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乡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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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乡的诗歌范文第1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思想政治课深化改革，以培养出既有良好公民品德和常识，又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人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和所面临的困难，也使教育者产生了改革思想政治课的强烈愿望。

目前的改革有下列特点：

1．一纲多本加速了改革的进程

教学大纲、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以本为本，以纲为纲”是思想政治课多年形成的教学传统。大纲和教材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教学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一纲多本，使一些盛市、地区，乃至学校，能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探索教学改革，无疑给思想政治课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前提下，不仅出现了几种省市级的版本，而且有的学校也采用了自编教材，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升学考试制约着改革

对于思想政治课纳入升学考试科目的利弊是有不同见解的，一种意见认为：不列入升学考试科目，学生就更不重视，教师也就更难教了；另一种意见认为：用升学考试迫使学生学习，是很难达到教育目的的。使思想政治课从升学考试下解脱出来，有助于探索改革，实现教育目的。最近，受出版社之托，编辑《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文萃》，从有关杂志所载的论文看，初一的改革最为活跃，效果也较好。这和初一的教学内容未纳入升学考试有直接关系。然而就其他年级而言，虽也有些改革方面的探索成果，但远未达到初一的改革水平。致使关于改革部分的文选受到很大局限。

3．思想更为明确，教材力图创新

国家教委最新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地指出：“思想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常识教育的必修课，是中学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这一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地位和主要内容。其中，公民品德教育和以往的文件的规定相比，显得更为突出。今年三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所编教材“是否有新教材的特点，一要表现在新上，二要贴近学生生活，三要反映时代特点。

总之，新教材要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可以预料，学科设置目的的进一步明确，教材的进一步改革，会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课改革的深化。

二、关于改革发展趋势的思考

1.从素质教育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素质概念现今被人们广泛地、灵活地使用着，乃至很难形成一个无争议的定义。因此，人们在各自认定的含义的基础上使用着素质概念，就象信息论、价值论的研究者对待“信息”和“价值”两个概念那样。一般他说，实践并不等待理论的争论，但实践本身又总是需要理论尽可能地提供认识前提。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在专家们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指出：“素质教育的实质在于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素质就是指：“内在身心发展”，构建素质的基本途径是“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就没有素质教育。思想政治课要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需要使学生内化哪些人类文化，必须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严格地选择。教学过程与方法也要符合素质构建的需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将对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2．从世界教育发展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具有双重目的和作用

第39届国际教育会议提出：“教育的双重目的和作用：保证全面发展，以及充分培养每个人使其对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进步作出贡献。”一方面要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使之适应社会需要，并能做出贡献。

这样的双重目的和作用，是通过各科教学实现的。每一学科都应具有双重目的和双重作用，不恰当地强调某一重目的和作用，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思想政治课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具有双重作用实现双重目的，这是思想政治课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无庸置疑，思想政治课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如何使学生适应社会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在如何使学生个性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发展方面，经验是不足的。取得并完善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推动个体身心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对以往的成功经验，也应剔除它的时代局限，以“三个面向”为指导，从实际出发，使之具有今天的“时代性”。

3．从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课的改革发展趋势－－双重价值主体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有着对立的教育价值取向。

社会本位把社会作为价值主体，一切要从满足社会需要出发，使学生成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客体。学生本位是把学生作为价值主体，认为教育本身应当满足学生的需要。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教育主张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都有自己认定的理由。人是社会的人，因而入必须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具体他说，就是满足个体需要。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满足其个性发展需要。39届国际教育会议所提出的双重目的和作用，也正是这两种教育价值观相抗衡的产物。从教育实践看来，纯然的社会本位或纯然的学生本位都是片面的。在阐明人的社会性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个体的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矗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1页，1972年5月第1版）从哲学角度看，社会和个人在价值关系上是互为主客体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哲学上的失误，才导致了他们的极端主张。正确把握社会和个体的价值关系，对于克服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片面性，对于深化思想政治课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可得出一个结论：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要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思想政治课已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4．从一元导向与多元观点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吸收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

关于思乡的诗歌范文第2篇

一、中学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历史教学的课程中以固定形式在传授和记忆知识，已完全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对历史的需要。教学目标单一，只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利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获得考试中的好成绩，这种学习的方法只能让学生感觉到历史课程就等同于背诵，慢慢完全失去了兴趣和学习中的快乐。我们要求学生了解基础知识和历史事件的前提下，更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些外出的机会了解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让学生在每一次的历史课堂上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情景，并对每一次活动的心得和了解做出总结，使得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沟通情感，建立起更好的学习方法，从中找到学习历史的乐趣。

二、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分析

1.历史教学思想观念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中学历史教学主要强调学生学习的结果应该转变为学习的过程。所谓过程，包括学生学习思路的发展、主动探究问题的动机培养和探究方法与思路。所以要把当今历史课程传授知识转变为发展学生的智能，把教材和教师作为教学的中心转变为学生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把注重学习的结果转变为注重学习的过程，把学习的内容转变为学习的方法，把教师教学的方法转变为教与学的结合，尤其更应该注重学生学习的方法，把教学的封闭性转变为教学的开放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得学生更加喜欢历史，从而达到“我爱学”、“我要学”。这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主动探究问题的动机，也就是能够主动地发现问题。如果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自然发现问题达到质疑的效果，从而利用历史知识的思维解决实际性的问题，那么学生参与的程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就会越来越高，对学生的潜能开发程度也就越来越高。

2.历史课教学方法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为主题，忽视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动机性和师生的学习合作关系。比如，当讲授到原始社会解体时，必须让学生明确地知道原始社会所发生的事件和经历的变化，借此形成明确的概念。教师可以先让学生阅读教材其分析其中的内容：由于生产力的影响会发生哪些变化？是经过哪几项变化走到解体的？学生在老师的诱导下综合、分析、了解，经历了四次大变化，由此可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把教学的单一性转变为教学的开放性，学习过程中需要亲自参与，才能提高学习和促进发展。不切实际的亲身体验，不可能形成思维能力和观察能力。学生思维的激发，使师生之间能够互相配合、情感沟通，认知每一个历史事件，了解每一个历史人物。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讲述一些历史人物的趣事来加深学生对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了解，并且通过参观古迹让学生能够感受历史当时的真实状况，最后对自己的感受进行总结和归纳。这样不但让学生有了切身的体会，同时还能在精神上感受历史人物的正能量。

三、中学历史教学加强素质教育的对策与研究

1.改变教学观念。对于历史教学而言，我们应当像看电影一样，各位学生应该对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归纳和总结，帮助学生来理顺所发生的事件，然后可以把这些用死板的文字内容表述出来的内容通过各种影音和片段展现给每一个同学。这样，学生就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记忆起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件，通过了解，就可以使得学生在脑海中对每一个事件的整理与归纳。这就好比学生对于小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进一步的回忆和更深刻的记忆。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学生对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单纯性地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上，这种认识对于学生来说有了很大的帮助。比如在教学中，可以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技术，用片段式的电影播放形式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2.改变教学评价。中学要推进历史教育，必须改进教学评价，尤其是课堂教育评价。素质教育机制带有关键性的任务就是改变教学评价问题，教育教学评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活动和结果做有价值的判断。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历史教育。评价历史教学的好与坏，不是看导师讲得是否全面或者好不好，不是看学生记住了多少或是某一次的书面成绩，而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3.转变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上，不能只局限于书本知识，要考虑学生的发展需要，实行开放性和多元化教学。要允许教师在教学内容上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和教学需要做灵活性的处理和选择，在教学的模式和方法上要鼓励师生合作、生生互动，鼓励教师创造和选择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提倡课堂讨论，通过讨论问题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树立科学的历史观。看教学的效果，主要看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情绪和思维状况怎么样，测试学生的具体学习效果如何。

关于思乡的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师；个人形象；自我塑造

教师形象，包括教师的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教师的群体形象，是指人们从社会角度对于教师这一群体的认知和价值评价。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学生对教师个人的认知和评价，即教师个人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

教师个人形象自我塑造的最大特征是主体性。自我塑造是自觉主动的塑造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而又富于个体色彩的个人形象。人在社会中获得知识、经验、价值观，因此，人的自我期待，绝不是完全与社会要求没有交集的纯粹的“自我”期待，更不是对社会期望、要求的完全否定，应该是在对社会的期望、要求的认同、适应和妥协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个性。因此，教师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不是一种纯粹“自我”的行为，不是“”、自恋。

教师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既要做，还要说。所谓“做”，就是教师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选择。约束、选择，意味着教师的个人行为具有方向性，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说”，就是解释、沟通、交流，要让学生理解、认同自己的行为。教师的个人形象要通过自己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来实现，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中呈现。教师个人形象塑造意义在于要是教师自己得到学生的喜爱、理解、认可和尊重，从而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而学生与教师在认知、经验、角色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没有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学生有时是很难理解教师的行为，产生“误读”在所难免。因此，教师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过程，决不能“自顾自”，需要向学生做出解释――沟通与交流。迷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不对的。

一、高度重视教师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

首先，从群体形象与个体形象的关系来看，群体形象与个体形象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从对立的一面来看，群体形象与个体形象是有区别的，群体形象是整体，个体形象是部分。整体不是部分，部分也不能代替整体。我们不能用群体形象替代个体形象，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教师千人一面，应该允许每一个教师有着自己独特的形象，整体是单调的，个体是丰富多彩的；同时，“每一滴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马克思）个体的色彩，是个体的生命，是个体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塑造与众不同的个体形象，才能显示出我们个体的价值与意义。而整体与部分的不同，群体形象与个体形象的区分，也给教师塑造个人形象预留了空间，提供了可能性。从统一的角度来看，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与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群体形象作为整体由个体形象构成，个体形象影响群体形象，他们之间既可以相互影响也可以相互促进。

其次，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来看，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活力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的状况。个体合理需要和正当利益的满足与获得，个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个体体力、智力、能力和品格充分发展，简言之，个体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既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之所在。社会要为个人的发展创造客观条件，从而以个人的发展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教师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塑造出让学生和社会接受、认可和正面的形象。因此，教师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过程，实际上也是教师自我发展的过程。

再次，从创新与个性的关系来看，个性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有品格。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的教育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必须进行创新教育，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生。而创新贵在一个“新”字，它意味着突破传统、挑战权威、不拘常规，敢于和善于想他人所未想，行他人所未行。因此，创新天然地与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结缘。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是学生个性化的过程。教师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教师自觉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必然展现出教师独特的个性。教师有个性的形象对学生成长有着示范和导向作用。不要期望没有个性的教师能够培养出有个性的学生。

二、教师个人必须自觉地进行个人形象的自我塑造

教师的个人形象直接影响到教育教学的效果，决定着教育教学工作的成败。教育教学是在教师与学生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教师良好的个人形象，有助于使教师获得学生的理解和认同，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如果不能呈现给学生积极正面的形象，又怎么能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有的教师认为我就是我，对学生要坦诚，率性而为，毫无拘束，“本真”是有了，但可能在学生心目中恶形恶相也有了。世界上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率性而为会夸大负面的形象，也容易造成学生的误读，因为学生的经验与认知有着很大的欠缺。

关于思乡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安东尼・D・史密斯 族群一象征主义 民族 族群 民族一国家民族的国家 民族主义 政治的宗教

在当代西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内，安东尼・D・史密斯的名字恐怕无人不晓。虽然史密斯本人已于2004年(时年65岁)从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民族主义与族群研究岗位上荣誉退休，但他至今仍活跃在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学术研究领域内，继续担任国际性学术团体“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会”主席，并主编《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学术杂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安东尼・D・史密斯及其学说，就无法深入理解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探索。这样说一方面是由于史密斯本人乃当代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范式“族群一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该学术领域内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史密斯除了不断地著书立说以传播自己的理论外，还始终注重全面介绍和批评当代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中的各种流派，重视剖析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渊源与流变。

从1976年出版《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t Movements)至今，在30年的时间里，史密斯发表了《20世纪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1979)、《族群的复兴》(The EthnicRevival，1981)、《第三世界的国家与民族》(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1983)、《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1991)、《族群性与民族主义》(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2)、《全球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1995)、《民族的神话和记忆》(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Nation，1999)、《历史上的民族》(The Nation in History，2000)、《被选的人民》(Chosen Peoples，2003)等一系列有关“族群一象征主义”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的专门著述。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民族主义诸理论》(Theories of Nationalism，1983)、《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Nationalismand Modernism，1998)等系统讨论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专著，并与约翰・哈钦森(JohnHutchinson)合作，共同主编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94)和《族群性》(Ethnicity，1996)这两本有关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研究的参考读本，广泛收集了19世纪以降以西方学术界为主的关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经典论述，悉心梳理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源流与发展。

2001年，史密斯推出了《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Nationalism：Theory，Ideology，History，2001)一书。该书将介绍以当代西方学术界为主的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和阐述他本人的“族群一象征主义”理论两方面的内容熔于一炉。此书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重印简装本，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及读者群体的广泛由此可见一斑。作为英国以出版社会科学著作著称的波利蒂出版社(Polity Press)所推出的“关键性概念”(Key Concepts)丛书之一的作者，史密斯在该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旨在简要论述民族主义概念。”他在绪论中解释说：“这本小册子旨在向不太熟悉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读者和学生介绍民族主义概念。”然而，由于民族主义概念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加之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概念的争论始终异常激烈，因此，史密斯认为，在这样的一本小册子中，他不可能做详尽的分析和解释，某些方面难免会被忽视或省略。尽管如此，史密斯在该书中还是相当系统地阐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的主要研究成果，相当完整而又十分扼要地梳理了以他本人为代表的“族群一象征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然而，由于目前国内对西方有关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著作的译介不是很系统，所以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族群一象征主义”理论的某些术语的理解和翻译不是十分统一。本文试图对史密斯在该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的某些关键性术语进行粗浅的介绍与解读，厘清史密斯在运用这些术语时所赋予的涵义，从而使国内读者和研究者能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ethnie)

研究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与其直接相关的民族(nation)下定义，因为单从词义学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前者显然是从后者派生出来的。然而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民族(nation)”无疑是本领域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尽管如此，西方学术界在认同“民族是某种人类或人们共同体”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有关这一“人类或人们共同体”的定义既有国内读者非常熟悉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亦即史密斯所说的强调“客观因素”的定义，即：“民族(Haци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也有现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比较熟悉的强调“主观因素”的定义，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它是一个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像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

安东尼・D・史密斯对强调“客观因素”和强调“主观因素”的民族定义都不满意。他认为，要想全面、准确地对“民族”下定义，就应该选择能够跨越“主观一客观”因素的标准。而通过跨越“主观一客观”因素，史密斯给“民族”(nation)下了如下的定义：(民族是)“与领土有 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它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显然，史密斯的“民族”定义具有比较强烈的“族群一象征主义”色彩，但他的“民族”定义还是比较全面的。对中国读者而言，重要的是要通过史密斯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得知，不论是斯大林所定义的“(Haция)”，还是安德森所定义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都是某种人们或人类共同体。这样的人们或人类共同体目前在汉语中一般称为“民族”，而由英文“nation”派生而来的“nationalism”一词，也因此而在习惯上被翻译为“民族主义”。

近年来，在国内有关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中，有些学者认为，英文的“nation”一词应该翻译为“国族”或“国民”，因为“nation”一词与现代国家紧密相关，它是由国家“打造”出来的人们共同体，并且在现代“nation―state”体系内，“nation”与“国家”是“一体两面”；“作为通俗的理解，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居民或全部享有该国家国籍的人的总称。因此，将nation理解为‘国族’事实上是非常贴切的”。显然，这种解释是直接或间接受当代西方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而当代西方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则深受马克斯・韦伯对“民族”(nation)所下定义的影响。然而，史密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始终反对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对“民族”(nation)的国家性的过分强调。他指出，“民族”(nation)不是“国家”(state)，因为“国家”的概念与制度行为相关，而“民族”的概念则指的是某种类型的共同体。他还提出：“我接受韦伯的‘民族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联接，其适当的诉求是成立自己的国家，而这通常趋向于产生这样的国家’这一格言，但是‘通常’这一限定词则显示出民族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和文化共同体，就像历史上被肢解的波兰民族那样，没有‘自己的国家’，但它仍可存在。”由此，史密斯认为应当在概念上将“民族”与“国家”明确地区分开来。由此可见，如果从“族群一象征主义”的角度看，将“nation”汉译为“国族”或“国民”就不是很贴切。当然，如果从当代西方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视角看，那么，不仅将“nation”理解为“国族”，而且将它翻译为“国族”都是十分贴切的。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中，另一个与民族相关的术语――“ethnic group”或“ethnie”被广泛运用。该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后，国内相关学术界在对之翻译和定义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乃至出现使用上的混乱现象。“ethnie”一词是法语，与其对应的英语为“ethnicgroup”，由于英语中没有相应的单词来表述它，史密斯就干脆用法语单词“ethnic”来表述。史密斯认为，与“nation”一样，“ethnic group”或“ethnie”也是人类共同体，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ethnic group”或“ethnie”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且由于“ethnic group”或“ethnie”并不一定要拥有有形的历史疆域，因此它甚至没有疆域空间。应该说，史密斯将“ethnic group”或“ethnie”和“nation”区别得很清楚，但是，由于理解和翻译上的问题，“ethnic group”或“ethnic”这一术语在被介绍到我国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术语使用混乱的现象。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ethnic group”或“ethnie”汉译为“民族”，因为美国的《韦氏新词典》(Webster’ New Word College Dictionary)对“ethnic”的解释是“具有表现在风俗习惯、特征、语言和共同历史等方面的共同文化遗产的居民群体”，这种理解与我国的“民族”定义是相吻合的。应当承认，不论是美国的《韦氏新词典》，还是英国学者史密斯对“ethnic group”所下的定义，都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乃至汉民族中的“民族”定义相差无几。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汉语中的“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用于翻译英文“nation”及其派生的词语，比如用“民族”翻译“nation”、用“民族主义”翻译“nationalism”等。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指史密斯所定义的“nation”、斯大林所定义的“HalXna”和安德森所定义的“想像的共同体”，也就是列宁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汉语“民族”一词来翻译“ethnic group”或“ethnic”，很可能会造成误解，即很有可能将具有明显政治性、国家性，且拥有公共文化和共同经济的人类共同体“nation”(已经约定俗成地汉译为“民族”)误解为“ethnic group”或“ethnie”这一不具备公共文化、缺乏政治诉求、很少有共同经济，但却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人类共同体。为了避免误解，在保持“nation”的汉语译名“民族”的同时，似乎应该用另一个汉语词来翻译“ethnic group”或“ethnic”。为此，笔者在翻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时，采用了目前国内不少学者业已使用的汉语“族群”一词来做对应的翻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用“族群”来翻译“ethnic group”或“ethnic”就没有问题了。由于“ethnic group”或“ethnic”的定义与汉语“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二字的涵义十分相近，因此，目前我国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译名已从原先的“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Commission”改为“The State Ethnic Affair Commission”。这就意味着，如果将“ethnic group”或“ethnic”翻译为“族群”，那么诸如“少数民族”、“民族事务”以及“56个民族”等就势必都要相应地改成“少数族群”、“族群事务”、“56个族群”等。然而这样的改动显然是行不通的，甚至有可能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或许主张用“国族”或“国民”来翻译“nation”的学者会因此而认为，采纳他们的翻译方法就能解决这样的困境，因为一旦使用“国族”或“国民”来翻译“nation”，就可以将“民族”留着用来翻译“ethnic group”或“ethnic”，并由此可以明确地区分“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c”这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人类共同体。但是这样一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民族主义”等与我们日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又该怎么办?

由此可见，在如何翻译“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的问题上，我们确实遇到了很 大的麻烦。但是对国内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可能不是如何翻译这两个英文术语，而是如何区分“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这两种属于不同层次的人类共同体；并且应当了解，在当代西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学术研究中，或者至少在史密斯的研究中，一般是从“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两个层面来剖析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之间的关系的。

二、“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与“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

在国际关系学和民族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内，“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学学者或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者大都同意，当今现实的国际政治体系就是一个以“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为主要行为体构成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这就意味着，当今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国家――是与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与民族的这种结合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法兰西民族充满热情，他们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响亮地提出：“整个的本源在根本上属于民族(nation)：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从此国际体系中的“民族”与“国家”这两个行为体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还进一步提出“共和、统一并不可分割”的民族主义理想，导致法兰西民族在法国大革命中废除国内关税，打破地方壁垒，消除地方制度和文化，建立与本民族合为一体的具有统一经济、统一政治疆域和单一公共文化的“民族一国家”。

稍具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国大革命不仅对法国本身的历史具有革故鼎新的影响，对欧洲的历史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巨大影响力的具体表现在于，它为整个世界开创了新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而且开创了新的人们共同体(“现代民族”或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民族”)、新的集体认同(“现代民族认同”)、新的政治样式(“现代民族一国家”)以及最终产生国际新秩序(“现代民族一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从这些新现象的结合和联结之中，可以见到现代化的世界新秩序。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先是在西欧，继而在中、南美洲和东欧，随后又间接地在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激发了将国家与民族合并的趋向，并且促使“民族一国家”观念广泛流行。

但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这一复合术语和政治理念――“民族一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民族”与“国家”相互错位的问题。如同沃克・康纳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中，单一的“民族一国家”(国家与民族完全重合，即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只存在于一个国家中)是非常少见的。实际上，全世界有近90％的国家是多族群乃至多民族的国家，并且它们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民族或族群分裂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中有多个民族或族群，一个民族或族群分散居住于多个国家中以及没有国家的现象，是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常态。于是，“民族一国家”这一复合术语便经常显得名不副实。针对这个问题，史密斯的解决办法是用“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这一术语来取代“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这一“传统”术语。

史密斯认为，“民族的国家”是比“民族一国家”更为中性的描述性术语，并且也更能反映国际政治的现实。他提出，“民族的国家”可被定义为：“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的民族团结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性)。”此定义将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作为一个变量，这样就避免了“民族的不一致”问题，即全世界到处都存在的民族边界和国家疆界不一致的事实。这也就是史密斯所指出的，尽管在国家疆界内存在着少数族群，但该国的多数居民仍属于单一的或主导的族群一民族，并且正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使该政治共同体具有合法性。史密斯通过创造“民族的国家”这一新术语来解决“民族一国家”这一术语所存在的概念错位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民族一国家”这一术语事实上早已成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概念，就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太多的情形中，研究者们认为“国家”是“民族一国家”这一复合词中的主导成分，而“民族”是次要的成分。显然，史密斯的“民族的国家”这一术语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国家”性质的表述比“民族一国家”这一术语的表述更为合理。但是，由于即使在西方学界，习惯的力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民族的国家”这一术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太可能取代“民族一国家”这一术语。

其实，在当代西方的国际关系和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中，术语的更改始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比如史密斯坚持认为，英文术语“international”不能正确地表述“国际”的含义，因此应该用“inter―state”来取而代之。无独有偶，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也认为，应该用“inter―state”来替代“international”。有意思的是，汉语“国际”一词显得比较贴切，并且与沃勒斯坦以及史密斯的用法不谋而合。众所周知，沃勒斯坦是现代“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他称得上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而史密斯至少在当代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内已经达到大师级水平。然而即便如此，今天西方学术界依然比较普遍地用“international”来表述“国际”的含义，而不是用沃勒斯坦和史密斯所倡导的“inter―state”来表述。由此可见，史密斯所提出的用“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来替代“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想法虽然很合理，但是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却不太容易被广泛接受。不过，我们似乎应该注意到的是，史密斯对“民族一国家”性质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即认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民族一国家”是“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的民族团结和整合”，这一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政治的宗教"与民族的“神圣性”

其实，安东尼・D・史密斯就民族主义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其最大特点并不在于将“族群”与“民族”加以区分并指出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不在于创造了“民族的国家”这一术语。史密斯的学术贡献要远远超出这两个方面，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他提出了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宗教”或“的政治宗教”的观点。史密斯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他对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有关宗教的经典论述的解读。或者可以说，正是迪尔凯姆对宗教的经典论述，深深地影响了史密斯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迪尔凯姆在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 仰与仪式组织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式把所有对之赞同的人团结在一个称为‘教会’的道德社会群体内。”史密斯就是根据迪尔凯姆对宗教的这一著名定义而提出：“无论其推动力是如何地世俗化，民族主义最终更像‘政治宗教’而不像政治意识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总是将民族“神圣化”，总是为本民族的“伟大领导者”或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战斗以及为对国家献出生命的“光荣牺牲者们”举行纪念典礼，因此，民族主义的宗教性本质――“神圣事物”和“信仰”以及“仪式”――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于是，“民族”就被看作公民的“神圣团契”，而民族主义则被视为完全符合迪尔凯姆对宗教所下的定义，即民族主义是有着自己的“经文”、“礼拜仪式”、“圣徒”和“典礼”及“礼节”的“宗教”形式。

由于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现代政治运动，有着明显的民族自治、民族独立、民族认同等政治诉求，因此史密斯认为它应该是一种“政治的宗教”或“的政治宗教”。然而，即便是“政治的宗教”，民族主义的基础依然是迪尔凯姆所说的“神圣事物”，而民族主义的“神圣事物”就是“民族”本身，因为在史密斯看来，任何民族都具有“神圣”的属性。他指出，即使在当前的西方，民族的神圣基础也还没有消失，更不用说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了。世俗的理性主义虽然在过去和今天都对民族的“神圣性”发起了挑战，但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的宗教”却始终持续地为它的“礼拜仪式”、“象征”和“神话创造”而利用宗教的主题。

具体而言，民族的“神圣性”表现为四个方面：共同体、领土、历史和命运。史密斯认为，这四个方面过去被视为现在也还继续被视为“神圣的”。各民族的大多数成员都把这四个方面作为致敬和奉献的目标，并视之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总之，民族主义的实践需要合作和政治团结，而这种合作和政治团结又需要一个被定义得很好的架构和政治舞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这样的架构和政治舞台就是拥有统一的领土、以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与“他者”区别开来的人们共同体所形成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无疑具有宗教所需要的“神圣性”。

关于思乡的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村爱情》；音乐特色；剧情风格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157-01

一、音乐整体设计精巧

《乡村爱情》是一部农村青年青春励志剧，它塑造了一群鲜活而富有新时代气息的有理想、有抱负、勇于进取的农村青年形象，多角度展现了农村生活的画卷。映片音乐确定了以歌曲为主，器乐曲为辅的整体设计，全剧创作了三首歌曲分别用在片头、片尾及剧中的个别地方，起着点明主题、指明事件发生地点、确立风格、衬托气氛的功用，而器乐曲则主要用在剧中作背景音乐，起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喧染矛盾冲突的作用。

《乡村爱情》是一部反映东北农村青年生活、劳动和爱情的轻喜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生活感染，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些观念、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溶入农村青年生活中去，《乡村爱情》如果单纯用传统的民族音乐来反映，那既不现实，也失偏颇。作曲家清醒地看到这点，它在运用民族音乐之时，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使整部音乐民族风格浓郁的同时，又不失时代特色和时尚，这主要表现在旋律写作中节奏的运用、演唱方法与伴奏乐器的使用上。

二、颠覆宏大的叙事情节

首先体现在叙事主题深度感的消失。《乡村爱情》从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切入，讲述的是发生在东北象牙山村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些故事。他选取的都是些农村老百姓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一些再琐碎不过的小事情，这些小事情可有可无，可多可少，不具有深刻的意义，造不成多大的影响，却构成了这些长在大山深处的老百姓的全部生活。这些小事情构成了一个个小故事，没有一个统一的重大主题贯穿其中，包括发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一些爱情纠葛，也都是这些故事碎片中的一部分，剧中叙事“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苦苦追求”，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些无深度的但却是生动有趣的故事、人物、场景”。

其次是“反英雄”人物角色的塑造。《乡村爱情》中的角色都是些再平凡不过的农村小人物，是现实生活中很少被关注到的边缘人物。他们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有着农民的质朴和善良，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拯世济民的崇高理想，有的是为着小日子各自打的小算盘。无论从人物形象、性格气质还是理想追求上，他们都与传统叙事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远，《乡村爱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没有英雄却同样精彩的平民世界。

再者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延展性。《乡村爱情》是由一个个发生在这些小人物生活中的小故事拼贴起来的，这些小故事前后之间并不追求连贯完整、前呼后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只要这些人物存在着，生活着，类似的小故事就可以被无限复制和任意拼贴，因而故事的叙事结构和结局呈现出开放性和延展性的特点。

三、在笑声中解放人望

现代主义要求用理性来压制人的本望，用法律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性中的劣根性，从而维护现代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的绝对地位。

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反叛，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任性而为，主张解放人望，追求简单直接的欲望满足和。

追求也是人类的总体欲望。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还未真正进入所谓的西方的后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日益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生活在相对发达的都市的人们已明显感受到了后现代文化的气息，并深受其感染，潜意识里渴望通过一种安全的方式缓解压力，解放被压抑的欲望，获得某种心理慰藉。

《乡村爱情》中每个角色的出场都可谓是人性的本色表演，这些乡村小人物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人的劣根性和欲望，但他们从不刻意去掩饰或压抑，把一切都展现在脸上、言谈举止间，反倒让观众感觉到有故意去展现人性缺点和欲望的嫌疑。赵本山运用他独具特色的幽默方式把这些人物身上的缺点和欲望喜剧化，把这些明显缺点变成了这些人物身上的特征符号和出彩点。

四、结语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信息传播工具更推进了大众影视娱乐文化的繁荣和多元发展，广大影视观众的审美眼光和欣赏口味也变得更为挑剔和难以把握，《乡村爱情》却以讲述平凡的主题、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的农村题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以一种宽容、平等的姿态走进观众的生活和内心，给观众送去简单干净的快乐和慰藉。而那种只把目光锁定票房，一味为搞笑而进行后现代元素的拼贴、复制、仿效的影视作品，只能抓住后现代文化的一些皮毛，获得的也只有观众不屑一顾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