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一味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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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一味芜湖范文第1篇

江浙一代，是我国“鱼米之乡”的核心地段。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之间的太湖功不可没。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太湖和其他一些国内比较大的淡水湖一样，环境渐渐恶化，面积渐渐缩小。虽然地方政府年年在治污，可是地方老百姓仍然不敢放心用水。看来，“经济越发达水越黑”，在现在的语境之下，并非没有存在的道理。这其中，最典型的标本，莫过于太湖治污。

太湖污水治理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太湖越治越污？这百亿资金又花在了何处？成效几何？看罢新闻，我们就会发现，太湖治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太湖治污是一项斥资上百亿的大工程，美其名曰“输血换肾”，即在无锡与苏州交界处，开发了一条望虞河，北起长江边的耿泾口，流经嘉陵荡、漕湖等数个湖泊后，在沙墩口注入太湖。它从长江引水，注入污染严重的太湖，“输血换肾”。太湖治理者们对这项“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工程寄予厚望。

他们假装在治理，我们假装在相信。一方面，“共饮一江水”已经成为历史，“毒阴于长江”的报道告诉我们，长江已经不再是那条干净的母亲河了，将长江水引入太湖的“输血换肾”的做法，可能会给太湖带来新的污染物，太湖很可能会成为那个集体卖血而得了艾滋病的“绝症村”；另一方面，即便长江水是干净无污染的，不堵住太湖周边污染水源的摄入，治理太湖也永远是个伪命题。中学时我们都做过“进水管和出水管”的数学题，如果不能堵住污染源，相信“输血换肾”的作用仅仅限于“稀释”，而断然不会得到根治。

有污染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治理；治理无效也不可怕，怕的是没有治理无效之后的反思和自察。对于以治理太湖为代表的“中国式治污”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有污染，也不是治理力度不大，而是“年年治年年污”的可怕现实。治污好像是个“无底之洞”，治污费又不容易实现公开透明，又加之污染源没有根除，治理的效果又能好到哪里去。地方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的治污工程，改善不了太湖的水质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第2篇

人们常说，互联网无国界。中国互联网产业一直有着强烈的国际化情结，有着执著的全球化梦想。我个人的感慨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都是基于本土市场，能真正称得上全球化的互联网企业，几乎找不到，这是一件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梦，终于找到了更理想的突破口。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一个历史性战略机遇。

目前，移动互联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全球性渠道——苹果App Store、Google Play（原Android Market）以及来自Windows Phone系统的Market Place等智能操作系统官方应用商店，都可以为全球各国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提供平等的国际化渠道。这种主流的应用商店运营模式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打开了进军海外市场的第一道门。

与此同时，海外移动互联网市场拥有更好的盈利环境。相对于竞争异常激烈的国内移动互联网市场，海外市场更多考验着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创新、强调产品本身特点，对于专利及知识产权的投入极大，为移动互联网企业、创业者及投资者的盈利提供保证。

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基本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同步。从渠道方面看，大家又都面临着基本相同的舞台，因此，这个时候真正比拼的就是产品力。事实上，包括点心在内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国际化的突破性的进展。

移动互联网模糊而没有界定的全球化局面，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各种可能。除了少数的基础型应用，全球大多数用户只关心应用是否好用，并不关心手机上某款应用的出处、背景，这些在早期游戏产品海外模式的成功已经初窥端倪。事实上，无论是游戏还是工具类软件，中国开发者们已经有多款应用曾经或者正在海外的应用商店内名列前茅。这些开发者，有的是PC互联网和WAP时代的先锋力量，有的则是更广阔市场豁然开朗之后的一鸣惊人者。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除了需要挣脱模式的藩篱，更有意义的还是塑造更为精致优良的工具类产品。从产品的设计模式来看，海外用户与国人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喜欢All in one，一个工具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即使很多功能用不上，依然乐于感受着它的附属价值。但是海外用户喜欢专业化工具，一个工具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一个功能过于全面的产品反而让他们有所质疑。所以在海外，点心的策略是推出定位精准、单一功能优势明显的系列工具，这与国内市场理念完全相反，虽然我们已经迈出较为成功的第一步，但如上所说，这也意味着有更多地方需要我们去探索。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第3篇

1、被人们称为微笑天使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长江江豚。

2、长江江豚（学名：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是哺乳纲、鲸目、鼠海豚科的江豚，曾经是窄脊江豚的指名亚种，2018年4月11日被升级为独立物种，俗称“江猪”，体型较小，头部钝圆，额部隆起稍向前凸起，吻部短而阔，上下颌几乎一样长，全身铅灰色或灰白色，体长一般在1.2米左右，最长的可达1.9米，貌似海豚，寿命约20 年。

3、通常栖于咸淡水交界的海域，也能在大小河川的淡水中生活，喜单独活动，有时也三五成群，最多的有过87头在一起的记录，长江江豚性情活泼，常在水中上游下窜，食物包括青鳞鱼、玉筋鱼、鳗鱼、鲈鱼、鲚鱼、大银鱼等鱼类和虾、乌贼等，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洞庭湖、鄱阳湖以及长江干流为主，

4、2013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极危物种，列入《华盛顿公约》CITES 附录Ⅰ濒危物种，2017年4月起，开展南京长江江豚的科学考察，此次考察研究将持续两年，5月9日，“长江江豚升级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就地保护；可持续使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58―09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多项举措，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分三批公布了合计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省级政府陆续公布了8566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地（市）、县级政府公布了181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项目、53776项县级非遗名录项目；各级非遗名录项目总计达到81747项。2012年12月20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498名，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前三批名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到1986人。至此，全国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总数超过11550名。如果按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统计的话，数量将更加庞大。以安徽省为例，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有60项，涵盖非遗项目的10大类别；省级非遗名录有273项，市级非遗名录641项，县（区）级非遗名录1728项，合计达270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3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09人。

此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项举措，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晋中文化、陕北文化、潍水文化、大理白族文化、迪庆民族文化等12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国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回溯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了。而这个概念的形成，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还是有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出现过民俗（folklore）、传统文化与民问传承（traditional cultureand 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口传遗产（oral heritage）、口传和非物质遗产（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等名称与概念，最后在2003年的国际公约中采用了“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这一总括性术语。这一概念由日语翻译成英语，最初出自1950年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简要回顾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个领域保护思想的产生初衷及其保护理念流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完整地分析国内非遗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关保护对策。

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的认同过程可谓举步维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第一章关于UNESCO使命中即有“保存和保护世界遗产，包括图书、艺术品、历史和科学的纪念物”的阐述。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召开的数次政府问文化政策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要求UNESCO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方面提供支持。1976年11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规划项目》，旨在促进对文化特性，包括不同传统、生活方式、语言等的正确评价和尊重。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提议在《世界版权公约》中增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及文化资产保护的条款，1975年UNESCO提出一份起草于1971年的《建立保护民间传承国际准则的可能性》的文件。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UNESCO共同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使用和其他损毁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法条》。此后，经过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议等形式的长期研讨和观点论战，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9年9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文件：《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的建议》（以下简称《国际建议》）①。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认可并通过了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会上缔约国还签署了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该公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为主要目标（第一条）。传统知识作为遗传资源的构成内容在第8条第10项有明文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相关的知识、创造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其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而获得的惠益。”

此后，UNESCO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努力，试图参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这些行动和努力体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报告》、《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实施计划》（2002）以及2002年《联合国文化遗产年宣言》等多项国际文件和报告之中。

1995年，UNESCO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提出了处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并在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的报告中呼吁：对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应当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1998年，UNESCO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计划。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2005年，UNESCO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的基础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7年，WIPO所属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的表现形式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传统知识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等决议草案。（参见，表1）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遗保护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全球行动的组成部分。从《生物多样性公约》注意到传统生活方式、民间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联性，延伸到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再到呼吁保护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其中，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mirror）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公约以及其后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定，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二、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TK）解释为经由数世纪形成、适应当地文化和当地环境、来自实践积累、经由身口相传的知识、技能、创造和经验。该公约基于这样的理解：传统活动、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可以稳定和保护生态系统，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尊重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样一来，维持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作为民族文化、地方传统、民间习俗及审美的具体体现，它们依托于本地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为主要延续方式，也是“活”的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正如《世界文化报告》（2000）所指出的：“可以预期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持续性活力。……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更新，却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化正在为文化交流创造新的机遇，新的容忍形式和新的入侵形式也正在出现。”而这其中的巨大悖论又在于，“虽然人类是一种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不幸的是，这种能力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其后果难以预料。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应被看作是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过程。”

各类文化遗产与其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历史环境状况、文化环境背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影响巨大。极具地方特色且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场所环境，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构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早在1995年《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报告中，就把文化的繁荣视为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别强调“就地保护”（in―situ conservation）的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以及维护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考虑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的直接联系，应当优先采取在非遗产生和成长的原生态环境中保持它的生命力的“就地保护”（in―situ preservation）。正如1989年《国际建议》所确认的：“民间传承（或传统的大众文化）是指基于文化社区传统的全部创造，由某一群体或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反映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艺、建筑及其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是深深扎根于该地原住民的生态、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若为了追求发展而脱离滋养它的土壤，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活切割开来，那么原本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与动机，转眼间反而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生活经验的结晶，与当地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存在，但是若忽略了它的真正本性，即容易脱离‘生活’，而变成为了发展旅游或是城市行销的展示名片，转变成为了畸形的‘表演’取向，而被商品化了。”

反观国内一些地方，多采取将非遗项目集中于博物馆、博览园区展示观赏，而在原生态、原环境中保护传承、保育培育的实践案例则相当稀少。非遗项目旅游开发，表演性、节庆游览活动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方面，“重集中展示、轻社区传承”的现象十分突出（参见表2）。对传统项目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保持、采用或改进传统生产工艺、流线等）将一些传统手工艺、技艺或有生产性的项目组织起来，使之得以利用、传承或再生、活用。它的前提是传统的生产性方式的保护传承，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性开发。但在现实中，部分非遗项目成为了企业商业开发的包装或产品的标志，也有部分项目其现代生产工艺技术与传统工艺、手段等没有任何关系。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培养传承人，传承传统的生产技术、手工艺和其他技能，不应以追求产业化和规模效益为目标。

摆在非遗保护实践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势不可挡、规模巨大的旧城改造使城乡环境、自然生态、地域风貌、乡土景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为了经济利益和旅游市场需求，“假古董”的大量建设和人造景观快速的开发，也对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多样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和不当的负面干扰。2011年9月6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前任总理曾尖锐地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伴随古村落和现代农村的消失、农民失去土地，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的冲击。农村地区聚落的消失和村庄“空洞化”问题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影响最大，大量非遗项目存在于农村地区，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剧减，文化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三、完善保护制度与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即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献化（documentation）保护。文献化也是保存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濒危的遗产或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继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保存方式，也是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清单名录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在它产生的原生态和原环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989年《国际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2003年《保护公约》侧重鼓励后一种方式，强调创造和再创造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人群和社区的重要作用，指出应当优先考虑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原始氛围中促进它们的再生。2003年《保护公约》第二条对“保护”的定义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促进、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涉及遗产各方面的振兴。

下面对各项保护措施的含义做些简要的说明。确认（identification），指对特定项目的专业性描述、分析以及技术性判断、鉴别；立档（documentation），即通过文献化方式对项目进行客观记录、建立资料档案，包括数字化处理；研究（research），指与遗产项目及其保护相关的文献调查、田野调研和科学分析探索等；保存（preservation），是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得以维持的方式；防护（protection），指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不遭受损害；促进（promotion），是指采取积极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对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弘扬（enhancement），即改善其生存环境的状况并增进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联性；传承（transmission），是指通过获取文献资料、指导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播社会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观念；振兴（revitalization），指促进某些衰退或消亡中的非遗项目再生的过程或措施，作为保护政策也指通过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促进遗产所在地社区的整体复兴。

我国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以及相关保障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明确了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在面对建设性破坏的紧急局面下，各地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重申报，轻保存”等不尽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化和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已完全消失的项目，已经不存在传承可能性的项目，或是多地申报、不同级别名录重复登录的项目，可能也不在少数。2012年9月4日，文化部了《关于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10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决定》，对105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调整、整改和资格撤销，标志着文化部在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动态管理方面有了实质性开端，也是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举措。

非遗清单登录制度，不只是收集资料数据、整理形成项目名录的简单过程，而且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针对相关传统实践和民间传承项目的状况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与保存数量、状况、稀缺性、濒危状况以及环境生境变化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确定保护名录，并制定适当的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此外，在非遗学术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的基础研究，如非遗项目发生史，传播演变过程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目前针对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大多沿用民俗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调查方法，从文化遗产保护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明显不足。以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傩戏”为例（项目编号为Ⅳ-89），公布时包括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德江傩堂戏等项目；2008年6月，将万载开口傩、仡佬族傩戏、鹤峰傩戏、恩施傩戏作为扩展项目列入；2011年5月，在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时，又将任庄扇鼓傩戏、德安潘公戏、梅山傩戏、荔波布依族傩戏扩展进来，项目涉及多个省份和地区。而这些地域分布相当广泛的各种类型的傩戏，其产生、传播和演变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又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四、尊重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

在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非遗保护活动中，地方居民和社区团体参与较弱是其中的一大缺憾。正如重庆文理学院谭宏教授所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呈现‘两头热’现象，一头是政府为了发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价值，使之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而摇旗呐喊；另一头是学界为了挖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而相互争鸣。而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力军的广大民众却认识不足，参与不多。”

前文的分析已经阐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应是在现代生活背景下自然发生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外部干预应尽可能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就地保护”、“活态传承”的最好方式应当是以非遗项目原有的形态，在原生环境中相对自然地流布、传播和传承，尽可能少地实施外部干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非遗项目在公布之时，可能已经处于濒危状况之中，其存在的生态环境已失去平衡，甚至遭到了破坏，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就有可能彻底消失。因此，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抢救保护，但政府主导的干预和技术管理等要做到适度和适当。政府的有效管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在这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地域民俗活动等非遗项目的管理，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并科学决策的，因为政府管理的影响可能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在韩国和日本的保护实践中，政府的有效管理作为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而民众的自主参与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保障，一个民俗活动如果失去了民众的自主参与，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传承，脱离了生长和发育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走向枯萎甚至消亡。

韩国安东河回村是一个传统的小村落，六百多年形成的河回村历史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存、保护，在2010年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山水环境、村落格局和历史建筑外，这里还是韩国假面文化的发源地，即“河回别神祭神面具舞”保护传承之地。近年来，当地建立了假面博物馆，设计制造出新的面具纪念品。在表演方面，韩国安东市开始举办国际假面舞节，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假面舞表演团体来这里演出，自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百万的游客到这里旅游观光。河回村的传统面具舞与中国的傩戏类似，但无论是池州傩戏，还是安顺地戏，在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和可持续使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与韩国安东相比差距还是不小。

非遗保护与传承首先要尊重社区、个人和团体的意愿及他们的文化权利。人类的一切创造物都处于不断消失的进程之中，UNESCO文化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普罗特（Lyndel Prott）认为，“不能因为保护那些已经不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而破坏社会进程”，“保护遗产的意愿应是：让传统文化的掌握者能够继续为竞争型生活方式的造就者们提供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非遗保护应当考虑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产生新的发展模式，以此来满足当地的差异性需求。以承认“传统文化”价值、增进尊重与了解为前提，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决策需要更透明、更具包容性（但不应排除专家参与）。有时为了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有必要舍弃招商引资模式的开发计划，有时候甚至要放弃某些基金的资助。例如，城市港口地区的码头号子，由于生产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已经基本脱离了现实环境，只能通过舞台化表演等形式来展示。而在巴东县神龙溪景区，据说是应游客要求还原恢复了“拉纤”表演，这种所谓的原生态拉纤完全是为适应旅游观光活动而产生的，恐怕已经涉及到人权保护等问题。

非遗保护还要切实关注文化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重对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WIPO在该领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WIPO所属的“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政府间委员会”（IGC）第七次大会上形成了保护传统知识的目标与原则的相关文件。其保护政策目标涉及承认价值、增进尊重、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防止对传统文化的不正当占有等多项内容。相关文件中提出了两项关键要求：第一是要求承认传统知识持有人拥有传统知识的相应权利，第二是要求第三方高度关注未经授权获得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的行为。为此，制定并实行了两种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保护措施：（1）积极的保护：给传统知识持有人以权利，使其能够针对滥用传统知识的某些形式采取行动或寻求补救办法；（2）防御性保护：防止他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得到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

在国内，已经出现过非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争。2011年5月底，被称为“中国非遗保护第一案”的安顺市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人案败诉一事成为新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的“安顺地戏，，（项目编号为Ⅳ-90），为傩戏的一种，形成于明代初叶。据史料记载，其产生与明初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地的安顺屯军有关，因随军流动，经常选取野外的低洼旷地进行演出，表演者所戴面具靠头部前额并略向上倾斜成为其造型的主要特征，故名“地戏”。2004年张艺谋在云南丽江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曾邀请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8位地戏传人前往丽江参与演出，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但在影片中却称此为“云南面具戏”。

2010年，安顺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三人，为非遗讨署名权，经过一年多的诉讼，北京西城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影片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虚构，并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并驳回了文化局的。表面上看，《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在2006年5月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安顺文化局无权主张署名权。但这一事件还是说明了当年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传统文化缺乏保护意识，而像张艺谋这样的著名导演，作为艺术家也没有注意在文化艺术品的生产过程中传播正确的传统文化信息。即便该作品在主观上并不存在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等行为，但由于电影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还是对广大观众造成了安顺地戏相关信息的误导与混淆，也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项目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保护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即便是出于对非遗及相关法规的尊重，当事人也应当做出道歉声明。

五、结语

文化生态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历史等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技术和方式进行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应当纳入文化大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早在1980年代，UNESCO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中就有“作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库。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应是任何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的指导意见。2011年11月，UNESCO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城市保护的新国际建议――《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建议再次强调了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环境变化中，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是提升城市地区宜居性、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对资源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因而保护就成为了一种战略，旨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

一城一味芜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支撑管理；信息化；流程；需求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12-0000-02

一、实施背景

（一）市场竞争对企业信息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在全业务领域，各运营商品牌战、价格战、资源战持续升级，同行业和跨行业同质异质竞争不断深化。严峻的形势对信息化服务支撑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何在保障生产运营的同时，做好服务支撑工作，满足市场变化的需要，如何引进新的软件平台管理，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及规范的流程定制运营，成为信息化专业探索研究的新课题。

（二）完善原有信息化支撑体系的需要

目前信息化支撑体系中主要体现出系统集中维护与需求分散管理的问题。运营商的信息化系统是从县级到本地网级，再到省集中级，逐步演进过来的。在本地网时期，系统由各市公司自行维护，问题和需求都是由本地的维护人员与厂家直接联系解决。进入省集中时期后，各应用系统逐渐改由省公司统一负责维护。各市公司不再有变更、修改的权限。由于原支撑体系的地市分散性，造成系统集中后，一方面各市公司的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而另一方面为满足众多的个性化需求，系统结构变得逐渐庞大复杂，运行效率降低，影响到正常的计费生产和运营服务。

二、体系规划

（一）信息化服务支撑体系含义

信息化服务支撑体系是指为保障公司运营，满足市场发展，围绕信息化系统的生产维护和需求支撑，所建立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组合体。它以“省市支撑一体化”为指导思想，充分调动全省的维护支撑力量，建立横向打通、纵向穿透的维护支撑流程，依托维护支撑管理软件，创新管理方法，达到“主动支撑、统一支撑、规范支撑、科学支撑”的信息化支撑目标。

（二）信息化服务支撑体系规划

在总体的指导思想下，成果的体制建设以“集中系统分级维护，分散需求集中管控”为总体原则，分解为生产维护方面的“二级维护、三级服务”和业务需求支撑方面的“一点接收、集中管理”两部分。

二级维护指省、市公司协同，共同负责系统的生产运营。省公司以解决问题、完善改造系统为主，市公司以监控进程、稽核数据为主。三级服务指面对业务和系统使用部门，省、市、县三级均有提供技术支持，咨询培训等相关信息化服务支撑的职责。

“一点接收、集中管理”指业务需求的管理集中到省级业务部门，业务需求的支撑集中到省级信息支撑部门。省级业务部门负责全省业务需求的接收和评审。只有符合业务规范，适用于全省的需求，才能提交到省级信息支撑部门进行改造。保证了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以及对业务规范管理的支撑。整个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是通过信息化手段，依托维护支撑管理软件平台，进行具体落地执行。

三、建设实施

（一）制度建设

需求支撑方面，明确了“一点接收、集中管理”的业务需求提交、审批、处理、测试、验证、上线等流程，以及省市县各级需求提交部门、审批部门和支撑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工作界面。同时，制定了统一的需求提交模板，从需求概要、业务流程、主功能点、辅助功能点、客户帐详单等部分进行了要求。

（二）软件平台建设

维护支撑管理软件平台采用B/S三层架构，遵循XLM数据标准，由需求管理、配置管理和变更管理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同时，这三个子系统又以流程链接、条件触发、数据集成等方法，封装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文档动态管理、流程灵活定制、代码开发管理等诸多功能的管理系统。

平台的应用涉及省市县三级，涵盖信息化专业生产维护和需求支撑的15个流程，涉及到提交、审批、处理、变更、研发、测试、等各环节，以及各级业务部门、维护部门、IT软件供应商等各单位。

初期在平台运行的流程主要包括：省市信息支撑部门使用的“集中系统问题需求提交处理流程”、“本地网系统问题需求提交处理流程”、“省集中系统更新申请流程”、“更新验证、确认流程”；省级业务部门和信息支撑部门使用的“省公司业务需求提交处理流程”、“数据统计申请流程”等。涉及系统包括集中计费、综合客服、大商客、营维、电子工单、经分、业会等多个系统。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依托软件平台，重点进行了体系在省市两级的实施应用。通过平台，一方面固化了维护支撑各流程，一方面实现了各级KPI指标的量化考核。省公司对各市公司的管理，逐步由定性化的评测评价转化为定量化的可评可测。

（三）软件平台扩容及完善

维护支撑管理软件平台得到了广泛应用，后续对平台的软硬件进行了扩容，平台并发数增加到56个。为配合体系的完善优化和进一步的推广应用，平台对角色和权限进行了调整，并增加对移动系统的维护支撑管理。其中，增加省市公司业务部门和信息支撑部门使用的“资费变更申请流程”，市县公司业务部门和信息支撑部门使用的“市公司业务需求提交处理流程”和“县公司问题需求提交处理流程”；新增移动侧BILLING、CRM、PRM、OCS、一卡充、空中充值等7个系统问题维护流程。通过各流程之间的相互关联，实现了对问题处理从提交到接收、分析处理、更新的全过程可视化跟踪、管理。

四、软件功能

维护支撑管理软件平台是一套从需求管理、流程配置到代码管理的全省集中的维护支撑工作管理平台。该软件平台具有流程灵活定制、需求版本动态管理、报表自主展现等特点。同时，使用者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行定制显示界面和自用报表风格。该软件平台目前由流程管理子系统、软件配置管理子系统、需求管理子系统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