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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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范文第1篇

2、基础货币的特征：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性负债，而不是中央银行资产或非货币性负债，是中央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业务供给出来的；

3、是通过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和调节的变量对它的影响，达到调节和控制供给量的目的；

4、是支撑商业银行负债的基础，商业银行不持有基础货币，就不能创造信用；

基础货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　外汇占款　基础货币

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迅猛。据央行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1811.48亿美元。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后果就是使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发生了转变，外汇占款超过了国内信贷投放的额度，成为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外汇占款越来越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乃至整个货币政策操作和管理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外汇占款分析

(一)外汇占款概念(Funds outstanding for foreign exchange)

外汇占款是指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银行在购买外汇资产的过程中付出外汇占款.而买人的外汇资产则统称为外汇存底。各国央行基于货币政策而购买外汇资产和一般商业银行付出本国货币的行为均属于外汇占款。

大陆近年来外汇占款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大陆对外贸易增加及外来直接投资增加两大原因。

(二)外汇占款问题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增加无异于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的发放增长越快。官方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其在货币当局账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这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弱化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能力。

二、我国基础货币结构性变化分析

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基础货币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条：①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②对政府部门(财政部)的贷款；③收购金、银、外汇等储备资产投放的货币。前两项统称为中央银行国内信贷，第三项主要部分是外汇占款。中央银行主要依靠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变化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的目标。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外汇储备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得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发生了改变。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比重上升.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要渠道。

三、外汇占款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货币供给外生性增强，央行货币调控能力降低。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提高了货币投放对外汇储备和可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成为决定货币投放的首要因素。由于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的相关性，外汇储备的波动会很快反映在外汇占款上。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和波动的幅度惊人，外汇储备变动的波动和现实上的难以预见性.导致央行只能在外汇占款形成之后被动地进行操作，央行对基础货币调控能力大大下降。

控制货币供应量与稳定汇率的两难选择，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为减少通胀压力，央行又必须灵活调节汇率水平。

外汇占款对冲的不可持续性，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中央银行用于对冲回购的工具主要有中央银行再贷款、国债、央行票据。央行的再贷款和国债是有限的，剩下的就只有央行票据。央行票据一般为短期，要顺利地维持对冲，必须频繁对票据展期，央行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不得不经常面临无券可用的尴尬境地。

四、减弱外汇占款增长对基础货币调控不利影响的建议

目前国际收支双顺差和现行外汇结售汇体制下.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形成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增长.外汇占款己经促成我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由于我国外汇储备从国际战略和政策倾向角度考虑，近期内不会趋于减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货币政策由变动为主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基础货币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从交易的视角来观察,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基础。货币媒介商品交换的同时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双重困境:币值稳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货币持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显货币本身所承载的承诺和信任问题。因此,货币媒介交易功能发挥依赖于一个良好的诚信制度,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

大量的文献研究涉及货币发行超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对一国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动摇了甚至摧毁了一国的货币制度,如1923年间的德国,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尔伯格,1998)。诚然,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们普遍地把持有货币视为持有财富,通货膨胀减少了货币持有人的净收益,从而使行为主体对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反通货膨胀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共同的目标选择。但如果我们全面地审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这一功能,我们会发现,伴随着交易的整个过程,在币值稳定这一货币制度的核心内涵之外,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还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良好的诚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励下,人类社会就会不断地追求分工的精细化。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指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杨小凯,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来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样,交易是一个改善参与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时,交易表面上是双方交换占有物,其实质却是控制人们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制度安排。一个人如果发现另一个人拥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必须拥有为别人所合意的东西,这就诱使他为了别人的合意而从事生产和服务。

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由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与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就由交易效率决定(杨小凯,2002)。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成长,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货币制度演化的逻辑

货币是一种有利于促进交易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货币,交易将陷入“需求的双重巧合困境”,另外,没有货币,交易将面临着“计价的困难”,在一个具有N种商品的交换经济里,没有货币媒介的交易价目表将包括N(N-1)2个项目,而货币的引入使价目表降低至N个。

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Yang,andNg(1993)证明,哪种商品会充当货币依赖于各种商品的交易频率,只有那种经常进入交易领域并被大家拿来与其它商品相交换的商品才会成为原始的货币。清泷信宏和穆尔(2002)在一个时间维度的Wicksell三个时序的例子中指出,信任问题是货币起源的根本问题。人们在交易中做出多边承诺(信任问题)的困难使货币成为可置信的交易媒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是信任的载体,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是以承诺和信任为基础的。

货币的演化是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目前的纸币,其过程内涵着一个经济发展,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对货币的需要从质(信任的扩展)和量(交易额及频率的提高)上不断提升的逻辑。当市场范围从方圆十多里扩大到数百里时,每宗交易从一只羊扩展到一群羊时,货币就从具体的实物发展到了金属;在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财富总量迅速扩张,其对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必然迅速上升。这时,黄金充当交易媒介就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事实上,人类社会很早就发现了金属货币过少而带来的交易不便的问题,9世纪初纸币就在我国出现。西方也很早发现了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在13世纪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汇票作为一种媒介交易的手段进入交换领域,随后而至的是公共债券和各种各样的银行券(布罗代尔,1993)。这些为解决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的货币符号的出现和参与流通,为纸币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汇票、银行券,始终是生存在金属货币的阴影之下的。当金的储量与交易对媒介的需求出现较大缺口时,货币最终摆脱了物的束缚,走向了“一文不名”的货币符号:纸币。

纸币的出现是人们对货币本身的供求均衡演化所产生的预期趋同的结果。市场的扩大,交易额的增长,使媒介交易的金属货币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市场的成长要求寻找新的交易媒介,这是经济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货币的自然演化;另一方面,货币的演化过程中也充满了政府干预的痕迹,政府往往通过法律来强制性地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尽管纸币本身一文不名,当人们相信纸币(不论这种相信是法律界定的或者是演化的结果)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换来相同价值的物品,并且这种相信成为一种惯例时,人们就会接受和持有纸币。因此,纸币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

三、货币持有人面临的两个困境

货币流通的基础是交易的需要,货币流通的背后是微观经济基础从事的市场交易,因此,货币的流通是微观经济基础支撑的。在媒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将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币值稳定的困境。由于纸币发行者的通货膨胀倾向,持币者将面临货币贬值的损失(有关这方面内容,本文略去不谈)。二是信息困境。在寻找交易对象和从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作为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卖出者更清楚商品和劳务的质量信息;作为金融市场上的贷出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借款人更了解项目的信息和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这样,作为委托人的货币持有者就会遇到问题,由此引出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与物物交换相比较,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交换以至于经济的发展,但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同时也把商品的买卖分割开来。在用自己的商品和劳务换取货币之后,货币的持有者就同时拥有了对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的要求权,即货币持有者在让渡货币的所有权时必须避免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必须同时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交易对诚信的要求是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开始的。诚然,物物交换也存在诚信问题,但由于物物交换的范围局限于地缘、血缘等关系的制约,诚信的供给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有在交易中引入了货币媒介之后,交易的频率和空间空前扩大之后,市场从熟人社会走上匿名社会之后,对完整意义上商品交易的需要,即对交易的质量的需要,才使诚信变得日益受人关注。

四、诚信制度

诚信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保障交易质量的制度安排。交易双方的彼此信任能够减少信息搜寻、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契约订立从而建立交易关系的信息处理费用与谈判费用;诚实守信的交易者能够自觉遵守契约从而减少契约的实施和监督成本。如果我们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商品,把诚信看作是另一种商品,显然这两种商品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货币持有者只购买到了“交易”而没有购买到与之相关的“诚信”,“交易”这种商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就会大幅度下降,这样就会强化人们对“诚信”这种商品稀缺性的感受,从而限制他们对交易的需求(同时也是对交易的媒介物货币的需求)转而谋求自给自足。只有在购买到了“交易品”,又同时购买到了与之相关的“诚信品”之后,人们才会切实地感受到交易的好处,货币媒介商品交换才会畅通无阻,市场交易的扩展才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交易的卖方(货币持有者对应的一方)是否提供诚信,均会带来其收益的变化。失信的当期收益主要来自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即期收益;守信的预期收益主要来自于信誉租金。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大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诚信;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小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失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无诚信,关键在于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的比较。因此,要保障足够的诚信供给,关键在于提高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的预期,和降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前者需要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后者需要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诚信,一切经济活动都由计划来指导,在转型初期,分工和交易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由地缘、血缘等特殊的纽带供给的诚信基本上可以满足对诚信的较低水平的需求。在经济转型中,随着市场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临着高度专业化分工,却要满足多样化需求的个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快速增加,对诚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加。但是,对诚信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带来诚信的供给的增加。

原因在于转型经济中的机会主义大行其道,作为消费者,个体希望购买到一流的产品和服务,而作为生产者,他又往往抵挡不住假冒伪劣的利益诱惑。就这样,伴随着经济转型,诚信问题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客观地讲,诚信的缺失缘于市场交易的扩大对诚信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市场范围扩大的必然。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增加诚信的供给。增加诚信的供给不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监管,尽管在司法不完备,缺乏独立的中介机构(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政府监管权力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诚信的供给。但从根本上讲,一个良好的社会诚信基础,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五、结论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是一种促进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货币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内含着交易对其媒介的需要从质和量上不断提升的逻辑。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使市场交易有可能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市场才得以从熟人社会走向匿名社会。但由于货币媒介交易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在直接的商品买和卖之间,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币值稳定的困境和信息困境。由信息困境所导致的货币持有人的委托人身份使其可能遇到问题,由此就引出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这就使交易的另一方必须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因此,从交易这一视角出发,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背后,是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撑,离开了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交易、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而是经济成长就会出现萎缩。因此,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必要支撑。如果说货币制度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基础的话,诚信制度则是这一基础的基础。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货币当局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原因在于,诚信的缺失将加剧货币持有人在交易中的信息困境,从而使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3.

[2]清泷信宏,约翰·穆尔.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载吴敬琏.比较(4)[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基础货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货币内生性；贷存比；准备金制度；合作博弈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1-0043-05

一、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实行从紧，中介目标却未实现紧缩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是以数量型指标的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以超额准备金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作为操作目标。2007年6月，中央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央行随即采取由“稳中适度从紧”向“从紧”转变的货币政策，在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期间。12次调整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当初的11％升高至17.5％；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对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幅度作了调控。经过央行高频度、高比例地对存款准备金深度冻结，对贷款规模作了限额约束，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贷款增长率较大幅度地收缩；但结果是，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却未实现紧缩。仍然保持17.2％的常规增速(表1)；银监会统计也显示，2008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57.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0％；负债总额54.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4％(表2)，商业银行资产与负债均呈高速增长态势。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实行从紧，中介目标却未实现紧缩，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创造了流动性

1、境内投放外汇，派生出人民币流动性。

央行运用外汇储备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向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原意是避免以人民币注资会增加市场流动性。其实不然，因为当市场上美元贷款利率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而人民币汇率又呈升势时，会生成套利机会；原本借入人民币即期购汇后支付的进口商选择改借美元贷款后进行现汇支付，此时，国有银行用注资所得外汇在境内放贷，同时吸收进口商人民币资金买入美元远期合约，并以远期购汇对冲美元贷款。其结果是银行与进口商在这货币掉期交易中均获取了收益，但进口商的外汇来自于即期购汇还是外汇贷款，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所体现的意义并不一样。原本通过即期购汇冲销的人民币，如改为商业银行外汇贷款付汇，一年后购汇还贷，将会扩张一年的流动性：上市银行用境外IPO募集的外汇资本金，商业银行用结构性外汇理财所吸收的外汇用于境内放贷，或将人民币贷款规模受限所溢余的人民币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叙做人民币与美元的掉期，融入美元用以放贷。同样会扩张流动性，因为外汇贷款对即期购汇具有挤出效应，其实质是引入境外流动性。

2、伪结构性理财产品，规避存贷款监管。

外汇保本固定利率的结构性存款，其原理是中资银行向境外投行卖出一项美元利率期权，双方按照约定的期限、利率基准和合约额进行利息差交割，买入方拥有提前终止权，因此中资银行将该项美元存款理财产品转售于零售客户时，提前终止权成为该产品的结构性条件。按照银监会规定，此类结构性存款产品应将基础资产与衍生交易部分相分离，基础资产(即本金)应按照储蓄存款业务管理，衍生交易部分(即利率期权)应按照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但当人民币一年期远期汇率升幅达9％时，市场套利机会拉动美元贷款利率的飙升，此时，有的商业银行以远高于结构性存款的利率创设美元结构性存款产品，却以纯粹的外汇贷款形式在境内市场贷放，形成伪结构性存款产品，从中套取存贷利差，其结果同样是扩张了市场流动性。

三、日趋增强的货币内生性机制弱化了央行的调控能力

货币内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只能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物价、利率是由国家所制定，相应的货币供给可由央行外生性决定，但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GDP的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9％以上，2003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保持了24％以上的超高增长率，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汽车制造业、交通能源行业的过度发展，市场资本报酬率的提高激发了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这些经济要素的演变刺激了经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机制逐步凸现，并在商业银行充分发挥货币创造能力的作用下。使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日趋减弱。

四、现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并不能有效调控流动性

央行现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利率、汇率、外汇掉期和窗口指导(贷款限额)，其中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外汇掉期和窗口指导(贷款限额)都属于数量型操作工具，通过外生性机制调控货币供给；利率、汇率为价格型操作工具，借助内生性机制来影响经济实体对货币的需求。从央行操作情况看，当国民经济高涨促进货币需求增大时，数量型操作工具的调控作用有其局限性。

1、逼近临界点的超额准备金率形成倒逼机制。

由于存款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同属于央行储备货币范畴，忽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流通中现金的变动因素外，存款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之和应为一常数，两者形成此长彼消的关系。当存款准备金率由2007年6月末的11.5％上升至2008年6月末的17.5％，调高6个百分点，此时超额准备金率理应同步下降6个百分点。但从表2反映，同期商业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率仅下降1.05个百分点，这部分超额准备金的压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具有收缩作用，但是，另外4.95个百分点增长的存款准备金显然是以商业银行持有的央行票据到期，央行兑付所投放的基础货币来缴纳，或以外汇方式进行缴纳；前者对人民币贷款不具有收缩性，后者可以减少引入境外流动性。因此可以认为，商业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率的临界点在2％附近，一旦低于此数值时，就会产生存款准备金与央行票据的对冲效应，即商业银行以减持央行票据来应付上涨的存款准备金，形成商业银行与央行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将会导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边际效用趋于零。当商业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率居于临界点时，易诱发系统性支付风险，此时反而形成对央行的倒逼机制，如遇新股申购时，央行只能采取防御性操作，运用逆回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据和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央行与商业银行叙做美元掉期并未收缩流动性。

央行在2005年曾运用衍生工具――外汇掉期来吸收流动性，即与商业银行叙做美元与人民币掉期业务，并规定商业银行通过掉期换入的美元不能结汇，只能用于投资外汇资产。这项在国外央行很有效的操作工具在国内却未能发挥预期效应。因为在现行外汇管理制度下，商业银行和借款人并不能将换入的美元到离岸市场上去运作。唯有将这部分美元贷给境内企业用于进口付汇，与此同时企业相应减少了人民币即期购汇的需求，一年后，企业将以人民币购汇或经常项目的收汇还贷，商业银行再向央行赎回人民币。显然，掉期交易具有替代即期购汇的效应，而即期购汇能够对冲人民币，所以掉期交易相对即期购汇并没有减少市场流动性。仅具有挤出短期外债的效应，而短期外债的实质是引入境外流动性，所以只能认为，掉期交易相对短期外债，具有减少流动性的作用。

3、信贷资产掉期交易，规避贷款限额。

近年来央行运用窗口指导，向商业银行下达新增贷款限额，以控制信用膨胀，同时支持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引导社会直接融资。当商业银行面临企业融资需求增大，贷款规模受限时，便通过金融创新，竞相开展与信托公司的贷款掉期交易，如信贷资产集合计划、票据资产集合计划等理财产品。此类产品的特点是，商业银行将表内的若干信贷资产打包后卖给信托公司，并与信托公司约定在到期日时回购，同时，信托公司将打包的信贷(票据)资产集合计划销售给银行零售客户或公司客户。尽管目前各家上市银行对此类交易的会计处理有所不同，有的列入表内其他资产，有的作表外处理，但共同点是此类交易产品余额都已从贷款项目中剔除，亦即此类贷款已不再受贷款规模所限，而与此相关联的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大幅上升。据银监会公布。2008年6月末，全国54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总额已达12,583亿元，而在2006年末时才652亿元规模。商业银行信贷资产信托化后，贷款增长虽未超限。但货币创造能力丝毫未予减弱。

五、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应建立在与商业银行合作博弈的基础上

合作博弈是指由于博弈各方的相互依存性，博弈中的理性决策应是建立在预测相对人的反应之上，将自己置身于相对人的位置并为其着想从而预测相对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央行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传导，同时也可能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形成约束，而商业银行是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以市场创新为经营手段，所以两者形成了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关系，并影响到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因此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建立与商业银行合作博弈的机制，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1、央行应公布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引导公众预期。

央行应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充分研判市场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反应。央行原在每年初公布本年度货币供应量的增量计划，以此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在2008年央行不再公布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使金融界失去了研判金融形势的基准。央行无论是以数量型的货币供应量或是价格型的shibor为中介目标。均应予以公布，以此引导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

央行原以某一时点的M2静态数值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流向和流量已越来越难以掌控，货币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因此，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再具有可控性和相关性，而应改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利率是金融资产的价格，是一个敏感度高，影响面广的经济变量，与投资成本具有强相关性，利率的变动能够对社会公众产生很强的升(降)息预期，继而调整投资决策，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要素市场之间形成均衡利率。以此实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2、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商业银行正向激励机制。

央行借助商业银行的途径将货币政策传导给经济社会，因此商业银行具有国民经济调节器的功能，需要倡导商业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加强自律性意识，积极配合央行的货币政策，对货币这一市场资源根据国家宏观要求进行合理配置。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营造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商业银行正向激励机制，如推出银行业评级制度；对上市银行应要求在年报中提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阐述本行主动践行金融市场主体应尽的社会责任；对积极配合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商业银行给予金融创新的先行权或较宽松的监管政策等。

3、缩小存贷款利差，引导商业银行改变依赖利差收益的经营模式。

目前人民币存贷款利差约为3.06个百分点，在国际银行业处于较高水平。随着各家商业银行上市扩充资本金后，受经营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动，必然会更加追求存贷款规模。其结果将会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和耗费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现行过大的存贷款利差已成为银行业特许经营下的一种寻租收益，不利于作为上市企业的商业银行在这种非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存发展。应结合2008年企业所得税率由原来33％降低至25％的税改时机，尽快缩小存贷款利差，引导商业银行改变单纯依赖存贷款利差收益的经营模式。

4、取消贷存比的监管约束，发展主动负债工具。

《商业银行法》规定“贷存比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五”，这在国有银行高达两位数的贷款不良率固化了巨额的信贷资产，资本金严重不足，而单一的资金来源仅为存款的历史条件下，为保持银行业的支付能力。此限定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在今日商业银行的贷款不良率已降到5.58％的正常范围之内，资本充足率已达到8.0％以上，拨备覆盖率已达50％的国际银行业水平，流动比也已满足25％的监管要求，并且现行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账户合二为一的制度，这些都显示国内商业银行已达到了国际银行业的监管要求。因此建议取消对商业银行“贷存比”的监管约束。商业银行的贷款是资产，存款是负债，贷存比体现的是仅仅是债权人(存款人)承担风险的比例，但在商业银行迅猛发展的表外金融衍生产品和不同风险度的贷款资产面前，贷存比的风控作用已显得软弱无能，而各国商业银行广泛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强调的则是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全面配置机制；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约束，本身就蕴含了风险资产不得大于资本12.5倍的极限关系。具有对债权人更强的保护作用。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是由流动性和盈利性所决定的，在商业银行流动性资产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规定比例的约束条件下，贷存比对安全性而言已无任何实际意义，相反却成为一项金融抑制政策。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表明，2008年9月底在华外资银行各项贷款余额7,865.2亿元，各项存款5,706.6亿

元，贷存比高达138％，但其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充足，各项监管指标均高于监管要求，保持了稳健运行。纵观部分外资银行在华分行20多年来贷存比从未达到过百分之七十五的监管要求，却从未发生过流动性风险的实际案例，更是充分论证了贷存比并不是控制流动性风险的必要条件。

防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须加强资产的流动性外，更应重视负债的多元化和稳定性。商业银行现有资金来源除存款外，已延伸到IPO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混合资本债、金融债，同业拆借、吸收同业机构存款、财政定期存款拍卖、证券客户保证金、商业汇票转贴现、再贴现、债券回购、同业借款、信贷资产转让、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工具，起到调剂“头寸”的作用，对此，建议将同业机构存款、财政定期存款拍卖、证券客户保证金、金融债等主动负债项目列入“存款”范畴，并交纳存款准备金；同时开放“大面额可转换让存款凭证”融资工具，对1,000万元以上大面额定期存款的利率实行市场化，只允许转让而不可提前支取，支持商业银行以发行金融债方式筹资，提高负债的稳定性。

5、改革票据融资法规，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

银监会规定，信贷资产证券化必须确保“真实出售”，并要实现“出表”要求(即以不附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但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叙做票据资产集合计划信托产品时，由于受信托公司不具有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的经营许可的限制。商业银行在将商业汇票转售予信托公司时无法作成票据的背书转让，而依据《票据法》规定。票据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以背书交付形式履行。如此。该项票据的持票人仍为商业银行，而根据国家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中有关“企业仍保留与所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该金融资产与确认的相关金融负债不得相互抵销”规定的。该项票据资产仍须反映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无法实现“真实出售”。对此，央行应恢复商业汇票作为有价证券的属性，淡化转贴现的概念，允许商业汇票在票据市场上的法人企业之间进行自由转让买卖。

6、实行时差准备金制度，取消超额准备金付息。

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按旬考核，旬后5日计交的无时差准备金模式，但由于各家商业银行受月末业绩考核、季末公布季报业绩因素的影响。创造出的大量派生存款(存贷款同时并存)使月末、季末的存款余额高出平日余额的10～20％，形成波峰形态，使央行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值失真，同时存款额的波动引起超额准备金与存款准备金的转化，继而引发货币市场的波动。有效的对策为，可采取对存款准备金实行以月末时点考核的办法，利用波峰存款会加大因存款准备金增加而产生的机会成本的作用，促使商业银行主动平抑月末、季末存款额。当商业银行存款额呈现平滑增长时，可实行时差准备金制度，即存款准备金在延后一个考核周期(月度)后再行缴纳并保持一个周期，这样可使商业银行从容筹集存款准备金头寸，同时在银行间拆借市场上实行隔夜拆借自动回转制度，即因当日存款准备金不足而拆入的头寸，在次日上午即自动转回至拆出行在央行的账户，以提高拆出行资金的安全性。如此，将能提高银行间拆借市场的活跃度，商业银行也会主动降低隔夜超额准备金，此时取消超额准备金付息制度的时机也就自然形成了。当超额准备金趋于零余额时。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传导作用将会更加有效。

基础货币范文第5篇

国务院总理6月在英国智库演讲时表示，中国不采取强刺激措施，而是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行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加强预调微调，确保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这一表态与此前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政策一起，宣告中国的宏观调控步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阶段。央行的定向降准更是被评价为从“全面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进步。

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组合拳中，新型调控工具的入场和调控力度的把握都因上半年的结构性“微刺激”而进入观察期。

两波“微刺激”

在货币政策上，第一波“微刺激”主要以一季度的“宽汇率、稳货币”为核心。

据海关统计显示，按人民币计算，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值为5.9万亿元，下降3.8%，第二季度进出口值为6.5万亿元，增长1.8%，增速已经开始转正。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刘学智认为，此前人民币的阶段性贬值，下半年开始进入收获期。因为汇率贬值对出口的促进有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滞。

另外，央行于2014年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1月份，央行在多地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春节后，随着现金逐步回笼及外汇流入形势变化，央行又全额收回春节期间通过SLF提供的流动性。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分析，央行之所以在一季度全额收回SLF提供的流动性，是不希望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太过宽松。“否则会导致表外融资扩张，不利于降杠杆。”

二季度开始进行的第二波 “微刺激”，核心是“宽货币”，主要是通过定向降准来实现。央行先是在4月22日针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后6月9日又将定向降准范围扩大，符合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商业银行也被纳入降准行列。

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主要目的在于配合结构调整的需求，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对“三农”和小微这两类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政策倾斜，本质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

目前来看，定向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尚不明显。“两次定向降准给我行释放了近2亿元的资金。”山东一位城商行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但是他也坦言，这些资金很难全部转化为信贷，今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更是从紧从严。

“很多小微企业埋怨银行不放贷，其实银行也有苦衷。”这位城商行负责人表示，银行对信贷发放除考虑流动性因素外，还要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贷款限额等多个硬性指标的限制。另外，如银行坏账率高企，银行便“有钱不敢贷”。

央行思变

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加速下行，市场上普遍预期的更大力度的第三波“微刺激”正蓄势待发。

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央行可能有待观察现下政策的效果，再考量推出新的调控手段。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传递渠道并不顺畅，因此定向调控的精准度也有待提高。目前，央行研究局已经在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力图打通栓塞。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央行的初步思路是对于定向降准的银行，一年一考核，检测资金流向，动态调整。

央行公开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会议内容显示，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此外，二季度例会新闻稿较一季度还增加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的使用范围和量级均可能扩大。

7月10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这一表态似乎验证了近期传闻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通过PSL的利率水平来引导中期政策利率。这是利率市场化渐趋成熟后可采用的一种价格型调控工具。

上述央行人士向记者指出，央行早已试图将货币调控手段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只是由于以往外汇占款增长过快，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不至于过快上涨，央行不得不进行流动性对冲。而如今外汇占款的情况有所改观，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提供了市场基础。