会使新闻效果增色不少。好的现场效果音响可以直接采用,也可以与解说词混用。
获得1998年中国电视新闻奖的消息《巴格达遭空袭纪实》就很好地运用了现场声音,炮弹的火光划破夜空,炮弹的呼啸声和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记者站在新闻中心的平台上,现场的爆炸声之大甚至淹没了记者进行现场报道的声音。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对现场音响无法记录和报道,只好采用语言描述的办法。我们在报上欣赏过生花妙笔流淌出来的飞扬文采,或许会在收音机里听到近在耳旁的自然之声,但是我们若在电视上看到声画一体的新闻现场,心中就会荡起绝对不同的真实感。
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同期声采访也是很重要的。被确定为访谈对象的有关人员或者与新闻事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能够做出客观权威的评判,总之,访谈的内容提供了与新闻事实有关的重要信息。记者与访谈对象面对面进行交流的形式直接提供了更丰富的新闻信息,它胜过记者或播音员的转述,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与新闻事实现场画面同样重要,所以我们的记者在做节目时,千万不能忽视了新闻画面的有声语言。
丰富听觉信息,再现真实现场,使电视新闻可听可看,是给观众提供纯粹的电视化新闻节目的重要语言元素之一。
音乐语言能增加画面的视觉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电视音乐起源于电影音乐。我国的电视台刚成立时,播出的电视新闻节目全部配有音乐。那时,由于人们对电视新闻的认识尚在原始阶段,同步录音还做不到,音乐的使用为新闻增加了效果。现在的消息类电视新闻中很少能够听到音乐,但这并不说明音乐完全就不适合于电视新闻节目。
一、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塑造新农民,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积累人力资本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媒介环境和观众需求的变化,形态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程序软件”的性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认为,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是电视新闻节目内容、形式、品质的自然延伸和个性化拓展,也即由叙事、新闻、题材、视听等元素构成的电视新闻节目设计模版。
不同的电视新闻节目元素的排列组合或曰编码构成了不同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从理论上说,有多少种电视新闻节目元素的排列组合或编码方式,就会有多少种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从元素的角度来分析,与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方式一样,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创新方式亦有三种:“第一种是新元素,旧组合、旧编码;第二种是旧元素,新组合、新编码;第三种是新元素,新组合、新编码。”[1]不同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元素相互交叉,互为文本,这又成为当代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发展和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正从“内容为王”的时代进入“元素为王”的时代。
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是电视媒体在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中,在作为传播者的电视新闻媒体希望传播的信息和作为接受者的电视观众愿意接受的信息中寻找到的一种最能体现电视新闻节目生产规律的可复制的“程序软件”或设计模版,进而把某些电视新闻节目元素固化到某种结构之中,使得任何其他电视媒体都可以据此复制出相同品质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设计者能否根据节目的形态特色,利用核心元素搭建整体节目结构,再用其他相关元素对节目结构进行微调和润色,是影响节目形态品质的重要因素。
人们形象地把节目形态解释为一份为电视新闻节目制作而开具的处方,这份处方中包含了一档电视新闻节目所有的概念和创意,它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世界各地使用。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往往包含制作一档电视新闻节目所需涉及的所有元素,这样,全球各地的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人就可以基于本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将这个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本土化,作为本地新闻节目播出。在国外,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创意要经过多次测试、试播环节并在商业播出中取得成功之后,才能最终成为可以在电视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精神产品。
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具有可复制性、限定性和流动性三个基本特质。
一般说来,在经过一系列测试和实际播出之后,一个成功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异地复制之后往往也能够获得成功。对成功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购买和移植已经成为普遍的市场操作行为。
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限定性是形成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重要前提,没有限定性就没有电视新闻节目相对固定的形态特征。从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形态的限定性在逐渐增强,这是电视新闻节目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是媒体在激烈竞争时代的选择。
虽然具有可复制性和限定性,但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既有形态在改变着,亚形态在衍生着,新的形态在形成着。“在某些时候那些看起来‘标准的’、‘可接受的’和‘常规的’东西,几年以后就会变得陈腐、过时,不再能被接受。”[2]
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可复制性、限定性和流动性是通过叙事、新闻、题材、视听等电视新闻节目元素的选择等手段具体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都具有形态意义。有些电视新闻节目刚一诞生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节目形态的诞生;而那些模仿复制的电视新闻节目只是增加了同形态节目的数量而已;至于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新闻节目,则对同形态节目的良性发展构成严重危害。先进的形态设计本身就是电视新闻节目生产经验和创意的精华所在。
当前,电视新闻节目形态在各种与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和研讨相关的场合中出现率越来越高。这是合乎逻辑的现象,因为电视新闻节目是一种高度形态化的电视节目,只有极少数一次性节目会偶尔不在已确立的一般形态族群之内。而每一种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既有其优长,亦有其不足,因此,在实际的电视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通常要对多种电视新闻节目形态融会贯通,优势互补,综合使用。譬如,电视民生新闻做得较好的《南京零距离》栏目就综合运用了各种节目形态:有长消息、短消息,也有小型新闻调查、小型新闻专题、小型新闻访谈、微型新闻纪录片和微型新闻现场直播,还有形式简洁但切实有用的服务性新闻信息。正是因为形态多样,所以各个领域的事件,各个体裁的新闻,各种性质的资讯,都可以作为新闻进行传播,为观众提供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信息,将电视新闻节目的权威性、形象性、贴近性、服务性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二、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元素
电视新闻节目元素是构成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基本单元,是承载电视新闻信息的载体。电视新闻节目的基本元素包括题材元素、叙事元素、新闻元素和视听元素四大类。
1.题材元素
电视新闻节目的题材既是指报道的具体题目范围,又是指表现主题思想的材料。电视新闻节目的题材元素可细化为经济题材、政治题材、文化题材、社会题材、生态题材等子元素。
在具体操作上,成功的电视新闻节目在选择题材上应遵循有用的信息、丰富的情感、鲜明的个性三个标准:有用的信息是指信息作为不确定性程度减少的量,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应力求传播观众欲知又未知的信息,或他们虽已知道一些,但对事物真正的质的认识又不确知的信息;丰富的情感是指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不只是单纯叙述事实,其魅力也在于以报道中的浓郁的情感来激发观众的情感,从而增强节目的感染力和可视性,尤其在有一定长度的专题类新闻节目中,情感尤为可贵;鲜明的个性是指人是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元素,要通过人格化传播以人的气质、魅力等情感元素,使电视新闻节目以特有的魅力获得观众青睐,当摄像机镜头对准人的时候,要以人格化采访展示采访对象和采访者自身的个性、人格魅力,从而激发观众的思想参与。
2.叙事元素
叙事与人类历史共同产生,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新闻与传播意义上的,即通过事件的叙述传递信息,求得生存和发展。“就新闻传播来说,‘叙事’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主要方法和各种体裁新闻的共同元素。”[3]
电视新闻节目的叙事是见证人的叙事,通过新闻播报、现场取景等方式为人们提供见证现实的感觉。与此同时,新闻叙事还有助于预测未来。每一个新闻事件本身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是现实故事的一个部分,新闻叙事不仅仅告诉人们现实的情况,还有助于人们预测未来的发展。
电视新闻节目的叙事元素包括事件、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意义等七种子元素。在以受众为核心的现代传播理念指导下,这七种叙事元素的组合愈来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逻辑关系。具体表现在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个性化:主题事件化就是精心选择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作为所报道主题的载体,来勾勒、突出和深化新闻主题;事件故事化就是用故事来结构报道,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引出事件、解释事件,以此来构造起伏和悬念,达到吸引观众的效果;故事人物化就指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的形象立体起来,用人物的命运变迁和具体感来加深观众对新闻的印象,为新闻的主题服务;人物个性化是指在新闻人物的刻画和描述中,注重细节的拍摄和描述,用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用细节来加深观众对新闻的印象。
3.新闻元素
电视新闻元素包括以下时效性、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形象性、贴近性、互动性、综合性等八个子元素:时效性元素是指电视新闻节目产生应有社会效果的时间限度,即在什么时间范围内,新闻节目才有传播效果,才有价值,具体体现在时新性和时宜性两个方面;真实性元素主要体现在事实真实、本质真实和表现真实等三个方面;新鲜性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第一首创、特色特点、奇趣反常等三个方面;重要性元素主要体现在重大时政活动、热门话题和焦点问题等三个方面;形象性元素主要体现在真实再现、典型细节和剪辑顺畅等三个方面;贴近性元素主要体现在利益上的贴近、地理上的贴近和心理上的贴近三个方面;互动性元素主要体现在接受认可、信息反馈、提供素材等三个方面;综合性元素主要体现在制作过程方面,即电视新闻节目需要采、摄、编、后期制作等多工种的相互配合。
上面对电视新闻节目的新闻元素分类剖析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工作中,这些要素都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电视新闻节目生产过程中要综合运用。
4.视听元素
电视是一种后来居上的集大成的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其新闻传播几乎采用了人类目前拥有的文字、声音、图画、影像等各种信息载体。归纳起来,人们接收电视新闻节目主要依赖于听觉和视觉神经的结合,由此,本文将电视新闻节目的视听元素细分为视觉元素和听觉元素两大类。
视觉元素主要包括图像、动画、图画、字幕等子元素:图像是最重要的视觉元素,具有运动和连续的特点;动画具有极强的可视性和特殊的表现力,对于新闻节目中一些看不见、语言有难以表述清楚的内容,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和科普知识方面的问题,用动画来表达,能收到清楚易懂的效果;图画,包括地图、图表等,是电视新闻节目常用的视觉元素,图画的适当运用,既能增强观众的感性认识,又能补充视觉形象的不足,加深对新闻内容的了解;字幕常用来弥补形象和声音语言的不足,主要分为标题字幕、提示字幕、满屏字幕、插播字幕等四种类型。
听觉元素主要包括解说词、同期声、音响、音乐等子元素:解说词一般指电视新闻节目播音或记者、主持人的现场报道,其新闻元素较齐全,文字结构也较完整,所以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具有完整地传播新闻内容、拓展报道层次的作用;同期声是电视听觉元素中有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声画一体的角度来看,同期声是画面和人物语言同时出现,是一种复合形态,具有图像和声音的双重功能;音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听到声音和响声,声源来自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地方,可进一步细以分成动作音响、自然音响、背景音响、机械音响、枪炮音响、特制音响、模拟音响等;音乐是一种长于抒发感情,并具有丰富艺术表现力的元素,虽然在主流电视新闻节目中,揭示主题大多是靠有声语言阐述完成,但音乐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如果运用得当,确实能起到揭示并深化主题的作用。
注释:
[1] 孙宝国:《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 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一)基本假设FujitaMasahisa和Jacques-FrancoisThisse(2002)综合了中心-模型和张伯伦关于中间投入品多样性的方法构建了关于粘性劳动力与区域专业化的两区域、一种生产要素以及三部门模型。本文的模型基本假设与之相似。模型中包含两个区域,即城市地区和城市以外的边缘地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且劳动力是粘性的,其不能在区域间流动;经济系统中有三个部门: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其中服务业部门为制造业部门提供服务产品。这里假定制造业部门和传统部门使用劳动力,且劳动力在空间上是不流动的,所以假定制造业部门产品是同质的,并且假定制造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以及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所有劳动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可以用(1)式所表示的效用函数来代表。其中,表示消费者效用,代表对制造业部门使用低生产率服务产品而生产的同质产品的消费,代表对制造业部门使用高生产率服务产品而生产的同质产品的消费,A代表对传统部门产品的消费。,表示在消费者总支出额中对制造业部门各产品的支出份额,表示对传统部门产品的支出份额。与之前的模型不同,本文借鉴了ToshihiroOkubo(2010)关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思路,将服务业部门划分为生产效率不同的异质企业。假定服务业部门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生产多样化的现代服务业产品,以满足制造业部门的服务需求,其区际之间交易遵循冰山交易成本,区内交易无交易成本,并且依据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表现出企业异质性特征。为了方便研究,假设现代服务业部门有两类生产效率水平不同的企业:一种类型为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需要较多单位的劳动力及具有较高的边际成本,称其为“”企业;另一种类型为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需要较少单位的劳动力及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称其为“”企业。其中,每个企业都需要使用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投入,则现代服务企业类型j生产产量需要单位的劳动力,其生产函数如(2)所示。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引入,本文假设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异质性企业“”和“”的单位投入系数分别为和,且。每个区域在初始均衡条件下拥有相同的“”企业和“”企业分布,和分别表示“”企业和“”企业区域内企业数量的构成,其中,这个企业类型的份额表示生产率分布,在Melitz(2003)的研究中是外生给定的。由于每个区域的每单位资本与个体边际成本有关,因此可用不同企业单位投入系数和来测量。假设决定企业异质性的成本差异要高于“”企业和“”企业的相对分布比率,具体关系见(3)式。
(二)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效用函数由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表示,所有劳动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并消费同质产品。地区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如(1)式所示。如果为消费者收入,是传统部门产品价格,而是制造业部门低端产品的价格,是制造业部门高端产品的价格,则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二、均衡分析
本文中的模型是在制造业部门使用服务部门产品的前提下展开的。当使用服务部门的产品时,制造业部门之所以在某区域集聚,是因为服务产业聚集在该区域,然后吸引制造业部门区位选择至此,而制造业部门集聚此地,又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产品需求,因此又会吸引大量的服务业部门集聚,相互作用,不断循环。命题2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引起聚集的一种力量,更多的异质性企业更可能导致完全聚集的产生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稳定。相对于低效率服务企业而言,高效率服务企业由于自身单位投入系数较低而集聚在城市地区表现出的稳定性更高。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择通常情况下,经济活动规模越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此。因此,经济活动规模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将指标体系共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主要从经济活动规模来描述;另一类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指标,是指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腹地的综合实力、贸易比率、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制造业集聚度、服务业集聚度、物流业集聚度以及宏观税率水平等指标。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香港,香港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由的市场制度、发达的金融和物流服务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不但拥有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还提供较为完善的如融资、保险、经纪、仲裁与法律服务等中高端服务业。此外,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国际组织总部都选择在香港经营业务。因此,选择香港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代表来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对象具有代表性。
(二)数据说明鉴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时间的连续性,本文采用2001年-2012年香港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香港统计月刊》。本文的计量分析主要使用以下变量,详细划分见表1所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计量软件为Eviews6.0。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基于VAR模型要求系统中各变量的平稳性要求,本文通过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ftop、gdp、hum、infor、jem、zem、tax、trade、traf、yem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这些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具体见表2所示。
(二)协整关系检验下面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来对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演进影响因素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根据LR、FPE、AIC和HQ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阶,那么设定Johansen检验的滞后期为2。选择由ftop和gdp、infor、trade、traf、jem、yem构成的列向量有确定线性趋势且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具体见表4。协整关系方程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水平与腹地综合实力、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贸易比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而人力资本水平和宏观税率水平对 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此处暂不考虑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腹地综合实力和贸易比率每增长1%分别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09%和1.5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长期内对中心城市表现出负向作用,即两个因素每增长1%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降低1.14%和2.00%;同样,企业异质性对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的贡献也较大且均起到了负向作用,服务企业集聚度和物流企业集聚度的负向效应系数分别为-1.45和-2.18。
(三)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基于协整关系检验可知,变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top)与腹地综合实力(gdp)、人力资本水平(hum)、信息基础设施水平(infor)、贸易比率(trade)、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f)、服务业集聚度(jem)、物流业集聚度(yem)等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根据范晓莉(2012)[15]、郝寿义和范晓莉(2012)[16]的研究方法,在协整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心城市的误差修正模型,探寻各演进影响因素与发展水平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如式(37)所示。其中,误差修正项为,误差修正系数为-0.04,说明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的误差修正项具有负向的修正机制,即发展水平增长率对长期均衡的偏离会对短期的发展水平增长率波动产生一个负向影响,但调整速度稍慢,不具有显著性。从ECM模型来看,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增长率的影响外,还受到滞后一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正向影响和滞后二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负向影响。同时,滞后一期及二期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企业集聚度的增长率对于发展水平增长率具有负向作用。而滞后一期贸易比率的增长对发展水平增长率短期内起到正向影响,短期正向效应系数为0.01。而滞后二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增长率对发展水平的增长影响也为正,短期效应系数为0.04。此外,滞后一期的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则对城市发展起到了正向效应作用。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显示,对于来自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自身的冲击显著为正,冲击响应在第一期为最大值并逐步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后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对于来自于“腹地综合实力”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在前五期内呈现倒U型的负向效应,从第六期呈现稳步上升的正向影响;对于来自“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从第一期至第五期均呈现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而对于来自于“贸易比率”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是显著为正的,在前五期呈现倒U型的波动状态后呈现稳定的正向效应影响;对于来自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负,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负向波动状态,且负向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对于来自于“企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来说,在前二期内服务企业集聚的贡献为负,从第三期开始逐渐上升,直至第七期达到峰值,此后呈现平缓下降的正向影响趋势。而来自于“物流企业集聚”贡献在前三期内影响力度较弱,从第四期开始呈现U字型的负向影响,从第十五期以后转为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综上所述,在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发展水平的较大影响外,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带来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发展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但长期内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此外,贸易比率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的影响较弱,但在长期中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度;与之类似,腹地综合实力也主要在长期内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内主要受到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占比为81.36%,同时还受到服务业集聚度、贸易比率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低的影响,占比分别为2.77%。6.46%和8.11%。长期而言,腹地综合实力、贸易比率、服务业集聚度是影响中心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影响占比分别为7.39%、11.7%和9.97%,其中服务业集聚度的影响力度上升较快。此外,长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占比为9.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物流业集聚度的影响力较弱,但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